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店业30年的回眸和思考

第一篇：中国酒店业30年的回眸和思考

中国酒店业30年的回眸和思考

中国酒店业30年发展历史表明，中国酒店业总体发展状况受供求关系影响是主因，各地酒店业经营状况同样受供求关系影响而表现不一。因此，控制供求关系是中国酒店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当前，大家都在关心中国酒店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旨在从1984年至2013年的中国酒店业30年的历史中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寻找某些规律性的线索。中国酒店业3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供求关系是制约酒店业健康发展的主因。

中国酒店业的发展是不容易的，2012年与2000年比较，酒店数上升188.54%、客房数上升251.76%、床位数上升233.87%，营业收入上升281.84%，净利润从亏损26.43亿元到盈利50.46亿元。

和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中国酒店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全国星级酒店历年净利润分别为1990年4亿元，1997年7亿元，1998年至2004年连续亏损，1998、1999、2000年三年亏损额分别为32亿元、57亿元和20亿元，2005年利润10亿元，2006年33亿元，2007年55亿元，2008年32亿元，2009年亏损12亿元，2010年11781家50.70亿元，2011年11676家61.43亿元，2012年11367家50.46亿元。

一、中国酒店投资和管理的起步(1984年至1997年的14年)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国营饭店也应按照北京建国饭店的科学办法管理。国家旅游局在认真总结该饭店经营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在全国分两批选定102家饭店进行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推行总经理负责制及部门经理逐步负责制;第二，推行岗位责任制，抓好职工培训;第三，推广严格奖惩制度，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调动员工积极性，保证服务质量稳步提高;第四，推行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开展多种经营，增收节支，提高经济效益的办法。1985年，国家提出了发展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实行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体一起上的方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使饭店业发展势头蓬勃高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提出旅游基础建设采取“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一起上”的方针，并决定在“七五”时期直接由国家旅游局安排旅游基建投资25亿元，平均每年5亿元，用于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1984年4月，国家旅游局在全国逐步推广学习建国饭店。1984年7月2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经营管理方法有关事项的请示，选择了北京友谊宾馆、广东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等50家饭店作为学习建国饭店的单位，并享受相应的支持政策。以后又发展到110家。学“建国”的实质是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化运作机制。这为中国饭店业现代化、科学化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使用。1984年底，我国旅游涉外饭店数量达到505家，客房76944间，初步缓解了饭店供不应求的矛盾。当年，上海锦江集团、东湖集团、华亭集团、新亚集团设立。1985年，中国饭店数量达505座，客房7.7万间，比1980年是5年翻一番。

国家对发展酒店业给予很大的期望和扶持。1986年，中央领导提出要建立我国的饭店集团。1986年11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自建旅游饭店有关问题的通知》 1986年11月17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自建旅游饭店有关问题的通知》。1987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指出，“七五”时期，中国饭店业要实现集团化、系列化经营，要成立类似国外的假日等饭店集团公司，采取由几个“龙头”带动“龙尾”的办法，把全国饭店组织起来。此后，联谊饭店集团、华龙饭店集团和友谊饭店集团相继成立。1988年4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关于建立饭店管理公司及有关政策问题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8]17号)，其中明确规定：中国的饭店管理公司在原则上享受外国饭店集团在中国享受的同等待遇(如：税收减免政策，进口指标优惠，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支持等)。1988年8月2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涉外饭店星级标准和评定星级的规定》，是我国饭店业第一个行业规范，是一个完全和国际接轨的标准，也是中国批准较早的一个行业性国家标准。旅游饭店的星级评定工作从些迅速在全国全面展开。1989年5月25日，国家旅游局公布第一批22家星级饭店名单。1990年，中国国家旅游局评出首批3家五星级饭店。

1997年底，我国共有旅游涉外饭店5201家，客房701736间，与1980年203家涉外饭店、3.2万间客房相比，分别增长24.6倍和20.9倍;其中，星级饭店总量达到2724家。全国5201 家涉外饭店的营业收入812亿元，全国饭店利润总额为8.14亿人民币，96家500间以上客房的饭店利润为31.9亿人民币，平均每间客房赢利2.3万元，其他5105家饭店亏损307亿元。大饭店的营业收入每间客房平均为19.6万元，中小饭店为5.8万元。

二、调节供求关系失衡(1998年至2004年的7年)

1998年后，受亚洲金融危机、洪涝灾害、国际恐怖事件、非典型性肺炎和禽流感等天灾人祸影响，中国饭店业连续7年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其中1998年、1999年、2000年三年亏损额分别为32亿元、57亿元和20亿元，从供求关系考察，1996年到1998年，全国饭店总共增加7万间客房，增长56.25%，而供求关系的另一方的客人增长率为32.9%。

国务院在1988年就发布《楼堂馆所建设暂行条例》(101号文件)，把旅游饭店列入高档房地产类型进行严格控制。1991年5月29日，国家旅游局、国家物价局共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定》。同日，联合发出《关于旅游涉外客房租价实行最低限价的通知》，国家旅游局发布有关旅游涉外饭店对客人服务的基本标准。

1992年到1998年，中国饭店业进入投资高峰。1987年我国旅游饭店国有投资占80%，1997年下降到64%。1993年至1998年,全国饭店平均出租率逐年下降，利润率表现同样的趋势。1996年饭店行业的平均出租率是68%，大体上达到了90年代的高峰，饭店的收入利润率是12%。1996年开始，出租率是一年两个百分点往下跌。1978年至1998年，我国涉外饭店的数量从203家(3.2万间客房)增加到5782家，20年间饭店数量增长了27.5倍。1993年到1998年，中国饭店的总量翻番，从2552家增加到5782家;客房从38.6万间增加到76.48万间，而同期入境人数仅增加了52.9%。

三、中国酒店业的起飞(2005年至2008年的4年)

中国酒店业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中国酒店业利润分别为2005年10亿元，2006年33亿元，2007年55亿元，2008年32亿元。

2005年，全国星级饭店实现利润。旅游星级饭店中，国有的共5528家，占全部总数的46.74%，国有的饭店房间62.67万间，占总数的47.05%。2005年末，全国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所693所，比上年增加119所，在校生30.84万人，比上年增加3.37万人;中等职业学校643所，比上年减少96所，在校学生25.81万人，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两项合计，旅游院校总数1336所，在校学生为56.65万人。2005年末，全行业在职人员培训总量达267.18万人次，比上年增加22.33万人次，增长9.1%。1978年至2006年，我国GDP年均增幅9.6%，2006年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实际利用外资居世界第二位。2006年，全国星级饭店实现利润33亿元人民币。2006年底全国星级饭店13378家，同比增长11.26%，比2005年增加了1350多家，其中五星级298家，四星级1400家，三星级4993家，二星级6027家，一星级660家。2000年到2006年，全国星级饭店的客房数量从594700间增长至1459800间左右，年均增长率为7.7%。

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08〕11号”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提出的政策措施。

2007年底中国旅游饭店数量达到14327家，其中五星级361家，四星级1631家，饭店客房数达到160万间，其中五星级饭店数量增长明显;2007年新评定五星级饭店65家，比2006年增长30家，同比增长幅度超过20%。在五星级之上增设白金五星级，北京中国大饭店、上海波特曼丽嘉饭店、广州花园饭店三家饭店2007年8月被正式批准为白金五星级饭店。2007年底国有饭店已经下降到42.7%。私人投资的饭店由1996年的60家上升到2007年的2309家。2000到2007年，中国星级饭店数量年均增长率为12.8%。

2008年开业的饭店约有331家。2006年至2008年星级饭店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8.3%，一星级饭店数量年均增幅1.3%，五星级饭店数量平均年增长率16.6%。2008年底我国住宿机构超过30万家(2006年为28.75万家)，2008年底星级饭店共16528家，2008年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在60%到65%之间，2008年底在建饭店1700家。

四、中国各地酒店业经营受供求关系影响表现分化(2009年至2013年的5年)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酒店业亏损12亿元。2010年，全国11781家星级酒店利润50.70亿元;2011年，全国11676家星级酒店利润61.43亿元;2012年，全国11367家星级酒店利润50.46亿元。

全国五星级酒店规模2000年117家4.52万间客房、2001年129家5.03万间客房、2002年175家6.49万间客房、2003年198家6.96万间客房、2004年242家8.74万间客房、2005年281家10.65万间客房、2006年302家11.52万间客房、2007年369家13.73万间客房、2008年432家15.69万间客房、2009年506家18.11万间客房、2010年595家21.81万间客房、2011年615家21.76万间客房、2012年640家25.20万间客房。

全国酒店业利润总额2010年50.70亿元，其中五星级60.18亿元、四星级1.90亿元、三星级-11.86亿元、二星级0.38亿元、一星级0.10亿元，不计亏损的三星级为62.56亿元;2011年61.43亿元，其中五星级64.83亿元、四星级2.09亿元、三星级-6.13亿元、二星级0.54亿元、一星级0.11亿元，不计亏损的三星级为67.56亿元;2012年50.46亿元，其中五星级54.78亿元、四星级2.24亿元、三星级-7.03亿元、二星级0.36亿元、一星级0.11亿元，不计亏损的三星级为57.49亿元。

2010年全国549家五星平均净利润1100.242万元、平均毛利率52.06%、平均净利润率

9.59%，2034家四星平均净利润9.475万元、平均毛利率42.36%、平均净利润率0.26，5550家三星平均净利润-22.036万元、平均毛利率49.33%、平均净利润率-1.94%，3833家二星平均净利润1.032万元、平均毛利率30.29%、平均净利润率0.25%，235家一星平均净利润

4.823万元、平均毛利率29.43%、平均净利润率2.72%。

2011年全国615家五星平均净利润1054.146万元、平均净利润率8.87%，2148家四星平均净利润9.730万元、平均净利润率0.27%，5473家三星平均净利润-11.200万元、平均净利润率-9.31%，3276家二星平均净利润1.648万元、平均净利润率0.40%，164家一星平均净利润6.707万元、平均净利润率3.63%。

2012年全国640家五星平均净利润855.94万元、平均净利润率7.11%;2186家四星平均净利润10.25万元、平均净利润率0.27%;5379家三星平均净利润-13.07万元、平均净利润率-1.02%;3020家二星平均净利润1.19万元、平均净利润率0.26%;142家一星平均净利润7.75万元、平均净利润率3.73%。

2012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中，星级酒店盈利省市18个共盈利74.22亿元、亏损省市13个共亏损23.76亿元，二者相抵为全国盈利50.46亿元。其中北京、上海、海南、广东4省市盈利50.47亿元。2012年底五星级酒店全国654家中，北京(62家)、广东(98家)、海南(21家)、上海(53家)共234家，占全国的35.78%。

2013年全国758家五星级酒店分别分布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124家、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33家、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305家、中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195家、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67家、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34家。

中国酒店业景气度2011年以来的12个季度5升7降。2011年一季度上升4.50%，二季度下降0.88%，三季度上升2.32%，四季度下降0.40%;2012年一季度上升4.41%，二季度上升5.21%，三季度上升2.32%，四季度下降4.62%;2013年一季度下降13.44%，二季度下降

8.84%，三季度下降8.49%，四季度下降5.28%。

结论：中国酒店业30年发展历史表明，中国酒店业总体发展状况受供求关系影响是主因，各地酒店业经营状况同样受供求关系影响而表现不一。因此，控制供求关系是中国酒店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第二篇：2012年中国保险业回眸与思考

2012年中国保险业回眸与思考（上）

2013年01月08日19:32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郑伟

2012年，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和创新继续稳步推进，不乏诸多可圈可点之作。这其中，既有“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出台，又有“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的启动部署，还有一系列的保险监管新政陆续发布。

首先，2012年，有两部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一是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和保监会等六部委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二是国务院2012年11月发布、2013年3月1日施行的《农业保险条例》。

大病保险。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在全国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其核心之一是“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这是医改领域的一大重要突破，符合国际主流趋势，保险业也因此迎来了一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医改战略的新机遇。

虽然世界各国的医改方案千差万别，但在医疗保障改革领域有一条可资借鉴的共同经验，即“公私合作”是解决改革难题的一剂良方。“公私合作”在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不仅体现在“基本”与“非基本”的关系上，而且体现为即使在“基本”层面，政府也应建立“购买服务”的机制。要逐步做到“凡适合面向市场购买的基本公共服务，都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不适合或不具备条件购买服务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

当然，大病保险也有“前车之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要求“要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这个“保本微利”使人联想起交强险的“不盈不亏”，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制度准备不充分、执行不力，那么社会公众对于交强险的质疑和争议，也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在大病保险领域。如何避免重蹈交强险的覆辙，如何抓住第二次“全面深度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重建保险业的社会公信力？ 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保险业的要求，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保险业的需求，保险业，你准备好了吗？

农业保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自2004年至2012年，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其中多次提到农业保险。《农业法》说“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保险法》说“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一“另行规定”苦等多年，2012年终于迎来破茧，国务院发布了《农业保险条例》。

近几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农业保险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支持。2007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给予农业保险费补贴达264亿元，各级财政对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费补贴合计占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达80%。各级财政之所以大力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是因为农业保险已经成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受到广大农户的普遍欢迎。认清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条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用意了。

“胡萝卜”是一系列的支持表态和举措，讲国家怎么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包括保费财政补贴、财政支持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大棒”是若干约束措施，目的是保证“支农惠农”落到实处，强调的是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以及如何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等问题。

其次，2012年有两个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一是正式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广泛部署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偿二代”建设。“偿二代”是“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简称，它是相对于“偿一代”（“偿一代”于2003年启动，至2007年底基本搭建成型）而言的。“偿二代”以中国保监会2012年3月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为标志正式启动，计划用3至5年时间建成。

不同于银行业，保险业没有统一的国际“巴塞尔协议”。关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模式有两套：一套是欧盟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即现行Solvency I和计划实施的Solvency II），另一套是美国的风险资本制度（RBC和偿付能力现代化工程）。美欧之间的分歧较大，在短期内全球统一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难以形成。

中国怎么办？从宏观的角度看，一是充分借鉴美欧等国际主流模式的经验；二是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从微观的角度看，一是“偿付能力要求”与风险匹配，既不能低了，也不要高了；二是“偿付能力评估方法”与监管水平相适应，既不能“简单一刀切”（比如仅根据保费或赔付规模来确定最低资本要求），也不要太复杂了（比如搞什么“内部模型”）。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偿二代”，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称之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可以载入保险业史册的系统工程”，此番评价，并不为过。

消费者权益保护。2012年，一系列动作围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展开——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问题，保险消费者教育官方微博上线，“12378”保险消费者维权投诉热线开通，聘任首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社会监督员。监管机构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除了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还需要在“产品监管”和“制度设计”方面深入思考，挖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深层原因，探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产品监管”是基础。如果产品本身很好，确实“想消费者所想，急消费者所急，办消费者所需”，那么即使销售环节有瑕疵，也不会造成太大问题。而如果产品本身不好，那么不误导怎么销售得出去呢？进一步的，如果经由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保险产品，事后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那么监管机构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关键。有些制度虽然是行业惯例，但依然可以探讨，保险业不应以所谓“行业惯例”来对抗消费者的“合理期待”。比如，寿险退保，消费者期待可获返“未到期保费”，但实际所得到的“现金价值”往往严重低于“未到期保费”。这样的制度是否合理，难道不值得商榷吗？

（未完·待续）

2012年中国保险业回眸与思考（下）

2013年01月15日12:23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1)

郑伟

本文上篇（2013年1月8日，《中国保险报》）讨论了2012年两部“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和两个“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本篇继续讨论2012年的若干“保险监管新政”。在笔者看来，2012年保险监管新政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保险投资新政出炉；（2）交强险对外资开放；（3）加强商业车险管理；（4）治理寿险销售误导；（5）反保险欺诈。

新政之一：保险投资新政出炉。

提起2012年的保险新政，很多人首先可能就会想到“保险投资新政”。自2012年7月以来，中国保监会已经陆续发布了《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暂行办法》、《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保险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品的通知》、《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管理暂行规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暂行办法》、《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等9项规范性文件，后续还将发布其余几项，预计共约13项投资新政出炉。

怎么看待这些保险投资新政？有媒体报道说，“业内人士认为，13项保险投资新政几乎已囊括保险业所有能预期的投资工具，一旦全部放开之后，对于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将是重大利好。”

对此，我们应当辩证地理解保险投资新政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可能未必全是“重大利好”。这些影响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其一，保险公司投资运作空间进一步增大；其二，资产配置管理在保险投资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其三，更加考验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其四，保险投资风险增大，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管理更加重要。

新政之二：交强险对外资开放。

2012年2月，中美双方发布《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宣布中国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交强险经营。2012年5月1日，修订后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开始施行，允许外资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

车险在我国财产险业务中占约70%，此前不允许外资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意味着他们基本与车险无缘，因为大部分消费者都选择在一家保险公司同时购买交强险和商业车险。正因如此，外资保险公司对此怨声载道。此次开放交强险，合理回应了外资保险公司的诉求。

我们在2011年12月出版的《入世十年与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一书中呼吁交强险对外资开放，并且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项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只要有利于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改善保险消费者的福利，我们就应当支持。”交强险对外资开放，符合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我们不必过于计较局部的一时得失，而应当关注全局，关注实质，关注长远。

新政之三：加强商业车险管理。

2012年3月，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明确了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的定位，逐步建立市场化导向的条款费率形成机制。

《通知》的亮点之一是强调了对车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比如，强调保险公司提示说明义务，规范商业车险免责条款，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问题，回应社会热点关切。提起商业车险的理赔难和热点关切，我们自然会联想起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高保低赔”和“无责不赔”问题。2012年的《通知》积极回应了这一社会关注的焦点，比如，明确了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应当按照市场公允价值协商确定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保险公司应当与投保人协商约定保险金额。再如，《通知》还规定，因第三者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得通过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拒绝履行保险责任。

当然，制度好不好，关键在落实。《通知》发了，保险行业协会的《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也发了，接下来，就看保险公司的作为以及相应的监管行动了。

新政之四：治理寿险销售误导。

“治理寿险销售误导”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因为它“深受社会各界诟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2012年1月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提出，“监管机构要下决心、动真格、出重拳，打一场整顿治理的攻坚战”。

治理寿险销售误导作为2012年保险监管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应当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2年8月至12月，中国保监会每月发布一个有关治理寿险销售误导的文件——8月，《关于在银邮代理机构购买人身保险产品有关注意事项的公告》；9月，《人身保险销售误导行为认定指引》；10月，《人身保险公司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指导意见》；11月，《人身保险业综合治理销售误导评价办法（试行）》；12月，《关于做好人身保险业综合治理销售误导评价工作的通知》。

然而，这些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2012年3月的“综合治理销售误导工作会议”上谈到，“最近我们也在反思，监管部门对销售误导问题的治理没少花力气，几乎可以说是年年抓，年年查，年年罚，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且屡查屡犯，甚至在有些方面愈演愈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入反思。

新政之五：反保险欺诈。

2012年8月，中国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其指导思想是“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的，以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为目标，以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联动机制为保障，组织动员各方力量，惩防结合，标本兼治，着力构建预防和处置保险欺诈行为的长效机制”。

保险欺诈一直是保险业发展中的一个难以完全根除的“毒瘤”。古今中外，几乎是“凡有保险处，皆有保险欺诈”。有人估计，目前我国因保险欺诈产生的保险金支出占保险公司全部保险金支出的15%-20%，这自然会间接推高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损害保险公司和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指导意见》，保险欺诈是指利用或假借保险合同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涉嫌保险金诈骗类、非法经营类和保险合同诈骗类等。在这几类保险欺诈中，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的“度”最难把握，究竟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呢？如果疑罪从无，把握松了，可能给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间接损害无辜消费者的权益；如果疑罪从有，把握严了，则容易给人造成理赔难的感觉，也会损害无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度”的平衡，需要保险公司既科学又艺术地把握。

(责任编辑：陈大伟)

第三篇：回眸中国五年计划

回眸中国五年计划

“一五”（1953～1957）：工业增速 超英赶美

“一五”计划的制定历时5年，数易其稿。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颁布时计划涵盖的时间已经过半。其确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156项”）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经济建设的“冒进”，但都得到及时纠正。

工业化奠基之役

【决策回眸】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其中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本报记者董伟整理

【数字】

921

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

三年半

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资。同期日本是3年，美国是4年，苏联是5年。

18％

“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1956年8月）

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1956年2月）

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一五”计划的成绩是巨大的，是1953年至1980年的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它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点，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评价甚高：“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但是，这个成就是有代价的：因为追求高速度和增加工业投入，使我国的供求关系由原来市场机制参与调节的基本平衡，转变为由国家按计划实行资源配置的“短缺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适应上述这种转变要求的变革，只是这种变革要求过急、转变过快、形式过于单

一、工作过于粗糙。1957年曾经有所调整，但很快就被后来的“大跃进”所冲掉了

二五”（1958～1962）：大跃进 大倒退

“二五”计划大起大落，历程曲折。“二五”计划作为党中央的建议，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此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各的计划数字不断大幅调整变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

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二五”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形成了一场包含着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时达54．8％，最低时至－38．2％。1960年非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从三本账到一本账

【决策回眸】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风风火火的运动就发生在“二五”期间。回顾这段岁月，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曾提到过两个小故事。

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

1959年1月，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可那时，连人吃的白薯都已经没有了。

不但农业生产如此，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如此。柳随年回忆，大炼钢铁运动中，连计委的干部都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柳随年认为，其实在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就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但那时人们不敢反映，怕被说成在泼冷水。

这种怕说泼冷水的“大跃进”，来源于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要求生产计划作三本账。这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则是期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

从指标来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薄一波认为，这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有三本账还不够，《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错误的计划，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60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2两肉，每天4两菜，甚至连这些也难以长期维持。

1960年7月18日，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对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

至此，满足大跃进要求的“三本账”终于走到了尽头。本报记者李松涛整理

【数字】

6000万吨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拟订的规划中，将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规定的1958年产钢610万吨的指标提高为：预计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0年产钢360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

1000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我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2877

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将15年的赶超英美战略变成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兴奋地将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1957年）

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

———刘少奇（1959年1月27日）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从“二五”计划开始，我国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开始拉大。由于工作失误，我国失去了一次有利的发展时机。

如今，再来看“二五”计划，其新认识包括：首先要正视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其次，计划决策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要尊重科学决策的运行规律；第三，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第四，“赶超”要知己知彼，立足于本国国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对策。

“三五”（1966～1970）：三线建设 备战备荒

“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1962年，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式的“三五”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

“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总的来说呈现了“起（1966）———落（1967、1968）———起（1969、1970）”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曾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惟一没有计划的一年。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三五”计划勉强完成。

从抓“吃穿用”到“三线建设”

毛泽东“脑筋急转弯”

【决策回眸】

“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康。”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显然对编制已进行3年之久的“三五”计划安排不满意。这天，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汇报“三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听说主线一是农业，二是国防，三是基础工业时，非常生气，说了上面的赌气话。

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甚至表示：“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这让与会的同志吃了一惊，变化太快了！10多天前的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除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意见外，总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这个计划从1962年开始讨论起，一直的设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刚从三年困难中走出来，经济形势极其恶劣，因此，在“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是着眼于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对此也一度很认同。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他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

可见，毛泽东原本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要抓“三线建设”的。但过去20天不到，为什么又彻底改变想法了呢？

原来，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初步设想前后，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一份报告，让罗瑞卿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而当时的国内外艰险情势也在为报告作注脚。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蒋介石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

艰险的形势加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的主导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很快扭转了大家的认识。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高层领导都陆续讲话，对毛泽东的看法表态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实习生 叶铁桥整理

【数字】

114．1％～116．2％

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计划的114．1％～116．2％，比1969年增长25．7％。

27个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报告，将部委数量由80多个精简为27个。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陈云真仔细，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

———毛泽东（1959年7月）

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毛泽东（1964年8月）

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客观地说，“三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实行了一个重大战略转变，其所奠定的指导方针，一直影响到“四五”计划。

在“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后4年，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惨痛的教训，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但也没有发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现象。

“三五”计划各项指标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这也许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四五”（1971～1975）：严重失控 调整战略

“四五”计划最终仍以“草案”的形式印发。

在国际紧张形势和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四五”计划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导致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失控现象：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

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

【决策回眸】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盲目扩大军事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又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

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他们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

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到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将这个厂包装成当年设计、当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

他们还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另外还包括不要设计、不要配套、不要检验，甚至提出不要质量、不要生产管理：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后指出：“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乱象，感慨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

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四五纲要（草案）”的部分高指标被降低：工业总产值由4000亿元下降到3300亿元，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2．8％下调到7．7％„„

李朱整理

【数字】

第一

1970年4月，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江南9省煤炭基本自给，力争在1975年煤炭产量超过美国、苏联，跃居世界第一。

101．7％

1975年是“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主要由于整顿的作用，才使“四五”计划的多项指标基本完成，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

10．7年

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五”时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则延长到8．8年和10．7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1970年10月20日）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林彪（1969年9月27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1974年10月）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三五”、“四五”计划的编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一是制定计划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分的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二是制定计划必须尽量符合经济规律和生产力水平，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出发。两个计划编制中，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用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抓革命”的“热情”不但不是“促生产”的动力，反而是经济发展的破坏力。

尽管存在着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三五”、“四五”计划毕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而没有出现“大跃进”后严重倒退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而且，“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五五”（1976～1980年）：新跃进 大转折

恢复和调整是“五五”计划实施的主线。

“计划赶不上变化”。“五五”计划实施期间，跨越了由“文革”至粉碎“四人帮”及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折，致使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亦随之变化。其制定开始于1974年，没有独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之中。此纲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发，“五五”计划缩水仅剩3年。

“五五”计划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建设处于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前后的“新跃进”，致使国民经济结构失调、效益低下。

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全面调整时期，“五五”计划指标相应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80年年底，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生产和建设也取得较大发展。

“新跃进”背后的手

【决策回眸】

“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中国人民有一种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的英雄气概。”

“只有一年、两年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年年保持高速度；只有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各个部门都保持高速度！”

这三段话，引自1977年和197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继续推进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这使刚刚降温的狂热气氛又逐渐有了升温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组织新的大跃进”的论调。

这种情况，与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不无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华国锋威望空前高涨，对他的崇拜之风也在全国渐起。在此情形下，华国锋感觉重任在肩，因此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

其实，早在1976年，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就对农业机械化提出过空浮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提出目标要求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工业上的“新跃进”则表现得更为激进。1977年4月至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对于大庆这样的“社会主义旗帜”相当重视，他在会议讲话中雄心勃勃地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1／3的企业要办成大庆式企业，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在会上，他还提出要在23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他又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并且在会上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这样明显不符合科学规律、急于求成的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危害甚多。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财政和外汇收支的严重不平衡等诸多情况，都是“新跃进”导致的恶果。

由此而来的是开始于1979的经济调整期，这个调整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调整任务，国民经济才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陈云同志在1978年年底所说，“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就是对这次急于求成的“新跃进”的深刻反思。实习生叶铁桥整理

【数字】

0．4％

1978年，大学生仅占全国学生总数的0．4％，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

11．7％

“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7．84％，最高年为11．7％，最低年为1．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5．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9．2％。

“五五”时期物资分配上很难衔接，企业当年申请，部门当年平衡、当年安排生产、当年交货，解决一个配件最快也得4个月。而在市场经济国家，4个小时即可送到。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1979年11月）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评说】

“五五”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

粉碎“四人帮”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面临三条道路：一条是“老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条是“邪路”，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条是“新路”，走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快速发展的中国道路。走“老路”只会使中国更加贫穷；走“邪路”只会使中国陷入**的深渊；走“新路”虽然艰难，但是最有前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五五”之后，中国的五年计划翻过了新的一页。

六五”（1981～1985）：走向改革开放

“六五”计划是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文革”后认真总结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按照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制定的。“六五”计划的编制时间比较长，最初是作为《l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一部分，于1975年、1977年两次进行编制。两次拟定的“六五”计划指标，指标一次比一次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1980年开始，对“六五”计划在推倒原方案后开始重新拟定。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

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经济计划中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计划的题目也相应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而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仅仅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六五”计划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农村改革拨雾见日

【决策回眸】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生产队长严宏昌的主持下，在社员严立华家的破屋里开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如果队干部因此坐牢，全体社员要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儿全包下来，并且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接着大家发誓，保证严守秘密，并写成契约，一一在上面按了手印。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一次大转折的起点。它催生了中国农村大变革，孕育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不可想像的。当时连“包产到户”四个字都是大忌，一提“包”字，都会令人为之色变，更别提彻底分家的“大包干”了。“包产到户”仅仅意味着农户各自生产粮食，最后全部交生产队分配，这在上世纪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就出现过，被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而“大包干”则让农民取得了对农产品的实际支配权，这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即使人们已从“十年**”和长期思想禁锢中苏醒过来，开始了思想解放，但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所能容忍的也还只是“包产到组”而已。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农委领导干部座谈会，主要话题是探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且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对“包产到户”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时候，“包产到组”已经算半合法了，而“包产到户”还属于绝对“不许”之列。

华国锋专门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透露，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认为分队、分组过小都是不利的，更不要说“包产到户”了。

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也在会上表示，搞合作化几十年了，基本上是好的，集体办不好可能不如单干，但办得好肯定超过单干。言下之意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跑在了前头。安徽、广东、四川等省份，“不经领导同意”搞“包产到户”的农户已经不少，且得到了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如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就多次为小岗村的改革当挡箭牌，并且呼吁“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他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但当时阻力仍然很大。方向真正明确起来，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1980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之后。

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谈话为农村的改革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此后，农村的改革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六五”计划期间，随着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颁布，逐步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到1983年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当时生产队总数的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7．8％。

实习生 叶铁桥整理

【数字】

由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产品由1979年的188种减少到1985年的23种，机电产品除汽车、半导体和工业锅炉外，全部实行自由购销。

11％

5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这五年是我国农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170万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万人。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

———邓小平（1981年10月）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邓小平（1984年6月）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邓小平（1985年3月）

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评说】

“六五”期间，我国胜利完成了进行经济调整整顿的任务，国民经济开始走上一条比较协调、注重效益的新路子。在此期间，还成功地推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转向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使长期以来非常突出的人民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

但“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

“七五”（1986～1990）：改革闯关 治理整顿

“六五”后期，从1984年第4季度开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这些也成为“七五”开局的基础条件。经济过热局面成为整个“七五”期间不得不认真对付的难题。

“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3年。1983年，国务院即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七五”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价格闯关受挫

【决策回眸】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幕。几乎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排满了来提款的储户，不管到期还是未到期；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购物的大妈大婶，不管需要不需要。她们抱着、拎着、拖着各式各样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货大楼空了，杂货铺也空了。这个时刻属于白糖，属于洗衣粉，甚至属于大白菜。因为它们都成为这场空前的抢购风中的抢手货品。这个时刻也属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点，计划和市场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新旧体制的“共荣共存”难以为继，继续转舵势成必然。“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其中最大的尝试和焦点之战则是“价格闯关”。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闻媒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第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长期习惯了“大团结”（拾元币）的中国老百姓颇感意外。虽然不知道决策层的具体动向，但是已经对涨价异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紧张起来，传言四起。

当时中央在下价格“并轨”的决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说，“当时的改革是考虑要由产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的扭曲问题，那就不可能转到商品经济的领域里来。我们当时的物价，管你供求关系有多大变化，我照样不动，价值有多大变化，我价格照样不动。这就是产品经济，因此，没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及其反应，使这次价格闯关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这几年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矛盾为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审视和调整决策，原有计划大转弯，急刹车。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对物价闯关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释。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间，将原定的“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延长为“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徐建青 本报记者 董伟

【数字】

90％

到1990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超过90％。

1／3

全国1987年预算的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超过70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邓小平（1987年2月）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1989年3月）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评说】

“七五”时期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前10年打基础”战略部署的重要时期，也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并存，同时又激烈冲突的时期。

“七五”时期的经济过热，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克服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理论上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时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逆转。“七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通过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以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七五”后期的治理整顿取得的成效，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七五”计划的基本完成。

“八五”（1991～1995）：小平南巡 改革潮涌

“八五”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的背景下制定的，最初要求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设想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人们的观念和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八五”期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最快的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了总体开放的格局。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达到12％，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时期。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

【决策回眸】

1990年开始编制“八五”计划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历时三年的经济全面治理整顿，西方几个主要国家也正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说，“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一些，以立于不败之地。在订计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把计划编得小一点”。

时年87岁的邓小平已经退休一年，但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对于计划中的两个问题，邓小平心存疑虑。其一是发展速度问题，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可能丧失时机”。其二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事实上，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已经提出了“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种说法被认为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只有一步之遥。但两年之后，中央的表述依然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决定把这些疑虑摆上台面。1992年1月17日，南方的春天已初现端倪。邓小平乘坐一辆有8节车厢的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之中最后一次“南巡”。先于他到达南方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这位来南方“休息”的88岁老人，在那次行程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邓小平一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向来并不多言的他，几乎没有停止过谈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谈了一个小时。

邓小平在这次“南巡”中的谈话与思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在一个月之后的2月28日，经中央和小平本人亲自审阅，被作为1992年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自此，邓小平这次“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的南巡，开始广为人知。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十多年的争论，第一次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取得了共识，指出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作报告时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八五”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在家里观看电视直播的邓小平对身边的人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自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开始了。下海经商风起云涌，一批批人从体制内移身商海，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有如“砖头”一般的“大哥大”开始为一些人所使用，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宝洁等，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大陆，兴办合资企业。

本报记者 唐勇林

【数字】

12％

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50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七年时间又翻了一番。“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2％。

1600亿

“八五”期间，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进出口总额五年超过1万亿美元。五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6500万“八五”期间，贫困人口由上世纪80年代末的8500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6500万人。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评说】

“八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管理比较粗放，经济素质不高，经济效益较差；农业基础薄弱，不适应人口增加、生活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国家财力不足，宏观调控实力不强；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面临不少新问题。

“九五”（1996～2000）：宏观调控 经济“软着陆”

“九五”计划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对的国内外环境，是历次五年计划实施中比较少见的。

国际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亚洲，对中国的出口、利用外资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在国内，“九五”前期，针对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突出矛盾，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过综合治理，高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需求过热的局面得以扭转，国民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而在后期，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后，又适时通过增加投资、刺激消费等措施，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的翅膀还在”

【决策回眸】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环境所面临的复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当时被美国《时代》周刊比喻成“飞向太阳的鸟，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在国内，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企业家们都在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也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北京城当时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这样，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事实上，在1997年，关于“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颇有争议。这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曾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认识。

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叠加，使经济受阻。2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注意到了内需不足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

当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构想。国务院随后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重点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与普通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三项，也从1998年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开始的黄金周等措施一起，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而从1999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则与1998年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的信建议，在3年至4年内使中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这封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次年，有关部门拟定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几个月后又增至47％。

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这年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米勒来到北京，与朱基总理进行了长谈。朱镕基幽默地请米勒教授转告《时代》周刊，“我的翅膀还在”。（本报记者唐勇林）

【数字】

3．4％

1997年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为1200万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万人。就业状况的恶化使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势开始减缓，1997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4％，处于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8．3％

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8．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3．8％的增长速度。

85％

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比1995年的36．2％明显提高。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初步实现。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

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江泽民（1997年9月）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3月）

【评说】

“九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1997年比预期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为进一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体制改革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产权制度、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制度仍有待完善。

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决策者适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力度，并注意把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十五”（2001～2005）：指令计划退场 市场配置资源

进入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非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五”计划出台。

“十五”计划的制定，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角，市场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计划总体上不再具有指令的性质，而是粗线条的计划。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确立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生态建设、环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加倍的重视。更多关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更加注意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

“两个大局”战略继续推进

【决策回眸】

改革开放让我国东部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将西部甩在了后面。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洪涝灾害、沙尘暴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制约因素。

经研究，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西部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恶化的原因在于过度开发。过度开发的原因，一是穷，二是科技不发达。西部老百姓只有通过对自然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的初级开发来获取利益，没有能力，没有技术，也没有意识去改善已经受到破坏的环境。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十五”计划把第二个大局提上了日程：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这条主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摆在全国人民面前。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此后5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陆续新开工6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2000年至2004年，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5％、8．8％、10％、11．3％和12％，高于前些年的增长速度，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西部退耕还林7350多万亩，荒山荒地造林9570多万亩，退牧还草1．9亿亩。

最让西部孩子高兴的是，国家出资对7000多所中小学危房进行了改造，读书环境得到改善。“十五”期间，振兴东北也是一项重要战略。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东北一下子“变成”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后的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本报记者李松涛

【数字】

1．2％

2001年至2004年，年平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只有1．2％，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最好时期。

1．4倍

2001年至2004年，高等教育大发展，2000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556．1万人，2004年增至1333．5万人，增加了1．4倍。

108．6亿元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展重大，截至2004年4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投入资金108．6亿元，建设2425个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投入76亿元，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建设项目2518个。实习生许瑞芳整理

【语录】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江泽民（2002年11月）

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真正使促进发展的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胡锦涛（2004年3月）

【评说】

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的洗礼，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但仍有不少难题摆在中国人面前。尽管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三农问题、失业问题、资源短缺、国有企业退出市场难度大、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新世纪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这样几个努力方向。

第一，制定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前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分为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二，发展要有新思路，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重大方针政策。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第四篇：中国酒店业调查报告

中国酒店业调查报告

虽然中国酒店是最早与世界接轨的，经过20年的发展，酒店数量不断增加，高星级酒店日渐增多，但酒店业的风光不再。酒店的服务水平也并非随着星级酒店的增多而日渐提升，给人的感觉一般。并没有跟上酒店业本身的发展速度，而且近年来随着酒店人才的招不进、留不住的难题，服务水平有下降的趋势。服务人员的平均文化层次没有跟上酒店产业的发展，连有些高星级酒店在客人进入时不但没有笑脸，甚至没有人拉门,没有行李员帮助拿行李，很少有酒店的服务员在客人入住的第二天或第二次入住时能用客人的姓氏称呼客人。酒店业管理者往往首先注重营销和培训，因为营销解决市场问题，培训解决人员素质问题，其次才注重服务质量问题。其实，服务质量问题同样重要，服务的一致性和顾客为先的意识直接影响到宾客的满意度。我国酒店业的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的期望不成正比。国内消费升级推动国内游的游客人次与人均花费同步增长，现代交通工具提供的更为快捷舒适的运输服务，使交通对旅游的瓶颈约束效应越来越小，这使观光游得以继续发展，而休闲度假游也将逐步兴起。旅游市场针对此纷纷推出相关产品，很多度假型酒店更是看准了商机，针对这个市场的变换进行着相关的调节。而对于深处大都市的商务型酒店而言这一消息同样令其拍手叫好，由于“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商务型酒店免去了多年来由于假期造成的“空房”甚至是“降价”的尴尬，“五一”的正常工作，让商务型酒店拥有了正常的“商务”价值。

首先，大力发展大众化餐饮。其次，重点关注和解决酒店行业的放心消费问题，严把食品原料进货关。第三，积极推进节能环保工作，推动行业节能减排纵深发展。商务部高度重视中国的酒店与餐饮业，在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方面，将大力发展酒店与餐饮业。

酒店业应顺应国家扩大内需的号召，各大酒店尤其是高档酒店，应调整客源结构，瞄准内需市场，以度过危机。应缩减开支、降低成本，练好内功。酒店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刚性，总有一部分人得住酒店，所以应抓牢商务市场，开发散客旅游市场。从长远来看，酒店业的发展前景依然是光明的。随着近年新建高星级饭店陆续投入经营，市场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些增量。在高星级饭店项目经营回报“稳中走低”、但房地产价值突出的背景下，未来市场上的高星级饭店存量资产交易将受到各路资本的关注。

目前市场上存量的五星级饭店项目以国有资产为主(2007年，非公经济成分的五星级饭店仅占总数的36%)。全国来看，由于体制问题，项目产权交易不活跃。目前，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饭店项目较少，笔者曾尝试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网

站查询饭店项目信息，查询结果仅仅只有13条，其中高星级饭店项目几乎没有。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的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高星级饭店产权交易必定逐渐活跃起来。可以预计，对于扩张中的国际、国内饭店集团，到产权市场上去收购存量高星级饭店将是未来项目发展的理想方式。

去年年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计划用3年至5年时间，在中央企业范围内全面开展非主业宾馆酒店分离重组工作，范围包括不以宾馆酒店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投资兴办的各类非主业宾馆酒店。这些宾馆酒店将通过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转让、市场转让等重组到以宾馆酒店为主业的优势中央企业中。这一饭店资产重组计划预计涉及2500余家饭店，价值约1000多亿元资产。在此次分离重组中，只要能够实现国有饭店资产的保值增值，任何性质的企业都可以接盘，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以及其他性质的企业。

优质服务的真义

服务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专家说，服务是满足客户需要的一系列特征的总和管理人员说，服务是由一些项目组成的酒店产品员工说，服务就是工作;客人说，服务是一种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享受。等等。记得曾经有人问香港半岛酒店的总统套房服务员什么是最好的服务，她回答是发自内心的服务，这个定义显然缺乏学术上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但却是每一位员工都能理解和记住的文字，那么酒店管理者应该选择什么呢，至少有三层含义：一要有识别、了解、预测客人需求的程度和能力。比如，一位客人在走廊上走过来，楼层服务员正在接电话，看到客人拿着一支烟走过来，象是要找烟缸，急中生智拿起一张纸，为客人接住了烟灰。这就是优质服务，因为优质服务首先是服务人员发自内心的服务，没有管理人员在场，服务流程中也没有要求服务员可以用纸为客人接烟灰，客人也没有向服务员提出要烟灰缸，是服务人员预感到客人的需求，超出了客人的期望，因为客人没有预期在走廊上有烟灰缸，也没有想到服务员在关注自己。因此，客人不仅不会介意服务员“违规操作”、超常规地提供服务，而且会感到惊喜，会留下深刻的影响。二是满足客人需求的程度和能力。满足顾客的需求就是对顾客表示理解、使他感到受欢迎、使他们感到受重视。服务成功的重要标志是拥有越来越多的回头客，服务质量的评判权在顾客，所以要在乎客人的实际感受。我们认为好的服务，如果不是客人所需要的，对客人来说就不是最好的服务。三是超常规的服务——超值服务。平凡与卓越之间往往是一步之遥，如果将程序化之外的各项服务项目纳入到现有的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注意留心客人的“身体语言”，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在带该客人满意的同时，带给他们以惊喜，甚至是感动。金陵饭店的一位员工一语道出真谛：“微笑本无价，可是，一旦在员工脸上绽开，服务就会升值，就会为饭店带来巨大的效益和无限生机。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的引入

长期以来，人民在谈论酒店服务质量或控制时，不是谈论岗位责任制、操作流程，就是全面实施质量管理(FQM或进行ISO9000系列质量认证，而忽略了从深层次的管理理念层面来研究员工创造优秀服务的背景和环境因素。酒店必须制定自己明确的，具体而且可以通过全体员工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并把质量目标和企业目标相结合，引导员工把个人的目标和企业愿景相结合，才能培育出优质服务的环境，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的是顾客需求为导向，企业的员工都要参与质量管理，即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是强调一致性，克服随意性，消除差错，使顾客得到全面的满足。服务质量是饭店的生命线，如何加强饭店的服务质量管理，创建服务精品，营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却时刻困扰着饭店的经营管理者，结合我国的酒店业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办法：

1、严密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将其作为饭店人员管理、经营管理、服务质量管理的核心准则。建立在完善的日检、周检、月检的质量检查管理体系，由各级领导负责，实施全面督导检查。另外在进行日常三级质检督导工作的同时，还可以聘请一些业内同行，饭店业星评员，或饭店的常住客人等，对饭店的服务质量、卫生质量等情况进行明查暗访，以便及时纠正，改进饭店的整体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值得重视的上，一提到服务质量控制，有些人认为就是酒店质管部的事情，其实质量管理应该由总经理亲自牵头管理。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在质检纪律上明确人人平等、赏罚分明，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2、坚持标准化管理与个性化管理想结合。我们知道，饭店业提供的产品是人对人的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饭店服务员随机应变，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共性服务产品上面。标准化的服务只是采取的到位服务，在强调“细微服务”的今天，我们在服务过程中还要采取适当的换位、补位的服务方式，把服务过程中由于服务不及、不周、不尽所产生的不到位的情况进行修改完善。其实，我们大部分客人都不愿轻易麻烦别人，凡是可以不提的个性服务要求，通常都不会提出来。这就要求酒店一定要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具备较强心理判断能力和敏锐观察能力的员工队伍，善于为客人着想，随时愿意并能够为客人提供精细化的个性服务。

个性化服务其实就是规范化服务向深层次的发展，如果我们的饭店企业能够提供完美的标准化服务，又能够提供精细化的个性服务，这就表明饭店的服务水平在稳步提升

3、强化“一次到位”意识。这一点是与饭店服务产品的特性有很大关系的。由于饭店服务产品与消费的同步性，事后无法返工或重做，因此饭店就必须强调

服务的一次到位性，并尽可能保证每次提供的服务都是优质产品。在旅游界，有一个著名的“质量否定公式”：100—1=0，它的含义是明显的，以前的每个环节做的再好，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就注定了客人对整个服务质量的低感知度。所以，饭店的每个员工一定不可以有“下次改正”的心理，要使每位员工每次的服务都成为优质产品。

4、坚持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全面质量管理包括对饭店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和全方位的质量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全过程质量管理是对饭店服务的三个环节：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事前的管理主要是要消除质量发生的隐患，也就是预防，事中的管理主要是当质量事故发生后，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加以改善;事后的管理主要是对服务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提出改进意见，使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全方位质量管理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对饭店所以的部门都要进行质量管理，切不可将目光只停留在前厅、餐厅等窗口部门上;二是饭店所以员工都要参加质量管理，就是说全员参与，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员工都要有质量管理意识，而不应该把质量看作是质检部门的是事。

5、坚持细致服务原则。“细致服务”几乎在每家饭店的标准和要求中都有规定，但真正能够做到、做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宾馆里，客人有着各式各样的 “小”需求，如果一件事处理不当，一个细节有所疏忽，就会引起客人的不满而远离宾馆。在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客源就是财源。要想留住客人就必须靠优质服务，而优质服务往往都体系在许多细微末节之中。曾有云：宾馆无大事，小事能通天。服务员每天都在做着重复的工作，承担着客人的各种需求，但就服务而言，宾馆更无小事，服务工作是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不允许有丝毫“小”的失误的，只有把小事做到位，大事自然成。所以留心身边的小事，用小事创造优质，用细节成就卓越。

第五篇：中国酒店业十大发展趋势

中国酒店业十大发展趋势

日前举行的“隆达杯2009中国酒店用品行业十大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上，慧聪网发布了2009年中国酒店行业市场研究报告并预测了中国酒店业十大发展趋势。

2008年，中国酒店业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也受到了世界旅游业增长势头大幅回落的考验。总体来看，2008年中国酒店业保持了增长势头，但年底增长速度明显下滑，酒店用品及餐饮业与酒店业息息相关，酒店业需求下滑直接影响了酒店用品市场和餐饮市场的发展。

慧聪网研究认为，未来中国酒店产业将呈现十大发展趋势：第一，中国中长期发展不可逆转，预测到2015年全国将新增各类住宿设施20万家，其中星级酒店约1万家，五星级酒店将超过500家。第二，竞争更加激烈，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旅游饭店投资将达到3400亿元，集团之间核心竞争力的较量将更加突出。第三，酒店集团的收购、兼并、重组进一步加速，可能会出现跨地区甚至跨国的收购、兼并与重组。第四，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普遍下降，亏损企业增加，这些都将是暂时的困难。第五，休闲度假酒店的需求将成倍增长，促进内需和消费政策将推动国内旅游业从观光型升级为度假型。第六，会展业和奖励旅游将持续发展，包括展会、会议、活动、展览，都能够推动中国酒店业的发展。第七，互联网将成为酒店营销的最大平台。第八，酒店的网络营销以直销为主，渠道并重，酒店开始重视优化网站和网站推广的方法，不完全依赖于某些渠道对它的支持。第九，中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还将继续有不俗的表现，新开业的高端酒店普遍使用跨国公司的品牌，中国高端酒店的主流正在演变为“房地产开发业+跨国公司”品牌。第十，中国酒店业在海外取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