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浅谈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创立之初，它对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法治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在我国的不断增强，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上，都没有给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和功能却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不断质疑，因此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改革并完善这一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 劳动教养 ；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矫治
一、有关劳动教养的性质探讨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是指对那些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所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挽救措施，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对其进行规范，从1957年国务院的《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到1979年的《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再到后来国务院的部门规章《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规定的内容混乱和交叉现象严重，甚至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司法机关关于劳动教养的司法解释代替了上述法规的现象，大大破坏了法治的建设，更使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学理上，现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在学理上主要有以下的几种理解，“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措施说”，“刑事处罚说”，还有一种是“保安处分说”。下面我将对上面的学说作一定分析，然后再阐述一下笔者的观点。
1．“刑事处罚说”，赞同者认为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性质和期限方面来看，其执行甚至重于刑罚中的轻刑，将其属性定位为刑事处罚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反对者认为在我国刑法典或其它的单行刑事法规中并未明文规定将劳动教养作为刑罚处罚方法之一。虽然劳动教养是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律制裁措施，在现实中的实施也确实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刑罚的效果，如《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这一条规定使得劳动教养的制裁程度超过了轻的徒刑，但是缺乏法律上的依据，因此这一观点是有缺陷的。
2．“行政强制措施说”，持这一学说学者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首先从我国现行对劳动教养的规范性文件来看，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而且劳动教养工作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可见教育的目的要高于处罚。反对者认为，对比我国的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和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就可以看出，强制措施一般是在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性质尚未确定的条件下实施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如果是对当事人处以劳动教养，那么他的行为的性质就已经被确定，而劳动教养就是确定当事人法律行为性质后进行的制裁方法。这是这一学说的最大的弊端所在。因此这一学说也欠妥当。
3．“保安处分说”，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保安处分制度，它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在我国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我国刑法中的非刑罚的处罚方法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语境下的保安处分。有学者将保安处分定义以单纯的保卫社 1
会、预防犯罪为目的，对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及具有特殊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代替刑罚或补充刑罚的治疗、矫正或隔离措施。①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保安处分的两个特征：一是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二是对危害社会行为的一种处分措施。克莱因、李斯特、菲利等人是保安处分理论的创始人和倡导者，保安处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安处分不以有无犯罪行为为处分的条件，对于非犯罪人；亦可施以保安处分，且保安处分不一定由法院宣告，亦可以由行政机关宣告。狭义的保安处分只限于以犯罪行为为原因、以防止特定人的危险性为目的，由法院宣告，以剥夺特定人自由为内容的处分。以上所说的中国语境下的保安处分是指狭义上的保安处分。赞成者认为，从劳动教养的宗旨、任务、对象、结果来看，基本上符合保安处分的性质。反对者则认为，虽然可以认为劳动教养有一定的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它更多的带有教育改造的性质，对一些具有人格缺陷的人，如经常酗酒者，吸毒者等屡教不改的人，劳动教养不施为一个好方法。但在现实中劳动教养却被滥用。即使是初次违法，亦可适用，现实中它的性质变成了惩罚性高于教育性，教育性又高于预防性。因此从保安处分的终极目标——预防犯罪角度来说，劳动教养属于保安处分的说法难自圆其说，且有生搬硬套和盲目继受西方法律制度之嫌。
4．“行政处罚说”，所谓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当事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尚不够刑罚的行为，依法定程序而给予的行政制裁。赞成者认为劳动教养的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即具有劳动教养决定权和执行权的机关是行政机关，符合行政处罚的基本构成要件。因此将其性质定位为行政处罚是比较妥当。反对者则认为，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从形式破坏了法治的要求。
5．笔者观点，我赞同“行政处罚说”，虽然这一制度与基本法律某些条文相冲突而广为法学界质疑，但并不影响它的定性。看一下这些基本法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和第10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这是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的集中体现；其次，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也明确规定了“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显然，其中所指的“法律”同样应该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最后从2000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也可以看出，“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尽管现阶段劳动教养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不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严重破坏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对人权的保障，但这只能说明这是统治阶级立法上的过失，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我想反对者是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了。单就从实然的角度分析，考查法律法规和我国司法实践，劳动教养应为一种行政处罚。至于应然问题，那就涉及了劳动教养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它的终极价值问题了。
二、关于劳动教养的出路
终于解决了劳动教养的性质后，面对它今后的命运这一问题上，笔者却陷入了困境，因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实在是很复杂的，从功利主义角度讲，任何一种制度在价值取向的选择上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劳动教养立法完善同样面临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维护秩序与保障公正的法制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既要考虑成本问题，既要考虑人权保障的问题，还要考虑法律体系的统一和谐调问题，实在是一① 黄河著.《行政刑法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第45页
个很棘手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失衡的处罚可以重新设定，缺失的程序可以完善，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仅仅立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如现实国情等。无论如何，存在问题总是要解决的，逃避是没有用途的。概括来说，对劳动教养的态度有持废除观点的，有持改革观点的，无论怎样，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重点还在立法模式，劳动教养对象，劳教期限和严厉程度等几个方面。保障人权应该成为它们的共同目标。通过总结，主要有四种主张：一是对劳动教养由全国人大制定单独的法律，保留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从名称、适用对象、劳教期限、执行、监督等重要方面进行全面规定。二是将劳动教养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单独列章，三是将劳动教养写入刑法典，建立适合中国的轻罪制度。四是将劳动教养制度彻底废除。
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立法模式，况且这也正是立法者的意图。从全国人大目前制定的五年立法规划上来看，《违法行为矫治法》法律草案早在2003年就被列入规划，以期彻底变革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违法行为矫治是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精神和法制要求的管理制度及方法手段要实行变革；而对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管理制度及教育、矫治方法，应该认真总结并吸收进法律中去。②这样做表面看起来不难，但实际上要在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中给劳动教养一席之地，并且明确划定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即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的界限实属不易。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一个三级制裁体系：行政处罚适用于一般违法行为，劳动教养适用于严重违法行为，刑罚适用于犯罪行为。但是对于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界限实属不易。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的“中间状态”是什么？严重违法行为和犯罪的“中间状态”又是什么？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粗暴侵犯。劳动教养是刑事法治的一个黑洞。它使刑法中的罪行法定、无罪推定等成为一种虚伪。下面笔者就立法后的具体实体和程序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
1．关于劳动教养的实体问题
第一，从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上看，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在于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对象上与刑罚和治安处罚的适用交错混杂，缺乏独立的适用对象，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反映出其恶习较深，性格存在缺陷，仅仅予以治安处罚达不到对行为人矫治的效果，这也是现行法律制裁体系的不足，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劳动教养还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第二，从劳动的期限来看，建议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而且将劳动教养制裁方式改为半剥夺半限制人身由的处罚，比如可以采取半天接受劳动改造半天从事自由活动的方式。
2．关于劳动教养的程序问题
如果由全国人大对劳动教养制定单独的法律，一部分学者主张参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关规定有必要引入劳动教养司法化制度，司法化是指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应改变目前的工作模式而采用法院审理裁定的司法制裁方法。理由：首先，劳动教养是限制人身自由较长的一种治安行政处罚，理应由司法制裁模式来承担。其次，便于被处罚的劳动教养人员通过自己的辩护和寻求律师乃至其他司法救济手段的帮助，以利于劳动教养处罚的合法，公正与人道。用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一句名言阐述就是：“如果原告是法官，只有上帝才能当辩护人”。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法院内部设立治安审判庭比较可行，且基本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和原则，且也符合对劳动教养的准确定位，既可以避免放在刑庭或行② 夏宗素.《劳动教养走向违法行为矫治》.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4期
政庭中审理的弊端，又可以实现劳教案件的审判活动与其他诉讼活动的合理区分与协调。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基本保留现行的劳动教养有关程序性规定，只是对现行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的性质和组成进行改革，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脱离公安机关的限制而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劳教管委会的人员可以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司法部门、劳动部门、街道或社区代表等人士组成，使其更加透明化，民主化。与第一种方法相比，第二种改革主张更加平稳和渐进，且成本要低于第一种改革。是我所赞成和主张的。
最后作一个总结：本文从劳动教养的性质谈起，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然后从立法模式和司法模式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无论怎样，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罢，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劳教管理工作改革，形成充分体现劳教制度本质的封闭、半开放、开放式管理，充分调动劳教人员的改造积极性，从而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最佳效果。③关于具体的细节问题如劳动教养的名称、对象、期限、提起、裁定、申诉、执行、监督等以及与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谐调和统一，将是今后劳动教养改革者们所要认真详细论证或听证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在保障人权和预防、教育目的之间做出平衡。劳动教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反思并完善这一制度。
[参考文献]
①储槐植、陈兴良、张绍彦著：理性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②夏宗素、张劲松著：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③姜明安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③ 储槐植.《议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5期
第二篇：浅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宪法学思考
浅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宪法学思考
论文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 宪法原则 宪法规范
论文摘要：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创设至今，其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宪法学角度分析，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不但与我国宪法所体现出的一些宪法原则背道而驰，而且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规范的具体规定本文将以宪法学的视角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分析，论证该制度与我国宪法原则及规范的相悖，从而引发人们对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于2O世纪50年代。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对四类人实行劳动教养。这是中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1979年l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l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创设至今，其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宪法学角度分析，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不但与我国宪法所体现出的一些宪法原则背道而驰，而且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规范的具体规定。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宪法原则相违背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基本人权原则相违背
基本人权原则是近代各国宪法所普遍确立的原则。“人权在本质上是指人之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我国宪法亦确立了基本人权原则，特别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彰显了我国宪法对于人权的重视和保护。而人身自由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作为人的一项基础性权利。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强制进行劳动的惩罚性措施。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无论是从法律依据方面还是从决定程序方面都不符合宪法和法律对限制人身自由法定情形的规定。其次，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于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从期限上看，管制是3个月～2年，拘役是1个月～6个月；而劳动教养则是1年～3年，必要时可以延长至4年。从限制自由的程度上看，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在原居住地执行属于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罪犯，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l天～2天；而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戒备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定的条件下，还可以适用缓刑；而劳 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这样，一个受到定罪免刑判决的罪犯，可以不需要被剥夺一天的人身自由；而一个犯有同样罪行而受到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却可能被剥夺人身自由长达3年甚至4年。可见，被劳动教养人的违法程度与对被劳动教养人处罚的严厉程度不相适应，侵犯了被劳动教养人的基本人权。所以，劳动教养制度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这一基础性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同时也间接侵犯了公民的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宪法的确立的基本人权原则相违背。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法治原则相违背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概念，二者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方略。法治是宪政的实现途径，现代民主国家都以法治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我国宪法也确立了法治原则，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宣布了法治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宪法还通过对宪法最高效力、法律平等原则以及司法程序等内容的规定，进一步确立了法治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性措施，其创立和实施应该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但是，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合宪性与合法性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首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宪法对人身自由保护的条款相冲突。对此下文将在论述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宪法规范相违背时作具体分析。其次，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法律依据方面与我国已生效的立法相冲突，不具备合法性。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中央的两次《指示》创办的，是～项政策性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1957年8月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创立，此后在1979年全国人大又批准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也就成了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法理上讲，《决定》和《补充规定》只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试行办法》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其只能算是“准行政法规”性质的部门规章。而《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二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l0条第l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其法律依据仅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显然缺乏充足的效力。并且，《行政处罚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而《行政处罚法》颁布以后，国务院的《决定》和 2 《补充规定》却未作任何修改，这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要求，与该法相违背。可见，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既存在违宪性也存在违法性，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有损法律的尊严，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相违背。
(三)我国实施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与权力制约原则相违背
权力制约原则也是近代各国宪法所普遍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权力如果集中于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必然会形成强迫与专制。我国现行宪法也通过确立人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人大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本系统内实行监督和制约的规定体现了权力制约原则。
根据劳动教养的法规规定，劳动教养在名义上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决定的。但由于这一“委员会”普遍设置在公安机关内部，或者其办公室就设在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之下，有关的公章也由公安机关控制。作为这一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民政部门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无从参与到劳动教养的审查活动中来，使得这一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普遍成为一个虚设机构，真正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的是公安机关本身。因此，《试行办法》中所说的承办机关与复查机构基本上就统一到公安机关身上了可以说，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劳动教养的审查批准权实际是由公安机关代为行使的，公安机关所作的劳动教养决定也就是当地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这样，在劳动教养的审批程序中，负责办理治安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属于申请者和调查者，而负责审查批准劳动教养的公安机关则属于决定者。从表面上看，这里存在着调查者与“裁决者”之间的职能分工，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控审分离”的基本正当程序要求。但是，由于申请者和裁决者分别属于上下级公安机关，它们在职业利益上有着干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并有着共同的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职业目标因此，作为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要服务于公安机关的基本职业利益，在作出劳动教养决定时不可能在申请者与被劳动教养者之间保持最起码的中立性、利益无涉性，不可能做到超然和不偏不倚。这样，对于公安机关实施劳动教养的决定权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制约，其所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的正当性受到怀疑。这种“自我申请、自我裁决”的决定程序违背了宪法所确立的权力制约原则。
此外，针对劳动教养的救济程序也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复查。经复查后，不够劳动教养条件，应撤消劳动教养；经复查事实确凿，本人还不服的，则应该坚持劳动教养。”被决定劳动教养人员可以向作出决定的机关或上级机关提出申请复议，此时，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的审判机关又是其申诉的复查机关，3 在对劳动教养的救济程序中缺乏其他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制约和监督，违背了权力制约原则，不能使这个救济程序发挥实效。
二、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我国现行宪法规范的规定
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此条规定限定了国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条件，即国家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否则不得实施。上文已经提到，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强制进行劳动的惩罚性措施。而实施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是公安机关，实施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实际上是“自我申请、自我裁决”的自我审批程序。在劳动教养制度中，公安机关在没有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条件下就可以对被劳动教养人实施劳动教养，限制其人身自由。显然，这并不符合宪法对国家限制人身自由的限定条件。所以，笔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规范的规定，是一项违宪制度。
三、结语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特殊时期所产生的一项惩戒性制度，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该制度所存在的侵犯基本人权、破坏法制统一等违宪性、违法性缺陷日益凸现。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根据宪政的要求，我们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这一违宪制度进行彻底的废除，并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新制度予以取代，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加强法制的统一、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
第三篇：劳动教养制度
小议我国劳教制度的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简称劳教制度，指的是政府相关机构根据现行相关法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而又不够或不需要给予刑事处罚的人施加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教育的处罚制度。
追根溯源，我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考证，劳动教养制度的原型即为列宁时代的“劳动营”，全称是“苏联劳动改造营业总管理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这一制度，并将其演变为我国独有的一项行政处罚制度。应该看到，劳教制度施行50多年来，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在于：公安机关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程序，即可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之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甚至可延长一年。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劳教制度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饱受诟病，完全在于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废除劳教制度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必须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本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二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应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完善同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条款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对原来属于劳教的对象进行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废除后，将有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其惩罚犯罪分子，比如社区矫正。在我国，社区矫正是将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在监督管理方面，制定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居住地变更、外出请销假、教育学习等制度，成立由司法所、村委会、居委会、其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保证人、社会志愿者等组成的矫正小组，他们会和服刑人员谈话，对其进行走访，对服刑人员监管，防止他们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还会对在社区服刑的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还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劳教制度废除后，或许会被其他惩罚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也无论对何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劳教制度，我们都应该彻底摒弃隐藏在劳教制度背后的潜意识：即由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一家独断的观念。做好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劳教制度覆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当下，在劳教制度废除后，我们应该防止出现另外一种超越宪法法律的惩罚制度，特别是要避免“换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再现。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各级行政部门在失去了这一用惯且有利治理社会的“工具”时，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想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 “弥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坚决予以杜绝。特别是在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劳教制度给公民基本权利带来的严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权力过度行使的理念下，设计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四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摘 要： 劳动教养制度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权保障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权等存在明显的冲突，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司法实践情况，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式应是在基本目标的指引下，通过出台劳动教养立法、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推动劳动教养程序司法化，最终实现劳动教养的法治化。
关键词： 劳动教养制度； 国际人权准则； 改革与完善。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一制度产生伊始就存在着很多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扩大的趋势。作为一项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动教养直接关涉公民基本人权问题，其“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人，适用名义上是行政处罚但实质上类似于刑罚的劳动教养……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相去甚远”①。国际人权准则是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的最低要求。为了促进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既保留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又防止其被不当利用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也为了促进这一制度与国际法准则的统一，需要将其置于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进行审视。
一、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劳动教养的正当程序缺失。
作为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宪章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国家为了维护国内秩序或为了保护其他人的人权，可以对侵害他人权利者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尤其要符合各国国内法所规定的程序要求。据此，正当程序是国家剥夺公民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应当符合实体法的要求，还要满足程序法的要求，如使被剥夺权利者能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联合国大会 1988 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对受拘留或监禁的人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 剥夺公民自由只能由称职、公正、独立的法官或享有司法权的官员依法定程序进行； 应当保障被剥夺自由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司法机关应当进行持续审查。我国的劳动教养属于该规定中“因定罪以外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对国际人权准则要求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背离表现在：（1）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执行并决定予以变更或解除，公安机关集侦、控、审、执行于一身，外部监督十分乏力，这对于人权的保障极为不利。（2）当事人根本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
（3）法官没有事先审查的权力，即使其事后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审查，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掣制，实际上其难以做到称职、公正、独立地进行审查。（4）劳动教养过程中的持续审查机制缺失。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自由应当被剥夺到劳动教养期满之日，期间只存在通过奖励制度缩短劳动教养期限的可能。从国际人权准则的要求来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制度，其对被劳动教养者利益的正当程序保障不足。
（二）劳动教养与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的权利的冲突。
早在 1930 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 14 届会议就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规定彻底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因法院判决有罪而被强制劳动的，不属于应当制止的强制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 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对于被国家剥夺自由的人或者因其他原因被拘禁者，只有经过了合格法庭的审查与裁判，其进行的强制性工作或服务才不被视为应予禁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我国存在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强制劳动的情况。劳动改造既符合《强迫劳动公约》的除外条件，也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的除外情形，不属于应予禁止的强迫劳动之列。但是，劳动教养的正当性值得商榷。《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了通过劳动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教育改造的方式，依此，被劳动教养者必须参加劳动，虽然会“发给适当工资”，但这种劳动并非以自愿为基础，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惩戒，被劳动教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依据《强迫劳动公约》，这种没有被定罪即被要求强制劳动的情形属于被制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
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种强制劳动虽然可以被允许，但应以“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为前提，而我国的劳动教养仅依据公安机关的审批决定，其正当性明显不足。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国内学界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去向产生了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不仅有存在合理性，其运行也有合理性，没必要废除，应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完善。②有学者认为应当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不能有任何迁就。③笔者认为，目前所有的改良型方案的确存在着“扬汤止沸”的问题，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但却是最难实施的一种方案。且不论其彻底废除涉及刑罚与行政处罚对劳动教养的吸纳（刑法与行政处罚法的大幅度修改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就废除过程中的阻力，就有可能直接将此方案扼杀于摇篮之中。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所有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由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因此，渐进式改革才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渐进式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 在保持劳动教养维护社会治安功能的基础上，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对其的制约作用，实现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适用范围的最小化，对公民自由进行处分的司法化，决定过程的诉讼化，执行方式的开放化。
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是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应当实现维护社会治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价值的均衡，尤其要注重在劳动教养过程中保护被劳动教养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 只有通过正当程序并经适格的主体作出裁决，才能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最有效的保障人权的方式往往是对正当程序的遵守，因此，尤其要注意正当程序对劳动教养的控制作用，通过程序对国家的劳动教养权力进行控制，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最小化，是指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设定应当与刑罚一样保持谦抑性与合法性，应当慎用、少用劳动教养，不得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应严格遵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由法律对劳动教养事项进行规定，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扩张性规定或解释。在缩小现有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基础上，立法应当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 对于范围的扩张，应当明确规定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才有权进行。
劳动教养对公民人身自由处分的司法化是指： 处分的审查与决定应当由中立的、独立的司法主体进行，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宜由法院进行； 处分程序应诉讼化，即劳动教养决定的作出应当有原告、被告的充分参与，法官不仅应根据申请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还应充分听取被劳动教养者的意见，原告、被告双方可以进行辩护、质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障被劳动教养人员的获得律师帮助权，管理制度《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法中的律师帮助制度应当包含如下内容： 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在处分程序中增加权利告知程序；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明确规定律师在处分程序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国家对这些权利的保障义务。
劳动教养执行的开放化与人性化是指，劳动教养的执行应当坚持开放化方式，完全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并不是唯一的执行方式。我国劳动教养应当与刑罚的执行方式接轨，坚持社会外矫正与社会内矫正相结合。具体来说： 在劳动教养的期限上，坚持以不定期为原则，只设定上限，原则上不设定下限，且规定被劳动教养者得依法随时获得释放； 在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上注重社区矫正的作用； 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应当允许被劳动教养者回家、外出等； 在劳动教养的执行内容上，应当坚持“矫治”第一、劳动第二。总之，应当以帮助被劳动教养者迅速回归社会、成为有用的人为目标，以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主、劳动为辅，使劳动成为一种教育方式而不是为劳动教养场所“创收”的工具。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
（一）劳动教养立法的主要内容。
我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启动了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工作。2011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表示，我国将抓紧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目前立法的进度已经表明，劳动教养制度将主要用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因此劳动教养的内容应当以教育为主，不得要求不必要的劳动，最好取消强迫劳动，代之以技能培训与行为教育。（2）严格设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应当设计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程序； 增加被劳动教养人员的申辩权，被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委托的律师如果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由法院裁决是否进行劳动教养。（3）劳动教养期限的严格限制。修改目前劳动教养期限长达 1—3 年，必要时还可延长一年的规定，建议最长不超过一年半。（4）劳动教养管理的开放与人性化。劳动教养的场所应当是开放的（指在劳动教养场所内部开放，并非对外开放），矫治对象在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 在必要的审查与限制下，允许矫治对象请假、周末回家、探亲等。（5）劳动教养的定期审查与分流制度。劳动教养机构或者专门的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对劳动教养决定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教养已不必要，应当立即决定解除，不得有不必要的延迟。（6）劳动教养制度实施的监督问题。对于劳动教养实施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不仅有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必要时还可以启动专门的调查和惩戒程序； 被劳动教养者及其律师有权直接将劳动教养处分提交法院进行审查或复审。（7）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的问题。国家或社会应当帮助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 应当建立被劳动教养者不良记录消除制度，被劳动教养者在一定年限（如三年内）如果不再有法定违法行为（不是任何违法行为），就应当消除其劳动教养记录。
（二）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控制。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限缩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的法律修改工程，它不仅涉及劳动教养立法本身的修改，还需要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对劳动教养部分内容的吸纳。
1.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实体法控制。首先，提高劳动教养的适用条件。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具备三个基本要件： 人身危险性、行为的严重违法性、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人身危险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再次危害社会治安或侵害他人的可能性； 行为的严重违法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这种违法行为比较严重但没有达到需要刑法调整的程度； 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是指劳动教养方式的选择应当坚持“除此之外，别无更优”的原则，劳动教养期限应当与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危险性、行为违法性成比例，国家应当间隔性地对劳动教养的执行进行持续审查，一旦达到了矫正的目的，即应解除劳动教养。其次，将一些轻微的、实际上没有必要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最后，通过对刑法的修改，降低部分罪的入罪条件，将实际上已构成犯罪但目前由劳动教养规制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在降低入罪条件的同时，应当促进刑罚执行的多样化，尤其要注重轻刑的非监禁化（以罚金刑、社区服务、社区矫正等方式执行），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2.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程序法控制。实体法通过普适性的规范从整体上控制国家劳动教养权“触角”的范围，这种控制是抽象的、无法自我实现的，需要执行者严格遵守法律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必须对劳动教养的适用设定严格的程序，通过对程序的严格遵守，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权利的保障，达到劳动教养的慎用、少用，最终实现在个案中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为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申请主体与决定主体的分离，建立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解除劳动教养权及劳动教养持续审查等制度。
3.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证据控制。除非有证据证明并坚持法定的证明标准，不应当对公民实行劳动教养，这是防止国家滥用劳动教养权的重要措施。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明确了劳动教养案件的证明标准，即“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但实践中是否达到了此证明标准存在疑问。我国目前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缺乏外部监督； 《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高度格式化，没有说理的过程，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也就难以判断。因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决定过程的诉讼化，使控辩双方在第三方主持下进行公开证明、质证、辩论，在此前提下设定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来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通过证据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主要涉及五个问题：（1）明确需要证明的事项，包括违法行为及其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有再犯的可能、确有拘禁矫治的必要。（2）证明标准的设定。（3）举证责任的分配。劳动教养的申请者应当举证证明适用劳动教养的必要性。（4）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不得对公民进行劳动教养，没有新的证据或事项，不得再次提起劳动教养申请。（5）劳动教养决定文书中应当写明决定者依据证据形成心证的过程。
（三）劳动教养程序的司法化。
劳动教养应当最终实现决定主体的中立化，最理想的主体是法官。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程序应当完全实现诉讼化，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劳动教养的人处于控诉者的地位，被申请人处于被告人的地位，双方均有权聘任律师进行帮助，被申请人如果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责任在申请方，被申请人原则上不负证明责任，但其可以提供证据为自己辩解。经过充分的质证、辩论后，法院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双方对法院的裁判都有权利提出上诉。当事人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有权依法提出对劳动教养进行审查的申请。执行机关有义务每隔一定期限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符合解除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解除劳动教养。必要时，法院也可以应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复查程序，决定是否继续对申请人适用劳动教养。
第五篇：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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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紧迫性
王忠辉
【内容提要】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项教育改造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在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和预防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项制度发展到今天，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了诸多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并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建立、健全合法合理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显得尤为迫切。
【关 键 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
1、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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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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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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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人权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
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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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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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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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
1、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 版。
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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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3、陶积根：《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思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张惠军：《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法治论丛》
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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