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

第一篇：党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７５周年纪念日。我们向解放军、武警部队指战员，以及广大民兵、预备役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退伍军人、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致以亲切的问候！７５年来，从南昌城头走出来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祖国、为人民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人民解放军按照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军向世人展示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７５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是永远不变的军魂。实践证明，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力推进军队的各项建设，我军就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建立新的功绩，做出新的贡献。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我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完成时代和人民赋予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和指导军队的各项工作，这是人民军队履行“打得赢”、“不变质”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保证，是推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科学指南。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行动上的一致源于思想上的统一。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坚定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真正做到在理论上十分清醒，在政治上十分坚定，在行动上十分自觉。人民军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军队建设。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要在全体人民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牢固树立国防意识。越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就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不断增强国防实力。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在７５年的光辉岁月中，我们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这是党的光荣，民族的光荣，也是人民军队的光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我们的这支军队，牢记党的宗旨，发扬光荣传统，高扬永远不变的军魂，必定能够不断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建设得更加强大，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中创造更大的光荣。

第二篇：科学理论指导永远不变的军魂

科学理论指导与永远不变的军魂

摘要：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塑造官兵忠诚灵魂，关键在于全方位培育，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用理论武装头脑，坚定听党指挥军魂。

关键词： 铸牢军魂；理论武装头脑；

一、军魂是我军的命根子

（一）血与火的斗争锻造了我军的军魂。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由于我们党没有自己的军队，无数赤手空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头颅落地，革命成果毁于一旦。血的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了建立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一年，我们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并从一开始就坚持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三湾改编，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基础。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原则和措施。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训令》，第一次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载入了正式文献。真理总是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视军权高于党权，企图另立中央，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我们党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与张国焘斗争的经验时，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著名论断。全面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提出八路军要“统一受蒋指挥”，主张放弃党对八路军的领导权。党中央、毛主席针锋相对，反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经受了又一次考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又粉碎了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权的阴谋，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的团结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我军的军魂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在同反动派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斗出来的，是历经长期革命斗争考验锻造出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更是人民军队的必然选择。

（二）我军军魂具有唯一性、直接性和全面性的鲜明特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我军的军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唯一性。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是绝对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地、独立地、永远地领导和指挥这支军队的政党，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插手军队，更不得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

二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直接性。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直接领导，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全军形成垂直的党的领导系统。

三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全面性。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军队中自上而下建立起各级组织，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对军队实行思想、政治、组织的全面领导，对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系统实施全权领导，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

（三）军魂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我给大家讲两个历史事件。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大军西征到达大渡河畔，在清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下，最终全军覆没，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千古悲剧。72年后，红军长征也来到了大渡河畔，面临着与当年太平军相似的险恶处境，蒋介石宣称要让红军成为“太平军第二”，结果呢，英勇的红军突破天险，粉碎了敌人的美梦。两支同样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在同一地点，面临相似的处境，为什么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原因就在于我军有着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了400多个战役，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并经受住了各种政治风浪和斗争的严峻考验，始终保持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本色。我军之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魂”。正是有了这个“魂”，我军才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的奋斗目标，正是有了这个“魂”，我军才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78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依、传统之根本，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命根子。

二、军魂是我军抵御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主心骨

胡主席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这一条永远不能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强化这一观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铸牢我军军魂的极端重要性，为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侵蚀影响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一）敌对势力始终把我军作为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重点。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矛头集中指向我国。进入21世纪，美国为构建以它自己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把我国视为推行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利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之机，不断拓展对我西化、分化的空间和手段。由于我军的特殊性质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目标，千方百计地进行渗透破坏。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我军兜售西方的建军思想和治军之道，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勾结各种反华

力，利用广播、互联网、邮件等对我军进行心战宣传和破坏活动；通过利益诱惑进行拉拢策反，笼络军人的亲友和曾经在部队工作的人员，企图在部队内部培植他们的力量。现在，我们大家都没有经历革命战争的考验，对军魂重要性的体验不像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一辈那样刻骨铭心，比较容易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有的甚至盲目崇拜欣赏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治军之道。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拉拢腐蚀下，不就有个别人当了俘虏，变节投敌，成了人民的罪人吗？这样的人虽然是少数，但足以说明我军面临的挑战非常现实、非常严峻。我们旅地处西北，毗邻发生“颜色革命”的中亚国家，驻地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频繁，可以说处在反西化、分化斗争的前沿，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考验也更直接更具体，我们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不能掉以轻心。

（二）敌对势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首先，军队不可能“非党化”，鼓吹“军队国家化”更是别有用心。“军队非党化”与“军队国家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方国家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搞军队国家化，是资产阶级政党控制和利用军队的一种手段，是多党政治体制的产物。表面上看，军队属于国家，实际上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党的领袖当上了总统或首相，就自然成了军队的最高统帅，掌握着军队的控制权。可见，西方国家军队实质上仍然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所谓“军队非党化”其实根本就不可能。

其次，军队不可能“非政治化”。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更不可能离开政治。以美军为例，它口口声声宣称不参与政治，但它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国际上，它空袭南联盟，攻打阿富汗，占领伊拉克，充当“世界宪兵”，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忠实工具。在国内，它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资产阶级的政治打手。1963年，美国马里兰州一所大学黑人和学生举行示威，美军进驻该校达一年之久，这难道与政治没有关系？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党、国家和军队的阶级属性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三者是完全一致、高度统一的。因此，我军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敌对势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就是企图把我军的思想搞乱，把军心搞散，把军队搞垮，为颠覆我党的执政地位、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扫清障碍，用心极其险恶。

（三）铸牢军魂才能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二战期间，希特勒的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尽管德军从炮镜中看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的苏联国旗，但还是没能战胜苏共领导的苏联红军。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军却在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攻势面前不战而败、不战而变。导致这一历史性悲剧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个教训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的，这就是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攻势面前，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正意识形态，1990年苏军开始推行“非政治化”，主动放弃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不久，又颁布苏联社会团体法，规定军人活动不受政党决议的束缚，并对军队政治机关进行全面改组，撤销了军队各级党的组织，允许非党组织在军队中活动，使苏共放弃了对军队的组织领导。1990年一年间，苏军中退党的官兵就达3万多人。1991年的“8〃19”事件中，在苏联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被“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攻打议会大厦的空降部队有的按兵不动，有的阵前倒戈。这从反面告诫我们，军队一旦脱离党的绝对领导就会丧失灵魂，就会变质，就会在西化、分化的侵蚀影响面前败下阵来。对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有清醒认识，我们更要认真汲取教训。我军正是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经受住了考验。面对严峻挑战，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固本铸魂，抵御西化、分化影响侵蚀才有“主心骨”，才能任凭风浪起，永远不迷向。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同时立足于新的实践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创新，使党建理论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为我们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应认真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党的建设的理论，如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关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理论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建设始终保持正确方向，使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三、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和军魂

坚持立足实践推进党建理论创新。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前进，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党建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比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基层组织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需要党的基层组织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创新活动内容方式，找准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着力点。而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创新，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理论的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切实提高全党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入研究党建新情况，努力破解党建新问题，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和实践创新。

四、激发内在动力，在培育践行中自觉强化理论武装。

理论武装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力量，强化理论武装就需要体现在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性上。概括起来就是“三个铸牢”：

（一）是在加强思想改造中铸牢军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最根本的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人的头脑，就像是一个阵地，不用创新理论去占领武装，就会被其它理论或思想占领，甚至会被灰色信息或不健康思想所占领。因此，我们必须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抢占思想的主阵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理想信念之基。有一句古语，叫做忧心非学不释，困惑非学不解，精神非学不振。讲的就是放松学习就会使意志消沉、迷失方向的道理。有一本名为《反贪公告》的书，记录了名市长走向腐化堕落、成为 “阶下囚”的经过，导致他们犯罪的具体原因当然各不相同，但有一条是共性的，就是不学科学理论，理想信念失衡。由此可见，不重视理论学习，不是什么 “光荣的缺点”，而是 “致命的弱点”。因此，我们每名同志都应该把理论学习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第一任务，始终保持不竭的学习动力和饱满的学习热情。把握科学理论的基本内涵、主要观点和精神实质，掌握观察世界、认识问题、指导人生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这样才能通过深入扎实持久的理论武装，使自己不断在思想认识上达到新高度，在坚定信念上达到新境界，从而也才能引导我们、支撑我们走好军旅人生之路。

（二）是在深化党史军史学习中铸牢军魂。我们的党史军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都是一堂堂生动的教育课，对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对永葆我军传统和本色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火，点然引路的灯；理论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科学理论是我们崇高理想信念的基石，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才会有正确的前进方向。在我军历史上有个独腿英雄钟赤兵任红十二团政委时，在娄山关战役中不幸受伤，年仅岁的他经过三次截肢，对前来看望他的彭德怀说： “军团长，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之后，钟赤兵凭着顽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对党的无限忠诚。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学好科学理论，才能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中央和胡主席的信赖。

（三）是在严守政治纪律中铸牢军魂。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武器装备远远好于我们、数量远远多于我们的国民党军队，靠得就是严明的纪律。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官兵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上演了一幕幕听党指挥、严守纪律的战争话剧。黄克诚大将讲得很生动：“那时候，毛主席就是用个电台，滴答滴答地指挥我们。滴答滴答，就要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来监督，大家都自觉执行。”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广大官兵要自觉同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能不能维护政治纪律的严肃性。是我们官兵党性纪律观念是否坚强的具体体现。当身边出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论和观点时，要旗帜鲜明地批驳和纠正，不能任其蔓延。当发生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时，要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坚决予以制止，自觉维护党的利益和形象。同志们，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一支没有军魂的部队，也就没有了脊梁，必然会垮塌失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只要我们始终忠诚于党，铸牢军魂，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就一定能够肩负起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把我们所的全面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毛俊.解放军报.长征出版社，2008.8.2． 马越舟，李敬坡.解放军报.长征出版社，2013.5.

第三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法官的历史使命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法官的历史使命

导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和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依法独立审判是不矛盾的。人民法院是由以法官为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组成，如同细胞对于人的肌体一样，以法官为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法院肌体的细胞，是组成人民法院最基本的因素。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依法独立审判决定了以法官为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依法独立审判，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是互相联系、互为依存、思想上一脉相承、组织上不可分割的整体与部分关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第一、整体和部分相互依存。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离开部分就不存在整体； 第二、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按一定联系或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整体不等于部分的总和，优化的系统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第三、整体和部分相互作用。一方面，整体对部分起支配、决定作用，协调各部分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各个部分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反作用于整体，部分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体的变化。正确处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就必须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着眼于整体，要求局部服从整体，反对片面强调局部、以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的分散主义和个体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立足整体、统筹兼顾，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人民法院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人民法院司法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法院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这首先要看到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人民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提高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法院所有的审判工作都必须按照党的方针和原则办事，必须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人民法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党对法院工作领导的司法理念是历史的使命，这是人民法院司法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司法方向的关键，也是人民法院司法工作顺利进行和不断前进的保障。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会导致法律属于党的权力，难以独立，不利于司法公正，这是错误的。正相反，人民法院只有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才能有效的行使审判权。所以我们每一位法官都要坚决防止借口依法行使审判权抑制和否定党对法院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因为我们的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又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体现。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对法院工作路线、方针的领导，是对法院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是大政方针的领导，这不仅不会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审判案件，实际上是对法院审判案件的保证。坚持党对人民法院的领导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法院的领导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都是宪法规定的根本原则，这二者是有机的统一。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在中国近代150多年间,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期间,先后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实体,包括各色各类政党,但最终大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90年光辉历程，60载执政实践，贯穿着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的伟大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品质，在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始终走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广大人民的前列，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二、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是辩证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依靠人民而又要组织、动员人民前进，是我们党的历史责任。我们党执政，就是要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选择了我们党，从此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还必须以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为基础。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之所以坚强有力，就在于全党的团结统一。我们党是一个有着760０多万党员的大党，如果没有统一意志，统一领导，各行其是，一盘散沙，不仅不能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而且党组织也会土崩瓦解。因此，党的团结统一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执政党，我们一定要倍加珍视党的团结，坚持维护党的统一。

三、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实践的科学结论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宪法和法律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要善于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统一体现在法律中，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仅要带头守法，而且要监督执法。这就是说，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同其他组织、其他公民一样，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不存在比高低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不但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从而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重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建设相统一，在创建人民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不幸的是，这一探索被“文化大革命”所打断。“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留下十分沉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逐步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规范了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各人民团体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由于没有能够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或者削弱直至取消共产党领导，最后都丧失了政权。可以说是自酿一杯苦酒，落得一败涂地。例如，20世纪30年代，苏共领导人违背民主原则，滥用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规范，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领导人又开始走向另一极端，抛出了所谓“新思维”，刻意削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直至从宪法中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结果自掘坟墓，苏共被彻底搞垮，苏联迅速解体，法纪失去约束，治安出现混乱，经济大幅度倒退，人民痛苦迷茫。这些历史教训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如果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能否做到三者有机统一，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盛衰兴亡的大问题。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密不可分，两者不是对立的。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归根结底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根本上明确了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最高权力。我国所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党只有领导人民创造各种有效的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使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我们说，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

四、人民法院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司法体制改革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人民法官是人民法院重要职能的承担者和司法权力的执行者，必须按“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三个至上”要求，积极投身到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刻认识到：人民法院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人民法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人民法官应该忠诚于党的事业；我国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法院，也应该忠诚于人民的利益；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是实施宪法法律的机构，同样应该忠诚于宪法法律。坚持“三个至上”就是体现了人民法官忠于党，忠于人民，真正实现人民法院的价值。“三个至上”是一个整体，具有统一性，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上。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的国家，党的事业十分重要；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利益更是重要；我们的国家是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法律同样十分重要。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至上”一个都不能少。少了哪一个，都不利于国家建设。因此，必须同时坚持“三个至上”。

人民法官的信仰就是“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三个至上”，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高度统一的集中体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完善司法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殊时期，而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法治国家的建设都必须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己任，所以必须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解放思想，坚定改革方向，积极稳妥地推动改革进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基于中国现阶段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情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为此，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服务服从于党的绝对权威。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党的领导并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坚持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公正裁判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讲话时指出：“自觉接受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政治觉悟和司法素质的重要体现。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怀疑，不能动摇，不能淡化，不能弱化，更不能虚化。”因此，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各项工作中体现、落实党的领导，要让党委了解法院工作，取得党委重视、支持，要始终将各项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将法院工作融入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于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积极主动地向党委汇报，加强沟通，及时将法院在队伍建设、审判工作以及改革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向党委请示报告，遇有重大、热点案件，主动向党委汇报审理情况，寻求党委的理解与支持，确保案件依法公正判决。自觉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对党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委批转、交办的案件和其他工作，要及时办结和报告，坚决摒弃将党委及其负责人过问审判工作和具体案件视为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错误思想。

当前人民法院在坚持党的领导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消除模糊认识，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行动上的盲目性导源于政治上的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导源于思想上的不坚定，思想上的不坚定导源于理论上的不清晰, 理论上的不清晰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学说和中国当代特色创新理论学说的一知半解。中共中央政法委在编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时，开篇序言明确指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必须以正确的法治理念为先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些理念集中体现在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显著特征。但是目前在审判工作实践中，人民法院内外部对坚持党的领导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是“对立论”，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不可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行使审判权就难以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包办论”，认为审判机关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审判工作事无巨细都必须请示党委决定。三是“部分领导论”，认为有的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如重大人事安排；而有的工作无须接受党的领导，如审判业务工作，因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因此容易把它定位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认为只要能正确执行法律即为尽责，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党的领导。还有少数司法人员过高评价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中定位，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一切由法律说了算。这些认识都是很肤浅的，因为它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准确和深刻的理解，要么否定党的领导，要么忽视了法律赋予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没有认识到现阶段审判工作必须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多部门配合下才能彻底解决，或者过分强调司法权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或者过分依赖于党的领导。这些错误认识容易导致部分干警在思想上出现抵触情绪，不愿接受党的领导、不愿接受监督，或者在思想上产生依赖情绪，不愿、不敢大胆公正司法，使司法工作脱离正确的轨道。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努力消除模糊认识，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确认识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克服忽视党的领导重要性的倾向，坚持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指导审判工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衡量审判工作，将坚持党的领导与执法为民相结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落实审判工作任务与落实党委意图体现在各项审判业务工作中去。

2、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关系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而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因此，根据我国实际，人民法院必须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一关系，必须运用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审判的理论和基本原理来指导司法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和谐统一，具体来讲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和完善党对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的必要性。中国现阶段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不够健全，在具体运转过程中还需要党的理论对审判工作加以引导，需要党内执法监督对司法运作过程中造成的失误进行有效救济。同时独立行使审判权，要靠党的领导保障。法律是执政党主张的国家意志形态，既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就必须通过自己的领导保障这种司法独立的实现。这种保障体现在党委支持、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支持人民法院排除来自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教育和监督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惩治司法腐败，同时，还体现在党委对司法人才的培养，以及在司法装备、法院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大量投入。

二要在审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人民法院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通过审判工作保证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实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人民法院必须处理好审判与政治的关系，防止埋头审判工作就案办案而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主动服务和热情服务，坚定地走群众路线，做到“立党为公，司法为民”。

三要完善对独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强调人民法院和法官独立审判，并不意味着对独立审判不进行监督和制约，相反，还应当加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加强对司法权力监督、制约，防止法官滥用审判权与保障独立审判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自觉接受党内、权力机关、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的监督，使司法机关及法官均得到监督和制约。

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主动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才以充分体现，公正裁判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因此，人民法院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地依靠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正确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努力为人民掌好、用好审判权，依法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办案质量和司法水平，开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为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3、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关系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而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因此，根据我国实际，人民法院必须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一关系，必须运用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审判的理论和基本原理来指导司法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和谐统一，具体来讲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和完善党对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的必要性。中国现阶段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不够健全，在具体运转过程中还需要党的理论对审判工作加以引导，需要党内执法监督对司法运作过程中造成的失误进行有效救济。同时独立行使审判权，要靠党的领导保障。法律是执政党主张的国家意志形态，既然法律明确规定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就必须通过自己的领导保障这种司法独立的实现。这种保障体现在党委支持、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支持人民法院排除来自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教育和监督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惩治司法腐败，同时，还体现在党委对司法人才的培养，以及在司法装备、法院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大量投入

二是在审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人民法院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通过审判工作保证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实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人民法院必须处理好审判与政治的关系，防止埋头审判工作就案办案而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主动服务和热情服务，坚定地走群众路线，做到“立党为公，司法为民”。

三是要完善对独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强调人民法院和法官独立审判，并不意味着对独立审判不进行监督和制约，相反，还应当加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加强对司法权力监督、制约，防止法官滥用审判权与保障独立审判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自觉接受党内、权力机关、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的监督，使司法机关及法官均得到监督和制约。

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主动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才以充分体现，公正裁判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因此，人民法院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地依靠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正确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努力为人民掌好、用好审判权，依法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办案质量和司法水平，开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为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人民法官要牢记“三个至上” 努力做“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自觉实践者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人民法院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政治原则。必须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规律，切实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紧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事业发展规律，努力做到与经济基础状况相适应、与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发展相协调，自觉把人民法院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实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同发展；紧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势，坚决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的高度统一。

转变服务观念，树立大局意识。人民法官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必须切实转变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的观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必须切实转变被动服务、消极司法的观念，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提高政策执行力，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定工作重点，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审判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必须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运用综合协调的手段，采取教育、协商、疏导、救助等多种办法，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确保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

转变司法观念，树立为人民司法意识。要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根本问题，始终坚持为人民司法，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为了人民，事业发展依靠人民，公平正义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为人民司法，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克服特权思想，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杜绝衙门习气，克服官僚作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进司法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必须克服司法神秘主义、形式主义，增强群众观念，增进群众感情，体现司法人文关怀，努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转变思维观念，树立统筹兼顾、改革创新意识。要切实转变机械、教条的思维观念，树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坚持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谋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努力破解司法难题；切实转变因循守旧、封闭保守的观念，树立求真务实、尊重规律、改革创新的观念，加快推进人民法院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步伐，增强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

转变政绩观念，树立正确的司法政绩意识。要切实转变重“显绩”轻“潜绩”的观念，不仅要提高结案率、执结率，而且要努力做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不仅要推出改革政策举措，而且要解决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要切实转变重当前轻长远的观念，不仅要做好稳控工作、减少非正常上访，而且要注重源头治理，努力实现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不仅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而且要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转变见物不见人的观念，不仅要改善审判工作条件，更要提高干警素质和司法能力；不仅要优化诉讼物质环境，更要优化诉讼人文环境，从而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

人民法官在本职工作中，要在“着力服务大局，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力保障民生，着力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着力加强队伍建设。”中发挥好自已的主人翁精神

一是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局，在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持续和谐稳定提供司法保障上下更大的工夫。对人民法官来说，依法审理、执行好各类案件，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是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特别是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的环境下，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也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受理案件数量呈现大幅增长态势，案件处理难度越来越大，这对人民法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人民法官要充分认识当前“挑战确实严峻、机遇仍然存在”的形势，充分认识人民法官担负的繁重任务和神圣使命，聚精会神地抓好执法办案这个人民法院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二是紧紧围绕司法为民的要求，在关注和保障民生、维护人民权益上下更大的工夫。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坚持司法为民是人民法官的根本宗旨。人民法官必须努力做好审判、执行工作，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要着力培养广大法官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真正从内心深处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司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要求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目标，公正高效地审判处理好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三是紧紧围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一目标，在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上下更大的工夫。面对繁重艰巨的审判、执行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人民法官要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努力建立健全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人民法官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在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司法保障等方面下工夫、做文章，切实解决好制约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现实困难和问题；要着眼于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人民法院自身科学发展，针对人民法院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工作方针，不断提高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水平。

四是紧紧围绕确保公正廉洁的要求，在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上下更大的工夫。队伍建设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能否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能否实现人民法院自身的科学发展，关键在队伍。人民法官要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认识和把握大局、认识和把握社情民意、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认识和把握法律精神、认识和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好“五个严禁”的规定，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信赖的高素质法官队伍。

五是紧紧围绕促进人民法院工作健康发展，勇于接受人大监督和其他监督。

结 束 语

人民法院是由以法官为主的特殊群体组成的，这个特殊群体的职责主要是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为主的主导者和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实践者。人民法院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组成部分以及其特殊群体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规定，而宪法规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法官在工作中做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才是衡量一个法官最基本的原则。在改革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关键时刻，人民法官只有坚持党对人民司法工作的坚强领导，审判工作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完成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历史使命。

第四篇：继承我军优良传统,自觉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

继承我军优良传统

自觉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

近些年来，电视、电影上播放了许多红色电视剧和电影。回顾历史，我想问大家，是什么让人民军队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地跟党走？是什么让人民军队傲立于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自强不息干事业呢？答案是两个字——忠诚。忠诚是一个人对追求的信仰，对事业和职守的不怀二心。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军忠诚品格最核心、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又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从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交流。

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深刻的现实需要

三、坚决贯彻落实听党指挥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希望通过本堂课的交流，使大家能够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强化军魂意识，夯实大家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根基，把我军的优良传统转化为我们日常学习工作的动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人民军队党缔造，成长壮大党培

养……”这首高亢激越的《听党指挥歌》，揭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立军之本，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抒发了人民军队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那么如何理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呢？这就要从我军的建军之初说起。

（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我军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我们党在建党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国民大革命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坚持只做群众工作，拒绝建立和开展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型军队和武装斗争，把枪杆子拱手让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且马上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上来。”

南昌起义爆发时，党就在起义军中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核心，还明确提出了起义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在之后爆发的秋收起义等大

大小小的百余次起义，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但问题也接踵而来。秋收起义部队开始时有5千多人，仅仅过了20多天，部队的兵力一下子减少到不足800人。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的部队，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洒掉。”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怎么样才能使党领导好这支起义部队，起义部队的精神支柱和组织措施应该是什么？他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部队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终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这就是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尤其是连队缺乏坚强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党不能很好地抓住士兵，才导致了溃散和逃亡现象的发生。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党中央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在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使党在部队的领导像一根红线一样，由前委、党委、支部、党小组到党员，从上到下贯穿到底，直到士兵群众，使起义部队完全臵于党的领导之中。“三湾改编”也标志着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的基本确立。

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福建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

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我军建设史上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措施和方法。《决议》规定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还要管军事、管打仗；重申除了在营、团以上各级建立党委外，“每个连队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规定对红军进行马克思主义路线教育，等等。古田会议作为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从思想上确立了党的领导的观念、从组织上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制度，奠定了党领导军队和军队听党指挥的基础。《古田会议》标志着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的基本完善。

（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战胜各种严峻考验中不断深入党心军心。长征路上，1935年,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重大事件。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足3万人。张国焘知道后,就指责中央路线错误,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他不但要当军委主席,而且要当党的领袖,他的逻辑是:谁的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用枪来要挟党。党中央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毛泽东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在1938年的11月6日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报告

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并且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毛泽东同志从政治原则的高度把党与军队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第一次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一条原则正式提了出来。

（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我军的军事实践中得到深入发展。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基本制度，而且还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要夺取政权并保持它，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以及人民的兵权；党要管军队，军队必须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臶，不能搞小集团、小圈子；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讲政治，最根本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握部队；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批判和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军队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核心之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制度，觉醒于大革命失败，开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形成于古田会议。结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军队领导体制的探索，明确人民军队的军魂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那么在现实情况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制度又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深刻的现实需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这种重要的政治优势能够经历风雨而不动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它具有自身独特的科学性、优越性。

（一）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党已经执政60多年，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党员也已经发展到8000多万，集中了全国各阶层的优秀分子，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不可替代的政治势力。军队是国家的重要机器，是巩固执政的重要基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鼓吹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政治观点考验着我军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一些错误思潮也粉墨登场，有的人把马克思

主义看作多元意识形态中的一员，否认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有的人则抱着“历史虚无主义”，否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史、抗争史，尤其是否定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诸如此类的错误思潮都有其貌似合理的逻辑体系，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破坏性。如果我们不能明辨是非，盲目听信，势必造成思想混乱、信仰迷失，就会丧失了党的执政地位，甚至亡党亡国。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苏共坚持在军队各级建立党组织，并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的专门机构，从思想上、组织上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建军原则，坚持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但斯大林逝世后，“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军队”的思潮开始泛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反而听之任之，加以附和，以“政治改革”为名，在思想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组织上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废除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在1991年“8〃19”事件中，当苏联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的苏军倒戈相向，致使一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和社会主义苏联一样走向了终结。与其相反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面对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不仅没有垮台，反而执政地位更加牢固，党的事业蒸蒸日上。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正如胡主席指出的：“总结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

（二）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永葆我军性质宗旨和强大战斗力。在我军建设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宗旨建设了人民军队，并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来保证这些要求的实现，我军由一支以农民、旧军队组成的军队，变成了一支具有高度思想觉悟、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战争年代，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成为我军独特的政治优势，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民群众的支持，像高炉把为钱当兵的旧军人铸造成为人民奋战的先锋，很多国民党军俘虏，连军装都来不及换，就掉转枪口上了为人民而战的战场。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才始终保持了统一的意志和铁的纪律，既没有被外部的敌人所压倒，也没有被内部的野心家所分裂，才始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才能实现好“打得赢、不变质”的时代要求，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永远高举党的旗臶，坚定党的方向，铁心跟党走。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持听党指挥，永葆军魂呢？

三、坚决贯彻落实听党指挥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前段时间，在与飞行员交流中，一名同志问我：“教导员，做为一名普通飞行员我既不能像革命前辈那样去堵枪眼、炸碉堡，又很难像先进典型那样干出轰轰烈烈的功绩，那么我怎样才能体现出听党指挥、对党忠诚呢？”我想，这句话可能已经道出了我们在座大多数同志内心深处的疑惑。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讲，干好本职工作就是践行听党指挥的实践平台，只要我们始终做到牢记使命尽职责，立足实际苦练精飞，就可以把听党指挥落实到我们工作、生活、训练的方方面面。简单来说：

（一）要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信党、爱党，听党话、跟党走。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要求。从人民军队建军以来，敌人就没有停止过对我军的渗透、策反。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敌特分子往往以办公司、办企业作掩护，用金钱收买、美女诱惑等手段，来寻找军队中信念不坚定、政治上不清醒的人员，为其提供情报和军事秘密，甘心为其卖命，危害党和国家的安全。叶波因出卖情报于2007年被判处死刑，他在悔过书中写到：“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思想上警惕性不高，平时不注意参加政治学习和保密教育，自身要求不严，作风散漫，交往过滥，落入了间谍设下的圈套。”对此，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警惕，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筑牢思想防线。

（二）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这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最直接的反映。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军人都应以绝对服从为第一要务。我军一直有这样一个好传统，无论党交给什么任务，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做出多大的牺牲，广大官兵都能毫不含糊、不打折扣、坚决完成。下面我想让大家看一段影片，【】看完电影《上甘岭》的片段，大家可能都会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激烈和残酷，也一定会叹服，我志愿军指战员的勇敢和顽强。而实际上，历史上的上甘岭战役比电影中表现的还要惨烈。再看和平时期，从抗洪抢险到抗击“非典”，从抗击冰雪灾害到抗震救灾，从奥运安保到处突维稳，只要是党的号令所指之处，总有军旗在高高飘扬。铸造铁军，必须要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当年陈毅元帅曾有个风趣的比喻：“一个飞行员只红不专，就飞不上天，即使飞上了天，技术不精，摔下来了，很危险；只专不红，能上天，飞到台湾去了，更危险。”在实际行动方面，我们要做到坚决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三）要体现在打赢能力上，抓好学习打基础、强素质，为履行使命做出贡献。这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基础和保证。当前，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加快，军

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一支部队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不出、打不赢，即使这支部队在日常工作中多么稳定、总结了多少经验、获得了多少荣誉，也不能称之为合格的部队，只能是愧对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重托。因此，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大力抓好学习训练，精通岗位技能；要严格养成，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要认真钻研业务，把精力投入到飞行当中，本着对自己负责的目的出发，切切实实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

同志们，有人说：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一支没有军魂的军队，也就没有了脊梁，必然会垮塌失败。所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只有我们始终忠诚于党，铸牢军魂，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才能永葆我军的政治本色，续写新的辉煌。

第五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认识和实践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副教授，军队党的建设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