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八荣八耻”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
总书记提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民族所必备的基本品质.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从近代开始已经变得不那么优秀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军队成建制投敌，是中化民族的一大耻辱，也是世界各国民族解放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闻，爱国主义品质遭到了严重践踏。近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公德教育又严重滞后，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导致民族整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体品质倒退：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崇尚迷信、见利忘义、坑蒙拐骗、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的人和事可以说遍地都是。这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还广泛存在于被誉为社会精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中，存在于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之中。一些高官腐化堕落，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甚至一些著名的大型工商企业，为追求利润染指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近年来的一大社会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其根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急功近利，不讲诚信，不及时支付工程款等等。
至于普通百姓不讲诚信、崇尚迷信、损人利已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的强大、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百姓的安居乐业的损害已越来越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总书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八荣八耻”，以“八荣八耻”来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把道德领域的是非黑白划分开来，成为社会公众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标杆，成为社会风尚倡导什么、抵制什么的卡尺。牢记“八荣八耻”，我们的道德准则自然清晰明了。
耻感不在，何以为荣？一个民族的伟大繁荣，不仅仅需要经济的富足，更需要“彰善瘅恶”的民族精神。良好的道德传承是中华文化之宝，是中华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只要我们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做到德治与法治兼备，中国社会就一定能够变得更加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散发出更为独特的迷人魅力。
第二篇：以“八荣八耻”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学习八荣八耻心得
以“八荣八耻”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总书记提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民族所必备的基本品质.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从近代开始已经变得不那么优秀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军队成建制投敌，是中化民族的一大耻辱，也是世界各国民族解放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闻，爱国主义品质遭到了严重践踏。近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公德教育又严重滞后，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导致民族整体品质倒退：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崇尚迷信、见利忘义、坑蒙拐骗、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的人和事可以说遍地都是。这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还广泛存在于被誉为社会精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中，存在于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之中。一些高官腐化堕落，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甚至一些著名的大型工商企业，为追求利润染指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近年来的一大社会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其根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急功近利，不讲诚信，不及时支付工程款等等。
至于普通百姓不讲诚信、崇尚迷信、损人利已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的强大、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百姓的安居乐业的损害已越来越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总书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八荣八耻”，以“八荣八耻”来重塑中华民族的基本品质，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把道德领域的是非黑白划分开来，成为社会公众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标杆，成为社会风尚倡导什么、抵制什么的卡尺。牢记“八荣八耻”，我们的道德准则自然清晰明了。
耻感不在，何以为荣？一个民族的伟大繁荣，不仅仅需要经济的富足，更需要“彰善瘅恶”的民族精神。良好的道德传承是中华文化之宝，是中华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只要我们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做到德治与法治兼备，中国社会就一定能够变得更加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散发出更为独特的迷人魅力。
第三篇：品质基本规则
品 质 基 本 规 则
前言
生产活动中会发生各种变化和异常。本基本规则是在点滴积累过去发生的不良原因、已明确的不合格因素等经验中得出的，是为了防止同样错误的再度发生。因此，这个规则是在过去的失败和渡过那失败时所得到的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所以要切实掌握并灵活运用。
彻底遵守基本规则
1、作为确保产品品质的基本规则，4个基本条件非常重要。每项的遵守程度关系到基本品质的确保，并进一步影响全数的保证。
2、基本规则的彻底遵守需要上至管理者、监督者、下至作业员在明确职责和责任的同时，在难度大的作业（有张有弛）、用目视判别断正常与异常等方面下工夫，全员在各个领域、立场发挥才能，对于进行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3、以前因在变化点担当作业的监督者和购入管理者的不熟悉及违反规则而导致辞发生的不良情况居多，因此为了从管理者到监督者彻底遵守并执行各项规则，当场反复验证是非常重要的。
4、制定正确、易于执行的标准基本规则，若一旦制定，就必须遵守。
基本的4个条件
一、作业程序（Q重点）规则
（监督者用）
1、1A一次性合格确认前必须制成含数量增减在内的《作业标准书》。
2、指示作业员如何抓住品质重点、程式序或时机并在生产中的作业方法和全数检查的记录中体现。
3、在变更设计、工程、不良发生等（变化点）的更改须及时进行。
4、要充分理解产品的重要性和机能。
5、须亲自试作感觉后教导其他人，让分阶段也试作5次以上，确认他人对作业的理解度和熟练度。
6、《作业标准书》要摆放在临近生产线的醒目位置上，以便于随时查看，并要随时确认有无遵守作业规则。（作业者用）
1、无《作业标准书》时不可生产。
2、理解《作业标准书》并熟练掌握，无论何进何地都要严格遵守程序。
3、难以遵守《作业标准书》内容时，即时向监督人申请变更。
4、作业前需确认相应的《作业标准书》的内容。
二、红箱规则
（一般用）
1、掉落在地面的部品、产品要作为不良品放进“红箱”。
（监督者用）
1、“红箱”必须放在操作员伸手可及的地方，以便发生不良时能立即投入。
2、“红箱”要记录负责人的姓名。
3、“红箱”的记录要由当值的负责人管理。（必须分工确认、报废、修理或退还给前工程的负责人）
（作业者用）
1、发现不良品时要标时不良处，以避免刮伤、混料等二次不良的发生，并作为异常处理，放进“红箱”内。
2、觉得与平时异常的产品，要作为不良品放进“红箱”内，并报告给负责人。
三、始*过程*完成时确认的规则
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并作为抽样检查记录保管。（监督者用）
1、必须在1A一次性合格确认前制作完成检查履历表。
2、同于设计变更及不良发生等必须变更管理内容时，要改订检查履历表。
3、新设计及变更的检查履历表要先向报名者说明内容后再提交。
4、要实际按照履历表的一部分进行检查，以确认是否都在严格遵守。
（指定人员*作业者用）
1、无检查履历表时不可生产。
2、初始*过程*完成的确认要实施（地毯式检查），即除检查履历、Q重点项止外全部确认。
3、开始作业后30分钟以内要进行初始确认（但若有指时间则必须按规定执行）。
4、发现规格出错时，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并报告负责人。
5、（初始*过程*完成确认）〈含地毯式检查〉中即使用仅发现一部分的不良，也要在全部项目、内容、检查履历表中如实记录并放进红箱内。
四、标示
（监督者用）
1、需经常巡回现场检查，确认是否有“无标示的不明物”。
（一般用）
1、要遵守各种规定的“明示、公布”。
（作业者用）
1、不管何时何地都禁止有不明的部品、成品。
不良处理规定
五、不良品处理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发生不良品时（不忍受流出到客户处时）
1、有关不良处置的方法、范围、应听从品质保证部担当者的指示。
2、公司内的不良品处理完毕后，必须将 《选别结果报告书》提交给品质保证担当者以及生产课课长。
3、接到收货方（包括公司内部）的选别或修理指示时，按其所指示的主法，将检查完毕的物品作好标识，并且必须确认运送工具。
（公司内发现的场合）
1、当发生不良品时（前一工位、自己工位），先挂上“出货禁止明示板”，并
六、使用代替设备时的作业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突然使用代替设备的场合（监督者用）
1、当要使用代替设备时，必须要得到品质保证担当管理者的许可。
2、检查5个半成品和确认作业员的作业动作。之后，要适时的确认作业员是否按要求进行作业动作并继续检查5个半成品的品质。
3、必须由“指定条件设定者”对设备的运行条件进行设定。
4、当使用代替设备时，在两批以上产品的稳定性得到确定之前，全部者要挂在“了货禁止明示板”，并且进行全数检查。
（作业者用）
1、必须听从监督者的指示。
七、支援者、新人作业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支援者、（虽是同一工程，介是进行与平常不同的作业时）、新进员工、中途插入员工、打零工、实习生、委派员工在进行新操作时。
（监督者用）
1、拿产品做样板向作业者讲解，让他们充理解“标准作业书”的很重要性，并要求他们必须遵守。
2、按照“标准作业书”的指示示范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自己恸 手做，手把手的按作业顺序教给他们。确定他们对作业的理解度和熟练度，也要让他们做5个以作为最终的确认。
3、定时地确认一下作业员是否按作业要求进行作业。
4、无论如何也不能破坏作业和程序，要知道他们理解作业为止。
5、支援者和新人，需用黄色区分标示（需一个月）。
6、必须要把检查熟练的人员入置到最终工程。
7、如果只有一人作业以及最终工程不是检查熟练者，务必要把“出货禁示明示板”挂上，并且必须进行全数检查。
8、当发现与平时不一样时，不管是何时何种状况，都必须现场确认5个产品的作业动作和品质。
（作业者用）
1、必须听从监督者的指示。
2、充分理解、掌握“标准作业书”的状况下也不能打乱作业顺序。
3、接受说明、指导直到自己理解掌握为止才可进行作业。
4、当感觉到“奇怪”、“与往常不一样”的时候，必须停止作业并向监督者报告。
八、初次生产时的作业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初出货生产时。（职员用）
1、确定合格，转量产前，务必要达到“安全、产品精确、性能合格、工程内不良为‘0’、频发不良为‘0’、标准产量”。
2、品质保证课人员在所定的期间（5批为止发现的不良为0），必须要作为“特别检查”进行全数检查。
（监督者用）
1、作好“初期流动期间”告示的标识。
2、新机种切替时，应将全部旧产品收集到指定场所，并且必须作好“禁止出货”的标识，以防新旧混淆。
3、新设计、设计变更交替时，必须作好“设计变更明示票”或者“初品明示票”标识。
4、对于初次生产的产品，在初期流动检查解除前，必须进行全数检查。
（作业者用）
1、必须听从监督者的指示。
2、新产品，新工程中会有难度大的作为不定期时要向监督者反映。
（出货者用）
1、每箱都要贴有“初品明示”标识。
2、初期流动检查解除前，没有“检查完毕明示”标示的货物，不可出货。
九、试产时的作业规则
（监督者、职员用）
1、试产产品务必要挂上“出货禁止明示板”，并且与出货产品分开摆放。
2、试产产品的品质合格与否的判定必须由技术员或者品质保证担当者负责。
（作业者用）
1、必须听从监督者的指示。
防止规定
十、防止混料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入库、出货作业。（监督者、职员用）
1、摆放场所变更时，必须毫无遗漏地通知相关人员（包括部品受入人员），并在出货产品放置场所标明变更内容。
2、标号更改时，必须毫无遗漏地通知相关人员（包括部品受入人员）。
3、新设的纳入看板、追加的看板，在使用前要将标号记录下来。
（生产课用）
1、没有“产品明示”（看板）、“指示传票”和“产品放置场所”标识不可生产。
2、每箱的产品必须要与“产品的明示”相对照。（成品和半成品标示画或样板）或“产品明示”中的标号以及“半成品表示”的标号要一个文字一个文字的对照，并进行确认。
3、务必要把半成品放置在指定场所，或者挂上“出货禁止明示板”。
（入库者用）
1、在入库的时候，务必确认“产品明示”和“放置场所明示”。
2、“产品明示”的放置要面向中出货人，或者出货人从右侧看可看到标号为原则。
3、当发生尾数时，要做好“尾数明示板”以及标示好部品编号以及标号。
（货物准备人用）
1、在做出货准备时，务必对每箱一个一个安地对照“产品标示”和“纳入牌”的标号，并确认各种样板与产品是否一致。
2、不管任何情况都不在出货品放置区以外的地方将产品出货。如果在出货品放置区里没有产品的话，可向监督者提出，将未纳看板放进未纳盒。
3、当补给品、CKD纳入等发生尾数时，务必要作好“尾数明示板”以及标明好部品编号以及标号。
4、没有贴产品标示及纳入牌上没标明部品编号的产品，不可作为出货的对象。
十一、防止溶接、溶着、粘着断裂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溶接·定点溶接·CO2溶接·超音波溶着·震动溶着·热板溶着等作业）（监督者用）
1、破坏性实验必须由指定人员进行。
2、破坏性实验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
3、破坏性实验的合格与否必须通过现物确认，并且做好记录。
4、粘着·溶接·溶着条件变更时，务必要得到条件管理责任者的许可。
5、粘着·溶接·溶着条件变更时，必须要对产品的品质评价进行确认。
（作业者用）
1、作业准备时，务必确认粘着·溶接·溶着条件。
2、不可随便更改粘着·溶接·溶着条件。
3、利用冷却水时，必须要确认水流。
4、要根据“检查履历表”上规定的频度提交初次完成品、中间阶段完成品率以及最后完成品。
5、感到异常（与以往不一样）的时候，要停止作业，向监督者年出报告。
十二、防止欠品、未加工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防止跳工程作业（一般适用）
1、作业途中，不可对作业者说话。
2、不管何种场合者不可在出货品放置区以外的地方出货（特别在紧急交货时容易违反规定）。
（作业者用）
1、不管是何种场合，者必须按照《标准作业书》进行作业，绝对不可破坏作业顺序。
2、装置时，用其他方法测试欠品防止装置是否在运作。
3、不可一边说话一边作业。
4、即使被问话，也要把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才可回话。
5、不可把制品放到指定场所之外。
6、把不良品、落地部品和落地成品的不良地方标识出来，并且区分开放进“红箱”。
7、不可将完成品、材料、中间工程品等入进同一箱内。
8、组装工程内的标准手持生产品、工程间必有的库量，不论何种原由不可超过指定个数。
9、修理品进，务必要从（监督者用）
1、连休或者雨季等，需要长期保管的产品，要下达防锈措施指示。
2、需要马上对被雨打湿的制品进行防锈处理时，必须按指示使用指定油。
3、不可对ESC对应部品涂油。
（作业者用）
1、对一些要求采取防锈措施的带螺母制品，务必要使用指定油。
2、不可使用被雨淋湿的周转箱。
3、处理钢板制品的时候，务必戴上手套。
十五、防止划伤伤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制造工程以及运输途中被划伤。（监督者、职员用）
1、从新设置时，需对运输途中的生产设备、治具、工具及周转箱采取划伤防止措施。
2、周转箱管理责任部门必须定好计划，进行检查补修。
3、当生产设备及周转臬上出列伤痕的异常时，马上下达修理指示。
（作业者用）
1、组装的时候，如果发现生产设备以及治具、工具的保护物有破损的情况，不可进行作业。
2、已破损的箱子决不可使用。
十六、ESC防止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树脂产品的ESC（来自油类的应力破坏）防止。（职员用）
1、需要调查使用ESC对象材料或者组装有ESC材料的钢板制品以及该制品的组装对象品是否含水量油类。
2、捆紧ESC对象材料时不可夹杂PVC膜类。
（一般用）
1、不可往制品涂指定外的油、溶剂等。
2、组装或被组装的部品为ESC对象材料（ABS系、PC系树脂）并该部品加工时使用油的话、需进行脱脂。
3、不可把设备用的矿物油、润滑油、CRC喷剂等指定外的油类拿来到ESC对象材料的工程附近。
十七、防止静电破坏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防止IC工程的静电器处理发生故障时。（监督者、职员用）
1、检查、组装作业工程的部品架、作业台、设备等必须全部接地线。
2、“红箱”、“周转箱”、“作业台”“设备”上使用的塑胶类、胶片等，需使用防静电材料产品或进行静电处理。
3、必须在作业室的门口把下面（一般用）的1、2项要求贴出来。
（一般用）
1、检查、组装作业是必须穿上防静电服、防静电帽。
2、如果是防静电地析，则要穿防静电鞋；如果不是防静电地板，则要戴接地线的防静电带。
十八、防止涂层脱落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防止涂层脱落。（监督者用）
1、涂层脱落实验必须由指定者进行。
2、涂层脱落实验必须在指定时间过后方可进行。
3、涂层脱落实验的合格与否必须要现场确认。而且要把干燥完成的时间和实验时间记录下来。
4、变更粉笔装条件时，必须得到条件管理责任者的同意。
5、变更涂装条件进，必须确认产品的品质。
（作业者用）
1、作业前，务必确认涂装条件。
2、不可擅自变更涂装条件。
3、初物、过程、完成品必须按《检查履历表》所规定的频度提交。
4、当感觉到与平时不一样时，务必停止作业，向监督者报告。
操作规定
十九、周转箱管理规则
（职员用）
1、在决定或者变更包装样式时，务必要与工务、各关系部门商量后方可实行。
（监督者用）
1、装有制品的周转箱倒置或掉地时，应该马上联系品质保证担当者，并且等待判断和指示。
（一般用）
1、不可使用破损的周转箱。
2、不可使用指定处的周转箱（包括卡板），但有品质保证担当者许可的除外。
3、不可使用被雨淋湿的周转箱。
4、装有制品的周转箱倒置或掉地的，应马上向监督者提出。如果是客户的周转箱，必须联系部品受入处。
5、周转箱在保存及搬运过程中，严防雨淋。
6、必须将贴在周转箱上的贴物及垃圾、污迹处理后方可使用。
二十、防止不良品流出装置管理规则（包含工程内检查机）（监督者用）
1、装置时，要确认作业者是以保种方法测试不良品流出防止的装置。
2、不得已不能使用防止不良品流出装置时，必须得到品质保证担当管理者的许可，并且进行全数检查。
3、向作业者灌输防止不良品流出装置的必要性。
（作业者用）
1、必须要使用防止了良品流出装置（包含每个环节的生产）。
2、装置时，务必确认防止不良品流出装置是否正常运转。
3、不可擅自补修不良品流出防止装置。
4、当误操作反复出现，判断为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并向监督者提出。
二十一、测定器具管理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测定器具、限度样板等。
（监督者用）
要按照计测管理部门的指示，提交规定了有效期的测定器具。被判断异常的测定器具，务必提交给计测管理部门检查。当发生破损、故障时，马上送到计测管理部门。计测器具要送到计测管理部门。
（作业者用）
1、不可使用没有检查标签的物品和过了有效期的物品，并且随时发现随时提出。
2、测定器具的修正不可擅自进行，必须要向监督者联络。
3、使用时，不可直接放到如卡板之类的不安定场所上。
4、发生掉落等受损时，马上向监督者提出。
5、使用完后，务必放置到回收箱或指定的场所保管。
（限度样板、样板之类的管理也以此为标准。）
（职员用）
1、以作业者用、监督者用的规定内容为标准。1、2、3、4、二十二、“出货禁止明示板”管理规则
（监督者、职员用）
1、务必将“出货禁止明示板”贴到从出货方向可看到的地方。
2、在各个工程上贴有“出货禁止明示板”的箱子，全部禁止使用。
3、将“出货禁止明示板”放在能上能马上可以取来使用的地方。
（作业者用）
1、听从监督者的指示。
二十三、“制造条件表”管理规则
（监督者、职员用）
1、条件表必须在1A一次性合格确认前做成。
2、设定条件表及修改时，务必按照条件设定的顺序，进行条件动作测试，并以此作业品质评价等设定条件的根据，留下记录。
3、确认是否适时地、按条件要求进行作业？
4、制造条件决定者作为资格指名者、必须执行相关作业。
（安排者、职员者用）
1、没有条件表不进行作业。
2、必须按照条件表进行条件设定，不可随便地变更设定和修改条件表。
3、如果觉得与平常不一样的时候，要停止作业，向监督者提出。
二十四、有资格人员操作管理规则
（监督者用）
1、即使是瞬间也不可由指定人员以外的作业者顶替。
2、新规格登陆时，必须提前一周向品质保证担当管理者提出。
3、新规格登陆的训练中，必须要把期间、名字记录好，而且要全数检查。
4、SIR工程在在确认合格，转量产之前必须作好“指定有资历格人员操作工程”的标识。
（资格者用）
1、必须听从监督者的指示。
第四篇：慎独自律,重塑诚信品质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高兴能与大家共同探讨大学生诚信这个话题。
谈起诚信这个词，让我觉得既熟悉有陌生。熟悉是因为它有着温润如玉的面庞，而陌生是因为它却流露出冷漠讥讽的表情。从小到大，关于诚信的名言、故事总是不绝于耳，传统的教育更是把其作为最重要的做人准则。国家讲，学校讲，社会也讲。这个极高频的词汇，似乎应该使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品质。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诚信缺失的时代。从三聚氰胺毒奶粉和地沟油到毒胶囊，再到各种论文的抄袭和剽窃事件，我们开始在矛盾中遗失道义的光辉。以至于当我站在这里谈诚信，总觉得有高谈阔论和不着边际之感。现实中的它的缺失而让我们对他的含义和价值有了陌生感。那么诚信在哪里？它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大学生还能够重塑诚信的品质么？
一、诚信就在我们心中
在山东交通学院无影山校区内的一条道路旁，有一家由在校学生开设的只有一个5层的铁皮柜的“诚信驿站”，里面摆放着笔芯、橡皮、本子等十几种学习用品，没有收银台，也没人看管，只是放置了一个用来收钱的箱子和一本“顾客”留言册。小店里的所有的商品都标有价格，购物者在挑选商品后，完全凭着自觉，将钱投进箱子里并找零。就是这种经营模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诚信驿站”发展壮大了起来，营业额不断攀升，从最初的一张简易的电脑小桌到如今的五层橱柜，并且开设了分店。一家无人看管的小店传出了一段校园佳话，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所谱写的关于诚信的故事，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报道，也迅速在社会上荡起了巨大反响。“你尊重我，所以我必须自尊；你信任我，所以我不能失信。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要能经得起‘诚信驿站’的考验，从小见大，几块钱的笔和本子来折射出我们的素质。”小店经营者如此自信的肯定了大学生的诚信，我也为这句话感到震惊。这件事带给了我许多的感动和思考。首先它让我发现原来诚信的观念一直埋藏于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只是有时它会暂时被掩盖，我需要做的只是不要忘记，时时清理内心的陈杂，让诚信能在需要的时候流光溢彩。诚信驿站让我坚信：没有过多的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侵染，大学生本来就应该是诚信一族。
上例中的无人看管的店虽小，彰显的却是大学生们“互信、守信”的诚信精神，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去仔细体味、学习。买商品的大学生自觉买单做守信者，以实际行动支持弘扬传统美德，这反映的是社会诚信大主题。与当前“彭宇案”、老人倒地无人扶、“小悦悦”事件等一连串诚信危机事件相比，“诚信驿站”现象成为一面道德旗帜，给当代大学生以及所有民众上了一堂鲜活的教育课，为当下社会注入一股清新的暖流，会引发强烈积极的社会反响。虽然近几年关于大学生不讲诚信的例子已屡见不鲜：拖欠助学贷款，考试作弊，论文抄袭，造假申请助学金等等。但社会对大学生道德品质的期许仍旧充满了希望，多数大学生对诚信的追逐也从未停歇。所以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丧失诚信的大学生只是瞬间被利益蒙住了双眼，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定会唤起他们心中沉睡的诚信品质；只要我们自己时时坚持“反身而诚”，诚信就可以被塑造为不可颠覆的信仰；而当信仰根深蒂固，诚信就不再是理想主义高高在上，而是形成完善的体系，使之成为真正的国民意识。
二、慎独是考验诚信的试金石
在当今社会下，“假”、“虚”、“骗”正在成为一种“公害”。似乎“骗”能“发财”、“虚”能“升官”，谎言正在误国。相伴而来的还有人情淡漠, 人性扭曲, 道德沦丧。有很多人抱怨缺少诚信的氛围；在金钱和权利包围下，不能以冷静的头脑明辨是非；在看到他人丧失诚信时也就随波逐流。其实，要知道诚信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诚信与我们的距离也并没有多么遥远，它就是“诚信驿站”卖出的一支笔、一块橡皮。这是一种“慎独自律”，在没有任何监督的环境下，用自己的举手之劳完成诚信之举。“诚信驿站”的“顾客”留言本就是当代大学生笃守信义、诚信做人的最好见证。即使我们不能成为改造时代的英雄，不能像鲁迅“为肩起黑暗的闸门而拥有一颗黑暗的心”；但只要我们自己慎独自律，就能为这个社会诚信的重树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们欣喜的看到，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在为重建当代人的诚信信仰做着点滴的努力，中央提出了“以诚实守信为荣”鼓励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在我们的身边我看到：去年我们学校开展了诚信考场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拓展诚信教育活动的涵盖范围，开展了包括主题班团活动、短剧大赛、演讲和征文比赛、诚信论文答辩等活动，融思想性和教育性于一体，带动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诚信教育活动中来。时代对重树诚信的孜孜追求。而我们又怎能对此失去信心呢？
三、真诚对待自己
要诚信待人，真诚处事，自我慎独，首先要学会真诚于自己。我们常常活的面目可憎，是因为我们连完全忠实于自我都时时没有勇气，何谈忠实于他人？想起这样一句话“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幻觉，存在才是唯一真实的瞬间。”我们为什么要在短暂的生命里，带着虚伪的面具营营狗狗，为什么要让曾经心灵的伤疤结成铠甲，为什么要让防御的目光铸成刀剑，为什么要让笑靥掩蔽陷阱，请真实的袒露自己，承认自己对沟通的渴望，承认自己孤独的心在战栗，请用真诚与信任去孵化你与他人看似坚硬的外壳；让我们用真心换取内心的安宁，用坦诚别人的信任
一言足以兴邦，一言岂止千金。诚信没有重量，却可以让人有鸿毛之轻，可以让人有泰山之重： 诚信没有标价，却可以让人的灵魂贬值，可以让人的心灵高贵； 诚信没有体积，却可以让人心情灰黯，苍白，可以让人的情绪高昂，愉快。诚信是人生立身之本，是国家立业之本，是人类发展之本„„
最后我想引用孟子的话结束我的演讲，也希望这句话能在追求诚信的漫漫征途中，时时陪伴诸位放眼光明——“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谢谢大家。
第五篇：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黄兴涛
著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
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1.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基本确立的诸多因素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1920年代之初以后。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强化与认同。
首先，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般国人都更为明确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运，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因此被明确提出，这构成为现代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之一。
如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揭示了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的悲惨处境，并首次公开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任务。同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也认定：“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虽然此时中共所谓“中华民族”尚未完全包括“蒙回藏”在内，但主张与这些具有共同民族命运和反帝使命的国内民族建立“联邦共和国”，却仍体现了与之进一步融合发展为一体的愿望。这种把民族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类的“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而一旦将“国际帝国主义”确立为整体的敌人，自己的内部就更容易激发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标。这符合系统论的思想。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任务的明确提出和认定，对于此后中国境内各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融合统一，对于中国人整体的现代民族认同，也的确发挥了积极的推进功能。与此相一致，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运动的一次次开展，则又在实践层面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人整体的大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华盛顿会议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制约，彼此互惠，中国政府虽据理力争，挽回了部分国权，但却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反而使中国的山东省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还在会议召开期间，深受刺激的在美华侨就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行径，并“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中华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后散。”又如五卅运动爆发后，也有国人乘机发出“养成民众的民族观念和把爱国作为最高道德的建设”的公开呼吁，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就这样写道：“同胞们！五卅运动的代价是什么？是总商会的十三条吗？不是！是民众民族观念的养成、爱国为最高道德的养成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放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要就此谋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 这真是反帝斗争激发和强化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再生动不过的例子了。
笔者近期查阅《申报》数据库，发现五卅运动后，诸如“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族独立万岁”、“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万岁”之类，已经是较为常见的政治口号。如1925年6月河南信阳市民为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召开大会，就高呼“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20世纪初年的清末，“帝国主义”概念就曾随着民族主义思想一起传入中国。五四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得到迅速传播。不仅中共以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以后发展为“青年党”）等也受到这一理论的重大影响，并以之为指导开展各自的“革命斗争”。特别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之后，打倒“帝国主义”也同样成为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的共同口号，并与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包括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无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对后者的发展产生持续性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今天的人们，如果不经意地去查阅一下民国时期有关“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论著，其数量之多，一定会令其大为吃惊。仅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为例，各种帝国主义侵华史就已连篇累牍，不断涌现。1925年出版的就有早期共产党人高尔松、高尔柏所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上海新文化书社初版，次年由青年政治宣传会再版），漆树芬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孤军杂志社发行，次年即改名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又名《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由光华书局再版，后多次重版，影响极大），国民党人汪精卫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趋势和变迁概论》（又名《国民会议国际问题草案》（北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发行），后改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等多种。此后陆续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政治学家杨幼炯编写的《英帝国主义与中国》（1926年），常书林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1927年），于树德、陈彬龢、王敬和潘宗理分别著的三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前两本出版于1927年，后一本出版于1929年），唐守常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1927年）；刘彦和高守一分别著的两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1927年，1929年），杨先钧著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929年），董霖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1930年），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0年）等等。这实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史学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迄今为止尚远未得到认真清理和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
1925年高尔松和高尔柏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书影 上述这些著作对此前列强侵夺中国领土，攘夺中国主权、欺压和剥削中国人之历史事实，加以排比描述、透视分析和充满愤慨的揭露谴责，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形成与强化，意义实不言而喻。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是时，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诉求，总是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正当性之声张，以及在此名义下的民众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意识形成、发展和得以发抒的显著特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与现代中华民族自觉两者间的关系问题，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曾敏锐地触及过。如稍后的1932年底和1933年初，有位孙伯謇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一文，就曾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思想揭示。他指出，自从清代中国与西方列强有了国际贸易的经济关系开始，帝国主义就以各种无耻手段蹂躏中华民族，毒害和压迫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在争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形成民族革命运动”，也就同时开启了其现代自觉的历程。所以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与英帝国主义“第一次冲突”的鸦片战争，就“给了民族自觉的兴奋一个激动”；至甲午中日战争，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同时民族内部的革命力量也得以聚合发展，因此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自觉也就在这个时候醒悟过来”。该文还特别强调，“现今的民族，想在国际竞争中得到生存的地位，也只有抵抗与不屈服，是民族现代性的表现”。应当说，此种认知与声言，不仅在其阐发的当时意味深长，对于今人理解五四以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的历史条件，也不无帮助。
其次，是经过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尽管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十分落后和腐败，但毕竟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特别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奠定了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一体化的现实发展基础。再次，袁世凯死后，国内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民初蒙、藏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也还在继续，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民族自决”说，苏俄也相应提出了“民族解放”说，这几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与交互激荡，也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一体化进程的愿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民族自决”理论所发生的特殊复杂影响。1919年底，《东方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自决”说已经保持了既理性认同又高度警觉的清醒态度。该文指出：“此次欧洲大战告终以还，'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之声，遍闻于世界。其久困于他国专制压迫之下者，则欲乘此以恢复其独立自由，其屡受他国之凌辱而濒于危亡者，则欲藉此以抗强御而图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为务者，亦且外假民族自决扶危抚弱之名，而内以济其剽窃并吞之欲”。的确，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民族自决”说就像一柄双刃剑，在激励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大民族整体意识的同时，也容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用以唆使少数民族滋长一种“独立”分裂的情绪。此时，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被有力地倡导并传播开来，受到此种思潮及其现实政治实践的复杂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如蒋坚忍在其所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绪言中，就慷慨激昂地宣称：“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运动弥漫全中国！民族底自决已成为四万万民众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这个伟大的求生存，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运动，我们深信必得十分圆满的成功，现时代的中国快降临了。”由此可概见一斑。
人们不难发现，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者，孙中山明确倡扬“大中华民族”理念，梁启超再度热心于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和阐发，基本都是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著作，在笔者看来，当可视为1920年代初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逐渐传播开来的突出标志和某种先导。2.孙中山的有关倡导及其深远影响
在1919年9月所写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0月所写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所写但具体时间不详的《三民主义》等文中，孙中山都明确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不是一般地漫不经心地加以使用，而是从一开始就自觉而强烈地认同“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并积极地予以倡导。如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一文中，他就公开表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的目的也”。
对于孙中山“中华民族”理念的形成来说，“美利坚民族”那种混合性质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发达的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对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纳其共和制度一样，有着择善而从的确然信念。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此后两年在一些演说和序文中，他继续满怀激情地倡扬“中华民族”理念，主张“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他反复申说道：“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他的所谓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但恐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要抓住孙中山思想的实质，而不能为他的某些个别词句所迷惑。这种“民族同化”论，实际上是其“民族融合”思想的不准确表达。，因为他所主张的是在共和政体之下，国内各族人民“相见于诚，以各民族的'文化及精神’为基础，'吸收各民族之善性’”，也就是要结合各民族的特点与优长而成。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特别是这一时期，其在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或“潜情”是一直也未能扬弃殆尽的，表现在用语上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恰当的“同化”一词一度被他较多使用。而这种“潜情”后来又遗留给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
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有关思想，可以视为孙中山民族观的一个重要变化。而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其具体表达，又和对民初“五族共和”论的某种否定和批评直接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从1919年《三民主义》手稿等文中开始，他就称“五族共和”为“无知妄作者”之论，是革命党人“不察”的结果，骂五色旗为“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以为“不吉”，即认为不利于国家统一，恰便于遭受列强分裂和侵夺。他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远不止五个，称“五族共和”也并不妥当云云。概而言之，除了前文提及的列强策动蒙藏上层搞国家分裂的危局刺激外，在孙中山看来，五色国旗和“五族共和”在国家形式上虽强调了“共和”统一，但在民族形式上所凸显的，却似乎是各民族“分离并立”而不是一体化的导向，这无疑是其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应当说，1919年以后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变化，有其理性的一面。对现代国家而言，的确首先应该强调中华民国国民分子的个体身份，用孙氏自己当时反复使用的话来说，就是各民族的人民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共同享有国家“主人翁”之地位。换言之，“民族平等”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公民或国民平等”恐理应更为优先。民初时，孙中山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尽管由于形势的逼迫和策略的考虑，同意民国保留了优待清朝皇室和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特权，但在其内心深处，他对袁世凯那样的权奸和围绕在袁身边的立宪派和其他清朝旧官僚的“操纵”是非常不满的。对先前没有革命历史的“五色旗”，他也带有一定的偏见，在情感上更倾向于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中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毋庸讳言，渴望整个民族化合的急迫心理，以及对“五色旗”的某种迁怒，使得他对“五族共和”论的抨击过于激烈和绝对化，诚不免有感情用事的地方。事实上，民初时作为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论曾一度认同和传播，并且这种认同与传播还发挥过他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而1919年之后，“五族共和”论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整合中华民族的积极意义，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认识它和解读它。
就拿孙中山对“五色旗”和“五族共和”论的抨击来说，当时就有不少认同“中华民族”一体观念的人，对此表示出不同意见。除了广为人知的国家主义派的强烈抗议之外，了解孙中山思想动向、曾高揭“新中华民族”旗帜并积极促成国共合作的李大钊，也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1923年的《平民主义》一文中，就曾间接而温和地批评了孙中山的偏颇看法。他称五色旗为“中国的国旗”，并给予“五族共和”以积极评价。文中写道：
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随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它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但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却有另外的解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所编的《国旗释义》就认为，在五色旗中，“五色只能用以代表五族而已，于共和无与。”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五色旗所能表示者，只民族主义之一部分，尚未能赅民族主义之全，其于民权民生更无关涉。故不独于历史关系方面，不能表示革命精神，即于意义方面，亦偏畸不完，不能使革命精神充分表现也”。而青天白日旗则不同，自狭义言，它“不但含有光复意味，且含有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之意味，于发扬国民精神，所关甚大”；自广义言之，“人类不能离天日而生存，而天日所临，凡为人类，一切平等享受，无所差别。以之为国旗特征，实能表示一种民胞物与、一视同仁之意味。于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无乎不赅”云云。由此可见，当时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是如何通过确立青天白日旗的正当性，来表达其“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及其诉求的情形。
引人注目的是,在1919年后孙中山的“大中华民族”理念之中，甚至还保持着某种准备随时平等地包容其他外来志愿加入“我族”的民族开放性。所以他说：“更进一步言，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华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能为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其民族自信心及有关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一斑。在晚年的孙中山看来，民族自信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此期他之所以同时要大谈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原因也正在于此。
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感召力，他晚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执定，影响深远。1923年1月，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建设各民族统一体意义的“中华民族”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道：“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益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中国国民党党纲》里也明确表示：“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924年1月，体现国共合作精神和苏俄影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多次使用了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并将汉族以外的“国内诸民族”，称之为“少数民族”，表示要“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渐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则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现“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目标。不过，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稍有张力的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竟然还表示：“国民党敢郑重宣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有学者认为，实际上1919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本身仍然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1919-1922年，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注意到1919年以后孙中山“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某种变化，无疑是有意义的。但究竟如何准确把握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或许还存在可以商榷之处。笔者以为，如果就内容而言，孙中山1919-1922年间的民族思想固然有潜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文化上也确有一种明显的汉族中心的优越感，但却很难说他在主观上即认同理念上，已经全然放弃了其以往一贯声称的“民族平等”原则，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正如金冲及先生所强调的，“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直特别看重'平等’二字”。而复杂的是，1923年之后，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也未见得就真地被他自己彻底“扬弃”。关键要看其后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所正式引入的“国族”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和“民族”概念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观之实际内涵如何。
1924年1月27日，在其“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中，孙中山一开始就与“家族”、“宗族”概念相联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国族”概念。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那么何为“国族”呢？它与“民族”是什么关系？孙中山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强调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就是国族”这种说法“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在西方，“民族”与“国家”是有差别的，也必须将两者加以区分。尽管“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音译——引者），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这种一词两义的现象，在中西语文中也都很常见，不足为怪。不难看出，孙中山所谓“国族”，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所组成的凝结体，它是以国家为基础和对象的。他又说，“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我们必须分开。”在他看来，民族和国家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其得以形成的力量性质：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便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而“自然力”主要不外乎五种，包括血缘、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构成也存在多种形式，“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比如像在英国那样的国家，“民族”和“国族”，“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就都不是一回事，无法对等；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二者已合而为一。这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特殊论。不过孙氏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元代中国和清代中国。不知其这里所言，是指中国作为传统王朝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实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无异，还是指传统中国已带有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某些特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本人却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各少数民族的当下现实存在，只不过是强调汉族人数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的数量微不足道、因而可以忽略而已。所以他说：
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来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这种因少数民族人数“极少”就称中国人“几乎完全是汉人”，为“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的说法，无疑彰显的是汉族的自大，理论逻辑上自有矛盾，难以服人。所以三年后的1927年，诸青来出版《三民主义商榷》一书时，就抨击孙中山道：“以人口属数目论，满蒙回族人口究占总数百分中之若干，尚无确实统计。纵如中山所云，汉族占四十分之三十九，其他四族，仅得其一，亦不能说四万万人完全是一个民族。抬高五族中之任何一族，而抹煞其他四族，以一律平等之义衡之，得非大相刺谬乎？”
概括起来说，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族”本来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国族”指的实际是国家的主体——国民之全体，属于纯粹的政治概念，它是否能彻底成为一个“民族”，尚有赖于血缘、生活、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五种“自然力”的进一步化合作用。但由于在中国情况特殊，汉族占国民人口的绝对多数，简直就（仿佛）是“一个民族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若从国家人民之总体层面来把握中国的整个“国族”与“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彼此的国人数量之适用范围，“实际上”又已基本重合。
孙中山这一矛盾含混的“国族”论，在日后的国民党内部和思想界，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对此不予深究者，往往从定义上直谓“国族即民族”，因“孙总理”如是说，故乐于将两者混用；而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一元论情结者，则必言孙氏所谓“国族”，实乃指“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之义，也即同单一“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国家（民）民族”之谓，此种“国族”之下实容不得多个“民族”并列，因之与后来所谓“多元一体”论难免冲突。这一点，不认同那种单一性中华民族观的中共思想家们似多已明白，他们即便是抗战时期也少见使用“国族”尤其是“中华国族”概念，应该与此不无关联。当然，更多的人则只是从孙中山那里接取“国族”二字、在范围更大的中华民国“国民全体”之一般政治意义上使用它，而同时将“民族”作为其政治下位概念、也即人类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概念来运用，这样的使用，实便于弱化、消减其时国内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那种矛盾和紧张关系。此外，也还有人在“国家和民族”这种泛泛并称的意义上使用 “国族”一词。
但不管人们此后怎么理解和使用“国族”，孙中山正式将“国族”概念引入到其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中，都是近代中华民族主义和民族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尤其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本书其后各章还会有所涉及和探讨。
关于孙中山对“国族”和“宗族”关系的认知，还有一点应该补充。从前文所引述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的有关言论来看，他所批评的乃是传统中国人只重家族和宗族、因而缺乏国族观念和凝聚力，终落得一盘散沙的缺失性一面；然到了“民族主义”的“第五讲”时，其思路似乎又有所调整，转而从民族文化优越和自信的立场来加以立论，并强调对于宗族的“好观念”只需略加改造、便可构成对建设 “一大国族”所需要的正面的基础性意义。故他说： 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行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
从这里，我们其实已不难看到后来蒋介石形成“宗族论”的中华民族观之某些直接的思想因子了。
此外，前文提到过的孙中山晚年认可国内“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问题，实际上也有值得分辨之处。它与当时的苏俄和中共的激进思想，可谓同中有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孙中山其实并未主张蒙藏等少数民族有脱离“中华民国”的绝对自由，他所谓“民族自决”，仍不过是在“中华民国”范围内的一种内部“自决”罢了。不过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宁愿采取一种折中态度，愿意将其归之为当时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诸多内在“矛盾”之一。顺便提及，笔者在反复研读孙中山论著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富于天才的创造性，但不时也能体会到其复杂矛盾之点并为之困惑，觉得很难简单地将其表述明白。在这方面，孙关于“民族”、“民权”，“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及其彼此关系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又具有某种典型性。
晚年孙中山所倡导的一体化“中华民族”观念，很快就渗透到对整个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解释中，使其具有了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首先在国民党内和一部分文化人中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认同。这一点，我们从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和钱穆等人对三民主义有影响的解说中，能够有清晰的体认。如戴季陶就认为，“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的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们的自信力。……总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确，五四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只讲对外独立和对内各民族平等，现在则不仅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还要强调其内部的“统一性”了。也就是说，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此时已明确地指向了具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而非别物。这就更进一步规定了其“民族主义”乃至整个三民主义的新内涵。
蒋介石也是较早自觉以“中华民族”概念来解释“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主体含义的重要政治思想人物。1924年，他在双十节校阅陆军军官学校后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三民主义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我们中华民族独立，享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同时我们中国也不压制旁的民族或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简单的义意。……我们要办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就是为了要打倒军阀，要推倒帝国主义，要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独立的机会。”在这方面，蒋介石追随孙中山的思想脚步，的确是较为积极的。
1928年，钱穆在他那部流传广泛的《国学概论》中讲到“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时,也因此明确认定，“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基础和根本，而民族主义的主体就是现代的“中华民族”，“民权、民生”也是就“中华民族”而言的。因此，“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的培养，也就成为三民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他指出：“'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民权、民生，皆为吾中华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毫无疑问，这种被赋予了新内涵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推动下，反过来又构成为此后涵育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继续成长壮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但同时也应指出的是，此种强调各民族需进一步实现整体化和一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尽管在孙中山那里同对“五族共和”这一提法的明确否定相联系，而实际上“五族共和”论及其初期实践，却是其得以提出和进一步落实的逻辑前提。不仅如此，其后的国民党虽然继承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却也并没有简单抛弃“五族共和”论，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仍然加以强调和运用，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不例外。因为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五族共和”论与复合性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本质上既构成一种顺应关系，而同时它又与单一性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也存在一种逻辑前提关系。不少时候，“五族共和”的内涵其实很含混，与所谓五族“同种”皆为“黄帝子孙”一类说法，往往也是能“和平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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