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宋词忽然大哭读后感[5篇]

第一篇：毛泽东读宋词忽然大哭读后感

毛泽东读宋词忽然大哭读后感

4月11日《中老年时报》刊登一篇题为《毛泽东读宋词忽然大哭》的文章，介绍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医大师唐由之在1974年为毛主席治疗白内障的故事。当时主席已经得了白内障一年多，基本看不到东西了。他说服主席先在左眼手术治疗，主席叫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去放弹词《满江红》，这是中医眼科泰斗唐由之唯一一次听着音乐做的手术。好在唐由之专心致志地做手术，根本没听见满江红唱什么。后来，他被派到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再给主席做另一只眼睛的手术，主席去世了，这成了他一生中永远的遗憾。让他刻骨铭心的却是：术后一天，他陪主席在书房看书，忽然主席大哭起来。原来主席看的是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文中未分析毛泽东读宋词为什么会忽然大哭，作者仅把此情景叙述了一下。实际上，毛泽东读宋词是触景生情，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情景让主席联想到中国的现状，他一生为人民求解放，就是要建设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但是他已感到身患多病，新中国成立了几十年，每年都要喊“一定要解放台湾”，但因中国缺强大的海军，美国又派其第七舰队保护台湾，造成中国未能统一的局面。主席也是深感悲痛，至今中国尚未统一。就是眼疾治愈，他也想到他是看不到中国统一的那一天了，怎不令人伤感？

笔者仅是一个草民，也盼望中国有统一的那一天，何况作为人民领袖的主席，他早把中国统一作为革命的目的，毛泽东读宋词，勾起他现实的联系：中国尚未统一。作为一个革命家岂能不感叹自己奋斗一生，却未完成自己的抱负，统一的中国。主席的大哭是爱国真情的流露，是责任担当的表现，是要中国早日统一的强烈呼声！

第二篇：《读毛泽东札记》读后感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读毛泽东札记》有感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

王全胜

2010.7

正如封底内容简介上的一句话：本书呈现的，是毛泽东读书做人的内修之道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陈晋研究员以行云流水般的优美文字讲述、解读了诸多往事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

《读毛泽东札记》一书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内容涉及了其学习、工作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崇高的思想、宽广的胸襟、豪迈的气魄和令世人折服的个人魅力。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率失常。下午4点过，插上鼻饲管。晚上8点半，神智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饲管的情况下，毛泽东当天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加起来有2小时50分，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七个多小时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我看到上面摘引的这一段文字时，心灵被深深震撼了。毛泽东去逝前这个细节，是我从前不曾知晓的。我受到震撼，不是因为一个伟大生命衰落的过程，而是在这个生命之火即逝的过程中，毛泽东仍坚持读书，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在读书中结束生命，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毛泽东苦读了一辈子的书，读书、实践、探索，造就了他个人的伟业和国家的基业。今

天我们怀念毛泽东，向他学习借鉴的东西很多，且不论他的行为、思想、才识、情感，仅读书一项，便给我们树立了标杆。试问，即使和他同时代的人，有谁达到了他的人生高度，而我们这一辈人，又有谁能达到如此程度？且不论什么领袖、导师、伟人之类，仅仅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毛泽东也足以让他的同辈和后辈钦佩了。即使在毛泽东常常感叹“时来天地皆用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被疾病缠身的晚年，他也没放弃过读书，而且知老之将至愈加勤奋。毛泽东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到长征途中的书驮子，转战陕北的书箱子，到建国后书房中的图书方阵，到沙发上、厕所内、睡床上摆放的图书，毛泽东抓紧能够利用的一点一滴时间读书，读书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是生命尽时读方休！

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毛泽东的文化修养，毛泽东的乐于实践，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的这些性格和素养，的确是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的。作为一名基层员工，还不能对“团队核心人物的凝聚力”、“廉洁从政”有独到见解，抚卷深思，对毛泽东的“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感触颇深。

有这样一条路，一提起它，大家都能说出一二，因为我们对它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左右手。人从认知开始，就和它结下不解之缘，它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并创造了诸多历史。在这条路上，华人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让史书永远镂刻下他的名字；在这条路上，张艺谋从一名普通工厂工人转变成集摄、演、导于一身的“影坛奇才”，他执导的奥运会开闭幕式让全世界为之喝彩。

也正是因为走在这条路上，让我走出农村到了省会城市，成为一名颇令人羡慕的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的员工。

成功是诱人的字眼，人人渴望，人人企及，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但唯有一条必经之路，就是读书。

关于读书，我最早的记忆，是小时候舅舅教我学古文。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学的第一首便是颜真卿的《劝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当时的我，并不明白教我这首诗的用意，而如今，二十多年的求学经历，让我明白了，那是在给我指明一条导航人生的坐标啊！

有人说，能登上金字塔的动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对我而言，虽不能像鹰一样一飞冲天，但我可以像蜗牛那样默默地前行在学习的道路上。孤灯夜下，埋头苦读。读到妙处，或会心大笑，或潸然泪下。多少个工作难题在读书后迎刃而解；多少个思想疑惑在读书中烟消云散，尽管近视度数越来越高，尽管眼镜片越来越厚，但收获的甜美总让人忘却了痛苦的记忆。

谈到这儿，有人会问：读书难道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吗？我的回答是：不，当然不是。一滴水何以成江河呢？是啊，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情操、道德修养是与社会文明的程度成正比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一个国家国民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同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向前推进，国民的修养水平也随之提高。那么谁又能说读书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谁又能说读书仅仅能成就个人的前途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功成名就非一时之功。诗仙李白，天资聪慧，而他的成功也来自那“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的勤奋；诗圣杜甫，生性睿智，而他的神来之笔也离开不“读书破万卷”的积累。来吧！为已达人，请热爱读书吧！让我们终身前进在读书的道路上，让它为我们架起通往成功的桥梁，为促进社会进步、祖国文明始终奋斗不息！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有水平的好书。

第三篇：读毛泽东《论持久战》读后感

读毛泽东《论持久战》读后感

前几天，我通读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论持久战》这篇文章，读后我更加懂得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之所以提出对日作战要坚持持久战的根本原因。它对于当时国内所盛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走极端的论调无疑是一副清醒剂。读完这篇文章，真的感觉为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也备受教育，深受启发。

《论持久战》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在《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订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证明了其无比的正确性；它可用于指导反侵略的现代局部战争，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5月，在当时，正是抗战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场战争，在东方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伟大的。因而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可以说，深受战争灾难，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不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因而，战争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如果是持久战，那么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战争的结局如何？

这些问题随着战争的爆发，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深入，每一次战役的胜败、得失、进退不断出现，萦绕在许多人心中。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席话说得可真是一针见血，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辩证和科学地区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而有些人却恰恰办不到这一点，为此，毛泽东同志及时写下了这篇文章，其目的和出发点，就是为了痛斥亡国论，扫除速胜论，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战，坚持必胜信念。

《论持久战》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可以说，毛主席的这部宏篇巨著，通篇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可以称得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和“实践哲学”。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有着它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总体上讲，它是对当时重大的历史问题的成功回答，为我们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 中发现和揭示客观规律，取得胜利的一般的方法论，这是我们在当前和以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否则，任何事业要想取得成功，那也都将是无从谈起。

第四篇：读《毛泽东传》读后感

读《毛泽东传》有感

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同时，我研读了肖特写的《毛泽东传》，读完之后深有感触。这部著作讲述在西方世界中的毛泽东，西方人眼中毛泽东是一个咋样的人。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历史变成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困难。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毛泽东。

短短的20年间，毛泽东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198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邓小平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到了19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毛泽东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毛泽东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西方描绘毛泽东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菲利普。肖特的这本著作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冲击，他是依靠被列宁批判的考茨基而非正统的马克思获知社会主义的。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19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民主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指望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

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毛泽东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就此书而论“毛泽东有着多姿多彩和复杂多变的个性，注定他将成为一个非凡的人。”感悟最深的是毛主席前半生为理想、目标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在前进途中，他探究、思考、实践，终于超越很多人的预言，使中国更快摆脱了三座大山和苦难的生活，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他几起几落，无论多么的艰难，可是他，都不曾退出这支救国救民的队伍，在延安，他与蓝苹结合，中央委员会讨论是反对的。但他决意一定，就威胁说要回到老家当农民。就拿此事来说，说明主席是一位立场坚定的，信念始终的人物。

每一部传记的结语，都值得自己反复品读。我认为那是作品的精华。句号，并不意味着结束。传统意识、大写的自我、人际竞争、健康状况等，都影响着我们的毛主席的人生，同样反作用于我们大中国。《论持久战》:对手都折服的时代鸿篇。毛泽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超人，更是丰碑。这几天虽然秋高气爽，但我或多或少地走近了这一历史伟人，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感慨，心中的那团火在无尽的慌原……….过远与过近，都难以使人理解历史。老一代知识分子常常担心，对于文革岁月的遗忘，使年轻一代很可能重演错误。距离毛泽东逝世已经31个年头，伴随着越来越多私人记录的出现，那个时代的形象正在变得日益丰满起来。虽然对于这位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全方位研究仍未开始，但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必须发生转变，新的作家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研究中的过分强烈的情感与道德因素。在这一点上，菲利普提供了某种示范。尽管，我在作品中常常迷失自己，也感受不到这本书的基本坐标与准则是什么，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物相对完整的成长过程与其历史背景，看到了一个人精神气质的转变过程。对于不理解毛泽东的新一代人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一读。

第五篇：读《金瓶梅》大哭的,张爱玲

读《金瓶梅》大哭的，张爱玲

【孤图导读】张爱玲，海上传奇。一生许多沉默，只一次例外。去世前两年，张爱玲写了生前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少有地贴出五十四张家族老照片，张爱玲以书“藉此保存”一切。张爱玲说：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

1971年，一次对张爱玲的夜访，拜访者纪录下一个撕去一层面幕的，张爱玲。

张爱玲画像蝉——夜访张爱玲

这次她竟然意外破例，邀约我到她住的公寓去，自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我拨了电话号码，她很爽快地来接听，并且决定了约见的时间是周末晚上7点半。就这样，我见到了张爱玲。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雪莱在诗篇里常常说：tear a veil（撕去一层面幕）。”然而在撕去一层面幕后，我得到的感觉是：这不是我想像中的张爱玲！我很直接地告诉她自己这种感觉，重复了两三遍。她笑容满面地回答，是这样的，仿佛没有一点不应该。1950年，张爱玲在台湾她当然很痩——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着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女神。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

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她早已预备好一份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去购买了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 NO.5牌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使我非常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东西送给她。然后她又站起身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是喜欢Vermouth，还是Bourbon，因为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她说。我回说不会喝酒，她便去开了一罐可口可乐。她扎煞着手，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使我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像她在《流言》里写的那样。

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知道我在南洋呆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我不能想像她会知道得我那样清楚，因为一直有个错觉，觉得自己在她眼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谈话进人正题后，她首先告诉我，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因为从前我在这里问过她，弄错了，以为叫萧亮。

以梁京为笔名，发表《十八春》《半生缘》在初次问世的时候，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当年，《十八春》（《半生缘》的前身）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一阵轰动。她说，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里探悉了她的地址，曾经寻到她居住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这使她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姑住在一起，姑姑下楼去，好不容易将那女子劝走了。还有周作人也曾经在散文里，引用过曼桢的名字。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习，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屎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举例来说，她看过Mary Renaul写的《the King Must Die》，看得津津有味。她当然也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9本书，一看神经便松懈下来，有一种的感觉。我告诉她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迭。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她说听到你这样说，高兴极了，因为一直没有人提过这本书，应该有人提一提。同时我又指出，《怨女》里“圆光”一段，似是直接从《歇浦潮》里剪下来的，她立刻承认有这样一回事，并没有因此不悦。不过，当我说起《歇》书里“圆光”那一段，比《怨女》写得还要好，因为前者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心理惊悟，而后者只是一场过场戏时，她却不以为然，她说，“圆光”在《怨女》里，不是主戏，如果添上心理描写，便轻重倒置了，而且和整个小说的主题也不配。这话我当然以为是。

童年张爱玲和弟弟她说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圆光”这一段，似是顺着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去的，因为写《怨女》时，手边并没有《歇浦潮》作参考。她还记得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贾少奶、贾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无双，这和我的看法一致。我还说，我还喜欢作者塑造的吴四奶奶、君如玉、贾宝玉、玉玲珑、媚月阁以及钱如海的太太薛氏、开变相“堂子”的白大块头等人，她听了莞尔一笑。真的，《歇浦潮》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我说，可惜作者的“视景”不深，没有如《红楼》那样悲天悯人，也不像《海上花》的温柔敦厚。所以作者所看到的，只是人性狭溢的一面，也就是性恶的一面，使人觉得这本书太过cynical了，不能称做伟大。她说，真髙兴你看到这些，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我说《歇》书的海上说梦人已经等了40年，让他再等几年不迟。倒是写关于您的小说评介，因为是一鼓作气写下来的，迟了也许不行，她听了又是盈盈一笑。

这时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替自己泡了一杯“即兴”咖啡。她不时用茶匙搅动着，搅得很细。她喝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替我端了一杯来。她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我问起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茶叶过来。她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说罢，她端起杯子来啜饮了一口。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的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同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至于食物，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一种类似烧饼的食品），以前喜欢吃鱼，因为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我猜她大概喜食零食，将一天需要的消耗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因为零食一道，也很会饱人的。她说她有患一种High cholesterol病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感冒”旧病，发起来可躺在床上，几天不吃饭，因为吃了都吐了出来。但是口渴却很难耐。说着，一杯咖啡已经饮完，她又去替自己斟了一杯来。她说她一喝起咖啡来，便喝个不停。

香港大学，张爱玲学生记录从《歇浦潮》，很自然地，谈到了《海上花》这本说部。我说《海上花》文笔虽然干净利落，可惜太过隐晦，很多地方交代不够明白。她认为是，譬如诗婢苏冠香便是一例。她又用手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双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她说话时运用的词汇很特别，像她形容30年代的小说，老喜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又单用“戏肉”二字，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都使我感到新奇而怔忡。我又批评《海上花》的对话全部用苏白，也不是很写实的，谁敢保证书中人，个个都只会说苏州话呢？她颇不以为然，因为作者韩邦庆只会说苏白，不会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拟苏白时，经过一番“再创造”，并不容易。我又说《海上花》如果用《歇浦潮》的方式写出来，可能会更成功。但是，她连忙接口说，《歇》书写成的时候，都快民国十年了，而《海上花》却是满清末年的作品。接着，我又批评作者写陶玉甫、李漱芳的恋爱，太过“温情理想化”，再插上妹妹李沅芳，整天歪缠着“姊夫”陶玉甫，看来非常的“假”，令人不耐烦。因为，沅芳虽是清倌人，却是在“堂子”里长大的，耳濡目染，不可能天真成那样，最后连姊姊的死都弄不明白，以为她是去做客，过几天还会回来的。她却认为：就李漱芳母女开堂子的作风来看，可能会产生出沅芳这样的雏妓来。这也是《海上花》的主旨之一，是描绘形形色色的妓女，并不仅限于暴露人性的黑暗面，像《歇浦潮》那样。我又说，根据自己的看法，仿佛李漱芳一半是她妹妹气死的，因为眼看着沅芳和玉甫亲热，心里气不过，嘴上又说不出来，积郁成疾，这自然是“弗洛伊德”派的看法。她听到这里，始先微微一惊，然后突然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这话让志清（夏先生）听见了，一定会诧异。这使我感到非常怔忡，事后仔细一想：大概她认为我这个人固执得可以，看小说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出发，不太从容，显得霸道。这也许因为《海上花》一书，我没有她看得那样仔细透彻。谈起她自己的作品，她说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我说她每篇小说的意象，怎么安排得这样好？和整个故事的结构、人物都有关系，有时是嘲弄，有时是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用英文来说，非五四以来的大家我看过一些，很少有人能够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这样活泼的。多半只限于“装饰”一途。好像连钱钟书也不例外。像《第一炉香》里，薇龙的姑妈梁太太一出场的时候，面纱上爬着一粒绿宝石蜘蛛，后来薇龙进入宅第后，“一抬头望见钢琴上面，有一棵仙人掌，……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唁子。”还有园游会过后，薇龙陪同姑妈一同进餐，因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里欢喜，嘴里说不出来，两人同时割切着冷牛舌——这牛舌头是个dumb brute，像唐人绝句里的“鹦鹉前头不敢言”，产生了极深的嘲弄意趣，真难为她设想得这样周到！她听到这里，说，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她顿了一顿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听到这里，我非常感动。

海上传奇，张爱玲我又问她，在写《第一炉香》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这层功用呢？这话她没有作正面答复，只说，当时我只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来加强故事的力量。我又侃侃直讲下去，像《阿小悲秋》，那苏州娘姨看来像一个“大地之母”，因为自始至终，她都在那里替主人洗衣服、整理房间，仿佛有“洁癖”似的。故事结尾时，她发现“楼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还忿忿不平地想着：“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在她范围之内。”写得真是好！她听到这里，爽朗地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的，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从笑声里，我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随即谈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她说《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我说这篇故事充满了嘲弄和讽刺，像红玫瑰表面上像个“坏”女人，其实很忠厚，作者对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作者暗中对他下了一道“道德制裁”。她说道德制裁不至于。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一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我想她言外之意是说她对于佟和白玫瑰二人的要求，太过严苟了，不够宽厚。不知怎么，又谈到了《半生缘》。我说世钧和曼桢恋爱这件事，叔惠像是完全蒙在鼓里，似乎与实情不符。因为，据我所知，男人在爱情方面，嘴最敞了，对于好朋友的罗曼司，多半很清楚，而且好奇心重，不致于像叔惠那样，对曼桢漠不关心。她说30年代的男性，一切都学西方，连恋爱的方式也一律模仿，所以叔惠才显得那样潇洒。这一点我们争持甚久，她也相当执拗，结论是她对于现代的许多事情，太过隔膜了。不过当我谈到阿宝这个角色，塑造得不够逼真时，她一口承当下来。因为，我说，当曼骑装病，设计骗取曼桢到她家中时，阿宝表演得太过“逼真”了，简直是个演员，不像庸人;尽管事前她是知情的，曼璐也不可能像导演那样，将她排练得那样好，而且，事实上也决不可能。这一点她完全承认，因为迁就故事，权且将阿宝“利用”一下。张爱玲《秧歌》同时，我又告诉她，不太满意《秧歌》的结局。因为动作太多了，近乎闹剧化，冲淡了故事的“抒情”主调。她听到这里，连忙说，这些都该写下来，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人家失去对你的信赖。接着，她主动告诉我：《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不过，我说仍然喜欢戈珊这个角色。她说戈珊是有这样一个人的，虽然也是听人说起，自己并没有见过。谈到这里，她已经喝完第四杯咖啡了。张爱玲公民入籍证

话题转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她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我说沈的短篇不错，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听着笑了起来。但是，我认为沈的长篇《长河》并不成功，看来不像小说。她说没有看过。至于老舍的《骆蛇祥子》，我说早年读的时候，非常钟意，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还是老舍的短篇精彩。钱钟书呢？她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所以，当我提到《半生缘》有些地方，跟钱的一篇《纪念》，甚为类似时，她认为只是“偶合”。

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便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看来她赞成我的看法，我接着还告诉她，还喜欢吴祖缃这个名字她听着陌生，她说在大陆上，只知道有个剧作家，叫吴祖光的，非常有名，这人后来被“斗”掉了。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台湾作家，她看过朱西宁的《铁浆》，我说《铁浆》写得很好，她说，“嗳”。还有康芸薇的《新婚之夜》，她叫得出名字来，认为写得很coloful。康的其它的一些作品，她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手边经常收到两份台湾出版的杂志：《幼狮文艺》和《皇冠》。她说看《幼狮文学》，喜欢看翻译小说，她清晰地说出刘慕沙，朱西宁太太的名字。她又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我说故世的夏济安先生，也提过这一点，曾经在一篇英文文章里，说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

然后她告诉我，平常喜欢看通俗英文小说，哑谜立即打破了。她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小说，对于作者和女经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女经纪人是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两人，协助Jones成名，不遗余力，丈夫一点都不妒忌，甚至Jones把他跟女经纪人之间的一些艳秘，写进小说里去，丈夫也不介意。这使我立即联想起：早年上海的百万富翁哈同，跟太太罗迦陵和亲密“战友”姬觉弥之间的关系，也很能引人入胜。作家有时往往“小”题“大”做，见人所未见，是《红楼梦》里说的“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张爱玲似也不例外。

初中时期张爱玲和姑姑阅读对于她来说，已成为第二生命，仿佛活在空气里一样，她说。她引用业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话说，Ferd常说我专看“垃圾”！说完又笑了起来，像是非常的应该。此所以她对于张恨水，嗜之若命了。关于《红楼》，她说一俟工作在6月份结束后，便准备用英文写一篇考证，同时接下去，把英译《海上花》的工作做完。像《红楼梦》，她认为不止写了十年，因为曹雪芹拆开了重订，又再拆阅。她用手不断比划着对我说。她说曹大概死于四十七八岁，所以《红楼》没完。……

从《红楼》移花接木，接枝到《金瓶梅》上。我说读《金瓶梅》，总觉得面对着一个纸糊的世界，样式看来假得很。她听了颇感诧异，好像一个人怎么能够欣赏《红楼梦》和《歇浦潮》，惟独走不进《金瓶梅》的世界里去？我说像吴月娘这种缺乏酸素的女人，实在少见。她认为好便好在这里，吴月娘对于潘金莲、李瓶儿等姨娘的态度，表面上似乎毫不嫉忌，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传统，不得不如此。但是，月娘有时说起话来，也会酸溜溜的，这使得吴月娘充满了“暧昧性”，所以是更近乎人性的。她接着又指出，每当她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

但是，我坚持说，《金瓶梅》写得甚为粗糙，而且写来写去，无非是西门庆如何又娶了个姨太太，成了固定公式，看多了会令人起腻。她说西洋故事里，不也有唐璜吗？我又接下去说，很多人看《金瓶梅》，无非垂涎其中猥秽的部分罢了。她说看过“洁”本，仍然觉得很好。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使我听了，不胜黯然。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她又补充一句，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倶焚的感慨。她随即问起我写东西时的情形来。我说自己创作的时候，很慢很苦，弄到最后，厌烦到了极点，甚至想将它扔掉。当然登出来以后，又不一样，因为换了一副面貌了。她笑了起来说，她不是这样的，她写作的时候，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铿锵的音调，说出“狂喜”两个字。我想她的作品，为何这样感动人，大概和“狂喜”有极深极密的关系罢！

张爱玲画像她说写过一部英文小说，兜来兜去找不到买主，预备将它翻出来;不过有些地方还得改。另外用中文写的军阀时代的长篇，写了一半搁下来了，也想把它赶完。还有两个短篇，极待整理出来。她要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过她不大喜欢谈尚未完成的东西。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她说。“哦？”我有点不敢相信。但随即想起她的《第二炉香》，人物完全是香港一地的英国人，便不再淹异了。不过，我写的东西，总得酝酿上一二十年，她又说。我问是不是要写这么久呢？她说不，是指要隔这么久才写得出来。从她的三层楼公寓辞别出来，已经凌晨2时半了。这次会面，足足谈了7小时。然而仍有很多话，觉得没有说出来。是她说的，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只得一次。那么，我应当感到十分满意了。张爱玲《怨女》走向清空明亮的柏克莱街头，手里捧着她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和CHANEL NO.5香水，刹时间，它们幻化成为珍贵的历史性的“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怨女》英文名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如今是“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时候。又想起《第二炉香》里，描写一个人极大的快乐，“在他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声，‘……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是的，蝉声是会震得人发聋的。这不正是张爱玲的写照么？夜访张爱玲补遗

书桌：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髙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本文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为张爱玲补妆》这次拜访发生于1971年6月，张爱玲时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