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谨防乡镇机构改革落入“循环改革”陷阱
本报告对当前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基本思路是：城乡分治体制是当前农村问题的总根源，农民负担、县乡财政困难、乡镇机构功能不健全等等问题，都是由它导致的。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乡镇改革势在必行，但关键在于乡镇机构功能重建，即（间接地）为城市服务转变到全面为“三农”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８亿元农民服务。这应成为改革的总目标。一味地单纯撤并乡镇和精简人员，并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误解。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靠城乡分治体制的全面突破，光有财政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要靠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光是乡镇改革而竖立其上的政府职能不转换，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有可能与我们的改革目标相悖，使乡镇改革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所谓“循环改革”，形象地说就是驴推磨式的改革，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形式主义的改革是名改实不改，不动真格儿，仅仅是应付或打打改革的旗号；而循环改革则不同，是动真格的改革，既打雷又下雨，但水过地皮湿，要不了多久，又恢复了原状。要说危害，后者更甚，因为需要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本，而且往往是巨大的。我国的机构改革可谓是一个典型例证，每一次都是轰轰烈烈，撤机构，裁人员，耗费不少人才物力。改革似乎没有尽头，循环往复。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可谓复杂，但至少有一点端倪，那就是改革的目标不明确，时常把改革本身当成了目标，或目标有误。眼下乡镇机构改革又掀起了一场风暴，正在全国蔓延开来。结果将如何？以历史经验观察之，弄不好，“涛声依旧”。
乡镇机构改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从统计数据来看，成效是有的。社科院的张晓山所长曾公布了如下数据：截至２００４年９月３０日，我国的乡镇数为３７１６６个，比１９９５年减少９９７０个。据民政部计算，撤并乡镇共精简机构１７２８０个，裁减财政供养人员８．６４万人，减轻财政负担８．６４亿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无实质性进展。不然，２００５年就不必再次强调乡镇机构改革了。但这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到底应该如何改？其目标是什么？从一些正在试点的情况和流行的观点来看，未必十分清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要厘清以下关系才有可能。一是农民负担与乡镇机构的关系。农民负担重是不是主要因为乡镇机构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致？二是乡镇财政困难与乡镇机构的关系。乡镇财政困难是不是主要通过撤并乡镇，裁减财政供养人员就能解决？三是小城镇建设与乡镇机构布局的关系。是不是在现有的乡镇机构布局下就无法推进小城镇建设？或者说，只有通过撤并乡镇才能加快小城镇建设？如果以上关系不能从理论上做出清晰的阐释，只是从一些表面现象来下结论，乡镇机构改革恐怕避免不了以往的命运，甚至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效应。
城乡分治体制是当前农村问题的总根源
从经济、社会系统的自然演进来看，作为基层组织，乡镇改革已经是时候了。因为无论从发展的视角来观察，还是以改革的眼光来分析，乡镇这个基层组织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诸多不适应。原有的乡镇组织虽然与其之上的各级政府具有类似的构架，有行政，也有人大和政协，但其功能被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定在间接为城市服务的位置上。在城乡分治的体制下，乡镇以上的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事实上是围绕城市来运转的，谈发展、讲改革、定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都是以城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细细考量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历程，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尽管有时候也十分重视农村问题，但也都是从不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妨碍城市的工业和不危害城市的治安而言的。与这个大背景相适应，乡镇这个基层政权尽管身在乡村，但其使命是为城市服务，而不是为乡村居民服务。乡镇的任务就是把八亿农民稳定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同时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身上尽可能地汲取资源，以支撑在城市展开的国家工业化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本届政府才有所改变。
在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下，要快速推进工业化，迅速增强国家实力，从“三农”大量汲取资源来支持城市及其工业，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就此而言，我国的城乡分治体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进而把乡镇的功能定位在为城市服务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我国的发展长期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城乡分治体制难以松动，并反过来固化了经济的和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国民经济的循环在城乡之间中断，城乡发展失调，成为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社会的二元结构，使社会成员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平等的群体，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正是面对城乡分治体制所引致的公共风险，本届政府才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我国的城乡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乡镇改革要以乡镇功能重构为目标
从城乡关系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乡镇政府的功能定位及其改革的目标正日益清晰地凸现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乡镇政府的功能应当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卫生保健、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服务，以及生产、生活的公共设施。很自然，乡镇改革的目标就是调整乡镇政府长期来（间接）为城市服务的功能定位，实现乡镇政府的功能归位，转变到真正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上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分析，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既然乡镇功能定位是为农村居民服务，现在大行其道的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的改革就要重新考虑。其实，对于这样的改革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需要太多的实证分析，只需从逻辑上做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就可以得知。如果认为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就是乡镇改革的目标，那就无须多言，其改革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反之，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仅仅是实现乡镇改革目标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改革就要与目标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正当性。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不需要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同样，我也无法得出大量地撤并乡镇是否与乡镇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有的地方定下指标，全省４７０余个乡镇要减少到２００余个，也就是说要撤并的乡镇达到５７％；同时裁员１４万人乡镇干部，认为乡镇干部超编达到８６％。我不知道这样的定量指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在这里不敢妄加猜测。从乡镇改革的方法论来看，如果这些指标不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归依，或者说不是以乡镇政府在新时期的功能定位为判断标准，而是以诸如过去规定的乡镇编制、财政负担能力、农民负担等为依据，则恐怕这样大规模的撤并乡镇与裁员只具有某种政绩的象征意义，而无助于“真问题”（乡镇功能重建）的实际解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背道而驰。赵树凯研究员通过对１０省区的调查表明，撤并乡镇大多停留于形式上，既没有真正减轻财政负担，也没有实现乡镇机构的功能重建。如果功能机制不变，现在“瘦”下去的乡镇机构要不了多久就会重新“胖”起来。１９９８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机构改革应当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农民负担重是乡镇机构庞大造成的吗？
若是从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体制下的思维习惯来分析，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城乡分治下的思维是：农民的事情农民办。如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保健、五保户等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应通过农民自己集资、投劳来解决。至于交纳的“皇粮国税”，则完全是尽义务。即使国家财政出于某种考虑给一些资金用来扶贫、修建农村水利设施、保持水土等，那也是“支援”而已，国家预算科目上至今仍保留着称之为“支援农业支出”的项目。这“支援”二字就蕴含了不是国家财政份内之事的前提性设定这只能说明，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不在国家财政的视野之内，要不然，金人庆部长也就用不着说“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射到农村”。长期来，城乡分治思维在财政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固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城乡分治的体制背景下，对待“三农”是“多取少予”，甚至是“只取不予”。这不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此，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中也是一样。据
那么是乡镇政府的“三乱”造成沉重的农民负担吗？这里不排除了有害群之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中饱私囊，但我们能否反思一下，乡镇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能否说是整个国家的乡镇一级政府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如果说是，那也离不开城乡分治的这种体制安排。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乡镇政府变异成为为城市及其工业汲取资源的一个管道。农民负担沉重是城乡分治这种体制假手乡镇一级政府来无限地来掠夺农村、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要防止已经减轻了的农民负担再次反弹，以为通过撤并乡镇、裁员就可以断绝其根源，那是大错特错了。只要城乡分治的体制没有彻底改变，二元财政制度依然如故，农民负担反弹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事论事地以为，只要精简乡镇机构，农民负担就可不再反弹的想法是只看到了现象，而忽略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出路就是被撤并或变为派出机构吗？
如果与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相一致，那么，适当地撤并乡镇没有什么不妥，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如果以乡镇财政的负担能力为理由而大规模地撤并乡镇，甚至改为县里的派出机构，那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三提五统”等各种各样的收费和摊派，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了。不少人在为之叫好的同时，却担忧乡镇财政的财源也断绝了，尽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但要再担负起原有的乡镇机构和人员，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正是这个现实的问题成为不少地方撤并乡镇的重要理由，也成为学者们把它变为派出机构的一个实际依据。这貌似有理，实际上仍是城乡分治下的思维逻辑，无形之中仍在肯定乡镇政府的运转及其职能的履行靠农民的税费来支撑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农民的事情还要靠农民自己来办。进一步延伸一下，也就是，乡镇政府应当在财政上有自己的财源，应该自求平衡，自我保障，最好对上级还有点贡献；如果平衡不了，那就得缩减开支，精简机构和人员，甚至于撤销，至于是否会影响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则全然不顾了。不难看出，这是以财政为目标的改革。当乡镇一级财政成为“三农”这个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时，首先想到是，把“三农”这个木桶中的其他木板锯短，而不是想办法去把这块“短板”补长，以满足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的公共需要，以最大限度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从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来看，上级政府对乡镇财政的困难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调整省以下体制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基层公共财政的这块“短板”加长；二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压缩县乡的财政开支。特别是乡镇一级，由于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背了黑锅，冠冕堂皇地大肆精简也就成为压缩开支的主要措施。站在省市政府的角度看，应该是与自身目标最为吻合的一种选择，既在改革上出了政绩，又减轻了省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如果说，省市财政很热衷于对县乡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解决它们的困难，那县乡财政困难也不至于到今天这种境地，也不至于要靠中央的行政指令和中央财政的激励。显然，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以此角度来看，一些省份以大跃进的方式大搞撤并乡镇和人员精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至少增加了观察当前乡镇改革的一个视角。城乡分治体制能一直持续到现在，大概也脱离不了这种利益关系的不平等博弈。省市财政属于城市财政；县级财政一条腿站在城镇，另一条腿站在农村，但整个身子是面向城市的；乡镇财政两条腿都是站在农村，但肩负的使命也是为城市服务的。可想而知，其博弈的结果总是会以“三农”受损而收场。尽管中央政府在从中予以调控，比如现在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但在城乡分治体制被彻底打破以前也难以根本扭转。在新的制度安排建立并得以巩固以前，“三农”形势好转之后，当前的“重中之重”难保不会再次变为“轻中之轻”。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为８亿人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一级的机构和人员当真是太庞大了吗？
我国有近６０％的人口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自然落在乡镇政府身上。要现实城乡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级政府的作用自然是离不开的，但最终都要靠基层政府来贯彻和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政府的作用在新时期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新使命，面对８亿农民，乡镇政府是不是过于庞大了呢？财政供养人员是不是太多了呢？原有的“七站八所”是不是多余了呢？这恐怕都需要重新思考。
我不否认现有的乡镇机构确有“人浮于事”的情况，有的地方还很严重。这有一个人员结构问题，也有一个管理机制问题，暂且不论。但从总体来看，这样的判断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人浮”与否，是相对于“事”而言的，在没有弄清楚这个“事”是否到位以前，轻易地下结论，说乡镇一级的财政供养人员太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话比我们讲得更明了：“有多少事，才能养多少人。一个机构如果没有职能，养一个人都嫌多；如果要搬一座山，１０００个人也不够。”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的“事”（或者说职能）主要不是服务，而是汲取资源和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要求达标的任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其他啥也不管”。若是相对于这样的职能定位，在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之后，乡镇机构的“事”确实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基准来判断，认为乡镇机构“人浮于事”是成立的。但问题是如果承认这种逻辑，也就意味着对乡镇政府职能的原有定位是肯定的。依次往下推理，乡镇机构改革就不存在功能重建的内容而只剩下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任务了，甚至可以一撤了之。喊出“农民减负在于减官”这样口号的人，自然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也有的拿出数据来说明，认为省以下财政供养的人员在县乡占了７０％，而相应的财力只占４２％，不减人就没有出路。看似有理，实际上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官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区别。后者在县乡一级，包括了超过半数的中小学教师。农村人口多，上学的孩子多，中小学教师也就多，由此造成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比重高是很正常的。但为什么总是以“人浮于事”这样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对待乡镇机构改革呢？如果不以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哪怕是精减到只剩下一个人，那也是冗员。是不是乡镇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会出奇的高，因而只要少量人就可以满足８亿人口的公共服务呢？未来也许是，但至少在不发达的农村现阶段还做不到，即使是搞市场经济了，农村还离不开基层政府这个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利益矛盾和纠纷的处理、公共资源的管理、各种公共疫情的防范、农村教育和培训的组织、农村文化的建设、公共信息的发布等等，都要靠乡镇机构去具体组织和实施。若真正以人为本，乡镇机构现在不是无事可做，而应当是做不过来。
由此可见，从总体看，现在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人浮于事，而是乡镇机构职能转换不到位。而职能转换不到位的责任也不在乡镇本身，而是其上的决策者从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角度考虑多，从为“三农”服务角度考虑少；从上级政府角度考虑多，从下级政府的角度考虑少；从短期考虑多，从长期考虑少。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明确乡镇改革的目标，弄清楚到底是为谁改革，为什么而改革。
推进小城镇建设是撤并乡镇的理由吗？
在不少主张撤并乡镇的文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有助于小城镇建设。言下之意，不搞撤并乡镇，小城镇建设就难以推进。我觉得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东西弄混淆了。农村行政区划的设置是政权组织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小城镇是生产力的组织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两者虽有联系，但很难直接扯到一起。在一定区域内，设多少个乡镇政府，不是随意的，有多方面的政治约束条件，如民族关系、历史传统、边疆安全、社会意愿、管理便利等等，只抓一点，不顾其余，会引致政治领域的公共风险。而小城镇的形成更多地与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相关，中心城镇既可以是乡镇政府的所在地，也可以只是一个具有经济功能的产业集聚地。小城镇的建设有自身的约束条件和演进路径，政府顺势而为，规划得好，组织得好，确实可以推进小城镇的发展。但不是靠主观想象，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加快的。撤并乡镇可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这种想法，其背后暗含有行政推进的意思。以为乡镇变大了，就可以集中人才物力办大事，就可以“造”小城镇，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上面的论述，主要是想阐释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至于细节问题还有待于依据这个方法论去进一步研究。乡镇改革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切实推进的大事。以上所说，并非反对撤乡并镇，精简人员，而是反对“为撤而撤，为减而减”。当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有十分明确的目标，注意改革的方法论，尤其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无论怎样改革，或改什么，始终都要以一定时期恰当的目标来衡量和判断。否则，就会贻误农村改革。我认为，这次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转换乡镇政府功能，使之从（间接地）为城市服务转变为“三农”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服务。不论各地的差异和差距有多大，这个目标应当是一致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靠城乡分治体制的全面突破，光有财政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要靠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光是乡镇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职能不转换，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有可能与我们的改革目标相悖，使乡镇改革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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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不会落入城镇化陷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不会落入城镇化陷阱
人民日报2013-06-14
（迈克尔·斯宾塞作者为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报驻美国记者吴成良采访整理
城镇化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经济的根基。挑战在于，如何让城镇化进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与城镇化的推进相并行的，必须有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引擎。
中国城镇化有很大潜力。我预计，中国城镇化将继续扩张，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在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方面将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将为中国提供可持续动力，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中国社会转型和进步的契机。如果在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城镇化将是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体在城镇化中也出现城市贫困、高犯罪率、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同样面临这些挑战，但我认为，中国不会落入城镇化的这些陷阱。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作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一些经济体经历“坏的城镇化”，是因为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涌入城区。的确，交通拥堵和城市规划不善也是潜在的问题。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城市须有良好的规划、公开透明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
中国领导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城镇化过程中，应妥善地规划城市空间，注重城市生活质量；应制定规章制度确保城市建筑达到节能要求；公共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也要有好的规划和投资。
单纯的城镇化不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药方，需要有其他结构调整和政策变革的配套。中国“十二五”规划就这些方面的必要改革做出了非常好的部署，这是一份非常全面的路线图。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实施“十二五”规划业已确定的许多改革议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规划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完全能够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城镇化探索中取得成功。
中国已处在“中等收入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正在转向由国内消费、更高效投资和更高附加值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在出口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国内需求增长。因此，就长期经济增长战略而言，中国更加倚重生产效率和增加值的提升。而这要求国内市场竞争、合理的监管政策、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创新的支撑。总之，我认为，竞争、市场化和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词。
第三篇：谨防投融资诈骗陷阱
谨防投融资诈骗陷阱
引资之惑
在北京打工的刘荣甫学历不高但酷爱发明，经多年努力完了一项“全风能弹性风叶低成本发电机”技术，并申请了发明专利。因为研发经费紧张，再加上专利实施所需费用较高，刘荣甫考虑通过网络途径寻求投资者，出让或共同开发专利，于是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专利信息。
今年五月，一名自称某（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晟睿”）经理的王女士给刘荣甫打电话，称公司对刘荣甫的专利项目很感兴趣有意收购，并邀请刘荣甫来公司面谈。随后，刘荣甫来到东城区东四十条南新仓商务大厦与中和晟睿的代表李琳面谈。李琳告诉刘荣甫，他的项目前景极好，估计市值过亿，而他们的收购价也在市值的10%-15%之间。经过沟通中和晟睿与他签订《投资项目立项函》愿意投资，前提必须提交《专利价值分析报告》才能开展后续工作。
在接下来的洽谈过程中，李琳告知刘荣甫必须找中和晟睿认可的公司做《专利价值分析报告》，并向刘荣甫推荐了联智和（北京）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当天，刘荣甫就来到联智和（北京）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提出做一份这样的报告费用5万元，为了拿到这笔投资，刘荣甫到处筹钱分两次将费用汇入指定账户。刘荣甫的报告完成后交至中和晟睿，双方又签订《合作意向合约》，合约中提到“项目总投资为3946万人民币”“自双方签名正式合作合同之日起十个银行工作日内，甲方（中和晟睿）将项目资金根据使用计划一次划拨到乙方（刘荣甫）项目运营专用账户”。
但中和晟睿又提出，要求刘荣甫提供权威部门的“法律论证材料”证明专利的有效性和价值。几天后，刘荣甫向中和晟睿提交了国家专利局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证明专利权有效。中和晟睿公司代表李琳告诉刘荣甫，还需要找律师完成“法律论证材料”才行。刘荣甫当即提出质疑：你们之前没有提到过还要做其他的材料啊？是否做了这次“法律论证材料”后就可以完成收购条件？李琳提出这个法律意见是必须要的，否则我就没办法继续谈下去，要通过这个律师的调查才能证明你的专利是否合法有效，没有抵押给别人，没有任何经济纠纷、法律风险是低的，才可能完成收购条件。至此，之前的一切承诺该不作数，面临的所有问题必须做了这个法律调查函才能解决。李琳告知法律调查函的费用大概在10-30万，刘荣甫无力支付，一切不了了之。
记者随刘荣甫到做报告的公司调查，发现联智和（北京）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打不通，物业说这家公司房租还未到期就已经搬走了。
随后记者又陪同刘荣甫来到中和晟睿公司，见到了项目经理李琳。记者询问他们公司的实力及投资情况时，李琳介绍他们公司是非常有实力的一家投资公司，海外资产上百亿，中国投资大概在50亿左右，有很多个项目部，他们一个项目部每年能投资10多个项目，能源、医药都是他们投资的领域。
记者询问医药类如何投资、需要多长时间时，她给出了惊人的答复：我们从其他地方把项目买过来再投资建厂，从投资到市场销售两到三个月就行。而记者了解情况是，医药类项目一般需要经过毒理和药理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环节最终获得药准字号才能投放市场销售，而且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一到两年，有的甚至更长。
当记者第二次来到中和晟睿想见见公司的领导了解详细情况时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不是之前的“中和晟睿”而变成了“中合晟瑞（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号称总经理助理的李小姐告诉记者，中和晟睿效益非常好，刚刚增资扩股，所以公司改名了。对于刘荣甫反映的情况，则有了另外一套说法：第一，需要你做的法律意见书你没有做；第二，这个项目早已过期了；第三，做材料的公司不是我们推荐的，是你在哪里或者网上找的我们不知道，跟我们没一点关系。这套说辞气得刘荣甫半天说不出话来，见记者要拍照，这个李助理马上制止，说要报警，并要求查看记者证件。记者出示完记者证后，李助理又改口说自己是刚来几天，还是实习生，一个月工资才2000多元，一切和自己无关。至于证明因增资扩股而更换公司名称的相关文件，一直未提供。无独有偶，2012年底，美籍华人张博士在熟人的引荐下与中江汇金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汇金”）取得联系，向中江汇金推荐山西某科技开发公司的“光伏并网发电站建设项目”。
张博士讲述，在这家山西企业的负责人多次到京洽谈后，中江汇金称此项目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好，可作为中江汇金2013年的一号项目，准备投资9亿元。随后，项目部经理吴城（也就是项目引荐人）要求张博士找具备“权威机构颁发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编订《项目风险评估报告》，作为投资的必经程序。
张博士本人从事金融服务工作多年，对于投融资市场的骗局也有所耳闻，所以合作过程中一直很谨慎。虽然中江汇金是熟人引荐，但张博士还是决定自己找公司做相关材料，不想让他们推荐的公司做。中江汇金工作人员告诉张博士，自己找公司可以，但是必须经过中江汇金认可对方资质才行。
借助网络，张博士找到了三家策划公司供中江汇金筛选，最终中江汇金确认中天建诚（北京）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建诚”）的资质符合要求。中天建诚对于《项目风险评估报告》的报价20多万，经过砍价最终19.5万元成交。
花19.5万元编写的报告，四天就完成了。张博士告诉记者：“看到电子版报告时，我心里发凉，第一次有一种可能是骗局的感觉。报告格式及内容跟几年前另一个骗子公司所做的基本一样，所使用的行业数据错误很多，报告和项目提供的数据本身也没有直接联系，完全是拼凑的，无奈已经付款，花了这么多钱买来这个报告，只能按照协议要求送到中江汇金。”可结果却是，中江汇金出具书面文件并盖章再一次认可了中天建诚的资质及这份报告，确认报告内容及结果符合投资所需达到的风险级别。
与刘荣甫的经历相似，约定的进程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想获得投资并不那么容易。张博士告诉记者，为获得投资他先后去中江汇金近二十趟无果，做报告签协议之前反复明确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是问题了，拿到预期的投资很难。
报告确认后，中江汇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未能提供相关证照，企业财务状况及自筹资金方面存漏洞，未能提供土地出让程序、各项税费及出让金缴清的证明文件等。张博士告诉记者：“我和项目方针对上述问题的书面回复和补充材料及时交付后，中江汇金又提出大量违反事实的理由拒绝投资，整个过程跟事先所标榜的程序充满矛盾。”
张博士告诉记者，他去中江汇金办公原址交涉项目投资事宜的过程中发现，公司的墙上挂着国金中鼎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控股”）的营业执照，人员、固定电话、办公地址未变。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公司增资扩股所以换名。当张博士要求对方书面证明用中江汇金名义签署的所有协议法律上由国中控股负责时，对方拒绝提供，只说“这个不需要提供，我们又不会搬家，而且一查就知道了”。张博士要求对方提供法律依据书面证明中江汇金和国中控股是一回事时，对方当场复印了一套国中控股营业执照和相关手续资料交给张博士，但并没有证明两者的关系。
记者随张博士实地调查时发现，中天建诚也早已不在原办公地址，固定电话为空号，手机打不通，室内换成了另一家公司，按门铃却一直没人回应。
随后，记者跟随张博士来到位于朝阳CBD核心商务区华彬大厦到中江汇金暗访。前台人员一见张博士很熟练地将记者一行领进会议室。不同的是，这次接待的不是以往接待张博士的评审部刘部长，也不是之前的吴城，二人手机都不接，而是公司执行总裁武增田接待了张博士和记者。
谈话中，这位总裁坚称不知道中江汇金，国中控股跟中江汇金没有任何关系，国中控股今年4月份才搬到现在的办公地址。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武增田又改口称知道这家公司，在国中控股装修时看到过。张博士一听这个说法提出质疑，“你们的多个负责人都说是一家你怎么就说不是一家？如果不是一家中江汇金怎么会在你们所谓搬到这里之前就有国中控股的所有资质原件？”随后，拿出国中控股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质资料，交给武增田查看。
当张博士询问是否认识刘部长和吴城时，武增田回答：“吴城不认识，我们公司有100多人，评审部有3个刘部长，不知道说的是哪位。”张博士描述刘部长50多岁女性时，武增田提出公司确实有符合特征的部长，但不确实是否是一个人。
记者提问：为什么国中控股的企业资质材料会在中江汇金工作人员手里？张博士2月份到单位怎么能看见国中控股的营业执照？为什么张博士在5月份来时还看见中江汇金的工作人员？现在前台的两个人为什么从中江汇金公司一直呆到现在国中控股，而且办公家具都没有更换？为什么每次刘部长给张博士打电话还是原座机号码？针对上述问题，武增田没有当面回答，只说调查后会在第二天给出答复，并向随行记者索要了联系电话。到发稿时至记者并未接到公司总裁武增田的任何电话。
据张博士介绍，2013年1月份与中江汇金签约时，吴城告诉张博士中江汇金正在增资扩股，公司名称将改为“国中控股”，且中江汇金办公区墙面悬挂有“国中控股”的营业执照。四五月份，张博士及项目方多人多次前来协商时公司门口标识依然是中江汇金，接待人员也大部分未变。张博士向记者出具了一份“国中控股”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记者借助百度搜索“中和晟睿”，搜索结果中发现，多个网址中的内容显示：山东一家新能源企业与中和晟睿合作，被要求提供《项目投资风险论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商业企划书》、《项目实施方案》、《投资稳定回报论证》、《投资价值与风险分析报告》、《项目综合分析报告》、《律师尽职调查》等多种报告，花费17万却依然没有获得事前约定的投资。此外，四川某项目方也在网上发帖指责中合晟瑞(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编写《项目投资风险论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商业企划书》，骗取前期费用20多万。
在采访中，记者没有看到张博士的报告，但查看到了报告编写企业中天建诚出具的风险评定资质证书。证书显示发证单位是“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但所盖公章显示的是“中国招商投资研究院”，一字之差却漏洞百出。此外，证书中所使用的标识为黑白两色与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的红黄色标识明显区别。经张博士与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联系，该研究院证实并未出具过这份资质证明。另外，中天建诚完成报告后向张博士出具的发票，由另外一个广告公司开出，经朝阳区地税举报中心负责人核查该发票早在2012年9月份已被禁用且为地税发票，属于废票。
假投资的真面目
一位曾经在某大型投融资机构呆过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上述两个案例并不少见，很多所谓的投融资公司其实并不具备投资实力，包括所谓的投资顾问公司或者律师事务所，都是与投融资公司合作的配套公司”。
知情人讲述，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一般选择在国贸CBD商务区、金融街、王府井等地的高端商务大厦租用写字间办公，装修豪华，面积都在上千平米甚至几千平米，每年租金百万以上。这样做的目的是给项目方造成假象，公司非常有实力。为规避风险，一般都注册两家公司，每个公司名称最多用一年，然后换名或者重新注册一个新的公司，如果客户知道公司名不一样就告诉他公司增资扩股所以换名了。
那么这些注册资金上亿元的投资公司是哪来的注册资金？知情人告诉记者，50万可以买注册资金一个亿的公司，而且股东法人都不需要购买方提供，只要给钱，中介公司会将一个合法的国内外投融资公司的全套手续资料提供给你。
所以很多公司的员工都没见过公司法人或者股东，真正的幕后老板是不出现的。这些人员分工明确，有人专门对外发布信息、有人专门联系客户、有人负责谈判、有人处理后期。发布信息多选择知名的报纸或者网络平台，通过媒体或者网络搜寻客户，把客户约到投资公司，而投资公司会有项目总监或者其他管理头衔的人员负责谈判，都会认为项目非常好符合投资条件，然后签署一些所谓的合作协议或者意向书。有的甚至邀请项目方到公司考察，考察的差旅费用由项目方承担，也有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公司、自己承担差旅费，目的只有一个，让项目方相信他们真的对你项目感兴趣，会对你进行投资。
随后，要求项目方提供各种材料包括《商业计划书》等各种报告。如果你有报告他一定会找一个你没有的，再编造一个新的报告名称让你提供，而且必须是投资方认可的公司提供。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做，投资方会给你提供一个或者两个单位供选择。如果你说自己找一个公司做，他会让你提供这家公司的相关资质供他们审核认可。当你自己找到这家公司时候，他们会背着项目方你跟这家公司联系分成比例，谈好后他们就认可这家公司，否则就不认可这家公司，直到项目方提供的公司与他们达成合作为止。
知情人还介绍，他们根据客户的资金实力分三步走：第一次做材料报价从五六万到二十几万不等，当客户嫌贵没有那么多资金时，投资公司就会出面帮助垫部分资金，这个时候项目持有人会觉得对方一定会投资，否则不可能帮着垫资。
第一次材料做完后第二次开始了，一般第二次都是跟律师事务所合作，让你出具法律意见书、资质调查或者其他法律调查类资料。这次报价一般都在十万到三十万之间，有的甚至更高，如果你愿意做就继续往下走，如果你不按照他们要求做，他们刚好找到不给你投资的理由，反正第一笔钱已经赚到手。
第二次材料做完后第三次又来了，这次会根据客户情况，做其他材料再一次收费，比如需要找评估公司做资产评估报告等，名称花样繁多，大概四十万到五十万。如果项目方公司实力雄厚，就会以项目时间快到期为由，直接把你推到投资方在香港公司总部，等你到香港后会跟你签署投资合同，也同意资金到位，甚至将投资支票都给你开出来，但是必须找担保公司担保或者香港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公正等手续。这次手续费用大概100万到300万元不等，要求你在一个月内提供所要求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你在一个月内是根本提供不了的，或者根本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至此这次投资合作会因项目方的原因终止合作。知情人所知道的一家山东企业就被骗了300多万，更多的一个企业曾被骗去500多万。
那么，这一系列投资方合作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是如何分配的呢？知情人告诉记者：做材料的公司或者律师事务所一般分到15%到25%，将客户拉到北京的项目经理可得到25%到35%，负责谈判的工作人员一般能拿到15%，其余的为投资公司所有。而那些项目经理或者所谓的投资总监是没有底薪工资的，所有收入全靠提成。一般大点的盘（投资公司）每年的流水都在五六千万，少的也在两三千万，几乎是一本万利。
知情人还告诉记者，如果你发现被骗或者不想继续协商下去了，项目经理会把你推到他们所谓的领导那处理。这些“公司领导”在行业里叫做“处理后期，”也是老板雇佣的，一般年龄较大在50岁以上，看上去比较稳重的、有派头的、负责与技术方谈判，不说不投也不说投，就是一直拖，拖到投融资公司换名或者搬走为止。洽谈合作事宜的项目经理会经常换投资公司，他们做几单就换到另外一家公司，甚至有些做材料的公司员工也去投资公司当项目经理。
一般而言，如果技术方与投资方谈崩了去报警，警察看到双方签署合同，而且合同履约或者公司真实，都不会立案，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也正是利用了立案难这一点到处诈骗。那么这些公司难道一点也不怕吗？知情人提到，去年就有几个受骗的企业联合报案，朝阳警方抓了一批。还有的受骗企业报案解决不了问题就在网上发帖，这也令投资机构很头疼，这时只能花钱删帖，一直删到这个公司换名或者不用为止，有的公司每年删帖费用大概在10多万元。
为了验证知情人所说的真伪，记者拨通了一家注册代理公司负责人的电话，电话中记者提出需要注册或购买一家注册资金1亿的投资公司，对方回复：只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和约55万的费用，即可在22个工作日完成公司注册，无需任何其他手续，但直接购买现成公司时间会稍长一些，其他手续一样。如果确实有意向注册，价格还可协商。
记者以“投融资诈骗”为关键词百度搜索，很多案例显示：打着投融资幌子的空壳企业不在少数，以提供大额资金投资为诱饵，骗取项目所有人和中小微企业主的信任，交纳各种报告和评估费用的不再少数，几乎所有到市场引资融资的企业都被骗过，然后设置种种难以达到的标准或者要求，迫使项目方知难而退。这样的现象不仅使本就缺少资金的项目方雪上加霜，更扰乱了我国的投融资市场，加剧中小微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难度。
那么，到底有多少法律界人士又是如何看待上述问题的？又有多少企业在这些投资公司所设置的骗局中上当受骗？本报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第四篇：谨防信用卡还款陷阱
谨防信用卡还款陷阱 来源：上海无抵押贷款 http://
据了解，银行在这几天将迎来一个信用卡的还款高峰。千万别小看了还款这个小环节，稍不留神，您将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为，信用卡在给消费者带来“刷”的快感的同时，也潜藏着延期还款全额计息的“陷阱”。
案件回放：少还0.24元被罚息853元
一位工商银行国际信用卡的用户张先生（化名），2004年12月用工商银行的信用卡刷卡消费39771.52元，由于记错了还款额，他在1月25日的到期还款日之前分多次共计还款39771.28元，少还了0.24元（事后才发现）。但就是这区区0.24元，工商银行在他1月份的账单里记账两笔共计853元的利息，利息是所欠金额的355416.67％！
张先生从网上查到账单后，立即致电工商银行95588，得到的答复是最新的国际信用卡章程已将原来只对欠款部分收取利息改为对消费款全部从消费发生日起收取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也就是说他那39771.28元虽然早已按时还了，但仍然被收取了高额利息。按照工商银行的逻辑，差一分钱没还就等于所有的钱没还。
客户质疑：是不是银行的霸王条款
张先生对自己的遭遇自然是很生气，认为这是超级霸王条款。其实有张先生这样遭遇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银行对此也是振振有辞，认为自己罚息罚得有凭有据。几乎所有的《××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中都有这样的条款：“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的非现金交易记账日至到期
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款项，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的利息。否则，自甲方记账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至清偿日止，甲方按月计收复利。”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没有正面回答这是不是银行的霸王条款，但他认为银行这种计息方式“有点不合适”，银行应该按照持卡人未偿还部分的透支额计息。王松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银行的改革，银行应该与客户在谈判的基础上签订双方都认可的协议。
专家支招：如何避免掉进还款陷阱
据记者了解，目前银行对持卡人到期还款日未全额还款的计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持卡人在还款日到期之前，已还款额高于当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部分（一般为透支额10％），可享用“免息午餐”，持卡人仅支付未偿还款额的透支利息。
二是截至期还款日，持卡人虽高于当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还款，但只要其没有全额还款，就需支付透支使用银行款项全额的利息，即已还款的部分仍需要支付透支利息。
但是，由于目前银行普遍不提醒计息方式，所以消费者尤其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清楚所持卡银行的还款计息方式。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办法避免遭受损失：首先，明确所持卡银行的还款计息方式；二是在信用卡还款之前通过ATM机、电话银行或者网上银行等查清所欠确切金额。三是提前在信用卡中存入一些现金，做补缺之用，但这些现金是不计息的；四是建立一个与信用卡相匹配的储蓄账户，让银行自动去划款，就省了每次还款的麻烦。
网上银行还款两大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开发更新，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接受通过网上银行平台管理自己的账户，进行个人理财。各家银行的网上银行在春节长假期间的消费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长假结束后，消费者往往忙于工作而无暇去银行进行还款，这时，网上银行就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平台。但是，在我们享受这个平台的背后，还要注意一些必要的问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问题一
安全性不容忽视
案例：李先生虽然开通了转账功能，但在进行转账还款时，由于操作失误，将账号输错，结果自己的信用卡欠款没还上，存款却到了别人的账户上。为这事李先生专门到银行跑了好几趟，虽然费尽周折将转错的款项要了回来，但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掌握一些必要注意事项，对于确保网上银行的资金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建议：工行牡丹卡中心的徐可达建议消费者在还款的安全性方面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选择具有安全数字证书的网上银行。在当前网上银行操作界面的设计上，有的银行优先考虑客户操作的方便性，有的则优先考虑网上银行的安全性。比如，有的网上银行登录时必须使用数字安全证书，这种证书采用了一些防止窃取账户信息的安全措施，虽然申请和使用网上银行时麻烦一些，但能较好地保证账户资金的安全，所以客户应尽量选择具备安全证书的网上银行。
二、密码要真正体现保密。设置网上银行的登录密码和交易密码应采用数字加字母或符号的方式，尽量不用完全是数字的密码。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也不能相同，另外还要注意定期修改密码，网上银行使用完毕后，一定要注意点击“退出交易”选项，从而清除微机数据库中暂存的会话密码，保障账户资金的安全。
问题二
外汇账户还款时应注意余数问题
案例：王先生去年国庆长假带着妻儿去新加坡尽兴游玩一番。一家人更是第一次尝试了贷记卡的潇洒，共透支了折合人民币1.54万元。一回上海，王先生就被一大堆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听说可以用人民币进行网上购汇还款，但由于没有精确的计算好具体的应还余额，结果还差了400元人民币。结果，在第二个月他收到了该行发出的手机短信，要求她归还400元并缴纳利息、罚息300多元。
专家建议：徐可达表示，300多元的利息和罚息是以他在免息期内的总金额，也就是1.54万元来计算的。一般情况下，申领人在申请信用卡的合同上都有如下条款：“乙方（即申领人）及其附属卡持卡人消费交易的记账日至到期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乙方若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月结欠款，则无须支付消费交易的欠款利息。否则，须按日息万分之五支付全部交易自记账之日起至还款日止的利息”。因此，她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购汇还款时，应该多还一些，要把兑换的余数也算进去。
第五篇：谨防办公室装修陷阱 办公室装修相关问题
广州办公室装修http://
（一）办公室装修陷阱分析
一是办公室装修预付款陷阱，合同签订后施工方会要求预付30%-40%的备料款和进场费，但有少数业务员甚至老板，利用这种机会卷款走人。
二是办公室设计装修购料陷阱，装修时如果是自购材料，少数施工方会通过介绍购买材料收取回扣;开“大处方”，少用多买，多的陆续拿走。如果是包工包料，会在用料数量、用料品牌上做文章。
三是办公室装修质量陷阱，主要表现在隐蔽工程、水电、门窗等项目上，这些地方只要有质量问题，往往是多次返工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四是办公室装修设计陷阱，很多公司在接待时都会说设计是免费的，当消费者对设计不满意或对工程造价不满意而不想委托其施工时，就会被要求付一笔昂贵的设计费。
五是办公室装修合同陷阱，主要表现在虚构主体资格、资质，以及在使用材料、工艺要求、施工期限、验收方法、质量保修、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办法等方面做文章，为日后逃脱责任埋下伏笔。
（二）办公室装修注意问题
在进行办公室装修的时候业主朋友们要选择专业的办公室装修公司，最好不用那些无正规公司的“游击队”，那样对于装修以后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办公室设计公司。这样的装修质量才有保障。
一般我们在进行办公室装修的时候，首先的步骤就是找装修公司，然后找设计师为您的办公室进行量房，根据您的需求进行绘图，设计，最后给您展示一个办公室装修效果图。如果您对效果图满意了，就可以让设计师给您进行报价了。
一般正规的装修公司报价都是很清晰，不是就管给您一个报价，而是给您一个详细的报价，让您对没项目的预算都心里有数。如果您对于办公室装修的报价也满意的话，那就可以与您找的装修公司签合同了，一般都是先付装修定金30%-50%。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安排装修材料进场与装修工人进场了，然后进入施工期，一般根据您的办公室大小而定，一般的工期为15-30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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