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考研必考的考点!（共5则）

第一篇：包容性增长,考研必考的考点!

包容性增长——2011年考研政治必考点【十七届五中全会专题】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

会议中提出的几个最新名词将按惯例作为2011年考研的考试热点。【1】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而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包容性增长的提出

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对于“包容性增长”一词，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胡锦涛主席的致辞公开发表后，就“包容性增长”问题，记者先后对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七八位均表示，是从胡锦涛主席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之前并没有过多地了解和研究。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

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是否应该适当下调增长预期水平，也成为当时学者争论的焦点。

庄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还比较大，“这种增长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所以亚行当时就做了相关研究。”

据汤敏介绍，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七八位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当时作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参与了一部分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于2007年出版，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实际上也有人翻译成„包容性增长‟。”庄健说。庄健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包括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包容性增长也包括无形的因素、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当一些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想得到的，排斥和不包容就产生了。如果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尤其是当他们能切实地期望子女加入到“赢家”的行列之中，那么他们会准备好挺过今天的困难。包容性增长的意义

包容性增长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我国正是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重要调整的时期，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将从依靠外需型转为内需性的经济增长。因此，胡锦涛主席强调：”应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增强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内需性的经济增长。

从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政治军事遏制无法奏效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和规模。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世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包容性增长”或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从2007年亚行首提这一概念，2010年9月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再次倡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

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经过这场危机之后，大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对投资、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中国恰恰受这种冲击比较明显。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恢复较快。但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到中央政府都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更加可持续的问题。

这次重提“包容性增长”，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含义。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大的判断。

在即将于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包容性增长具有不同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并没有人给予准确的定义。您怎样理解“包容性增长”？

庄健：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

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

马晓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

从国内讲，首先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其次是对低收入人群有利。财富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贫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长中获得利益。第三，这种增长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从国际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A国增长了，不应该去损害或者抑制B国，不要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跟国家之间应该是协调、和谐的增长，是共赢和多赢的，应该有益于多方。

汤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包括环保、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让其多受点益。比如怎样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怎样增加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包容性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还包括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较弱势的部分。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说得严重点，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长。

邓聿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改变，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如果再不改变，当前与未来的任务与目标都会面临着压力。

其实“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应该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原来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也谈胡锦涛提“包容性增长”有何深意

[1]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包容性增长”是胡锦涛致辞中的一个关键词。

据悉，“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而中国较早就响应和接受了这一科学理念。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中在两次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对“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式理解，这是对未来中国民生建设的宏图扩展，它不仅阐述了未来经济建设工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还指导了未来的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根本矛盾仍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以及仍不够健全的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文、民生、经济、政治建设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指导方针来协调各个层面的规划与发展，在此前提下，胡主席倡导“包容性增长”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科学合理调度生产关系，有助于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使民众能够更积极的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

第二：提高各产业链的发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强出口经济，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谐。

第三：包容国内外环境，于外有助于适配国际形象，与国际接轨，于内有利于提高国民生产，为国内市场经济提供自由但规范的竞争环境。

总之，包容性增长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构建和谐社会为最终目的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倡导及决策。

包容性增长对于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关于“包容性增长”，胡总书记提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内涵，他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由此看来，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就是公平性的增长，是包容更多的人群和地区的增长；在包容性增长的指导下，经济增长所惠及的就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少数人，改革的成果也就不会仅仅为少数人、个别人所分享；包容性增长将使经济发展的实惠更多地为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所享受，是更多的普通人群的生活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和改善。因此，在包容性增长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所面临的住房难、看病贵、上学难等问题都将为党和国家所进一步重视，并依靠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实现切实的改善。

所以，“包容性增长”预示着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包给”咱老百姓，“包容性增长”所“包给”咱老百姓的是更为富足的生活、更为公正的社会、更为生态的环境、更有希望的未来。

第二篇：“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

“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

唐学鹏 2010-10-13 23:37:49 评论()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中正式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后，“包容性增长”概念得到了巨大的传播和海量的诠释。据说，“包容性增长”或将写进10月15日十七届五次会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它意味着一种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让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成果，这同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是高度同构的。

“包容性增长”跟世界银行过去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和“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得千万人“脱贫”（拜托1天2美元的困境），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迅速扩大，30年间从0.31飙升到0.46，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别和城镇内部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分蛋糕”越发不合理了。更要命的是，做大蛋糕的方式和“分蛋糕”的方式是高度相关的，不正常的增长产生不合理的分配。其实，基尼系数的上升、畸形利益格局的自我强化、基本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垄断、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国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社会橄榄型结构的缺失、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缺位”等等，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因为“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那些可贵的原则丢失了。

坦率地说，“包容性增长”的真正含义不是说“穷人要增长、富人也要增长”、“国企要发展、民企也要发展”、“大家不偏不倚、毫不疏漏地都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尊贵的原则是建立一些令全民都服膺的发展规则，在这些规则面前政府是高度自律“不逾雷池”的；对企业来说，这些规则是最重要的底线；对民众来说，它“内化”为一种生存的哲学和态度。

“包容性增长”本质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以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的基点不是促进短期经济发展，而是提供机会平等的“金融基石”。宽松甚至泛滥的负利率货币政策在短期内非常有助于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它扭曲了民众的判断，它创造了狂热的资产泡沫，而那些规避风险的民众辛苦劳动积累的储蓄因没有投机或者投资思维而迅速贬值，这其实刻意制造了货币上的机会不平等。但如果中央银行坚持中性货币思维，这时候市场情绪创造的资产泡沫、赢家输家闹剧则是可以被谅解的，因为这是在机会平等下的结果不平等。

那种一味用改变“结果不平等”的思维来调控是需要商榷的。经济管理者并未“全能上帝”，知道市场变化的细节。明知先前政策有扭曲，但却害怕过快纠正会形成“负面效应的叠加”这是值得商榷的。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要及时改变错误，而不要去关注一些细节的形态变化。看到垄断企业工资奇高就仅仅在名义上限制垄断企业工资是需要转换思维的，看到一些人的财产性收入奇高就要削弱财产性收入，这都属于强行调整“结果不平等”，是值得商榷的。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垄断企业以“长子”身份承担经济波动的损失故“垄断”有理，但我们认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如放松行业管制，让资本平等机会，容忍初始阶段的无序和混乱。机会平等并不一定一开始就会创造优美的秩序，但演化越深，形态就会越美、越包容和谐。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包容性增长，它改善了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上面的机会不平等，让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不要因城市管理成本上升而阻碍其自由配置，不要用土地换社保来做交易，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机会平等的基础，即使流动过程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城市户籍居民福利的有所下降，那也要接受这个暂时结果。

坚持“包容性增长”的尊贵原则，就不需要设立什么GDP增长数字，就不需要用GDP考核官员，去经济增长的GDP化自然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经济文明的规则、是心照不宣的认同。“包容性增长”必然带来分享、经济质量的提升；它会产生值得尊重的财富差距。我们希望“包容性增长”成为“十二五规划”的旗帜，它也是执政党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机会平等导致的参差多态将成为新时代幸福的本源，“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中国梦”：“个人努力实现自身梦想，而不是靠关系发财”。

第三篇：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推荐）

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以乒乓球、足球与网球为例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其核心词语‚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立即引起更为广泛地关注，其内涵也被进一步挖掘。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内容：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

同样，中国体育也需要包容性增长。中国体育目前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称为体育大国，与我们现在的举国体制息息相关，接下来，以乒乓球、足球及网球的现状与改革为例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一、中国兵乓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乒乓球得到了广泛发展，在世界上崛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新的一代运动员迅速成长起来，使得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继续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在1981年举行的第36届世乒赛上，我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夺得了7项冠军，创造了乒坛历史上的奇迹。在80年代的5届世乒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了金牌总数的80%，中国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吸引了各国加强对中国队的研究，中国队的优势受到潜在的威胁，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中国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结果，在第41届世乓赛上男队成绩跌至第七名，女队也在决赛中败给朝鲜南北联队。之后随着以邓亚萍为典型的新一代运动员的崛起，继续保持世界强国地位。进入21世纪，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仍旧蓬勃发展，在女子乒乓球方面，继邓亚萍时代之后，小将王楠再次担起了女单一姐的责任，2006年不来梅世乒赛夺得女团冠军后，王楠以19个冠军头衔超越邓亚萍，成为中国夺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乒乓球选手。尽管在2004年之后就将一姐的王杖交给了更年轻的张怡宁，但是王楠在场上的霸气和定海神针的作用让她仍是中国女队不可或缺的大姐大。在男子方面，也涌现了一大批名将，如刘国梁，王励勤，孔令辉，马琳等等，这些运动员为我国夺取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创造了世界乒坛的中华盛世。

中国乒乓能够在世界上始终保持霸主地位，在80、90年代偏向于依赖为国争光的信念，到了新世纪，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体制下，更依赖于利益的提高，尤其是国手的收入提高。在非奥运年里，乒乓球国手们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块，乒超薪水、国际比赛奖金以及广告收入。其中最大头，也是最好赚的当数乒超的薪水。2010年，乒超联赛改革中对运动员的薪水作出了明确限定：特级运动员年薪80万至120万，一级运动员年薪30万至60万，可运动员实际拿到手的甚至还不止这个限定。有的一线国手每年仅3个月的联赛，税前收入达到近350万。以江苏男乒的当家球星陈玘为例，特级运动员，年薪在80万-120万之间，而且每场赢球，奖金也会达到上万元，总年收入不会低于100万。这与邓亚萍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代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广告收入也绝大部分归属于体育总局而非个人。

乒乓球领域做出收入体制的改革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相类似，就目前而言对调动运动员积极性，保证比赛成绩有推动意义，但从长远看，按照胡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思想，还需要使更多人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高水平的运动员有收入，其他幕后的‚陪练‛也应该得到相对公平的经济利益。

二、中国足球

2009年国庆节前夕，沈阳警方经过长期侦查，端掉了一个利用赌球非法牟利的团伙。虽然这不是中国警方破获的第一个赌球团伙案，但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涉案嫌疑人不但涉赌，且利用赌球来操控国内联赛。随即一场来势凶猛的扫赌反黑风暴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0月16日，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成为中国足坛扫赌反黑风暴中落马第一人，从而拉开了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反黑事件的序幕。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传出包括青岛海利丰、成都谢菲联、广州医药、山西路虎、陕西国力等多家俱乐部涉嫌打假球。同时调查和刑事拘留相关涉案人员如俱乐部官员、裁判官员、足协官员多名，公安部掌握的涉赌‚黑名单‛有超百人之多。特别是2010年1月27日公安部宣布南勇、杨一民、张建强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3月17日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被依法批捕，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此次反足坛反黑行动有几个特点：一是小小的辽宁公安机关某项目组干警来到京城就能‚带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这样的高官，而9年前袁伟民（正部级官员）却办不到，且一带就是三大员，即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副主任杨一民、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个个堪称‚呼风唤雨‛的人物；二是总局反应之快前所未见，仅一周之隔，就把仍称为‚协助警方调查‛的南勇等人解职，属于‚未错先罚‛；第三是后续动作惊人之大，在宣布撤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宣读了等同声讨赌球的檄文，洋洋洒洒近千字，包含‚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赌球‛这样近乎正部级单位向辽宁初级公安机关表态的内容；包含‚成立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全国足球联赛赛风赛纪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外公布了办公地址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媒体的举报‛等措施。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特点，有其一定的背景。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以及刘延东国务委员等高层集中高频地论及中国足球为反黑运动顺利开展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2009年9月中国足球世界排名从历史最高39位降到了有史最低的108位，全民愤然，为反黑风暴提供了社会舆论基础，中国足球此次反黑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推动全面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之一就是发展中包含公平，前些年中国足球的盲目发展忽视了公平、公正，不仅没有把中国足球发展好，还使得赛场变成了赌场，反黑运动正是为了保证公平地竞技环境与良好的足球氛围，不让巨大的财富聚集于不法分子手里，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收益。

三、中国网球

中国体育往往是女队先出成绩，先是孙甜甜/李婷、郑洁/晏紫相继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6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中夺得双打冠军，而后李娜在2011年夺得法网冠军，而男子运动员在这方面还至今仍没有突破。相比乒乓球与足球，网球在我国的普及度相对较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高，这与我国的人才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女子运动员，双打组合与单打也不一样，尤其李娜的成功，为中国网球包容性增长提供参考，中国网球人才的培养需要包容多种培养方式。

目前我国网球人才培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传统的通过体制内从县、市、省到国家队各级别的选拔培养；二是网球学校的培养；三是私人教练。最常见是体制内的培养模式，最见效果的是私人教练培养模式，最难的是网球学校培养模式。

中国各类网球学校的兴起始自上世纪末,但大多带有一些专业队背景。本世纪初，中国的网球学校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各官方、半官方、私人性质的网校接连兴起，以适应中国网球不同需求的成长模式。但在成才周期长、成才率低、花费高的现实冲击下，很多网校并未能坚持下来，即便是有官方背景教育资质的中国网球学校亦未能幸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球学校其自身网球水平有限，出不了成绩没有生源也就没有收入；二是来自体制内的干扰，以办的相对比较成功的保定超达国际网球学校为例，为了能够让其学校王璐瑶、宋晓溪等水平较高的学生参加城际运动会，不得不在河北省队注册，然而注册之后，湖北省队就不愿再放人，王璐瑶是超达网校一手培养出来的，郭涛在他身上的投入接近百万元。在郭涛的计划中，准备将王璐瑶送到西班牙，锻炼两年后进入职业圈。而现在，关于王璐瑶、宋晓溪的任何决定都受到了限制。

李娜的成功是从其脱离体制外之后才开始，那时李娜已经28岁，自从转入私人教练模式之后，其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已经退出了国家队，但是其同样也是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干扰‛，其收入的一部分必须交予体育总局，其公众行为也得到了限制。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中国网球的人才培养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给及各种人才培养模式以更为公平、公正的待遇，而不是想尽一切方法插足，为其自身发展制造困扰。

除了乒乓球、足球、网球之外，类似体操、竞赛等，中国体育需要全面的包容性增长，让公平、合理体现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各个方面，让有成绩的运动员得到应得的利益，让没有取得成绩、或者伤退运动员这些弱势群体也能保障其基本生存需要，中国的体育事业也会更好、更快地增长。

第四篇：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继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之后，2010年胡锦涛又进一步阐述包容性增长理念。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传，不但继续寻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又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兼容并蓄、参与共享、引入知识与人力资本和将每一个个体都纳入发展等深度调整生产关系的理念。随着国家发展理念及大政方针的改变，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调整好思路，彻底摒弃把财务指标的增长做为首要的绩效目标的做法，以包容性增长理念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改变就生产论生产，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模式，树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企业作为社会公民，要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1.1 创造良好效益。为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和持续赢利能力，是企业最基本的经济责任，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企业要创造良好效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先进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企业，提高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使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采用现代管理方法，开拓创新，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成本，不断挖掘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不断提升赢利能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良好的回报，为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积极的贡献。

1.2 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作出表率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除了要追求利润外，还应遵从社会道德规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带头诚信经营，合法经营，承兑保修允诺。同时，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带动企业的职工、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共建法治社会。

1.3 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全员的环保意识，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实现全过程、全天侯、全员的环保管理。(2)企业通过技术革新，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3)对生产全过程污染进行监控，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4)通过公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以净化环境，保护社区及其他公民的利益。

1.4 大力资助社会事业

很多地方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为发展社会事业，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采取的形式如下：(1)赞助社区。这是对企业所在地事业的赞助，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影响范围，杭州娃哈哈集团在当地组织了儿童艺术团，出版了娃哈哈画报，筹建娃哈哈大厦，从事儿童艺术教育等。(2)慈善货助。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需要。在社会公众中能引起很大的反响，如上海大伟力鞋业有限公司，向上海福利院捐款，助养一名孤儿。(3)文化赞助。企业应支持和赞助具有充分

公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和体育项目，体现企业对发展文化、体育事业的赤诚之心和社会责任感，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健全价值分享机制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不能只重视价值创造，也要注重价值分享。分配公平体现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平等性，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与否及公平程度的直接和主要依据。工资、奖金、红利等是企业分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成为企业是否分配公平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当前一些企业职工收入过低，差距过大，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因此，企业要不断完善价值分享机制。

2.1 健全利润分享制

利润分享制是指企业所有者和企业职工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模式。职工只参加企业利润的分享，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根据盈利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比例、方法。它实际上是对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内部再分配，是对工资和奖金的一种补充形式。分红额度要按照一定的比例从企业利润中提成。在分红总额确定之后，员工之间的分配应采取按工资的固定百分比、工资的累进百分比、“分红系数”三种方式分配。

2.2 建立企业市场价值分享制

它是一种以企业股票价值增值为基础的企业纯收益分配模式。企业授予职工本企业股票，职工和企业其他股东一起分享企业市场价值增加(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和股息，同时也承担股票价格下降的风险。

2.3 完善企业所有权分享制

企业所有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通过持有企业一定份额的股份，以股东身份参加企业纯收入分配的一种企业收入分配模式。职工具有企业的员工和企业的所有者双重身份，职工既是企业的员工，也是企业的股东和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其他股东一起，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共同分享经营收入。职工持股一般通过购买企业股票、创造的知识产权转换为企业股权，利润分享和业绩奖励等获得的企业股权。

2.4 完善企业管理权分享制

企业管理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即企业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分享企业管理权。在企业管理权分享过程中，职工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参与企业管理，通过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第五篇：为什么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为什么“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2010年12月13日14:0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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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我深刻体会到，“十二五”规划完全就是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划，一切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中全会把收入分配问题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谈，要求加快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里回答几个相关的具体问题。

●为什么“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做到，有人说这在经济起飞期难以做到，或者说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看看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不过0.35，低的时候0.25，还有0.24的时候，就在这中间波动。可以说，日本在共同富裕的模式下实现了经济起飞。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会之前，胡锦涛同志也用过一个词叫“包容性增长”，在国际会议上讲话用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词汇，大家都寄希望把“包容性增长”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我觉得是困难的，这不是一个新词。印度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有三篇，加在一起1300多页，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所以在国际上也不是一个新词，如果我们也步别人的后尘，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包容性是一个很技术性的词汇，统筹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比包容性增长的意义更全面、层次更高，最后都归结于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之下。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原因。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中可以看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淡出，有一句话，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四个改革、四个建设齐头并进，这也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这是总目标里面谈的。

●如何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增加？

第二层次的分目标，“十二五”规划建议说，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另一个指标是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收入方面是普遍较快，两个都是较快，都体现了同步的意思，但是新的概念就是普遍，这个普遍里面也包括了包容式的增长，包容式增长就是以前排他性增长的反面，增长的过程中部分人收入不应该有绝对量上的下降，或者说少数人的收入不应该停止不动。接下来规划又讲，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2010年刨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0%，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9%，全年GDP增长9%-9.5%，这两个大概是同步的，这可能是一个偶然，我们今后五年要保持同步增长，使这个偶然成为必然，就要靠机制来保障。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企业的效益好了，给劳动者的报酬也要增加，同时也给集体谈判加了一个约束条件，谈判也要遵循这个规则，不能说工资的增长是无限制的，或者说无节制的，劳动报酬的增长也要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限制。第二层次的目标，中央强调两个，一低一中，没有谈到高，谈到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那高收入肯定自然会增长，所以这一段不用提。但是怎么使低收入明显增加，靠“等靠要”是不行了。要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光靠补贴或者光靠优惠，或者光靠政策是不行的，要靠自己来创造。也不是说不要补贴，不要政策，还是需要这些，但更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长期价值的精神。在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政府还是可以有作为的。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怎么扩大，过去老说“被”扩大，但是现在又希望被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级的增加一是要靠谈判，二是要靠自己的素质，要靠劳动。再一个就是创业，只有都成为专业人士才能够成为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者也要有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什么扩大内需总是难以达到预期？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越发达，救助的穷人会越来越多。美国过去二十年资助的穷人占到12.5%-14.5%，我们现在农村低保、城市低保加起来刚做了4.5%，我们的发展不是救助对象越来越少，而是救助对象越来越多，通过这个制度来分享。如果把贫困作为一种羞辱，可能就会漠视贫困或者掩盖贫困。如果我们感觉到用社会制度救贫困救穷人是一个好事的话，可能就会帮助越来越多的穷人。人民生活的质量和水平要不断地提高，收入提高了并不等于幸福感就会增强、生活就会改善，要会花钱、会投资才行。有收入了我们还要学会消费，为什么中国的内需扩大不了？没钱消费是一个问题，但有钱不消费也要得到正面的重视。我们既要增加收入，也要学会消费。在消费观上，中国人与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是不同的，中国人是为明天活的，而他们认为只有今天的美好是真实的，明天的美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个一个今天的美好才能连接到明天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