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中国企业家心中的帝王梦想

第一篇：潜伏在中国企业家心中的帝王梦想

在几千年皇权历史的中华大地，有句口头禅异常流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上下三千年，几乎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潜伏着一个帝王的梦想。

什么样的梦想堆出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土壤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上下三千年，我们看到真正的帝王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杀人如麻，血流千里。然而帝王般的威福却可以轻松模拟：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小公司如同大小王国一样风起云涌，大小老板怀揣帝王般的心态层出不穷。

什么是帝王般的心态?

从企业内部管理来看，它表现为“我就是真理、标准和制度”的治理心态。这样的老板说话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疑;行动威福自专，下属如同家臣;用人顺我者昌，逆我者扫地出门。

在市场上，当“帝王”与“帝王”狭路相逢时，“一山不容二虎”就成为必然逻辑。于是，一种逞凶斗狠的“狼文化”，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中国商业版图。

——崇拜“狼图腾”的创业者们坚忍无情、你死我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制定“狼目标”的公司们没有是非的律，只有攫取的心，于是面对被自己污染的环境置之不顾，销售假烟假酒毒大米毒奶粉也在所不惜，企业变成了血汗工厂也泰然自若;

——构建“狼帝国”的企业家们心中短缺公义和怜悯，他们崇尚只要能够成就自己的“帝王霸业”，老板何妨“对别人狠一点”?!

风雨三十年，这样的企业不仅污染了环境，污染了人心，污染了三十年商业历史，也让中国产品变成了国际上丑闻不断的产品，中国企业变成了三五年危如累卵的企业，中国商人变成了桌子底下交易的群体。

在这个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成为普世共识的今天，山西黑煤窑事件、太湖被重度污染事件等，都让人不得不深思，不得不忧虑。它们让我们看到，帝王思想和“狼文化”，只是一剂企业虚假繁荣的致命毒药，而绝非百年基业的康庄大道。

我们该何去何从?

帝王思想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

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则是最好的消解剂。

中国有近三千年的专制史，社会上层是君主专制，基层是“家族本位”。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的“基因”，企业家也不例外。

我们可以发现，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不是从什么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那里得到启发的，他们更多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的。

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恰好提供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这种感觉的可能：这就是做企业，在企业内部可以找到一种绝对权力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皇权绝对统治、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这样一种特殊的思潮演进中，获得了一种原动力。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起步时，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自上而下进行，即使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观念的变化仍然滞后。这种观念不变的结果，企业家自然就成了自己企业内部的皇帝。

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这也是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

第一，产权相似。新兴企业在创业和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家族企业的形式。从产权结构上看，它们与古代王权专制国家的“家天下”是一样的。

第二，成本较低。正如学者郭梓林分析的那样，“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评书、历史故事中学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获得就比较便宜;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

当然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这样的组织方式已经成为拦阻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

不过，帝王思想的这两个生长基础将逐渐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解，一点一点被市场精神取代，市场精神也终将成为中国企业家新的精神母乳。

从产权方面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改变单一股权结构，走向公共化。据调查，有90%以上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集中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加认同市场精神，根据市场规律办事。

从成本方面看，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经济的观念越来越深入社会大众的意识，使专制和权术的成本越来越高。更多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的加入，中国企业出色的学习能力，会使西式管理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也将促使中国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西式管理、市场精神。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目前绝大多数第一代当家的企业都将面临接班人问题，而这恰恰是帝王体制的弱项。相对而言，建立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体制更能平稳接班。

以上几个方面，都会迫使中国企业家断掉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从欧美的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而自由平等又会激发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造就企业家精神，最终推动经济发展——这是帝王思想最好的消解剂。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演变，也一定会合乎这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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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他们潜伏在我的窗口诗歌

他们潜伏在我的窗口，我知道

他们是在等待着看一出好戏

我的身体已经死去，死去的生命不再回来

而这夜晚，寂静的诡异

还有惨白的月光，映在他们身上

他们高大，威猛，却心生恶意

像是游走在黑暗中的神灵

他们在看着我，他们不知道

我在注视着他们

他们的脚下，是一片脏乱的墓地

墓碑前的烛火极不情愿地闪烁

小孩子在污水池边抛着硬币

女人依偎在彼此怀里尽显本能地用力哭泣

这些所有的一切让我痴迷

我痴迷于黑暗里生命坠落时的姿态

往深渊里尽情地坠落，坠落

浩瀚无际，深不见底

他们看着我，神态疲惫，眼神低迷

我已死去，死去之后不再回来

我再不会看见神灵的身体，还有

再无法窥探他们的秘密

第三篇：心中梦想

心中梦想

创作：高晓松

在天之角，在山那边，一页蔚蓝的童年。炊烟是我们的诗篇，小河是我们的琴弦。梦过沧海，见过桑田，一张红红的笑脸。天空是我们的字典，树林是我们的秋千。当风吹过那片山岗带去我的梦想，我要像花儿一样成长，像花儿插在远方。亲爱的爹娘，我不要你们在路上。亲爱的家乡，我陪你到天亮。

梦过沧海，见过桑田，一张红红的笑脸。天空是我们的字典，树林是我们的秋千。当风吹过那片山岗带去我们的梦想，我要像花儿一样成长，像花儿插在远方。亲爱的爹娘，我不要你们在路上。亲爱的家乡，我陪你到天亮。

第四篇：潜论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潜论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行知工商管理072班 吴昆仑 07806749

摘要：企业文化是一味中药，所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往往没有人力资源管理那么立竿见影。人力资源管理做的是务实性工作；企业文化建设做的是“务虚性”工作。因此，企业家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注意虚实结合、密切配合；既不要急功近利，又不能浮躁冒进。西药治标，中药的效用永远没有西药来得快，但中药治本，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一种很好的“免疫力”，强大的推动力！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企业家们必须加强和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永保企业青春！

关键字：企业家企业文化 影响 不尽相同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 企业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企业文化的竞争, 企业文化已成为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求胜, 就必须在企业中倡导和推进符合市场需求、适应时代潮流、支持变革的新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 建设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企业文化。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 运用企业文化来管理企业, 已越来越成为企业家治企的重要手段。但从目前来看，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就已经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而言，仍然存在着做法与认识上的差异，这些主要源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有一些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认识程度较高，因而企业文化建设开展得比较深入； 而一些企业家对企业文化认识不够，往往流于形式。

企业家对一个企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来自法文，意思是从事。企业家是从事组织、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法国经济学家康蒂永·R将经济中承担风险的行为与企业家联系起来。并且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企业家就在承担风险和自由的转化中扮演着显著的角色。可以说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企业家就会造就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企业文化。

一、纳爱斯，信念的力量

企业文化中其重要的是企业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组织长盛不衰的根本信条，不能为了财务利益或短期权益而自毁立场，IBM前CEO小托马斯·华森曾经谈到核心价值（他称之为信念）。他在1963年写的小册子《企业及其信念》说：

我相信一家公司成败之间真正的差别，经常可以归因于公司激发员工多少伟大精力和才能，在帮这些人找到彼此共同的宗旨方面，公司做了什么？……公司在经历代代相传期间发生的许多变化时，如何维系这种共同的宗旨和方向感？……（我认为答案在于）我们称之为信念的力量，以及这些信念对员工的吸引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想继续生存和获致成功，一定要有健全的信念，作为所有政策和行动的前提。其次，我相信企业成功最重要的惟一因素，是忠实地遵循这些理念……信念必须始终放在政策、做法和目标之前，如果后面这些东

【1】西似乎违反根本信念，就必须改变。

“经历过，才能明白，努力就有机会！”——这句广告词伴着激昂向上的旋律，为逆境中人间歇的心跳注入一种生命的冲动，电视画面上一组组再就业典型，强化着生命再生的内存，产生了与社会共振的效果。而翻开纳爱斯集团的内部报刊，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与社会共振的文化基调，一种必胜的信念。

纳爱斯集团总裁庄启传曾是1968年下乡的知青，做教师的父母当时都是“牛鬼蛇神”。他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返城，进入作坊式的“五七”化工厂（纳爱斯前身）。1985年，由于原厂长高升，厂小困难大，无人继任。于是，职工民主选举既无资本，又无背景的庄启传当了厂长。当时，在浙江四家定点化工厂，该厂排行老四；在全国118家定点企业中，排 1

序117位，是个“末二”。

正式因为庄启传的出身，他的上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他与员工分享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做全省第一，做全省老大。期间，他们为全国“独大”的上海肥皂厂打工，后与之联营，逐步成为浙江省老大。继后，纳爱斯又把目标放向全国老大。通过连年技改，抢战上海滩这个市场制高点。1994年行业中心终于转移，纳爱斯集团作为肥皂行业“龙头”开始浮出水面。接着，纳爱斯果断地将目标瞄向国际。在洋品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介入洗衣粉一举成功，引发了洗涤业的一场“血战”，从2000年开始，只经过两年的较量，就迫使跨国公司为其贴牌“代工”，成为洗衣粉行业的“龙头”。现在，该集团既无银行贷款，也无其他外债，银行存有几个亿的现金余额。一场场的血战无不就是纳爱斯上下全体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庄启传的人生经历以及纳爱斯的发展轨迹，像是一组组跳跃的音符演奏着启人心智的旋律——“经历过，才能明白，努力就有机会！”

二、哇哈哈，百年“家”文化

“家”是一种文化，它在企业文化中体现出一种哲学的思想：员工是“小家庭”，企业是“大家庭”，社会更是一个“大家庭”！要繁荣社会这个“大家庭”，就务必要先发展企业这个“大家庭”；要发展企业这个“大家庭”，就务必要先凝聚员工这个“小家庭”。富国必先强民，强民不忘报国。员工、企业和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企业哲学——凝聚小家，发展大家，报效国家。企业宗旨——娃哈哈，健康你我他，欢乐千万家。企业精神——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先将诚信施于人，才能取信于人；道相同，心相通，力相聚，情相融；敬业爱岗，能上能下，崇尚科学，精益求精；拉得出，打得响，过得硬。企业人才观——唯德唯才，有用即才，人皆为才。

“家”文化的行为规范：认真、严格、主动、高效、忠诚、创新、负责、亲情。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企业是树，文化是根；企业是大厦，文化是地基；企业是躯体，文化是灵魂。”这是宗庆后长期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深刻体会。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下属的一家校办企业，创建于1987年，由宗庆后带领两位退休教师，靠14万元借款起家的。在创建之初，“娃哈哈”公司以零售纸张、文具和冷饮为主营业务。为进一步拓宽市场，搞活经济，宗庆后他们向产品开发领域挺进，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种儿童保健品。从此，企业发展走上快车道。通过18年时间长期奋斗，“娃哈哈”公司现已成为国内饮料业龙头企业。2003年，“娃哈哈”公司饮料年产量达370万吨，占全国饮料总量的17%左右；实现年营业额102.28亿元，年利税19.47亿元，年利润13.67亿元；年销售量名列全球第五，“娃哈哈”产品种类也从单一型走向多元化„„

在这期间，宗庆后的“家”观念始终贯穿着企业的发展，创办企业初期的艰辛的现实并没有压跨他们，反而激起创业者们更高的热情。他们认为，只有先在思想上激励自己、超越自我，才能去面对现实，突破瓶颈，开创未来。于是，宗庆后提出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创业口号。以勉励自己和同事同进同退，奋发图强，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导向作用。

而“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这十六个字就是“娃哈哈‘家’文化”最初的精神。这种精神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艰苦创业的现实和矢志奋斗的形象，也正是这种精神开创了“娃哈哈‘家’的文化”。

三、巨人，扩张的迷茫

一种好的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搞好企业的文化建设，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对企业真正发挥作用的价值观，同时也可以对企业的行为以及员工

行为起到非常好的规范作用。企业文化中关于责、权、利对称性管理理念，规范着员工的责权利关系；企业中的共享、共担、理念、规范着企业与员工在风险承担及利益享受上的相互关系。

但是，当前很多企业的私营性膨胀，企业文化常常为老板所左右，就是说老板的文化决定着这一企业的文化。没有或缺少文化、没有或缺少文化素养、没有或缺少文化层次几乎是私营企业老板的共性。他们在20世纪末叶凭借创业的冲动和蛮劲，有了企业。到了21世纪，靠冲动不济了，凭蛮劲无用了，在企业生产发展的每一步都需要文化的附佐、为文化所决定。于是，有的老板领悟了，便有“借鸡生蛋”之举，或特聘高校的教授，或求助闲散的专家，或刻苦修造自我，他们幸存下来了，开始走上规模。可有的愚蠢，以为幸荣之神会永远跟随他，而现实不是他想的那么一回事，于是破产了、殒灭了，剩下的是一片废墟。

史玉柱在早起创建巨人集团的过程中，就忽视了团队的利益分享机制的有效构建，加之早期成立之初的巨人集团尚未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团队成员的凝聚力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这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史玉柱和巨人集团初期的不幸遭遇。而当时的史玉柱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囿于初次创业时各种经验的缺乏，尤其是管理经验的匮乏，使得巨人集团在两次集体出走事件中无法以有效的机制对整个事态进行控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史玉柱从这两次事件中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在风浪面前更是看清了许多企业管理的核心所在，于是他毅然实施了他的“精神领袖”计划，虽在此不论成败与否，但面对“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史玉柱已经分神乏术，纵然他用精神领袖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却无法依靠自身实力在后一次战役中打下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了。

巨人失败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史玉柱本人首先在主观上没有看清“巨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巨人”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面对一个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资本规模迅速扩大，真正成长成一个“巨人”时，企业的文化建设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巨人的衰落，正是由于企业核心定位的失误导致的，他在没有有效的环境分析、稳健的资金保障和完善的管理机制下，采取一种激进的扩张战略，最终吞下失败的苦果。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著；真如译，《基业长青》，中信出版社

【2】程文,略论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影响,科技创业月刊,2009(4)

【3】王革, 当前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对策,中外企业文化，2005（8）

【4】邢小兰 李亚 倪鑫 孙锦连,功臣？罪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中外企业文化,2008(3)

【5】中国化工报文化周刊，享受变化,共振共荣——解读纳爱斯集团企业文化，2004（9）

【6】李瑾,试论企业创始者和企业家个性对企业文化的影响,甘肃农业,2006(3)

【7】百度百科

第五篇：试论中国帝王文学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艺术本质的自我表现。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论认识以及艺术分析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其它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

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现代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科学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

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