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精选5篇]

第一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三万人干着各种可疑的职业。北京的人口不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牢牢地记住了古代哲学家们的说法，即“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１、民主主义运动；２、基尔特社会主义；３、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报，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等，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其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纲领，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组织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要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各种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时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在工厂车间里发生了数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坚决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第二篇：共产主义接班人

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歌声一遍又一遍在耳边响起，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倍感荣幸和自豪。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在入队仪式上，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烈士们用鲜血染成的，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怕困难，好好学习，回报祖国，长大以后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看着胸前飘扬的红领巾，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心中充满了神圣和庄严的感觉，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要用自己的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上课，我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勇于发言。在为四川灾区捐款活动中，我把自己压岁钱捐了出来。课余时间，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刘胡兰》、《王二小》、《历史的选择》等课外书，我学习了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我学习了王二小的不畏艰险的精神，热爱我们的班集体，主动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我学习了刘胡兰的热爱祖国、敢于拼搏的精神，勇敢面对困难和挫折。我学习了雷锋的从小事做起，从平常事做起，当有同学生病呕吐在教室，我会一声不吭地去打扫干净，当有同学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我会耐心地教他，当我看见教室有一张废纸，我会弯弯腰把它拾到垃圾桶„„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三篇：共产主义宣言

读《共产党宣言》有感

09车辆3班39号 吴科宁

怀着敬畏的心情打开这本薄薄的本子—《共产党宣言》，敬，是因为这是由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人马克思所写，是具有最深刻的历史意义的著作；畏，或许是由于其他的一些比较抽象的名著给我留下了一些错觉（像康德的《理性之美》），这些著作往往有许多专业术语，而那些术语需要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体会理解，这对我而言就显得有些艰涩难懂了。我在读之前确实在这方面考虑过，只是在我读完全书后，我发现我完全是多虑了，《共产党宣言》是以如此优美的语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我们揭示了无产阶级必将胜利的历史趋势。

在引言部分，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者遭到了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甚至是教派势力等的联合围剿，马克思阐明了写作《共产党宣言》的目的：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 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正是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纲领指引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首先，这句话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了，因为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例如我们中国，前苏联，朝鲜等。但毋容置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都是在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和领导才得以出现的。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人类社会每个历史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中的对立阶级总是在进行阶级斗争。但总不能消灭

其中的阶级对立，而是以新的阶级对立取代旧的阶级对立，从本质上并没消灭对立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原始社会奴隶与自由民的阶级对立，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社会农奴与地主，领主的阶级对立，在前者消亡中产生的是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而这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把生产资料和财富都掌握在少数的资本者手中，其中更有许许多多靠着的是的黑暗，肮脏的交易来完成资本者的累积。而恰恰是在这严酷的剥削之下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新武器、新阶级—无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虽然在工人对工作的竞争中累次受创，但总是能够重新产生，并且不断壮大，不断成长，不断斗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前段时间，我很荣幸有机会去参加了党课培训，对共产党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这次看《共产党宣言》发现了惊人的相通之处，仔细思考之下又觉得并不意外，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分支，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理论自然是源于共产主义的总纲领。

在我的理解之下，共产党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性与共性 的关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是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先进份子，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共产党人更高的目的则是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或者可以说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这其中就有一些当前的的统治阶级会攻击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质疑甚至诽谤，企图为他们的所有制进行狡辩。而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 的权力。马克思运用了生动的例子，严密的逻辑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任务，以及实现共产党的必然性。

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这一部分，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假社会主义，分析了各种假社会主义流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揭露了它们的阶级实质。封建主在被资本主义打下台后极力的攻击资本主义，但这是只是为了发泄被取代的心中的不满，是一种伪革命。但同样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会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发展。这个阶级是以确立全新的不存在阶级对立为目标的阶级。是一种真正的革命。同时马克思对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进行了批判，坚持必须以暴力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与其他的反对党在近期的目的都是推翻统治阶级，但它们并不等同，共产党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对一些反对党进行改造和改良的终极目标。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除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统一不变的是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最后，马克斯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 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其中应该是不包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在《共产党宣言》诞生前，社会主义制度并未诞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中国，并指导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朝着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奋斗着。在新时期，我国不断以马克思的思想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中国可能还要不知道在黑暗中摸索多久才能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也自然没有今天的盛世中国。

除部分引用了原文，以上大部分属于个人观点。

第四篇：《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读书报告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

本书的作者科尔奈是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在书中，作者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各种研究资料出发，先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权力与意识形态、国企与计划经济、短缺与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得出的结论是经典体制在经济上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对人民的承诺无法完全实现成为了改革的动力。接下来作者总结并预测了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的私营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建立、国企的改制以及价格改革等现象，并且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预言改革的终点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以及向自由市场的转轨。

作为市场化以及私营经济的坚定支持者，科尔奈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态度毫无疑问是悲观的。尽管作者自己从一开始就强调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评价再过两百年也为时过早，但事实上这本书中充斥着对经典体制的负面评价。作为一个从未去过东欧的读者，我确实不能完全认同书中的很多观点。科尔奈的论点十分鲜明，但是论证观点基本靠理论分析，缺少数据与实例的支撑，有时让人感觉不明所以。实际上在作者看来，对经典体制下的经济政策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最后都可以归结于官僚体制，所以最后走向民主政治是必然结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完全战胜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十年过去了，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危机，不知道作者是否对自由市场还抱有如此大的自信。对本书的争议暂时告一段落，下面结合这本书的内容具体分析中国的经典体制以及改革的过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作者所言，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处在独裁统治下，社会动荡不安。党夺取政权的力量主要来自内部，而且党的领导在当时深得人心。这与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并不一样。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也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夺取了政权，但是在以农民为主的旧俄国，列宁主义政党并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是通过苏联的外部支持取得了政权的。因此和中共相比，苏东国家共产党在建国之初的群众基础并不够牢固，这也导致了中共与苏东国家共产党在政治领域的诸多不同。遗憾的是，作者写书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东欧，因此如果以本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在有些地方就会产生困惑。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了大多数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中共胜利的法宝是群众路线，即“人民——党——人民”，而苏联的路线是“党——人民”。中国共产党信任群众，善于发动群众运动，允许群众集会游行，承认工人罢工的合理性。而在苏东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党执政具有合法性是因为其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但是其体制却带有很明显的“家长制”特征。斯大林认为“党一定要比工人阶级看得更远”，官僚集团的政策会为群众安排好一切，群众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遵守指示就可以了。党的政策都是由命令式地由上到下推行的，下级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党把群众当成孩子，不允许群众对党的政策有异议，党的批评者被看成是外部阶级敌人的代言人。党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允许群众运动，对工人罢工残酷镇压。这种政治上的高压与僵化同中国前三十年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中国毕竟还是受到了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在整风反右中，党推行了官僚化的上级向下级分派指标划分“右派”的错误政策。在这场运动中，新的官僚阶层借助群众反右的热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大跃进”的错误更是如此，“大跃进”的本意是发动群众大搞经济建设，但是地方官僚却利用群众的生产热情掀起了“浮夸风”，导致中央也开始盲目乐观，制订了不符合实际的经济计划，导致更多的地方官僚为了政绩不得不弄虚作假，甚至要求农民交出更多的粮食来完成上级指标。在经典体制下，官僚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可能会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甚至利用群众。而在中国，群众过于信任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不会过多思考党的方针是否有问题。就算党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也只是把问题归结到相应的官僚，这使得党的很多政策错误不能在群众中得到及时的纠正，同时人民的许多真实诉求也很难通过基层的官僚传达给高层。在经典体制下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冲突，有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团体，还会涉及到领导权斗争。在东欧，官僚集团内部斗争激化后往往会出现秘密警察和大清洗。而在中国，由于党的群众运动经验十分成功，党搞“反修防修”斗争的方式是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但是这一运动却遭到部分官僚集团的利用，再加上官僚集团在“四清”运动中“桃园经验”的应用，“文革”这一悲剧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

下面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问题。经典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工业上搞国有企业，农业搞农业集体化。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生产的目的是完成上级的指令计划，而且需要负责职工的福利。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消灭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农业基础。作者认为经典体制的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具有明显的“短缺性特征”。

社会主义改造伴随着农业的集体化。苏东国家通过国家暴力强制推行集体化，建立起了合作社制度。中国搞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遇到多少阻力，方式比较温和，农民也比较支持，但结果是一部分村子搞得好，一部分搞得差，还有一部分搞得一般。作者认为在农村消灭私有产权的真实动机是为了加强官僚集团的统治，在农村建立公有制的价值体系。但是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未免有些险恶了，况且作者在文中也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以中国为例，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农业生产力依然很低下，很多农户缺少足够的农具从事生产。而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工业建设需要从农村获取大量的原料，同时国家的粮食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将农民组织在一起生产，如果管理方式合理，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的。建立合作社也更有利于推广机械化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集体化，确实也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东欧国家中，波兰没有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农业生产中私有产权占比例很大，而波兰也成为了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的国家，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在我国某些地区农业集体化确实也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农民会感觉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自己对生产成果也失去了绝对的控制权，这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中国和苏东国家的工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作者认为上级指令计划和国有企业生产不可避免会存在冲突。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讨价还价的行为模式，这会导致纵向的信息扭曲。一般情况下，企业领导人希望生产任务越轻松越好。因此在上级主管希望了解企业生产能力的时候，企业领导人会尽量隐瞒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但是部门主管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第一轮指派任务时会安排比实际可行的任务更多的计划，等企业来要求降低任务，而定计划的基准往往是企业上一的生产量。因此为了避免任务量的增加，企业领导人会尽量避免增产以及超额完成任务。作者想以此说明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企业没有增产动力，企业领导没有以财产主人的眼光看问题，官僚计划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在普遍实行“马钢宪法”、“厂长负责制”的苏东国家，这种官僚主义的倾向确实容易出现，因为企业的领导是由党委任命，只对上级党委负责。但是中国在工厂管理中力图推行“鞍钢宪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鞍钢宪法”是对“马钢宪法”的否定，让工人参与到工厂的民主管理中去，对工厂领导进行监督。遗憾的是，作者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书中也很少考虑到工人，因此在作者看来，只有搞私有产权才能避免这种信息扭曲。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工厂实行民主管理，可以让工人认可自己的主人翁地位，那时中国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很高，增产的愿望也很迫切，还积极参与到新技术开发中。

这一部分总结一下作者对经典体制下的“短缺经济”的论述。作者认为在经典体制下短缺是很普遍的。一般来说，短缺包括水平短缺与垂直短缺。水平短缺产生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表现为买方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垂直短缺产生于物质分配机关和企业之间，如果企业要求的物质总量超过了物质分配机关所能提供的总量，就会产生垂直短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生活资料的短缺也是普遍性的，居民生活水平较低不在于购买力不够，而在于买不到想要的生活资料，几乎一切都要凭票购买。为什么会产生短缺现象？客观上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作者则着眼于体制本身的因素，认为以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制度导致了短缺。作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私营企业会关注买方的需求，如果出现短缺它就会增加生产，而国有企业则缺乏关注这种信息的动机。同时市场本身具有过度生产能力，而国企缺乏过度能力，而且会隐藏自己的实际生产能力。再者企业的计划任务只跟总量有关，而不关注产品细节，导致不能满足买方的需求。在生产领域，分配者总是想让下级单位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多的产品，这会导致纵向的短缺。而且社会主义的免费、低价和配给制度也会导致需求的无限膨胀。这点感觉有点扯淡，作者最后甚至还直接提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设想，未免让人感觉很武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作者当然也毫不在意自己的观点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

在经历了进三十年的经典体制过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作者认为改革的原因是经济的困难、民众的不满、掌权者信心的丧失，官僚集团内部认为只有允许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才能让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中国的改革较好地吸取了苏东国家的历史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村恢复个体生产，释放出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与此同时在沿海地区试点私营企业并引进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始建设社市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领导仍然由上级党委指派，但是上级指派任务大幅缩减，企业可以在上级计划之外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且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这种“双轨制”是建设市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但是却为企业领导与政府高官以权谋私提供了有利条件，导致腐败盛行，特权阶层逐渐产生。于此同时，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转变风向，提倡“物质刺激”，把消费增长放在第一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变为“和平共处”，并且取消以往的福利承诺，转移到个人和家庭。如作者所言，中国出现了种种问题，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党的支持率下降，并且出现了著名的政治抵抗运动。但是中共并没有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那样失去政权，反而更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了市场经济，把中国建设成了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已经37年了，不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经典体制，但是在政治上共产党的专政却始终没有动摇。这与东欧国家不一样，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高层几乎都主动放弃了***，进而失去了政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除了健全法制体系以外，我们几乎没有多少动作。无论如何，中国在东欧剧变后的发展轨迹已经完全超越了本书的预测，作者当时的论点是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是冲突的，但是现在作者可能需要修正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了。

总体来说，作者写这本书主观性较强，糟点也略多。不过正如作者所言，读下来定有收获。

第五篇：北京十一学校组织结构

北京十一学校组织结构

第一、师生导向。学校组织结构的构建必须以师生为导向，这有利于简化程序，快速响应师生、教育教学的需求；有利于创造以学生为本、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以质量为目标的文化。

第二、扁平模式。学校将尽可能压缩学校组织结构层级，减少无效劳动，让师生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得以反应；学校将通过调整组织结构，使各层级的管理跨度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

第三、矩阵结构。该结构是学校构建学部（年级）与学科共同对教育教学质量负责的机制。在矩阵管理结构中，每一个人都不是仅仅对某一位领导负责，而应该对事业负责；每一个人都不仅仅属于某一个部门，而应该顾全大局。这将有利于学校大局，有利于将把事情办好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层级压缩为 3个，所有副校级干部全部兼任年级主任或部门主任，将年级作为学校的事业部门，副校级干部兼任主管直接对校长负责，他们在一线遇到的问题可以直接带到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同时，学校把中层部门由 13 个逐步调整为4 个，即教导处、总务处、人力资源部和党政办公室，这4个中层部门为职能部门，不再具有指挥、管理年级的权力，他们作为服务部门为年级师生提供服务支持，也不再作为一个管理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