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第一篇：-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有感

一百六十年前，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令，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行那言论新闻专制之事。马克思以一篇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的文章抨击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无耻行径，警醒了那些对政府抱有幻想的作者。马克思对书报检查令与真理做了十分具体的细腻讨 论。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可能要颁布的书报检查法的精神的预示，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 对真理的探讨。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马克思说应直奔真理，不要东张西望。给探讨 真理指定一种表情只能是“强颜欢笑”。

书报检查令先是许给民众一个幸福的希望——言论自由，“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

马克思直接道出了政府的心声，“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

普鲁士政府不希望民众有不一样的声音，这种妄图指鹿为马的想法昭然若揭。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马克思说“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检查令检查的不是行为，而是自己判断出的倾向。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

那么，普鲁士政府是怎么任命书报检查官的呢，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书报检查官就是得到政府充分信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如果是这样，书报检查官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去检查作者们的文章呢？“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

印行。”“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聪明的人会发现，这两段话完全是在自相矛盾。书报检查官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那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的只有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

普鲁士政府的丑恶嘴脸在马克思的笔下无所遁形。马克思：“惩罚思想方式的法 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 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 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同样的，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令就 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这永远都代表着官方的立场。正如文中所 说，“检察机关“不仅调整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调整社会精神的行为。”与此同时，即使检 察官是法律的执行工具，可法律本身都充斥着虚伪、愚弄与自欺。“检查令”中有这样一条：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二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 使作家遭受无理的限制，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统治阶级以美丽的谎言掩盖了 其虚伪的本质，这种“一叶障目”的法律是十分可笑的。马克思对这种取巧的法律做出了自己 的嘲讽。难道幽默的作家也只能用严肃的笔法来书写？难道激情者也要谦逊的追随所谓的法 律主流么？ 马克思在最后总结道：“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

第二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书报告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卡尔·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同时是马克思系统阐述出版自由思想的开始。

1840年，普鲁士老国王逝世，以“浪漫主义”蓍称的威廉四世即位。他于次年颁布了圣诞敕令：放宽书报检查，人们无不以为盼望多年的出版自由，要由国王的恩准而现了。在一片欢呼和谢恩声中，只有马克思发出了声讨圣诞敕令的檄文，揭露了新国王在自由主义外衣下控制自由出版物的险恶用心。马克思于1842年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普鲁士专制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狰狞面容，深刻揭露了检查令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虚伪”本性。他认为书报检查论只制造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造事物本身，只是愚弄大众的一纸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对出版自由的崭新的思想主张。

开篇以“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表现出对当世书报检查论的不满，进而更深一步分析法令本身，深刻的透析给当时渴望新闻出版自由的人民大众以当头棒喝。紧接着详细分析法令的主要条文，深入揭露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引用检查令的原文：“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针对书报检查论的内容进行具体，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揭示新闻出版自由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而他恰恰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文中，马克思一条条的详细分析法令。新的书报检查令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统治者表面上确实是对出版自由进行了保障，但是马克思在《评》中对“严肃和谦逊”提出了质疑，真理本身如光芒一样，是不可能谦逊的，对谦逊的讨论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了对真理的探寻；而严肃则是对个人风格的一种限制，法律准许你写作，但是你必须用严肃的风格去写作。马克思对此辛辣地嘲弄道：“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马克思分别对严肃和谦逊进行了客观的有力的驳斥，这样看来，所谓的新的书报检查令，就是统治阶级在玩文字游戏，实质上仍然是对出版自由的限制。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出版自由有了自己的看法——即对真理自由探讨的自由。在这期间，真理需要经过怀疑，不确定等等过程，然后再众人的探讨中寻得最终确定的真理。

新的书报检查令指出，“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马克思对此指出，这不过是这其实是给新闻出版加上了新的枷锁。表示这个法令本身就是矛盾的。实际上是要保护基督教，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标准。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原则究竟应该如何界定，马克思指出其实新的书报检查令并没有摆脱宗教的痕迹。同时马克思对新法令中对批评政府必须是善意的倾向进行了驳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剥夺了对政府的监督权美其名是善意的，但是什么才是善意的？这其中的文章可大了。

新的书报检查令还规定，“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不得发表。”马克思犀利的指出，这其实是对报刊批评和监督权的剥夺，因为如此一来，报刊不仅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制度的可能性。如此看来，马克思对于报刊的功能是十分明确的，认为报刊具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反复提及新闻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之艰难，主要在于权力的不平等格局。实际上，任何统治阶层都会把限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作为稳定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根基，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新书报检查令是虚伪自由主义的杰作。它既要在表面上扩大出版自由，又要在实际上加强控制，因而不能不自相矛盾。马克思以锋利的笔调，尖锐地揭露了这个法令中的矛盾百出和“头足倒置”的条文。新闻出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马克思认为：“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而“没有关于出版自由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有被法律保障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检查”媒体的体应该是法律。

马克斯认为，出版自由是保障真理的基础性条件，出版自由不是个别人物或是个别阶级的特权，而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而报刊应该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者，是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三个因素，对政府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以及义务。他总结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所谓的法令，永远只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制定的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书面道德”，而这种道德对于人民来说往往是被动的，所以说书报检查法令或者是制度本身就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在这个倡导言论自由的时代，“每一滴露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不得不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用自己的叙述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相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又受到种种限制，那我们应该如何行使这种自由呢？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篇：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一百六十年前，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令，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行那言论新闻专制之事。马克思以一篇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的文章抨击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无耻行径，警醒了那些对政府抱有幻想的作者。

书报检查令先是许给民众一个幸福的希望——言论自由，“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

马克思直接道出了政府的心声，“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

普鲁士政府不希望民众有不一样的声音，这种妄图指鹿为马的想法昭然若揭。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马克思说“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检查令检查的不是行为，而是自己判断出的倾向。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

那么，普鲁士政府是怎么任命书报检查官的呢，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书报检查官就是得到政府充分信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如果是这样，书报检查官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去检查作者们的文章呢？“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聪明的人会发现，这两段话完全是在自相矛盾。书报检查官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那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的只有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

书报检查令明明写着八个大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制的制度遏制了民主的发展，政府的愚民政策赤裸裸的体现出来。马克思以嘲讽的语气揭示了普鲁士政府的小算盘，更是在文章结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

普鲁士政府的丑恶嘴脸在马克思的笔下无所遁形。

第四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书笔记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书笔记

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取代了威廉三世颁布于1819年10月18日的“旧”书报检查令。此“新”法令宣扬的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而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马克思却冷静的对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实质，对该书报检查令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也是马克思在舆论上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其实早在1819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过一个书报检查令，这个法令给德意志的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平民愤，于是才有了1841年新的书报检查令，并虚伪的表示，“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必要的。”企图通过这一手段来稳固统治。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个新的检查令确实欺骗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走向出版自由的第一步，但是马克思却以自己独特的政治敏感，看穿了这个所谓的自由的检查令的虚伪之处。

新的书报检查令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统治者表面上确实是对出版自由进行了保障，但是马克思在《评》中对“严肃和谦逊”提出了质疑，真理本身如光芒一样，是不可能谦逊的，对谦逊的讨论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了对真理的探寻；而严肃则是对个人风格的一种限制，法律准许你写作，但是你必须用严肃的风格去写作。马克思对此辛辣地嘲弄道：“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马克思分别对严肃和谦逊进行了客观的有力的驳斥，这样看来，所谓的新的书报检查令，就是统治阶级在玩文字游戏，实质上仍然是对出版自由的限制。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出版自由有了自己的看法——即对真理自由探讨的自由。在这期间，真理需要经过怀疑，不确定等等过程，然后再众人的探讨中寻得最终确定的真理。

新的书报检查令指出，“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马克思对此指出，这不过是这其实是给新闻出版加上了新的枷锁。表示这个法令本身就是矛盾的。实际上是要保护基督教，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标准。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原则究竟应该如何界定，马克思指出其实新的书报检查令并没有摆脱宗教的痕迹。同时马克思对新法令中对批评政府必须是善意的倾向进行了驳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剥夺了对政府的监督权，美其名是善意的，但是什么才是善意的？这其中的文章可大了。

新的书报检查令还规定，“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不得发表。”马克思犀利的指出，这其实是对报刊批评和监督权的剥夺，因为如此一来，报刊不仅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制度的可能性。如此看来，马克思对于报刊的功能是十分明确的，认为报刊具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归结到最后，我想马克思所想表达的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驳斥。即对新法令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新法明显的带着官方的色彩，带有极大地阶级性。这一点无论是新法令本身还是执行者检察官都披着虚伪自由的面纱，法律本身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检察官则是专制的工具，也是专职法律的牺牲品。

其实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斯认为，出版自由是保障真理的基础性条件，出版自由不是个别人物或是个别阶级的特权，而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而报刊应该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者，是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三个因素，对政府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以及义务。他总结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所谓的法令，永远只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制定的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书面道德”，而这种道德对于人民来说往往是被动的，所以说书报检查法令或者是制度本身就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读罢此书，掩卷深思，不得不说对于马克思的认识又更加的深刻了，这份评论有理有据，论述得当，完全站在一个平民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在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代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或许就是那黑暗中的导航灯，他本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却选择了兼济天下，或许是为了身上那份与身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让他有勇气在世事险恶的环境下向统治阶级提出正面的挑战，哪怕是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也要为真理而奋斗终身。这或许就是革命先驱的精神所在——无所畏惧，满怀希望的追寻自由与真理！

在这个倡导言论自由的时代，“每一滴露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不得不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人人是记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观点，但是这种自由究竟是被限制的自由，亦或是我们公民有没有很好的行使这种自由，都是值得我们未来继续探讨的问题。

第五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后感作业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后感

一百六十年前，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令，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行着言论新闻专制之事。马克思以一篇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的文章抨击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无耻行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新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警醒了那些对政府抱有幻想的作者，普鲁士政府的丑恶嘴脸在马克思的笔下无所遁形。

书报检查令先是许给民众一个幸福的希望——言论自由，“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

而马克思直接道出了政府的心声，“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

普鲁士政府不希望民众有不一样的声音，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马克思说“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准确意义上讲，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

“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

官一职确由那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书报检查官就是得到政府充分信任的利益集团，书报检查官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这两段话完全是在自相矛盾。书报检查官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那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的只有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

而在当今社会，由于利益驱使和政党思想的倾向性和局限性，新闻言论的自由或多或少存在被影响因素，与此同时，民众思想的开放与大胆的演说使得更多的信息被公布和暴露，尤其是网络新闻的不限性，民众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说真话，讲实话。这无疑是一件好事，而新闻机构和工作者作为新闻的传播媒介，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制和引导，如何正确的定位便是重中之重。就像如今，政府财务经济，官员受贿贪污，所谓明星犯罪，更多的被曝光，还原了我们事实真相，虽然很多带有炒作意味，但言论自由已提上日程，大家只有敢说，冷静客观的分析，消除思想的局限性和倾向性，政府同时也要真正实行

起新闻自由的制度，不要空打旗号做假事，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

这对应着书报检查令写着的八个大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制的制度遏制了民主的发展，政府的愚民政策赤裸裸的体现出来。马克思在文章结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政府的监督和措施是新闻自由的保障，否则专制条件下，单靠民众呼声，是鞭长莫及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以上是我对《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以言论自由和政府专制为主要方面进行的读后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