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体制改革能否破解腐败难题

第一篇：反腐体制改革能否破解腐败难题

尊敬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提出，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决定》提出，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中央《决定》中提出的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还有一个亮点对反腐败工作也有极大的帮助，就是《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两项措施的推出，可以说这两大亮点对当前反腐体制的反腐力度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但这次改革到底能不能破解当前存在的腐败难题，笔者认为，要取得反腐败工作的胜利，当前的打击腐败力度需要坚持，但打击不是目的，目的是制止腐败的产生和漫延。用制度来止住腐败的产生，就需要加大对腐败预防的力度。要做到这点，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支持并需要转变现在以打击为主的反腐败观念，将强力打击腐败转变到采取更多措施来提高预防腐败能力上来。这才是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应该更关心和关注的重点。毕竟党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也不容易，如果能够让这些党员干部都自觉遵纪守法，将自己置于监督之下，减少腐败行为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应该把治病救人当作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然，对待已经无法救治的腐败分子也不能手软，只要涉及触犯法纪，应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应该由检察机关介入处理的就由检察机关处理。

有专家分析，“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是中纪委先介入办案的模式，涉及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直接介入模式应当可以执行，这也是以法治国的体现。领导干部涉法当由检察机关介入，体现以法治国精神。纪委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监督和监察党内腐败行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对涉法党员干部直接由检察机关介入，不但可以节约时间，还能让民众看到党的机关在尊重法律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依法治国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得以推广，那将是国家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将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决定》将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权提收到上一级纪委和组织部门，在笔者看来，意义不是不大。虽然频繁的更换任职地点可以让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有所忌惮，但只要纪委书记还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种监督本身就有很多限制。党的内部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有些项目，明显存在着不合理，但主要领导想通过，他还是可以通过由党委(党组)会的召开来强行通过。出了问题也是领导班子的决定，主要领导只负领导职责。纪委书记在班子中只占一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为了班子的团结稳定，还不能有事没事经常到上一级纪委那里去汇报。纪委书记的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都在当地，还些原因都是造成当前同级难以监督的主要问题。因此，虽然上收了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和考察权，但能够起到的作用确实很有限，还是无法解决同级监督难这块“硬骨头”。

将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统一收归省本级直接管理。保证了地方司法的独立性，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交集减少了，可以有效地减少地方干涉司法，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果这次改革能够动作再大点，将涉案官员由检察院直接介入模式进行实施，更可以保证或者减少地方政府对案件的影响，使案件审理更公平公正公开。毕竟减少地方政府干扰因素是当前办理涉官案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直接介入模式在检察机关人财物统一收归省本级管理后更是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值得期待。

腐败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在《决定》中，我们也看到了党中央对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今年以来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动作更是深得全国人民群众的赞扬。反腐败体制机制的每一次改革就是一次完善，只有不断地总结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问题，才会去思考、去改革、去完善。只有不断地改革，各项制度措施也才会越来越健全。以制度管人，以法治国才是真正的法治中国。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二篇：鄂州市破解文化体制改革难题

鄂州市破解文化体制改革难题的启示与思考

夏建国刘传坤

文化体制改革是近年的热门话题，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件操作起来很难的事情，从上来下，各级政府没有明确的扶持政府和意见，改革需要成本，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新的机制如何建立？这是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课题。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了，改革势在必行。文化工作者要面对现实，不能再抱有“等、靠、要”的思想，应积极应对、大胆探索。鄂州市文体局新届班子上任后，大破解文化体制改革难题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从受益中得到了一点启示。

一、改革的历程与启示

鄂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逐步推进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萌芽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党的十四大前）

这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改制是继农村联产责任制承包取得巨大成功，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在借鉴学习了农村和工业、商业和其他公共服务业的改革创新经验作法后，文化单位进行了自发的、局部的、单项的改革尝试。这期间的改革开始打破文化单位纯而又纯合单一的管理、经营和服务模式，进行改革探索。如推行合同制、承包制、租赁制；进行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开始有偿服务；按各部门的效益高低、贡献大小和个人职责岗位、能力强弱逐步拉开了一部分人的工资档次，形成了一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市群艺馆引进有经营专长的人员带领一部职工开办了印刷厂、录像放映业。市图书馆在全市率先开办了打字复印社和图书经销部。省京剧二团开办了少儿京剧艺术班，把艺术培训当文化产业来办；推行了演出效益工资和其他奖励工资。市博物馆推行了考古队定额上缴、额外分成工资制度。

（二）文化单位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十四大以后至十六大前）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取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各种体制结构的文化单位较快发展、文化经营活动的丰富，国有文化单位事企不分、职能淡化、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落后、机制不活、经济拮据、活力不强的问题突出显现出来，与其社会主体、主导地位不相适应，与市场经济规律不相适应，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相适应。为此，本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本着有利于出人才、出作品、出效益，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衡量标准，我局选择了市群艺馆、省京剧二团等单位为改革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全系统文化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

第一，以建立完善适应市场规律和文化艺术规律的管理模式为着眼点，大力推进以企事分离、主辅分离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创新。

1、“一馆两制、企事分离”。对三馆（市博物馆、市群艺馆、市图书馆）这些既有公益性业务，又有经营性业务，管理方式划分不清的单位，本着“分类、脱钩、放权、搞活”的原则，从体制上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离，事业职能与企业职能分离，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市群艺馆设立群文工作总部和群文经营总部。群文工作总部履行社会文化职能，享受国拨经费，实行目标责任制为主的量化管理；群文经营总部履行经济效益职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经济指标管理。

2、“切块搞活，分兵突围”。改变市直文化事业单位“一锅煮”、“大锅饭”现象，在划清主业和辅业，职能工作和经营工作的前提下，按照“增强相对独立性、划小核算单位”的思路，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业务和经营部门分割开来，单独进行核算和管理，打破单一的、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如市博物馆分别将考古部、陈列部、文博开发部等7个内部业务和经营部门实行切块分割，各块均推行“五定二挂钩”（定业务、定经济指标、定岗、定员、定责和工资、奖金与目标任务挂钩）的管理办法。鄂城影剧院将主业电影和辅业录相放映等分割开来，形成五个独立的内部经营单位，采取竞拍方式，将五个单位承包给院内职工经营，实行“总体包干，自负盈亏，确保上缴，超额全留”的经营方式。

第二，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要求的竞争机制为着眼点，大力推进以全员竞争、合同聘任为核心的人事制度创新。

1、打破干部职工身份界限，推行全员竞争上岗。全系统文化单位相继按照“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对领导和非领导岗位实行全面竞争，实行试用制、聘任制和风险抵押金制。

市群艺馆、市影剧院、省京剧二团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在全市范围内竞聘上岗、择优录用的。在单位内部彻底打破干部职工身份界限和传统的用工制度，从领导班子副职到中层干部到普通员工岗位，全部竞聘上岗，能者上，庸者下。通过组织考核、民主考评和双向选择，一批普通身份的职工走上了副职或中层干部的岗位，一批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被淘汰下来，一批人员被待岗或分流。

2、打破传统用工制度，推行“提高门槛，逢进必考”。一是提高用人标准。除舞蹈等特殊专业可用中专生外，新调入、招收人员必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且专业对口，不让“陈谷占仓”。二是考试录用。新进人员必须经过考试、考核，公开竞争，择优录用，实行聘用合同制，不让“滥竽充数”。三是缺一招一。一方面严格控制超编进人，另一方面对专业技术人员编制实行缺一招一，用足用好编制，不让“鸠占雀巢”。2004年9月，经市人事、编制部门批准，从市群艺馆、市艺术创作研究所、省京剧二团、市图书馆四个单位拿出4个空编，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引进了文艺创作、图书管理、舞蹈等4名专业人才。

第三，以建立完善适应市场规则的分配机制为着眼点，大力推进以浮动工资、绩效工资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创新。

按照不同岗位情况，探索多种分配方式，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市群艺馆，馆长、行政办公室和群文工作总部人员工资按固定（70%）和浮动（30%）两个部分发放，浮动部分和业务挂钩。群文经营总部实行效益工资，按政策保证最低工资标准和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多劳多得，按绩效取酬。市博物馆按文博业务人员30%的工资作为奖励工资与业务和经济指标挂钩，按完成任务的比例发放。省京剧二团实行联演计酬制，根据演出多少、能力强弱和角色大小来确定工资分配标准。

第四，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需求的投资机制为着眼点，大力推进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模式创新。

1、公有民营，股份合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把文化事业单位作为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利用市场力量寻求发展。鄂城影剧院大胆引进民营资本100多万元，装修改造特轮电影厅，安装美国环绕立体声音响，更换座椅等配套设施，实行公有民营、股份合作制。

2、开放引进，借力开发。针对文化事业单位底子薄、资金困难的现实，以文化资源为资产存量吸引国内外资金，开发文化产业。市博物馆争取日本友人投资700万日元，修建了张裕钊陵园和樱花园，成为鄂州文化旅游景点。利用鄂州书法名人张裕钊在日本享有盛誉这一无形文化资产，开创了利用外资保护利用文物的先例。鄂城影剧院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利用临街黄金地段招商开发。通过租赁户预付租金，建筑队带资的方式，吸纳资金100万元，成功地开了1409平方米的门楼。

3、横向联合，开门办文。鄂州市是古铜镜之乡。为开发利用这一优势，市博物馆从陕西引进一名铜镜复原复制人才，创办了文物复原复制研究所，复制古代青铜镜系列产品。目前，这个所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礼品定点生产单位，产品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省京剧二团大胆实行会员制，走团企联姻之路，先后与银行、税务、财政、烟草等部门和企业横向联合。剧团为会员单位提供文艺服务，会员单位为剧团提供物资资金支持，双方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市演出公司针对大型文艺演出投入大、风险高的情况，积极争取社会力量，联合进行前期投入，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他们还在社会上选聘演出经纪人和销票员，依托社会力量、中介机构进行演出经营。

（三）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阶段（十六大至现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十六大精神和全市的统一部署，我局在市直文体系统进行了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这次改革首先是对全部文化单位按公益性、经营性和准公益性三类进行分类。在12家文化体育单位中，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4家（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群艺馆、市艺研所）；差额拨款和定额补助事业单位各一家（省京剧二团）；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一家（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另外有两家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市演出公司、市影视演艺中心）和2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单位（市电影公司、市影剧院）改为企业，加上原已改为企业的双管单位市新华书店，共有5家企业。

对保留的8家事业单位，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进行了定单位名称、定隶属关系、定经费渠道、定职能、定编制、定领导职数的“六定”改革，各单位都制定了工作方案，重新确定了岗位、职数和岗位职责，开展了新的竞编竞岗的一系列工作。

2003年2月起，我局对4家新改企业进行改制，以彻底解决其机制不活、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等一系列弊端和效益低下、包袱沉重、人浮于事的困境。此次改制的目标任务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两改”（改国有为民营或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改固定工、合同制职工身份为自然人身份）为主要内容，依法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实体、市场竞争主体和新型文化企业。改制的原则是：坚持改革促发展的原则；统一布置，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原则；相信依靠群众，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部改制工作分宣传发动、制定方案、组织实施、检查验收四个阶段。争对电影市场萎缩、人员过多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以市电影公司作为试点改革单位。市电影公司按照改革方案，通过资产变现作为改革资本，为所有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每年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买断了身分，变成社会人。目前市电影公司的改革已基本完成。2004年，我们又对鄂城影剧院进行民营化改革，实行民营化管理，通过购买资金，解决了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问题，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争取年内全面完成。这些改革措施，既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批准，又得到了职工的理解，化解了职工经常上访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启示

回顾20多年来我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珍视和发扬。一是改革是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伴随着第一阶段改革，我市文化单位实现了县级基础向地市级格局的历史跨越；文化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兴起。在第二阶段改革中，群众文化打造出了“周周乐”品牌，我市被命名为全省书法艺术之乡；专业艺术飞出了《小凤》，实现了获国家艺术大奖零的突破；文物保护捷报频传；我市被定为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实践证明，谁改革谁变化，早改革早主动。二是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前提条件。20年改革大浪淘沙，一些像电影公司这样的单位，过去曾经辉煌，现在则跌入困境。除客观原因外，思想不解放，墨守陈规怕改革是主要原因。2000年，市文化局就曾到该单位动员改制，结果动员会都开砸了。三是加强领导，上下配合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关心重视，非常必要。我们所有改革方案都报市领导和有关单位审批，得到了市领导的支持，为我们推进文化改革了坚持后盾和保障。去年，徐松南、谢松保等市主要领导到文体系统专题调研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直接推动了全市文化体育事业单位的新一轮改革。尊重群众的改革创新精神，放手发动、鼓励基层单位结合实际进行改革，改革才能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二、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我市文化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与我市建设富裕型小康城市的目标、与文化体育系统自身发展的需要相比，仍然存在一些距离与问题，改革只起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主要表现为：

（一）思想解放不够。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文化系统的改革明显滞后。一些人片面强调行业的特殊性，不敢想，不敢闯，寄望于“等、靠、要”，满足于“守摊子”，有困难有问题找政府多，想办法少；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多，向市场开拓创新少；事业化管理的多，企业化管理的少，导致文化单位人员严重超编，庸才请不走，人才留不住，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急需人才难以引进；懂与不懂文化的一个样，干事的与不干事的一个样。思想观念陈旧。在文化单位中相当一部分人计划经济的思想模式还比较浓厚，还沉浸在过去辉煌、火红的年代，其工作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按计划经济那一套来办。

（二）改革力度不够。回顾20多年的改革，治标的内容多，治本的内容少，机制不活、体制不顺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铁交椅、铁饭碗现象还明显存在，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还一个样，单位在用人、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受到很大制约，个人和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充分的得到调动。从上到下改革的力度不大，政策不配套。文化单位的改革大多是孤军作战，自行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局部的、单项的改革多，系统的、配套的改革少；单位自己主持的改革多，由政府主持的改革少。没形成象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商业流道领域改革那样完善、配套的政策法规，那样从上到下强有力的改革力度。这就需要上级政府出台相配套的政策法规的扶持意见。

（三）历史包袱沉重。一是社保问题。我市文化系统大部分事业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市演出公司、市影视演艺中心两家单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任何资产积累。改制首先要搞养老、医疗保险。如没有优惠政策，改制将很难顺利进行。文化系统事业单位是财政拨款

单位，搞养老、医疗保险数额较大，必须要市财政扶持。

二是税收和债务问题。由于市场萧条，经营困难，市电影公司、市影剧院多年来都欠缴税款。税款的追缴也是两单位改制工作中的一大问题。此外，两单位都欠有银行债务，一直没有享受国家对企业欠银行债务的缩水政策。建议出台这方面的政策。三是资产变现、土地开发问题。改制单位实现资产变现和土地开发是改制成功的关键环节。市电影公司已和开发商签订了人民电影院的开发合同，其他固定资产也正在清产评估。此项工作需要落实改制企业资产变现和土地开发的税费减免优惠政策。这些都障碍着文化体育单位改革的突破。

三、今后的对策与建议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结合文体单位的实际，做好调查研究，促进思想大解决，改革大突破。一是在增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自身活力上解决思想。要破除“等、靠、要”的思想，树立市场竞争和自我加压、自我发展的观念，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善于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是在精神状态上解放思想。要破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树立敢闯、敢试、敢突破的观念，保护改革者，支持探索者，鞭策观望者，努力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三是在所制结构上解放思想。要破除重“国办”文化，轻“民办”文化的思想，树立巩固和发展国办文化，鼓励民办文化发展的观念。四是在投资结构上解放思想。要破除单纯依赖国家财政拨款办文化的思想，树立资金市场化、投入主体多元化的观念。五是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上解放思想。要破除自我封闭、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思想，树立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观念。六是在发展文化产业认识上解放思想。要破除“仕不言商，文不理财”的思想，树立文化产业是繁荣文化艺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重要途径的观念。发挥民族文化艺术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七是在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文化上解放思想。要破除不重视知识、不重视技术的思想，树立科技是文化艺术发展推动力的观念。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八是在转变政府职能上解放思想。实现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2、分类指导，全面推进。按照文化单位的实际和生产规律办事，不断深化体制和机制创新。对公益性单位，如博物馆、艺研所、群艺馆、图书馆、基层文化站实行政府主导，不断深化以“三项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制度改革。对经营性单位，要尽快对其改企改制，使其按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对准公益性单位，如省京剧二团，一方面要促使其面向市场、面向社会搞好经营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争取政府的扶持。目前，我们正组织三个专班，对三类文化单位的深化改革提出具体方案。

3、争取政策，形成合力。努力争取上能制定完善配套的改革政策和出台科学合理的优惠扶持政策。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各级政府要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解决文化系统改革发展中存在的政策性难题，如社保、医保问题、税费减免等，使文化单位的改革轻装上阵，有章可循。文化事业单位进入市场和改为企业，要有政策，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把职工社保问题解决掉，卸下包袱；第二条是原来财政形成事实的扶持它的那部分资金要继续扶持。

4、要加强领导，大造舆论，切实推进。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加强对文体单位改革的领导，像抓企业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那样，由政府领导挂帅，职能部门大员上阵，统一协调，上下联动，大造舆论，形成气候，切实把文化系统的改革推向深入。

（夏建国系鄂州市文化体育局局长）

第三篇：浅谈腐败和反腐

《形势与政策》

题目：浅谈腐败和反腐

班级：生物工程二班

学号：1109034222

姓名：周兆

2012年11月

浅谈腐败和反腐

近年来，一些老百姓总在抱怨，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老百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种现象的深层本质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反腐败已经到了深水区。其次，就是人们的认识上的不足。什么是腐败，按照世界公认的观点，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才是腐败。有些人把腐败当个筐,什么东西都往内装。把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房屋面积缩水、虚假广告、虚假彩票等违反诚信原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守信用、服务态度差、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和封建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极现象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问题，都归结为“腐败现象”。还有，有些人之所以感觉到现今的腐败问题很严重，除了把腐败这个概念泛化外，也与他们获得腐败信息的渠道有关。2003年，有个省就“您和您周围的人感受腐败的渠道”作了一个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是13.92%的人亲身经历过腐败；54.3%的人从国内书报、3.9%的人从境外媒体上感受到腐败很严重； 13.87%的人听别人说腐败很严重；12.536%的人说不清。由此看来，亲身经历腐败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听媒体和别人说的，这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当今的中国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腐败事件，中国的反腐事业任重而道远。

腐败产生的原因

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灭，国家、阶级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败现象。此外，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和文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资源分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从人的因素来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树得还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从社会环境来看，受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人把腐败当作“臭豆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腐败的危害

国外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腐败的危害性，一是腐败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影响人心的向背，二是腐败对经济资源造成巨大浪费、阻碍经济发展，三是腐败破坏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正，四是腐败导致人们灵魂蜕变、败坏社会风气。他们这种认识很深刻，也很具体。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比较宏观。人们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损害了社会道德，让一些百姓在对金钱的态度上变得玩世不恭。有的医生向病人收取红包，也有大学生向别人行贿以出版自己的作品，等等。

如何治理腐败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要从制度上做文章，釜底抽薪，才能真正遏制住腐败。每年“两会”，热点话题之首都是反腐败，腐败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所以高层领导才说“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反腐败也成为每届中央的头等大事。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整体联动、综合防治、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要更加注重提升惩防腐败体系的整体功能；

2、要更加注重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

3、要更加注重增强反腐

倡廉的整体合力。即反腐败要建立综合战略。一是教育，对公务员进行廉政建设培训教育。有的国家，不但对公务员，而且在中小学学生中推行廉政建设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廉政意识；二是惩治，对腐败者从政治、经济、法律上进行惩罚；三是预防，要建立预警机制，通过一套指标体系来预测、监控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另外，还要加强公民参与。西方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和立法来反映民意，进行反腐败。

中国的反腐为何总是治标不治本？

很多人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公众所期盼的那样，彻底从源头遏制腐败呢？有心人会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高层也想从源头遏制腐败，但总是有心无力，结果便是一招接一招，招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甚至还不能治标。还有从法律上讲，虽说从1979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共计通过了380多部法律，国务院已颁布了800多部行政法规，全国地方性法规共计8000余部。可以这样说，以宪法为核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是，20年来，我们可以制定上千部法律，但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恐怕不是几十年就能做到的。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要实现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执法问题不解决，则立法成果难以保障。现在，《立法法》允许下面有自己相应的立法权。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必然产生立法利益偏向的问题，结果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种在立法上以局部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廉洁行为，是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重要内容。

看看国外的反腐

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反腐方式上有一些很严厉的措施，例如新加坡的连带责任，美国80年代的死盯运动，这两个措施的确很厉害。新加坡在反腐败上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二是要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对付贪污者，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为此，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法律上的连带责任，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还钱。在这里，上下级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一损俱损。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搞的死盯运动更厉害。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冒充大公司的职员，去给政府官员送礼，哪个敢收，就把哪个抓起来。这种死盯战术在打击腐败方面的确可以起到特殊效果，让政府公务员感到身边到处都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迫使他们洁身自好，遵纪守法。

中国与外国的合作

今天，腐败已经是世界性的通病，反腐败是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大国，当然不能“关门反腐败”，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2003年1月11日，中国廉政建设项目启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廉政建设项目的实施，是我们在反腐倡廉领域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和扩展。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督、监察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从2005年起，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反腐败专家组与美方建立起联络机制，定期磋商机制以及信息交换机制。我国近年来还与一些国家加紧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这也使一些久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与国外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研究、借鉴国外地区开展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尽管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

全盘照搬过来，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中国特色的反腐

中国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而不是上级发现，这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所以群众举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已经成为反腐败主渠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反映了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举报勇士，他们的义举让社会感动。国外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监督者、制衡者，是有权机关。如果这些机关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是一种渎职。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官员的权力很大，又缺少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上官员普遍对上负责的机制，因此腐败不易被有权机关发现。但腐败分子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就是网络举报的数量大了，网上举报与传统的举报方式相比，提高了效率，也加强了举报人和检察机关的互动，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举报人的安全。这种快捷的举报方式，为群众拓宽了举报渠道，为检察机关拓展了案源，也给群众降低了举报成本。早在2003年最高检就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进入最高检网站主页，“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的链接非常醒目。点击进入举报中心，再点击“我要举报”，就可以看到一张中国地图，举报人可以选择相应省份，点击即可进入该省检察院的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举报中心”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举报人据此密码可以随时查看举报的处理情况。这样，最高检就把全国的举报线索纳入统一管理，适应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要求。举报人与最高检的互动是网上举报的一大亮点。举报者登录举报网站，除了能与工作人员网上交流，还能看到他们的举报信息受理情况。举报者可以看到他的举报材料是分流了，还是移送到其他机关，或者是转到相应的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最高检规定，收到举报信息，一个星期内告知举报人受理情况，3至6个月告知案件处理情况。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以检举揭发贪官的腐败行为为己任”的职业举报人，他们对贪官的腐败行为明察暗访后，将举报材料报给当地检察院举报中心，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据某地检察院统计，去年职业举报人举报的案子多达50余起。这与检察院出台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有关：法院认定犯罪数额在1万元至1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5%奖励举报人；认定犯罪数额在10万至5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10%奖励举报人；举报50万元以上的犯罪额，将给予特殊奖励。同时，检察院还给予职业举报人全面的保护：严守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职业举报人的出现，其实是对举报工作的一种肯定，说明我们国家的举报工作已经收到明显实效。

十八大与反腐败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全程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极富个性，又具新鲜感。语言十分平实、朴实，让老百姓一听就懂，少了许多非常官方的语言。通篇讲话中所贯穿的“责任”、“人民”、“管党”等主题十分鲜明，让人充满期待、充满希望。在这之中，总书记关于党内问题的阐述，尤其令人深刻，他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语气凝重而坚定，充分展示新一

届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从而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既是谆谆告诫，更是反腐倡廉的动员令。我们党要始终保持纯洁性、先进性，就要在教育、惩戒和制度等方面，特别是制度层面，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着力推进依法治国。当年，总书记曾经在宁德主政期间铁腕治吏。面对未来，我们寄予无限希望与期待。

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获中央委员会批准。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出任新一届中纪委书记，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王伟当选副书记。外界分析认为，王岐山在过往的从政经历中屡次担当“救火队长”角色，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和“处理危机的铁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内地腐败形势日益升级，金融、证券领域成贪腐重灾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深谙金融规律和中国现实，金融领域反腐亦是王岐山的“拿手好戏”。由其领衔肃贪倡廉，显示中共进一步加强治理贪腐的决心与力度。纵观此次新当选的中纪委常委可以发现，19位常委几乎全部具备多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并且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央重要的党纪和政法部门。除书记和副书记外，其他10位常委均是来自解放军总政治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部、中直工委、国家机关工委、审计署、监察部等中央重要机构和部门主管纪检的高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全社会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都要求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只要我们清醒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旗帜鲜明、以一贯之地反对腐败，就一定能够清除腐败这个毒瘤。

第四篇：浅谈腐败与反腐

浅谈腐败与反腐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而腐败现象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什么是腐败？一般来说，就是滥用公共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党和政府始终保持了对腐败问题的高度警惕，始终将反腐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但仍未能遏制其蔓延之势。近年来，众多高官因腐败问题落马，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忧虑。有官方媒体指出：“腐败问题牵扯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寻求反腐败的良方。

一、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表现在工作上的腐败。如个别干部任人唯亲，失职渎职，执法犯法，徇私舞弊等。

（二）表现在经济上的腐败。这类腐败现象以一味追求金钱，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敛财为主要特征。有利用职务索贿受贿的；有乘改革开放之机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的；还有侵吞国家或集体财产的„„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巨大损失。

（三）表现在道德品质上的腐败。这类腐败现象主要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如嗜赌成性，吸毒成瘾，乱搞两性关系，甚至嫖娼宿妓等。各类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往往是相互交叉的。如有的从生活腐化开始，发展到经济腐败；又有的从追逐金钱开始，发展到工作腐败。

二、当前中国腐败现象产生及存在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体制改革。在体制改革过程也就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而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新的体制还不健全，旧的体制存在一些弊端，必然会在制度、法规、管理、监督等上出现缺位、漏洞的情况。这就为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客观条件。

如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以钱买权、权钱交易的行为，从而产生腐败机会。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非法倒卖钢材、水泥等物资。又如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管理，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导致出现行政管理行为的随意性，以致产生腐败机会。例如，政府有重大工程的发包制度，标底不透明，程序不规范，这就为建筑工程中发生贿赂行为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腐败的主体是与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正是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败思想文化，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才会在在关键时刻挡不住诱惑，跌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如因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被依法查处的毕玉玺在向党组织忏悔时痛哭流涕：“我是多年受党教育的领导干部，但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工作上的懒惰，生活上的贪图享受到极端自私个人主义„„”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益的驱动无疑是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动力。也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 好的例证。

三、反腐的三点对策

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一）加强教育和自我教育。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是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拒腐防变。

纵观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腐败的深渊。这就与其自身的教育休戚相关。如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不主动学习，不重视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近年来揭露出来的腐败问题说明，在管理上、制度上存在的不少漏洞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遏制腐败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使滥用职权的越轨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纠正。同时，只有在权力行使中坚决推进民主化，才能有效地杜绝“一言堂”，才能保证干部执行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三）从严处罚，狠抓狠打。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法令来惩治腐败，但腐败现象仍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惩治腐败的力度仍要加大。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事件时有发生，使法律应有的强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因此，对于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迁就，而应毫不留情，从严惩处。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不安定。目前，中国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我们既要增强反腐工作的紧迫感，又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努力开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第五篇：破解地方财政难题

破解地方财政难题

新年前后，两则新闻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一是截至2014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清理甄别结果，1月5日汇总至财政部，数字尚未出炉，已有消息称地方上报数据时倾向做大债务盘子；二是各地纷纷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除了普遍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还有多个城市下调了二套房首付比例，希望借此提振房地产市场。二者看似并无紧密的相关性，其实都指向同一事实：地方政府“不差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得不过上紧日子。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处于深受诟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并不匹配的状态，中国地方政府手中的资金却相对充裕。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基于现有宏观税负水平、税费的顺周期特性和日益严格的征管，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速，动辄年增幅达到20%-30%甚至更高；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屡创新高。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也不降反增，而且，可以将增值的土地作为优质抵押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以获取更充裕的银行贷款。

不过，该来的终归要来。这种高歌猛进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过往支撑地方财政高增长的因素纷纷减弱甚至逆转。首先，最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增速转换期，与此相适应，公共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地告别了超常规增长阶段。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4年前11个月，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6.4%，低于同期经济增速，这是多年来罕见的；陆续公布的各省2014年财政快报数据显示，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幅明显放缓，多集中在7%-8%之间，有的省份甚至不足5%，财政收入放缓在资源大省和传统产业集中的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房地产趋势性放缓已成定局，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面临拐点。由于人口结构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之先期政策调控影响，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即使是在降低二套房购买门槛和降息的刺激下，也只是成交量扩大，房价并未出现明显上涨，在不少二三线城市降幅明显。与此一致的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出现下滑。德意志银行认为，进入2015年后，房产市场低迷的效应将全面反映在中国财政收入上，并发出警告：中国将面临30余年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论点也许过于悲观，但其揭示的问题却值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势在必行，却客观上暂时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2014年下半年以来，债务整顿力度加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43号文）明确，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随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证登陆续出台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防范企业债风险的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厘清。未来一段时间处于举债机制的转轨过渡期，可以预见，地方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偿债还款压力，其融资能力势必受到影响。

在中国改革发展中，地方政府责任重大，其长久处于捉襟见肘窘境并非国民之福。缓解财政拮据，出路无非开源与节流二途。开源不应是变相加税，加重企业和居民负担，亦不应继续绞尽脑汁，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政策创新”，来提升融资能力。有专家担忧当前热议的PPP沦为地方政府新的债务工具，并非杞人之忧。可取的做法是顺应财税改革的大势，逐步提高国有资本上缴比例，真正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强调预算编制的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在节流方向，除了近年来提及较多的压缩行政开支，特别是“三公经费”，治本之策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改变软预算约束，这涉及多项改革。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这与GDP为主的考核体系密切相关。未来，应在官员的经济业绩考核中，加入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政府资产平衡表的考量，关注长期债务风险，引入“债务问责”。同时，可考虑在债券市场允许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城投债违约，使“政府不救助”成为现实，消除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应该承认，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诸多改革中推进力度较大、进展较快的一项，新预算法出台、地方债清理等诸多事项都在朝着世人期待的方向迈进。地方财政拮据再次表明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在内的诸多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除了当前正在推进的营改增等改革，还应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调整，呼吁多年的“理顺省以下财政关系”也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既已起步，地方政府的拮据，切不可成为放慢改革步伐的借口，须知深化改革是闯过难关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