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制度》读后感

第一篇：《生育制度》读后感

《生育制度》读后感

-----关于生育制度的功能

B·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指出“社会制度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种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团聚着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和技术；任何社会制度都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关键词：有组织的体系、团聚、需要、规律和技术、物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包含以上几个方面。

生育制度是指男女两方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并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一整套活动。即生育制度包括求偶、结婚、抚育三个方面。既然生育制度属于社会制度的一个具体方面，那么它的存在及存在的功能是值得讨论的。

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第二类是合作性和技术性的需要，第三类是文化道德的需要。即人类的所有的需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也许是受到“生育制度”表面意思的“误导”和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人的性生活》这本名著侧重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英属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居民中求偶、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暗示”，很多人都认为生育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性需要而设立的。换句话是说，生育制度的设立使人们之间的性生活更加便利化。其实关于生育制度和性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生育制度是用来满足人类性的需要，一是说人类性的需要是在生育制度中得到满足。我们承认人类生物基本需要是须在社会结构中得到满足，而且也可以说一切社会组织都是为了要得到更大的和更可靠的生物上的满足。但不能因为某种行为和某种生物满足有关就说这种行为的目的是满足这种生物需求，因为他们二者存在相关而非因果关系。生育制度之于性的关系亦是如此：生育制度能使性合理化，但并不能说生育制度的设立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性的需要。事实上，人类性欲的满足即使没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样可以得到。也就是说，生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性生活的满足。

既然生育制度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性的需要，那么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马林诺夫斯基说到“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延绵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物行为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这种生殖作用的文化体系是有各种制度组成的，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即种族延续是生育制度的基础。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地一个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要延续他们的种族？人类的性爱的满足是否和生殖存在必然相关性？

如果从生物机能方面来考虑的话，性爱、生殖和种族绵延之间的关系似乎非常水到渠成。因为一切生物一旦产生就会成熟，成熟了自然就要生殖，生殖的结果就是把种族延续了。在单细胞生物中，这一论断的确成立，但是两性生殖的生物就不能这样讲了。因为两性生殖的植物，生殖细胞的结合常要第三者来做媒介。性爱的满足并不在生殖细胞的结合上，而在两性接近的行为上。我们承认人和其他生物一样，生殖细胞成熟之后，对于异性会有一种要求接近、发生性行为的生物机能。即使我们承认性爱是普通人都有的生物机能，可是人类性爱的满足却并不一定要引起雌雄生殖细胞的结合。即性爱和生殖虽则相联，但却并非一事。也就是说性爱的产生并不是以生殖为前提的。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居民仍然认为性爱和生殖存在必然相关的联系，可是生殖细胞从成熟到新个体的产生是否就能说是种族得到绵延？

种族绵延是指在这世界上继续不断地有该种生物存在。因而种族要绵延下去就必须不

断地有新个体产生出来，所以种族延绵不得不靠生殖机能。可是生殖机能做到的仅仅是从就个体中产生新个体，新个体产生之后是否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能在未死之前再生新个体就都不是生殖机能分内之事。在新个体产生之后来支持其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抚育----生理性的抚育和社会性的抚育。即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抚育是生活的供养。

在生物界中有不少物种，在子体得到生命之后，他们的生活还得靠母体来维持----母体内抚育----母体对子体还得承担一段时期生活的责任----母体外抚育。人类就属于这种动物，即在断乳之后，生理上虽则可以说已经长成独立的个体，但是还要一个更长的时期去学习在社会中生活所需的一套行为方式。社会知识的传递对于个人的生活是及关重要的，因为人不能个别的向自然去争取生存，而得在人群里谋生活。一个没有学的这一套行为方式的人就没有能为人类种族绵延上尽力的机会。把这套行为方式传授给孩子们的工作可以称为社会性的抚育。生理性的抚育是生物机能的充分表现，那社会性的抚育是否也本能的反映呢？其实不然，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堕胎和杀婴行为，甚至在某些地方存在着这方面的文化。那么就说明人类的抚育并不是处于本能，它还存在着社会性质。更进一步说就是人类种族的绵延和性的需求是两回事。

既然人类在性爱、生殖、抚育和种族延绵之间并不存在生物机能的连环，那么种族延续是失去了自然保障的。若是种族绵延是人类个体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为维持个体生计，必得另外设法---社会性的手段---保障种族的绵延。于是就产生了不少文化手段来发挥这一功能，称之为生育制度。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人类要延续他们的种族？

个人的基本需要是生存，而人类为了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而组成了社会。人类利用分工合作的原则大大降低了生活的难度。个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别的个人，而是各个人间互相配合别人行为的分工体系。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长久的配合。可是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对他人情感和行为的长久性和稳固性的配合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人类需要制定一套分工合作的体系，并使每个个体能根据自己在结构中所处的不同的位置来进行不同的工作以达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体生存的稳定性，甚至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社会分工结构的稳定和完整是靠着人来发生作用，当当下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而需要其他零件来修复或者完善的时候，就必须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这个社会结构的体系中。也就是需要人类的生殖和种族的延续，这个时候生育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保障手段就有了它存在的必然性。

再反回头去看社会制度的几个关键的组成元素，我们不难发现生育制度就是人类为了使自己的生存需求最大满足化而制定的一套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的文化体系。而它也确实满足了人类三个层次的需求，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综上所说，人类性的需求、生殖、抚育和种族延续之间并不存在生物机能的连环性，所以种族的延续具有社会属性，它直接和人类的生存相关。生育制度包括生物属性的“生”和社会文化属性的“育”，它是保障人类种族延续的社会工具。

费老在关于生育制度的功能的论述中，其实重点是放在“制度”上。他重点强调人类社会的分工和结构性，落脚点放在社会制度存在的功能上，很明显的带有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色彩。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很自然的忽视了个人的主观性，而总是以结构的视角来看待种族延续和社会发展。

第二篇：《生育制度》读后感

《生育制度》读后感

《生育制度》是费孝通先生的又一代表作品。文中，费老反驳了

B.马林诺斯基的观点，认为生育制度的功能并非是满足人的生理性需要，而是满足社会性需要，种族繁衍。

费老承认生育与性相关，然而却并不意味着“某种行为和某种生物满足有关而就说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在满足这种生物需要”，而且，人类性欲的满足并不一定需要婚姻与家庭，一对一婚姻的产生反而是对性欲的一种限制，因此，这种限制性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费老认为“种族需要延续是发生生育制度的基础”。种族延续既要靠生殖机能，亦需要抚育。生殖与抚育两者并不能完全划开。费老在书中所分析的生育制度是从种族延续的需要上所发生的活动体系。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人为保障。

费老所分析的生育制度是站在功能主义的理论上所分析的。人类生育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总是把生殖或是抚育小孩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情感性倾向的个人行为，从未思考过其深层次的社会性意义。遥想，这便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了吧。又不经想到现代社会的一热门话题：丁克家庭。丁克家庭是指那些具有生育能力却选择不生育的家庭。那么他们的行为又该怎么分析呢？他们的存在是立于生育制度之外吗？

第三篇：生育制度读后感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据说令他最满意的著作是这部读书界多少感到有些生疏的《生育制度》一书，生育制度读后感。本书在吸收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就家庭与子女抚育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书中的许多观点是值得加以注意和研究的。其中，作者谈到 了结婚的社会意义究竟是什么？并在书中明确指出，结婚是为了 子女的抚育任务得到落实和保证而由社会规定下来的一种制度。那此结论又是从何而来呢？作者运用了排除法来构造这一结论，在文中列举出：

第一、在性生活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中，社会人类学家发现这样一种普遍情况，即参加性生活的所有男女中，只有一对男女通过婚姻被肯定为夫妻，担负抚育子女的主要任务；

第二、有的社会，规定男女生了孩子以后才举办结婚仪式；

第三、有的社会，女子婚后即回娘家，一直等到有了孩子以后才到夫家住下来共同生活；

第四、在性生活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中，社会人类学家发现这样一种普遍情况，即参加性生活的所有男女中，只有一对男女通过婚姻被肯定为夫妻，担负抚育子女的主要任务。

第五、有的社会，男女结婚以后，双方都可以公开的找情人，夫妻双方都不干涉，在夫妻之间和在情人之间，同样可以得到性生活的满足，单是为了解决性的需要，没有理由一定要结婚。综上所述，婚姻关系是一回事，性关系另是一回事，只有把两者区别开来，不使婚姻关系湮没在广泛的性关系之中。作者排除了为性关系而结婚的可能，从而得出了结婚的意义就在于子女的抚育。

这使我陷入了“婚姻”与“子女抚养”关系的思索中，一个很流行的的词汇——同性恋，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伐向我缓缓走来，口中念念有词“只因不能生育，是不是应该放弃”。看到它我突发奇想如果同性恋因不能生育孩子，但基于与“异性恋”一样浓厚的感情基础的延续而领养并抚育孩子，那结果会不会和“异性恋”一样产生婚姻的社会意义并得到社会对其婚姻关系的承认？

“婚姻”二字注定是与法律形影不离，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则婚姻无效。我想说在如今社会，近亲属结婚是可以避开旧社会因客观条件差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近亲属具有生育能力因客观不利后果选择不生育，而领养并抚育孩子的做法。该做法既符合了婚姻的社会意义，又很好的规避了近亲属结婚的不利后果，那为何仍不能改变社会、法律对于近亲属结婚的态度？

正如上文所说，“同性恋”、近亲属都做到了婚姻的社会意义——抚育子女，但为何没能得到社会平等的对待？在此，我想用一位学者的观点给予回答，法律不仅要关心大多数人，而且要关心少数人，因为法律是跟所有人有关的，少数人的权利同样是一种应予承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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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我想首先介绍下这本书的由来，以便大家更了解这本书。

在潘光旦《派与汇（代序）》一文中讲到，“这是孝通六七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开授的一个课程，这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实所论的不止是生育，凡属因种族绵延的需要而引申或孝通所派生出来的一切足以满意此基本需要、卫护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讨论到了。它实在是一门家庭制度，不过以生育制度为名，特别从孝通所讲求的学派的立场来看，确更有点睛一笔之妙。这也是他关于此学程的全部讲稿，历年以来，不断地补充修正，才告完成；只有最后的一两章是最近补写的，因为刚从西南避地归来，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又值天气闷热，与西南的大相悬殊，文思汗汁，同其挥洒，极感不能酣畅淋漓的苦痛，孝通自己颇有因此而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还是经我的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此序写于194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生育制度》。虽然书的写作和出版是在60-70年以前，但是书中关于生育制度的研究和分析，以及关于以后社会的预测还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别是在婚恋方面的评述都有一定的预测性。此外，此书的背景是建立在农村社会即乡土社会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与生育制度之一系列的情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本来想引证书中所引用和参考的文献，但是鉴于对人类学的涉猎较少，故放弃。转而在书中所列的个案进行研究，文中所引证的实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从外文引用的事例，还有就是在广西花篮瑶社会和费老家乡的一些情况，此外还涉及到一些地方风俗的例证。

接下来需要说明是本书的结构，按照书的章节来，第一章种族绵续的保障，包括生育制度的功能、从性爱到生殖、从生殖到抚育、损己利人的抚育、社会完整和新陈代谢；第二章双系抚育，包涵了生理抚育的单系性、两性分工与合作；第三章婚姻的建立，主要有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结婚不是件私事；第四章内婚与外婚，有夫妇之间、乱伦的禁律、性和社会；第五章夫妇的配合，含有相敬如宾、变相的内婚、择偶的自主；第六章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包含三角的稳定、家庭的概念和实体、婚姻是个别的契约；第七章居处的聚散，有基本三角的区位、父居和母居；第八章父母的权利，包括弗洛伊德的寓言、社会和个人、严父和慈母、女性的情结；第九章世代间的隔膜，主要有理想和现实、共生和契合、要飞的终于飞了；第十章社会性断乳，包涵了家庭的暂时性、三角的团结、温存的留恋、成年仪式；第十一章社会继替，主要有社会容量和人口、继替的亲属原则；第十二章世代参差；第十三章单系偏重；第十四章以多继少，包涵人口的控制、长幼行序、萁豆相煎；第十五章续绝，包涵了养子、过继、暂时的改系；第十六章亲属扩展，主要有亲属的建立、亲属关系扩展的社会因素、亲属的分类、亲属体系和社会结构。

在这些章节里面，我按照我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种族绵续的保障是作为全书的引子，即交代了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也在这一章里阐述了全书所要描述的几个重要概念，何谓生育制度，开章这样写到：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妻，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这一套活动。在这个定义中可以分为三层含义，即三个句段，夫妻，孩子，抚育。全书也围绕了这三项基本活动，并在这三项基本活动的基础之上做了相应的拓展。紧接着开始讲述生育制度的功能（主要参考了马林诺斯基的一些理论和著作《原始人的性生活》），并指出生育制度的基础是种族需要绵续。同时还指出生育制度不仅仅具有简单的生物学意义，更具有社会的意义。既然说明了生育制度的重要意义，那么接下来首先要描述的是生物学的意义，从性爱、生殖到抚育，这生物机能的连环延续了生物学的意义，但是在抚育中有做了重点的谈论就是所谓的生理性抚育和社会性抚育，这个方面的界定为后文中若干问题的提出和分析提供的一个生物学上的样本。营养是损人利己的，生殖是损己利人的。同样也是从生物和社会的角度来讲。在社会完整和新陈代谢一节中，主要是讲在种族绵续方面人类所要从事的一些实际的工作，以及现实意义。人类利用了分工合作的经济原则，是人类生活高于其他生物。社会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在人类发明了共同象征的时候。社会分工合作式样会出现不同，但必须完整，并且受到经济原则的支配。要保持社会机构的完整性，就必须保持人的延续性（保持最低限度的人口），而这个保障就是生育制度。这些内容不仅仅讲了生育制度的重要性，也在讲必要性。从两个角度，并且重点阐述了社会意义。

第二章双系抚育，即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时又指出了社会性的意义。生育制度以父母为中心的形式，现在仍然很普遍，这也就使得在抚育子女的时候，必须是父母双方共同参与的一个抚育过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作为父本在生理上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生殖细胞，而作为母本却承担着更多的抚育功能，费老称之为“生理抚育的单系性”，这正是这点使得人类双系对于子女的态度上是没有生理上的同等情感，也缺乏一种生物本性的保障。但是类人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生活，所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意义，所以如何由单系的生理给养转变成为双系的社会教养，也为了此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对子女的责任心是用血统观念来维持的，这点成为情感联系和社会联系的基础。人类的情感又一直被认为是社会所培养的结果，所以父本对与子女的抚育主要是从情感上、社会意义上的抚育开始。也正因为生理抚育的单系性，所以在性别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合作，同时说明了男女结合的需要，然后以抚育子女为男女结合的产物，读后感《生育制度读后感》。抚育作用使男女长期结合成夫妇是出于人类抚育作用的两个特征，一是孩子需要全盘的生活教育，二是这教育的过程相当漫长。这也就造成了抚育作用在生理基础以外的双系抚育的必要性，但是双系性没有生物本性作为保障，于是确立抚育的文化手段就是婚姻了。

第三章婚姻的建立，上一章已经讲到婚姻是完成种族延续的一个可能，在婚姻中能够保证双系抚育的实现。男女相约共同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费老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婚姻的定义。同时费老还说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发生的。这也就说明了另外一点只有有丈夫的女子才能有生孩子的权利。虽然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讲似乎已经不适用了，但是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单身妈妈在人群中生存的压力十分巨大。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与两性的关系。在这一节中，费老提到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两个不同的界定。婚姻的目的是在确定社会性的父亲，对于生物性父亲的确定倒还属于次要。关于这个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讨论到。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双系抚育并不是直接从两性生殖上直接演化的结果。在这样的关系中，婚姻似乎也并不是一件私事了。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由此而建立的一种所谓的婚姻买卖性质：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大成由很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的感情的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其中最受注意的就是就是经济性质的相互服务或者相互送礼，而且这些义务时常推及当事者意外的人。这些观念也正符合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人情关系。在描述婚姻的意义的时候，费老提到了婚姻具有宗教的意义。这点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现类似的表述。婚姻获得宗教的意义主要是指：社会立下法律来防止秩出规范的行为，同时将其他经济关系扥渗入婚姻关系中，并且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妻的联系加强。

第四章内婚和外婚，内婚和外婚是属于婚姻构成的两种形式，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不同形式。如果实现抚育作用关键是要看夫妇之间的关系。抚育作用的需要又规定了夫妇关系的理想内容是：夫妇要求有高度的契合，要求最好是在同一抚育团体里生长大的人结合而成，而这成为了禁止的近亲婚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乱伦的禁律就在同一抚育团体中被提出。性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社会对此感到两难，个人的欲望不能不加以满足，而且社会结构的绵续，还得靠从两性关系里所得来的生育。

第五章夫妇的配合，为抚育作用的效率着想，近亲的婚姻是一个理想的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却威胁着社会结构的条理和完整。夫妇关系的片面化的方式各地各时可以不同，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把事务上的合作减少，使夫妇间偏重感情调协、趣味和兴会的相投，一是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开一下，偏重于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这就是在“相敬如宾”一节中的描述，但是但前的社会条件下生活程度不高，各种设施不足以减轻他们抚育的责任和经济上的劳作时，他们的情感之间的协调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在“变相的内婚”一节中，从偏重社会安排的婚姻入手，为了使婚姻比较美满，人为地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婚姻前尝试的机会，有如前段时间一直在热烈讨论的试婚制。在费老的书中，列举了广西花篮瑶的打工男丁以及汉族地区的童养媳，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最通行的变相内婚制是中表婚姻。现代社会越来越追求自主选择，对于择偶也不例外。社会事业的兴起是很多本来需要家庭来负担的经济活动搬出了家庭。所以在对家庭的要求上相对于以前社会是简单化了。费老在这一节中还指出理想的夫妇关系是要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能胜任社会所交给他们抚育孩子的事务，一方面是两人能享受友谊爱好的感情生活。传统文化中为了让婚姻理想化而通过中表婚姻，童养媳等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相配的人文化程度相当，另一方面是父辈根据可靠的经验。此外理想的夫妇关系还要关注身体的健康，调适婚姻双方个人原来的很多社会关系，还包括两个人的性格，夫妇之间能否相处，是决定于两个方面：他们以往的历史是否具有相互能了解的底子，和他们既有共同生活是否有相互融合的意愿，而前者要考社会的安排，后者则要两人的爱好。

第六章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在这一章里面，首先讲到的是数理上的假设，那就是三角型的稳固性，接而引申到婚姻结构中的三角，那就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夫妇不只是男女件的两性关系，而且是共同向女儿负责的合作关系。结婚若只是指两性的享受，这种关系是不易维持，可是结婚却开启了另一种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妻生物上的结合，同时也是夫妇性格上结合的媒介，从孩子在夫妇关系上的创造性，而对于三角形的完成则是孩子的出生。由此也可以推断稳定夫妇关系的是亲子关系。在中国，一般所谓家庭常指比较父母子构成的基本团体为大。更广大的大家庭也是以父母子构成的基本团体为其核心。（婚姻进化阶段说，摩尔根《古代社会》）婚姻方式、抚育方式都会依据生活程度情况来断定。在以往的婚姻形式中，会有多婚制出现，但是并不是多角，仍然是三角形，只不过是由多个三角形组成而异。在本章中，多妻制和媵妾制，都有一妻作为主导，其他作为次级地位的女性，媵妾只是供所属男子的人生满足，多妻制中，丈夫其实更多作为多个父母子三角的顶点。多夫制也只是在女性确定生育之后，稳固三角形态，且不一定是生物性的父亲。婚姻是个人间的契约，不是集合性的契约，非但一男一女的结合是正常的及最普遍的婚姻方式，即使有多男一女或多女一男的结合，也没有脱离这个别性契约的基础。

第七章居处的聚散，社会联系的实质是行为和感情，行为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和感情上的痛痒相关的深浅，决定了我们社会联系的亲疏。居住不仅仅是在空间上的联系，更多的可能影响到人际交往的联系。并且以人和人的空间距离来推测社会联系（社会距离）。若从居处上来观察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步是看这基本三角本身父母子之间的区位关系，第二步是看和这基本三角共同居处的人物，第三步是看和它相近居处的人和它的关系。在基本三角的区位中，主要有夫妇关系、亲子区位关系以及家庭。男女的行止轨迹相交的地方不多，这是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的，女主内，男主外。亲子区位关系，母子之间应有的生理关系的联系（在婴儿需要乳汁来营养的时候），父子间的关系多为父亲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对子女负责，但是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孩子从生理性断乳到社会性断乳，母子关系开始变得疏远。家庭是地域团体的基本单位，但是不是唯一的单位，在一起生活可能包括父母子三角以外的人物，即所谓的户。而这种地域团体的大小多少则是和经济基础相关的。在一个合作的经济单位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维持团体完整的必要条件。扩大基本生活团体也与经济密切相联系。为了维持这个团体的完整和必要，伦理观念就是一种维持社会结构的力量，而这个观念也必须和生活事实相符合。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庭，还有一点就是从谁居的问题，即父居或母居。所谓父居或母居是指一个结了婚的儿女跟父亲方面的亲属同居或住得近，还好和母亲方面的亲属同居或住得近。其实无论父居或母居都是一方到另一方居住，一方来到另一方的熟悉环境，相对于自己来说是陌生的。区位上离合的安排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内容。

第八章父母的权利，家庭的三角结构是从生理基础上形成的，但并不是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弗洛伊德把这种冲突称为俄狄浦斯情结或埃勒克特拉情结，其实也是一种在家庭三角内的权利争斗。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的一点假设。但是在现实中，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以生理上的天赋和机能来组成一个生活团体，且社会规则和人类本性并不是时常相合的。人类的集体生活不能全由本能来完成，而得求之于习惯，社会习惯的养成抚育作用的主要事务。为了使子女适合社会生活的需要、符合社会规则，父辈会采取一定的手段来约束子女。而这种手段就是家庭的权利，权利是社会控制个人的力量，它发生在人类本性和集体生活的不相谋和处，生物和社会的矛盾场合下，权利的来源固然是社会的，但是社会不能直接来约束人，它还得借助人来实现。在一个抚育父母责任的社会中，父母就得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社会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会的冲突，转而为施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冲突，再而化为亲子间的冲突。而这种亲子间的冲突，在分工的时候，似乎已经注定了这种冲突的角色扮演，严父和慈母。抚育作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给孩子生理上的需要，一个是给孩子社会上的需要。而社会习惯的养成会引起不愉快的感情，所以父母在其中一方面要满足亲子间的需要，一方面要纠正其习惯。就这样，父母分工为严父和慈母，但是又不是截然能分开的，除了生理性的抚育由母系完成而外，更多的都是两者共同参与的过程。纵观社会发展，现代社会基本上都是一种父权制的社会，此之前是否出现母权制的社会形态呢？在所实地观察的母权形式中却是一种舅权，更多说法是父母同样负责子女的情感，约束子女的是部落的法律和权威制度，执行代表的是母舅，即使在父权社会中，仍然会有很多事情由母舅来执行父亲难为的事。

第九章世代的隔膜，自己烦恼的原因是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子女则是父母理想与现实冲突之后，“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时间却是后来的，有着另外一个起始。自己的不幸不希望重演于子女身上。小心提防使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次生命中重现。在父母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把理想自我转渡到孩子身上，固然有放卸责任的危险，但是相当的范围之内，也正是抚育作用所需要的。其实这也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在生物性的基础之上互相更为有力的联系。帕克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称之为共生，后者为契洽。子方对于亲方最初的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关系。亲子的联系最终目的其实是在解决生物断隔和社会绵续的矛盾。社会标准多变，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断变化的，是基于理想的变迁。亲子之间因为隔着一代的时间，他们很有可能接触着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理想的差别。

谈到这里《生育制度》这本书也大致读完了，总体感觉就是循序渐进的研究方法，一个问题的提出必然会产生一些的假设，这个其中的假设也是在这个大家所认可的事实中升华而来。在全书中有一种理论贯穿其中，那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一方面是费老接受了英国功能主义的思想传统。

第四篇：生育制度读后感

七夕小木屋

少年的我们，是热烈而坚持的，那是一种光芒，引人入胜最近有幸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深感受益匪浅，生育制度读后感。最初开始的时候，因为社会学基础薄弱，所以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读起来就比较费劲。经过后来的深入学习，逐渐开始知道一些平时生活中看似平常但却没有真正了解的事物合理的解释。

《生育制度》一共分十六章，费老从为什么要有生育制度开始引出人为什么出生，到人成长以后面对的各种社会关系，再到繁衍后代。如此反复循环深入浅出的解释了生育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因为老师之前讲过前面几章的内容的缘故，我对前面几章的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下面是我对于这几章内容的感受。

第一章，种族绵续的保障

作者从生育制度的作用入手，说明种族需要绵续是发生生育制度的基础，但是种族的绵续不是种族有这个要求，而是人类需要种族绵续。

每个物种都会长大然后成熟，人类也一样，人类成长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性爱的冲动，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是性的需要产生了绵续后代的需要也是不对的，因为避孕的知识人类很早就知道，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是人类产生了绵续后代的需求，费老从社会结构功能论出发告诉我们结果：种族绵续本质上不是人类的本能，因为生殖本来就是损人利己的，不可能用人得本能去解释种族绵续，就像书里说的，彻底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就得设法避免生殖。这样看起来，人的性欲根本没有产生绵续后代的愿望，但是造物主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类社会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才能生存，这个社会结构是要有人去填充的，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有另外的人去继续他们的工作，这样就必须有种族绵续。当然社会成员个人生活并不是依靠任何别的个人，而是社会成员的相互合作分工体系。

第二章，双系抚育

本章接续上一章个人生活的健全必须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但是人的死亡又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所以人类必须为后面的工作做准备，即生育中的“育”。日常生活中，我们见到的抚育都是由父母双方进行的，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认为，抚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如果没有法律道德做限制，那也是本能。

费老在这里，为我们纠正了这个看法，抚育存在单系性，因为子体从开始被孕育就是在母亲的体内，所以说，双性抚育是不能用两性关系来解释。费老从不同的视角下为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分工，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一个孩子之所以需要男女分工合作才能被抚育长大，是因为孩子所依赖父母的，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所以双系抚育必须要有一男一女分工合作完成。

第三章婚姻的确立

男女相约共同抚育他们所生的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费老简单明了的说明了婚姻的定义，并且费老还说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发生的。这也就说明了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才会被承认应该受到社会最小团体即夫妇的共同抚育。

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与两性的关系，费老提到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也说明了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与两性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观点的是费老认为婚姻的目的是在确定社会性的父亲，对于生物性父亲的确定倒还属于次要，读后感《生育制度读后感》。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双系抚育并不是直接从两性生殖上直接演化的结果。在这样的关系中，婚姻似乎也并不是一件私事了。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由此而建立的一种所谓的婚姻买卖性质：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大成由很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的感情的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在描述婚姻的意义的时候，费老提到了婚姻具有宗教的意义。这点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现类似的表述。婚姻获得宗教的意义主要是指：“社会立下法律来防止越出规范的行为，同时将其他经济关系扥渗入婚姻关系中，并且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妻的联系加强。”

第四章内婚和外婚

抚育孩子不是一件可以随意取舍的事情，而是有关社会生存和安全的事情，因此夫妻关系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全面亲密的共同合作的生活。但在事实上，这种关系并不容易达到，因为家庭不像社会团体，只需要片面的、多元化的合作就可以，家庭需要全面的合作，全面地了解，这种高度契合不易凭空来的，只有在相近的教育和生活经验中获得，由此引出了近亲结婚，但同时说明，近亲是被禁止的，外婚由此提出，它的意思不是生物上的无关，而是像原来没有社会关系，或者本来不属于密切合作关系的生活团体的人中去建立两性和夫妇关系，这样既可以满足新的需要，又不用破坏原有的结构，并且还因为不同的小社会团体的文化交流而有利于整个大的社会团体的发展。研究婚姻和家庭问题，一般人往往容易从生物、生理、性本能和心理因素去立论，费则一反以上方法，从社会出发去探讨婚姻形式和家庭的作用，一再强调研究工作要从现实社会出发去具体研究具体问题

第五章是“夫妇的配合”

为抚育作用的效率着想，近亲的婚姻是一个理想的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却威胁着社会结构的条理和完整。夫妇关系的片面化的方式各地各时可以不同，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把事务上的合作减少，使夫妇间偏重感情调协、趣味和兴会的相投，一是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开一下，偏重于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这就是在“相敬如宾”一节中的描述，但是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生活程度不高，各种设施不足以减轻他们抚育的责任和经济上的劳作时，他们的情感之间的协调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在“变相的内婚”一节中，从偏重社会安排的婚姻入手，为了使婚姻比较美满，人为地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婚姻前尝试的机会，有如前段时间一直在热烈讨论的试婚制。在费老的书中，列举了广西花篮瑶的打工男丁以及汉族地区的童养媳，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现代社会越来越追求自主选择，对于择偶也不例外。社会事业的兴起是很多本来需要家庭来负担的经济活动搬出了家庭。所以在对家庭的要求上相对于以前社会是简单化了。费老在这一节中还指出“理想的夫妇关系是要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能胜任社会所交给他们抚育孩子的事务，一方面是两人能享受友谊爱好的感情生活。”传统文化中为了让婚姻理想化而通过中表婚姻，童养媳等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相配的人文化程度相当，另一方面是父辈根据可靠的经验。此外理想的夫妇关系还要关注身体的健康，调适婚姻双方个人原来的很多社会关系，还包括两个人的性格，夫妇之间能否相处，是决定于两个方面：他们以往的历史是否具有相互能了解的底子，和他们既有共同生活是否有相互融合的意愿，而前者要考社会的安排，后者则要两人的爱好。

费老不从一般社会认知出发，逻辑严密的为我们解释了整个生育制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不仅让我在知识方面受益匪浅，更让我学到了费老的严谨学术精神。

第五篇：生育制度读后感

生育制度读后感

（一）刚开始翻开书本的时候，我一再疑惑为什么潘光旦先生做的序读起来如此的吃力难以看的明白其中所表达的意义，差点放弃了这本书。不过幸好是老师要求我们要读并写读书报告的，才让我用心坚持的继续读下去，但是越往下读下去越能感受到这本书的智慧所在。对于序我也最终坚持把它看完了，细细回味，竟也体会到序中幽默透露着的智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目前我也只是看了一遍，书中的语句是如此的通俗易懂且饱含幽默性。开篇便通过一句通俗易懂的话道明：“当前的世界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相互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相比于教科书式中的生育制度的定义，这样的解读更是简洁明了，更让人愿意花时间去细细品读。此书用最简单不过的语言带出一系列复杂无比的概念，全文围绕生育制度，深入浅出的论述家庭关系中有关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论问题，而且还讨论了有关种族绵续的一体系活动比如：双系抚育、婚姻确立、夫妇的配合、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扩展等等。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以及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家庭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仍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以下是我在整本书阅读完后对其线索思路的大概总结及个人的思考。人类社会在群居中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工与合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互动构成了社会的完整，社会结构的完整是社会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机构来维持最低限度人口从而保障社会的的稳定，因此人类总是在一个接一个出生、一个接一个死亡的无限循环中，新生命接替逝者的工作，从而达到种族绵续。而种族绵续需要通过两性的生殖得以进行。但是性爱与生殖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避妊，去躲开损己利人的生育。因此生育制度要人为的去保障这些新生命的诞生，要通过父母两性的分工来形成双性抚育，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要在孩子的生理性抚育和社会性抚育中同时起作用，从而保证孩子健康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分子，从而继续完成新陈代谢的作用。婚姻是社会力量造成的，结婚并非件私事，它关系到法律、社会、以及宗教的制裁，其用意是在维持结婚的两个人营造长期的夫妇关系，以此来抚育子女的责任。如果一个父亲对孩子不管不问，便会遭到社会的批评及谴责。

费孝通先生认为：“稳定的家庭结构应该是由父母和子女构建的基本三角。”随着子女的长大成人，经过一个社会性断乳的过程，父母的抚育任务已经完成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通常情况下是不稳定的，家庭关系也更容易陷入僵局甚至破裂。人类的抚育是双系的，而亲属体系一出家庭那么在社会继替的原则上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趋势，含父系偏重和母系偏重，对于父亲偏重与社会性抚育，儿女日后步入社会的成就与父亲的教导是紧密相连的；对于母亲则偏重于生理性抚育，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很形象“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这也表现出母子情感的亲密性。

当子女自己踏入社会结构独立生活，在新陈代谢的原理上表现为进入社会结构的新分子接替了老去一辈的工作，即发生了社会接替的问题。这长期生活的过程中也会有家庭居处的聚散与亲疏在不断的发生着，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世代间隔膜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产生亲子间的冲突与契合。如子女时常认为父母对他们的干涉太多，蛮横压迫着他们去做不喜欢的事情；而父母则认为子女不能体恤他们，过于倔强，进而觉得是不孝。两代之间的隔阂就这样越来越难以消除。

从种族延续的保障，到双系抚育的解读，从婚姻关系到家庭结构，费孝通先生通过《生育制度》向我们阐释了他的一整套生育制度理论。这本书缜密的文风、深刻的剖析、精彩的论述，是我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我增添了对家庭社会工作这门专业学科的浓厚兴趣。

我对书中的“社会性断乳”这一章的内容感触颇多。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也正不断接近社会性断乳这一个阶段，正面临着一些由社会性断乳引发的问题，也正急需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额帮助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若是承认家庭的暂时性，孩子长大了就脱离原有抚育团体自己去成家立业，则在原有三角形重就得及早防范亲子间持久的联系，这自是违反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性质，但是在家庭这种特殊的社会团体中却不得不然。在相当时间亲子联系必须被逐渐切断。这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作社会性断乳。”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抚育的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独立能力，去完成社会新陈代谢的继替过程，达成种族的延续，从而维持社会分工合作的完整性。他通过一系列的对比论证向我们清晰的呈现了家庭的暂时性和家庭的团结，从而产生了第三节的——温存的留恋。“人类的幼年需要依赖成人的保护和供养，家庭就是为了保障孩子得到保护和供养而造下的文化设备。”家庭成为了孩子的避风港，而当孩子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独立谋生时，便产生温存的留恋。这让我联想到由古至今曾有无数人用诗篇来歌颂这温存留恋的心情，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家庭成员在我们小时候对我们的保护方式和教育理念往往对我们的面对社会性断乳这一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就如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性断乳问题相当突出。由于在社会性断乳的过程中，父母与孩子之间亲密的感情可能成为孩子今后正常生活的障碍，父母的荫庇、过分的溺爱，往往造成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心理不能自立，严重缺乏生活的基本技能。大学生企图脱离家庭独立的踏入某个社会生活领域，却因经验不足、经济不独立而产生危机状况。他们面临学业、就业、爱情、人际关系的烦恼与困惑，容易出现心理冲突和健康问题，因此对面临社会性断乳问题的大学生应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与健康教育。

生育制度读后感

（二）对于每一位以社会人类学为业或是仅仅接触社会人类学的人而言，费老于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生育制度》无疑是一部无法绕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以功能学派为基底、以生育制度为对象、以社会完整为入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生育制度这一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设置的种种相关事实。历经七十余载的流转变动，《生育制度》的观点主张、分析立场及具体内容依然在不断地引起着学界的探讨与反思热情，足见其地位之高、功力之深及贡献之巨。在本文中，我尝试从说明角度与论述内容两个层面出发，谈谈自己对《生育制度》的一些粗浅认识。

1说明角度：整体论与个体论

费老开篇即指出，他将“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这一套活动称为“生育制度”，并认为这一安排以“供给新的社会分子”为任务，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为功能，是“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其内容可分为生殖、抚育和继替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抚育是生活的供养”，而抚育又可分为生理性抚育及社会性抚育两类，后者是指以两性分工与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双系抚育；继替则是指“在抚育作用完成时，上一代的家庭怎样交给下一代的家庭的过程”，它以“富于特殊性和个别性”、借世代而予以分别的亲属体系为原则，具有“一出家庭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趋势”的特点。

我们知道，在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这一对本体论对立范畴的引导下，社会学形成了个体论与整体论这两类基本的说明角度。笔者认为，《生育制度》实质上便体现了费老偏向社会、兼顾个人的综合整体论与个体论的一种创新性努力。具体而言：

费老在回顾他一生的学术历程时，指出《生育制度》最为清楚地表达了“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和把社会只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的社会唯实观，即认为“社会本身是个实体……实体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便使得全书将整体论的说明方式作为了论证主线；但这种“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解释路径在突出社会结构之地位的同时，“难免导致‘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这一点体现为在《生育制度》中，费老延循“为了解决生物界中人的生命有生有死的特点和社会实体自身具有长期绵续、积累和发展的必要所发生的矛盾，而发生社会制度”的研究理路，认为生育制度“并不是用来使个人满足其生物上性的需要，而是因婚姻和家庭等规定的制度来确定夫妻、亲子及亲属的社会角色，使人人得到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并进而实现了“完成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继替”功能。但在王铭铭看来，《生育制度》并不存在重社会而轻个人的论述不足，相反，他在研读《生育制度》的基础上，将“生育制度”界定为“围绕人的生物个体的复制展开的社会制度建构”，并认为费老在论述中通过以“一种‘生产社会、同时生产个人’的制度”——家“为中心去说明人的生活和社会结构”，从而关注到了“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面对著者与评者的分歧，我们在承认主观差异存在的基础上，也应当对这些不尽一致的表述进行一番梳理，以期能够获得对《生育制度》的更为全面与系统的认识。而要对《生育制度》所持的说明角度有一清晰了解，最为可行的办法便是回到原著去解读文本。笔者发现，费老分析生育制度时，并非没有注意到个体在制度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书的第一章体现最为明显：费老在分析生育制度的功能时写道，“从个人生活之外去找文化的根源，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之，我们还得在个人需要生存的基础上找到种族必须绵续的理由”，“人间一切制度都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造下的”。正是由于个人生存需要社会完整与种族绵续，才引起了实现社会分子新陈代谢的生育制度。——这里能看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强调文化最终应满足个体的需要”的个人主义功能论对费老的影响。虽然费老说他在写作《生育制度》时“进一步脱离了马氏的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而靠近了布朗对重视社会结构的功能论”，但以个人欲求作为制度分析之起点、主张个体生存的需要构成了一类文化迫力而导致生育制度形成的分析路径还是明显带有马氏的影响痕迹。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费老在书中并不如马氏那般强调生物需要的极端重要性，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生育制度在以整合社会与绵续种族来满足个人作为社会分子的社会性必需方面所具有的功能。

进而言之，在对马氏的个人主义功能论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费老更为明显地积极汲取了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观点。布朗早期注重对事物功能的研究，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研究时只有找到各部分的功能，才可以了解它的意义”，后来布朗又转向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指出只有明晰了作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而存在的具备整体性、突生性和变动性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在布朗看来，社会人类学以“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反应”[]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利用社会的知识，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有确实根据和重要意义的通则”。——这在《生育制度》中无疑有着更为充分与全面的体现：费老将生育制度界定为“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侧重于甚至过多地强调了生育制度作为一类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与普遍性，重点关注了生育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同时，书中所引材料多侧重于描绘在劳动分工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生育制度这一社会安排对个人的生物及情感诉求所生成的对抗性及压制性（如关于内婚制、双系继替等的论述）。总之，费老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更偏向于受涂尔干与布朗影响而形成的视社会为超人实体的整体论角度，但同时也渗透着源自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论面向。

综上所述，可以说，费老的《生育制度》体现了一种综合功能学派两位巨擘——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二者各自研究取向的卓越努力。不论我们说费老是在马林诺夫斯基个人主义功能论的体系中强化了对宏观性的社会制度的关注，还是反过来说费老是在布朗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个人需要的考量（就文本表述而言，应是后一种解读更符合费老本意），《生育制度》都是在对话前人、调和对立、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性尝试与综合性努力。在我看来，费老并没有在社会与个人两分的连续谱上走向任一极端，但也没有对社会与个人二者给予同等的重视与强调，而是选择了偏向社会、兼顾个人的一种分析取向。《生育制度》在承认个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得到有效满足的语境下，看到了社会完整之于社会分子存在的必要性，进而认为生育制度是社会结构之构成元素实现新陈代谢的人为设置，并以社会结构中由父母子组建的基本三角团体——家庭为核心，展开了对婚姻的确立、双系抚育、社会继替、世代参差及亲属扩展等内容的分析，其“用意是在就种族绵续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只不过在对生育制度内的种种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时，费老更侧重将之视为一类对个体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实体，而多少忽略了个体在接受制度制约的同时所内含的主观能动性与策略选择可能性。

对于结构与行动、客观与主观这些对立统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们在反思传统二元对立固化思维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试图中和二者矛盾的对策，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或曰“结构二重性”以及布迪厄的“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或曰“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等。而费老的《生育制度》亦可视作对说明角度背后的方法论层面上的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一霍布斯难题所做出的一种综合性阐述——王铭铭认为，在费老的论述中，作为“生育制度的基本结构”[]，由父母子所组成的家庭同时满足着马林诺夫斯基所关注的个人需要和布朗所重视的社会结构需要[]，从而为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同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迪。

此外，在我看来，避免误读《生育制度》综合整体论与个体论之努力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便是将费老对生育制度所做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明确区分开来，具体而言：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指出，“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即应在区分社会事实的起因与所发挥功能的前提下，做到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并重——正如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将社会分工的正向功能描述为促使社会团结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而将其起因概括为由同一空间内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物理密度及道德密度的增加。在费老的论述中，生育制度的起因是个人作为社会分子，需要在分工合作的体系中谋求生存，而包含分工体系的社会生活则需要克服个体死亡所带来的空缺，以使社会成员能够不断且有序地加入与退出社会；而生育制度的功能则在于通过生殖、抚育和继替的一系列安排，来动态地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与种族群体的绵续。总而言之，我们在阐述、理解费老《生育制度》的论证逻辑时，要注重反思是否犯有潘光旦先生所说的“名为自果推因，实为自因寻果”而“陷进一切学派的泥淖”[]之弊病，从而尽可能以一种科学、客观、公允的立场来获得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认识。

2论述内容：修正与承继

以上是就《生育制度》的说明角度而谈的，下面简要谈谈我对书中论述内容的一点认识。

费老在谈及“婚姻的确立”时指出，“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孩子的出生才完成了正常的夫妇关系，稳定和充实了他们全面合作的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男权制思想作祟、资源分配以先赋性为首要标准等原因，纵向的父子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作为“绵续性的事业社群”而存在的家庭生活的主轴，因而代际互动被置于至高地位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个人主义思潮兴起，经济生产等功能渐渐退出家庭舞台，情感需求的满足成为人们组建家庭的首要考量，横向的夫妻关系之重要性因此而得以不断突显——丁克家庭、同性恋合法婚姻的出现即可作为佐证。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纵向的亲子关系被重视，是与其独特的政策语境密切相关的。自上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从过去的“小皇帝”到如今的“啃老族”，注重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与独生子女的降临相结合，导致了在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的背景下，每个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中唯一的子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绝对重心，他们一方面不再面临单系偏重、以多继少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其所遭遇的世代间的隔膜、社会性的断乳等挑战却又在日益显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放开二胎”所带来的人口政策逐步完善化，中国的生育制度又会面临新的调整、变动与发展。

置身现代化的浪潮之中，笔者认为在分析费老所论述的生育制度时，我们至少可在如下四个方面做一点修正或是承继：①在关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社会作用时，不应将个体视为无需或无法理解的“黑箱”，而要对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个体力量也予以充分关注，例如关注夫妻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重视家庭生活间的情感成分、考察继替与经济和社会及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更要将费老在《生育制度》中所体现出的注重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旨趣发扬开来，关注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互构，在生活实践中充分考察布迪厄所谓的“外在性的内在化”与“内在性的外在化”这一一体两面的双重有机过程。②在传统社会中，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群体及个人更为关注生育制度之于社会绵延的重要性，即传统的生育制度更重视生育制度中的“生”，更侧重于以生育制度来满足社会完整对人口数量的需求。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水准大幅提升，群体与个人更加强调生育制度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即现代的生育制度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更关注生育制度中的“育”，更偏向于以生育制度来回应社会进步对人口质量的诉求。③费老在谈及“夫妇的配合”时，强调“夫妇之间需要高度的契洽是为了要经营全面合作的生活”[]；在论述“世代间的隔膜”时，又指出“子方对于亲方最初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联系”[]；在阐明“社会性的断乳”时，则认为“承认家庭的暂时性……在相当时间亲子联系必须被逐渐切断”[]。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生育制度的架构中，注重夫妻关系的积极调适与亲子关系的适度分离，无疑具有着历久弥新的重要启示意义。④除上述三点外，我们还应对费老贯彻全书的保守色彩做一点反思。以第五章“夫妇的配合”为例，费老指出，童养媳、早婚与中表婚姻作为变相的内婚制，能够“在共同生活的尝试中……减少他们共同成家时调适的困难”[]，从而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推崇“客观”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韦伯为在特殊性中寻求一般性而提出“价值中立”准则后所揭明的研究困境——追求价值中立，“避开价值判断，有使研究者沦为研究对象的所设骗局和自欺欺人的牺牲品的危险”[]。具体而言：

功能学派主张用肇始于自然科学的比较方法来获得对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变化规律的通则性认识，认为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立场是中立的。但是，正如韦伯的“价值中立”研究主张被质疑为“在实际生活中，它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变为与现存社会制度妥协并为之辩护的工具”[]那样，功能学派对客观的“功能”与“结构”的过度执着，也往往使其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冲突与变迁面向。这样的一种研究预设便使得抱持功能学派主张的《生育制度》中有不少论述都蒙上了一层“存在即合理”的保守色彩，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力戒的。例如，在家庭三角结构中，“生活程度很低”[]的夫妻之间那偏重事务合作而导致感情淡漠的事实背后，有没有男权制文化的形塑？而亲子关系中父母“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的论述，是否又忽略了除专制型外的放任型与民主型这两类父母教养模式的存在以及反向社会化或曰后喻文化的可能？即使费老在阐明“有人认为功能学派是以‘存在为合理’，这是一种误解”[]时说道，“人类学者并不发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他们是以人生活最大满足的现实标准作为健全和病态的标准”[]，也依然难以使人信服。在我看来，我们在反思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截然区分的做法有无可能与必要的基础上，在秉持尊重差异、提倡包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从研究前期的对社会实在的观察和参与中跳脱出来，去采取一个更开阔、更普世、更长远、更有科学担当也更具人文情怀的研究视域，无疑是一类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在实践中做出回答的重要议题。

在我看来，不论费老在《生育制度》中的论述是否于当代社会出现了与个人体认的悖离，都不能也无法构成否认这部经典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片面借口，因为费老所提出的“生育制度”在某种程度可视作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韦伯指出，理想类型实质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它“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和衡量实在的手段”[]。这样来看，即使当代出现了与费老论述不尽一致或依然存在的种种事实，我们也应将其视为对“生育制度”这一理想类型的有益扩充或修订而非证伪乃至否认。作为具有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且可反映因果规律性认识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有助于研究从个别和特殊的层面而上升到一般和普遍的高度——费老提出的生育制度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与生殖、抚育和继替相关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具有着这样的功效：他在书中提到“我们须有一套可以应用于任何特殊文化的普遍概念”[]，王铭铭亦认为“费氏之所以对生育制度进行考察，为的是寻找不同人文类型背后人的一致性特质”[]。从理想类型这一角度出发来看《生育制度》，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深入地去理解费老生育制度理论体系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有益于我们锻炼学术敏感、培养学术自觉、提升学术素质。

经典者，不会因岁月的淘洗而失去光泽，相反，它会散发出隽永的魅力而使人总有常读常新之感。作为费老自己最为满意的著作，《生育制度》还有许多有待我们去发掘、去深究的思想财富。相信在学科发展、社会转型的今天，《生育制度》会进一步彰显出其独有的理论活力与实践品格，从而做出更为引人注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