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作者:温铁军浏览次数:3718发布时间:2007-10-12文章来源:天益讲坛

我国的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说主要产生于本国农村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大政方针，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已经有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多种创造。作为研究农村发展的人员，我们的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二是主张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

尽管社会上和理论界一些人对我们这些年的做法和观点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都着意坚持这些看法。因为，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抽象的理论探讨，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怎样提出的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

在2005年金秋时节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各地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层的同志已经较早地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了成绩。此前的3年时间里，我们在各地相继开展试验，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可以说：

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毋庸讳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认识过程。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理论家对新农村运动的概念解读，和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本土历史凝练的概念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没有正式结合，但在讨论中我们愿意主动呼应理论家这种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过，他关于新农村运动必要性的论述，对我开展的基层试验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明，他的提法在理论界是最早的。

2003年党中央连续提出“三农问题乃重中之重”的口号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健芝、英国AA（援助行动国际组织）的张兰英等小型NGO的负责人联合，先后指导和资助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下农村基层开展制度建设试验，并在翟城村开办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随后，又进一步资助受训农民回乡创办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建议除书面材料外已经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并得到积极回应。

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比较实际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轻同事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农村考察，尤其是开展了直接与农民相结合的基层试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条件对这些经验教训作归纳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

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讨论认识问题。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变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对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背景认识上，社会学界陆学艺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视。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他主持的全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对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已经在思想理论界引起过很多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的争论。只不过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门工作的同志对于十六大之前的有关讨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们的战略转变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对有关问题讨论时就已经有很多涉及了。我们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

所谓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劳动力过剩，到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总规模，几乎是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发达国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对失业、如何提供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社会不安定，罢工游行等事情。因此当大家讨论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体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党能够解决如此庞大规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放开市场易，解决市场带来的问题难。近年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引发的问题。以前劳动力过剩是隐性的，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那时有矛盾，但不显著。可现在是在其他要素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率先让劳动力完全走市场。有谁想过，释放8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难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辩证地看。我们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党中央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那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火车汽车都爆满，顶上都有人，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于是，从1992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四千多万到现在的1.2亿，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绝对是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回顾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矛盾是资本过剩———目前我国银行部门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外汇储备也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国早在1995年即成为世界上所有转轨国家中货币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1995年世界银行对28个转轨国家的统计，中国当时M2和GDP的比值超过百分之百，同期俄罗斯只有27%，美国76%，记得那时只有日本超过百分之百。中国90年代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把资源和资产用推进货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过剩。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然应该是资本价格下降，因为过剩要素的价格应该下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下降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的同时出现了资本要素过剩，结果就暴露出了体制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结合上，以某种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本价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垄断制度———与权力结合的垄断能够维持资本要素的相对高价。

于是，劳动力走市场，金融资本客观上却不能完全走市场。这种双重过剩，确实会造成林毅夫所说的恶性循环。

金融垄断资本的体制条件之下，为了维持高价格，金融部门只能追求投资收益高的领域，于是，大量过剩的金融资产在股市收益高的时候进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时候进房市，但就是难以进制造业、民营经济，更不进中小企业和高技术风险投资，因为只有在高收益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资本的回报。

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运转上出了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一方面金融垄断，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大家看到房地产大发展，基金业、股票、期货等也神速发展，而真正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有很多困难。

实事求是的战略转变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随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回顾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战略转变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讨论，就应该注意到，中央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作出的调整，乃是执政党的一个实事求是过程。

从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日益清晰起来。温家宝同志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明显表现出中央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要想实现全面小康，就得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展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的农村公共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但是，投资方向调整起来很困难。尽管党中央强调，但在2003年还是难以给县以下农村基层增加多少公共开支，也没有给村以下农民需要的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当年的建设占地变本加厉，耕地一年就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征占土地，失地农民超过三千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另一方面资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表示决心，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观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讨论当年的经济情况和2004年的经济预测的时候，部分学者提出，我们确实存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经济过热，建议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事实上，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集体2004年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但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是因为我国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也是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特色。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认识不一致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结构的作用。

2002年十六大提出转变战略，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接着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政策问题和改革问题，明确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导向，转向综合发展，并提出了五项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放在首位，针对性很强。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提法进一步明确为“科学发展观”。

这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发展的前提发生了改变。原来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资论英雄，其实是以资本为本，以GDP来看政绩。这是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发展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前提改变了———以人为本。目标也很清楚———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为了达到目标，就有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经济、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等。要改变增长方式，改变原来单纯追求GDP导向之下的行为方式，改变政策的指导思想，就要有一系列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动作是：中央使用了宏观调控手段，同时紧缩“两根”———银根和地根；并且使用行政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期内避免出现过大的损失，经济能够较快地健康增长。

在这个阶段，国务院出台了宏观调控文件；党中央出台了新世纪的一号文件。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为贯彻一号文件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也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月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思想：把财政更多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的公共开支，把国家农业开支更多用在和农民相关的小项目上。这些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但是，在没有转变各个部门的行为前，在各级干部完全跟上中央的政策思想前，必须要让局面有所缓解。怎么办？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使2004年经济稳定、健康并且较快增长。对此，我曾发表文章说：“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

接着人们看到的是，中央在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强调到政治高度———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于是就有了新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特别是对党的负责干部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调整行为，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两次举办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大背景很清楚，就是党中央在推进战略转变，提出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因为原有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了，条块分割，利益复杂，所以，有必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战略转变时期的指导思想上来。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农村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到五中全会召开，已经是第五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了。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哪些行为不符合，就要及时调整。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市农业现代化研讨会”上的演讲（节选）

第二篇：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温铁军详解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我国的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说主要产生于本国农村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大政方针，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已经有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多种创造。作为研究农村发展的人员，我们的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二是主张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尽管社会上和理论界一些人对我们这些年的做法和观点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都着意坚持这些看法。因为，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抽象的理论探讨，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基矗

新农村建设是怎样提出的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2005年金秋时节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各地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层的同志已经较早地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了成绩。此前的3年时间里，我们在各地相继开展试验，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可以说：

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

毋庸讳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认识过程。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理论家对新农村运动的概念解读，和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本土历史凝练的概念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没有正式结合，但在讨论中我们愿意主动呼应理论家这种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过，他关于新农村运动必要性的论述，对我开展的基层试验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明，他的提法在理论

界是最早的。

2003年党中央连续提出“三农问题乃重中之重”的口号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健芝、英国AA（援助行动国际组织）的张兰英等小型NGO的负责人联合，先后指导和资助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下农村基层开展制度建设试验，并在翟城村开办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随后，又进一步资助受训农民回乡创办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建议

除书面材料外已经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并得到积极回应。

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比较实际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轻同事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农村考察，尤其是开展了直接与农民相结合的基层试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条件对

这些经验教训作归纳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

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

成严重问题了。

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讨论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变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对以往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

前瞻性的。

在背景认识上，社会学界陆学艺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视。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他主持的全国抽样调查

报告显示，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对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已经在思想理论界引起过很多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的争论。只不过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门工作的同志对于十六大之前的有关讨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们的战略转变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对有关问题讨论时就已经有

很多涉及了。我们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

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

所谓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劳动力过剩，到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总规模，几乎是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发达国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对失业、如何提供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社会不安定，罢工游行等事情。因此当大家讨论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体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党

能够解决如此庞大规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放开市场易，解决市场带来的问题难。近年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引发的问题。以前劳动力过剩是隐性的，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那时有矛盾，但不显著。可现在是在其他要素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率先让劳动力完全走市常有谁想过，释

放8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难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辩证地看。我们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党中央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那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火车汽车都爆满，顶上都有人，出

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于是，从1992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四千多万到现在的1.2亿，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绝对是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回顾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矛盾是资本过剩———目前我国银行部门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外汇储备也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国早在1995年即成为世界上所有转轨国家中货币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1995年世界银行对28个转轨国家的统计，中国当时M2和GDP的比值超过百分之百，同期俄罗斯只有27%，美国76%，记得那时只有日本超过百分之百。中国90年代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把资源和资产用推进货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金融资

本的相对过剩。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然应该是资本价格下降，因为过剩要素的价格应该下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下降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的同时出现了资本要素过剩，结果就暴露出了体制问题：在生产力诸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结合上，以某种制度安排来维持相对较高的资本价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垄断制度———与权力结合的垄断能够维

持资本要素的相对高价。

于是，劳动力走市场，金融资本客观上却不能完全走市常这种双重过剩，确实会造成林毅夫所说的恶

性循环。

金融垄断资本的体制条件之下，为了维持高价格，金融部门只能追求投资收益高的领域，于是，大量过剩的金融资产在股市收益高的时候进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时候进房市，但就是难以进制造业、民营经济，更不进中小企业和高技术风险投资，因为只有在高收益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资本的回报。

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运转上出了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一方面金融垄断，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大家看到房地产大发展，基金业、股票、期货等也神速发展，而真正的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有很多困难。

实事求是的战略转变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随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

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回顾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战略转变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讨论，就应该注意到，中央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作出的调整，乃是执政党的一个实事求是过程。

从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的战略转变指导思想日益清晰起来。温家宝同志说，“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非常重要，但难点重点都在农村。”到2003年1月份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明显表现出中央调整战略方向的意图。要想实现全面小康，就得把重点放在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发

展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加强对农村的倾斜投入，把财政资金新增部分用到县以下的农村公共开支，把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到村以下和农民

相关的项目。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标提出之后，就已经在党内明确了。

但是，投资方向调整起来很困难。尽管党中央强调，但在2003年还是难以给县以下农村基层增加多少公共开支，也没有给村以下农民需要的小项目增加多少投资。当年的建设占地变本加厉，耕地一年就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征占土地，失地农民超过三千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另一方面资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表示决心，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强调三农问题

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观存在，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讨论当年的经济情况和2004年的经济预测的时候，部分学者提出，我们确实存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的经济过热，建议中央

采取宏观调控政策。

事实上，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集体2004年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但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是因为我国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也是按照西方的意

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

第三篇：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建设始末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建设始末

从研究生开始就为这个校区而忙碌着，整整5年过去了，校长也换了，而厦门校区似乎还在缓慢地发展着，元旦后就要离开这里了，回头看看过去的五年，心里还是有许多的感慨，比如说这个校区的规划，还有那栋大楼。当一次又一次面对学生的困惑和感慨，有时候似乎无言以对，有时候也同样激愤不已。而作为整个项目从始至末的参与者，还是在走之前部分披露这段历史。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的筹建始于2002年的夏天，2001年，由于时任泉州市市委书记的××××想法，意图培养所谓的泉州大学，对华侨大学的发展采取了漠然的态度，华侨大学委任建筑学院周春雨老师进行了南至草邦水库，北至群生水库的扩展规划，并进行了先期300亩的土地征用，遭到泉州市以“保护清源山国家风景区”为由的否决，致使华侨大学发展用地极受限制，在教学用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华侨大学不得已在原西区体育场用地上进行了洪祖杭大楼的建设。2002年夏天新上任的厦门市委书记郑立中访问华侨大学，并对华侨大学在厦门设立分校提出了邀请，除了无偿划拨2000亩土地外，还将以每个学生5000 元补贴华侨大学在厦门的办学。华侨大学迅速组成了以土木及建筑学院教授为主的专家团进行用地选择，当时的主要用地集中在3块，其一是在现集美大道西南侧，即现滨水小区用地，其二为集美大道北侧，现华侨大学用地，其三为两块用地各占部分，学校跨城市干道建设。

由于杏林湖历史上为海湾，第一个地块用地大多属于海滩淤积地，地质条件恶劣，若进行建筑则造价极高，第二个地块最为理想，但是涉及农民拆迁安置，而第三种做法对学校发展及管理不利，均衡各种关系，学校最终选择了第二个地块。

从2003年的春节前开始，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建设指挥部成立，由曾经负责纪检工作前纪委书记吴道明担任总指挥，在这个阶段厦门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学校的相关项目报批中都采取了积极的配合，然而闻风的集美兑山农民们则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集美兑山华侨大学规划用地内的农民房增加了两倍。

在学校进行相关用地的征用手续及土地平整的同时，由时任建筑学院院长刘塨教授为总负责厦门校区的规划工作。从一张纸片大的规划草图开始，建筑学院的诸多老师及研究生进行了此后长达几年的厦门校区规划及设计工作。今天我们看到的规划已经是第3大稿，期间的修改小稿也已经不下十次，最终奠定今天以生态为主的校园规划。

厦门校区一期用地原大量为水塘，是白鹭的栖居地，城市的发展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先有了集美大道的建设，然后又迎来了大学城的建设，白鹭的生存空间日渐消失，白鹭喜欢在浅的湿地进行栖居觅食，这些特性都为后来的规划及设计所注重。

同时前校长吴承业从老校区教学楼的匮乏以及各院系系馆的散布及低效使用角度提出了建设一栋综合所有院系及学校行政办公的大楼的设想。这一设想直接影响了厦门校区的规划工作。

一期的用地，临集美大道今白鹭湖就是原来的水塘，如要填方需外运大量土方，此外由于其原属于杏林湾淤积，地质条件不佳，因此刘塨教授建议对此进行清淤整治为景观湖，其重要的目的除了节省造价外，也为白鹭保留一片栖居地，为此牺牲的100米同时也为城市做了巨大的贡献。

一般的规划是先有规划，再有建筑，而新校区的规划却反之，其原因就在于为那栋巨构大楼腾地，按照规划，学校分为了3轴，教学轴、生态轴和生活轴，其中教学轴就是巨构大楼，生态轴就是现今临时球场及排洪渠为主的3#路和1#路之间，生活轴就是宿舍楼等，学校以这个概念路网划分为3纵5横，位于5横上的5桥按照学校的概念即五桥（侨）通五洲。在细节上，为了让白鹭能够在浅水洼处停留，所有水系湖面均采用自然坡面，也就是后来学生们无法理解的为什么水面亲水性不佳的原因。

巨构大楼的设计为了满足报批工作，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从方案竞赛到初步设计，再到施工图制作，期间为了实现国家发改委的审批通过，大量进行了设计的“简化”，降低造价。而实际上最终巨构大楼的单位造价甚至低于学校B、C区宿舍楼的造价，尽管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存在，但居住建筑低于公建的造价仍然是比较少见的。而同时期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楼造价是华大的两倍多。

而今天为人所病诟的建筑质量的问题其很大原因要归结于厦门最低价中标的方式，由于中国建设体制的问题，公建项目的最低价中标导致了许多工程项目的建筑质量粗糙。

就在华大进行建设的同时，更令人遗憾的事情产生了，泉州市委书记仍然不顾华大正在建设的现实，四处游说华侨给中央施加压力，此事甚至惊动了胡锦涛，胡总最终对于华大设立分校的支持不仅为华大厦门校区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也暂时的平息了省内对华侨大学的非议。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华侨大学建设的重要时期，厦门市委书记郑立中调任国台办。于是，原本华大南侧杏林湖畔用以作为生态绿化用地的土地被更改为经济适用房用地及所谓的杏林湾营运中心。其做法等于在华大临湖一侧筑起一 道围墙。

2008年，吴承业校长带着无限的遗憾以及深深的愧疚离开了校长的职位。不可否认，在厦门校区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其片面强调廉政工程以及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农民拆迁问题，导致了工程建设进展缓慢，而教职工居住用地由于过于匆忙地进行校区建设而失去了与地方政府最佳的谈判时机。

当今天回首这段往事时，我想广大教师对其的抱怨尽管也有各自的道理，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搬迁厦门对于华侨大学长期在泉州所碰到的教师引进的瓶颈将会随着厦门校区的日益完善而得到解决，老吴种下了一棵小树苗，后人将成为受益者。就在当年，所有老师不是一样与他憧憬着厦门的美好生活，而今天我们却无法原谅其过失，这或许有失偏颇，当我们站在厦门校区，对比着比我们晚建设的武汉理工（私立），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的老师都会感慨于我们的效率低下，我们的设计技不如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建设体制，以及华大所处的艰难环境，我们就会谅解老吴，毕竟他也只是一个人，一个有着满腔热情，却无法摆脱有限的专业背景和无法深喑政治规则的知识分子。

我想说三件事 我好恨！时任泉州市委书记真taxxxx无耻！教科书式的S逼!2据我所知，当时还不至于惊动胡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面解决华大厦门校区建设的争议：“建设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是对台工作的需要”，于是乎大家都没话说了......另外我想做一些补充：众所周知，厦门作为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深圳，珠海，汕头，后来又加了一个海南），在向南的带领下，曾一度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列，经济发展曾令其他沿海城市望其项背，但90年代末，尤其是近几年，厦门逐渐失去其经济特区的优势，逐渐被稍晚开放的沿海城市，上海，宁波，青岛，大连等赶超了，就连更后来起步的城市比如烟台，现在都比厦门发展的好。究其原因与厦门自身的产业结构有关，众所周知，厦门财政有一大部分是来至金融服务业，而其他沿海城市的发展是靠制造业支撑起来的，之前厦门不搞制造业是有他的苦衷，那就是厦门就在台湾对面，万一发生战事，制造业受到的创伤将是致命的，这也是整个福建重工业不发达的原因，以前厦门不敢搞，中央也不允许厦门搞。但是随着近年来两岸关系的缓和（虽然几度紧张，但大势基本已定），厦门也要发展制造业，厦门未来的蓝图是海湾制造型城市，但厦门要搞制造业，必须要有技术和人才支持，虽然厦门本地有厦门大学还有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什么的，但厦大文史经管固然强大，但其理工科根本无法支撑起未来厦门的发展，至于集美大学，理工学院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因此厦门也想学珠海，市政府出地盘，引进外地的学校，当然厦门也想把清华交大引过来，但人家愿意来吗？好不容易跟哈工大武汉理工切磋上了，哈工大是迟迟没来（华大与武汉理工学院（现在叫华侨大学理工学院什么的）之间的那块地就是为哈工大预留的），至于武汉理工，倒是来了，却耍了厦门一把，把一个三本派了过来。不说别人了，还是说说咱吧，虽然华大在学科建设上不怎么样，但咱们的理工科在福建省还是前三甲的，这也是厦门引进华大的原因吧（话又说过来，福建的工科在国内算是处于下游水平吧）,但华大的工科又算不上是很强大，这也是现在华大被厦门忽视的原因吧。貌似也怪不得别人，是我们自己还不够强大。记得郁达夫在其小说《沉沦》的最后写到“祖国啊祖国，你什么时候才强大起来啊......"，我想说第三点 3吾与华大共命运！

大家看看这个（一位泉州市民当年在得知华大要搬迁厦门时写的）

今年暑期华侨大学非同寻常,校领导和一些主要负责人都在忙着搬迁的事,华大即将弃泉投厦,九月份正式启动厦门校区.泉州庙小终究容不下华侨大学这尊菩萨.回顾这几年的搬迁事件,当中的恩怨错综复杂.高校扩招,01年开始向市****要地扩展校园,当中情形一波三折,先是看中洛江双阳附近一千母地,后来有流传因风水问题和地形不是太好而作罢.转而向原校区周边要地,也就是那时开始和泉州执政当局开始了要地求发展的拉锯战以至于到后来撕破脸关系弄僵.让厦门市****捷足先登捡了个大便宜,厦门当局抛出的橄榄枝可谓香饽饽，白送两千母地，双方一拍即和，华大上告国务院侨办还不忘告泉州的状，理由是校区紧靠清源山景区没有发展余地，还有对外交通不便利，城市环境不佳引不来人才等等．消息公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泉州当局着急了，主动对华大示好并以最快的速度把校区周边的３６７母山地腾出想留住华大，但是华大去意已决，九头牛都拉不回头，现在那３６７母地也成了蛮荒之地和半个垃圾场．迫以各方压力，当时的泉州市****还动员好几个在国内政坛有头有脸的重量级华侨到国务院说情，但最终还是无法挽回局面，当年开的华侨校董会也是各执一词，辩论激烈．细想一下，当年华侨大学刚被国家教育部列为重点扶持大学名列，给的钱不少，厦门正是看中华大这笔钱可以免费为集美建设才如此器重华大的，要知道这笔钱有分几次给累积有近二十亿，如果投在城东的话，那现在的华大校园可是今非昔比啊！真是痛心啊！当时我们的执政当局脑袋瓜和别人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这两年来领导换届了，意识到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又频繁造访华大目的也是想尽量多留一些院系在泉州，可现在是热脸去贴华大的冷屁股，华大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我们变得相当的被动．按照华大规划，理工科全走，那可是华大的精髓所在，所有的博士点全是理工类的，厦门方面精明到家了挖走的全是前沿学科，剩下的那些文科留在本部说实话没多大意义，华大在泉州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校本部早晚也会倾向厦门．加上民心所向，华大的许多老师现都忙着走关系想方设法调动到厦门，人心涣散对留校的文科类不利．说白了以后华大在泉州就剩一个壳而已．综观华大几年来和泉州方面的恩恩怨怨，终究随着搬迁脚步暂告一段落，不过华大的离去也将成为一些有识之士心中永远的痛，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一所尽管在国内排不上号的不入流的大学，九十年代流传的顺口溜，一流的校园环境，二流的师资力量，教出三流的大学生，但还是不否认华大是泉州地面上唯一的一所可以培养从本科到博士的完全大学，建一所这样的大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尽管我们也在建设未来的泉州大学甚至是海峡大学，但是其中的路程还相当遥远，说实话更多的泉州人更愿意看到华大和我们自己的泉州大学共同发展壮大，但这一切已经随着华大搬迁成了过眼云烟了．相比之下同样是国务院侨办直属的暨南大学，华大和之差距巨大，暨南大学有硕士点７０多个，博士点４０多个，在校留学生１０６７０人，而华大才６个博士点，４０多个硕士点，留学生２６７０多人，虽然暨南大学在珠海和深圳都有分校区，但人家只不过是赞助性质的办了个几千人规模的学院，校本部全部保留．并不是象华大这样抽血式的搬迁性质完全不同．话又说回来，曾几何时原本应该是悻悻相惜，携手共进的闽南地区慢慢地演变成厦门一支独大，得寸进尺地在兄弟城市间飞横跋扈，耀武扬威．数数厦门在闽南的种种劣迹可见一斑．恐怕很少人知道当年泉州大桥建成后所收的过桥费还支援过厦门的东渡港建设，厦门机场也是托泉州的福才建成的，当年泉州火车站好不容易有机会开通到北京的快运列车，厦门方面从中作梗硬是把线路抢走，任凭那些新买的空调列车在泉州城东的火车站风吹雨打走不了，而厦门方面则是用那些已经淘汰的绿皮火车跑北京．国家分配给泉州作为防洪堤建设的钱也曾被福州和厦门方面截留．还有原来扎根后渚港的中远货运集团移师厦门等．现如今，厦门又盯上了泉州民营经济发达的主意，一个发展总部经济的计划就把泉州最有名的几家民营企业总部抢到厦门安营扎寨．我们的海关隶属厦门关区无法大展拳脚．我们的机场不仅要自己花钱建设，还要受制于厦门方面和厦门航空，不让多开航线，不公平竞争使得原来有大小六七家航空公司做基地的晋江机场慢慢变成厦航一枝独大，使得我们的机场吃不饱也饿不死．试想一下让我们的机场发展了，厦门机场的客流量下降将影响到厦门在国内空港的竞争力，这是厦门方面所不愿看见的．仗着厦门是特区的旗号，有着国家的政策眷顾，厦门明摆着就是明争暗抢漳泉兄弟城市的家底，成了名副其实的强盗，十足的吸血鬼和寄生虫．厦门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泉州的基础之上．也怪我们国家的政策和体制，永远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没有发言权，上级说了算造就了东西南北发展不均，百姓有苦难言，即使说了也是无病呻吟不痛不痒！种种说法说明我们的国家体制还不够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这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咱老百姓只能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想拢想，做梦拢不倘！

第四篇：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社会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社会背景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快科技教育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位列中央对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体现了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那么，现在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与三种宏观背景密切相关:一是时代背景，二是中国现实背景，三是知识背景。

一、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是顺应时代背景需要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也是顺应时代背景需要的结果。或者说，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潮流。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处在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不断延续和深入的大背景之中。现代化让我们生活在一种混合状态中：既不能跟着大众文化的趋势走，又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十分依恋。现代化既是一种持续过程，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农村发展是这一过程和趋势的必然要求，传统专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实质就是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与时具进，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

市场化是自由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作用不断确立和巩固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以视为市场化过程的重要步骤，也可以看做是市场化过程的结果。但是，市场体制对于现代经济活动来说，是一项不断推广、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制度。所以，市场化无论是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

与现代化、市场化一起，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伴随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扩展，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已经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全球领域。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但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事实。那么，中国众多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分散经营的农村，该以何种方式来适应这一大背景的变迁呢？从纯粹理想型的角度来看，建设新农村似乎就能和新时代特征相一致。

二、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后的客观要求。

（一）、基于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在农业的大力支持下甚至可以说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已经取得很大成就。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2.6万亿元，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二）、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

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重大举措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讲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为什么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2005年末，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为贫困人口的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84-944元为低收入的标准计算，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以上两项加起来就是6432万人。另外全国还有两千多万人，随时可能因疾病、天灾、子女教育等原因从小康、温饱返贫。我们原来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点在东部，落脚点在西部”，现在应该改变一下，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点在城市和郊区，落脚点在农村。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四）、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7年中减少了1亿亩，人均下降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3.23∶1；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缓解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的需要。

就中国社会现实背景而言，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与社会在快速增长和转型的同时，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隔离的格局越来越突出和固化。近些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缓解，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政策倾斜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全面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2）、相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方面的重要途。

“三农”问题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则是，尽管为解决此问题而有较多惠农政策出台，而问题没有实质的改变。进入21世纪，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旨在以此作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过去我们强调“三农”问题的解决应在“三农”之外，所以要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民。毫无疑问，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但限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即使城市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有着一定的知识背景。

某种意义行说，它是学术或知识话语转换为政策话语的结果。从有关农村建设的学术或知识传统来看，早在19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就已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并为这一实践而艰苦地工作。如梁漱溟提出，中国的发展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培养乡村的力量，促进组织，形成自治，认为“新制度之运用实有资与新习惯”，倡导通过教育和训练，让人民养成政治新习惯。宴阳初认为，中国问题关键在农村，“中国之所以贫弱，主要的原因是‘忘本’，‘本’是什么？‘本’就是‘民’，民为邦本„„”农村建设就是固本工作。为推进农村建设，他们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河北省安定县翟城村为试点，推进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

早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认为乡村是落后的因而是改造的对象这一基本之上，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乡村建设，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教育。

当今学术界，学者在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中，试图对传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资源加以动员和再利用，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内生力量的衰落，而中国又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道路，于是，他们主张通过新的乡村建设，来提高农村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水平。而且，他们在早期乡村建设的实验点定县翟城村，恢复了乡村建设学院，试图延续乡村建设运动，提出“实际上我们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

在以上所述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毋庸置疑，将成为我们规划未来五年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新路线图。

一、背景第一、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历史的机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必然要求。依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第二、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但城乡之间反差拉大，“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迫切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幅提高。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农业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约束、体制障碍等严重问题，成为三次产业中效益最低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一个很难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直接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结合起来，不仅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而且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应对之策，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第三、近年来，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明确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要重视“三农”、怎样重视“三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和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一贯高度重视“三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政策的集成、完善和发展；第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伴随。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随后不久便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无论是在盲目冒进的“大跃进”时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阶段，党和国家一直不断地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现阶段党中央再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是在几十年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党在农村一贯的奋斗目标，是坚持党始终不渝的农村工作方向。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老题目以崭新的内容。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推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进”，重点在“建设”，核心是“社会主义”，亮点是“新”；第五、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而且有着各自的特点。韩国农村建设经历了新乡村运动、到农村地区综合开发、再到农村定居生活圈开发三个阶段。起初“新农村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援助的，不太具有可持续性，随之开展了农村地区综合开发战略。其出发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落脚点就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动农村基础建设，稳定农村社会。韩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以国家投资为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的地区开发项目，带动农民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对我们颇有启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农村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参考。

二、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

通山县新农村建设工作 “十一五”时期工作总结和未来五年工作规划

2007年以来，我县新农村建设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以“三清、六改、四建、三普及”为主要内容，着力创新投入机制，科学编制规划、统筹资金投入、扎实实施清洁家园工程，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彰。连续三年新农村建设考核位列全市第一，连续两年被市政府评为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先进县。初步实现省委提出的“把通山建成全省山区新农村建设先进县”的目标。截止今年9月份为止，全县村庄整治达到一级目标的村有58个，达到二级目标的村有99个。现将几年来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和未来五年工作规划汇报如下：

一、“十一五”时期的工作情况

（一）主要做法

1、创新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几年来我们采取县财政补助一点、驻村单位帮扶一点、涉农资金整合一点、社会各界赞助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等办法，多渠道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投入问题。一是财政加大了扶持力度。为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们按照“以奖代补、先建后补、不建不补”的原则，制定了项目奖补标准和奖补办

法，完善建设项目申报、施工、验收、奖补制度，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二是部门形成建设合力。通过整合涉农资金，集中捆绑使用的办法，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各项涉农资金到位后，县财政局实行统一监管，分管县长一支笔审批，按照“渠道不变，资金性质不变，捆绑使用，各记其功” 的原则，集中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点，发挥资金的效益。三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几年来，我县积极向省发改委，省建设厅等部门争取资金3000余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四是吸引社会力量投入。采取市场引入的办法，发挥资源优势，吸引民营资本、社会资金等参与投入新农村建设。五是引导农民自身投入。采取政府引导、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筹补结合的办法，引导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自己受益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六是发挥共建帮扶作用。充分发挥省、市各部门驻村工作队和县直单位驻村的帮扶作用，引导各村迅速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我们通过创新投入机制，逐渐形成以群众投入为主和“政府补助、部门帮助、社会赞助”相结合的长效投入机制，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2、创新部门帮扶机制。一是依靠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坚持建立县领导联系点制度。保证重点试点村都有1名县级领导联系。二是推动建立部门包村责任制度。对所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由县直部门包村，每个部门抽一至二名专职干

部组成工作队，进驻所包的试点村，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当好“五员”，即政策宣传员、工作协调员、项目指导员、信息收集员和工程监督员。三是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试点村明确专人负责新农村建设工作，并成立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发动群众投资投劳，监督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充分发挥农民群众投资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四是严格监督责任落实。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各乡镇、各部门必须建立“一把手”责任制，主要领导负总责，将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量化分解，责任落实到人，确定完成时限，明确奖惩办法，建立责任体系，具体实施方案由我办负责组织实施。

3、创新长效管理运行机制。一是突出村民自治，发挥理事会作用。积极开展 “村民理事会运作”的村民自治方式。所有的试点村普遍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群众从村内热心于公益事业、办事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中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一般5-7人。理事会有章程，并建立了与村两委联系会议制度。所有村事务通过“一事一议”解决，让农民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才能为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持久的动力。二是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维护的长效管理机制。①制定下发了《通山县村庄环境整治实施方

案》，出台了《通山县乡村环卫保洁管理办法》。为了加强集镇、村庄环境卫生管理，我们将每个乡镇保洁经费和农村保洁员补助列入财政预算，建立保洁员工作职责，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改变了过去村庄卫生无人管的现象。②建立了遍布乡村的垃圾收集网络，采取“组保洁、村收集，镇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大力推广“五个一”的保洁措施，即每个自然湾建一个垃圾池，定一名卫生保洁员，配一部垃圾手推车，每个中心村建一个垃圾填埋场，每个乡镇配一台垃圾清运车，初步实现农户垃圾归池、池中垃圾集中收集清运的流水式作业，切实解决过去垃圾随手扔、到处堆的不文明习惯。③建立了村庄保洁长效机制，做到了有章可循。通过《村规民约》、门前“三包”责任制以及河流、沟渠保洁等制度，将相关的目标责任细化分解，逐一落实到户到人，使村庄长期保持洁净，从根本上消灭脏乱差。

（二）、主要成效

1、因地制宜，完成了全县村庄整治规划的编制工作。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到位”的原则，注重村庄规划与经济发展、地方特色、生态环境相结合，突出青山绿水、田园风光，在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中，我们邀请长江大学专家参与规划编制。2007年至今，全县共完成了202个村中心湾的村庄整治规划，占应编制规划总数的100%，洪港镇、南林桥镇、九宫山镇等10个乡镇完

成了总体规划编制，占应编制总数的83%，这些规划，对各乡镇、村的概况、布局、道路、景观、绿化、垃圾处理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设计说明，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2、整合资金，突破亿元投入用于新农村建设。我们围绕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采取“统筹安排、集中投入”的方式，实行项目聚合、资金整合，牵引社会资金和农民自身投入，形成项目资金的聚集效应和放大效应。几年来，全县捆绑涉农支农等专项扶贫资金5540万元，争取省发改委，省建设厅项目资金3000余万元，凝聚社会资金2000余万元，农民投工投劳30000多个，集中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使可用的资金发挥了最佳效应。

3、突出整治，改善家园环境。我们借助全省10个村庄环境整治试点县的东风，在全县182个行政村，249个自然湾,3.1万农户中大力开展乡村清洁工程活动，以“三清、六改、四建”为整治重点，全面开展了“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房、改水、改厕、改路、改栏、改环境”、“建办公楼、建卫生室、建文化娱乐场所、建超市”为主要内容的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几年来完成改三格式厕所2800个，改厨、改圈21000平方米，建沼气池4500口，清除垃圾32680吨，清除路障45450米，拆除残垣断壁485处。为各村配备手推式垃圾板车283部，建垃圾池550个，定保洁员289名，为各乡镇配备垃圾清运车13辆，购垃圾桶1012个，兑现保

洁员工资120余万元。新建改建村级办公场所102个，建超市85个，建卫生室40个，建农家书屋56个，配备体育器材30套。通过全面整治，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4、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我们以道路硬化、排水、安全饮水三大工程为建设重点，不断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几年来全县共完成村内主干道路硬化280公里，入户道硬化500公里，排水沟浆砌77160米，浆砌河堤6560立方米，桥涵45座，铺设自来水管56000米，有效地解决了群众行路难、吃水难等问题，全面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

5、美化村庄环境，为实施“人居环境”工程夯实了基础。为了提高村民居住环境，创建旅游强县，我们加大了旧村改造力度，对县内国、省、县公路沿线的破旧房屋投入3000余万元进行立面改造，实施“人居环境”工程，在公路沿线民房前空地建护栏和绿地，打造生态景观，促进村庄环境升级，形成整洁、自然、生态、和谐的农村环境。几年来共完成沿线村庄环境整治工程货币量3000余万元。完成平改坡工程7万平方米，外墙粉刷68万平方米，刷白71万平方米，墙裙线条6万平方米，做瓦头419栋5641间，场地围护2.1万米，立面改造4850户，村庄植树28万余株，建休闲场所500余处，建花坛450个，安装路灯1500余盏，经过全面改造和整治，使全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成为通山一道亮

丽风景线，为创建旅游强县夯实了基础，多次受到省、市领导的赞扬。

6、加强特色产业建设，促进了农民产业增收。我们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按照“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多元化发展的农村经济新格局的要求，着力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坚持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农民就业的平台。一是以兴办观光产业带动农业发展。我们精心打造了一批观光农业示范工程。如九宫生态农业观光园，由全国劳模陈志远经营，现已建成大棚葡萄400亩，水榭竹楼式农庄450平方米，花卉苗圃200亩，总面积达到600余亩。年接待游客观光20万人次，创产值300万元，不仅带动周边68人就业，还带动了周边花卉苗圃，精养龙虾、阿德养鸡场、养猪养羊场等一批种养基地，连锁效应非常突出。二是以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农民致富。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围绕城镇周边、景区周边、交通干线周边，推特色、推重点、推亮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如大畈镇西泉村目前已建成26家具有一定接待规模的农家乐，年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服务产值300万元。通过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就业和致富，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三是以开放古民居带动旅游开发。通山有很多古民居，保存完好，规模较大，极具开发价值。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我们通过保护古建筑，挖掘文化内涵，完善基础设施，带动村庄开发；另一

方面，我们把古民居开发作为产业来抓，为村级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如大路乡吴田村，我们以王名番大夫第开发为重点，统一仿古建筑，集中连片开发，既彰显出历史文化新村的风貌，又为新村建设找到了产业支撑。

7、注重乡风文明，推进了农村民主建设。几来年，我们为159个试点村建起了政策宣传栏,财务、政务公开栏,配套了图书阅览室、电教室，新农民培训中心，定期组织党员收看远程教育片，沙堤村还创办了村广播室。我们以创建“十星文明户”、“少生快富户”、“科技示范户”和“创建清洁家园”大行动，定期组织检查，各试点村呈现出一派生机的良好氛围。全县129个试点村（自然湾）村支部、村委会都制订和完善了村规民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村干部工作考核责任制、“双述双评”制度等，全面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试点村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实行村务、财务双公开，各项工作管理规范，运转有序。坚持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相结合，矛盾调处机制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制度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有效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农村出现了和谐稳定的局面，社会秩序变好，村民能安居乐业。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乏经济支撑，资金投入仍然乏力。大多数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政府部门资金投入有限，不能满足一般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日常管理投入。

二是农民规划意识淡薄，村庄建设管理依然存在较大难度。长期以来，村级建设处于“各自为政、自我发展”的状态，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虽然我县在2009年底就完成了全县182个行政村中心湾的规划编制任务，但大多农民受封建迷信等陋习的影响，不讲科学规划，而是依靠风水先生选址定向，按照规划进行建设的村不多，建设的随意性大，执行规划的力度还不够。

三是部分农民生活陋习难以转变，文明卫生难于保持。一是部分村民环境卫生意识不强，对自己要求不高，对垃圾污染环境危害和影响人身健康等方面认识不够。二是村委会对此管理缺乏信心，有些村庄虽然制定了卫生保洁制度，但检查督办不够。因此，必须常抓不懈。

四是重建设轻管理倾向不同程度存在。一些试点村只注重建设，对建后管理重视不够，村庄园林绿化没有专人进行维护，保洁设施还不够完善，长效保洁机制有待加强。

二、未来五年工作规划

㈠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确定我县“十二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不断加快推进我县新农村建设进程，把全县农村建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环境整

洁优美、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公共服务配套齐全、社会管理民主和谐、农民生活文明健康、精神风貌奋发向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和谐生活。

㈡工作重点择定。

1、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着力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生态、观光农业，积极实施“龙头带动，示范带动，品牌带动”战略。

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以调优、调特为目标，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尽快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新格局。即：重点建设四大优势特色农业板块，即：库区发展水果、水产业；丘陵区发展茶叶、油茶、苦荞、黑豆、红苕；山区发展竹木、畜牧、中药材；城镇郊区发展蔬菜、花卉、苗木。到2015年，全县水果面积18万亩，其中：桔橙8万亩，水果总产量1亿斤；茶叶面积发展到3万亩；水产品产量1万吨，其中网箱养鱼1万吨；年生猪出栏25万头，奶牛1万头，养羊23万头，年养商品禽210万只；改造低产楠竹园10万亩，新发展高标准楠竹园5万亩。以通羊、大路、九宫山三个乡镇为重点，建成万亩高标准无公害蔬菜基地。要大力发展以楠竹、柑桔、脐橙、茶叶、银鱼为主的优质农产品，创农业名优品牌。

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积极倡导发展“猪—沼—优质农 10

产品”生态农业模式，大力发展农村沼气，沼气普及率达60%以上。以延长生态农业产业链为核心，以生态良性循环为基础，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可再生资源开发性产业，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广秸秆气化等应用技术，发挥九宫山镇秸秆气化生产示范带动作用，普及秸秆气化生产。

⑶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积极推行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农游合一”。按照自然、采摘、品尝、休闲、度假、购物、消费等新的理念，发展多种功能的观光农业景区景点。要做大做强吴田畈、蘑菇畈、汪家畈的观光农业，在示范作用的带动下，促进“一线两圈”观光农业的快速发展。

坚持把新农村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实施“十镇百村乡村旅游”工程，利用五年时间，力争发展旅游名镇4个、旅游名村50个、生态休闲农庄100个、星级旅游农家乐500户。通过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2、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水平

⑴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村公路及村内主干道硬化400千米，入户道550千米，村内道路网布局合理，主次分明。村内主要道路红线宽度3—5米，次要道路1.2—2.5 11

米。村内主要道路和公共场所安装路灯，路灯亮灯率达到80%以上。给水、排水系统完善，管网布局规范合理，符合公共消防安全。自来水基本入户，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雨水就近排入自然水体，污水排入化粪池或沼气池集中处理后综合利用。五年计划完成村内排水沟5.3万米，完成11000户改水工程。

⑵不断完善乡村垃圾处理保洁机制。继续推进采取“组保洁、村收集，镇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大力推广“五个一”的保洁措施，即每个自然湾建一至二个垃圾池，定一至二名卫生保洁员，配一部垃圾手推车，每个中心村建一个垃圾填埋场，每个乡镇配一台垃圾清运车。加大县财政争取资金投入力度，力争将村庄环境保洁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⑶不断加快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村级组织工作用房和村民议事、文体活动场所及村级图书室建设。积极实施“市场工程”，大力推进“超市下乡”，试点村要建成主要日用品及农资商品齐全的便民超市，实现农民购买力必要的生活生产资料不出村。切实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推动行政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

⑷不断加快农村新能源建设。积极实施农村户用沼气建设工程、联户小型沼气工程、大中型沼气工程、秸杆气化工程、清洁卫生校园工程、退耕还林农村能源建设工程等“六 12

大工程”，规划5年修建农村沼气池5万口，乡镇秸杆气化站15所。同时建立健全农村能源服务网点，让农民真正用上清洁能源、经济能源、省心能源。

3、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⑴切实抓好村镇规划布局。树立全域谋划理念，做大做强中心城镇，特色镇。大力培育中心镇，推进中心村和新型社区建设，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规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积极构筑以中心镇区经济带为主体，以各类小城镇和中心村为基础的城镇空间结构，构建科学的城镇体系。“十二五”期间计划扶持建设“宜居村庄”18个，引农进镇异地搬迁2500户。

⑵切实抓好“宜居村庄”建设。重点抓好列入“十二五”期间 “宜居村庄”建设的18个试点村规划建设工作，全县18个宜居村庄按照规划全面加快建设，到2015年基本形成主导产业较明晰，基础设施较完善，社会公共资源较完备，利用率较高，人口较集聚，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村，成为全县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带动村。

⑶切实抓好达标村建设。到2015年全县建制村基本达到初级标准，其中达到一级目标95个，占总村数的54%，达到二级目标的91个，占总村数的46%。

（三）、保障措施

1、从努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上下功夫。农民是农业

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全面系统的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十二五”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本要求。因此“十二五”期间，一要立足根本和长远，完善教育体系，开展农村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二要强化农业技术培训，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培训体系，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技术员队伍。三要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

2、从构建“管与用”平台上下功夫。一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组织领导上下力气，要着力构建有利于推进统筹发展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由党委统领、政府实施、部门服务、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尤其要求坚持领导挂点、部门结对、干部蹲点、政策保障制度。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效能保障上，不仅要在扩权强镇上作好文章，而且又要在扩权强村上探索新路，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力。二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绩效管理上下力气，要突出实绩考核，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干部管理使用机制。三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氛围营造上下功夫，既要宣传推介外地的先进经验，又要总结宣传本地的探索实践，形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立体化的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干群、社会力量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3、从加强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上做文章。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领导，落实县领导挂点，乡镇领导包村的组织领导工作机制，做到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抓具体抓，层层抓好责任目标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加强督查力度，认真履行督查职责，落实好“一月一督查”的工作措施，积极服务我县新农村建设。

通山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

2011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