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报告（共5篇）

第一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课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指导教师：刘恩专

《国富论》阅读报告

书名：《国富论》

作者：亚当·斯密

出版社：

小组成员：李晓龙，张克宁，张理，汤俊韬，刘佳婧，于露 专业班级：商学院会计二系CIMA110

1一、未读之前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亚当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有时也因此发生糗事，例如：亚当斯密担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独自出神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亚当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而且亚当斯密对喜爱的学问研究起来相当专注、热情，甚至废寝忘食。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0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中，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二、读书之时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

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

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三、已读之后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入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亚当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虽

然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都坚持认为人口负担会阻碍工资高出维持生计的水平（所谓的“工资钢铁定律”），但是亚当斯密指出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增长。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正确，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是错的。

除了亚当斯密观点的正确性及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之外就是他对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搁置一边，因而人们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因而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该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记得高中课文朱光潜在《谈读书》里说，要学某门学问，这门学科的经典就不得不读，譬如学经济就得看斯密《国富论》，如今我看完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发现这真是不太恰当，关于《国富论》，我具有以下几个不成熟的观点：1.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基于一种几乎完全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而当今世界完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中国更是如此，大型国企占了重要领域的大部分。在我看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之大，不好去评论这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但是斯密的理论与现实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体制，对于现代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中国政治家经济学者不能完全去照办其中的某些例子原理。2.社会形态不同。斯密的时代大约是18世纪，当时欧洲以农为主，工业革命正在起步，制造业刚刚兴起，那时候的科技也是不发达的，当时社会阶层大约是地主阶级为主，工人农民（劳务）阶级为辅，资产阶级，以及贵族官僚阶级，而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没有了，而我国工薪阶级却大量存在，社会形态已不一致了。3.背景的不同，导致理解较为费力。斯密常常以英国地区，城市，还有英国古老的货币单位为例，由于缺乏对此的感性认识，往往难以理解深刻。4.由于本书成书较早，许多书中经过精细论述而提出的结论早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伪，有些而现在已成为常识，比如关于货币性质，作者仍然大量论述，让我觉得显得冗杂而烦乱。或许《国富论》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意义确实难有后者，但是本书作为两百多年后的后来者学习，显然已不太适合，曾经经典未必现在合适。当然我通过本书还是了解到了许多的经济学知识，比如论述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比如论述劳动产物的阶级分配，比如资产的划分。但经典的确是经典，依旧有着自己的价值，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四、此书之外

《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本书之一、影响人类文化的100本书之

一、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作、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等等。其实，由于亚当·斯密受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世界观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国富论》中也存在不少谬误，一些用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所解释的经济现象，缺乏准确的数据分析，在现在看来，并不具有很大的信服力。但是，从1776年《国富论》首次出版，到今年，已经230多年了它的的光芒却依然没有减退。还是有那么多人追随在亚当·斯密后面，学习《国富论》里的精髓。

不能否定，亚当·斯密对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和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19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人能感觉出来。更确切的说，亚当·斯密的一些思想在当

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他的分工理论、交换理论、价值与价格理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如今经济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第二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出版于1776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这本书的问世有其历史背景，也受到亚当·斯密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诉求的影响。斯密在书中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英国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系统的自由经济学说，因而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富论》以英国作为大背景，总结对比同时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做了系统、全面的描述。本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论劳动，第二篇论资本，第三篇论不同国家财富的累积过程，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部比较难啃的书，一遍读完依然没有深入进去，需要日后反复阅读和思考。

第一篇共有十一个章节。斯密从劳动分工讲起，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讨论了劳动生产力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他认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分工可以避免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的损失；第三，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基于此，斯密进一步讨论了产生劳动分工的原因。他认为，劳动分工是互通有无、无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所缓慢而逐渐地造成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交换的倾向。斯密提出，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易，所以分工程度受交易能力大小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市场大小的限制。

从第四章开始，斯密谈到货币的起源及效用。并且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要素是什么？第三，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相一致的原因何在？这三个问题在下文中被一一进行了解答。斯密提出，劳动价格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价格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贫富是指一个人可以支配的劳动量。商品价格是由劳动价格、地租和利润构成的，分别对应着劳动、土地和资本要素。

第二篇主要谈及资本，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将资财分为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消费，认为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得来的。第二章将国家资本分为总资本和净资本，并从农业、工商业扩展到银行业。第三章讨论资本累积的实质，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个角度来说。在这章中斯密提倡节俭，认为费财于耐用品更加有利。在现代社会体制下，这一观点是否仍然正确，值得商榷。如果民众都只消费耐用品，显然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第四章讨论资本利率，并认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此外，斯密还认为投资于土地相对而言更稳当可靠。第五章讲述了资本的不同用途，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第一，用于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需使用、所需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于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于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于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读到这的时候，我有困惑，认为实际生产生活中，投资方式不仅限于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蓬勃发展的金融业。但是仔细想想，斯密在这里所说的用法，是归根结底的用法，例如一切的金融投资归根结底都要回归于实业中产生资本的累积。金融泡沫的产生，也是因为依附于同一实业的金融产品的过渡包装和反复拆解，产生了大量虚拟的银行货币。

第三篇主要谈论了不同国家财富积累的过程，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讲财富的自然累积。斯密认为自然的财富累积过程应该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国外贸易。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都市的增设，绝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财富的累积过程往往是逆向的，尤其是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因为国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消费方式，从而激励了城市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为农业剩余生产物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谈罗马帝国衰落后，对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农业的阻碍，以及城市进步的推动作用。第四章斯密揭示了商业对农村发展的贡献。主要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了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从而鼓励农村开发与进一步改进；第二，都市居民所获财富用于购买待售土地，其中一部分往往尚未开垦，而商人由于一贯的获利心理，会推动土地的改良；第三，工业的发达使农民、社会的管理都更有秩序。

第四篇主要谈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着重谈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货币具有双重功能，即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所以，货币只是媒介，实质的货物来自于农业和制造业。从而推断增加国内金银的六种方法：在进口方面，包括高关税和绝对禁止。在出口方面，包括退税、奖金、签署有利的通商条约和殖民地。接下来的二至七章，分别就这六种方法的每一种方法进行细致的解读，并探讨了方法的利弊。第八章对重商主义做以总结。第九章则谈及重农主义。

第五篇是国富论的最后一个部分，共分三章： 第一章讨论国家的支出，第二章讨论国家的收入，第三章讨论国家“入不敷出”时的公债，从而使这一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的一个专论。本篇内容可以理解为对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这一主旨的展开。财政问题可称为每个国家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臃肿的政府、低效的官僚机构以及庞杂的税赋是足以毁灭一个国家的毒瘤，其危害不仅仅在于对国民财富的空耗，还会导致个人无法在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按照各自的意愿追求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征税和发行公债是一国保卫财富与文明、维护公正与秩序、建设公共工程与公共机构以及教化国民所必需的举措，而怎样才能在保障税制的严苛与公平的同时体现国家与君主悲天悯人的情怀，则是一个需要大智慧才能破解的谜题。

亚当·斯密对国家财政的相关论述是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延续。第一，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原则，国家的职能应当缩小到仅仅包括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建设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国民的最低限度，而即便是在这些领域，除国防之外，民间力量也应当发挥最主要的作用。第二，斯密反对因公共债务的增长而引起赋税的增加，深恐国家征重税对本国造成危害。第三，偿还国债以及维持政府日常开支均需筹集资金，而资金的来源是赋税。亚当斯密提出了四项著名的征税原则，包括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广泛的推崇。第四，一国收入来源可分为地租、工资和资本利润三类，税收也被相应的分成了土地税、劳动工资税和资本利润税。另外，人头税和消费税则是无区别地加在所有收入之上的，其中人头税的征收反映了君主对底层人民权力的漠视，而消费税则要仁慈许多。第五，公债体现的是国家信用，他的出现与商业社会中君主和国家时常面临的入不敷出有关。富裕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肯借钱给国家，体现的是人民对个人财产安全的信心以及对国家信用的认可。

除了理论本身的精妙之外，《国富论》一书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这些理论的讲述中，斯密穿插了许多国家的故事和案例，运用具体的职业、物品、产业、地域来为读者揭示晦涩的理论，从而达到了深入浅出的效果。但是，个人认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斯密基于两百多年前的英国的研究，放在现在的背景下是存在不少漏洞的，或者说是缺乏足够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这本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需要联系当时和现在的具体情况，辩证地接受与思考。

第三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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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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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于辩证接受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并建立了一个用来说明市场杜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星视为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的形成和价值机制配置社会演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因素，并且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将趋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杜会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激发出他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的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对生产性就业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进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他认为，政府只需要维持和平，建立一个维持严密的执法体制，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须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放心地让每个人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他就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

最后，总的来看，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力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仗于自己的劳动，而绝大部分来自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

第四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有着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收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亚当斯密的接班人，包括像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另外，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虽然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都坚持认为人口负担会阻碍工资高出维持生计的水平，但是亚当斯密指出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增长。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正确，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是错的。

除了观点的正确性及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之外，亚当斯密的理论还对立法和政府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国富论》一书理论精巧，文笔优美简练，拥有广泛的读者，因而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搁置一边，因而人们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

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该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不过与此同时，在我看来，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巨大差异，《国富论》对于我国的现实意义有限，应辩证地接受与思考。首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基于一种几乎完全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而当今世界完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中国更是如此，大型国企占了重要领域的大部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之大，以至于不好去评论这两种体制孰优孰劣。亚当斯密的理论与现实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体制，对于现代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中国的政治家、经济学者不能照搬其中的某些原理。

其次，社会形态不同。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是18世纪，当时欧洲以农为主，工业革命正在起步，制造业刚刚兴起，科技也不发达的，当时社会阶层是地主阶级为主，工人、农民阶级为辅，现在地主阶级逐渐消失，工薪阶级却大量存在，社会形态已不一致。最后，由于本书成书较早，书中许多结论早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伪，还有部分论证内容已成为常识，比如货币性质的大量论述，就显得有些过于冗杂。

《国富论》在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地位确实难有后者，但作为两百多年后的学习者，我们在学习本书的时候，应当有自己充分的认知与思考，通过了解经济学知识与发展历程，更好地看待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意义。

第五篇：《国富论》读书报告

《国富论》读书报告

——对《国富论》中部分观点的思考

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国富论》的开篇讲的就是劳动及分工问题。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然后价值才能转化为国民财富。而劳动分工则是改良劳动的手段，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带动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种因为分工而造成的同等数量劳动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大大增加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即熟练程度增加；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第三，机械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人以一顶三。

关于劳动分工最好的例子是福特汽车的流水线。流水线诞生之前，汽车工业完全是手工作坊型的，每装配一辆汽车要728个人工小时，汽车的年产量大约只有12辆。这一速度远不能满足巨大的消费市场的需求，拥有汽车成为富人的象征。直到1913年，福特提出在汽车组装中运用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汽车的生产速度及产量，才使得汽车走入万千普通家庭。为什么汽车流水线会带来如此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将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割成一个个的环节，工人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极大促进了生产工艺过程和产品的标准化，使每一个生产岗位有了通用性。由此，只有少数技术工人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被彻底颠覆了，一个最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也可以被提高到技术工人的水平之上。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奠基作用，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是在斯密的这一学说基础上提出来的。2O世纪初，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人泰勒，以工厂管理为对象，以提高劳动效率为核心，提出了“科学管理四原则”。他在对管理者和工人的工作职责进行研究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出标准化、科学化的分工方法和操作规则，代替了以往的经验和方法，曾被各类工厂广泛采用。

但是，与此同时，斯密提出分工也有一定弊端。《国富论》下卷中谈到：分工进步，依靠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似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变成最无知的人。这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更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做适当的判断。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把他精神上的勇气销毁了。就是他肉体上的活动力，也因这种单调生活毁坏了，除了他已经习惯的职业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活泼地、坚定地去进行。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而获得的。

二、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

劳动创造价值，想得到这些价值就需要用其他劳动创造的价值来交换。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是由劳动产品构成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私有，资本积累，工资成为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的人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

而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便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是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

影响一国工资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支出、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由劳动力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因此，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劳动量的货币体现。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表达，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一国获得劳动力的成本越高，则劳动力的工资越高。

这个观点就今天来看，依然是十分正确的。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也快，而劳动者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佣劳动者，所以劳动者的劳动工资增长的也快。

一个国家即使非常富有，但如果经济发展长久陷于停滞状态，那么每年的所已经雇佣的劳动者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即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增长缓慢，劳动者的增加会超过雇主需要雇佣的人数。一方面，雇主不需要为了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支付高额的劳动工资；另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不足，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来维持生活，就不得不接受报酬较低的工作。这样一来，劳动者的工资自然不会高了。

三、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

一个国家要为战时的国防设备积蓄的费用，必须高于平时的三到四倍，因此战时的收入就必须比平时收入高三四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国家马上就有按照费用增大比例而增加收入的方法，这样大的收入的必须来源自赋税，而最快课征的赋税也要经过10个月乃至12个月才能入国库。军队、武器装备、给养等均需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到位，所以在战争时期，政府除了向国民借债外则没有其他办法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公债理论。

公债是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借债，再不能有其他的方法。至于在平时，亚当•斯密是反对举债的，因为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

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即使不是在战时，国家还是常常会发行公债来收集人民手中富余的钱来进行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的投资等。这其实是以国家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在公债上出现问题，国家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

比如说欧洲的希腊债务危机，它源于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政府财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而揭开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希腊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即是政府的财政赤字，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较高的财政赤字，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也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此次危机是继迪拜债务危机之后全球又一大债务危机。由此可见，公债确实具有较大的政治及经济风险，除非必要不应过度发行，否则若政府因难以还债而失去公信力，会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