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央企薪资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央企薪资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作者：
来源：《现代国企研究》2012年第12期
党的十八报告确立了社会分配全新的理念和原则，为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站在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高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工资制度指明了方向。
工资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以工资和福利为中心的劳动收入则是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其状况如何是影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得到民众认同的关键因素。中央企业职工收入常为舆论焦点，这其中既有我国薪资理论概念模糊的原因，也有对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等不了解和不理解的原因。
第二篇：劳教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劳教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2013-4-15 5:34:16来源：2013年04月13日 08:01:48 中国青年报已经在中国存在近60年的劳教制度将在今年内启动改革。
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1月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待报中央批准后，今年适时建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可以预期的是，劳教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将在今年内定调，多年来，力主废除或是建言改革劳教制度的声音或大或小，从未消失过。在劳教制度缺少合法性基础、现实中屡屡被滥用、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如何确定改革路径尤为重要。
劳教制度是否应该被全盘推翻？是否应该有替代制度？目前有关劳教制度的一系列法律文件、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十几个，如何处理？此外，改革劳教制度后，现有劳教所是否取消、目前在教人员如何处置、劳教干警如何安置等等一系列问题，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劳教改革要走哪些法律程序
现行的劳教制度存在了近60年，规范这一制度的依据主要有三个：分别是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此后几十年里，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部门先后颁行了一些文件和指导意见，劳教对象范围不断扩大，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纳入劳教，劳动教养的决定主体纳入公安系统。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劳教学会理事杨建顺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法律位阶来看，《决定》和《补充规定》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可以看作是准法律，《试行办法》可以看做是准行政法规。
在有关劳教制度存废和改革的多次讨论中，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一举废除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规范收容遣送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废止相对容易，《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于2003年8月1日被废止同日，又有一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
而目前劳教制度的依据中，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性文件，废止这些文件后，是另立新法还是制定行政法规，目前尚无定论。
杨建顺认为，无论是直接废除劳教制度还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革，都要经过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对其批准的两个法规进行分类研究，公安部应该做好对《试行办法》中规定的劳教对象的梳理工作，为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建议。从历史上来看，劳动教养制度一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从立法的可行性上来讲，如果需要另立新法，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程序更现实。当然，这需要严格按照立法程序，时间成本较大。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消除劳教制度改革的法律障碍，其实只需要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作出一个决定，废除相关文件就可以，公安部等其它部门可以根据要求同步废止或者取消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这并不困难”。
他认为，劳教制度是在革命斗争的社会背景下被动批准的，并不是正常的法律，而且批准纳入劳教对象的范围非常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范围更不合理，“如果我们单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考虑，那任何东西都动不了；如果从尊重人权的角度考虑，就应该立即行动。”莫于川说。
现有在教人员怎么办
《试行办法》规定了6种应当被劳教的情形，2002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规定了应当被劳教的10种情形，我国主管劳教场所的是司法行政机关。
据司法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351个，在所劳教人员5万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劳教制度改革，他认为，要剥离出部分劳教对象，纳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对那些本来就不该实行劳教的，要采取措施杜绝，如针对上访者的劳教、因办案期限所限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以教代侦”等；另外，目前占被劳教人员很大比例的强制戒毒人员，根据《戒毒法》和《戒毒条例》的有关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由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分段执行；建议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合并到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劳教所(戒毒所)，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和戒毒效果；把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措施都纳入改造后的“劳教”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管理制度，缩短期限，加大社会化处遇，与社区矫正挂钩。
目前在下一步有关建立劳教制度的替代性制度、赋予这一制度正当的法律依据的讨论中，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阻止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公民不应该被剥夺的人身自由。不少人反对把现行的劳教情形全盘搬进“法律”，主张要有取舍。要以“人身危险性”为基准，只对那些对社会有现实的明显的危险性的人员，一般来讲是常习性违法者和不良瘾癖者，进行矫治。反对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涉法涉诉上访者”纳为矫治对象，更反对对一般的不够刑事处罚的轻微违法人进行“兜底式”劳教。
现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的陈冀平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他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停止劳教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主要违法行为都能依照法律处理，比如对于吸毒的人，可以依照《禁毒法》予以处理。近年来，政法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运行效果较好，有利于教育一些虽有违法行为但尚未达到刑事处罚规定的人。
陈冀平表示，目前中国劳教人员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公安机关对于劳教人员的审批掌握得非常慎重，可以说，基层应该已经做好了劳教改革的准备。而停止劳教制度的关键在于提高基层政法干警、尤其是公安民警的执法手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能力。
第三篇：2012国考面试热点：央企薪资改革
央企高管薪酬不能再自己说了算
国资委近日印发《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中央企业实际，对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任职、决策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推进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具体落实此规定，在内容上主要增加了重要人事任免的相关条款以及多条责任追究条款。国资委党委表示，《实施办法》适用于“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
兼职不得擅自领取薪酬及其他收入
对于社会关注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实施办法》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资委和本企业的薪酬管理规定，严格履行薪酬管理的批准、备案程序。依据《实施办法》，央企领导人员不得“自定薪酬、奖励、津贴、补贴和其他福利性货币收入等，超出出资人或董事会核定的薪酬项目和标准发放薪酬、支付福利保障待遇”，不得“除国家另有规定或经出资人或董事会同意外，领取薪酬方案所列收入以外的其他货币性收入”，不得“擅自分配各级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中央企业的各种奖励”。此外，《实施办法》还对央企领导人员兼职行为进行了规范。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兼职应当执行审批程序。兼职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主管部门、上级企业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在本企业所出资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兼职。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经批准兼职的，不得擅自领取薪酬及其他收入。
不得违反规定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实施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应当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不得“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或利用本人影响谋取私利”；不得“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领导人员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不得“违规办理向本人、特定关系人所有或实际控制的企业转让国有资产事项”；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等。
对于中央企业的重要人事任免，《实施办法》强调“应当坚持集体决策原则”，不得违反程序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不得私自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免干部等有关情况，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得违反规定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造成企业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违反《若干规定》和《实施办法》所列廉洁行为规范的中央企业各级领导人员，国资委将实行职位“禁入”。其中，造成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中央企业领导职务。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受到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担任中央企业领导职务；违反国家法律，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被免职的，或对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受到撤职以上纪律处分的，五年内不得担任中央企业领导职务。除职位“禁入”外，对央企领导人违反《若干规定》和《实施办法》造成企业资产损失的，除按原有法律法规处理外，还要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违规进行职务消费的，不但要依照原有法律法规处理，还要“责令其清退超标准、超范围部分的费用”等。
资料链接
广东新广国际集团，一家曾经坐拥40亿元资产、主业“劳务输出、外企服务”居全国第三的国有企业，却在短短几年间陷入亏损22亿元的困境。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吴日晶亦因涉嫌受贿2790万元、挪用公款4680余万美元，于今年10月被送上法庭。广东省检察院办案人员透露，新广国际集团董事会仅3到4人，吴日晶长期独占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三大要职，“仅凭一句话、一个批示，就能随意调动数亿资金（更多资料请关注政浩教育www.xiexiebang.com）
第四篇：央企薪酬范文
央企薪酬：中石油处级干部年薪25万普通工人3万
8月25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公告，要求在10月31日前开展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及各中央企业，并首度将央企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国资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脱明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往，央企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包括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一直没有纳入国资委对国企工资总额统计及规范管理。
在脱明忠看来，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启动国企职工薪酬调查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响应国务院年初公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
实际上，国资委主导的薪酬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每年进行，但结果从未公布。而央企及主管部门的讳莫如深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好奇：央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究竟如何？
福利削减
在很多人眼里，央企是“高富帅”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前程似锦。当陈平还是学生时，他也如此认为，但美好的想象在他进入这座“围城”后碎了一地。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平考入中国移动浙江省某地市级分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两年里，他从6岗升至7岗，基本工资涨至每月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扣除个税，每月到手4000多元；再加上一万多的年终奖，这便是他工资的全部。
在这家公司的人事架构里，8岗及以上属于领导岗位，依靠提拔与竞聘。陈平顶着维护员“最高岗”的天花板，年薪6万—7万。用他的话说，“日子还能过，但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刚入职时，单位里每月还会发几百块消费卡，春节、清明和中秋稍多一些，一年到头总共七八千元，足够陈平给父亲买两条中华，为母亲添几件衣裳，但今年，这些隐性收入全都淹死在“厉行勤俭节约”的改革浪潮里。
而仅剩的福利，陈平记得公司每年会往工资卡里打一两千元医药费，其余无非是“春天发一包红豆，夏天又有一包绿豆，等到中秋分一盒月饼，过年时再有点年货。”
陈平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是个正式工。据他观察，中国移动地市级的公司里，正式工的比例只有15%—20%，相当部分都是派遣工与聘用工，他们的福利也不好，而且工资更低。
不过，同样是央企的子公司、同样两年工龄，欧阳的生活却比陈平舒心很多。他是南方电网某沿海分公司的基层职员。这家单位的运行部下设多个巡视维护中心，每个中心配备1名站长、3个值班长以及值班员若干。
欧阳是其中一名值班员，他的月薪并不算高，税后6000多元。过去，在10月、11月等用电高峰季，他可以拿到3倍的工资，而不久前工资改革后，这种涨幅被控制在30%以内，但过年前后，他有时仍然可以得到双薪甚至三薪。
此外，他的年终奖为半年的工资，大约4万，同时还能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项目：首先，每逢过节，公司会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购物卡和消费券，“今年少一些，但上半年到手的有五六千元。”
其次，这家单位拥有自己的员工食堂，提供早饭与午餐，同时，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因为食堂的饭菜便宜，饭卡里的钱通常吃不完。”欧阳透露。
不止如此，公司还每月举行1—2次文体活动，凡出席者全部有奖，奖金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而且，公司还以不低的比例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
类似陈平与欧阳的待遇差异在央企圈里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储备棉，虽与中石油、中国电信同为央企、同处垄断行业，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后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通常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好。同时，这也与历史沿革有关，比如电力行业自上而下普遍待遇较好，而大多数垄断行业虽然赚钱，一线职工的收入却不高。”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公司董事长祝波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而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而最低只有149元，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6%，两者相差近300倍。
薪酬级差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即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央企的薪酬差别依然巨大。
老梁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一位有着15年工龄的普通工人。辽河公司隶属于中石油，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每年向国家和集团公司上缴利税逾2500亿元。
在这样一家富余的企业里，老梁的收入称不上好。他提供的一张本某月的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2235元、工龄津贴240元、野外津贴113元、上岗津贴196元、住房补贴99元、夜班费210元、加班费308元、午餐费294元，应发工资3695元，扣除住房公积金500元、养老金444元、失业保险金50元、企业年金55.57元，实发工资2640元。
另一位辽河公司员工透露，他们家的生活日用品很少自己买，单位里一般半年发一次，够用很久，而且孩子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半。“如此计算，每年的福利性收入大约为7000元”。
不过，辽河公司上级干部的薪酬远非这两个数字之和。“通常，正式工人的工资每月2000元—3000元，科级干部比普通工人高一倍，处级干部又比科级干部高一倍；至于年终奖部分，普通工人大约2万，领导干部拿得更多。而总的来说，一个处级干部的年薪可以达到25万。”
老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工资总额，比如说公司总共1000人，中石油1年给1000万，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从这里出。工资总额每年都涨，但落实到工人头上的涨幅很小，因为科长、处长等拿得多，占比大。”
而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的一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普通员工与领导的差别主要在于奖金，“比如一个采油厂，员工的季度奖金如果是3000元，那么厂长起码要乘以10，拿3万。而其他小领导也要按照系数拿，组长、班长1.1，车间主任1.5，以此类推。”
其他不少央企中，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样“断裂”。在黑龙江一家大型煤矿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该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3万左右，但矿领导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其实，一线职工与中高层管理者在福利上的差距往往比工资更大。我们通常说的五险一金属于法定福利，而央企内部会有针对管理层的差别化福利，有些还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职务消费、出国经费、公车配备，等等。”祝波善说。
此外，不少央企内部还存在大量的聘用工与派遣工，他们与编制内的一线职工及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上又有差距。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某科研院为例，这个研究所拥有自己的医院。“我没有编制，和有编制的员工看同样的病，却要花几倍的钱。”员工林德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这种薪酬鸿沟曾引发过巨大矛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像中石油一类的企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通常将普通职工和企业干部的薪酬分开发放，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在公司层面发，高层领导的收入则由上级公司发，并且是年薪制，同时，不在基层公司的工资表上有任何体现。
央企收入级差根在垄断
尽管工资待遇平平，在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章明却享受着一项令很多人羡慕的待遇：福利房。
这项住房福利已延续多年。老章过去住的就是单位的福利房，但只有60平方米。去年，他上交旧房，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这套住宅面积135平方米，三室两厅，附近区域商品房的市场价为每平5000元，但老章的购入价只有2000多元/平方米。
“房子是单位自建的，按照员工工龄一批一批走。而且，新入职的大学生，只要结婚，都可以参与分房。”章明说。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并不鲜见。据祝波善观察，一些央企在地方上非常强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拿到便宜的土地，集资建房后再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发售给员工。虽然这种操作不能绕过现行的政策和监管，但当地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中石油曾在北京爆出团购房上市交易，2年利润翻4倍的消息。这个备受争议的小区名为丰和园，去年5月的单价超过了3.3万/m2，但中石油员工2009年的买入价只有8170元/m2。
而2013年5月，审计署接连公布2013年第3-15号审计结果，央企部分违规的隐形福利被起底。比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1085.43万元违规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厂区道路等。
2012年12月，中国第一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该调查指出，企业员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医疗“三座大山”上。
对于住房福利，正略钧策咨询顾问邓明时表示，“变相集资建房在很多央企、国企广泛存在，这是民企无法企及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
部分地方收社会抚养费发奖金：最高能返还92% 社会抚养费曝征收乱象：地方大比例返还基层部门
社会抚养费每年收了多少，去向何处，至今是个谜。
今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创立人吴有水律师向全国31个省份计生委及财政厅（局）共62家单位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昨日，吴有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收到26个省级财政部门、20个省级计生部门的书面答复，“给出数据”的省份只有17个。
目前多位律师已联合向国家和各省财政、计生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有乡镇计生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各个乡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按照不同的比例返还给了计生干部，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返还20%。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出 《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引起讨论。尽管有报道称“取消社会抚养费”甚至取得了不少基层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认可，但这一提案在法律层面尚未获突破。
部分地方“社会抚养费”成糊涂账/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收取“社会抚养费”。虽然从结果来看均是对“超生”家庭强制收费，和“超生罚款”提法不同的是，由于不是“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不再受《行政处罚法》两年追溯期限限制，这意味着“超生”家庭试图逃避缴纳高额“超生”费用的难度更大。
吴有水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仅2012年一年，全国17个省份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就高达165亿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近日回应舆论关注表示，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该费用既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
由于缺少透明度，不少地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有渐成糊涂账趋势，“对有些人征收，对有些人不征收，征收来的钱去了哪里最后都搞不清楚。”吴有水说。实际上，在各省财政预算中，“社会抚养费”未纳入每年公开内容，而地方计生委网站也鲜有该费用收支数据。
之前，河南审计人员曾撰文披露“社会抚养费”收支管理中种种“乱象”，包括截留坐支、挪用、乱罚款、打白条甚至不开票、滥发奖金、吃喝招待等。
尽管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偶尔会对该费用组织专项资金审计，不过全国范围审计仍然缺乏。审计署日前表示，对“社会抚养费”关注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
社会抚养费大比例返还/
吴有水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有26个省级财政部门给了答复，20个省级计生部门给了答复，但很多答复是不知道、不能公开，其中17个省给了数据。”即使部分地方已公布数据，多是只给一个“总数”。
继吴有水之后，全国另有14名律师近日分别向14个未答复的省份再次提出了申请，并表示如仍未获答复，将提起行政诉讼。记者获悉吴有水已向财政部和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并计划选取一两个省，向其中各县再次申请信息公开。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交《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社会抚养费”在执行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建议“尽快从政策上加以调整，停止征收，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目前对“社会抚养费”收费标准做出如下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由于上述《办法》仅对收费标准做出原则性规定，地方执行部门具有巨大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具体执行中出现了多重标准。根据吴有水掌握的情况，实际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收多收少、是否开票等问题容易受权力、关系影响，滋长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却逐渐异化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手段。
根据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要求，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体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取方面，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支出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据吴有水掌握的信息，地方财政向基层乡镇返还的“社会抚养费”比例惊人，“各个地方不一样，有90%的，95%的，有100%的。”基层计生部门收取的绝大部分费用，最后以财政返还形式到了基层计生部门。
甘肃省一乡镇计生干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现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很大，最终每个乡镇按照不同的比例来返还，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乡镇20%。
据媒体公开报道，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92%返还基层。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县级计生行政部门有权做出征收决定，不过在执行中，乡镇计生部门通常扮演收费主体。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基层部门容易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而默认 “超生创收”，偏离了其立法作用。
“如果像现在这样起不到立法本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值得考虑。”吴有水说。返回腾讯网首页>>
第五篇：央企信息化
初步的构想是：
央企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需求分析， 运营商提供的产品分析
央企客户的维护发展
信息安全成重头戏 08央企信息化回顾与展望(图)
2009年01月22日17:59来源：我有话说
2008央企业处于全国企业信息化整体上市步伐的加快，中央企业对需要对集团大量异构的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整合，提高系统间的数据交互、信息共享水平以及业务处理效率，从而增强信息系统对集团业务与管理的服务、支持能力，因此，信息化应用是中央企业的必经之路。2008年，中央企业信息集成应用进入了高速成长阶段，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竞争激烈，应用需求旺盛。总结特点如下：
政策环境利好，推动信息化应用需求增长
2008年10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李伟在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做了《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以实际行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报告。在报告中要求中央企业不仅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队，也要成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国家队；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也是国家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建设重点。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导向将推动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构建集团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成为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的主要模式面对在中央企业内部出现的“同类业务多套软件应用，同类软件多版本运行、下属企业信息化建设单独选型、独立运行、分散管理的问题”的问题，集团迫切需要解决信息化集成管理平台问题。以构建集团统一ERP系统为核心的集团统一信息化管理平台，成为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的主要模式。在集团统一信息化平台上可以满足集团财务、人力资源、主营业务等综合业务需求，保证集团上下基于协同的业务流程管理与功能贯通，满足集团发展战略的要求，全面提升集团运行效率，实现集团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整合。
实施集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集团科学管理和集中控制
实施集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有效满足了“集团知识资源中心、集团内部交流中心、集团辅助管理中心”的需求。以打通集团与下属企业的信息通道为出发点，搭建以协同办公系统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系统，促进集团整体协同水平的提高，形成一个“上下协同、信息共享、动态监管”的管理网络，加强集团对下属企业的管控水平，从而实现集团的办公无纸化、资源信息化、管理科学化。同时集团还加强对下属企业的规范管理流程，提高集团决策与执行效率，支撑集团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集团决策支持系统，提升集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建立全集团的数据中心，通过集团管理驾驶舱系统、平衡计分卡系统形象化的展示手段，为领导提供相应的决策支持信息，对领导决策提供辅助作用。利用决策支持系统强大的分析功能，借助数学分析模型，对数据仓库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为集团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分析结果。
IT厂商竞争加剧，集团信息化选型前瞻性和务实性并重
在旺盛的应用需求推动下，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由用友（600588行情，股吧，信息化）、金蝶、浪潮、神州数码软件等国内厂商在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为主导应用的市场局面正在悄然改变，随着SAP、Oracle等国外高端软件厂商在中央企业成功案例的增加，高端市场格局分化日渐明显。中央企业在信息化选型方面前瞻性与务实性并重，不仅考察厂商品牌、信息化集成应用理念先进性、数据交互高效性，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厂商的中央企业成功案例、产品报价、实施服务能力、产品应用的安全性、可扩展性等方面。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止。展望2009中央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带给IT厂商的仍是市场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先期抢占高端市场份额的优势。
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建设将引领中央企业信息化投资方向
从资金投向看，中央企业的信息化投资将主要在二方面展开。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重点是集团数据中心和集团广域网络建设。第二，在应用系统方面投资重点还是以集团统一ERP系统(包括集团财务、集团人力资源、集团主营业务系统)、集团综合管理系统、集团门户系统、集团决策支持系统为主要的信息化应用系统。这二方面的投资将占中央企业信息化总体投资的80%以上，IT厂商应把握商机。>>
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将从“集团信息化规划”入手
中央企业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国家队，在信息化建设之初将先做好集团信息化规划。通过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调研集团现状与发展环境的分析，深刻理解集团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关键业务流程梳理、业务与管理体系分析，全面了解
集团的业务与管理特点，从集团战略决策、集团管控、业务协同等不同维度分析集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信息化应用需求，从而为制定适合的集团
信息化战略，构建先进的集团信息化架构与实施蓝图奠定基础。
图 1 赛迪顾问中央企业信息化规划“五步法”
完善中央企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应用，铺设集团信息化“高速公路”
中央企业将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尤其将重点建设集团数据中心、集团广域网，保障信息系统高效运行；大力普及应用安全的电子邮件系统、集团视频会议系统、集团IP电话系统等，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建立上下统一的内部门户系统和外部门户网站，加强工作交流和知识管理，规范在线服务。集团ERP系统还将成为中央企业信息集成应用的“主流”，PLM系统将成为“新亮点”
随着中央企业的发展和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央企业对应用软件仍将有强烈的需求和更高的期望。其中，以选择集团同一ERP系统的需求最为旺盛。通过ERP系统来满足中央企业不同的集团管控模式，已经成为央企信息化集成建设的“主流”系统。在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中央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新产品研发能力。PLM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中央企业新产品研发、及过程管理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企业引入PLM系统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PLM系统在中央企业将有潜在的巨大需求市场，软件厂商应及时把握市场商机。
信息安全继续成为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头戏
中央企业将通过引入信息安全技术，建设与完善集团范围内的信息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的管控力度，优化信息安全流程，规范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保证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稳定运行。中央企业将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从不同技术层面提供对信息安全的技术支撑，对信息安全的运行进行全方位监控。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加强重特大风险的识别、防范和控制，提高信息系统的灾难恢复能力，确保重要数据安全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加强IT管理建设，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管理科学高效
中央企业将通过引入IT管理体系及系统，制订符合企业特点的技术标准；加快信息代码、数据源定义、应用平台和业务流程等标准化建设；推进信息系统开发的标准化，确立统一的系统设计、程序开发和项目管理规范；推进系统间信息交换接口的标准化，实现系统集成；建立健全信息化管理规范体系，确立工作管理、规划计划、项目招投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系统运行维护、安全和标准等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加大对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的执行力度。（责任编辑：朱晶）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