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趋势

第一篇：试论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趋势

试论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趋势 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全面综合的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1）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益和结构调整引发的矛盾冲突；（2）社会保障滞后和就业矛盾的问题相对突出；

（3）不法违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4）基层组织软弱涣散；（5）有的领导干部政策水平不高；（6）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严重；（7）有的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僵化；（8）法治建设相对滞后；（9）社会缺乏自我调控机制；（10）敌对势力的插手、煽动和操纵。豍但结合我国国情从社会结构转型、利益主体冲突、政府决策失误、利益表达机制、法制观念淡薄等方面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结构发展转型是群体事件产生的基本原因

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当一国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一方面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各种矛盾的凸现期，容易陷入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上述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社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发展脱节，造成新旧思想、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引发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了基于不同利益阶层、群体、组织之间的分化，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加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的保障机制缺失、民主机制建设停滞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同时，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民主、法治、维权意识的加强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

唤醒和强化，成为导致群体事件频频发生的基础性原因。

二、法治传统缺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重要原因

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我国形成了强大的“人治”传统，法律制度建设明显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许多问题在法律框架内难以找到相关的解决依据，损害了公民的权利，各级政府也习惯依靠政治、经济、行政手段解决问题，法律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之一，而没有从“依法治国”的政治高度去考虑问题，造成法律制度缺失进而成为引发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性原因。

1.保障公民自身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保障法律缺失，导致在改革中，下岗、失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合法保障；土地征用补偿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出现了大量不仅失地、而且失业失保者，造成了城市拆迁改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

2.政府部门决策不当，甚至违法行政，损害群众利益。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执法时，为了政府短期利益或者执政者的个人政绩，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漠不关心，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违法行政。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豎

3.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有限，司法途径解决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有限，针对因政府部门的不当决策而引发的矛盾，现有的司法体制受地方影响较大，不能很好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司法救济成本较高，导致了我国的信访方式不断激烈化、信访数量连年上升，通过聚会、示威等形式施压，使很多原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个体性矛盾慢慢演化成了群体性事件；同时，现实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导致了人们出现“司法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4.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我国长期以来具有“人治”超越“法治”的错误法治观念，群众也存在朴素的“清官情节”，随着社会发展，权利、民主意识逐步增强，但民主参政、维权意识与需要以法治作为前提和基础，由于法制观念淡薄，群众具有维护自身权利的需求，却不懂、不会运用法律武器和合法途径予以解决，认为法律途径“耗时耗力”，而是选择相对较为有效的越级集体上访或闹事的方式，通过引起党委、政府重视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人还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心理。

三、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完善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我国现阶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已经进入了难以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全部兼顾的阶段。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又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正当渠道，特别是当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时，就容易出现政府广场静坐、集体上访、聚众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集体性施压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我国目前对于公民参与正常的利益表达的“游行、示威、集会”活动，主要是根据1990年由公安部制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执行：“对公民提出的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要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对于合法合理的申请，要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为原则，从严掌握。对于不予许可的，应当坚持劝阻、疏导的方针，尽力说服申请人撤消申请，或者通过其他民主渠道解决问题。在审批工作中，要坚持事先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告的制度，尤其是对一些敏感的问题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应由党委政府决定。豏但在实际执行中，公安机关出于对政府和社会承受能力出发，担心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对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进行了严格的审批限制，客观上就把绝大部分的不损害公众利益、也非暴力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都进行了抑制，但是情绪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宣泄，如果正常的渠道不能充分表达其意愿，必然转向其他的渠道，这也是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我国群体形式事件的发展趋势

但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处于金融危机和网络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对群体性的未来发展趋势有着清晰的认识，我国群体性事件正处于量变向质变转变的关键时期。

1.群体性事件自身具有不断向上发展，上升到政治、价值追求的必然趋势。从近十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上看，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诉求到抽象不满情绪的“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近期以“乌坎事件”为代表的个别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诉求明显体现了“选举”等具有政治意义的诉求，部分还有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面的价值追求，成为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冲突因素。

2.网络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使事件的影响加大并吸引更多参与者，并使国内外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各利益群体的诉求具有蔓延和结合的趋势，引起不同阶层和政治群体甚至国外舆论的参与，导致部分群体性事件性质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3.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回落，各种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群体性事件开始向全国扩散，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公权力与私权的矛盾，也表现在私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广东新塘事件”中展现出的本地户籍常住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仅仅是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生存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劳资纠纷，而是外来农民工迟迟不能融入城市之后，被歧视和被剥夺的情绪综合爆发，本地人与外地人

矛盾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劳资矛盾，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的引起重视和解决，将有可能导致问题的深化和矛盾的爆发，导致整个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改变。

第二篇：东莞发生群体性事件（范文）

东莞发生群体性事件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4年12月29日03:28 重庆晨报

本报综合消息12月25日，东莞市大朗镇发生了一起100多名群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近日，南方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东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

摩的司机摔伤客人

这位新闻发言人透露，12月22日下午6时许，广东连平籍摩托车搭客司机江某(男，26

岁)驾驶一辆河源牌摩托车在东 坑镇路口搭载曾建华(19岁，无

固定职业)等3名湖南省蓝山籍 汽车生活方式大比拼

三星YEPP好礼送不停

男子前往大朗镇蔡边村。途中，新兴妈妈回娘家视频

全新航班，助你起飞

当即要

曾建华从车上跌落受伤，求司机江某赔偿。经协商，江答应赔偿800元给曾建华，但称身上没有带钱，去找人借。

乱喊抢车误导群众

随后，曾建华和一名同伴跟随江某去借钱，另一名同伴则留在原地守住司机的摩托车。当江某等3人租乘另一摩托车路过大朗镇求富路时，江某看到路旁有治安员(实为户口协管员)，便大声呼喊“有人抢车”。户管员闻讯后，当即扭住曾建华(曾的同伴见状马上逃离)，并联系正在附近巡逻的大朗镇求富路村治安联防队员陈某、吴某(均为当地村民)前去处理。这时，附近的10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听到有人喊抢车即上前殴打曾建华，陈某、吴某也涉嫌参与了打人。事后，曾建华被及时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晚9时许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挫伤性休克死亡。

死者家属聚众堵路

12月25日上午11时许，死者家属邀约亲戚和老乡150多人到大朗镇求富路村治安联防队聚集，要求赔偿和严惩凶手。下午3时许，聚集的部分人情绪越来越激动，将附近的村内道路堵塞，引起群众围观，其中有不法分子趁机起哄闹事。

不法分子围攻民警

大朗分局接报后，民警立即前往处置。在处置过程中，由于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相互出现一些摩擦，少数不法分子趁机围攻执勤民警，先后有8名民警被石块、砖头打伤，2辆警车被推翻烧毁，现场一度出现混乱，有4名群众在混乱中受伤，受伤的群众和民警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5万人参与是误传

针对网上说此事件有5万人参与，东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强调，这绝对是误传。事实是在少数不法分子的怂恿下，参与滋事的有100多人。当时适逢周末，附近有商场，滋事的人又堵塞了交通，引来群众围观。从现场情况看，围观和路过被堵的群众约有近千人。

处置过程中没开枪

这位新闻发言人说，东莞市公安局接到报告后，鉴于事态比较严重，局领导立即会同当地党政领导前往现场指挥处置，并出动警力于25日下午4时30分迅速到达现场。现场指挥官多次通过高音喇叭向在场人群喊话，规劝其配合公安机关，迅速离开。但少数滋事者不听从劝阻，向处置民警扔石头、砖块。为迅速平息事态，恢复现场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特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掷了催泪弹，迅速控制了局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时，警方采取行动，抓获了10名为首滋事分子(其中湖南4人，广西3人，广东、重庆、四川各1人)，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出1把匕首，并将该10名滋事分子带回公安机关审查。至下午5时30分，事件基本平息。

违法人员被处理

这次事件涉及两方面人员的处理。一部分是对带头闹事的10名不法分子的处理，经过初步审查，目前已依法对该10名人员刑事拘留；另一部分是对曾建华被打死一案涉案人员陈某、吴某、江某的处理，现公安机关已对此案立案侦查，依法对陈某等三名涉案人员刑事拘留。

此次事件，公安机关处理及时果断，处理方式也是恰当的。对涉及此次事件的不法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公正处理。

搭车客摔伤后向摩的司机索赔，摩的司机却大呼有人抢车。搭车客随后被不明真相的治安员和群众殴打致死。死者家属邀约150多人聚集要求严惩凶手，少数不法分子趁机围攻执勤民警，推翻烧毁2辆警车，上千人围观，场面一度混乱不堪。最后，特警动用了催泪弹，控制了局面。

第三篇：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处置对策探析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

及处置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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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学号：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处置对策探析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利益诉求性、泄愤性、复杂性、策划组织性、广泛性、危害性等特点，然后从群众、政府及社会三个方面解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最后从事前、事发、事后三个阶段提出了进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利益诉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虽然还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现有资料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改革、军队复转干部、民族宗教、土地草场纠纷、环境污染、涉法涉诉、劳动和社会保障、腐败和社会不公、邪教和分裂祖国等。

一、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致使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突发性

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因自身权利受到偶然事件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突发性极强。

2.利益诉求性

尽管群体性事件政治性因素增多，民族宗教问题有所增加，但追求特定领域的利益仍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因素，其经济性大于政治性。

3.泄愤性

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而且伴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4.复杂性

群体性事件合理性与无理性共存、正当理由与不当理由共存、合法情节与过激行为共存。

5.策划组织性

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的转变，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其组织性不断增强。

6.广泛性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通常由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等组成。同时，新闻舆论以及网络的传播又使其得到社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进而促使更多群体参与其中。

7.危害性

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体现在人员伤亡、组织消失、财产损失、环境破坏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对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造成的破坏性冲击。

二、原因:

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些事件客观和真实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信息。在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1.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群众

1.1人们对于事件的鉴别力不足

各种文化类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及海量的信息大爆炸，使得公众无法甄别事件真伪。同时，大量网络信息的流传使得人们陷入认知冲突之中，并不自觉的充当了网络信息流传中的一环。

1.2人们维权意识增强但法律素质较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却不能正确而合理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有机的结合与统一。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并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便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法律相悖，法律在面对群体越轨行为时的广泛制裁也是难以实现的。于是，现实中的这种思想认识偏差极易导致其行为的越轨。

2.群体性事件参与客体——政府

2.1官僚主义作风尤存，腐败现象严重

公共事务管理人员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和人员的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公共权力行使方式欠妥。他们追求GDP至上，对人民群众的呼声与疾苦存在着麻木不仁甚至不闻不问的现象，他们不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时常滥用职权，或以权谋私，或侵民扰民，或违法乱纪，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由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长此以往，民众与之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并将这种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

2.2基层组织控制能力弱，不善于化解矛盾

随着我国逐步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人们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由利益所导致的各类纠纷愈来愈多，通过既有落后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予以解决，相应地各类基层组织仍然沿用以往解决思路已经不足于应对现实中复杂的社会事件，其结果就是难以解决群众利益的纠纷，从而使群众对基层组织失去信心。此外，政府在面对利益分配问题时如果出现明显偏差或失误，就极易造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事发之后，有关部门和人员反应迟钝或行政不作为，未能够及时对社会公布事件的真相，对有悖于事件事实真相的谣言听之任之，相关利益受损群体的诉求得不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引导，以至矛盾升级与恶化。观察发现，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几乎无不是由群众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部门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没有合理解决、不恰当使用警力激化盾等所造成的3.群体性事件环境——社会

3.1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平失衡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冲击与付出的代价最为明显，而其获得的实惠却最少。因此，面对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其心理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和震撼的同时，极易产生对立化和非理性化的心理失衡。于是，这些人群包括社会舆论对现实中的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政府和官员的诚信缺失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当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之后，一旦遇到偶发的某一利益冲突的具体事件时，会使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

3.2民情民意表达渠道不畅

社会弱势群体在与强势群体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他们往往处于失语失声、束手无策的境地，在体制内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之时，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不得不寻求用体制外的方式进行利益的抗争，其中包括选择串联、聚集起来酿成群体性事件。他们为表明主张、宣泄情绪、扩大影响、实现目标而不断将事态扩大化，形成群体性的纠纷，借助舆论等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三、处置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从事前、事发、事后三个方面着手。

1.事前调控

事前调控是指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对群体性事件的调解与控制。

1.1建立灵敏、迅速、准确、畅通的信息收集渠道

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因此，收集舆情空间信息显得至关重要。

1.2完善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双重调节，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这样既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又能使国民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利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群体的利益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1.3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当前我国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其利益表达能力低下，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组织和渠道能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缓和甚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4做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官员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权用于民，情系于民，利为民谋，为人民群众把好事办好

2.事发控制

事发控制指在事发过程中合理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行为。

2.1快速介入，控制事态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遭受社会挫折和经历社会心理失衡的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孕育了一定的冒险心理，当聚集为群体后，责任广泛分布于全体参与者当中，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必对行为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因此采取的行为往往比个体独处时更激进、更

冒险。因此，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要严防事态的扩大。

2.2讲策略，分类处置

正确处理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社会骚乱和 有组织犯罪等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得当的处置群体性事件能释放出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使那些心理失衡的公众得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缓解社会紧张，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3.事后处理

事后处理是消除事件不良影响、防止反复稳定社会的重要环节，确立稳妥的群体性事件善后机制。

3.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稳定公众情绪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产生某种态度和行为总是由一定心理动机驱使的。因此，我们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密切注意群体性事件在平息后可能出现的新心理状况。

3.2查找原因，总结教训

群体性事件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风向标和警报器，能表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分化和失衡，表明有部分群众存在着利益诉求和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表明政府的调节机制出了故障，甚至暴露出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基层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不适应等，从而提醒政府根据这些信号，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矛盾的化解，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致谢

在此论文完成之际，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此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感谢潘启东老师的指导，正是他在课堂上的谆谆教导，才使得我接触并了解了组织行为学。

其次，感谢对此论题做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我才能查阅大量资料，不断完善论文内容。

最后，感谢那些给我提供建议与资料的同学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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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原因及应对对策

08本科法学三班：谭希希

学号：200808140303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虞崇胜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机制。

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以及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的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一次次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验着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年内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不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地方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一些重大恶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应该说，李法泉书记的这一警示抓住了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显示出优越性，但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政府冲突的“涉政公共事件”）则暴露出现行

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性腐败就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的深层原因：

其一，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政府权力取向有很大关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过分地依赖甚至献媚于所谓“利税大户”，而这些“利税大户”则通过贿赂官员获取非法利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备受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只顾少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顾多数群众的普遍呼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侵害了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过孟连事件，我们看到了官员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群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其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爆发，与领导干部作风有很大关系。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呼声，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瓮安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因体制腐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疏导，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小切口喷出。仔细

分析瓮安事件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政民、警民关系的紧张。

其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危害，与处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程序不规范、不及时、不灵活有关。

重庆市委书记***指出“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虽然是针对重庆市而言，但他所提到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

其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造成危害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明显暴露出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干部问责虽然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而且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促进着问责制的启动。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问责制并非健全和完善的，存在着许多缺失和漏洞。首先，是各级各种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致使许多事件责任主体

不明确；其次，是干部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致使问责成为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其实，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

二、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既然群体性事件与现行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特别是那些“涉政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而引起或激发的。那么，要消除或缓解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创新下手，加强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注重消除体制性腐败，努力从源头上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群体制性解决的各个环节之中，用制度建设推动工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要遵循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着力健全完善能够制约权力运行、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环节，督促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具体来说，要着重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机制：

其一，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突发的，但是并非没有症兆的。说到底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产生

矛盾的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比如2009年由于大批农民工回乡，必然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稳定工作，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关键的是要妥善地解决好农村的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以及集体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

再就是要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既然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所致，那么，清除体制性障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就成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增强体制的应对能力，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保证信访渠道畅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和反映，从而在源头上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

其二，事中的应对与化解机制

由于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群体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既如此，如何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必须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准确的信息。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有关信息必须公开，以便及时沟通各方，化解矛盾和冲突。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渠道不够，官民对话渠道不够畅通。过去我们总希望把民意引导到正规的渠道来找政府，但是政府这么多层级，民众往往无所适从，而政府部门间往往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事件愈演愈烈。因此，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准确、真实的信息是关键性的工作。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而化解群众对立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民主。纵观2008年以来发生的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多数都与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所致。因此，要建立和健全政府与民众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事后的问责和修正机制

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迅速地总结教训，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该严惩的要坚决严惩，决不能不了了之；同时也要及时制定出整改方案，分析事件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要针对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导致群体性事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尽快制定规范化的群体性事件干部责任制，明确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主体，做到每一个群体性事件都能清楚地找到责任主体；同时，也不能将问责制搞成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而要事前就建立一套规范的责任制，用制度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

要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中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整改，改革和修正政府体制和机制中的弊端，增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说，要针对群从利益诉求遭遇体

制性迟钝的问题，着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而要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必须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多方面入手，其中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消除体制性梗阻，完善群众利益协商调整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

第五篇：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时间： 2009-07-06责任编辑: 法律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发的冲突曾震惊中央和全国。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

6.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

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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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原因看，城市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部分国企改制、转制未征求职工意见，不按规定程序操作，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侵害了职工民主权利和国家利益；二是部分企业经营过程中，厂务不公开、重大经营活动未经职代会通过，职工情绪对立；三是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退休金，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不落实；四是企业改制、兼并或破产后，职工下岗、职工安置、养老保险等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五是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廉洁，垮了企业，肥了自己，穷了职工；六是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七是市政建设拆迁，补偿争议大；八是部分企业或施工单位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有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二是乱收费使农民负担过重；三是个别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四是集资款久拖不还，基金会等非金融机构吸纳的股金不能按期兑付；五是一些地方征地中存在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偏低或补偿费用没有如期兑付或没有全部兑付到户，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六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地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不清，争执激烈；七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八是一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九是基层选举中出现贿选、罢选等。还有社会管理方面的原因，如地方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不慎重，不连贯，或执行政策有偏差；部分单位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办事不公；部分行业管理工作不规范，频繁发生如重大矿难等安全事故，等等。

从深层次社会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还表现为财富占有、教育不平等等方面。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社会心理及社会舆论表现出强烈不满情绪。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引起社会摩擦，导致矛盾增多。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忽视时，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引起大量职工群体性事件。在一些非公企业中，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拥有者、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压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普遍重生产轻安全，损害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职工加班加点严重；职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签订率低。因此，造成不少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引发大量职工集体上访、罢工事件。

3.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群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一些地区和一些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违背科学发展观，脱离实际，不顾

民意，硬性推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项目”；一部分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由单一趋于多元。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还有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只要权利不愿尽义务，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过分要求。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日益增长，而我们不少党政部门和干部却仍在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有时甚至强迫命令、违法施政，导致矛盾激化。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出现的矛盾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或压制，群众开始时采取的行动是上访、投诉，但在长期上访无果、投诉无决的情况下，最后采取了群体性事件。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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