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关键在于特权“祛魅”[全文5篇]

第一篇：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关键在于特权“祛魅”

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关键在于特权“祛魅”近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主任马小丽表示，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已提上日程，将探索公务员工资增长，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改革令人期待，但同时令人担忧的是，据报道由于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方案有可能在近期公布，一些事业单位出现了人员扎堆退休的情况，原因是担心并轨后其薪酬和养老金可能会降低。事业单位与职工的养老金并轨现在看来已成定局，但并轨后待遇会不会变化，如何变化，至今仍无定论。虽然7月1日公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但很快人社部就“辟谣”说，这只是原则性规定，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和养老保险改革还将另行确定。其实，目前事业单位中员工身份人员已在缴纳养老保险，只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足，干部身份人员则继续由财政负担。

公众对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迟缓不免有所抱怨，但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达3000多万人，这项改革是一场涉及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普通公众的利益博弈，应让改革成本得到公平承担。事业单位职工，如教师、医务人员等，很多都是不享受任何“特权”的劳动者，他们固然不应抱持传统“铁饭碗”心理顽固拒变，但制度变革带来的冲击也不能让他们独力承担，保持改革的公平，维护事业单位员工队伍稳定，都至关重要。为此事业单位改革应审慎推进，应和公务员社保改革做好协调，还需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资改革等配套。

遵循总体上的精兵简政与放权思路，目前庞大的事业单位体系需瘦身，需加快分类改革。在各种事业单位中，承担行政职能的应向行政性机构方向转化，从事生产经营的变为企业，只有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保持在事业单位序列之内。遵循这样的路径，实现事业单位的精简与结构优化之后，不仅可以减低财政压力，而且将大大降低其工资改革难度，并让养老金改革顺利地推进。

改革不能单纯以牺牲事业单位人员待遇为代价，但构建健康的工资增长模式，前提是让事业单位的工资更加体现工作绩效而不是身份。长期以来事业单位实行以职位、级别为标准的身份工资制度，对工作表现与绩效重视不够，导致工资失去激励性。改革方向应是建立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机制，合理拉开一定差距，同时注重事业单位人员的工会组织建设，保障其集体议价权，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只有改变事业单位职工待遇的“大锅饭”，才能调动积极性，培养起责任与竞争意识，一方面让职工更能接受养老金等方面改革，另一方面让事业单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待遇改革要深入进行，最关键的就是进一步剥离这一群体所带有的“特权”，剥除“官位”、“身份”所随附的不正当待遇差异，同时端正社会风气，改变陈腐的“官本位”思维，对公共部门职位“祛魅”，使其在公众的观念里，变得与企业职位一般无异，成为一种正常化的职业。在那之后，不管是养老金并轨还是工资增长机制的确定，都可望通过理性讨论而争取到全社会的共识，并转化为各个群体对改革的支持。

第二篇：加冕与祛魅“曼德拉逝世”媒体报道解读

加冕与祛魅“曼德拉逝世”媒体报道解读

从2013年6月曼德拉病重的消息传出，到12月曼德拉逝世，国内外，重要媒体始终对这位南非前总统保持高度关注。在对曼德拉逝世一事的报道中，中外媒体在“纪念”曼德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纪念与止于纪念”的讨论。

据中新网报道，南非总统祖马于当地时间12月5日深夜证实：南非国父、前总统、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因病逝世，享年95岁。5日后，曼德拉的追悼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索韦托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等上台致辞，向曼德拉致敬。英国《卫报》称，这可能是现代历史上聚集权力人物最多的场合之一。

以BBC为代表的国外媒体对曼德拉逝世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而此番报道却招致1350份投诉信，观众抱怨BBC对曼德拉逝世过度报道。除BBC外，国外的纸媒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也可谓不遗余力。

将目光转向国内，微博网友“传媒老王”在整理了12月7日国内各地报纸头版后发现，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几乎遍布各报头版。此外，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专题也对曼德拉逝世进行了充分报道。

一时间，曼德拉逝世的报道铺天盖地。同时，关于媒体的报道是否过度、对曼德拉的功过评价是否公正，以及国内媒体的报道是否符合国家立场等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媒体对曼德拉的报道有过度之嫌。

本期热点访谈以全球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为例，深入讨论媒体如何把握重要人物逝世的报道方式的问题。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

钟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吴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张鸥 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资深记者

常江：曼德拉去世后，国外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在英国，老牌媒体BBC却收到了1350份投诉，许多观众抱怨BBC过度报道曼德拉，打断了情景喜剧的正常播出，同时也减少了对全英恶劣天气情况报道。您认为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逝世，应当如何报道才算“适度”？

【背景资料】

英国许多观众抱怨BBC过度强调曼德拉之死，打断了情景喜剧《布朗夫人的儿子们》的播出，同时也减少了对全英恶劣天气情况报道。BBC则辩护称，国内外观众对曼德拉去世都很感兴趣，全世界新闻媒体都在对此大加报道。

在接到观众投诉后，BBC一名女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继续报道其他重要新闻。她说：“曼德拉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在全世界都拥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他的去世引发英国和全世界观众的关注。我们知道人们关注BBC的突发新闻权威报道，我们将继续报道曼德拉去世的世界反应、回顾其遗产分配以及葬礼准备等情况。当然，我们也会关注其他重要新闻。”（国际在线）BBC新闻时事总监詹姆斯?哈丁（Janles Harding）指出曼德拉是一位“非凡的重要人物”，同时又表示：“如果有观众感到我们没有全面报道天气灾害，我表示道歉。”

钟新：曼德拉在南非国内的“国父”地位及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决定了他的逝世是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而世界首脑云集南非参加追悼会本身也是重大国际事件，这决定了南非国内外媒体都会高度关注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并借此回顾曼德拉的一生、总结曼德拉时代和后曼德拉时代的南非和世界。媒体在一个时间段里大幅度报道相关新闻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必须。

“适度”问题因媒体而异。对于南非国内媒体而言，“国父”逝世是国丧，无论怎样多的报道量可能都不会过度。对于其他国家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或者希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媒体而言，曼德拉逝世这样的重大国际报道是媒体展示报道实力、发挥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机会，因此，国际主流媒体除了充分翔实报道主要消息外，还会各显其能推出一些独家特色报道。对于其他国家无意或无力前往现场报道或购买通讯社报道的中小媒体而言，报道量可能就是几条主要转发的消息。

尽管报道量因媒体的定位、目标、实力、报道意愿等因素而异，但有两点应该是共同的考虑因素：1.同一时间其他新闻的重要程度。如果发生重大的国内或者国际天灾人祸，危及较大范围的生命、财产安全，媒体需要投入足够的报道配合防灾减灾、开展危机传播，践行社会责任，那么，即便是曼德拉这样的重要政治人物逝世的新闻也应适当让步。如果媒体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足够的信息发布平台、可以给受众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选择，同时同等重视两个重大事件的报道也未尝不可：正如BBC的有关人员说，如果发生重大天气事件他们也会及时报道。如果BBC因为减少对全英恶劣天气情况的跟踪报道而导致更大的或不该发生的灾害损失、影响防灾减灾，那么，BBC应该遭受质疑。2.本媒体受众的承受力。媒体报道的重要动力在于赢得受众注意力、产生影响力，但如果受众严重抱怨媒体报道，媒体吸引注意力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BBC大量报道曼德拉去世即便没有影响恶劣天气情况跟踪，没有影响防灾减灾，也需要考虑观众的感受并视情况做出调整。

BBC中断情景喜剧的正常播出，可能是为了临时插播曼德拉去世的新闻，或者认为在令世界尊敬的重要人物逝世的悲伤时刻播出喜剧不太合时宜，这两种情况都是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如果BBC或者英国人觉得曼德拉逝世是个距离较远的外国新闻，不应该影响本国公众的正常生活，那么，可以在暂时中断插播重要突发新闻后继续正常播出，或者移出非重要频道、非重要时段继续播出。

吴非：曼德拉去世基本处于美国和欧盟处于经济危机的尾声阶段，这样使得曼德拉过去的事迹变成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各自解读的状态。曼德拉一生大约有三项事迹：反对宗族隔离、强化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有企业控管性、理性和可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

自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内部的民众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表示出相当的怀疑，因为很多的民众认为现在国家的危机是一些国家的寡头利用其政治制度的弱点，发动了金融危机，而导致国家的资产大量流失，其中的重要表现是，属于国民共同资源的银行业，为了挽救金融业的问题，而向其大量注资，这样使得尽管金融业面临巨大危机，但最近几年其企业年终奖和CEO的工资还屡创新高，美国和欧洲民众的心理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状态的。

曼德拉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犯，也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对于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时，需要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找到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其先进性，这样对于曼德拉的报道频繁度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在曼德拉出任总统之前，南非在世界上有两大名声：一是臭名昭著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另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整个非洲唯一发达的国家。当曼德拉释放出来后，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长时间停滞，此时，曼德拉到底是要企业国有化还是改变国家政治制度被摆上台面。当时曼德拉采用的是全部进行微调的政策，就是企业国有化减缓进行，但增进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把一些可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让一些企业去做，另外，在废除宗族隔离之后，让南非黑人逐渐适应比较理性的政治制度，这样使得南非的黑人不迷信选举，让选举不成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万灵丹。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frican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内部对于如何引导国家前进和应对挑战看法不一。一些非国大领导人继续支持曼德拉所追求的无种族歧视的社会。曼德拉因提出这一愿景于1994年成为南非总统。还有一些非国大领导人则希望建立一个偏向那些过去为弱势群体即有色人种的社会。

南非的经济发展成绩和目前遇到的困难不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权和宗族和解基本上是西方媒体报道的主线。

刘海龙：“适度”是一个主观概念，取决于谁在做判断。我认为之所以存在上述报怨，恰好说明我们仍未完全走出大众媒体的时代，大众媒体仍具有强大的渗透能力。报怨者是还接触大众媒体的人或借大众媒体说事的人。新媒体的使用者，通常更年轻或占有社会资源更多，已经能够通过管理自己的信息渠道避免与其兴趣不一致的信息。而那抱怨者要么是把大众媒体当作主要信息源的人（比如通过电视观看情境喜剧的人）或媒介素养较低者，要么就是精英所揣测的大众的反应（通常具有传播理论中所说的“第三人效应”）。而反讽的是，前一类人反而可能对这类政治新闻不感兴趣，所以才有这类抱怨。当然，也可以把上述报怨放到冷战之后“去政治化”的语境中讨论，但是对于提问中所说的具体现象，可能有些过度阐释。

张鸥：很难说，播多长，刊发多大版面才算“适度”，因为不论报纸还是电视，受众的口味也是截然相异的。

英国观众投诉对曼德拉的报道过多，一点也不奇怪，英国是著名的新闻孤岛，虽然BBC国际频道24小时滚动的都是国际新闻，但英国本土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个频道，他们看到的是国内的新闻频道，这个频道总是以英国本土报道为绝对主打的。绝大多数英国本土观众更关注议会争论，胜过国外的突发新闻。

我认为去世当日前后及葬礼前后，可以做专题报道，但至少不必天天头条。

常江：除了BBC被观众投诉过度报道外，我国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也被指出存在过度报道的问题，但也有人表示，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说，我国媒体投入大量时段和篇幅进行报道是应当的。总体上，您对中国媒体关于“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作何评价？

【背景资料】

对于国内媒体报道曼德拉逝世进行较早评论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维佳，她发表了题为《曼德拉暴露中国媒体的糊涂范》的文章。文章指出，某大媒体的主播用慢速悲伤的语调宣布这一消息，原本只有几十分钟的新闻栏目，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来回顾曼德拉的一生。整个节目不断强调这位世纪老人为自由平等，特别是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奋斗。随后，屏幕底端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标题：“全球公民典范！”伴着香港歌手专门献唱的《光辉岁月》，镜头中再次不断展现曼德拉一生的辉煌瞬间，尤其强调他与原白人统治者和解，以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伟大历史功绩。

除了国内的电视节目外，报纸媒体也不甘示弱，持续对这一新闻进行发力。

全国绝大多数晚报、都市报均在封面报道曼德拉去世的消息，香港乐队BEYOND《光辉岁月》的歌词成为报道佐料，包括《重庆晚报》、《新民晚报》、《华商报》等在内的报纸将这首歌的歌词加工处理以大标题或小标题的形式呈现在报道当中。与此同时，网络新闻专题也集中发力，主流门户网站借助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策划制作了专题报道。新华网的专题名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专题内容由滚动播报、各方反应、分析评论、视频、图片等版块组成。网易及凤凰网的专题报道也推出了。

钟新：“适度”是个相对的概念。中国媒体报道曼德拉逝世的“适度”问题可以遵循我前一题阐述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个时间中国国内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尤其是重大的自然或者人为危机事件，各媒体更充分报道曼德拉逝世相关新闻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围绕曼德拉的报道素材很多，可以延伸的话题也很多。如果媒体的大量报道引发中国公众的普遍抱怨，那就需要调整。“公知”们以批判的精神质疑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量，媒体也需要倾听。“倾听”各方对报道的反馈并做出必要的反应、适时的调整才能使媒体立于不败之地。

12月7日，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几乎遍布国内各地报纸头版。这可以理解为媒体对曼德拉逝世报道重要性的共识，也可能被解读为中国媒体跟风或者集体消费曼德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媒体有足够多的素材、足够多的报道角度做专题、专版，这是“铺天盖地”报道的信息资源基础。

不过，如果各家报道都大同小异，受众可获得的信息空间全部被同样的信息占领，受众可能真的很快会感受到信息疲劳、审美疲劳，而放弃寻找和阅读相关信息，媒体吸引注意力的努力也可能事倍功半。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也是一场新闻战，媒体取胜的关键应当包含独特的报道角度、创造性的信息整合、独家的发现、有效的传播平台投放等。当前最流行的微信传播渠道非常能体现公众的自主选择与分享取向。笔者的印象是，关于曼德拉的信息在那段时间有一些，但总体感觉朋友圈、各微群相互分享的信息仍然是多样的。对很多以社交媒体平台为重要信息来源的人来说，传统媒体平台的“铺天盖地”可能对他们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信息干扰。

笔者认为，对曼德拉的报道无疑不能是“宣传”式的，不能只讲贡献、过度渲染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更理性、全面地回顾曼德拉的传奇人生对南非和世界的影响，因此，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量不仅与其贡献有关，更与其影响有关。如果中国媒体希望参与世界媒体市场的竞争，“曼德拉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应该不是中国主流媒体的主要考量因素。中国主流媒体应当站在全球的角度权衡曼德拉对南非、对中国、对世界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并报道之。只报道正面贡献或者以正面贡献决定是否报道，实际上还是传统的宣传思维。报道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正面贡献而且更应体现在影响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某一天与中国较量很多年、影响两国关系起起落落很多年的重要人物离世了，中国媒体也应当报道。中国媒体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被西方媒体忽悠”是对的，但不应成为影响报道量的决定因素。

吴非：中国媒体在关于“曼德拉逝世”的报道和西方国家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中国媒体比较倾向于曼德拉早期和西方国家的斗争，在早期的民族、种族不平等的状态下，曼德拉代表着和平和不合作运动，并且他对于国家资源的开发比较倾向于国有和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这些西方国家几乎完全不重视。

中国作为现在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家，如何和西方国家相处成为主要的问题，在曼德拉的斗争经验中可以看出，和西方国家的相处与斗争必须要长时间、和平与理性。

美国高盛集团今年11月初发布了名为《20年的自由》的南非经济调研报告，显示在消除种族隔离后的20年间（1994年至今），南非在宏观经济和财政等方面获得了显著进步。尤其在1994至2007年，南非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平均经济增速为3.6%，平均通胀率为6.3%，而1980至1994年间的通胀率达到14%，经济增速不到1.5%。南非国内生产总值从1994年的1360亿美元增至如今的4000亿美元。在1994年，南非的外汇储备只有30亿美元，到2011年时，已经超过500亿美元。

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其中解决的办法还是曼德拉所主张的缓慢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改革，而改革的方法则是注重国家机构的效率，而且注重培养下一代官僚的管理能力，对此，在2009年之前任南非财政部长长达13年、目前仍在总统祖马内阁任规划部长的曼纽尔（TrevorManuel）于2012年12月退出了非国大的决策机构，为更年轻的一代领导人让路。

刘海龙：媒体投入多少篇幅，和成本产出管理有关系。当然，这里的成本和产出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政治的。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一直处于弱势。要么受制于意识形态，媒体不敢擅自摆脱国家的报道口径；要么受制于能力，多数媒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驻外记者，即使有，也被各种政治纪律约束得无法形成独立报道的能力和动力，因此国际报道专业性较弱，很难独立发声。

曼德拉逝世是一个政治上相对安全（中国有民族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种族问题）、资料又比较丰富的题目，再加之曼德拉的知名度又高，媒体没有理由不投入大篇幅进行报道。

然而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能力上的限制，总体上中国关于曼德拉逝世的报道是比较平面的、维度单一，内容重复。而且由于不少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在国际政治方面就缺乏深入研究，甚至一些媒体竟会将曼德拉变成励志心灵鸡汤的作料，出现“曼德拉的完美秘诀”之类的题目，借曼德拉探讨成功学。这样的报道倾向使得曼德拉变成了一个去语境化的“成功人士”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这些报道中暴露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历史教育中灌输粗鄙历史观的一个结果，传受双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革命”或一个“英雄”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看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所以问题不在于报道过度，而在于报道缺乏深度。陈词滥调的简单重复当然容易让人觉得不能忍受。

张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度的，不像西方媒体，比如12月11日官方追悼会当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只在一个时段内做了连线直播，而BBC新闻频道当日完整直播了追悼会，在现场直播采访了从布莱尔到布朗到卡梅伦三任首相。完全不播出其他新闻。

常江：在报道过程中，国内主要媒体对曼德拉的评价呈现出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倾向。有人因此指出这种做法遮盖了人物的本来面目，曼德拉治下的南非存在许多问题，媒体报道应为曼德拉“祛魅”。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为什么？

【背景资料】

新华国际在2010年曾刊发李鸿文的文章《永远的曼德拉，是世界的曼德拉》，来表达对曼德拉和自由的仰慕之情。李鸿文认为南非所拥有的是一种少有禁止的“消极自由”，也许“新南非”还有许多不足，艾滋病、犯罪率、贫富差距以及私家宅院的铁丝网，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度，但她的宝贵之处在于新生，在于自由――一这是一种很少有“禁止”的消极自由，你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但你必须对你的选择负责。

王维佳谈到，1961年，正是因为不同意非国大的“非暴力原则”，曼德拉与一群非国大成员自行组织了一个名为“民族之矛”的独立军事组织，并亲自担任主席。在当地共产党的配合下，“民族之矛”对约翰内斯堡等地的市政厅发动武装破坏行动。正在曼德拉准备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游击战的时候，他不幸被警察抓获，由此才结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几乎都很难找到这段关键的历史。曼德拉并不是因为参与“不服从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抵抗而入狱，而是因为发动暴力袭击才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却被宣传“非暴力和解”的媒体“无意识”地掩盖。

微博网友“@坐看评论”表示，纪念曼德拉正在世界范围内演变成一场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政治秀，各方争相述说自己在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上与曼德拉的亲缘性，拉曼德拉站队以增强自己的道德合法性。曼德拉的历史功绩就是反对种族隔离，对他的过度消费既无益于他的伟大，也无助于解决种族平权以后、民主以后该怎么办的现实挑战。

钟新：同意也不同意。同意的是，对于重要人物只有“一边倒”的赞美倾向可能再次陷入传统的宣传思维，只有赞美难以做出理性、多视角的分析，这是对整体报道而言。不同意的是，就具体单篇报道而言，只有赞美对于纪念一位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并不过分。民族冲突与和解是世界难题，也是广受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曼德拉经过多年努力以非暴力手段化解了南非的种族积怨，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冲突与和解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这是他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值得赞扬。无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都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存在的所有问题，“曼德拉治下的南非存在许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一概归于曼德拉。如果是因为曼德拉的错误决策或者不作为导致的问题，可以视为曼德拉的“过”，其他长期积累的、一时难以解决、经过曼德拉努力还存在、需要世代继续努力的问题只能归为后代需要继承的曼德拉的事业。

赞扬曼德拉不等于要神化曼德拉。对于曼德拉的历史地位评价，既可以包含基本地位评价即有相当国际共识的评价，又可以有每个国家、每个国家首脑、每个专家、每家媒体、每个人自己的个性化评价。个性化评价表达个性化认知，不必追求一律，但基于曼德拉实际作为的国际基本共识需要媒体深入研究、把握基调，这也是媒体专业性的体现。笔者相信，高度严谨的《人民日报》在《“太阳永远不会停止照耀”――南非人民深切悼念前总统曼德拉》的文章中，将曼德拉誉为“南非著名反种族主义斗士，和平、民主新南非的缔造者”是经过严格考证的。

笔者同意媒体当更全面客观地回顾曼德拉的一生，尤其是重要的历史阶段和转折点。中国媒体没有回顾年轻时代曼德拉的这段历史，可能有几个原因：媒体记者编辑对曼德拉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发现这段历史；或者，知道有这段历史但故意隐去了，想呈现一个完美无瑕的曼德拉。其实，如果将这段历史解读为年轻曼德拉的求索是完全可以作为真实曼德拉的一部分的。媒体如果能发现这段历史及其真实的形成原因，例如曼德拉自己的解释说明，就更好了。

吴非：曼德拉是一个经济实用主义者，因此他拒绝了非国大的国有化政策。正因为此，南非的投资评级从BB升至BBB等级，成为投资等级国家。

南非经济近年来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离不开曼德拉的历史功绩。在曼德拉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近二十年来，南非已成为非洲最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并于2010年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南非实际人均GDP从1995年的4300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近6000美元，增幅为40%。开普敦大学穆雷?雷布瑞特的一项数据显示，南非白人的平均收入在1993至2008年间增长63%，而南非黑人的收入增长了93%。

刘海龙：从应然的角度，媒体应该批判性地对待自己的报道对象，尽可能反映其各个侧面。对曼德拉的报道当然应该全面总结他的功过是非。

对于有勇气展现曼德拉“另一面”的媒体来说，我们应该给予掌声。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媒体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动力和能力去这么做。同时这里还存在情与理的冲突。“为死者讳”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党报宣传中典型人物报道的惯性，中国的媒体并不习惯于在盖棺论定的时候过分追究逝者的缺陷。

新闻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人物报道的角度和细节的选择肯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主张“神化”还是“祛魅”，背后都有价值底牌。讨论是否应该为曼德拉“祛魅”，最终讨论的是媒体的价值诉求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新闻业务层面的问题。在中国的知识界，价值观上的分歧十分巨大。在整个社会缺乏价值共识的情况下，对媒体要求过高，超出了现实条件，有些强人所难。可以提出批评争鸣，引起思考，但不必强求。我对媒体的要求比较消极，只要能做到不说谎、不迎合权力就已经不错了，因为留给他们选择的空间实在有限。

张鸥：国内报道我读的不多，但看了一些媒介评论，感觉略有这方面的问题，把他过于神化了，本人也被派遣前往南非，在实地接触了解了当地现状后，做了记者观察，题目就是《种族隔离不再社会鸿沟犹存》。

常江：有学者指出国内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缺乏中国的国家立场，一味赞颂曼德拉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其实是不自觉地参与了欧美主导的全球政治宣传。对此您如何看？

【背景资料】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病逝成为世界范围内部分报纸和杂志的“头条新闻人物”。通过不同的语言和形式，国外媒体对曼德拉逝世表现出高度关注并对曼德拉本人进行了解读。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头版风格代表了绝大多数国外平面媒体的报道风格，其头版为黑白色的曼德拉老年时期的照片。《纽约客》杂志的头版刊登了一张曼德拉高举右手的黑白照片，所展现的是青壮年时期的曼德拉形象。比利时《标准报》封面所呈现的是曼德拉用拳头抵住额头、双眼望向上方的形象。爱尔兰《独立报》选择了曼德拉老年时期的照片，封面标题为逝去的偶像（Deathof an icon）。而南非本地报纸《索韦托人报》的封面选取了曼德拉向人群挥手致意的照片，标题为“GOODBYE TATA"。

在众多外媒的封面报道中，《自由荷兰报》的封面处理颇有意味。该报采取了抽象化处理，封面图片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从整体来看，是半张曼德拉苍老的脸，说苍老是因为图片中的曼德拉眼角下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下掉的眼角其实是一只衔着树枝的小鸟，而树枝又恰巧构成了曼德拉鼻子的轮廓，其寓意不言自明。

国外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高度关注被部分学者解读为一场全球范围的政治传播。“新闻界对一个政治人物去世的报道，从不会是简单地臧否个人，更是在传达一定的政治观念和媒体立场”，王维佳在撰文中指出，即使我们真的将“和解政治”当作一场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曾经的国际支援行动也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个起码的“国家立场”。

钟新：曼德拉是位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对他盖棺定论的回顾总结性报道肯定离不开政治议题。各国首脑等政治人物借悼念之机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是明智的时宜之举。各国媒体报道各方反应、主动设置相关议题讨论也是顺理成章。中国政治领袖、专家学者、媒体、公众也可借助全球大讨论的时机参与相关议题讨论，主动设置中国议题，一方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在政治领域的价值观，一方面培育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在今天仍然“西强我弱”的媒体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媒体的信息获取能力、报道深度广度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媒体借鉴，而世界主流媒体往往也是中国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但是，中国媒体不能简单做西方媒体的传声筒，而应在提供事实报道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议题框架、传播中国各方面的声音，这就需要中国的相关方面、相关人物有接受媒体采访、向世界表达中国观点、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的意愿和能力。传播中国声音、表达国家立场不是一句口号，需要行动。

曼德拉逝世引发种族冲突与和解议题。媒体不仅可以报道曼德拉是促进种族和解的英雄，也可以借此讨论种族和解的途径与条件，其中可能就包括国际援助，而中国通过实施国际援助参与种族和解的努力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不会出现王维佳批评的中国媒体缺乏体现中国国际支援行动对和解政治的贡献的“起码的国家立场”。需要提醒的是，国家立场不是简单的国家宣传，而可以是以追求国家自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国家观点。

吴非：中国在国际报道中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非常强调中国国家立场，另外就是完全没有国家立场。国际新闻报道首先是要强调新闻的国际性，对于很多的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媒体都应该有相应的人来长期进行跟踪报道，而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只跟踪和中国政治有关系的新闻，对于其他的直接、间接有影响力的人物、事件长期关心不足。

中国媒体采用欧美的全球政治宣传有很大的好处，除去中国不太喜欢的部分，中国读者可以直接体会来自欧美媒体的专业精神，尽管欧美正在经历新媒体的挑战，但传统媒体依然肩负主流新闻价值观，尽管这次新闻报道量比较大，并且受到部分谴责，但主流媒体的职业精神还依然得到肯定。

刘海龙：这个问题可能对批评者提出的观点有所误读，批评者提出的与其说是“国家立场”，不如说是“独立立场”或“批判立场”。“国家立场”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究竟是指党和政府的立场，还是指一个类似卢梭“公意”概念的全体人民立场，还是指特定群体的立场，不得而知。况且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身就比较模糊和暧昧，这也是导致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缺乏明确价值诉求的原因之一。

这里还要区别两个不同的“宣传”概念。一个是“一元化的”或“总体的”宣传概念，一个是“科学的”宣传概念。前者是通过国家权力，控制全部信息环境，必要时通过强制力量保障实施；后者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前提下靠精心的受众研究和信息设计而达到征服心与脑的目的。对这两种宣传观念的具体论述见我写的《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这里所说的“欧美全球政治宣传”指的是第二种宣传概念。

对于中国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最容易察觉的是第一种宣传。就在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中，也不乏这种宣传所设置的报道禁区。于是一些新闻工作者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对媒体报道中的价值诉求，应结合具体的语境，抱以同情的理解。

提醒注意第二种宣传，有助于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反思意识，本身具有其价值。但它的行动指向比较暧昧，为曼德拉“祛魅”后又能怎样？毕竟国际力量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小于国家的影响，媒体也是一样。鉴于“国家立场”的模糊性和现实限制的紧迫性，我倒是认为目前的主战场在第一种宣传而不在第二种宣传里。

张鸥：非常有理，比如有些媒体一直跟着奥巴马的最新讲话的节奏，甚至颇为美国人的“普世价值观”所动容，殊不知，直到2008年5月，曼德拉一直是美国中情局恐怖主义黑名单上的人物，曼德拉当年也正是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被投入监狱的。曼德拉，某种意义上，只是西方政客塑造的一个符号。曼德拉被释放也不只是白人政府的妥协的结果，而是全球舆论的批评以及多个国家参与对前南非政府经济制裁之下的结果。而这些，都不是西方媒体愿意提及的事情。

常江：曼德拉逝世后，国内外媒体均反应迅速，相关报道在极短时间内纷纷与受众见面，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媒体“未雨绸缪”。您如何看待媒体对于重要人物逝世报道的“有备而来”？这样的操作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背景资料】

曼德拉逝世的新闻报道可以说席卷全球，“@传媒老王”对国内各大报纸的头版梳理也让人感受到了我国新闻媒体对重要人物逝世报道的浩大声势。除了声势浩大的报道规模外，媒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惊人。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对于这一看似突发的新闻事件，大多数媒体其实早已胸有成竹，许多媒体在得知曼德拉身体病危之后便已着手筹备专题报道。

面对这样的报道规模和速度，王维佳既感到赞叹又觉得乏味，她在文章中提到，短短几个小时内，新闻编导能够制作出这么政治定位鲜明、情感充沛饱满、内容资料丰富的电视片，实在让人赞叹。随后整整一天中国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更是体现了快速而强悍的国际新闻反应和展示能力。当然，由于解读角度和煽情方式都基本一致，也不免让我这个从早到晚的实时关注者感到一丝乏味。

除了为在报道竞争中获得优势外，有的媒体进行提前准备甚至提前演练是因为曾经的报道出现过失误，提前做出预案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人员曾于2011年演练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报道。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旦女王逝世，BBC将在第一时间宣布此消息，随后播放英国国歌，背景屏幕展示英国王室图片。如此演练的前车之鉴是在2002年，当时BBC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彼得?西松斯在宣布女王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打着绛红色领带，被观众批评为对老人的去世“不近人情”。此后，BBC对播音员着装要求作了相应改变。播报此类消息，主播必须身穿深色套装，男主播穿白色衬衫系黑色领带。BBC称：“我们必须做出新闻预案，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钟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1998年在纽约访问《纽约时报》时一个至今印象深刻的情景：一位编辑拉开一个个抽屉，给我等参访者展示他们准备好或准备中的世界重要人物的盖棺定论式的报道，说这样的准备对于年龄大、身体不好的重要人物的报道是必须的环节，而且他们经常要根据变化对报道内容进行调整，这样的准备有时候提前很长时间甚至几年。重要人物离世日期无法预测，但每个人早晚都会离世，这样的准备不会浪费。有的媒体有专门的讣闻（obituary）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刚发布，媒体很快就推出了信息丰富的报道。相信中国媒体也不是几个小时里准备的全部信息，而是早有准备。

可能引发的主要是伦理层面的问题。提前准备讣闻相关报道是否让人尤其是当事人及其家属感觉这样的准备或许有预言甚或诅咒的意味，心理上会难以接受。所以，这样的准备最好是秘密进行，不可对外宣称。南非卫星电视在环球频道曾播出题为《缅怀国父（1918-2013）》的讣告，这个大乌龙显然是因对准备材料管理失误导致的。

吴非：曼德拉长期卧病在床，媒体对此早有准备是自然的事情。但由于长期和曼德拉没有建立更多的私人感情，使得准备工作显得非常苍白，如果有更多深入其身边的记者，拿到更多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亲身感受，那么，我们可以更加直接感受到曼德拉所带领的南非发展中，更多地难得经验。

未来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如何与强大中国相匹配的强大媒体，现今新媒体的崛起主要依靠中国还没有建立文章的版权和受众阅读习惯的变化。

新媒体大量复制来自传统媒体的文章，并且几乎完全不付版权费，并且把大量的新闻专注在花边新闻上，尽管这样会赢得大量的受众阅读，但对于中国这样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半点好处。

中国未来如果国际新闻报道中能够有更多地贴近性的报道，这将会对于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具有正面性的帮助。

曼德拉的报道反映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媒体国际报道任重道远。

刘海龙：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媒体在报道名人逝世时“有备而来”似乎对生者不敬，但对于新闻策划来说则十分必要。讣闻报道是一个常规报道领域，况且曼德拉年事已高，为了增加报道时效性，提前策划和准备是必要的。国外许多媒体已经对讣闻报道形成了一套操作的惯例。在我看到的材料里，像《纽约时报》、CBS、CNN都建有名人档案库和视频库，定期更新，以保证能在第一时间能对突发新闻做出反应。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它并没有对任何人构成法律侵权或引发伦理问题。

张鸥：没有任何问题，国外媒体都有对重大新闻报道的预案，诸多重要人物都提前制作“生平背景”，这样没有任何道义的问题，只要新闻本身没有事实出入。所以当CNN在南非宣布曼德拉去世后，第一时间播出了5分多钟的背景片，如果没有准备，这5分钟使用了大量历史影像的大片是无法在短短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内制作并呈现的。

第三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

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

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

这个辩题里对方会抓住2点

1，人才制定制度。但是我方也要抓住一点，人才是通过制度选拔。所以究竟人才改变制度

还是制度选拔了人才其实是鸡生蛋的问题，不能证明对方的观点

2，制度是由人执行的。这一点上对方提出的话我方其实有利。因为再优秀的人才也无法通

过执行一套错误的制度而获得改革的成功。制度决定了方向，就好比开车。制度是方向盘，它指引着改革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就算我们加大油门也无法到达改革成功的彼岸。

攻辩：

1，您用过粮票吗

2，请问如果我们继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用粮票饭票，中国的经济会有如此的增长吗，我们有可能建立石嘴山银行吗

3，那么请问在计划经济时代难道中国就没有人才吗

4，再请问，您家里有仆人、佣人吗

5，那么如果今天还是奴隶制社会，我们能站在这里自由发表言论吗

6，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算是人才吗

7，为什么百日维新没有成功呢，在封建制度下，改良派不论有多么优秀的人才都无法取得

改革成功，这一点您承认吗

第四篇：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办法之探讨建议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办法之探讨建议：

《内容提要：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借事业单位改革之机，尽早决策，出台具体方案和政策，拿出魄力来继全国国企改革后，高起点进行全国事业单位的改制分流缩编的分类改革。不要事业单位岗位聘任制改革只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在长工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反而越改越大。因此，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除一部分该办的公益事业单位要继续办外，其他事业单位该改制、该分流、该缩编，就要改制分流缩编为企业创新纳税实体，在一些公益事业单位精简机构时也要妥善安置分流缩编一些超编及人浮于事的人员应达百分二十以上，从而达到精简编制、国家要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从而达到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作贡献！》

一、我国事业单位设立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前，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多元主体举办事业的格局，没有事业单位这个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一九五六年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借鉴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模式，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国有制措施，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系列相应的事业职能机构，直接举办公共事业，并且在短短几年里，将教育、科学、社会福利等社会服务行业原有的民间团体全部收归国有，这样，学校、科研、艺术、体育等所有单位部门，都成为了国有资产。那么，国家社会中的所有人，也就都成为了“公家人”，这样，学校中培养的所有学生、国家中的许多经济和文化单位，当然也就成为了国家事业单位了，使国家社会形成着一个庞大的事业单位编制社会阶层，其间大量设置事业单位和搞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就是这样的历史经过及原因之一！

而我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士”的社会阶层，早在秦汉时代，国家就已经明确了“士农工商”这四大社会阶层，其中，读书人的“士”，就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阶层。中国早在西汉王朝的汉武帝时代，也就是西元前130年左右，大儒董仲舒就提出过“养士”政策建议。所谓的养士政策，就是国家使用财税去包养一部分知识分子为衙门服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汉武帝没有采纳董仲舒的这个“养士”国策，所以，西汉王朝汉武帝之前和西汉王朝之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自己养活自己的社会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秦和汉王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明和科技文明文化，特别发达的主要历史原因！因为，知识分子自己养活自己，他们的思想也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任何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就是读书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和独立，才能有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这，正如西汉思想家扬雄所说：“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万物生；人道交，功勋成，奚其守？……或曰：“田圃田者莠乔乔，思远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视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蒙。

一个国家社会中的读书人太多，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如果士子们不热衷于使用自己所学知识去解决问题，他们而是喜好坐而论道和吊着官方的奶头要奶吃，那么，这些士子，就可能一部分成为国家社会中的**力量和加剧中国朝野的帮派斗争窝里斗。为了追求一个吃不得穿不得的虚荣心功名，自从唐朝实行科举举士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可谓前赴后继。大家只要去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发现成果与科技发明成果，人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条规律，唐朝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蓬勃旺盛的元明清三朝，恰好是中国科技发明和思想发现成果最为稀少的历史时期。相比之下，没有实行养士和科举制度的西汉王朝之前，中国思想文化和科技发明，可谓是硕果累累！

为什么国家使用全民税赋的财政去包养知识分子，反而会造成国家国力衰退？这个道理，说白了，一点不复杂。象你如果太溺爱自家的孩子，一切都给他包养了，那么，他成年以后，必然是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历来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主要发现发明者，如果国家使用全民税赋去包养知识分子，这不仅仅会造成大批知识分子的懒惰和浮躁，还会直接造成国家发展动力的衰退！

我们可以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你就可以发现，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绝大部分都是在他们自己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发明成果。即使是像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他们的科学成果，也不出自于书斋学院的象牙塔，而是出自于他们一边自己养活自己，一边自我发明创造的人生阅历之中。至于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和发明家，那就更是自己养活自己的知识分子了。中国古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读书人，只要你一旦进入官场仕途，你的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发明成果就基本上算完蛋了。你可能荣华富贵和出入名利场，但是，你休想有重大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发明成果.这道理很简单，你拿人钱财，你既然身心都不自由，那么，你可能发明创造吗？！

然而，在中国历代过多地看重的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知识”，却忽视了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倾向，所以知识分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是服务于衙门，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思想来自于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而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来自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视野，而任何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就是读书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和独立，才能有重大思想文化成果和科技发明成果的发现发明！不媚俗，不跟潮流，不人云亦云，即能言大众所未言。由于读书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示范作用，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

例如：在欧洲在古希腊时期，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发展空间，曾创造了辉煌的思想文化。在欧洲中世纪基本未有知识分子阶层，更不存在知识分子的独立。

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形成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是这些国家最早走向现代社会的关键原因。德国、俄国由于知识分子独立总是受到巨大限制，也造成了他们现代化的迟缓以及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

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全新的环境，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带动了美国的强大与繁荣。

中国历史上由于文化的单

一、商品经济较落后、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出现过一些独立知识分子，我国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国家，读书人知识分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是服务于衙门，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即基本上没有形成独立知识分子阶层，以致中国的哲学政经思想较缺人文关怀和多元思维，严重桎梏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我国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国家，国家官方虽然也会包养一部分进士功名者，但是，中国古代，对教师、艺人、技术者、等行业者，是从来不包养的。中国古代，甚至连举人和秀才，国家官方也只有奖励减免税赋的方法，从来不包养举人和秀才等中下层功名者。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后，凡是中专以上毕业者，全部纳入国家干部编制，艺人和教师居然成为了国家财政包养的“国家干部”！与此同时，我国的所有科技、文艺、学校等单位，也全部成为了被国家财政包养的国家事业单位。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么多年来，却难以创造出大量较有实用价值科技成果及至今在中国内地未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人，都是有懒惰心态的，名利场有了，生活也不愁了，何必去发明创造担经济风险呢！

二、我国事业单位设立的现状及其改革对策之探讨：

综上所述，事业单位设立及其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其组织与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特征，各类事业机构都为国有机构，资产都属国有。事业单位的现状，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已经发展到126万多个，从业人员约3000多万人，国有资产近３０００多亿元。而其中事业单位中的非专业技术人员就达到了近一半。而且目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等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居然与公务机关的官员编制挂上钩，校长、教授、研究员的职衔职级等同于什么科、局、厅、省部干部的行政等级，还没彻底摒弃几百年来只有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缺乏工业社会凭自己本事敢于自主创业做老板的市场经济意识、即具有“官吏等级等同于领多少石米”之农耕时代“等靠要”供给制的官本位思想意识特征的虚荣心在作祟；及如一个同样内容的研究课题，各省市的科研院所一大部分都在进行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等等。因此，设立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的事业单位是法人定位最奇特的一种社会组织，在欧美等国家没有像我国事业单位一类的机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么一种机构性质和功能如此的社会组织。所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业单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大量事业单位代行部分政府职能，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欠佳，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负担加重。由于事业单位分别附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从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浪费。

长期以来，由于事业单位是国家包办包养，财政拨款，及平均主义的管理体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导致政府机构改革安置的人员、企业下岗职工、军转干部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及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生产经营第一线主战场多创造社会财富，而是象潮水一般拥向吃财政的事业单位，使事业单位成了“蓄水池”，这种蜂拥而至的流入结果使得许多事业单位超编严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造成事业单位人员结构不合理，人才短缺与积压并存，需要的高科技人才进不来，不需的人员出不去。同时，由于人员增长过速，人头费、各种补贴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使财政不堪负重，所有的经费都花在“人头费”上还不够。这种现状限制了事业的发展，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今天，很多弊端、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影响了事业的发展。

因此，继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事业单位的改革紧随其后，成为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而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如何积极地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又符合事业单位发展特点，政事分开、事企分开、高效服务、管理科学的现代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所以，我国的改革重点，就是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解构掉一部分事业单位，不能够再使用全民税赋去财政包养科研、文艺等从业单位和从业者！

今后，科研院所，应该大量归附于企业集团和高校生存发展；学校除一部分较为重要的大学外，应该大量民营董事会化，应该由国家官方、企业、财团共同经营学校；文艺单位，不管是地方和军队的文艺单位和艺人，应该全部进入文艺市场去自己养活自己！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除一部分该办的公益事业单位要继续办，其他事业单位该改制、该分流、该缩编的，就要改制分流缩编为企业创新纳税实体，除开图书馆、博物馆、信息情报、试验检测站，及其一些基础研究科研院所和重要高校教学等单位之外，目前我国的一些科研、文艺、广播电视等一系列所谓的事业单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应该尽快民营市场企业化！应该断掉他们长期吊着国家包养财政奶头不松口的格局！

至于个别单位如果经营不善，他们发展经费有困难，国家可以资助和协调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是，国家官方不能够再使用国家财政去包养这些所谓的事业单位和事业人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如果他们不能够去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动力也就失却了！

而什么是“公益单位”，这是应该被大家搞清楚的！一些科研、文艺、广播电视等单位，它们不是在面对社会和老百姓收费赚钱么，它们，凭什么叫做公益单位呢！既然它们不应该属于公益单位，那么，国家财政为什么要包养它们呢！国家的财政，又不是政府官员造出来的，国家财税，不就是老百姓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所上交的税赋么！所以，应大力推进事业单位的改制分流缩编的分类改革。

三、、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对策之探讨建议：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尽早决策出台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具体方案和政策，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涉及利益待遇调整和转轨费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按现机制还会越来越多，（即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还会越来越多，）当增加一倍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就将增加到约七千万人，这个数字与国办企业七千万人员相等，这等于说国家企业每一个人的税赋相当要养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再加上一千多万的公务员，吃财政的人员就多达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

其实，现在我国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根据学者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副主任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已超过7000万人，（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官民比例高达1:18。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中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

当全国吃财政的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是一个什么财政负担概念呢？就是说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五千元时，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五千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六万亿。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国家如果不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这样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吃财政的多于赚钱缴税的国办企业人员七千万人员，就会出现吃财政多于生产赚钱缴税的倒挂之经济学丑怪现象，常言道“坐吃山空”，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庞大，事业单位支出就要增加占三分之二的国家预算开支。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一千万人时、增加至二千万人时、增加至三千万人时都未改革；当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七千万人及增加至一亿二亿多人就更难改革了。

而且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比企业高出约三至四倍，这样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办企业人员提高待遇要求会越来越大；较严重的事业问题是导致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及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多创造社会财富，而是象潮水一般越来越拥向吃财政的事业单位，不是热衷于使用自己所学知识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解决问题，而是喜好坐而论道和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使事业单位数量及编制人员会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会越来越大。

而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要甩财政包袱、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改制分流缩编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什么事业单位的编制不减还要增加的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及阻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要尽早决策，避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三个误区，就是要坚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真正做到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达到：一是编制要精简。二是人员要分流。三是人才要引进。

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劳的，事业单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越改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即如果不及时地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当我们国家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按照现在工资快速增长速度，设每个人平均每月工资及各项补贴当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还有奖金，购买公车，建豪华办公大楼，公款职务开支、公费出国等等，这些政府支出占据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还不计在内）。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投资，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经过上述财政收支计算：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就没有什么财政盈余来搞国家投资建设。因此，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从严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是目前全国的改革当务之急！

其实，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与地方个别一些部门结合起来观望拖延阻挡改革进程，比如：几次事业单位改革，国家改革政令要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一些事业单位、关停并转合并撒消分流缩编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的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一部分高中大学应该民营董事会化经营、及现阶段的正在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等等，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都要出来阻挡国家改革进程，想观望拖延改变阻挡国家改革进程，其个别一些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就像一棵大树，即使枝繁叶茂，但没有根，或者根基很浅。个中的道理很简单，从本质上讲，再盘根错节的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即使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无法与国家改革力量相抗衡。而且，权力的授予是直线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上级。只要上级一纸任免令，权力就会消失。而他们把持的机构，不大可能随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除非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拥有像“历代的诸侯军阀割据的地盘势力”，否则，任何的公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都是不可能的。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公然敢大胆违抗国家改革政令的地方势力，还不存在。所以国家改革政令，只要有足够决心，有改革政令文件措施办法，坚定认准了，排除改革困难也要做，要想坚决推动地方各省市的事业单位改革，即要立下“军令状”，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是一定能做到的！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借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机，尽早决策，出台具体方案和政策，拿出魄力来继全国国企改革后，高起点进行全国事业单位的改制分流缩编的分类改革。不要事业单位岗位聘任制改革只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在长工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反而越改越大。因此，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除一部分该办的公益事业单位要继续办外，其他事业单位该改制、该分流、该缩编，就要改制分流缩编为企业创新纳税实体，在一些公益事业单位精简机构时也要妥善安置分流缩编一些超编及人浮于事的人员应达百分二十以上，从而达到精简编制、国家要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从而达到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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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与上述有关的事业单位改革系列探讨论文之二）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应从重新核编改起之探讨建议

事业单位的设置及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其组织与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特征。事业单位的现状，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已经发展到126万多个，从业人员约3000多万人，国有资产近3000多亿元。而其中事业单位中的非专业技术人员就达到了近一半；而且目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等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居然与公务机关的官员编制挂上钩，校长、教授、研究员的职衔职级等同于什么科、局、厅、省部干部的行政等级，还没彻底摒弃几百年来只有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缺乏工业社会凭自己本事敢于自主创业做老板的市场经济意识、即具有“官吏等级等同于领多少石米”之农耕时代“等靠要”供给制的官本位思想意识特征的虚荣心在作祟；及如一个同样内容的研究课题，各省市的科研院所一大部分都在进行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既浪费大量人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等等。因此，设立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的事业单位是法人定位最奇特的一种社会组织，在欧美等国家没有像我国事业单位一类的机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么一种机构性质和功能如此的社会组织。

长期以来，由于事业单位现状是国家包办包养，财政拨款，及平均主义的管理体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导致政府机构改革安置的人员、企业下岗职工、军转干部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及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之一的生产经营第一线主战场多创造社会财富，而是象潮水一般拥向吃财政的事业单位，使事业单位成了“蓄水池”，这种蜂拥而至的流入结果使得许多事业单位超编严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造成事业单位人员结构不合理，人才短缺与积压并存，需要的高科技人才进不来，不需的人员出不去。同时，由于人员增长过速，人头费、各种补贴大幅度增加，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使财政不堪负重，所有的经费都花在“人头费”上还不够。这种现状限制了事业的发展，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今天，很多弊端、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影响了事业的发展，使事业单位数量及编制人员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按现机制还会越来越多，（即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还会越来越多，）当增加一倍时，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就将增加到约七千万人，这个数字与国办企业七千万人员相等，这等于说国家企业每一个人的税赋相当要养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再加上一千多万的公务员，吃财政的人员就多达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

其实，现在我国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根据学者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副主任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已超过7000万人，（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中国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官民比例高达1:18。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中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等），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当全国吃财政的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是一个什么财政负担概念呢？就是说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五千元时，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五千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六万亿。设每个人平均工资及各项补贴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还有奖金，购买公车，建豪华办公大楼，公款职务开支、公费出国等等，这些政府支出占据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还不计在内）。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投资，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国家如果不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

这样八千多万人至一亿人吃财政的多于赚钱缴税的国办企业人员七千万人员，就会出现吃财政多于生产赚钱缴税的倒挂之经济学丑怪现象，常言道“坐吃山空”，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庞大，事业单位支出就要增加占三分之二的国家预算开支。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一千万人时、增加至二千万人时、增加至三千万人时都未及时改革；当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增加至七千万人及增加至一亿二亿多人就更难改革了。

因此，事业单位的编制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上述计划经济时期工作需要确定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业单位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大量事业单位代行部分政府职能，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欠佳，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负担加重。由于事业单位分别附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从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浪费。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的事业单位的职能需要削弱，有的则需要增强，因此，国家事业编制管理及财政开支管理，就要从过去短缺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型较杂乱无经验的管理，改进为现在较充足富裕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精准型较有序有经验的管理，即每一个编制岗位都要精准精确地计算而定岗定编从严控制等。或可像一个家庭精准型管理有方的经济管理一样：“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勤俭持家，”财政才会有盈余，老百姓的税赋才会减轻，“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减少财政负担、国家投资建设才有强有力财政支持，社会财富才会增多，提升国力之目标才能达到。

所以，基于上述事业单位现状情况，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从精简收缩重新核定编制改起，从总体上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即把财政拨款的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推进由全额拨款向差额补贴、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过渡。

首先，科学合理重新核定收缩编制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原则，科学、合理地配置职能、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是机构编制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由于编制管理的首要依据是工作需要，因而对人事管理和财政管理的影响具有主动性。编制通常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编制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因此，在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尚未规范的情况下，先搞岗位设置，是本末倒置。岗位设置应以编制基数为基础，严格控制事业单位编制进人。例如现在，特别是在地方省地县区一些事业单位进人很混乱，有些领导的亲属、子女、朋友或熟人的孩子尽管没什么能力，有的甚至字都认不了几个，他们都很顺当的进入事业单位了，而真正有才学的大学生却进不去，如果这个口子不扎起来，到时候恐怕全国事业单位编制人数就会上升一大截，比现在的在职三四千万要超出好多，因此，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从严控制事业单位编制进人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确需进人的应该按照程序来录用，这样可以减轻事业单位改革的一部分压力。

其次，就是在现有在职的三千多万人员的事业单位中，经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部份改制成为企业后，剩下占总数百分之七八十的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人员，然后再在这些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中进行精简机构，收缩重新核定编制，按实践已证明：改革阻力最小、最可行的分流缩编之办法：即：“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妥善安置分流缩编一些超编及人浮于事的人员应达百分二十以上，从而达到精简编制，这样就可把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人员精简收缩控制在比公务员多一倍左右即二千多万人左右，“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升国力之目标才能达到，即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推进由全额拨款向差额补贴、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过渡，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而努力奋斗。

具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从精简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之方向探讨建议：

第一：农村城镇中小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学生员额减少，教师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二：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三：一部分高中大学应该民营董事会化，应该由国家、企业、财团共同经营学校；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四：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文艺演出单位，应该由国家、企业、民间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经营，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五：合并或转制改企部份广播电视单位，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等。

第六：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部份图书出版单位，应该由国家、企业、财团共同经营，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第七：合并或转制改企一部分文化单位，由国家、企业、民间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经营，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第八：把行政事业单位合并收归公务员系列，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在这里具体详细重点例举讨论上述两个例子，其他一些事业单位改革经验与教训以此类推：

一、农村城镇中小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学生员额减少，教师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比如现在由于全国计划生育政策及有人口外移情况，农村城镇小学及初中的生源相对减少很多，有的村学生员额少，就不办班、不办小学初中，就是两三个村合并在一个村一起办小学办初中，这样小学及初中教师职员编制就可重新核定编制及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例：据武汉市洪山区政府网站报道：2003年，武汉市洪山区核定全区93所中小学校，减少编制602名，精简比例为15%。此后，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做好中小学布局调整和资源重组。截止2009年，目前共核定全区中小学校70所，较2003年减少中小学校23所，精简比例为25%。

同时，武汉市洪山区对区教育局5个事业单位进行调整改革，整合为1个事业单位。洪山区认真做好全区事业单位的清理分类调研工作，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将明确履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财政拨款以及上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经省、市批准，全区共有32个事业单位纳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

经过近几年来的改革，该区事业单位由2002年的365个，减少到目前的286个，减少事业机构79个，精简比例为22%；事业编制由8669名减少到目前的6675名，减少编制1994名，精简比例为23%。

所以，从一个社区到各县、再到各地市到各省、再到全国，这样编制“精打细算、积少成多，”精简比例可达百分二十至三十左右；全国就可以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减少事业单位编制一千多万名。

二、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比如经济科技效率高、经济科技发达的国家70％以上的科研力量都在企业。例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它都隶属朗讯这样的企业。美国75％左右的科研人员都在企业，其他25％大部分在国家级联邦政府实验室、高等院校等，各州政府（相当于省政府）一般不直接设立研究机构。日本也有70％左右科研人员都在企业，等等。美国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研究工作是在：国家联邦政府实验室、民营工业公司、高等院校、和其他非赢利机构这4大类研究机构中进行的。（美国非赢利机构主要是指各种私人非赢利研究所或公司、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以及某些学会和私人基金会）。国家联邦政府通过研究合同、采购合同和其他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以外的科研机构，使全国科技工作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美国除国家联邦政府外，各州政府一般不直接设立研究机构。

中国科研院所的设置，当时借鉴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模式，正好与上述经济科技发达国家科研体制相反。我国大量科研院所不是设置在企业之内，不是集中资源在国家级政府实验室研究所及高等院校。而是大量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科研与企业生产严重脱节。所以，我国应当把设置在企业之外的科研院所逐渐地大部分都并转到企业，这样才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科研，而不能够是科研与实际是脱节的。

除国家设置有中国科学院及国家各部委所属大量研究所以外；地方各省各厅局大部分还是按原苏联式计划经济时代模式，构床叠房式的仿照国家各部委科研院所的类型再次重复设置一遍大量低效率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然而这种重复设置一遍，对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来说是等于近似于再次重复设置三十多遍、重复设置三十多倍的大量低效率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即从而分散科技资源及重复浪费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科研体系规模过剩与分散，导致将资源集中用于国家科技发展重点领域的科技方针无法得到保障，科研与市场企业生产严重脱节。

这种脱节的科研是相当普遍：别人已经研究过了，他还研究，或者他研究的东西在实际中根本用不上，只是用来发表论文而已，这样的科研是浪费了大量国家财政的宝贵的资金，甚至时常出现谎报造假科研成果等学术腐败情况。如果像苏联科研体制的科研成果是很难向民间推广的，很难应用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所以它的成效又是局限在特定领域的。比如说苏联搞完卫星，卫星上天就了事了，没有获得很多民用的技术，有关卫星各方面的先进的发明，不能够应用到其他的生产实际方面。苏联科研成果往往研究成功了以后就锁进了保险柜，以保密的原因锁进了保险柜，所以对苏联的民间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帮助，前苏联的国民经济一大部分就是被这样搞亏损的。前苏联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每年不到3亿美元，而美国高技术产业每年能为国家出口近三百亿美元的产品，两国相差近一百倍出口经济效益。

因此，我们国家要吸取经验和教训，不能不计成本、不能不计经济效益的搞国家财政包办包养这些分散科技资源及重复浪费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大量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这样僵化的科研体制它的浪费是巨大的。如果像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是摆脱不了经济短缺和贫穷的，是缺乏效率低经济效益的。而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是人类的精巧发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则给科研者与生产者带来强大的动力，这样一来,就能将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到各个科研与生产环节,迅速满足千姿百态而又千变万化的需求，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就是从短缺经济走向富裕经济、走向有效益科技经济之正确方向。

而经济科技效率高、经济科技发达国家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及科研体制不一样了，比如说美国搞登月计划，获得了三千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对民间产品的推广、发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它的登月工程是由上万个民间企业来参与的，也就是说企业化的科研体制照样可以办大事，关键就是国家在其中起协调的作用，起统一指挥的作用，而不一定非得让这些科研及企业都必须是国家财政包办包养的；而不一定非得让这些研究所必须是国家的或者是完全由国家投资，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是国家有这种协调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及组织能力就可以。

因此在我国，除国家设置有中国科学院及国家部委所属的大量公益类的研究所以外。在地方，各省各厅局大部分还是按原苏联式计划经济时代模式，构床叠房式的重复设置大量科研院所，每个厅局基本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有二至三个所谓的公益类的科研院所。各省这些地方科研院所，如在同一行业或学科专业方面，大部分是职能相同或相近，业务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复过剩，一大部分都在进行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工资费加科研经费，少的每年要花费几百万、多的每年要花费几千万元，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等等。

所以，这种构床叠房式的重复浪费设置，首先，这种科技体制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只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会及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科研与市场严重脱节，形成科技和经济之间的“两张皮”现象。“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大部分所谓科研成果一经鉴定验收以后就锁进了保险柜，大部分都久睡在资料库内。正如俄罗斯创新集团总裁列别捷夫坦诚所言，一方面“俄罗斯有好的科学基础”，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成果一般到不了工业生产阶段，也不为经济现状所需要。”其次，缺少一种公平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研究成果被视为国有财产，不利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国家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之间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存在相互矛盾扯皮的现象。

中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道路，我国已从30多年前短缺贫穷的计划经济走向较充足富裕的市场经济。但至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还没彻底抹去前苏联僵化计划经济的思维印记，改革还很不彻底、很不完善。我国科研事业单位是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试点改革的，这几次试点改革，主要是撤消了一批地方省地县级别的科研所建制；同时，各地的一些科研院所实行了企业化管理和缩减事业经费；但是只是试点而已，科研事业单位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在改革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所以，只有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完善事业单位体制分类改革才能解决。据介绍，当时几次试点改革，国家有关部门是设想：“在我国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后，总体上将形成100个左右的国家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1.5万人左右的精干研究队伍。”即我国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后，100个左右的国家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平均每个单位还有不少的150名规模的大机构科研工作人员之编制。

但由于当时几次改革只是试点，改革程度还很不彻底不到位，全国没有统一一盘棋，没有统一指挥监督，没有实行高起点的全国强有力的改革，全国改革政令没有被地方有关部门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有些部门“得过且过，走走过场、可伸可缩、模棱两可、”缺乏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也没有像今年值得全国称赞表扬的国家文化部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时限量、雷厉风行地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当时也没有立下“军令状，”即被改革的科研院所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导致至今全国还存在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个科研单位，人员近一百多万人，其中占大部分的是分散科技资源重复浪费设置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

导致与国家有关部门当初设想“在我国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后，总体上将形成100个左右的国家重点公益类科研院所、1.5万人左右的精干研究队伍”的改革方案，相差近一百倍，导致这些改革进程近几年来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毫无进展。

当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国家有关部门也看出这些地方各省分散科技资源重复浪费设置，科研规模过剩与分散，低效率，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国家有关部门也想改革关停或并转合并撒消分流缩编这些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当时国家有关部门给定的非营利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指标模式要求是：“转制为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的科研单位分流机构，分流出来的人员；总体上要求分流70％人员以上，剩下不超过30%工作人员”的要求，文件要求“要逐步将直接领导转为通过参加理事会参与科研机构决策，最终实现非营利性公益类科研机构经营管理的社会化”。

即在2000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办发[2000]38号），开始启动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改革，当时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改革的总的精神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要区别不同情况实施改革，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占总数的1/2以上）要向企业化转制；以提供公益性服务为主的科研机构，有面向市场能力的也要向企业化转制；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确需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仍作为事业单位，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部分，也要企业化转制并逐步与原机构分离；其他科研机构要向中介服务方向发展；按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运行和管理的科研机构，要优化结构、分流人员，转变机制，按总体上剩下不超过30%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重新核定编制。”

所以，当时上述的全国改革政令没有被地方有关部门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有些部门“得过且过，模棱两可、”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改革任务当儿戏，当时是无像现在有一票否决问责制，不然有些部门是否有失职之情况出现？

当时上述的文件政策到地方各省就大打折扣、就严重走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地方保护主义、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在作祟，每次遇到改革就出来大喊：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要甩财政包袱、什么事业单位改革不是改制分流缩编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什么事业单位的编制不减还要增加，等等。结果文件政令到地方各省执行贯彻起来，正好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改革要求相反，致使当时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的科研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不到30％，却相反剩下超过70%工作人员编制。

实际上，有的省市非营利性公益类机构的科研单位大打折扣只有分流出来的人员15～20％左右，有的单位已经学会习惯用观望拖延来对付多次改革的要求，有的单位甚至敢违抗改革规定不分流不重新缩编重新核定编制等，让其看穿了改革政策没有坚决监督贯彻实施之规律。导致国家改革政令的公信力及统一性权威性大打折扣，导致这些改革进程近几年来几乎陷于停顿。所以，如果一项正确的改革政策，一经研究决定就要坚决果断的监督贯彻付之实施，不能朝令夕改、“雷声大、雨点小”、不能让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有可乘之机，不能让其看穿了改革政策没有坚决监督贯彻实施之规律。如果一项正确的改革政策，可伸可缩、模棱两可、可讨价还价；如果一项正确的改革政策，不是要靠强有力的果断的监督贯彻付之实施，而是可模棱两可、可自愿选择是否科研院所是否要转制进入企业，当然地方有关单位还是会选择“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之选项。即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当断不断、结果改革政策受其困扰受其混乱，”导致至今全国还存在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个科研单位，人员近一百多万人，选择了“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之选项。

因此，至今还有一大部分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躲在所谓公益事业单位招牌后面，躲在所谓所谓公益事业单位保护伞内，即躲在所谓公益类农林水科研院所事业单位招牌后面，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还在坐而论道和“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这些重复浪费设置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所以今后改革要吸取经验和教训，改革程度要很彻底，全国要统一一盘棋，要统一指挥监督，实行高起点全国强有力的改革，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全国改革政令的公信力要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而立威望立威信，即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就要各有关部委各省市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也要立下“军令状，”即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像今年值得全国称赞表扬的国家文化部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时限量、雷厉风行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而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所以要继续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继续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要坚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保证全国改革进程顺利进行。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劳的，一些地方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越改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而上述这些所谓公益类事业单位大家要弄清楚什么是“公益单位”，一些科研单位，它们不是在面对社会和老百姓可以收费赚钱么，它们，凭什么叫做公益单位呢！既然它们不应该属于公益单位，那么，国家财政为什么要包养它们呢！

比如社会批评较多的地方各省重复交叉设置较为严重的所谓公益类事业单位农林水科研院所，他们凭自已的“所谓那么高的知识技能”都不敢去创业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赚钱致富，那么他们的所谓的科研成果凭什么资格条件来带领的广大农渔民赚钱致富呢？或他们的所谓的科研成果凭什么资格条件来叫知识较低农渔民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赚钱致富呢？

如果是不能赚钱致富有效益的科研成果，那么他们推广给广大农渔民，不就要农渔民做亏本买卖吗？所以有知识技能能赚钱，高知识高技能人员自己都不敢去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带领广大农渔民赚钱致富，还坐而论道和“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这不是极大的浪费吗？如果是不能赚钱致富的科研成果，“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推广给广大农渔民应用，不就要农渔民做亏本买卖吗？那么国家还办这些所谓的公益类的科研院所干什么呢？正像有人评论说的：“政府财政一直把作协的作家都养起来了，到底作协的作家创作了多少东西？国家包办包养就不会出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写作的伟大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之那么多的作品等。”像前苏联搞供给制一样，搞生产，搞工业农业，搞科研、国家财政包办包养，吃饭不要钱，愿望很好，实际行不通，不是中国、世界上也行不通，以色列有个集体农庄也行不通，包办包养农林水，经济效益亏损连连，就是这样，人都是有惰性的，“等靠要” 国家财政包办包养，就有可能公款养懒汉、坐吃山空。人，都是有懒惰心态的，名利场有了，生活也不愁了，何必去创业发明创造担经济效益风险呢！为什么国家使用全民税赋的财政去包养知识分子，反而会造成国家国力衰退？这个道理，说白了，一点不复杂。像你如果太溺爱自家的孩子，一切都给他包养了，那么，他成年以后，必然是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历来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主要发现发明者，如果国家使用全民税赋去包养知识分子，这不仅仅会造成大批知识分子的懒惰和浮躁，还会直接造成国家发展动力的衰退！

实际上如果不是国家财政包办包养这些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农林水科研院所和科研技术人员，形成惰性的坐而论道和“等靠要”的吊着国家财政的奶头要奶吃之习惯，这些高技能人员自主创业，自己去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是可以赚钱致富为社会多创造财富的。实践证明，有些敢于辞职而自主创业自已创办农业种殖公司、创办林业种殖公司或创办水产养殖公司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农林水科研院所科研技术人员是可以赚到大钱致富、为社会多创造财富的。

面对上述这些地方各省还分散科技资源及重复浪费独立设置在企业之外大量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科研与市场企业生产严重脱节问题，形成科技和经济之间的“两张皮”现象。“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重复立题及重复研究，既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又大量浪费国家的财政经费之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合并撒消分流缩编这些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设置在企业之外地方省级科研院所。

科技是生产力，不是说科研院所不能办，而是要集中大部分科技资源及科研力量在企业、要集中科技资源及科研力量在国家级政府实验室、高等院校等。而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是人类的精巧发明，它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则给科研者与生产者带来强大的动力。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合并撒消分流缩编这些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设置在企业之外地方省级科研院所，采取措施完善重复设置及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的退出机制。所以必须关停或并转大部分分散科技资源重复浪费低效率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除一小部分真正非营利性纯公益类的该办的要继续办外，其中一大部分顶着所谓公益幌子的事业单位该停办要停办、该改制要改制、该分流的要分流、该缩编重新核定编制的要缩编重新核定编制，大部分要并转到国营或民营企业或高等院校中去，（像美国除设国家联邦政府实验室研究机构外，各州（省）政府一般不直接设立研究机构、经济科技效率高经济科技发达国家的大量科研院所都设置国营或民营企业或高等院校中）。所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应该尽快民营市场企业化！应该断掉他们长期吊着国家包养财政奶头不松口的格局！至于个别单位如果经营不善，他们发展经费有困难，国家可以资助和协调解决他们的困难，但是，我们国家不能够再使用国家财政去包办包养全国一大批太多的大大小小林立的8000多个躲在所谓公益事业单位招牌后面的事业单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如果他们不能够去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动力也就失却了！

或是采用过渡的办法，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办发[2000]38号）文件规定：“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要区别不同情况实施改革，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占总数的1/2以上）要向企业化转制；以提供公益性服务为主的科研机构，有面向市场能力的也要向企业化转制；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确需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仍作为事业单位，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其中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部分，也要企业化转制并逐步与原机构分离；其他科研机构要向中介服务方向发展；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的科研机构，要优化结构、分流人员，转变机制，按总体上剩下不超过30%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重新核定编制。”

就是把职能相同或相近、业务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复过剩的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合并在一起，比如把农林水的所有科研院所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称为省农林水综合研究院，从而缩减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编制。或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综合研究院（类似综合大学有很多科系），或是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称为中国科学院“某某省”综合研究院，即事业单位改革也可以参考参照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方式”，既可增加工作办事效率，又可以缩减很多事业单位编制。就是把职能相同或相近、业务雷同、效率低下和重复过剩的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合并在一起为大部制改革方式：如把农林水的所有科研院所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称为省农林水综合研究院，从而缩减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编制。或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综合研究院（类似综合大学有很多科系），或是缩减编制合并在一起，在每个省只设立一个称为中国科学院“某某省”综合研究院，从而采用过渡的办法缩减事业单位编制的“大部制改革方式”。从而采用过渡的办法缩减所谓公益事业单位编制，或由国家、企业财团、民间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经营。采取措施完善重复设置及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的退出机制。即关停或并转重复浪费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

上述详细讨论关停或并转重复浪费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及分析几次试点改革之经过及困难失误之原因，从而为今后我国的改革吸取上述几次改革试点的经验与教训，其他一些行业部门的事业单位改革经验与教训以此类推。因此今后，我们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要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过去的几次事业单位改革经验告诉我们：事业单位“碎片式”的改革及各省不尽相同、各行其事的改革方式方法，没全国统一改革样本可依据，改革的效率效果很差，改革程度很不彻底，改革的效率效果地方各省就大打折扣、就严重走样，即有政策的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没政策可依的，就严重走样、严重“缩水”，也造成各省改革效率效果不一样，改革的效率效果很差之较混乱局面，等等。所以，今后我们全国事业单位改革程度要很彻底，全国要统一一盘棋，不能实行各省不尽相同、各行其事的事业单位“碎片式”的改革方式，要有全国统一改革样本可依据，要统一指挥监督，实行高起点全国强有力的改革，也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全国改革政令的公信力要坚决执行监督贯彻实施而立威望立威信，即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就要各有关部委各省市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也要立下“军令状，”即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像今年值得全国称赞表扬的国家文化部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有效率地限时限量、雷厉风行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政策并以监督贯彻实施。

因此，继今年我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之后，继续全面彻底地开展科技体制的改革，成为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只有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继续关停并转一部分重复设置在企业之外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完善科技体制事业单位体制分类改革，才能彻底抹去前苏联僵化计划经济的科技体制的思维印记，使我国科技体制事业单位真正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而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是人类的精巧发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则给科研者与生产者带来强大的动力，这样一来,就能将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到各个科研与生产环节,迅速满足千姿百态而又千变万化的需求，科研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企业生产就是从短缺经济走向富裕经济、走向有效益科技经济之正确方向。而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所以要继续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继续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要坚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保证全国改革进程顺利进行。即其一，事业单位能改为企业的要改为企业；其二，不能改为企业的要撤并压缩，并推进全额拨款向差额拨款、差额拨款向自收自支过渡。

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一百次也是徒劳的，一些地方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在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下运转；否者，事业单位再改革30年也只是流于形式，改制分流缩编没有推进，实质是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越改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即如果不及时地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当我们国家广义吃财政的实际总人数增加到一亿多人时，按照现在工资快速增长速度，设每个人平均每月工资及各项补贴当增至一万元时，每一个月全国就要发薪水一万亿元，每一年全国就要发薪水十二万亿。（还有奖金，购买公车，建豪华办公大楼，公款职务开支、公费出国等等，这些政府支出占据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还不计在内）。而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5万亿元，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仅只近6万亿元左右，不要谈要搞什么事业建设投资，就是单单发薪水一项，国家财政负担要相当大，经过上述财政收支计算：国家财政根本就是入不簿出及不堪重负，就没有什么财政盈余来搞国家投资建设。因此，重新核定收缩编制、从严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是目前全国的改革当务之急！

其实，事业单位地方层面的改革惯性对全国改革的阻力，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与地方个别一些部门结合起来观望拖延阻挡改革进程，比如：几次事业单位改革，国家改革政令要民营董事会化或合并转制改企一些事业单位、关停并转合并撒消分流缩编顶着所谓公益事业单位幌子的一部分重复设置低效率的地方省级科研院所，一部分高中大学应该民营董事会化经营、及现阶段的正在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等等，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都要出来阻挡国家改革进程，想观望拖延改变阻挡国家改革进程，其个别一些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就像一棵大树，即使枝繁叶茂，但没有根，或者根基很浅。个中的道理很简单，从本质上讲，再盘根错节的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即使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无法与国家改革力量相抗衡。而且，权力的授予是直线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上级。只要上级一纸任免令，权力就会消失。而他们把持的机构，不大可能随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除非个别一些地方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拥有像“历代的诸侯军阀割据的地盘势力”，否则，任何的公然违抗国家改革政令，都是不可能的。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公然敢大胆违抗国家改革政令的地方势力，还不存在。所以国家改革政令，只要有足够决心，有改革政令文件措施办法，坚定认准了，排除改革困难也要做，要想坚决推动地方各省市的事业单位改革，即要立下“军令状”，被改革没有达标的主要单位负责人职务一票否决问责制，即要下定决心排除地方既得利益高薪者的各种借口理由等反对改革的势力阻力作祟之干扰，从而维护国家改革政令的统一性及权威性，全国改革政令要“政优政强”得到改革成绩、有公信力地取信于民，是一定能做到的！

上述也具体详细重点介绍列举农村城镇中小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学生员额减少，职员编制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很多编制之例，其他一些行业系统也可以此类推：比如文化事业单位据统计也有8万多个，从业人员150万人左右，合并或转制改企一部分文化单位，职员编制转制改企，可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少上百万编制等等。所以从学校到科研再到文艺单位等，从一个行业系统到部门再到全国，从一个社区到各县、再到各地市到各省再到全国，重新核定精简收缩减编制，这样编制“精打细算、积少成多，”精简比例可达百分二十至三十左右；全国就可以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的编制规模，减少编制一千多万名。从而达到精简编制，这样就可把纯公益类事业单位编制规模人员精简收缩控制在比公务员多一倍左右，即二千多万人左右。做到国家事业编制管理及财政开支管理，从过去粗放型较杂乱无经验的管理，改进为现在精准型较有序有经验的管理。

所以，也要向经济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先进编制管理经验，即“三精华编制管理原则”：“精心、精简、精准”三原则。精心：就是首先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国家社会改革任务之责任感的诚心精心、其次才有坚决改革的决心与信心。精简：就是要尽量从严控制压缩精简收缩事业单位等全国公务人员吃财政之编制规模，从而减轻老百姓的税赋及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精准：就是要做到国家事业编制管理及财政开支管理，从过去短缺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型较杂乱无经验的管理，改进为现在较充足富裕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精准型较有序有经验的管理，即每一个编制岗位都要精准精确地计算而定岗定编从严控制等。或可像一个家庭精准型管理有方的经济管理一样：“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勤俭持家，”财政才会有盈余，老百姓的税赋才会减轻，“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减少财政负担、国家投资建设才有强有力财政支持，社会财富才会增多，提升国力之目标才能达到。即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推进由全额拨款向差额补贴、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过渡，为我国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建设多创造财富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事业单位改革

瞭望：内地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确定 涉及4000万人

未来5年，将是事业单位改革最为艰苦的攻坚阶段，剥离、重塑的阵痛在所难免，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19年历程。其间，相关的人事聘用、机构编制、管理体制、绩效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和试点细水长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间，各种试探、揣测、观望，甚至抱怨的社会心态，不断推高各界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期盼热度。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四千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调整，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改革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观性、纲领性、指导性作用。” 据本刊了解，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改革的主要思路，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来自高层的信息显示，今后5年事业单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

改革任务复杂艰巨

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2000年，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此后，全国实行聘用制的单位占事业单位总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36%，逐步增加到2009年的80%。2010年，全国已基本建立聘用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2009年中办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2006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并从2010年起，在全国事业单位全面实施绩效工资。在社会保险方面：2009年1月，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

2010年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

“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十二五’时期切实解决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难题，以及‘民富’战略相吻合、相呼应”，汪玉凯说。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说，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甩掉两头、留下中坚”

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事业单位就是公益属性的事业单位，不再包括行政类和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可以说，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导向已经非常明晰了。”汪玉凯说。

在宋世明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宋世明说，留下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甩出两头，不是甩财政包袱、甩人事包袱，而是要进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组织的优化”。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这类事业单位回归行政机构后容易出现三大“尴尬”：一是可能突破机构限额，与大部门体制方向相违；二是可能突破人员编制限制，与精简效能原则不符；三是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继而形成改革阻力。

“解决这些问题和阻力，需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整体推进改革。”宋世明分析，尤其是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不能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而主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中调剂出来的空额逐步解决。

受访专家解读道，对于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认真梳理职能，将属于政府的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职能调整后，要重新明确此类事业单位职责、划定类别，工作任务不足的应予以撤销或并入其他事业单位。

对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则可调整为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确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的，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对于已认定承担行政职能、但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过渡期内使用的事业编制须“只减不增”。

“市场的归市场”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近年来，一些科研院所、出版社等事业单位转企改革持续推进，其间也不乏问题、波折。按照中央的明确要求，在转企改制过程中，须按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核实债权债务，界定和核定资产，由统计财政部门依法核定国家资本金等，这些程序不可缺少。转制单位要按规定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工商登记。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机制，并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逐步与原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其国有资产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责任的机构负责。

“推进转企改制，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改革动作。但此项改革特别要注意一定不能‘演双簧’，市场化要彻底”，宋世明说，“一定要做到清清爽爽、利利索索、明明白白”。

从完善过渡政策看，转制工作可给予一定的过渡期，比如5年。在过渡期内，可以对转制单位给予适当保有原有税收等优惠政策，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在离退休待遇方面，转制前已离退休人员，原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支付方式和待遇调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和调整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

“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保证公平公正”，汪玉凯说，为了分类改革的顺利推进，在过渡期内“管住增量”很重要，今后不应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据本刊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公益之“分”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据了解，除了以往对行政类、经营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划分，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这样分类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属性的纯粹程度来划分的”，汪玉凯说，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出资保障的，不再允许其存在经营性活动。“比如乡镇诊所、社区医院等就属于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前经常说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义务教育是不可以产业化的，长期不治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应被叫停”。

汪玉凯指出，高校、职业教育、综合医院等，都具备较强的资源吸引和创收能力，应该属于准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其整体的“非营利性”定位也是确定的，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

受访专家解析道，应结合不同事业单位的具体特点和财力，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财政支持办法，合理制定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健全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用。比如对公益一类，根据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对公益二类，根据财务收支状况，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公益性事业单位有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并不意味着排斥民间资本进入公益性服务领域”，宋世明说，未来的公益性服务事业单位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因此管办分开、网络化、社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

据悉，高层提出要完善相关政策，放宽准入领域，推进公平准入，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定、税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事业单位公平对待，并切实加强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赠公益事业。

“这将给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的生存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摒除原有的准入限制、制度歧视等问题”，汪玉凯说。“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可以适当收费，但与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一样，整体上也必须是非营利的。”

优化、提升、改造

“‘留下中坚’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留下，而是要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的优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监督等若干“重塑”项目，“这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重塑”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自从2009年5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以来，这一领域的话题一直牵动着社会敏感神经。“虽然改革试点进展缓慢，但目前来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总体方向仍与最初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说。

据悉，高层要求是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接，保持国家规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还将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老人、中人、新人’的制度区分，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对‘事业人’普遍关心的养老待遇水平问题，也有了正式回应”，汪玉凯说，即便如此，仍可预计这项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将会相当巨大。“为减小阻力，公务员的社保改革需要同步推进。统筹考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水平。”

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是当之无愧的主题词。受访专家解读道，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长期困扰事业单位改革的种种难题，归结起来都与政府自身的改革有关”，汪玉凯说，事业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同步改革和真正的“放权”。

此外，此次改革还强调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确保公益目标实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

一切为了公益服务 根据中央的要求，大力发展公益服务，就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不断扩展公益服务领域，增加公益服务品种，扩大公益服务供给总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增强公益事业发展活力。通过改革，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可以看出，未来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将为公众提供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益服务”，汪玉凯说，事业单位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减少数量和人员，经过剥离、重塑后的事业单位，在未来发展中质量将提升，数量也会调整和增加，“一切服从于人民群众对于公益服务的需要”。

从强化政府责任的部署看，就是按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优先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公益服务，促进公益服务公平公正。加快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公益事业，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益服务水平差距，切实满足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服务要求。优化公益服务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布局，科学设置事业单位，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区划界限，推进资源共享。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完善购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据悉，高层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安排十分具体。受访专家解读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按中央要求稳步实施，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注意把握节奏，加强统筹协调，做到条块结合、上下结合，条件成熟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渡，不能搞“一刀切”。

“在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汪玉凯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昨天，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启动的5个事业单位改革全国试点，目前仍在试点阶段，并未停滞。

他也表示,事业单位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会有合理安排,不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必要因此提前退休。

改革试点并未停滞

京华时报：国家层面近年来屡推事业单位改革，但据了解，2008年开始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地区没有细化的实施方案，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你对此如何看？

吴江：这并不是有没有细化方案的问题，可以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涉及全社会、涉及公务员，情况比较复杂。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事业单位没有为纳税人提供最完美服务产品。因此对于事业单位的改革当然是非改不可了。2008年国家启动的这项改革在全国5个城市进行试点，目前仍然在试点阶段，现在也并不是停滞，国务院还是决心将这项改革试点好。现在的情况是，要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设放在前面来做，实现事业单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和岗位管理，由此来推进改革。

京华时报：你刚才提到的复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江：首先是事业单位分类的问题，分类不清楚，就很难确定哪些事业单位是要加强它的公益性，哪些要进行改制推向社会，无法分类清晰就无法将改革推行下去。

此外，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民办事业单位，如民办的公益单位、公共服务机构，民办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机构，其中一部分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公共服务，这类事业单位在经过明确分类之后，也需要与公办单位一样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公务员改革也是必然

京华时报：很多人认为在公务员改革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对事业单位大刀阔斧地改革有失公允。吴江：确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老跟公务员比较，其实，客观来讲，公务员是一个运用行政手段的执法单位，我们很难评价公务员个体的绩效。当然，从长远来看，公务员也要打破“铁饭碗”，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也要“有上有下”，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要实现聘任制，这一条路也是必然的。

急需引进竞争机制

京华时报：你刚才讲了事业单位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那么，目前推进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吴江：事业单位目前存在这些突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缺乏竞争机制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引入竞争机制。这就是在事业单位内部推行绩效工资、绩效考核机制的原因，通过你对纳税人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来评定你的职称，这样一来双方都有个约束，结果就会不一样，因此绩效在事业单位非常重要。

进一步来讲就是，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一定要端掉！不能够拿“铁饭碗”，这个饭碗谁来给，需要纳税人老百姓来给，大家认可你，你就有饭碗，你服务得好就有好饭碗，反之就没有好饭碗或者失去饭碗。但是，需要明白，这种通过竞争机制来提高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方式，并不是“甩包袱”。在设计改革路径上，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既不能把他们全部推向社会，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也不能回归到公务员队伍，而是走一条既要使他们很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又要使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中间路径。

提前退休没有必要

京华时报：北京市目前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规划尚局限在国家的制度设计范畴，仿佛没有细化和突破。你怎么看北京在这方面的举动？

吴江：步伐不一样，大的指导思想是中央定的调子，只是有的地方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但是，有些内容是坚定不移，有些路径从长远看早晚都得走。比如下一步的操作路径可能就是养老、工伤、医疗都要社会化，对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采取“新人有新办法，中人有中办法，老人有老办法”的方式，国家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安排。

京华时报：你刚才提到的养老社会化的改革在一些试点地区出现了提前退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吧？ 吴江：我们改革就是要形成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在改革过程中，如果想要国家全都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但是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恐慌心理，怕政策变动之后，对自己的退休收入有所影响。退还是不退，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实际上国家制度的设计是没有空子可钻的，针对不同人群设计的办法不同，对于有条件退休的这部分人，国家会对他们考虑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待遇不会降低，因此也需要对制度设计有信心，没必要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