古代小说生态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论文

第一篇：古代小说生态研究中的问题与对策论文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各种资源减少或枯竭等问题的频繁出现，人们对生态问题变得尤为关注，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心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生态小说创作与研究一时成了当代文学的热点，并迅速成为整个生态视野下的文学批评的中心。与之相比较，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却有些受冷落，致使同样为叙事文学的古代小说的生态批评相对不足。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关注生态问题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今的生态救赎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客观价值的存在与实际研究的不足不得不令人思考以下问题：古代小说生态批评薄弱的原因是什么，古代小说生态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古代小说生态研究如何突围？本文试从这几个问题入手展开详细分析。

一、生态文学批评对象的固化与古代文学生态批评的困境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即已展开，受西方生态文学观的影响，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基本上遵循“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的原则。在具体的实践中，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2]，成为研究者集中关照的对象。由于“自然取向”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强调，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当代文学相关作品上，因为这部分作品或者较好地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日渐凸显的生态问题，或者深刻反思了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与文化根源，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表达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及研究与西方生态文学理论所强调的“生态文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文学研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生态恶化和生态危机”相吻合。反观之，强调“自然中心”，以当代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实践也对生态文学的研究理念起到了固化的作用，以致于一提到生态文学批评，学界便指向当代文学中那些以自然为中心，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相生关系的作品。这种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固化，致使生态文学批评将古代文学作品排除在外。一些学者也曾尝试对古代文学范畴内的作品进行生态解读，如《庄子》、陶渊明的田园诗、王孟的山水诗、《聊斋志异》等，但很快便被指出这些作品或者是“人学”的自然陪衬，或者是“文化上的怀旧仿古”[3]。所谓人学的自然陪衬，即以人为中心，作者对自然的态度不过是借用，“自然描写”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抒发人的情感，刻画人物的性格，笔下的自然只是便于人的主体意识与主观情绪传递的人文意象和符号；而文化上的怀旧仿古，则是人在社会中遇挫后为了逃避现实，用文字中营造出来的类似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远古先民世界，作用是为文人提供一个疗救精神创伤的心灵避难所，究其实质，文化仿古的自然书写还是为人服务。因此，将古代文学作品纳入生态文学研究范畴，无疑使生态文学判别标准和生态文学批评有泛化之嫌。

尽管批评者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但生态文学研究的实际成果足以表明：学者们普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生态文学理论并对国内相应文学资源展开研究，古代文学与生态文学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

二、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的现状与问题

生态文学批评的大环境使得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相对不足，但不等于没有研究成果。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成果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有问世，如肖波的《浅议老庄的生态伦理思想》（《医学与社会》1996.9），就老庄对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理解，即“主张崇尚自然，不要盲目伤害自然”论述了老庄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文明社会的警示意义；黎明的《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生态美》（《广州大学学报》1999.3），从中国山水田园诗表现的对“蓬勃生命力的赞美，对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的展示，以及对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间和谐关系的感悟”，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生态智慧和对美的敏锐感受；王先霈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文学评论》1999.6），分析了古代诗文和文论有关绿色的吟咏、描写和论述，总结出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生态主张，即人要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养互惠等等。总体上看 20 世纪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古代诗文的整体观照和老庄作品的研究，而古代小说的生态批评鲜有人触及。

进入 21 世纪，古代文学的生态研究延续前一时期关注诗文领域的传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作家的作品倍受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说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聊斋志异》、《西游记》、“三言”、“二拍”、《红楼梦》等作品的生态批评成果多有呈现。

如沈传河的《〈聊斋志异〉生态展现之阐释》（《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1）一文认为“小说中人与自然物奇异的对话无不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对话更应被界定在良性的范围之内。幻化的笔法，使小说中的自然物得以获得其生态主体性，这对于当今生态文化之建构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刘衍青的《〈聊斋志异〉生态表达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09.3）尝试从《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意识的具象化演绎与延续，对创作主体心理疗救、对接受主体心理的平衡作用等方面，探究了作品生态表达内容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刘国和、邓永芳的《〈西游记〉生态想象及其文化意蕴》（《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4）从生态想象的角度，对《西游记》所表达的对美好生态世界的向往及体现的生态文化自觉予以论析；杜娟的《大观园———生态美学视角下的一种解读》（《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4）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景观布设多取法自然、大观园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态美学观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大观园实现了红楼女儿们的“诗意的栖居”。与上述个案研究相比，杨立琼的《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明清经典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9）将明清的七部经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作为整体考察对象，挖掘了小说生态描写的主题、生态表达的方式与生态思想的价值。文章最为可贵之处是突破了生态批评界遵循的“自然中心”原则，将小说的生态主题分为“人与自然相辅相生”“人与社会密切联系”“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三个方面，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为古代小说生态批评视野的拓展提供了不小的启示。只是论题定位于经典小说而忽略其它涉及生态描写的作品，也使文章对明清小说的生态研究显得相对狭隘和单薄。

总结古代小说生态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尽管受西方生态文学观的影响被生态批评界所排斥，但研究者却在努力找寻合理的对接点，使自己的研究既对古代小说的生态资源有所挖掘，又使生态批评界能够接受。从上面提及的论题中可以看出，用“生态表达“”生态想象“”生态展现“”生态解读”来命题并展开研究，挖掘作品蕴含的生态思想、生态精神是大家普遍的选择，而且文中也没有径直将作品定性为生态文学。这种规避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智慧，而且也从侧面对生态文学批评做出了较好回应。只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虽美但毕竟是有束缚。受生态文学所强调“自然中心”的影响，古代小说生态研究取得些成绩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仅限于明清两代涉及自然描写的作品；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经典性作品之外的相关小说少有论及。二是个案研究多，整体性把握少，且研究深度有加强的空间。近年来的研究往往是单篇作品解读多，总体性关照少，专门针对古代小说进行总论式研究者更是鲜见，有些研究仅仅触及明清小说个别作品的生态美学的外在表现，并没有深入探讨其内在意义和价值，这就使研究流于表面化和浅显化。

三、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的突围

古代小说生态研究呈现的特点，与古代小说作品数量浩繁梳理起来较为困难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受生态文学概念的影响所致。生态文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文学及其研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生态恶化和生态危机，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自然中心”，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及生态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范畴之事，与古代小说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这种认知导致许多学者对古代文学生态批评的疏离，即使有学者从生态美学视角对古代小说作品予以关照，也是相当谨慎地行文，以免招致诟病。很显然，与当代小说的生态研究相比，古代小说的生态批评处于十分困窘的境地。如何从窘境中突围出来，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以为，既然生态文学创作及生态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从文学的角度唤醒人类对自然的关注与尊重，进而成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理想，那么凡是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都应该被关注，而不应过多地强调这类文学书写产生的时间问题，忽略了作品所蕴含的生态资源及其对当今全球性的生态救赎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众所周知，古代小说领域涉及生态书写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从小说成熟的唐代起各种文体的小说作品都对生态问题有所关注。传奇小说《玄怪录·柳归舜》描绘的君山胜境、《传奇·孙恪》叙述的袁氏化猿归山“而复反视”的故事都是时人对质朴自然的向往和人性认知的反映；话本小说《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既承继了唐及唐前小说生态书写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又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生与冲突有了进一步的描摹，为后来明清小说的生态书写带来了启迪。明清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书写的自然之境和人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挣扎不仅显示了人们对生态自然的怀恋，更揭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的权利的实现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平衡法则等等。

如此丰富且对当代生态问题有着重要参考意义的生态资源由于观念的影响而被轻忽实在是遗憾之事。因此，打破传统认知，拓宽生态批评的视野，不受生态文学时间观念的约束，将涉及生态问题书写的作品均纳入研究领域，是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突围的首要选择。

事实上，用引进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关照中国古代文学并突破理论所框定的时限，学界并不是没有先例。

比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将 60 年代确立于法国的叙事学借鉴过来，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都是借用西方叙事理论对中国文学(主要是古代文学)资源展开研究并取得成功的案例。叙事学本土化的成功缘于化用者“在双方的理论构架中寻找共相，在相互的发明和贯通中建构出自己的研究模式”[4]，即研究者并没有完全拘泥于西方理论，而是既不违背西方理论的一般原则，又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更适用于中国文学的实际和话语形式。叙事学本土化研究的成功经验为古代小说生态研究的变通性尝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打破生态文学所谓的“时限”，将蕴含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的作品全部纳入批评视野并展开深入的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有丰富与深化的意义。其次，深入挖掘“生态”内涵，除了将涉及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外，那些探索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及人的精神与心灵归属等问题的作品也纳入研究领域，是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生态批评突围的必由之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对“生态”内涵的理解多停留于“自然“”人与自然”层面，从生态学、生态文学产生之初的界定看，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但如若打破生态危机的“工业化”背景，单就“生态问题”的发生及根源的探索来看，这种理解有以偏盖全的倾向。从近年来出现的生态问题中不难发现，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只是生态危机的表象，究其根源实则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及人的精神归属等问题都有直接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体的人乃至人类的精神归属出现了问题，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过分膨胀的物质享受而肆意破坏了整个世界的正常的循环，这世界既包括纯粹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被国人普遍理解为“自然之道”的循环演化思想，曾被美国著名的学者卡普拉给出了如此评价：“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5]；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不仅仅是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应遵循这一规律”，其中也蕴含了“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深入挖掘生态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实际也很好地诠释了生态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如果将明清之前的小说所演绎的生态内涵归于人与自然相辅相生、互养互惠的思想，那么明清及以后的小说则更多地关注了人与社会冲突与融入及人的精神归属等生态问题，《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作品皆是高度关注这些问题的作品。既然有理论依据又有资源可供研究，拓展生态的内涵，在古代小说界不但可行，而且势在必行。深入挖掘“生态”之内涵对古代小说展开生态批评，不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把握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且对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当代精神文明建构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J].文学评论，2009(1)：66.[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3]高旭国.“自然描写”：生态文学判别上的误区[J].学术论坛，2010(8)：77-99.[4]陈跃江.读《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J].读书，1989(6):100.[5]FRITJOF CAPRA.Uncommon Wisdom：Conversations withRemarkable people[M].Simon & Schuster edition，1988：36.

第二篇：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

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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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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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 《太平广记》卷257《陈癞子》：“唐营口有豪民陈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各。斋罢，伶伦赠钱数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

[9] 杨绛．杨绛作品集(卷三)[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 周宁．叙述与对话：中西戏剧话语模式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1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胡忌．宋金杂剧考[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第三篇：P2P理财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大纲

P2P理财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大纲

一 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因为p2p理财的收益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的，使得很多喜爱投资的人都选了前者，可在这些年以来，p2p出现了许多跑路的**，使得许多投资者也都产生了心慌。对于这样的问题，到底如何来找p2p理财平台，从而来更好的规避风险呢？

二 P2P理财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国外P2P理财发展现状

（二）国内P2P理财发展现状 三 国内P2P理财主要模式

（一）纯中介型网贷平台

（二）复合中介型网贷平台

（三）公益型网贷平台

四 P2P理财中存在的问题

（一）信用风险

1.个人信用风险

2.网络平台信用风险

（二）投资者资金来源难以审查

（三）系统安全性不足易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四）公司经营与竞争风险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

五 P2P理财中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合理清晰的定位P2P理财

（二）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

（三）严格的金融监管

（四）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

（五）建立自律组织

（六）政府适当的调控引导

六 小结

第四篇：农民工论文：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论文：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文摘要】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制度,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融合。亿万追求自由、憧憬幸福生活的农民纷纷走出农村,迈入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中,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为连接城乡二元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历程无不影响着中国城市化和中国城乡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学者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到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他们从法律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角度研究农民工权益受损与保护问题,从教育学等角度研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但未能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透视,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和措施较少,现有成果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践。本文以西安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为个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待农民工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结构功能主义等相关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据“社会排斥”这个十分有力的概念工具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缺失现状以及缺失的原因,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方面,提出建构农民工...【英文摘要】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floaters of new era, but it is a remnant of the old system.Spring breez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pened a wall of separation crack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nners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pursuing happiness flew out villages which were held their many years, raced towards cities, worked hard to dedicating their youth.A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the flow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ll affec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关键词】农民工 权益保障 问题 对策

【英文关键词】rural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problem Strategy

【目录】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对策研究3-47-89-1

1Abstract4-51.2 研究意义8-9绪论7-11

摘要

1.1 选题背景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2.1 相相关概念、理论及研究现状述评11-18

2.2 相关理论概述14-15

关概念11-14述评15-1818-35

2.3 已往研究以西安市农民工权益缺失为例的分析3.1 西安市农民工的基本状况18-22

3.2 农民

工在城市面临的社会排斥22-30析30-35

3.3 农民工权益缺失原因分

4.1 构建保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对策35-44

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环境35-37组织环境37-3939-40

4.2 构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4.3 构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社会舆论环境

4.5

4.4 构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系统环境40-42

增强农民工的维权能力42-44献45-48

附录

48-57结束语44-45致谢

参考文

第五篇：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与对策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与对策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做好环保工作，要“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世界各国在本世纪发展的唯一选择。我国的社会基本特征和资源环境约束状况表明，只有把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发展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得以持续。因此，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关键词：生态环境环境保护解决措施 前言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城市环境整治和工业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成效，局部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环境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环境形势日趋严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正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重，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威胁人民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国的生态环境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再加上生态保护管理与执法监督体系不健全，以及不合理的开发与建设活动，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目前已经相当严重。我国大江大河源区生态环境质量日趋下降，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严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风固沙区植被破坏严重，沙尘暴频发；江河洪水调蓄区生态系统退化，调蓄功能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森林质量不高，生态调节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生态失衡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部分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黄河、淮河、辽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60％，海河超过90％，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地下水漏斗，造成地面沉降。近海海域环境质量没有明显好转，局部海域污染加重，“十五”期间，我国的四个海区中只有东海污染面积减少，其他三个海区污染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土地退化严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虽然实施了林业六大工程，土地沙漠化趋势得到减缓，但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化土地分布仍很广泛，水蚀、风蚀、土壤盐渍化与土壤污染并存，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降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农业生产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量逐年增大，农村“脏、乱、差”现象普遍，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生物多样性锐减

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物种濒危和灭绝的速度加快，生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林草和生物品种单一化问题突出。目前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已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 %外来物种入侵危及生态系统安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深层次因素。我国相对落后的传统产业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形成了严重的结构性污染，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能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严重。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根本转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的思想仍普遍存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依然严重，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超过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我国目前处于低收入的国家，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同时，我们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原材料投入，这势必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环境保护上。这也是对发展中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我国的13亿人口仍以每年1400万的速度在增长，我国资源有限，人口的增加不仅导致了人均资源拥有量的减少，还导致了资源消耗的增长。人口对资源的巨大压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扭转。前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迅速扩展。环境保护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一些部门和单位监管薄弱，执法不严，管理不力，致使许多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屡禁不止，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目前，我国的法规大多数是政策性的，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执法的依据。同时，我国法制的权威性不够，许多地方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执法工作正在逐步形成以集中式执法检查活动为推动，以日常监督执法为基础，以环境监察执法稽查为保证，以公众和舆论监督为支持的现场监督执法工作体系。我国的生态环境督查机构少，力量薄弱，执法人员配备不足，加上执法权限有限，缺少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的生态环境督查职能机构，不能适应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环保执法主体分散在水利、海洋、林业、矿产资源等10余个资源开发部门，环保部门难以统一指挥和协调，其执法能力大受影响。而环保局人员编制有限，相对于繁重的执法任务，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再加上执法人员的权限不明确，处罚力度不够，所有这些都为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

加强对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

引导公众积极参与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加大环保法制宣传力度，增强企业事业单位和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责任和环保法制观念，使环保法律意识和环保责任能够扎根于民众内心。为此，必须尽快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的网络体系，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遵守环保法规，自觉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进而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要以多种手段发动群众，积极创造条件，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可以采取媒体宣传、开展培训、领导重视、全民教育、不断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措施，积极形成政府引导与公众积极参与的大好局面。

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 强化执法力度加强立法和执法，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轨道。尽快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切实加强对水、土地、森林、草原和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抓紧制订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臭氧层保护、核安全、循环经济、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改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立一部系统而全面调整人为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法律法规。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对有法不依，造成重大生态环境破坏的案件，要严肃查处，并向社会公示。此外，还要通过各种培训，迅速提高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环保、公安、工商、司法等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协同执法，坚决打击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行为。

加大对各类工业开发区的环境监管力度，对达不到环境质量要求的，要限期整改。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健全环境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加大国家对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的监察力度，强化中央政府协调解决跨省界环境问题的能力，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

要求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组织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监督下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查处重点单位环境违法行为。

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承担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

强化环境管理，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防范范围由建设项目扩展到宏观经济发展的源头，由投资领域扩展到消费和对外贸易领域，构建全方位的环境防范体系，体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实现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程控制转变的目标要求。依靠科技创新，加强环保队伍的建设

运用先进技术依靠科技创新是搞好我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还是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都离不开科技进步，都需要高技术的支持，需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各级政府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纳入科技发展计划，鼓励科技创新，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因此，我们要强化环保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将重大环保科研项目优先列入国家科技计划，积极组织对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的科技攻关，重点组织对饮水安全、污水深度处理、资源循环利用、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汽车尾气净化处理等重大环保技术的科研开发和产业化示范，加快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环保技术。参考文献: 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法学论坛,2003～4期 新华社.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N].2006-02-15（8）梁从戒.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