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亚洲安全观提出背景及深刻内涵

第一篇：专家解析亚洲安全观提出背景及深刻内涵

亚信峰会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亚洲安全观引起强烈关注

专家解析亚洲安全观提出背景及深刻内涵

（2014-05-22）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视点

对话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法制日报》记者余 飞

对话动机

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作为致力于共同维护亚洲和

平与安全的多边论坛,此次亚信上海峰会在召开前就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议有望成为

亚信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

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

之路。围绕亚洲安全观提出的背景和内涵,《法制日报》记者与相关领域专家展开了对话。

亚洲安全形势既复杂又严峻

记者:亚信上海峰会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尤其是对峰会将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各方均抱有很大期待。这

种关注与期待源于当前亚洲地区的安全态势。目前,亚洲地区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哪些挑战?

刘跃进:当前亚洲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也有不少复杂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是“既复杂又严峻”。

在传统安全方面,领土争端等问题依然存在,军事方面也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一些国家之间由于互不信

任,在某些方面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暴力恐怖活动防不胜防,生产生活领域的人身伤害事故也不断发生,马航事件、土耳

其矿难、老挝空难等都说明亚洲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此外,信息安全、网络安

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在亚洲地区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表现,其中有些问题是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也有些问题是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之间的事。例如,美国利用高技术手段窃听全世界的通讯,包括

各国领导人的手机电话通讯,这对亚洲国家安全来说也是一种新挑战。

许利平:从传统安全领域的领土之争、核危机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三股势力”、偷渡贩毒犯罪、金融安

全、网络安全,当前亚洲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影响的局面。我个人认为,亚洲安全

形势虽然比较严峻,但处于可控状态。

记者:在此次峰会上,卡塔尔和孟加拉国从观察员国转为成员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各方的重视及成员国的增加,这是否说明中国的亚洲安全新观念有着巨大吸引力。

刘跃进:这次亚信峰会可以说是谋求信任、谋求协作、谋求安全的地区性国际会议。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国家能够走到亚信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会议上,谋求协作、合作、信任和安全,这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象

征意义,当然也有其重要的实质意义。

如果说在中国担任亚信峰会轮值主席国之前,亚信峰会和整个亚信机制一直在缓慢而坚实地向前迈进的话,那么当中国积极主动推进亚信机制进一步发展时,我相信亚信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效果也会越来越

好。

卡塔尔和孟加拉国从观察员国变为成员国,是亚信峰会发展壮大的一个具体表现。今后,会有更多的国

家正式加入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多边论坛中来。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会努力促进亚信成员的扩大,扩大亚信机制的作用范围和领域。

落实亚洲安全观关键在合作

记者:在21日的会议上,习近平在发表主旨讲话时强调,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能否解释一下,为何要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许利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是亚洲地区安全的核心内容。共同安全,是指亚洲各个国家应连成一体。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一国安全必须依赖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通过合作促进一国及一个地区的安全；综合安全则是指统筹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建立综合安全体系；所谓可持续安全,是指不能为了安全而安全,不能为了安全而损坏其他方面的利益,应着眼于建立更长远、更有效的机制。

刘跃进: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都不是近期才出现的安全观念,而是在冷战后期就开始萌芽,在冷战结束后迅速扩展的不同形式的非传统安全观。此次峰会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包容了不同方面的安全思维和安全观念,这也说明了只要有利于亚洲地区安全的思想理论、安全模式、治理方式,都可以为我所用,为亚洲所用。

这些安全观念与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一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就是指要充分扩大国际安全,只有在他国安全、国际安全有保障的大环境下,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记者:有分析人士认为,“合作”是亚洲安全观的一个重要内涵。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强调“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亚信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应如何推进?

刘跃进:推进安全合作的关键在于增强互信,形成高度互信。

许利平:之前说到亚洲安全形势虽然严峻,但处于可控状态,这种可控就需要共同合作来实现。亚信成员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根本问题在机制建设。目前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合作机制,大多是双边合作,缺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冷战思维有关。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安全合作多是在一国与一国之间进行,这种方式与国际潮流不符。我们提倡多边合作,并不是排他,而是将各方面角色纳入到合作机制中。

建立亚洲安全机制,还需要亚洲大国为机制的建立提供公共产品,即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培训及相应的场所。

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的核心是增加互信。增加互信,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人文交流机制、领导人热线、媒体交流等多种形式来推动。

制图/李晓军

第二篇：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意味着什么

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意味着什么？

继一个月前首提“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在昨天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首次提出“亚洲新安全观”。2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其中，“综合”是指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对“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可持续”则是指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习主席还特别强调指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中国社科院欧亚所所长李永全认为，近年亚洲安全不断面临新挑战，除了领土海洋权益划分，在非传统安全如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大灾害等领域的挑战也十分突出。习主席就此提出“综合安全”，说明中国希望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次讲话也是习主席首度提出对恐怖主义“零容忍”。有媒体统计，最近两个月习主席已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提及“反恐”，至今已多达15次，但“零容忍”还是第一次出现。

第三篇：大语文教育内涵及提出背景

一、大语文教育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大语文教育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已故的特级教师张孝纯所提出，这是一种有别于我们的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教育思想，就是打破原有的“三中心”的教学模式，拓展语文学科的外延性，形成以学校、家庭、社会语文教育为一体的语文教育体系，以语文课堂和课本为依托，但又不是单纯的依赖课堂教学和课本来发展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这就形成了一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多位一体的语文教学新模式即大语文教学体系，或者说是大语文观念。

那么，我们看，大语文教育观念的提出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首先，在我们现行的语文教学模式或是所谓的体系中，被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程序化、格式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列举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我们的学生，包括学生时代的我们，在学习一篇课文时通常都会被老师要求或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去阅读文章，然后概括文章大意，写了一件什么事，概括文章的主旨或是中心思想之类的，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已经了有了一套所谓的公式来应对老师的上述要求，似乎还是屡试不爽的，这样恰恰违背了我们语文教育教学的初衷，学生没有去体会文章之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感情，而是出于一种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的活动，这显然不是我们这些从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教师或是准教师希望看到的，毕竟，语文学科不同于数学或是理化一类的自然科学课程，可以用公式或是有一套固定的方式方法，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仅仅是要教会人们如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还要陶冶受教育者的情操，这是我们的语文课程所肩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用一种程式化的方法来教授语文课程，在我看来是极不可取的。

其次，迫于考试升学率等因素的压力，语文教学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极大地背离了其初衷，或许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实现很好的对接，但是，对于其身心长远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可以说，大语文教育观念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语文教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的现状，不得不引起我们极大地忧虑。

第四篇：四个全面内涵,基本内容及提出背景（模版）

四个全面

提出背景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

尽管此前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就这“四个全面”作出过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在公开报道中，将“四个全面”并提，还是第一次，意义深邃。

此外，习近平在江苏将“全面从严治党”加入到“四个全面”中时，特别采用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比喻，“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1] 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10月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是2014年10月8日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来的。[2] 2基本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间表，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具体内涵。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会同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任务、布局进行了全面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这6个字合在一起表述尚属首次。但其主要精神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已经体现出来——“今天这个大会，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对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部署。”

3逻辑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一：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关键词二：姊妹篇。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两次全会、两大主题、两份决定，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是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蓝图的姊妹篇。

关键词三：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均进行了专门论述，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3] 4本质意义 本质

就是“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定海神针和助推器；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4]。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4]。

意义

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第五篇：专家阐述和谐社会理论提出背景

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香港大公报就此刊登了对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的采访文章，对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进行了阐述。～年春节刚刚过去，中国最精英的一批高级干部便云集在中央党校，包括近200名中央和地方大员──位于各权力机构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省部级高级研讨班。今年的研讨专题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春节后办班成惯例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班的具体工作，严书翰教授告诉大公报记者，自本世纪始，中共中央在春节后至“～”前召集省部级“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论主张在中央提前进行研讨已成惯例，例如，2002年，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研讨；～年就“十六大”精神统一认识；～年则是研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自1989年以来，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胡锦涛、曾庆红担任，其中胡锦涛任校长近十年。中共“十六大”后，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在中共的理论建设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年2月19日，胡锦涛亦是在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阐述“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并首先在中共～中统一认识，进而再推进至全党。“一把手”统一思想作为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参加了此次省部级高级研讨班的全过程，并对与会高级干部讨论之热烈，思想之共鸣感受尤深。他透露说，在七天的研讨中，除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对和谐社会理论作系统阐述用了半天时间之外，闭幕式由曾庆红作总结用了半天，还用了一天半时间由五位部长作专题报告，其余四天半都交给与会者讨论，在四天半的讨论中，这些书记、省长、部长们分别联系所在地区及所分管的领域理解、发挥胡锦涛的报告，亦表示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及时适时，在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是中国未来社会之必须，亦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近200位～云集，五位中央常委与会，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场，其规模俨然是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而且这些中央地区级大员不得请假，闭门读书，难得有如此环境研究理论，提高理论，在中央最高学府中做七天学生。缜密思考提出理念文章说，曾庆红对此次研讨班寄予的厚望，评价很高，他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理清思路，谋划和谐”二十四个字作为开班宗旨。以严书翰教授的理解，中央在中国已进入总体小康这一特定时刻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严书翰说，新一届中央头脑很清醒，考虑很清楚，尽管中国以2000年达到总体小康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夭折的关键阶段，远则拉美，近则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能绕过此阶段。当然，包括香港和台湾省在内的“四小龙”成功地越过了这个阶段。胡锦涛2月19在党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目前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分配不公矛盾复杂所谓发展的黄金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这一时期都会有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例如中国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等。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首先，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从中折射出国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其次，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分配差距拉大。尽管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现在国内不存在阶级对抗，但工农等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工人中还存在着低收入、下岗、失业；农民内部也有变化，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农民工，有的成为失地或无地农民；公务员内部也有利益矛盾，“阳光工资制度”出发点是好的，将公务员的收入放在阳光下，但目前只有沿海几个省实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无法实行。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虽然对抗不存在，但差别和矛盾肯定存在。下层百姓须得实惠严书翰说，如上两个特点决定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执政党和政府采取妥当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二是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发热，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还会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亚洲四小龙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发展中国家的“拉美现象”则是不成功的案例，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很能说明问题，该国GDp很高，但下层百姓未得到实惠。严书翰说，上述历史教训可以认为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一。他说，中共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其执政基础亦会受到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矛盾的挑战，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将有助于执政基础的巩固。严书翰表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将为未来中共执政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变化。以往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那些有悖于“社会和谐”的思维和做法都要予以调整，予以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