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楚辞》读书笔记
《楚辞》有感
作为文学史上“千古之绝唱”的《楚辞》不仅反映了当时荆楚地区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横向联系，还给后人展示了荆楚文化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而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流放、遭贬的过程中，目睹了楚国大厦将倾的危难和民生多艰的困苦，但思量自己却不能扶大厦于将倾，解民生于倒悬。遂带着满腔的愤懑和不甘自沉汨罗。后汉学者王逸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纵观屈原的一生，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美政”理想和改革事业永远为后人惋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
屈子精神感人之处，还在于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为了理想，他“虽九死犹未悔”、“虽体解犹未变”。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效彭咸之所居，也不出走他国。汩罗江畔纵身一跳定格成伟岸人格的永恒。屈子作品理想的特点，是他赋予自己理想以香草、美人的品格，通过对女性的爱慕来寄托对理想的追求。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视屈原文化为圭臬。如果荣辱颠倒、美丑混淆，就会把屈原文化当成糟粕。在那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者看来，屈原的是非分明、毫不妥协无疑是不谙世事、不识时务；只有知荣明辱，才能掌握屈原文化的真谛。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就读不懂屈原文化，如果我们从屈原文化中读不出荣辱观，那就是没有真正读懂屈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知耻”与“无耻”始终是评判行为好坏的道德标准，寡廉鲜耻被看作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明显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关于知耻、知辱的论述。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内核，屈原的一言一行都受到荣辱观的支配，宁死不受辱。在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屈原越发显得耀眼夺目。弘扬屈原文化，就是要行荣避辱，不能荣辱不分，更不能荣辱颠倒。胡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对包括屈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应该大力弘扬屈原文化，弘扬屈原文化应该从知荣明辱做起。屈原的伟岸人格，是衡量荣辱的标杆，是检验荣辱观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把屈原作为一面镜子，经常照一照自己，以屈原之荣为荣，以屈原之耻为耻，修身养性，自己就会不断高尚起来，纯洁起来，美好起来！
现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时期，变化之剧烈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变化之迅猛远超屈原所处的时代。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客观上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加之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渗透，无一不对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思想领域呈现“诸子百家”，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丑观、善恶观、荣辱观呈现出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破除了人们的一些旧观念。
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内在秩序，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需要主旋律，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重构主旋律和基本道德规范，既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又要继承扬弃传统文化！
第二篇：(读书笔记)乱侃楚辞
戏说，胡说
——《楚辞》读书笔记
1041041052陈雅琳
总论
《楚辞》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据有重要的地位，由屈原而开的香草美人传统也使得后世人不断进行模仿，进而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直以来，大多数阅读《楚辞》的人多以同情屈子遭遇，谴责奸佞小人为意，然而就如拿着笔杆子的书生能将得罪了自己的能吏污蔑为奸夫，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样，如果仅仅是从一个人单方面的言论来看待事实，未免太过偏颇，虽有亵渎先贤之意，我却也不得不站在另外一些角度来审看《楚辞》一书了。以下，选取部分有所牢骚的诗，评述一二。
离骚
《楚辞》中，以《离骚》一篇为首，而《离骚》更是在后世引出了迁客骚人之说。这一篇诗歌毕竟选入课本，还属于背诵篇目，大多数人对它都是十分熟悉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屈子开篇就点出了自己的身份，这在其他的诗歌中可不算是常见，而于此，不得不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毕竟是战国时代，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分别还没有被后世的科举制度打破之前，屈子的身份是十分显赫高贵的。而出身如此高的人，天生就应该进入仕途，作为一国栋梁，就如四君子一般。这是一种理所当然，屈原既然有这样的出身，理所当然就应该被重视。理所当然就要成为最受国君重视的大臣。现代的人恐怕十分难以理解当时的人的那些想法，然而只要看看史实就能窥得一鳞半爪——那是一个田氏代齐这种类似管理层收购的事件，几乎所有人都立刻判定田氏德行有亏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高贵出身和优良品德，国君实
1际上位置并不太高，整个贵族阶层才是统治者的时代。然而，毕竟是战国，属于周的礼教正在崩塌，国君们正在不断掌握更大的权利，即使是贵族，也未必能够如从前一样占据优势。
于是理所当然的，屈原遇到了挫折。自然，他是一个典型的出身显赫又有着大志的贵族。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他的大志当然不会是如田氏一样的乱臣贼子一般的大志，而是辅佐君王，成为名臣。说白了，也就是想要成为战国四君子那般深受国君信赖，手握大权，品行天下人称赞的名臣。不过很可惜的，不知道是因为屈子性格不招人喜欢或者别的已不可知的原因，楚怀王就没有把屈子当做成自己的肱骨之臣，甚至觉得这家伙烦不烦哪，干脆贬斥了去。
正常人，要是欲申大志而不得，哀怨那是一定的。
所以屈原开始哀怨了。不过普通人通常就是抱怨几句，作为一个诗人的屈子却不会仅仅是抱怨，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默默提笔，将自己的情绪通过文字发挥了出来——通常，这是杰出的诗歌、文章、书法、绘画、雕塑等一系列艺术诞生的主要来源，当然，也许诞生的也会是粪土的作品。
屈原这一抱怨可不得了。因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手法，直接让无数哀怨的文艺青年产生了强烈共鸣的手法。所谓的香草美人。自比为高洁的香草，却无人赏识，自比为绝色的佳人，却冷落在空闺。不得不说这样的比喻非常巧妙，的确让人有感同身受感。于是引得后世的人也跟着来写什么“画眉深浅入时无”啊这样的句子。不过说老实话，乍一看这样的文字有点意思，把一本《楚辞》看完之后，那就只能是恶寒了。虽说这么说是有点不敬先贤的味道，但是你一个大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却要这样凄婉哀怨，实在让人觉得„„微妙。
这一点放下，屈原还说了一件事：都是小人的错！
嗯，都是小人的错，君王无比光明。以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种观点怎么看多少都有失偏颇。从帝王学的角度来说，人家帝王宠幸小人，那不是为了平衡朝廷势力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屈先生您何必这么幽怨呢？难得糊涂啊！退一步说，就是君王真的可能是被小人给糊弄住了，那也是属于屈先生自己没本事啊，小人怎么做的学着点，迂回性地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嘛。
小人的事后面再说，关于君王的事，这倒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观念了。甚至于到了现在，这样的观念依旧是存在的。不管出了什么事，领导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小人的错。通常如果还有一个女人的话，那事情多半还得推到女人的身上去，小人还要退一步。看这黑锅背的。楚怀王可是个跑去赴约弄到自己被抓的人，他自己要没点问题，后面的事情能那么简单吗？
天问
实话说，《天问》这一篇诗歌实在让我想要加个附注：《十万个为什么——楚国篇》。当然，这算是个玩笑话，对于《天问》，这当是我在《楚辞》中最喜欢的一篇，读这一篇，颇有些只能用“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一不算得当的句来形容的痛快感。自天地鸿蒙到三皇五帝，上有星辰日月，下有山川河岳，而这首诗都将之囊括在其中，令人横生酣畅淋漓的感觉。只能以大气豪迈来形容。而这一首诗使得我对屈子的印象好了许多。毕竟在其他的诗里，他抱怨太多了，总给人一种凄苦之感。毕竟现代人大多还是明白，很多事情上看到别人的错误，却不能忽视自己是否也有做错的地方的。而老是指责旁人的道德圣人，那反倒是没有人会喜欢的。屈子在《天问》中提到了许多典故，他做了一些以前的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问了很多人原本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惜他是个文人，要不然就这个劲头，说不准中国要提前几千年出现一个爱因斯坦。是真可惜他是个文人，问了之后却没有细细追究，问的目的也不是真的在追究，只是借这些问题来传递自己的想法。他还是在担忧时局，关心楚国，他依旧在表达自己的志向，希望得到怀王的接纳。因此，《天问》虽然瑰丽，却还是脱不得窠臼。我在《天问》中看见了屈子身上的仙气，却也看见世俗的一切将这几分仙气束缚了。有些遗憾。但转念一想，如果我不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切，假如我是那个年代楚国的人，我的国家国君听信谗言，我是怎样的感触，我的国家日削月割，以趋于亡，我是如何痛苦？却又明白了屈子的感触，并不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觉得屈子有多啰嗦了。于此一道，我反倒觉得，《楚辞》一书中，《天问》篇可说是第一。
九歌
《九歌》是祭祀神灵的诗篇。古人对于神灵的敬畏是如今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比起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我至少还有所坚信，多多少少能够体会那些微妙的情绪。《九歌》中的许多神已经不再是被祭祀的主要的神了，但是就如同我们敬奉三清一般，那种敬畏，祈求庇护和向往的感受，依旧藏在字里行间。
毕竟与神灵相关，诗歌中屈子自己变小了。宏大的是神灵，是他们的力量，品德，这些东西正是我们的祖先所追求的，人世的煎熬让他们渴求乐土，道德的逐渐沦丧让他们渴求高尚的品德。说是祭祀神灵，其实是在追求自身，他们渴望如神灵一般生活。
九章
屈原是值得同情的。我是说，如果站在一个爱国的亡国者的立场上，屈原是值得同情的。集合成《九章》的几篇作品，讲述的是屈子的心路历程。若是摒除我那一点偏见，他的忠诚，他的痛苦，他的抱负，的确是悲哀而令人尊重的。但到底，夏虫不可语冰，以我个人的角度，对屈原过分的忠诚，颇有些难以理解，但假如说是几千年之后已经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人对我对国家的爱无法理解的话，那也或许又是一种轮回了
好吧，毕竟已开始就是有失偏颇的评价，不若将这样的想法阐发到底，也算是我年少轻狂一回。
之前没有说完的事，提到了小人。
屈原总是将自己没有办法伸展抱负的原因归结到小人身上，然后将怀王光明化。或许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人太过天真，对这一切没有细想。后世的人大多习得了厚黑教主的一点皮毛，于是阴暗地去忖度一切。至少，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怀王身上理所当然是有问题的。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屈先生把什么都归到小人身上，也着实有点不厚道了。说到底，政治斗争，谁都能互相指责，谁也说不清楚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而屈先生的做法，实在有点那种凡是赞同我的人就是君子，反对我的人就是小人的意思。
政治上的事，本来应该是很模糊的。可是屈先生偏不。输了，所以对方都是坏人。对方是否真小人，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比起之前不痛不痒的香草美人传统，这种一棍子打倒的手法，可真不是什么好传统。等到了后世宋仁宗
时期，某几位君子掌权的时候，不就是直接将朝廷中间武断地划分为君子和小人，然后贬斥一大堆臣子，最后朋党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弄到改革失败的吗？窃以为，这并不是一个好开头，屈子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使得后来的很多人学会了这样可以说是不讲理的划分方法，支持我的人都是好人，反对我的人都是坏人。然而世间黑白，哪有那么简单，涉及到政治的事情，更没有那么清楚。
然而，诗言志。屈子的诗是他内心的反映。他是真的痛苦于自己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国家，他在痛苦于自己应该帮助国家走向强盛，却要见证国破家亡。后世之人尽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之人的痛楚，却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坚持，屈原在政治之上的很多手法都是粗糙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屈原并不是一个适合政治的人。因为他的确难以理解政治中的交换，虚伪，平衡。也缺少身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需要的心机。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忠臣，他的身上有着非常典型的传统美德，忠诚，义气，敬畏。他忧心国家忧心人民忧心国君的心是真的，他在诗歌中所阐述的那些情感也不是作伪，否则到了最后，他不会投江而死。屈原的高洁是必然的。但是高洁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此一句可见楚国的力量。实际上，楚国即使一时之间被覆灭，她的根基却是还在的。如果屈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并不会在关键时刻选择赴死，而应该是选择蛰伏，尽量保全有生力量，然后反秦。诗人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也做不得革命者，他们将自己宣泄在文字中，却不是真正积极的行动中。
说这些却有诟病文艺青年之嫌了。不论如何，屈子的诗歌是精彩的。
九辩
悲哉秋之为气也！
这一句，是我非常喜欢的词句。似从秋日碧霄九天之上落入大地，令人荡气回肠。
作为屈子的学生，宋玉自然是继承了屈子的许多习性的。在诗歌一道上，他同样以楚辞的体法习作，而作品内容，同样是感叹时局黑暗与抱负等问题的。不同于屈原直接触动人心，宋玉身为美男子的优势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诗歌上。到底，他是继承了屈原的许多思想，而并不是自己具有这么多的思想，所以阅读《九辩》的时候，虽然同样觉得优美动人，却在阐明自己的志向和现实，以及那种奋斗精神的时候，比不上屈原给人的感觉真实和辛酸。但是，《九辩》中借景抒情和音韵美却有自己的长处，到底各有所长，宋玉所写下的东西也令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美感。
后语
其实，一个时代和环境的作品，必然被那个时代和环境所影响，最容易诞生不朽的作品的时代和环境，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屈原所处的环境，当然是乱的。秦王扫六合，是一统天下的大业，但对于被征服的国家来说，未必是令人高兴的。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再适应于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贵族身份和责任，还是对国君的愚忠，或者愣头愣脑忽视政治问题把一切归结于君王的信任上，我们看来是这么简单可笑，然而对于身处局中的人来说，却是牵动了他们所有心神的信仰。如洋务派相信自己可以救国，保皇派也相信，最后救国的是什么人，后世的人嘲笑说他们不知世务，却安知他们是否有报国救国的意思呢？说到底，后世的人哪有那个资格去嘲笑那些付出生命，将一切的信仰寄托出去，坚信着自己信念的人。即使他们的信念在现在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被证实是错误的，但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是真的伟大。《楚辞》是不朽的神作。不是为了文笔或者想象，而是因为其中那些看似已经不合时宜的精神，因为伟大的信仰，伟大的精神，才有伟大的作品，不过如此。
第三篇：楚辞
读汤炳正先生之《楚辞成书之探索》及《四库全书·楚
辞章句提要》札记
一、“楚辞”之名
楚辞之名历来就饱有争议，根据崔富章的《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一名，含义有二：一为继‘诗三百’而起，发源于楚国之新体诗，二为总集之名，即书名。”
（一）、一种特定的文体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楚辞’之名之由来，即是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地区（楚）的某种特定诗体（辞）的称呼。”此即是从楚地的地域文化出发，认为“楚辞”是楚人的诗歌。
愚案：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关于“辞”与“赋”之区别，金开诚先生认为：“‘楚辞’即汉时人所称之为‘辞’„„‘赋’属于文的范畴，‘辞’属于抒情诗的范畴。”
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云：“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明代唐枢《重刻楚辞序》：“‘楚辞’者，风雅之变也，其源昉出于屈子。厥后作者继起，咸祖其词，而皆楚声，故俱谓之‘楚辞’。”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该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之家皆祖此体。”此三家皆从文体之角度出发，而得‘楚辞’之义。而全面阐述“楚辞”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代表的应该是宋人黄伯思，他指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辞、誶、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脩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故以楚名之。”
（二）、总集之名，即书名
“楚辞”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文中以《春秋》与《楚辞》对举，当是专著矣。此后，班固《汉书》之中多次出现“楚辞”连用，殆已是专用名词。故“楚辞”作为总集之名，当在西汉中期左右。《汉书·地理志下》：“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又《汉书·淮南王列传》：“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可见，当时刘安养士数千，对屈原赋或楚辞深有研究，且武帝亦有耳闻，不然何以使刘安特为《离骚传》？而揣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之文辞，武帝之时，屈宋等人的作品似已裒集成著，故能“世传‘楚辞’”。案汤先生所划分的楚辞五组之第二组为淮南小山或为淮南王所集，或名曰《楚辞》，据马迁及班固所言，斯为明证矣。
二、《楚辞》的流传
《楚辞》既然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裒为一集，别本单行，那么为何《汉书艺文志》之中却没有著录？或云刘向《七略》成书在前，《楚辞》成集在后，而班固写成《汉书艺文志》之时，《楚辞》固已成书，班氏因《七略》体例“分载甚明，不烦复列总集”（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逮至刘向，点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案《隋书经籍志》：“《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旧唐书·经籍志》：“《楚辞》，十六卷王逸注”《新唐书·艺文志》：“王逸注《楚辞》，十六卷。”既然王逸于其序中明言有“十六卷章句”，《隋书经籍志》却言只有“十二卷”，殆隋人与汉时分卷不一，或隋人之误欤？《旧唐书》《新唐书》之撰者又改正为“十六卷”，或时人益之为“十六卷”？不可知矣。
又，案《宋史·艺文志》：“奏议《楚辞》十六卷屈原等撰；洪兴祖《补注楚辞》十七卷；《楚辞》十七卷后汉王逸章句。”较之《新·旧唐书》，又增一卷，而所言“奏议《楚辞》十六卷屈原等撰”殊与刘向、王逸同。
案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楚辞》十七卷，后汉校书郎王逸叔师注。„„至汉武时，淮南王安始作《离骚传》，刘向与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十五卷，阙而不能说，至逸自以为南阳人，与原同土伤悼之，复作十六卷章句，又续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为十七篇。”此言与王逸殊异，王逸自言为“十六卷章句”，并未说自续《九思》一篇以附篇末。案《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楚辞》的篇卷之变化，窃以为王逸之《九思》或为唐宋时人附益为之，故至《宋史艺文志》，《楚辞》得为十七卷矣。
第四篇：楚辞
《楚辞》是中国汉族文学史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1]“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1]）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2]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作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2]，《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1-2]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3]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2][4-5] 目录
1内容梗概 2篇章目录 3结集情况 背景 搜集 辑录 蠡测
4版本绍介 古版流传 今本读物 专业版本 5文学贡献 骚体 赋体 诗歌 散文 戏剧 小说
6传播影响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瑞典 美国 7辑录作者 辑录 作者
1内容梗概
古籍局部[6]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1-2] 《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1] 2篇章目录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通行本《楚辞》篇章结构 编目数量 详细题目 作者
作品著作归属之歧说备注（仅列部分观点）离骚（1篇）离骚 屈原
胡适《读楚辞》认为屈原为传说[7]，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几全否定屈原存在或其著作权[3][8] 九歌（11篇）东皇太一 屈原
游国恩《屈原》认为“九歌”（全文）民间口头创作，屈原改写；许笃仁《楚辞识疑》“九歌（全文），系司马相如等作品”。[9]
云中君 屈原
湘君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湘君》与《湘夫人》应合一[10]
湘夫人 屈原
大司命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大司命》与《少司命》应合为一[10]
少司命 屈原
东君 屈原
河伯 屈原
山鬼 屈原
国殇 屈原
礼魂 屈原
梁启超《屈原研究》认为“礼魂”伪作，应是《九歌》之乱辞[11] 天问（1篇）天问 屈原
九章（9篇）惜诵 屈原 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12] 涉江 屈原
哀郢 屈原
抽思 屈原
怀沙 屈原
思美人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疑伪作[12]
惜往日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12]吴汝纶疑为伪作，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断伪作[13] 橘颂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闻一多《论九章》，认为伪作[12]
悲回风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认为是“伪作嫌疑”[12] 远游（1篇）远游 屈原
陆侃如、游国恩、茅盾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卜居（1篇）卜居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渔父（1篇）渔父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九辩（1篇）九辩 宋玉
招魂（1篇）招魂 一说宋玉
王逸注作者宋玉，明焦竑后一说屈原[16]，现代各袭说法 大招（1篇）大招 一说景差 王逸注“或曰景差”[17]，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景差，葛立方《韵语阳秋》认为屈原[18]，胡应麟《诗薮》认为唐勒[19]，梁启超认为伪作 惜誓（1篇）惜誓 一说贾谊 王逸注作者“疑，不能明”；一说贾谊[20] 招隐士（1篇）招隐士 淮南小山
王逸注作者淮南小山，《文选》认为屈原[21] 七谏（7篇）初放
一说东方朔
王逸注《七谏》作者东方朔。
沈江
一说东方朔
怨世
一说东方朔
怨思
一说东方朔
自悲
一说东方朔
哀命
一说东方朔
谬谏
一说东方朔
哀时命（1篇）哀时命 严忌 即庄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20][22] 九怀（9篇）匡机 一说王褒
通路 一说王褒
危俊 一说王褒
昭世 一说王褒
尊嘉 一说王褒
蓄英 一说王褒
思忠 一说王褒
陶壅 一说王褒
株昭 一说王褒
九叹（9篇）逢纷 刘向
离世 刘向
怨思 刘向
远逝 刘向
惜贤 刘向
忧苦 刘向
愍命 刘向
思古 刘向
远游 刘向
九思（1篇）九思 王逸
洪兴祖《楚辞补注》“恐其（王逸）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3] 注1：本表据《辞海》[2][21][24-29]及《楚辞章句疏证》[30]国学网[17]，一些参考附文注。注2：几乎每篇作品归属权都曾有歧说，表中仅列部分有代表性观点。3结集情况
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结集过程，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蠡测。背景
“天问”书影[31]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这一点并无疑义；“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32]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注：汤炳正曾据此实物，更加有力的批驳胡适等“屈原是传说”论，并形成确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辞”情况，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33]，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17]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3] 搜集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34]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高层对“楚辞”的推崇，甚至严助（注：即庄助，避汉明帝讳，其子庄忌，一说为《楚辞》“哀时命”作者）、朱买臣因之“显贵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35]淮南王刘安甚至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除了班固《离骚叙》所引几句，余皆失传，不知其详。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36]大意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辞”作品。辑录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刘濞、刘安因“谋乱”，次第灭亡，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
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29]。则可以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这是较为稳妥的说法。这期间，刘向将宫中堆积如山的图籍典册以及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每一部书整理完毕，刘向便写出《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楚辞”的整理、结集工作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完成。[3][23] 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辞章句》正文在《大招》处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则26篇[30]），“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3][23][29]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2] 蠡测
《屈赋新探》封面[37] 关于成书过程，历来说法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38]。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础上增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增纂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39]。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增辑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增辑者即为刘向[40]。第四个阶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辑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辑者不是一人一时，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41]。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42]。
汤炳正的结论，曾获不少学者支持，并一段时间内屡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论基础仅仅是五代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有孤证之嫌，而即使是《楚辞释文》的目录，也并非绝对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辞海》皆只言“刘向乃编辑成集，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2] 4版本绍介
《楚辞》的版本系统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使其从辑录之前到流传过程，几乎每一个环节、细节都产生或曾经产生不同的歧说——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滥情况下，甚至连屈原的存在与否，也曾引起争议，亦有全盘否认《楚辞》有先秦作品的。古版流传
古籍内页[6] 刘向《楚辞》的原貌早已不见，但约100多年后成书的王逸《楚辞章句》，一直公认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辞》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刘向、扬雄作的《天问》注解，东汉的班固、贾逵作的《离骚章句》，都只是“楚辞”或《楚辞》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几乎仅能凭借王逸《楚辞章句》为主，了解刘向的《楚辞》。[23] 王逸《楚辞章句》上承刘向《楚辞》，但它原版早亡，现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1571年（明隆庆五年辛未）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勘本；等。此外，继承王逸《楚辞章句》最受重视的版本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然而，按王逸《楚辞章句》“自序”，刘向的《楚辞》应为十六卷，而现见版本的《楚辞章句》，却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怀疑其作真伪者。王兴祖《楚辞补注》则认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3][43]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本旨是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故取名“补注”，是公认较为全面保留《楚辞章句》、乃至上接刘向《楚辞》的著作。在《楚辞》早佚，《楚辞章句》原貌不见得情况下，《楚辞补注》遂成为最主要的追溯《楚辞》的版本。该书同样十七卷，在承袭《楚辞章句》内容上，作进一步《楚辞》的补注及阐发等，客观上也留住了已经失传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时代的遗说。[11] 《楚辞补注》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复刻宋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等。[11] 今本读物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楚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读本、文献资料。[44-45]
《楚辞今注》封面[46]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于今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通俗性、学术性兼备。《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专业版本
1979年，楚辞学泰斗姜亮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指示，为挑选出来的全国重点大学讲师（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员进行专门的楚辞学开班培训。姜亮夫特为进修班开出必备的14部楚辞文献。[9]这14部专业文献分别是： 王逸的《楚辞章句》（夹附在洪兴祖《楚辞补注》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王闿运的《楚辞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龚景瀚的《离骚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马其昶的《屈赋微》。[47] 此外，还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辞书目五种》。他特别指出，这14部是一些派别、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货色”，“而第一流的货色奇缺”。[47]（注：必备文献目及简介，见下图“姜亮夫推荐文献1-3”，百科编辑者制图参考自[47]）
姜亮夫推荐文献3[47]
姜亮夫推荐文献2[47]
姜亮夫推荐文献1[47] 5文学贡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48]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48-49] 骚体
范增《离骚图》[50]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48]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51]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48]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48] 赋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48]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52]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48][53] 诗歌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48][53] 散文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48] 戏剧
台湾云门舞集演绎“九歌”[54]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55]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48] 小说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
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48]乃至“戏说”成风。6传播影响
楚辞海外资料篇[56]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5][57]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58]简要介绍如下： 日本
《楚辞》传至外国，最早是在日本。[5]《楚辞》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收在《楚辞》中的《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之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等，之后一直不绝。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从规模和深度上看为最具价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20世纪，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有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注释本主要有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专门研究的著作有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等。[59] 英国
翟理思（Herbert A.Giles）从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选珍》以及《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选译了《卜居》《渔父》和《九歌》中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礼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节“楚辞”，被英国多所高校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教材。阿瑟韦利（Arthur D.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与《离骚》在内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国殇》，与前译作一起收入《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受到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热捧。之后，阿瑟韦利又英译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个人楚辞研究专著《九歌：古代中国的萨满》（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mism in Ancient China）。[57] 法国
1870年，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译包括《离骚》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今古奇观》。为了介绍屈原其人，德埃尔韦还将《史记.屈原列传》的法译本作为参考文献附于《离骚》之后。1895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将其文转译为《离骚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语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对《离骚》进行翻译的还有法国诗人埃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乐法译《离骚》，与《诗经》《乐府》等一并辑录于《中国诗歌》中，该书于巴黎出版，但谬误颇多，多处篡改了文义。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对《史记》前41章的翻译。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种资料”注解《史记》，其中涉及楚辞学内容的是对《楚世家》的解释。之后，沙畹还完成了《天问》的翻译。[57] 德国
1972年，毛泽东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60] 1815年，歌德曾积极尝试翻译《离骚》，虽未有结果却开创了德译楚辞的先河。1852年，奥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全文使用德语对《离骚》《九歌》进行了翻译。1887年，旨在“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东方语言学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开设的课程便包括楚辞的讲授。1902年，顾路柏（Wilhelm Grube）编写《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该书其中先秦文学主讲儒道思想作品与《楚辞》。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写作《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1931年，又与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何可思后以《招魂》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英译、注《大招》，以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译《大司命》与《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继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辞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德国汉学家。1928年，他在《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学刊》第59期上发表《屈原的远游》《屈原生平及诗作》二文，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及《天问》前十二行诗句并作研究探讨，之后陆续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译。[57] 瑞典
学术渊源师承于沙畹的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汉学功底扎实，掌握古籍考证和辨伪知识。他曾将先秦古籍划分为两大部类：体系化和非体系化，前者包括《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而后者包括了《庄子》《离骚》《天问》《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与《周代中国的一些牺牲》中引用了《九歌》，对中国古代仪式作了阐发。[5][57] 美国
1923 年，英美两国同时出版《郊庙歌辞及其他》收录韦利英译《离骚》和《九辩》，第一次在新大陆引
入“楚辞”。1932年，美国温纳尔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编纂《中国神话辞典》，收录了《楚辞》中的潇湘二妃的传说。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国图书馆中有关西方汉学研究书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学者研习楚辞的一些重要著作，为欧美楚辞学习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有效捷径。1947 年，纽约约翰戴书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译编的《白马集》。其中收录《九歌》《九章》和《离骚》等篇目，更为广泛的译介了楚辞篇目。[57-58] 7辑录作者
按通行本《楚辞》内容及篇章结构等，编辑辑录者为刘向《楚辞》（最初辑[2]）、王逸《楚辞章句》（现最完整本[1-2]），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2] 辑录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亦好《左氏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又编有《楚辞》。所作辞赋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叹》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29] 王逸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叔师集》。[28] 作者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首都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汩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27] 宋玉
战国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24]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21]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后世传说很多，多非信史。[26]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籍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22] 景差
战国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61]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今人所辑《贾谊集》，包括《新书》十卷。[62]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25]
第五篇：楚辞
《楚辞》读后感
五月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会属于一个人——屈原。读着《楚辞》，五月的种子在心中慢慢发芽，我仿佛看到了行吟江畔的诗人目视着滔滔江水，感叹着人生的无常。也许，对于屈原和宋玉，人生都或如浮萍一般无根无蒂，陌如尘上。江南塞北的春光，海角天涯的风尘，白雪红梅的清韵，湖绿江南的水波，在作者笔下仿佛都代做了富于情感的形象，体味着作者的悲伤，抚慰着枯槁的身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和自己的生命，到底该选择哪一个?!江畔的诗人叩问苍天，苍天无语；凝视大地，大地无声！过尽千帆惊回首，报国无门的诗人只剩下脚边的落英和盈袖的花香。地老天荒，却等不来一个王。屈原的生命，该是一个瑧子永恒的过程，因为他在那些落英缤纷的年华里，培育出了千古不灭的故事。朝赐你财物，午赐你宅院，暮赐你美酒的人，说不定何时就想需赐你一死。可你忙于政务，又怎能留心国王的夸奖是一种带回钩的暗器！你短暂的生命留下的篇章，他们都活了几千年，我是不是可以认为，箭的自由就是弓的自由？涛涛汨罗澄白如练，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等待着被江水被时间洗涤，历史的长河，波涛滚滚汹涌澎湃，但它淘不尽，淘不尽高尚的灵魂。昂首是春，俯首是秋，如此的气质，}如此的灵魂，刚劲坚毅地挺立在天地之间，留给后世的人们永久的仰望，膜拜。
我喜欢《楚辞》浪漫的气质，雄奇的想象，奇崛的语言，屈原高冠长剑、宽袍大袖，为民请命，为民离骚的形象是我心中最大的向往；《山鬼》等作品则充满鬼怪精灵之气，灵秀无限，美人独立山间幽会情人的浪漫和野性气质，在心头永远挥之不去；《湘君》和《湘夫人》之间渺杳绰约的爱情。。《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主人公含英咀华，披兰草食灵芝的比喻，骑怪兽驾异鸟，凭空飞行的姿态，奇崛的行为，都是我心头最大的梦想。我想《楚辞》浪漫的气质已经根植到我的灵魂中了，没有办法不无时无刻不去凸现，在我的文章中，言谈举止中，我的血液气质中。
试着读《楚辞》，特别是读《离骚》、《国殇》、《哀郢》、《卜居》、《渔父》时，心却狂燥无限，郁闷不安。再细想想，原来两者发抒的感情不一样啊。尽管可能对同样的事物不满，《诗经》缓缓道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缓缓发抒，告诉读着诗经的人人间的美好、善良、罪恶和不平。《楚辞》则犹如疾风暴雨，控诉人间罪恶，特别是屈原的愤世嫉俗，特立独行都让人产生紧张与不安。奇崛的语言和疯狂得失去控制的想象，都让人情绪不宁。
——12062210 胡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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