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好乡镇人大与党委、政府的关系

第一篇：如何处理好乡镇人大与党委、政府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乡镇人大主席团

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的政权体系中，乡镇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作为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它必然是国家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和归宿点。俗话说得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国家的一切法律和政策，最终都要落实到乡镇。从这个角度讲，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具有非凡的地位和作用。乡镇人大主席团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摆正确，这是做好人大主席团工作的前提和保证。下面，我就如何处理好乡镇人大主席团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谈谈我的看法。

一、正确处理镇人大主席团和党委的关系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人大主席团制度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撇开党委闹民主”，人大工作就会走偏方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人大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既要服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也就是说，和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时也要服从本级党组织的领导，经常向党委汇报人大主席团工作，争取党委对人大主席团工作的支持。就基层来讲，处理好与同级党委的关系，既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又不能老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要把基层人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就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来讲，坚持党的领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说党委可以包办代替一切，并不是说党委可以代替人大去行使国家权力，更不是说，一旦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就“可有可无”。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是，党委成了政权机关，人大主席团成了“橡皮图章”、“政治摆设”，整个政治体系将会乱了套。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的含义。我们讲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是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经阐明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这里的表述，清楚地阐明了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在我们国家，当家作主的只能是人民，这既是党执政为民的初衷，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他自己的任何的特殊利益。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但不能代替和包办人民当家作主。如果用“代替和包办”取代“领导和支持”，就悖离了党执政为民的初衷。具体到乡镇人大工作来说，乡镇党委不是代替和包办，而应当是“领导和支持”乡镇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论及人大与党委的关系，我们经常讲，“党的主张要通过人大变为国家意志”。乡镇党委应当高瞻远瞩地就乡镇大事提出带有方向性、原则性、指导性的主张。但这种主张本身还不是国家意志，还不能直接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要使党委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首先得使这种主张进入人大系统。问题是，现行法律尚未规定政党或社会

团体可以直接向人大提出自己主张（或议案）。我认为比较可行的正确做法应是：乡镇党委的主张可由乡镇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依据“五人以上联名”的方式，作为“议案”等向本级人大提出；也可由党委以“建议”的方式向本级人大主席团或本级人民政府提出。主席团或政府认为恰当的，再由它们依据法定程序以“议案”等名又提交人大主席团会议。乡镇人大主席团对于实际上是党委主张的那些“议案”等，不是“转个手”、“过个堂”，而应根据人民的意愿，依照法定程序，认真加以审议。须知，人大主席团审议党委所主张的“议案”等，是人民意志与党的意志的一个结合过程。不认真审议，即轻率地否定或简单地通过，都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经过审议，认为恰当的，乡镇人大主席团就应表决通过，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认为不够完善的，可以作适当调整或补充，然后表决通过。少数情况下，乡镇党委所主张的议案等不太恰当，或多数代表一时尚难认清其正确性，乡镇人大主席团经表决未能通过，也应视为正常现象。不能指责人大主席团或代表“对抗党发”、“与党委唱对台戏”，也不能命令人大主席团强行通过。

总之，乡镇人大主席团要服从党委的领导，又要依照宪法、法律规定，认真负责地行使好职权。

二、正确处理镇人大主席团和政府的关系

乡镇人大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无疑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决策与执行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人大代表在人民面前也是公仆，但在政府面前应该是主人（人民）的化身，而政府在代表

面前就象在人民（主人）面前一样，都是公仆。人大的监督是代表人民进行的监督，而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乡镇人大主席团对乡镇政府的监督，不是独立的对某个人的监督，而是对政府领导职务及其工作的监督。因此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增强监督意识，理直气壮地强化监督职能，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另一方面，作为监督客体的乡镇政府，要正确认识人大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人大意识，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包括乡镇）的这些法定职权落实得很不到位。人大和政府的关系本来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一旦党委和政府合署办公或一并行文，人大主席团的监督职权就会形同虚设。现在基层人大主席团一般不敢对政府实施监督，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体制不顺是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稳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基层人大主席团不敢对政府实施监督的另一个原因，是怕得罪政府，怕搞坏人大主席团与政府的关系，怕被说成“不支持政府工作”。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什么才算是支持政府的工作？人大主席团和政府究竟怎样才算是搞好了关系？人大主席团不敢监督，放弃监督，当个“好好先生”，就是支持政府的工作吗？就是和政府搞好关系了吗？恰恰相反，不敢监督，放弃监督，既是对政府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更谈不上和政府搞好关系。其实，人大主席团认真监督政府，就是正常关系，人民看到人大主席团正代表自己在监督政府，就会放心。反之，人大主席团不敢监督、放弃监督，就是不

正常的关系。人民选举产生这样的人大主席团有什么用？如果选民认真起来，就要罢免那些不敢监督政府的代表。你就不怕“搞坏”与选民的关系？就不怕“得罪”人民？

当然，敢于监督，还要善于监督。所谓“善于”似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善于抓住大事、要事进行监督，而不是事无巨细、吹毛求疵，弄得政府手足无措。二是善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准情况进行监督。有些代表没有深入调查，情况不甚明了，结果总是说不到点子上，甚至说些外行话，政府官员心里很明白，知道你这种监督没份量。因此，有的代表抱怨“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而另一些代表的体会是“说了不白说，看你怎么说”。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说到要害处，政府官员就会感到有压力，有份量，监督就能见效。三是善于运用各种监督与处理方式。监督方式有多种。如听取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包括全面报告、专题报告）、视察、执法检查、评议活动等。

政府是握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关于权力，孟德斯鸠讲过这样一句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与生俱来就具有膨胀性和不可控性，要使人民赋予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力合乎规则地运行，必须对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这道理正如要使奔腾不息的河水沿着河道奔流，必须要有足够高足够坚固的堤岸一样。如果人大主席团对所发现的权力滥用行为不敢进行监督，人大主席团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到头来，既无法向选民交待，同时，也就等于怂恿了政府的某些不法行为，害了政府。监督可能有一时的痛

苦，但这种痛苦就好像医生给病人看病，挖去烂疮，敷以良药，是为了把病看好，而不是把人整死。是对政府工作的真正的支持。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监督问题上顾虑太多。其实，人大主席团为了人民的利益进行的监督，政府也是欢迎的，因为人大主席团的监督和政府的工作，其目的是一致的。

关于乡镇人大主席团支持政府，一是要协助政府向人民群众宣传政府的正确决策，协助政府推行工作；二是对于政府确实存在的困难，一时办不到的事，应协助政府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三是通过监督，纠正政府错误行为，撤销不适当决定，从根本上说，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支持。

由于种种因素（经济、文化、历史）的制约，我们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工作，乃至整个人大制度的发展必然是渐进式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眼前的努力。相反，应当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每年跨出一小步，每一步都是稳健的、扎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小步，几年便是一大步。只要不停顿，不倒退，坚持渐进，就能成功。人大主席团工作与党委、政府工作，地位、性质和作用不同，它们的工作方式方法自然就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了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团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才能够在依法治国，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更好地全面开展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

第二篇：乡镇人大工作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乡镇人大工作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如何做好乡镇人大工作，结合几年来的工作体会和乡镇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应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处理好与党委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乡镇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党委的领导下，才能使乡镇人大工作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前提和保障。乡镇人大与同级党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乡镇人大在宪法、法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力的政治保证。乡镇人大开展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自觉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二）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扎实开展好乡镇人大工作。一是紧紧围绕党委的中心任务、工作思路，以总体目标作为结合点和切入点，安排全年的工作。并通过调研、视察、评议等形式，将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主动向党委汇报，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坚持定期向党委报告工作，让党委了解和掌握人大工作情况，主动听取党委对人大工作的意见和要求，每次组织代表活动、召开主席团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等重要活动，坚持做到会前请示、报告，会后汇报。三是围绕中心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对一些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信访案件积极向党委汇报，并及时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坚持党的领导，摆正人大自身位置。乡镇人大在开展工作中，要摆正位置，做到不越权、不越位、不失职，既要接受党的领导，又不把人大的工作推给党委，由党委包办代替人大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乡镇人大要敢于挑起党委交给的重任，在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把党委的主张和决议、决定变成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自觉行动，从而实现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真正做到“不越权，不越位，不错位”。

二、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从法律角度讲，人大与政府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党委的领导下，人大与政府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人大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要出于公心，坚持依法监督，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结合实际，讲求实效，做到“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

（一）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乡镇人大与政府作为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二者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工作中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关系。乡镇人大对政府依法行政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职责权力。通过人大依法实施监督，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服务人民，达到顺利开展工作的目的。乡镇人大在履行监督职权过程中，一是要突出重点抓视察。在年初的人代会上将政府全年的工作重点列为人大的视察计划，在组织代表视察中，将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整理反馈给政府，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要针对难点抓评议。与政府沟通，将工作推进有困难或难点热点多的单位列为评议对象，将评议中代表提出意见、建议整理反馈被评议单位，让被评议单位认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评议后，跟踪督促被评议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并限期整改，促进部门作风的转变和工作的有效开展。三是要依法办理求实效。在进行监督过程中，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既要监督事，又要监督人，既要事前监督，又

要事中事后监督，使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融洽，确实收到实效。

（二）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乡镇人大在乡镇政权机关中属于最高地位，政府由它产生，并向它负责。从工作关系上讲，乡镇人大及其主席团既有监督制约政府的一面，又有支持政府工作的一面。乡镇人大和政府虽然分工不同，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乡镇人大在选准着力点开展监督工作的同时，积极支持和协助政府完成一些工作任务是很有必要的。虽然法律上规定了乡镇人大不得行使行政权，但在最基层党政机关人少事多的情况下，乡镇人大完全不参与行政事务也不切合实际。从一定意义上说，乡镇人大在党委的领导下适当参与一些乡镇的行政工作，便于知情知政，有利于组织和联系代表监督支持政府的工作。当然，乡镇人大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时，不能包揽和取代政府的日常工作，既不越权，又不失职，要在参与中监督，在监督中支持，协助政府推进工作，做到“决定不指挥，参与不包办，监督加支持，同唱一台戏”。

（三）围绕中心工作，切实搞好乡镇人大工作。乡镇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并独立开展工作，但并不是要脱离中心工作搞特权，乡镇人大在开展工作中，一定要本着“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工作、围绕中心工作”的原则，也就是人大要与党委、政府政治上同向、思想上同心、工作上同步、发展上同力。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舆论上没有“杂音”，在工作上消除“分歧”，在行动上不设“障碍”，使人大工作与中心工作统筹兼顾、相辅相成。努力做到与党委合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与政府合力，把监督作为第一要事；与代表合心，把服务作为第一要求。

三、处理好与代表的关系

乡镇人大代表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政治代言人。因此，处理好与人大代表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大工作开展的成效。

（一）加强培训，提高素质。乡镇人大代表大多来自于农村，日常忙于农活，集中培训的机会不多。为使代表抓生产和培训两不误，中安镇人大创新工作方式，每年都对人大代表进行两期培训。第一期培训选择在每年人代会结束后，利用一天左右的时间邀请县人大领导、相关工委主任和有关专家等对代表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围绕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不断增强代表法律知识。第二期培训选择在每年的6至7月份，错开农忙时节组织代表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围绕人大代表权利和义务、人大代表履职的方法方式、典型范例讲解等，进一步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二）为代表创造学习和参政议政条件。一是为代表创造学习条件。为使代表在第一时间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新修订的法律法规，便于在开展工作时依法依规履职，中安镇人大主席团每年都为代表小组订阅《云南人大》、《曲靖人大》、《人民代表报》等杂志报刊。二是为代表创造参政议政条件。利用每年的人代会和培训，为代表通报镇情和一些重大事项决策，以便代表有针对性和侧重性地进行监督，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三是为代表创造物质条件。一方面要求代表所在单位充分支持代表履行职务，从时间上、物质上给予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上级人大的要求，适时提高代表活动经费。如中安镇从2008年起把镇人大代表的活动经费从每年200元提高到500元，保证了代表活动的正常开展。

（三）开展人大主席团成员联系代表活动。为使代表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权，中安镇人大每年年初都制定主席团成员联系代表小组和代表计划。由每名主席团成员联系2-3个代表小组和9-11名人大代表。每季度到代表小组指导工作，召开代表小组会议，由代表汇报

本季度的履职情况，对代表工作中出现的难题，共同协商解决。每年在人代会召开前，与代表座谈、交流，指导代表如何将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议案、建议。

（四）严格考核，提高履职成效。多年来，镇人大将闭会期间的代表工作作为人大工作的重点来抓，制定了《中安镇人大代表小组考核办法》，并细化了考核方案，根据“五个一”和“三三四”的要求，对一些认真学习、宣传和遵守、实施宪法及法律法规，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先进人大代表小组和优秀人大代表给予表彰奖励。通过培训和搭建代表履职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代表小组和优秀人大代表。如：外山口社区代表小组组长认真履职，切实开展视察、检查、调研等活动，每年至少为社区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20条以上，促进了社区的发展和稳定，连续5年被镇党委、人大表彰为“先进人大代表小组”；回隆人大代表小组在人大代表中开展“一帮一”、“一帮十”活动，帮助群众发展产业，致富奔小康，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等得到市县人大的肯定。2009年、2011年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议都在富源召开，回隆代表小组两次被选定为参观现场，并作经验交流；四屯人大代表小组按照县人大常委会“一个载体，两项制度”建设的要求，认真开展制度和阵地建设。2011年4月，市人大组织全市人大系统100余名领导干部到四屯检查指导工作，对四屯人大代表活动之家建设给予肯定，并作为典型推广。2010年在县委人大工作会上，中安镇的4个代表小组被表彰为“先进人大代表小组”，6名代表被表彰为“优秀人大代表”。

四、处理好与上级人大的关系

乡镇人大与上级人大的关系是法律监督、工作联系、业务指导的关系。处理好与县人大的关系要做到：一是要多请示、多汇报。中安镇在每年召开人代会前都以文件的形式向县人大常委会请示和邀请县人大领导到会指导，会议结束后及时向县人大报告并将会议材料送县人大常委会，确保了镇人大工作正确性和规范性。二是按要求完成县人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工作中，中安镇人大主席团在正常开展好本级人大工作的同时，还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县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如县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信访件和代表议案、建议，镇人大主席团都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主席团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按要求进行办理。在办理结束后，及时进行收集、整理、汇总，并将办理的情况上报县人大常委会。三是按时上报工作计划、总结。按照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的要求，按时上报年初工作计划、年末工作总结。

第三篇：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意义何在？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该做哪些调整？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林兆木。

紧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哪一方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个新表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1960 年全世界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01 个，到当前只有13 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绝大部分经济体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未能准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些是过度依赖政府忽视市场作用，有些则是只重视市场忽视政府作用。

从国内实践背景看，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而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缺失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缺位，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

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才能顺利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林兆木：从《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现在防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有。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又作为不够。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行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错配有很大关系。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增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竞争更趋

激烈，主要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合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要求，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记者：百姓能从市场与政府的新关系中得到什么实惠呢？

林兆木：这种新的关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论发展，而且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价格更放开，竞争更充分，资源利用更经济、更有效。这就意味着，作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百姓能有更多创业、就业、致富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可选择，得到更多实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该做的，管好该管的，解决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学就业机会，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更干净的水和空气。

归根到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府不要当“运动员”，而是要当好“裁判员”

记者：怎样才能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题，它是贯穿《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主线。《决定》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部分，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基础。《决定》从多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包括：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等。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动放权是关键。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压力来自政府内部，面临着思想观点束缚、传统行为惯性与利益固化三大障碍。要破除三大障碍，《决定》给了我们“三字经”：“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放”，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记者：怎样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简政放权的同时，还有哪些是要补位增强的？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能够把一切交给市场；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能够撒手不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场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补充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对此，《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增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动共同富裕，补充市场失灵。”

换言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越位，即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管的事管好。曾有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不要当“运动员”上场比赛，而是要制订比赛规则，当好“裁判员”，维持好比赛秩序。

第四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简论党委与人大、政府的关系

目前党委与人大、政府的关系好像还比较复杂，对此笔者的想法是：

各级党委书记应该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并且其不能不受人大干预和监督，只受党内监督和任免，反而需要人大开会选举通过其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才可任或继任党委书记，否则不行。因为理论上按三个代表中“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而论。党委书记也即要代表其人民的利益，而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各级代表人民利益的最高职务，因此党委书记按理是就应该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而按此而论，党委会更应该与人大一起办公，而不应该与政府一起。因为按上述理论而论，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党自然应该在人大代表席位上占据最广大的数量，否则又怎么算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至于政府，其作为人大的执行机关，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向人大负责，从属于人大，遵照人大的决定和要求开展工作。那么对于政府工作，党委书记只能通过人大方面进行监督管理，对于政府领导（大多是党员）工作的管理则应该做好党务方面与政务方面的区别。党委会只能决定党务方面，政务方面则应该只能通过人大方面进行监督管理决定。

至于法院，检察院等方面，我觉得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平行的，而检察院作为依法对贪污案、贿赂案、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渎职案以及认为需要自己依法直接受理的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等的机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处理政府官员，包括人大代表的范罪问题，那么与政府的关系更应该是平行的。因此都应该接受上级法院，检察院和同级人大的管理。

至于这样一来就有如何监督党,尤其是党委书记的问题。按上述理论而论，人大代表包括党委书记，终究算是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人民就应该有权罢免他们：比如一定数量人民或代表的联合签名，就可要求人大开会决定罢免指定代表，对于人大决定不满意的，如果有更多数量人民或及代表的联合签名，甚至可以要求重新选举人大代表，重新开人大会等。当然就目前现实而论，人民是很难得到这种权力。因此现在上述终究是空想的，就是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在中国，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活动。由此决定了人大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简称“一府两院”）的关系是：

1、决定与执行的关系。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行使立法、重大事项决定、选举和任免、监督等国家权力。人大制定的法律、做出的决定，“一府两院”必须执行。

2、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人大代表人民拥有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权。“一府两院”必须依法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

3、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关系。人大与“一府两院”虽然职责不同、分工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反映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并在这一前提下合理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既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避免不必要的牵制，使各个国家机关既专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政府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的重要职权，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年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在县级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监督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但离宪法的规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普遍存在监督不力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深层次上说，主要是因为体制不顺、职权不清、制度不健全、程序不完善以及人大自身监督能力不强，法律的规定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对政府的监督，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思考和总结。这里结合我市人大工作的实际，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初浅认识，偏颇之处，请各位专家教正。

一、进一步厘清人大与政府的关系和职权界线

厘清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政府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使国家的权力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中，分司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各级政府对产生它的人大负责，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其权力合法性和正确性的前提与基础。政府对人大负责，本质上是对人民负责，是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的法定义务。基于对这个基本法理的深刻理解和透彻把握，我们认为，任何一级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员、组成人员，都不能仅仅只限于对党的组织负责、对上级机关负责，而是首先必须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但这种划分比较原则，在实际操作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职权界线不清，交叉重复的问题。比如在实际立法工作中，由于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是先由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起草草案，再提请人大或它的常委会通过的，因而人大在实施执法监督时，遇到不同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互矛盾、打架的情况，就非常不好办。又如在民主决策中，由于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和政府行政决策的范围的规定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哪些事项该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哪些事项政府可以直接决策，很难把握得那么准，造成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行政决策的监督常常无能为力，以至在有的地方出现上几百万、几千万甚至过亿元的项目没有向人大报告，有的地方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没有向人大报告，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往往采取你不报告我也得懒过问的态度，监督怎么可能有力？再如在财政权的划分上，财政预算的编制人大能不能提前介入，人大对预算的审查应该细化到什么层次，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于人大审查批准预算和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往往只是一个形式。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是依靠政府领导人的开明和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所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靠法律制度来加以明确的界定。在国家监督法没有出台之前，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先行制定相关的法规。只有从法律上对人大和政府的职权进行明确的划分和界定，人大与政府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才好协调和处理。

二、进一步健全各项监督制度

人大监督是依法监督。依法就是要使各个方面的工作有法可以依循，有制度加以规范。从目前的监督实践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亟待建立、健全和完善。

1、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政府重大事项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是人大依法对政府进行监督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些年来，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包括我省在内的一些省级人大也通过制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和监督条例对此初步作了规定。但总的说来，这些规定都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很强，离全面系统地建立起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还有较大距离，还须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是要把人大批准政府重大决策纳入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范围。政府关于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涉及人

民群众重大利益的决策，哪些应报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哪些应报人大常委会批准，哪些可以由政府直接决策，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从而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和防止决策的失误。当然，也不宜事无巨细都由人大或它的常委会批准，否则，人大就有越权之嫌，弄得政府也不好行事。二是要明确报告的重点。政府的工作牵扯面广，不可能每一项工作无一遗漏都向人大报告，这就必须突出重点。从法律的规定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来看，由政府出资融资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特别是城建、环保、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重大自然灾害，行政区划和政府机构的变更，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社会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等，应该是政府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的重点。三是要强化责任追究的制度规定。对于应该报告而不报告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启动批评、质询直至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追究负有责任的政府组成人员的责任。

2、细化预算监督制度。财政预算监督实质上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财政资金方面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活动，在人大监督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它也是目前人大监督中最弱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政府提供给人代会的财政预草案比较粗，常常是“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预算的透明度不高，部门预算多数游离在人大监督范围之外。对于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也仅限于人大常委会听取一次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监督还仅仅只是一个程序、一种形式。?要使人大预算监督硬起来，就必须推动人大预算监督由只是履行法定的手续和程序向注重实质性监督转变。对预算形成过程的监督，人大财经委应有权提前介入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给人代会的预算草案报告应尽可能详细和细化，对预算草案的审查重点要放在部门预算上，并把部门预算全部纳入人大审查监督的范围。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要把每半年听取一次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与对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结合起来，严格控制不经过预算就开支的行为，如果政府确需预算外开支必须向人大常委会报告，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如果需要调整必须经人大常委会批准。特别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杜绝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要把预算监督与对审计工作的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财政预算审计、预算外资金审计、领导干部在职和离任的经济审计的作用。只要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完备而严密的预算监督机制，就能使程序性监督实起来，真正有力度有实效。

3、健全述职评议制度。对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检察院领导人员进行述职评议，这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实践中的一个创造，是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的一种有效的形式。我市人大常委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启动了述职评议工作，经过10多年的实践，这项制度正在走向成熟。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各地做法和程序并不完全一致，大体上是处于一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状态，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统一和规范。同时，如何把这一制度与党对干部的任用、提拔和考核结合起来，也还只是在“报告中提一提、在口号中喊一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把评议结果作为地方党委任用、提拔和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我们建议地方党委在党的干部任用制度上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把它规定下来。?

4、完善代表意见建议督办制度。督办落实代表意见建议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密切与代表的联系、拓展监督范围的重要手段，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加强对“一府两院”监督的一项重要工作。督办代表意见建议，必须以问题的解决程度为标准，而不能以是否答复为依据；要特别防止谁提建议谁办理问题的发生，以免措伤代表的积极性；要突出重点，对重点建议重点督办；要采取多种形式，变文来文往的“坐堂门诊”为深入实际的“巡回医疗”。

5、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政府规范性文件，比起具体的行政行为和执法行为来说，所涉及的范围和具有的效力要大得多，适用的时效要长得多，如果发生失误其所带来的危害也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大。因此，做好人大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对于保证政府依法正确行使国家行政权是十分必要的。虽然一些地方人大制定了这方面的制度，但目前工作还刚刚起步，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还不多，有的基本没有报送备案；对报送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也还没有在地方各级人大普遍开展起来。最近，省政府已经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地方行政规章，各市州政府也在制定相关的制度，我们各级人大应该抓住时机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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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程序

监督程序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从事监督活动所必须遵循的法定步骤和方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及其运作如果不符合监督的目的，再好的监督制度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因此，进一步完善监督程序，对于加强人大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监督工作程序，必须改进会议议事制度。会议议决问题，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基本形式，加强议事制度建设是有效开展监督和讨论决定问题的基本保证。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实践来看，会议议事制度不规范、程序不完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导致了会议审议的成果法定效力不高和缺乏约束力。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建立科学、公开化的审议报告表决机制，改进表决的方式。表决是会议形成意见的最后的决定性环节。由于有关法律法规对人大议决问题和听取审议报告是否需要付诸表决规定不很明确，没有明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表决报告，没有规定否决之后对报告如何处置。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此办理”，往往会使会议审议的结果取决于主持人个人的偏好，难以集中和体现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志，容易导致审议结果不了了之，使议决问题和审议报告议而不决，造成对报告机关监督的虚化和弱化。谈到表决就不能不谈到表决方式，我们习惯于沿用的传统的举手表决方式，难以真实地反映代表和委员的意愿，需要进行改进。我市从2002年起实行审议报告表决制，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各项报告，一律以无计名方式付绪表决，按获得法定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人代会听取审议各项报告采取无计名投票、常委会听取审议报告采取按表决器）。前年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市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文化市场建设和网吧整治情况的报告，委员们对网吧整治不力提出强烈批评，表决赞成票未过半数，报告没有获得通过，引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在进行集中整改后再次向常委会作了报告才获通过。今年5月，市公安局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贯彻执行治安处罚条例工作情况时，仅以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在市公安局引起了震动，市公安局负责人表示，这说明公安的工作还存在不足，需要大力加强和改进。此后不久，市公安局在全市公安系统开展了作风学习教育活动，针对委员和群众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着手进行整改。这两件事在全市反响较大，使各机关部门到人大报告工作不敢懈怠。实践证明，审议各项报告实行表决制，有利于提高人大的监督权威。

完善监督工作程序，必须改进执法检查和视察工作方式。开展执法检查和视察，是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形式。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对这项工作认识程度、操作程序、方式方法不尽相同，致使检查的效果、质量也不一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的主体不明确，基层单位往往被当成监督检查的主要对象，而忽略了具体的执法部门；形式过于单一，除利用听汇报、查看、座谈会等常用的形式外，其他形式运用较少；执法检查和视察形成的意见建议，多是采取检查（视察）组现场交流的形式进行反馈，缺乏法定的效力，对发现的问题的督办解决效果不明显。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改进执法检查和视察的工作程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确保工作前移。把检查视察前的调查作为必要的环节，在执法检查和视察前，要开展专题调查，把存在的问题摸准，由以确定检查、视察的重点；二是明确界定检查、视察的对象。检查和视察所要解决的是执法主体（行政主体）的问题，是推动执法主体（行政主体）纠正执法和行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执法工作、行政工作，而不是针对执法或行政的相对人的不当行为；三是规范检查视察的形式，使之多样化。把听汇报、座谈、检查、查阅案卷、征求当事人意见、群众反映、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拓宽发现问题的渠道，使检查、视察能够把问题搞准搞透，提出的建议更具针对性；四是建立检查、视察建议的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