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

第一篇：“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

“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

唐学鹏 2010-10-13 23:37:49 评论()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中正式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后，“包容性增长”概念得到了巨大的传播和海量的诠释。据说，“包容性增长”或将写进10月15日十七届五次会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它意味着一种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让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成果，这同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是高度同构的。

“包容性增长”跟世界银行过去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和“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得千万人“脱贫”（拜托1天2美元的困境），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迅速扩大，30年间从0.31飙升到0.46，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别和城镇内部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分蛋糕”越发不合理了。更要命的是，做大蛋糕的方式和“分蛋糕”的方式是高度相关的，不正常的增长产生不合理的分配。其实，基尼系数的上升、畸形利益格局的自我强化、基本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垄断、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国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社会橄榄型结构的缺失、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缺位”等等，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因为“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那些可贵的原则丢失了。

坦率地说，“包容性增长”的真正含义不是说“穷人要增长、富人也要增长”、“国企要发展、民企也要发展”、“大家不偏不倚、毫不疏漏地都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尊贵的原则是建立一些令全民都服膺的发展规则，在这些规则面前政府是高度自律“不逾雷池”的；对企业来说，这些规则是最重要的底线；对民众来说，它“内化”为一种生存的哲学和态度。

“包容性增长”本质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以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的基点不是促进短期经济发展，而是提供机会平等的“金融基石”。宽松甚至泛滥的负利率货币政策在短期内非常有助于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它扭曲了民众的判断，它创造了狂热的资产泡沫，而那些规避风险的民众辛苦劳动积累的储蓄因没有投机或者投资思维而迅速贬值，这其实刻意制造了货币上的机会不平等。但如果中央银行坚持中性货币思维，这时候市场情绪创造的资产泡沫、赢家输家闹剧则是可以被谅解的，因为这是在机会平等下的结果不平等。

那种一味用改变“结果不平等”的思维来调控是需要商榷的。经济管理者并未“全能上帝”，知道市场变化的细节。明知先前政策有扭曲，但却害怕过快纠正会形成“负面效应的叠加”这是值得商榷的。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要及时改变错误，而不要去关注一些细节的形态变化。看到垄断企业工资奇高就仅仅在名义上限制垄断企业工资是需要转换思维的，看到一些人的财产性收入奇高就要削弱财产性收入，这都属于强行调整“结果不平等”，是值得商榷的。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垄断企业以“长子”身份承担经济波动的损失故“垄断”有理，但我们认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如放松行业管制，让资本平等机会，容忍初始阶段的无序和混乱。机会平等并不一定一开始就会创造优美的秩序，但演化越深，形态就会越美、越包容和谐。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包容性增长，它改善了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上面的机会不平等，让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不要因城市管理成本上升而阻碍其自由配置，不要用土地换社保来做交易，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机会平等的基础，即使流动过程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城市户籍居民福利的有所下降，那也要接受这个暂时结果。

坚持“包容性增长”的尊贵原则，就不需要设立什么GDP增长数字，就不需要用GDP考核官员，去经济增长的GDP化自然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经济文明的规则、是心照不宣的认同。“包容性增长”必然带来分享、经济质量的提升；它会产生值得尊重的财富差距。我们希望“包容性增长”成为“十二五规划”的旗帜，它也是执政党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机会平等导致的参差多态将成为新时代幸福的本源，“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个人努力实现自身梦想，而不是靠关系发财”。

第二篇：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推荐）

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以乒乓球、足球与网球为例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其核心词语‚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立即引起更为广泛地关注，其内涵也被进一步挖掘。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内容：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

同样，中国体育也需要包容性增长。中国体育目前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称为体育大国，与我们现在的举国体制息息相关，接下来，以乒乓球、足球及网球的现状与改革为例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一、中国兵乓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乒乓球得到了广泛发展，在世界上崛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新的一代运动员迅速成长起来，使得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继续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在1981年举行的第36届世乒赛上，我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夺得了7项冠军，创造了乒坛历史上的奇迹。在80年代的5届世乒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了金牌总数的80%，中国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吸引了各国加强对中国队的研究，中国队的优势受到潜在的威胁，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中国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结果，在第41届世乓赛上男队成绩跌至第七名，女队也在决赛中败给朝鲜南北联队。之后随着以邓亚萍为典型的新一代运动员的崛起，继续保持世界强国地位。进入21世纪，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仍旧蓬勃发展，在女子乒乓球方面，继邓亚萍时代之后，小将王楠再次担起了女单一姐的责任，2006年不来梅世乒赛夺得女团冠军后，王楠以19个冠军头衔超越邓亚萍，成为中国夺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乒乓球选手。尽管在2004年之后就将一姐的王杖交给了更年轻的张怡宁，但是王楠在场上的霸气和定海神针的作用让她仍是中国女队不可或缺的大姐大。在男子方面，也涌现了一大批名将，如刘国梁，王励勤，孔令辉，马琳等等，这些运动员为我国夺取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创造了世界乒坛的中华盛世。

中国乒乓能够在世界上始终保持霸主地位，在80、90年代偏向于依赖为国争光的信念，到了新世纪，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体制下，更依赖于利益的提高，尤其是国手的收入提高。在非奥运年里，乒乓球国手们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块，乒超薪水、国际比赛奖金以及广告收入。其中最大头，也是最好赚的当数乒超的薪水。2010年，乒超联赛改革中对运动员的薪水作出了明确限定：特级运动员年薪80万至120万，一级运动员年薪30万至60万，可运动员实际拿到手的甚至还不止这个限定。有的一线国手每年仅3个月的联赛，税前收入达到近350万。以江苏男乒的当家球星陈玘为例，特级运动员，年薪在80万-120万之间，而且每场赢球，奖金也会达到上万元，总年收入不会低于100万。这与邓亚萍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代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广告收入也绝大部分归属于体育总局而非个人。

乒乓球领域做出收入体制的改革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相类似，就目前而言对调动运动员积极性，保证比赛成绩有推动意义，但从长远看，按照胡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思想，还需要使更多人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高水平的运动员有收入，其他幕后的‚陪练‛也应该得到相对公平的经济利益。

二、中国足球

2009年国庆节前夕，沈阳警方经过长期侦查，端掉了一个利用赌球非法牟利的团伙。虽然这不是中国警方破获的第一个赌球团伙案，但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涉案嫌疑人不但涉赌，且利用赌球来操控国内联赛。随即一场来势凶猛的扫赌反黑风暴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0月16日，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成为中国足坛扫赌反黑风暴中落马第一人，从而拉开了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反黑事件的序幕。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传出包括青岛海利丰、成都谢菲联、广州医药、山西路虎、陕西国力等多家俱乐部涉嫌打假球。同时调查和刑事拘留相关涉案人员如俱乐部官员、裁判官员、足协官员多名，公安部掌握的涉赌‚黑名单‛有超百人之多。特别是2010年1月27日公安部宣布南勇、杨一民、张建强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3月17日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被依法批捕，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此次反足坛反黑行动有几个特点：一是小小的辽宁公安机关某项目组干警来到京城就能‚带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这样的高官，而9年前袁伟民（正部级官员）却办不到，且一带就是三大员，即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副主任杨一民、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个个堪称‚呼风唤雨‛的人物；二是总局反应之快前所未见，仅一周之隔，就把仍称为‚协助警方调查‛的南勇等人解职，属于‚未错先罚‛；第三是后续动作惊人之大，在宣布撤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宣读了等同声讨赌球的檄文，洋洋洒洒近千字，包含‚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赌球‛这样近乎正部级单位向辽宁初级公安机关表态的内容；包含‚成立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全国足球联赛赛风赛纪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外公布了办公地址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媒体的举报‛等措施。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特点，有其一定的背景。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以及刘延东国务委员等高层集中高频地论及中国足球为反黑运动顺利开展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2009年9月中国足球世界排名从历史最高39位降到了有史最低的108位，全民愤然，为反黑风暴提供了社会舆论基础，中国足球此次反黑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推动全面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之一就是发展中包含公平，前些年中国足球的盲目发展忽视了公平、公正，不仅没有把中国足球发展好，还使得赛场变成了赌场，反黑运动正是为了保证公平地竞技环境与良好的足球氛围，不让巨大的财富聚集于不法分子手里，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收益。

三、中国网球

中国体育往往是女队先出成绩，先是孙甜甜/李婷、郑洁/晏紫相继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6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中夺得双打冠军，而后李娜在2011年夺得法网冠军，而男子运动员在这方面还至今仍没有突破。相比乒乓球与足球，网球在我国的普及度相对较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高，这与我国的人才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女子运动员，双打组合与单打也不一样，尤其李娜的成功，为中国网球包容性增长提供参考，中国网球人才的培养需要包容多种培养方式。

目前我国网球人才培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传统的通过体制内从县、市、省到国家队各级别的选拔培养；二是网球学校的培养；三是私人教练。最常见是体制内的培养模式，最见效果的是私人教练培养模式，最难的是网球学校培养模式。

中国各类网球学校的兴起始自上世纪末,但大多带有一些专业队背景。本世纪初，中国的网球学校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各官方、半官方、私人性质的网校接连兴起，以适应中国网球不同需求的成长模式。但在成才周期长、成才率低、花费高的现实冲击下，很多网校并未能坚持下来，即便是有官方背景教育资质的中国网球学校亦未能幸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球学校其自身网球水平有限，出不了成绩没有生源也就没有收入；二是来自体制内的干扰，以办的相对比较成功的保定超达国际网球学校为例，为了能够让其学校王璐瑶、宋晓溪等水平较高的学生参加城际运动会，不得不在河北省队注册，然而注册之后，湖北省队就不愿再放人，王璐瑶是超达网校一手培养出来的，郭涛在他身上的投入接近百万元。在郭涛的计划中，准备将王璐瑶送到西班牙，锻炼两年后进入职业圈。而现在，关于王璐瑶、宋晓溪的任何决定都受到了限制。

李娜的成功是从其脱离体制外之后才开始，那时李娜已经28岁，自从转入私人教练模式之后，其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已经退出了国家队，但是其同样也是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干扰‛，其收入的一部分必须交予体育总局，其公众行为也得到了限制。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中国网球的人才培养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给及各种人才培养模式以更为公平、公正的待遇，而不是想尽一切方法插足，为其自身发展制造困扰。

除了乒乓球、足球、网球之外，类似体操、竞赛等，中国体育需要全面的包容性增长，让公平、合理体现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各个方面，让有成绩的运动员得到应得的利益，让没有取得成绩、或者伤退运动员这些弱势群体也能保障其基本生存需要，中国的体育事业也会更好、更快地增长。

第三篇：中国未来不是梦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未来不是梦》。

同学们，不知当你们又一次面对庄严的五星红旗时你的心底是否涌动起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壮志豪情？当你们度过那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时，你的脑海里是否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个永载历史的日子，那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日子。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片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是五星红旗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第一次升起。在这面国旗上，凝聚了千千万万革命者的愿望、信仰和追求，倾注了中国亿万人民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情挚爱。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卓越和伟大的民族。我们有过繁荣昌盛的唐朝，有过强盛无比疆域辽阔的汉朝和元朝，更有灿烂美丽的唐、宋文化„„但是也有屈辱的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结束。这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在养育中华民族的华夏大地上恣意横行，上演过无数的血泪斑斑的惨剧。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不能忘记国家和民族赋予的重任。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未来的蓝天是属于我们的。为了祖国的明天永远长盛不衰，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担起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

作为五中的一名学生，应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爱学校、爱集体、爱学习的热情。爱学校不仅表现为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而且表现人人维护学校的形象，不做有损学校形象的事，不说有损学校形象的话，努力为学校争光添彩，要努力做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小立志为国家、为民族的强盛而奋斗，正如周恩来所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文明守纪，严于律己，从小争做当文明人，做文明事的素质；刻苦努力，积极探究，从小树立敢于拼搏、勇于争先的竞争意识。从现在起，要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一个让父辈们可信任、可依靠、有能力的接班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从现在开始吧！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去刻苦学习，青春、激情、理性、责任，将化作我们的双臂，去拥抱明天，挑战未来！因为我们坚信中国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四篇：中国力图遏制地区城乡差距拉大 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力图遏制地区城乡差距拉大 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0年10月03日16:52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2)字号：T|T

中新社北京10月3日电 题：中国力图遏制地区、城乡差距拉大 实现包容性增长

作者 宗欣

(编者按：近期中国高层在多个重要场合密集表态，坦诚介绍当今中国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和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的现状，强调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仍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也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和人群。本社从今日起在“如何看中国”的栏目中推出一组特稿，做相关解读分析与解读，请予关注。)

在浙江杭州湾，花费118亿元人民币修建了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在云南泸水县，当地村民只能通过滑索，掠过江面到达怒江对岸。筹集在怒江架桥所需的四五十万元，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十分不易。

在重庆市解放碑商业区，高楼林立、商贸云集，夜幕下的霓虹灯斑斓闪烁、人群川流不息；距解放碑商业区不到200公里，重庆武隆县大山深处一个的贫困村，对大多数村民来说，每月几块钱的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些事情，都同时发生在中国。解决不断扩大的地区、城乡差距，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已变得日益紧迫。

2009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近12倍，人均GDP增长超过12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近7%，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

中国的地区和城乡差距，也同步拉大。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3.33∶1。

在经济繁荣的上海市，每人的年均收入达到76976元，而贵州省只有9187元；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有94.1%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人均纯收入要高出农村12000多元。

自然条件、历史原因之外，政策倾斜客观上也是出现地区、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支持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率先开放，投资、财税和金融都向东部地区倾斜；计划经济时代，为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中国长期维持了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低价格。

上述政策实施后，东部和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和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如果任由差距不断拉大，难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地区差距长期过大，容易加剧地方利益竞争，导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贸易壁垒；城乡差距长期过大，会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缓慢，制约消费总量增长。此外，差距过大还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一些人仇富心理滋长、一些地方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等，与差距过大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希望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为缩小地区差距，中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从2008年开始三者的GDP增速全面超过东部。中国经济的四大板块逐渐成型。

为缩小城乡差距，官方的政策开始向“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倾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政府的投资逐年增加，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和城市，让进城农民变为市民，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在上月召开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国庆招待会致辞中也强调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高层传递出了中国遏制地区、城乡差距过大，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明确信息，这将为“十二五”规划的制订厘清思路。

第五篇：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继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之后，2010年胡锦涛又进一步阐述包容性增长理念。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传，不但继续寻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又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兼容并蓄、参与共享、引入知识与人力资本和将每一个个体都纳入发展等深度调整生产关系的理念。随着国家发展理念及大政方针的改变，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调整好思路，彻底摒弃把财务指标的增长做为首要的绩效目标的做法，以包容性增长理念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改变就生产论生产，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模式，树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企业作为社会公民，要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1.1 创造良好效益。为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和持续赢利能力，是企业最基本的经济责任，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企业要创造良好效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先进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企业，提高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使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采用现代管理方法，开拓创新，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成本，不断挖掘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不断提升赢利能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良好的回报，为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积极的贡献。

1.2 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作出表率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除了要追求利润外，还应遵从社会道德规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带头诚信经营，合法经营，承兑保修允诺。同时，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带动企业的职工、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共建法治社会。

1.3 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全员的环保意识，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实现全过程、全天侯、全员的环保管理。(2)企业通过技术革新，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3)对生产全过程污染进行监控，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4)通过公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以净化环境，保护社区及其他公民的利益。

1.4 大力资助社会事业

很多地方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为发展社会事业，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采取的形式如下：(1)赞助社区。这是对企业所在地事业的赞助，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影响范围，杭州娃哈哈集团在当地组织了儿童艺术团，出版了娃哈哈画报，筹建娃哈哈大厦，从事儿童艺术教育等。(2)慈善货助。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需要。在社会公众中能引起很大的反响，如上海大伟力鞋业有限公司，向上海福利院捐款，助养一名孤儿。(3)文化赞助。企业应支持和赞助具有充分

公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和体育项目，体现企业对发展文化、体育事业的赤诚之心和社会责任感，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健全价值分享机制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不能只重视价值创造，也要注重价值分享。分配公平体现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平等性，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与否及公平程度的直接和主要依据。工资、奖金、红利等是企业分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成为企业是否分配公平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当前一些企业职工收入过低，差距过大，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因此，企业要不断完善价值分享机制。

2.1 健全利润分享制

利润分享制是指企业所有者和企业职工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模式。职工只参加企业利润的分享，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根据盈利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比例、方法。它实际上是对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内部再分配，是对工资和奖金的一种补充形式。分红额度要按照一定的比例从企业利润中提成。在分红总额确定之后，员工之间的分配应采取按工资的固定百分比、工资的累进百分比、“分红系数”三种方式分配。

2.2 建立企业市场价值分享制

它是一种以企业股票价值增值为基础的企业纯收益分配模式。企业授予职工本企业股票，职工和企业其他股东一起分享企业市场价值增加(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和股息，同时也承担股票价格下降的风险。

2.3 完善企业所有权分享制

企业所有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通过持有企业一定份额的股份，以股东身份参加企业纯收入分配的一种企业收入分配模式。职工具有企业的员工和企业的所有者双重身份，职工既是企业的员工，也是企业的股东和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其他股东一起，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共同分享经营收入。职工持股一般通过购买企业股票、创造的知识产权转换为企业股权，利润分享和业绩奖励等获得的企业股权。

2.4 完善企业管理权分享制

企业管理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即企业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分享企业管理权。在企业管理权分享过程中，职工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参与企业管理，通过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