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县农村普法状况社会调查（共五则范文）

第一篇：义县农村普法状况社会调查

义县农村普法状况社会调查

一、引言

调查目的：对义县农村地区法律建设的现时情况及其特点，和农村人对法律的看法及当遇到法律纠纷时采取方法以及这种现象所存在的原因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对义县农村法律的教育和普及程度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调查时间：2013年3月26日--4月10日

调查对象：义县刘龙台镇村民、村干部、农民工等

调查方式：本次调查报告主要是采用以走访为主，其它调查方式为辅的调查方式。

二、调查内容

通过在义县刘龙台镇走访及调查，我发现，农民关心的涉法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征地补偿问题。之所以征地补偿问题会成为义县农村居民首要的法律问题，我通过调查后得知，这是由于义县正在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致使政府需要征地，征地必然带来补偿，而补偿当中产生法律纠纷也就不为奇怪了。产生法律纠纷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而产生法律纠纷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涉及的当事人无非就是政府和当地村民。可能的原因，我认为有如下几点：一是赔偿价款协商不一致，政府所付的补偿款项少，致使村民无法接受，或者是村民要求的太多，导致政府无法接受；二是征收的土地面积与协商不一致，对于土地征收面积的大小，双方是有矛盾的，因此产生纠纷也就不奇怪；三是被征地的农民的安置与协商不一致，其主动权在政府，村民很少参与到规划中的，只能被动的接受政府的规划方案。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占到了本次调查的第二位，从此可以看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做的非常不如意。面对商家时，消费者毕竟属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其原因来说主要是商家对消费权益不够重视，没有树立诚信交易的理念，目光短浅。其次，消费者维权的途径不多，消费者协会毕竟属于民间机构，它只能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对于解决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严重的问题便显得苍白无力了。再次，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一般的成本包括，来回的路费，误工费，时间等等。如果采取仲裁和诉讼的方法则成本就更加巨大。因此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就成了义县农村居民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之一了。

（三）劳动合同纠纷问题。这个问题占到了本次调查的第三位，可见义县农民工在就业时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面对就业单位时，农民工同样是弱势群体。出现劳动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淡薄，不尊重劳动的合法权益。而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也不够，不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其维权的成本也是非常大的，政府保护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力度还是不够大。

此外，在婚姻、邻里等方面涉及法律的问题也比较多。

三、调查结论

通过对调查得出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义县农村普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

一是农村法制宣传存在“死角”。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近年来，国家施行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广大农民自主经营性增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流动速度加快，为集中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带来了困难。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对于法制宣传仅限于村部内的一两块宣传栏，试问能有几个村民经常跑到村部来看着宣传栏学习法律知识，这样的法制宣传浮于表面，只是村里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农民群众本身根本得不到教育，形成“死角”。

二是个别村领导干部对法制宣传认识不到位。农村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很多是硬指标，也很多是软指标。法制宣传，对有些村干部来说，是很好糊弄的事情，因为它不像其他工作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对组织群众，宣传党对新农村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国家法律法规，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遇到矛盾纠纷绕道走，了解问题一般化，分析问题一般化，解决问题一般化，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有些村干部甚至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村民很多越过村委会这一级，直接到乡镇政府上访，严重影响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三是法制宣传物质条件欠缺。义县有些村的集体经济不是很宽裕，甚至负债不少。要进行法制宣传，不是光靠嘴上说说就行了的，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无力支撑普法经费，宣传读本的紧缺、宣传设备的落后，这些都是制约农村法制宣传的客观原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村普法人员力不从心，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农村法制宣传在广度和深度上大打折扣。

四、几点建议

对于以上问题的出现，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普法宣传力度：

一是整合资源，提高宣传效果。整合科技、文化、法律“三下乡”，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配以文字、图片、漫画等进行趣味性、生活化的法制宣传。另外，农村居民居住地分散、人员流动性较大，组织起来进行规模性的宣传教育并不实际，但是，我们却可以利用农村学校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开展“法进校园”活动。学校学生来自各村各户，而且人数多，有固定的学习教育场所和丰厚的师资力量，我们可以在农村中小学中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再让学生回家向家长宣传法律，这种家长和孩子间的互动能使家长更好的学习到法律。

二是提高村干部的思想认识，加强领导。政府应加强对村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把思想统一到新农村建设目标和任务上来，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是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村领导干部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切实做好农村法制宣传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的学习法律的热情，调动农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三是增加普法教育经费，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高的效果。对确实无法支持农村普法经费的的村居，镇财政应适当进行倾斜，给予一定的经济扶持，使农村法制宣传得以顺利开展。同时，各村也应考虑到自身经费的实际情况，在法制宣传的形式上多下工夫，节约成本，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优的成果，务求法制宣传的到位。

当然只有通过个人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农村的法律基础才会越来越提高。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农村群众的生活才会更幸福、更快乐。

第二篇：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社会调查

关于“农村基础教育受重视程度”的调研报告

摘要：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教育是一个民族教育的根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70%，从某个角度讲，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质量。当前，由于农村家长对待教育的传统观念老旧，加之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没能得到人民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学龄孩子失学现象数见不鲜，给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增加了许多压力。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重视程度

一.导言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使得我国整个教育质量大幅飞升，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大减少了农民负担，农村基础教育同样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几年下来，我国学龄孩子失学现象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人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有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学龄孩子失学人数为431.5万，尤其以贫困山区为甚。2010年，这个数据分别为125.21万。由此可见，我国教育事业经过20年的发展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

为准确了解国情，了解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受重视程度，同时为响应学校号召，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真正达到知行合一，将自己锻炼成符合社会需要和岗位需要的实干型人才，同时为了树立师范生投身教育行业的理想，2012年暑假，在学校的大力倡导下，我回到家乡，对当地农民群众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走访，通过发放及回收问卷，收集

到了他们对基础教育的相关看法和一系列数据，希望通过这些数据反映出当地农村居民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正文

数据显示：我所在的村子127家村民中，小学在读的孩子共计74人，全部在不远的乡中学就读。当问到孩子们喜欢读书吗？你觉得读书有用吗？这类反映学生对待教育的重视性的问题时，孩子们的回答大都表现得很不在意。在收集家长的意见时，家长们大多数更是抱着得过且过的看法，觉得只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已经尽了做父母的责任，再说农村大多数父母本身文化水平较低，根本没有能力给孩子进行课业辅导。多种原因导致农村的基础教育无法受到重视，下面我就调查得到的结果作详细分析，并提出我认为可行的改善、解决方案。

经过广泛的查阅资料，结合近几天走访收集的数据，我认为农村学龄孩子失学的原因大致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本身存在厌学情绪，学习主动性不高

学生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学生的学习情况上起着主导作用。学习积极主动的同学往往表现出热爱学习、热爱学校、学习主动、成绩优秀等特点，受到同学的喜爱、老师的重视和家长的赞赏。相对学习主动的同学，学习被动的同学很自然的表现出厌恶课堂、排斥书本、成绩差等特点，在校被同学排斥，被老师批评，回到家还会受到家长的苛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也易受到网吧，游戏厅等外界不良因素的诱惑。负面的外界环境加剧了这类学生向背离学校的方向发展，学生很早就告别学校，踏入社会。

（二）.农村家长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教育方法

子女的教育与家长的文化程度、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受时代和环境影响，农村家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这直接

影响了他们在看待对子女教育这个问题上的理念。总体来说，农村家长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科学性。现实生活中，很多农村家长在对待孩子教育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很盲目。在他们眼中，送孩子去学校就是对孩子教育的负责和重视，但是却极少关注孩子的在校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和孩子的长远发展。加之农村家长多数为生计远走他乡，子女交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或是让孩子独立生活。在农村，老年人大多没有读过书，且思想老旧、思维局限，对教育孩子这个问题缺乏必要的概念和认识，同时存在很大误区，只知道向孩子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至于孩子在学校干了些什么，孩子的身心发展等问题，他们极少过问。如果孩子独立生活，在缺乏亲人照看、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很多问题得不到正确指引，缺乏必要的人格塑造

和性格塑造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变得自我、叛逆、放荡不羁，也很容易学坏。而在外工作的农村父母，与孩子缺乏必要的亲子联系和情感沟通，这极易造成对孩子的教育缺乏。对孩子来说，处在学龄的他们处在情感、性格变化的转折期，在自身学习和生活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家庭环境却不能充分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知识上的解答，情感的缺失、教育的缺乏，使这些孩子极易产生厌学情绪，从而脱离学校，走向社会。

（三）.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够，学校教育教学资源不足

前教育部长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曾表示，“中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千百万普通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这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时至今日，在我国很多地区的很多中小学中仍存在班级人数严重超额、教育资源不足、教学环境太差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够，特别是以中小学为主的基础教育表现的更为明显。有资料表明，我国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只占了国家GDP的3.8%，之前，这个比例还更低。

这个数字与美国的4.7%，韩国的6.3%，印度的7.1%，日本的7.4%相比，差距实在太大，而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政策性投入约为GDP的4.%。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18年过去了，“4%”的政策目标仍未实现。正是由于政策性的资金注入不够，我国基础教育问题层出不穷，教学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教育资源得不到有效扩展，师资力量得不到有效提升，部分地区还不能实现基础教育的学费全免，农民肩上的经济负担仍然很重，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选择辍学，或者根本上不起学的现象俯拾即是。

（四）.社会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关心

对于失学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我们的社会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心。社会对他们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和帮助意识，放眼全社会，有多少学龄孩子活跃在工地、车间、黑煤矿，干着又脏又累的体力活，拿着微薄的工资？又有多少贫困山区的学龄孩子上不起学被迫在家放牛、干农活?我们的社会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是什么反应呢？工厂老板为谋取暴利招收未成年人当工人，让他们干最累最苦的活，提供最差的生活条件，疯狂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果。面对这种情况，有多少人或组织认为：“这件事我有责任！”？有多少人或组织振臂高呼说：“一定要让他们重返校园！”？事实上，大多数人目睹这种情况时都持冷眼旁观态度，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对待这个群体时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与帮助意识。

综上所诉，要解决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中的问题，必须从全局上提升整个国家、社会、学校及家庭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具体可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政府方面

1.首先，国家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政策性经济投入，教育经费占GDP百分比须达到或超过规划的4%。从而与国际接轨，从教学环境、教学设施、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方面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平衡发展。

2.其次，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农村孩子可以和城市孩子享受到同等的教育，实现教育公平性。

3.最后，拓宽免费义务教育的实行范围，拓宽减免范围，切实减少农经济负担;加大对农民的帮扶力度，如鼓励农民搞第二经济、推进农用机械的普及，以及科学种植方法的普及等，全方位、多角度为农村基础教育保驾护航，保证农村孩子有地方上学、上得起学。

（二）.社会方面

增强全社会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不是几个人的事情，而应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我们的社会要多多关注失学儿童的社会现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人文关怀，全力抢救那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孩子，帮助他们重返校园。

（三）.学校方面

1.始终坚持以办学为理念，以教书育人为宗旨，严厉杜绝学校以追求“效益”为目标。办学校，目的是为国家输送人才，要把学校当成公益机构而不是盈利机构来办。

2.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包括培养学生对善与恶、对与错的辨别能力；培养学生自信、乐观的生活学习心态；帮助学生进行基础的人格塑造，帮助学生形成较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加强学校对学生的监督管理，依靠教师的力量，严密关注学生的思想动向，在必要的时候主动为学生提供帮助，积极进行心理疏导，将学生往正确、健康方向引领。

（四）.家庭方面

1.农村家长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修养，更新传统的家庭

教育观，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学会用正确的方法对孩子进行教育。

2.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在充分了解孩子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学习和成长。

3.家长应该积极与学校方面取得联系，加大与学校的沟通力度，了解孩子学习生活的种种问题，积极引导孩子向健康方向发展。

我们相信，通过社会，学校、家庭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基础教育一定能受到更多的关注，基础教育事业也一定能取得重大的成功！

第三篇：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

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

“>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2007-12-12 16:21:34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2)今年七月，XX省司法厅和XX省法学会组织开展了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社会调查。XX省是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开展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专题研究，将有助于总结我省“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为“四五”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我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客观现实，调查中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分别在城乡各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区（桐城市新安渡镇和安庆市大观区）进行深入调查。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我省“三五”

普法和依法治理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提出如下研究报告。

一、农村的法治环境与农民的法律意识问题随着三个五年普法规划推进式的实施，我省农村法治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在全社会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农村依法治理的法治环境大有改观。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育和形成，不能脱离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微观上是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在宏观上就是要造就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农民在良好地法治环境中形成法制观念、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从“一五”普法到目前正在实施的“四五”普法正是有条不紊地实践着这个目标。只有形成一个全社会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在我国目前以政府推进为主要方式的法治进程中，这样的“法治环境”需要各级政府去营造。“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是增强公民的法律意

识和法制观念，“四五”规划的目标是实现由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的转变。可见，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农村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应当对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够使其职责有明确的定位、行动有明确的方向。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现象：

1、在职责上缺乏明确的定位。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还是具有政策性和临时性的工作？作为推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基层政权机关和组织，应当充分认识到普法和依法治理是政府的职责。

2、在方法上往往以法律条文的宣讲作为硬性指标。由于对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存在模糊认识，灌输法律条文几乎成为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主要方法。

3、在实施过程中未能形成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普法”似乎也在向农民“摊派”法律知识，“依法治理”则是以法

律为“罚则”治理乡村。

4、在评价机制上，注重于形式的普及，有些经验来源于文字总结与模仿复制。尽管这些问题是非主流的现象，但是在今后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为此，必须明确什么是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如何“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律意识包括法律思想（理论）、法律观念（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有个体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之分，个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取决于公民的法律心理，以及法治环境的影响。群体法律意识具有团体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我国农村不应忽视传统性和地域性的冲击和扭曲。社会法律意识是全体公民普遍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它与传统的法律文化、主流法律观念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社

会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是公民的个体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对社会法律意识内容与发展有较大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者是协调一致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冲突。笔者认为，“一五”普法在于唤醒公民的法律意识；“二五”普法在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群体法律意识；“三五”普法着眼于营造全体公民共同的社会法律意识。“四五”规划就是在三个五年普法的基础上，为巩固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提出了由法律意识的培养转变为法律素质的提高，因为法律素质是法律意识的内在本质。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影响，农民的法律意识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提出的目标还存在着差距，今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应当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农民对法律价值的尊重和法律知识的追求。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则是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和敬仰，因为法律的价值代表着公平、正义和秩序。普法和依法

治理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这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就是政府的单方行为。作为以行政指导为主要特征的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中，各级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不仅应当将法律知识告之于民，而且还要让农民知道法律的价值是什么？法律是人们安居乐业的行为规则，法律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武器，惩罚不是法律的全部。只有让农民真正认识到法律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才能让农民所接受，对法律的认知和运用才能从自发到自觉。我省农村基层人民政府推行的“送法下乡”、“送书到户”的活动，有其积极的因素，应当予以肯定。

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

第四篇：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

和方法。各级政府应当正确地引导和评价公民的诉讼活动，尤其是农民诉政府的行政诉讼案件，更应当端正认识。

二、我省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法律实践问题我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存在着许多认识问题、观念问题以及法律实践中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将这些问题有重点的提出来，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或制定相应的对策，将会大大推动今后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农村基层组织的法律定位与作用。在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实际承担具体工作的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它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村实施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实际效果。普法和依法治理的长远性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家，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各个时期普法“规划”提出的具体任务，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则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肩负着如此重任和职责的基层组织对其法律地位应有正确的定位。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全社会的工作，应当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乡、镇人民政府是我国基层行政机关，其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各项行政工作如计划生育，农业税费、农业生产等等，很难说哪项工作为主，哪项为次。如果将普法和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某项工作职责（并且有专人负责贯彻落实），这可能有悖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本意。笔者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并不是一项单列的工作，它是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的原则精神，在政府工作的各项职责中都要体现与贯彻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的原则。换言之，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主体（推进者）是任何部门与任何人员。任何工作必须以普法和依法治理原则为指导，我们不能把普法与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层组织是普法与依法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服务者。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自治性群众组织。它虽不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但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法定职能，使其在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应当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村民进行守法教育；2.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3.调解民间纠纷，促进村民团结和家庭和睦；4.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5.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与普法和依法治理所提出主要任务是相同的，基层群众性组织组织的各项工作正是亦步亦趋地实践着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目标。目前，农村普法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功能和作用，使其从被动地完成工作任务转向积极地开展普法宣传。

（二）关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方法问题调查发现，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工作方法上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在“普法”工作上，主要表现出的特点是放任性和无序性。农民往往把收看电视中的法制节目，作为自发的法治思想的启蒙。诚然，法律的普及可通过多种渠道，在当今电视已作为简便、快捷、普及的传媒工具，其在普法工作的功能不可低估。有些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还利用农村广播网进行宣传，利用集市大会进行集中宣传，利用村民大会请司法人员上法制课。还有的地方采取“知识带动型”普法，即向在校的中小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普法教育，再通过学生将法律知识传播到广大农户等等，这些都不失为好方法。笔者认为，凡是有利于普法工作实施的经验，都应当是值得肯定的好方法。但是针对当前农村普及法律的工作方法存在放任性和无序性的局面，我们应当着手做好以下工作：

1、在传媒工具上，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普法工作。可以利用电视中现有法制节目，还可以利用农村有线广播。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主要来源于电视，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XX电视台的“法眼看天下”等都是农民十分喜爱的节目。因此，笔者建议，能否将现有的电视法制节目进行整合，开设电视节目的法律频道，专门地、系统地、生动地宣传法律。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省的大环境下，开设法律频道电视节目作为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广泛地宣传与普及法律，拓宽普法渠道，改进工作方法都有积极的意义。我省的有关部门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尝试。

2、在普法的工作方针上，农村普法不能只把农民当作普法的对象。根据普法规划的精神，农村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是针对农村各级组织和公民。特别是“执法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对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农村各级组织在普法和依法治理中首先应当从“自律”开始，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学习者和接受者，模范地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然而才是法律的推广者。对于农民则应采取多种形式，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切实地运用法律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让法律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授益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改变“法就是制裁”的观念，让农民从“要我学法律”到“我要学法律”。其次，农村“依法治理”工作中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民事调解。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律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农村，调解成为“执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以息事宁人，止争息讼为目标的调解，在法律上、在观念上、在文化上都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因此充分运用调解的方法，对建立我国农村安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和法律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些地方将调解的范围已扩大到无所不及的领域，如果把调解作为解决一切矛盾纠纷的必经手段，则可能冲淡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认为，在肯定调解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同时，应当树立法制观念并且尊重当事人运用诉讼等法律手段的权利与选择。必要时基层组织应当鼓励与宣传诉讼方式的积极意义。如果一味排斥、回避或阻碍“打官司”，甚至将诉讼本身附加许多非法律因素，那么我们通向法治的道路也不会是坦途。毕竟司法是法治的保障。

（三）关于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经费问题。实地调查中反映较集中是普法的经费问题（有关文字材料却没有提及），经费紧张制约了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进行。诚然，普法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但是，笔者认为，对普法经费也应当澄清一些误区。普法和依法治理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都应当普及法律

第五篇：XX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社会调查

今年七月，xx省司法厅和xx省法学会组织开展了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社会调查。xx省是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开展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专题研究，将有助于总结我省“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为“四五”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我省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客观现实，调查中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分别在城乡各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区（桐城市新安渡镇和安庆市大观区）进行深入调查。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我省“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提出如下研究报告。

一、农村的法治环境与农民的法律意识问题

随着三个五年普法规划推进式的实施，我省农村法治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在全社会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农村依法治理的法治环境大有改观。

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育和形成，不能脱离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微观上是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在宏观上就是要造就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农民在良好地法治环境中形成法制观念、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从“一五”普法到目前正在实施的“四五”普法正是有条不紊地实践着这个目标。只有形成一个全社会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在我国目前以政府推进为主要方式的法治进程中，这样的“法治环境”需要各级政府去营造。“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是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四五”规划的目标是实现由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向提高法律素质的转变。可见，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农村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应当对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够使其职责有明确的定位、行动有明确的方向。

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现象：

1、在职责上缺乏明确的定位。普法和依法治理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还是具有政策性和临时性的工作？作为推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基层政权机关和组织，应当充分认识到普法和依法治理是政府的职责。

2、在方法上往往以法律条文的宣讲作为硬性指标。由于对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存在模糊认识，灌输法律条文几乎成为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主要方法。

3、在实施过程中未能形成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普法”似乎也在向农民“摊派”法律知识，“依法治理”则是以法律为“罚则”治理乡村。

4、在评价机制上，注重于形式的普及，有些经验来源于文字总结与模仿复制。尽管这些问题是非主流的现象，但是在今后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认识问题和观念问题。为此，必须明确什么是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如何“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律意识包括法律思想（理论）、法律观念（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有个体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之分，个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取决于公民的法律心理，以及法治环境的影响。群体法律意识具有团体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我国农村不应忽视传统性和地域性的冲击和扭曲。社会法律意识是全体公民普遍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它与传统的法律文化、主流法律观念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是公民的个体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对社会法律意识内容与发展有较大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者是协调一致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发费、农业生产等等，很难说哪项工作为主，哪项为次。如果将普法和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某项工作职责（并且有专人负责贯彻落实），这可能有悖于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本意。笔者认为，普法和依法治理并不是一项单列的工作，它是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的原则精神，在政府工作的各项职责中都要体现与贯彻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的原则。换言之，普法和依法治理的主体（推进者）是任何部门与任何人员。任何工作必须以普法和依法治理原则为指导，我们不能把普法与依法治理仅仅理解为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层组织是普法与依法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服务者。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自治性群众组织。它虽不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但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法定职能，使其在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中应当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村民进行守法教育；2.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3.调解民间纠纷，促进村民团结和家庭和睦；4.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5.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与普法和依法治理所提出主要任务是相同的，基层群众性组织组织的各项工作正是亦步亦趋地实践着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目标。目前，农村普法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功能和作用，使其从被动地完成工作任务转向积极地开展普法宣传。

（二）关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工作方法问题

调查发现，农村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在工作方法上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首先，在“普法”工作上，主要表现出的特点是放任性和无序性。农民往往把收看电视中的法制节目，作为自发的法治思想的启蒙。诚然，法律的普及可通过多种渠道，在当今电视已作为简便、快捷、普及的传媒工具，其在普法工作的功能不可低估。有些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地方，还利用农村广播网进行宣传，利用集市大会进行集中宣传，利用村民大会请司法人员上法制课。还有的地方采取“知识带动型”普法，即向在校的中小学生进行有意识的普法教育，再通过学生将法律知识传播到广大农户等等，这些都不失为好方法。笔者认为，凡是有利于普法工作实施的经验，都应当是值得肯定的好方法。但是针对当前农村普及法律的工作方法存在放任性和无序性的局面，我们应当着手做好以下工作：

1、在传媒工具上，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普法工作。可以利用电视中现有法制节目，还可以利用农村有线广播。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主要来源于电视，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xx电视台的“法眼看天下”等都是农民十分喜爱的节目。因此，笔者建议，能否将现有的电视法制节目进行整合，开设电视节目的法律频道，专门地、系统地、生动地宣传法律。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省的大环境下，开设法律频道电视节目作为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广泛地宣传与普及法律，拓宽普法渠道，改进工作方法都有积极的意义。我省的有关部门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尝试。

2、在普法的工作方针上，农村普法不能只把农民当作普法的对象。根据普法规划的精神，农村普及法律和依法治理是针对农村各级组织和公民。特别是“*”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对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农村各级组织在普法和依法治理中首先应当从“自律”开始，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学习者和接受者，模范地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然而才是法律的推广者。对于农民则应采取多种形式，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切实地运用法律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让法律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授益功

能得到充分发挥，改变“法就是制裁”的观念，让农民从“要我学法律”到“我要学法律”。

其次，农村“依法治理”工作中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民事调解。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律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农村，调解成为“执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以息事宁人，止争息讼为目标的调解，在法律上、在观念上、在文化上都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因此充分运用调解的方法，对建立我国农村安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和法律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些地方将调解的范围已扩大到无所不及的领域，如果把调解作为解决一切矛盾纠纷的必经手段，则可能冲淡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认为，在肯定调解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同时，应当树立法制观念并且尊重当事人运用诉讼等法律手段的权利与选择。必要时基层组织应当鼓励与宣传诉讼方式的积极意义。如果一味排斥、回避或阻碍“打官司”，甚至将诉讼本身附加许多非法律因素，那么我们通向法治的道路也不会是坦途。毕竟司法是法治的保障。

（三）关于农村普法与依法治理的经费问题。

实地调查中反映较集中是普法的经费问题（有关文字材料却没有提及），经费紧张制约了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进行。诚然，普法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但是，笔者认为，对普法经费也应当澄清一些误区。普法和依法治理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都应当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这些内容是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得到体现和实施。不能因为在工作职责中增加了“法治”的内涵，就应当相应地增加“经济”成本。遵守法治规则和秩序是各级组织与人员应尽的义务，而且依法治理只会降低和减少耗损，提高执法水平。当然，我们应当在重视解决经费问题的同时，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如：法律援助、法律扶贫、法律志愿者等等都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关于农民义务法治化（减轻农民负担）问题。

在农村工作中，减轻农民负担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从中央到地方一般都把“农民负担”作为专用术语并赋予特定内容予以关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负担”一词越来越具有贬义、甚至有“违法”的意味。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农民应该不应该有“负担”？应当负担哪些义务？“减轻农民负担”是减轻什么“负担”？如何减轻农民负担？这些问题都与法律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所谓负担，主要是指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任务或者费用。农民负担是指农民作为生产者应当依法向国家交纳的各种税费。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农民负担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而言是比较沉重的。这里有政策性问题，但更多是执法工作中存在违法、恣意地对农民增加的“负担”。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增加农民负担，大力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有些地方收效甚微。笔者认为，解决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是将农民负担法治化。让农民在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同时，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也应当强化这样的工作职责，就是要切实维护法律保障机制和保证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途径的畅通。只有将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唤醒农民的法律意识，制约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在具体作法上，笔者建议：

1、用“农民负担法治化”代替“减轻农民负担”的提法。因为，农民负担是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税费义务。承担和履行法定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减轻”农民负担是相对于“增加”农民负担或者农民负担过重而言的，这里除了政策性因素之外，农民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增加的负担，完全有权利依法行使法律“抵抗权”，予以拒绝。对此

，司法机关应当正确发挥法制保障功能，成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长期以来使用的“减轻农民负担”一词，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减去的额外税赋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容易使农民造成负担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错觉，难以分清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从而形成强烈的对立情绪。使用“农民负担法治化”用语，不仅明确了农民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也寓意着法津同时依法保障农民们合法权益。这种提法的变换，其意义远远超过词语本身的含义。

2、加强农村和农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立法。将农民法定义务（负担）及其承担形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公布，通过地方立法，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明确权利和义务。对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立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有法可依，更重要地是强化农民乃至全社会的法律意识，这对于农民义务法治化和推进农村法治化的进程，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国是农业大国，我省是农业大省，在这个方面实行立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关于农民法定权利义务的立法应当力求详尽，防止执法中由于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律规范流于形式。

3.基层组织的执法人员应当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基层组织及其执法人员违反法律和政策，任意增加农民负担。“三五”普法和依法治理规划将执法人员作为重点教育对象，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疏通农民寻求法律救济的渠道。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之后，法律的“双刃之剑”的功能应当充分体现出来。法律要求农民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同时，法律对农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依法保障。对于任何部门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农民可以依法寻求法律救济，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获得国家行政赔偿。然而，现实的法律实践并不乐观。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指示，对涉农案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提供快捷的法律通道。但是有些地方法院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农民负担案件仍然存在不立案或拖延审判的现象。农民在寻求法律救济的道路上，出现了不会告、不敢告、不能告或者告不赢的不正常现象。法律救济渠道的不畅，必然导致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下降。有些地方的农民对于“负担”问题采取抵制、对立和越级上访等手段，可见，畅通的法律救济不仅仅是在保护个案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在我们农业大国和农业大省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建立法治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