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调查报告

第一篇：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调查报告

历时三个多月，跨越5个省，一份全景式反映农村贫困地区学校厨房和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日前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对外公布。这份报告共调查了新疆、青海、内蒙、云南、甘肃、山东五省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近5万人，共对5100多名学生进行了营养状况调研，对3853学生进行了体检。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亟待改善，43.2%的学生上课时感到饥饿，近半数受访学生营养不良，受访地区学生身高比北京同龄学生低6厘米。

2012年6月15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了“希望工程营养健康计划——九阳希望厨房2010公益行动”活动，该活动深入到云南、青海、内蒙、山东、新疆5省实地调研了100所学校。考察团有全国知名的营养专家解放军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晔、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教授李铎，有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千龙网、中华网、凤凰网、人人网、第一视频、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公益时报、健康时报、贝太厨房、GOOD好主妇、都市主妇、时尚好管家、齐鲁晚报等的编辑、记者，还包括闫妮、高亚麟、陈晓东、邬君梅、刘之冰、茹萍等演艺界明星。

所有考察队员返京后，2012年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九阳希望基金，将利用10年时间，募集和捐助5000万元，专项用于为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建设“希望厨房”，改善贫困地区正处在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青少年营养不良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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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指出：受访学生中17.7%的孩子们经常喝生水;接近半数受访学生体型偏瘦，营养不良，其中，两成的学生属严重营养不良，营养不良现象在6-8岁学生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营养不良率超过八成;受访地区学生身高低于北京同龄学生6厘米，低于上海学生3.5厘米;儿童身高和体重与城市儿童相比要低1-2个年龄段。而且，从调查可以看出，农村学生饮食习惯受到城市文化的诱导，58.1%的学生最喜欢喝的饮料是可乐，54.9%的学生最喜欢和“果汁”(汽水)，孩子们喜欢吃在他们看来比较“稀罕”食物：比如面包、牛奶、巧克力等。

此次还对上述5省的100所贫困地区学校的厨房进行了全面考察，调查报告显示，贫困地区厨房的三个突出问题是：厨房设施严重缺乏、老化严重，卫生条件差;厨房工作人员营养膳食观念落后;学校食堂功能缺失，学生就餐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报道还对希望工程全新公益项目“希望厨房”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它认为，希望厨房的建立能够改善学生用餐环境;提升学生餐饮质量;保障学生饮食卫生;为学生营养餐的实施提供可靠的硬件支持;普及营养知识，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为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之路进行有效的探索。

解放军309医院张晔认为，这份调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现状。她认为，解决贫困地区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必须因地制宜，要根据各个省份的不同情况，让营养专家为孩子们制定膳食营养食谱。在小学阶段，就要让孩子们了解必要的营养健康知识十分必要。这就要对教师、食堂从业人员加强培训，教育主管部门加强监管，让学校的厨房真正成为孩子们的成长加油站。

浙江大学李铎教授明确指出，贫穷地区孩子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如果我国有几百万的营养不良儿童，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的拉大，我国将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发达的、文明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第二篇：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经济调查报告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务经济调查报告

——来自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的调研

吴 斌

贫困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较差，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劳务有效输出，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货币收入的重要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近期来看，发展劳务经济可以迅速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现金收入，是实现农民纯收入增长和脱贫致富的有效途经；从长远来看，发展贫困地区劳务经济将有力地推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城镇化进程。所以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贫困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劳务经济现状，巩固取得的经验，找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家统计局龙山农调队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本文通过对湖南省贫困地区湘西龙山县的调查，进行如下探究，以供参考。

一、龙山县劳动力转移及劳务经济现状与特点。

龙山县位于湘西北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一个老、少、穷的山区农业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项目重点扶持县之一。2005年末全县农业人口为47.3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资源为26.7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56.44%。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占67.94%、8.95%、14.14%。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发展，龙山县农村劳动力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尤其是以农民外出打务工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由此而孕育出的劳务经济急剧增大，为农民增收带来了实惠，加快了脱贫进程。据统计，2005年里该县已有9.5万个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外出劳务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达到了35.58%，其中外出到省外务工的劳动力达8.4万人。由此可见龙山县以劳务输出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且通过对该县石牌镇桂塘村等10个乡（镇）的15个村民小组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一季度里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达265人，比2005年末增加32人，增长13.73%，农民外出打工呈进一步增加趋势。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龙山县外出劳务总收入达3.5亿，相当于该县当年GDP的20.83%；对当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33.93%。十多年来龙山县在农村劳务输出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并积累到了一些成功经验，探索出了多条有效途经，其具体表现在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先出带后出的模式。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相对封闭，普遍存在恋家、恋乡情绪，信奉“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的古训，对于外出打工抱有较多的顾虑，实行先出带后出的方式，利用已经外出务工，在外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的“打工仔”的示范作用，能够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信心，从而有效的带动本地区的劳务输出。据对龙山县的调查，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当时该县外出务工的农民还不到5000人，外出地点也仅仅局限在广东个别地区，这批最早南下广东打工者，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抱着走出去、闯一闯的想法，通过几年的“淘金”，在外站住了脚跟，并取得成功；在这批“打工仔”的示范作用下，92年起该县外出务工的农民成倍增加，并在一些年份里多次形成南下“打工潮”，发展到现在有近9.5万农民外出务工的规模；其劳务收入也快速剧增，从90年农民外出劳务收入不足300万元，2005年达到了3.5个亿，平均每年以37.34%的速度递增。农民外出务工地点也分布很广，目前全国各省市都有，但以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为主。

（二）老乡带老乡模式。由于贫困地区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因此农民外出务工往往以自发的形式为主。通过在外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老乡带动模式，能有效减少农民外出务工的“盲目性”。老乡之间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三缘”关系，即血缘、地缘和人缘，它对于农民外出务工影响很大，许多外出务工农民均是通过老乡的介绍，然后到外面而去务工的。93年以后全国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民纷纷南下打工，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过剩。特别的进入九十年代末期，农民外出找工求职越来越难，一些外出农民因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返回，因此通过老乡之间的介绍，和通过在外务工的老乡及时了解外地对劳务的需求信息，然后外出务工的模式就客观的产生了。这种老乡带老乡的模式减少了山区农民外出务工的“盲目性”，为贫困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抓收入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据对龙山县的调查，目前在贫困山区劳务输出过程中，通过老乡带老乡这种形式外出务工的现象时下越来越多。如该县洗车河镇人李英铭，其大学毕业后曾在广州一大型企业工作，现任温州哈彬鞋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几年来，他帮助家乡输出劳动力5000余人。又如该县桶车乡大塘村，每年春节期间都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回来，或通过电话为当地或附近的乡、镇农民带来和传递外面劳务需求信息，并直接介绍和带走大批农民外出务工。

(三)能人带动模式。“打工能人”掌握了一定的资金、技术等社会资源，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劳务输出的带动作用，他们有的在外地创业吸引大批的务工农民外出，有的回乡创办“回流型”企业带动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例如龙山县洛塔乡杉树村的向德辉，14年前由劳动部门资助2万元铺底资金下广东承包垃圾场，经过10多年的创业，现拥有上千万元，号称“垃圾大王”，带动全县2000多人在广东从事环卫工作，成为该县发展劳务经济的一大亮点。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劳务经济发展。

(四)基地推进模式。以基地建设为重点，构筑相对稳定的劳务基地，发挥基地对劳动力资源批量需求的优势，开展订单式劳务输出，形成劳务输出的优质机制和长效机制，是贫困地区实现劳务输出的必由之路。龙山县把广东省作为劳务输出重点，通过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开展优质服务，打造龙山品牌，赢得了较高的劳务市场美誉度，被深圳市劳动局确定为“深圳市劳动局劳务输出扶贫基地”，先后与深圳市南山区环卫局、广东步步高有限责任公司、天马电子集团等20多家企事业单位达成长期劳务合作协议，拿到了长效订单。劳务基地每年提供的劳务订单达5000人以上。探索出了一条使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稳定而又规范的发展路子。

(五)、政策促动模式。围绕劳务经济的发展，制定和出台一些富有成效的政策，如龙山县开设外出务工“绿色通道”，劳动、计生、公安等部门集中在县政务公开服务中心或劳动力市场设立办证服务窗口，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为劳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本县劳务输出。

二、贫困山区劳务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劳务经济的壮大，必须依赖劳动力的转移，所以能否实现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农村劳务经济中的核心问题。然而据调查，时下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面临着以下四个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劳务经济的发展。

一是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力逐渐减弱。贫困地区大多属山区，据对龙山县的调查，山区农民耕地面积少，人均不足0.7亩；加之随着退耕还林实施，农民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会减少，因此种田、种土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将不断减少，会剩余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调查推算，目前，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占比例达到了58%。然而这些剩余劳动力中有57%的人反映就业无门路。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村乡、镇企业少，即是有也效益差，这样作为农村劳动力就业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其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不能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和增收机会。如仅对龙山县石羔、红岩等五个乡镇的调查，1988年这些乡镇有企业37个，从业人员达2000多人，但是到2005年末，实际上只剩下10个，从业人员不足200人。十多年来乡镇企业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是年年减少，每况愈下。由于乡镇企业急聚萎缩，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在本地实现转移。山区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力减弱还表现在，从县域经济返回农业的劳动力正逐步增多。近几年里，不少农民进县城做工，尤其是龙山县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扶持下，县城的扩容、公路的升级改造、百村通路、水库的维修等等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不少机会，同时也给农民从县域里带来了不斐的收入，但是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农民又陆续地返回本村，从事农业生产。据对龙山县十个村的抽样调查发现，2004年县域经济吸纳的劳动力返回农业的人数占全部返回农业劳动力的64.3%，比上年上升了16.7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使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离土离乡”的农民逐年增多。这一转变不仅催生了贫困山区农村每年春节后波澜壮阔的外出打工潮，同时也给贫困山区交通运输，社会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而且也增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

二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低，难以适应外地劳务市场的需求，转移受阻显现。随着劳务市场的不断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劳务需求方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给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挑战。据对龙山县的调查发现，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普遍素质较低，其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4.33%，初中的占59.46%、高中的占10.81%，而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4%；且90%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由于绝大多数外出打工者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因此客观上就受到了劳务市场需求的限制，使得其就业空间十分狭小。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只得局限在一些技能要求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行业谋职，干一些脏、苦、累的体力活，工资水平低下，只能勉强糊生活，经常是找不到工作做，外出后不得不又返回乡村。这样不仅没有带来收入增加，而且来回折腾还花费不少。通过对贫困山区龙山县的25名外出务工农民返回者的调查发现，其中80%的属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有45%的返回者反映，外出打工不但没有找到收入，反而亏了不少路费，“倒蚀一把米”。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陷入了窘境，严重制约着劳务经济的发展。

三是思想观念守旧，部分地方领导重视不够。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了，部分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温饱即安，不思进取，宁可在家苦熬也不愿到外地去挣钱的现象。如通过对龙山县百户农民家庭中的245个劳动力的调查发现，其中有8%的人仍不愿意出门找事做，他们认为外出打工虽然能挣到钱，但是生活极不稳定，东奔西走，十分辛苦，还不如在家里呆着。加之有少数地方的领导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认识不够，工作中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没有把劳务经济当作一项新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去抓，以致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的困难局面。

四是部分地方出现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据调查目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其中25岁以下的占57.89%，26-35岁占29.73%。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山区贫困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后，把田土留给家里老人种，结果导致发展家庭农业生产经济的劳力严重不足，给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通过对龙山县龙嘴、新寨、水坝、桂英等部分贫困村的调查发现，1998年以来其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到了一半以上，由于这些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家里只剩下老、弱者，在一些年份里就一度出现过承包田、土无人种，不得不撂荒的现象。如该县石牌乡桂英村四组，全组200来人，劳动力65人，然而目前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只有14人，外出务工者达51人，高占78.46%；凸显出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

三、对贫困地区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发展劳务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减少农民，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之一：促进二、三产业发展，特别是要扶植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壮大县域经济。从我国东部地区一些发达县、市的成功经验来看，县域经济已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县域经济发展得好与否，直接影响着劳务经济，进而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规模与速度。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减弱。一方面是由于乡、镇企业吸纳能力严重缩萎所致；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县域和乡镇本身的吸纳能力不强，如龙山县近几年来新建镇5个，县城大规模扩容，然而这些都并没有能有效地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反而是由于在新建扩容时，征用了一部分农民的耕地，导致出现了失地农民无业现象增多。这些新建的镇仅仅只是将“乡”字改为“镇”字换一块牌子而已，名不副其实。

对此建议在发展劳务经济上，除做好农民外出劳务工作外，应大力发展县域二、三产业。促使农村剩余劳力向本地二、三产业转移，为长期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去向开辟新的广阔空间和途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一是要加快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农村民营企业要给予大力扶持，增加企业数量，扩大企业规模，尤其是要突出扶持和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只有有了前景看好的龙头企业，各行各业才会有发展的支撑点，产业链才会有源头，才能大量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使劳务经济步入稳定的发展轨道。二是要制订鼓励政策，营造宽松环境，支持和鼓励农民经营和发展二、三产业，据贫困地区农民反映：时下办企业、开工厂不但贷款十分困难，而且收费部门和项目也十分繁多，因此他们要求必须从政策上予以倾斜。

建议之二：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升级，这一制约将更为明显。据调查57%的外出务工者深感外出劳务的主要困难是没文化、没技术，从而难找工作。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从现在起就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上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这项工作。一是要着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根据外地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传授一些专业技能，培训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二是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造成就一代新型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务经济得到快速稳步的发展。

建议之三：建立完善城乡沟通的劳务市场，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和政府调整。要采取措施，增加投入，加强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硬件、软件建设，构造政府和社会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要掌握准劳动力市场变化情况，加强纵向、横向劳务信息交流，以较高完善的服务努力降低农民外出务工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就业，推进劳务经济发展。要实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促进农民外出打工有序的进行；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加快土地流转，使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避免因劳动力外出而出现田、土撂荒现象的再度出现。使劳务经济和农业经济获得协调发展。

工作单位：湖南省龙山县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

第三篇：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餐工程的发展历程

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餐工程的发展历程

——以广西都安县三所小学为例

背景

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教育及学生的健康发展常常被忽略，特别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生的营养健康工程建设。近日，央视关于广西都安县某小学贫困儿童严重营养不良的连续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的西南角，广西都安县，生活着这样一群小学生,“大米+黄豆”几乎是他们一天伙食的全部——孩子们将大米和黄豆装进饭盒，交到食堂蒸熟，这就是他们的午餐和晚餐。由于学校普遍没有食堂，孩子们只能自带饭盒来学校，而每天的“菜谱”永远是水煮黄豆，一星期吃一块肉就算是“改善生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刚刚发布的《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所调查的四省(区)1400多个农村小学生中，每100个就有近12个生长迟缓，身高和体重至少比城市同龄孩子晚两年。

审视中西部地区贫困儿童的严重营养不良问题的成因，自然十分复杂。国家从2005年开始实施对中小学生“两免一补”政策(两免是“免杂费、免书本费”)，其中“一补”就是对家庭贫困寄宿学生进行专项的生活补助，但仅限于“农村寄宿制学生中的贫困生”，而事实上，很多走读生也存在严重营养不良问题。更重要的是，随着“撤点并校”，因为山区路途遥远，寄宿制学生数量增加很快，而生活补助资金并未同步增长，这就导致一些地方不得不降低对学生的补助标准。另一方面，在很多农村的寄宿制学校里，没有食堂，更没钱请厨师，使得学生只有自己解决就餐，改善学生营养在这里也当然只能是一句空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是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它的成立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民政部等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认为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健康的发展，在做过了一系列调研之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广西教育厅取得支持并决定在广西都安某小学进行营养餐的试点。发展历程

2007年3月7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广西都安县政府合作，选取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作为试点，以提供营养餐的方式对这些学生进行营养干预。而隆福小学则作为对照学校——不进行营养干预，但要做定期检测，项目于2009年7月结束。

前期准备主要是食堂改造。

都安县全县共有寄宿制初中23所，其中只有11所建有食堂；寄宿制小学173所，全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食堂。

协议签订后，由项目组指导，以最快的速度对两所试点学校的蒸饭场所进行了改造扩建，铺地面，贴瓷砖，修建洗菜池，配置锅炉、蒸汽炒菜锅、冰柜、消毒柜、电磨、菜盘等设备。

在古山小学，本刊记者看到了新添置的这些设备，其中锅炉2万多元，蒸汽炒菜锅5000元，已是食堂里最值钱的家什了。

接下来是招聘食堂工友，这些工友大多是学校教师的家属或亲戚。项目组对新录用的6名工友进行了2天集中培训，学习食堂卫生知识、营养知识和炒菜技能。

然后是原料供应。试点学校位于大石山区，土地稀少，群众很少种菜养猪。项目组于是先在县城选定一家供应商，定时为学校供应副食。随后，慢慢过渡到学校与周边农户签订协议，为学校提供蔬菜和主要肉食。一切就绪，营养餐可以上桌了。

项目组的具体补贴标准是，三只羊小学，每人每天补助5元；古山小学，每人每天补助2.5元，由于物价上涨，自2008年5月中旬起上调至3元。

隆福小学作为对照学校，没有获得补助。作为补偿，项目组发给每位学生两套校服。

经过将近十个月的试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学生的身高状况、心理素质及学习效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在短短10个月中，试点学校学生分别长高4.5和5.6厘米，比对照学校隆福小学学生多长高0.9和1.6厘米。学习成绩也在发生变化，古山小学平均语文成绩达到80.8分，首次赶超对照学校。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试点学校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好于对照学校，更自信，更愿意与人交往。

一定程度上，营养餐改变着学生的命运。一份简单的营养餐带给这些孩子的，还有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发展面临的困难

两年多的试验证明营养餐效果很好，但是基金会能力有限，不可能继续做下去，从下学期开始，基金会就不再资助这个项目了。要继续提供营养餐，如果没有外援，就得当地政府和学校自行解决。

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说，他正在征求家长意见，将国家的“两免一补”资金（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小学生每天补助2元，中学生每天3元）集中起来，继续供应营养餐。

古山小学校长韦君也咨询了一些家长的意见，大部分家长希望继续办营养餐。

韦君算了一笔账，将一天2元的“一补”集中到学校，食堂的4名工友每个月共2000元工资，每个学生再分摊一点，大致可以维持营养餐供应。

但是，韦君有另一层担忧：“这样做合理，但不一定合法，需要上报教育局，教育局同意就发个文，可不能到时候说我们挪用”！由于营养工程在资金及体制方面遇到的障碍迟迟的不到解决，这个项目只做了十个月就维持不下去而被迫停止。政府的重视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除了有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领导出席。讨会倡议政府从儿童早期的营养、健康和教育入手，着眼于从根源消除贫困，为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公平条件，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基金会在此项目基础上撰写的《从农村寄宿制学校入手，实施国家儿童营养改善战略》的政策建议，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批示：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这件事关系国家的未来，也是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财政年投160亿补助营养餐。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改纲要，提高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水平，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一）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初步测算，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

（二）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

（三）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

（四）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

会议强调，要加强学生食堂管理，严格食品供应准入，确保食品安全。制定中小学食堂供餐规范，明确数量、质量和操作标准。建立专家工作组，加强学校营养指导。补助资金严格用于为学生提供食品，严禁直接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严防虚报冒领。全面公开学校食堂和学生营养经费账目及配餐标准，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在这次活动中很好地发挥了其社会服务功能和社会沟通的功能。但其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我国公益性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统包，其发展则取决于国家重视与财政的支持程度，因此，中国的公益组织要想实现真正地独立首先要获得财政的独立。再者，对于一向公共政策的出台，其过程必定是漫长的，而对于处在水深火热的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而言他们“等不起”。为此，政府如何有效地促使其一部分职能转移到公益组织，让公益组织能够独立有效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四篇：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与方法

贫困山区农民普遍面临“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地处偏远的农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难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贫困农民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医疗保障的缺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探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如何建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xiexiebang.com文章-http://www.xiexiebang.com/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麓中段，全县总面积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总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口25万。至今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426元。全县有25个乡镇，421个行政村。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5个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外，有镇中心卫生院11个，乡镇卫生院14个。全县有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265人，其中村级卫生技术人员457人。镇安县是陕西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首批三个试点县之一，另两县分别为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彬县。我们的调查点选择在镇安县的结子乡和回龙镇，后期又增加了距离县城更偏远的余师乡

课题组分别于2003年10月、2004年3月、8月、11月、2005年1月、3月共6次赴该县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部门和县卫生局干部。课题组在县、乡、村召开专题座谈会共11次。共入户230余户，访问近千人次，其中对8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了详细口述记录。除围绕合作医疗展开调查外，我们还就贫困山区农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项目村进行了参与式需求评估（PRA）。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调查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农民审慎的欢迎，产生了积极效应。

⑴首先，从中央到省、市、县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和农民健康承担责任。而这一点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够明确的。卫生健康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一直主要是由个人自己负担。有学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对农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张德元，2004）。那么，以2002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⑵突破了资金来源的“瓶颈”。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不足问题。根据2003年1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镇安县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为“三个十”，即中央财政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也补助10元，其中省、市、县政府分别拿出4元、3元、3元，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在这“三个十”的政策中，政府补贴毕竟占了大头。除农民交纳和县财政配套资金外，镇安县每年可从中央、省市财政得到391万元左右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对于这个全县地方财政年总收入仅3895万元的贫困县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的2004年上半年，镇安县医院2004年农民住院人数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农村癌症患者人数比2001—2003三年住院癌症病人总数还多5人，仅由此就可以看出贫困山区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2004年6月底该县70000余农民第一次享受“报销”了医疗费用，其中住院患者2000余人，合作医疗开始运行的前三个月统计，735名住院患者人均报销医药费用949.8元，个人最高报销金额达近8000元。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开始受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⑷摸索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如“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以及就诊审核报销程序等。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之前，镇安县卫生局抽调20余人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全县30多个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对从2000年起的三年来县乡两级医疗机构6500余人次

第五篇：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与方法贫困山区农民普遍面临“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地处偏远的农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难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贫困农民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医疗保障的缺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探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如何建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麓中段，全县总面积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总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口25万。至今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426元。全县有25个乡镇，421个行政村。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5个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外，有镇中心卫生院11个，乡镇卫生院14个。全县有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265人，其中村级卫生技术人员457人。镇安县是陕西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首批三个试点县之一，另两县分别为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彬县。我们的调查点选择在镇安县的结子乡和回龙镇，后期又增加了距离县城更偏远的余师乡

课题组分别于2006年10月、2006年3月、8月、11月、2006年1月、3月共6次赴该县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部门和县卫生局干部。课题组在县、乡、村召开专题座谈会共11次。共入户230余户，访问近千人次，其中对8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了详细口述记录。除围绕合作医疗展开调查外，我们还就贫困山区农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项目村进行了参与式需求评估（pRA）。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调查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农民审慎的欢迎，产生了积极效应。

⑴首先，从中央到省、市、县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和农民健康承担责任。而这一点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够明确的。卫生健康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一直主要是由个人自己负担。有学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对农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张德元，2006）。那么，以2006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⑵突破了资金来源的“瓶颈”。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不足问题。根据2006年1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镇安县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为“三个十”，即中央财政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也补助10元，其中省、市、县政府分别拿出4元、3元、3元，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在这“三个十”的政策中，政府补贴毕竟占了大头。除农民交纳和县财政配套资金外，镇安县每年可从中央、省市财政得到391万元左右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对于这个全县地方财政年总收入仅3895万元的贫困县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的2006年上半年，镇安县医院2006年农民住院人数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农村癌症患者人数比2006—2006三年住院癌症病人总数还多5人，仅由此就可以看出贫困山区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2006年6月底该县70000余农民第一次享受“报销”了医疗费用，其中住院患者2000余人，合作医疗开始运行的前三个月统计，735名住院患者人均报销医药费用949.8元，个人最高报销金额达近8000元。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开始受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⑷摸索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如“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以及就诊审核报销程序等。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之前，镇安县卫生局抽调20余人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全县30多个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对从2000年起的三年来县乡两级医疗机构6500余人次的农民住院情况逐一进行了摸排统计和汇总分析，包括住院病种，人次，用药，最高最低和平均费用等。得出的全县农民疾病谱以及平均住院费用等基础资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今后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在管理上，他们实行大病统筹基金与家庭医疗账户相结合。家庭医疗账户基金以乡镇为单位管理，每月报账一次，每户花完自己的家庭医疗账户资金为止；大病统筹基金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封闭式管理，“筹钱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见钱”，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保障资金安全。他们重点推行了“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力求“农民自控、医院自律、基本无审批”的“直通车”报销方式。相继出台了《镇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管理办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病种目录及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标准》、《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医疗账户基金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单病种入、出院标准》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操作系统。不仅使该县的合作医疗有章可循，公开透明，也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⑸农村县乡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有望得到加强。在镇安县我们看到，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医疗卫生部门的积极性远高于农民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县、乡镇医院都把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看作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发展机遇”意味着政府所属医疗卫生部门可能是新型合作医疗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农村公办医疗卫生部门的受益与农民受益并不冲突。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构成覆盖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然而三级网络的基础部分十分薄弱。长期以来，无论硬件软件建设，乡镇一级卫生院实在欠账太多。籍合作医疗试点适当强化县乡医疗机构尤其乡镇卫生院建设，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对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现象向合理化方向的一点纠正。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⑴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处于被动地位，“参与率”高而“参与度”低。

镇安县全县总人口2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万人。据统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达23万多人，参保比率超过90。然而我们在入户访问和小组座谈中感到，不少农民对待合作医疗实际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作为一项“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这里，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理所当然是运作主体，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也是积极主动的，农民则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被宣传、被动员、被要求……始终被动的农民似乎不知道自己应当是合作医疗的主人和受益者。尽管通过行政手段获得较高甚至很高的“参与率”，（且不说有无“水分”），但实际上农民的“参与度”并不高，即内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信心不足，热情不高。

⑵资金仍然不足，实际覆盖面偏小。

资金仍然不足、覆盖面过小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每人每年30元的医疗费用，的确不够一次感冒的花费。而总共30元医疗费中，农民能够自己支配（乡卫生院定点支配）的门诊费用只有8元，实际作用可想而知。合作医疗定位于“大病统筹”，即主要用于保大病。假定一次“大病”住院治疗的费用为3000元，就需要花去100个人全年的所有医药费，也就是说覆盖率仅为1/100左右。这种以保险业的原理和运作方式展开的合作医疗，对于仍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如果完全遵循“自愿”原则，往往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实际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况是家中没有病人就不愿参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交的那部分钱都用不回来”，更不用说享受国家补贴；另一种情况是家中有病人希望参保但没有钱参保，尽管每人只交十元似乎不多，但在农村家有常年病人的户往往是家徒四壁的特困户。

⑶仍是“富人看病”，穷人反而被排斥。

对于那些尚处在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农民，不仅仅是无钱参加合作医疗的问题。即使已经参保，具体看病时还得先自己垫资然后部分报销。报销有“封顶线”，自己支付“门槛费”，还有“好药不能报”的限制，或者“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享受“单病种定额补助”。七算八算，患者自己需要承担的数额仍然不小。真正的穷人依然看不起病，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优越性即享受政府补贴的还是农村中相对较富裕的群体。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扶富不扶穷”，这种结果显失公平，也有悖于合作医疗的初衷。

⑷“大病”“小病”难以兼顾，“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用于“大病统筹”还是“预防为主”？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政府推行的合作医疗选择了前者，可能着眼于抓关键，急于打破贫——病恶性循环，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大病”的作用。由于覆盖面过低，实际结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又没顾上，发展成更多的“大病”。从镇安的情况看，“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拖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