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银行内部控制案例

第一篇：巴林银行内部控制案例

巴林银行内部控制案例

巴林银行成立于1762年，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从事多种银行业务，尤其擅长公司理财和投资管理，历来是伦敦金融中心位居前列的证券行，以其根基牢固、资金雄厚享誉世界。然而，1995年2月，由于巴林银行集团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的总经理兼首席交易员里森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巨额的金融期货交易，结果因投资失败造成10亿美元的亏损，导致巴林银行破产。

里森于1989年7月10日正式到巴林银行工作，主要是做期货买卖，一个人挣的钱能达到整个银行所有其他人挣钱的总和。董事会最后采取一个政策，里森可以先斩后奏。从1994年底开始，里森认为日本股市将上扬，未经批准就做风险很大的被称作“套汇”的衍生金融商品交易，期望利用不同地区交易市场上的差价获利。在已购进价值70亿美元的日本日经股票指数期货后，利森又在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合同期货市场上作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不幸的是，日经指数并未按照利森的想法走，在1995年1月就降到了18500点以下，在此点位下，每下降一点，就损失200万美元。里森又试图通过大量买进的方法促使日经指数上升，但都失败了。随着日经指数的进一步下跌，里森越亏越多，眼睁睁地看着10亿美元化为乌有，而且整个巴林银行的资本和储备金只有8.6亿美元。尽管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拯救措施，但都失败了。

1995年3月5日，国际荷兰集团与巴林银行达成协议，象征性支付了1英镑对巴林银行进行收购，并接管其全部资产与负债，更名为“巴林银行有限公司”。1995年3月9日，该收购方案获得英格兰银行及法院的正式批准，标志着具有2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最终完结，从此退出国际金融舞台。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巴林破产前两个月的一个巴林金融成果会议上，250名在世界各地的巴林银行工作者，还将里森当成英雄，对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里森给巴林带来的损失，在巴林的高级主管仍做着次日分红的美梦时，终于达到了86000万英镑的高点，造成了世界上最老牌的巴林银行终结的命运。里森自传中描述：“我为自己变成这样一个骗子感到羞愧。一开始是比较小的错误，但现已整个包围着我，像是癌症一样。”

 巴林银行倒闭的教训：

1、管理层必须对所经营管理的业务有充分地认识：跨国经营，业务、利润和风险来源的多元化，产品创新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欺诈更隐蔽和快捷，损失放大。

2、各项业务的职责必须明确并明示，在对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时应注意防范利益冲突和权责不清带来的风险，如前台的交易业务与后台的清算、稽核活动应有效分离。巴林银行在倒闭前两年就进行了类似的业务结构调整，巴林银行总部允许里森同时负责交易和清算，前台办公和后台稽核等性质完全不同的业务，最终使得新加坡分行的业务完全操控在里森一人手里，为其舞弊交易提供了便利，最终酿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所谓前台职务，主要指交易业务，所谓后台职务，包括清算、稽核和业务准入。尽管后台业务与前台业务往往是并行发生，一一对应，如一笔交易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清算交割和业务稽核，但并不等于说，后台业务是从属于前台业务的，巴林银行显然就混淆了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之间的关系，将后台业务作为前台业务的附属品，这种以交易盈利作为重心的作法必然导致对风险因素和稽查工作的忽视，造成严重的危机隐患。实际上，二者之间应当是互

相制约、互为犄角的一种协作关系，一般情况下二者应当严格分离，甚至后台职务不同性质的业务也应实现有效隔离（如清算与稽核应当分离），如此才能实现内控机制的“牵制”作用。就业务性质和地位而言，前台与后台业务没有主次之分，只有业务分工的区别，前台主要服务于银行的盈利性，后台主要服务于银行的安全稳健性，当清算或稽核部门发现前台业务的不正常征兆时，应及时报告银行的高级管理层，以便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3、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及早发现危机隐患，采取应对策略。

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巴林银行的里森能够顺利从事越权交易的主要原因。巴林银行案件的一个关键线索是巴林银行伦敦总部向其新加坡分行提供的巨额资金的去向，巴林总部的官员相信这笔钱是应客户要求的付款，而实际上该资金转移是里森用来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由于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琐事缠身的总部官员根本没有对这笔资金的去向和用途作审慎审查，不仅没能查出本应查出的错漏，反而加重了巴林银行的损失，导致该银行百年基业的最终坍塌。

4、建立强势的内部审计机构，对整个业务进行监督检查，并将内控漏洞迅速反馈最高管理层，以便采取补救措施或进行业务整改。

在巴林银行倒闭前几月，巴林银行新设了内部审计部门，分别对巴林银行所从事的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执行内部审计职能。这本来是一个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的举措，但由于其内部审计机构是分别设置的，并且内部审计师之间及其与管理层、外部审计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内部审计的效果并不明显。

要求：

收集巴林银行倒闭的相关资料，并从内控角度进行分析

第二篇：巴林银行倒闭案例分析

巴林银行倒闭案例分析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5-20 20:47 共

一、风险案例

1.巴林银行倒闭

1993年，年仅26岁、几乎无衍生品方面专门训练的尼克•里森被任命为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有限公司（BFS）的结算部主管兼场内交易经理，主要职责是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和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OSE）之间进行日经指数（Nikkei）期货套利以及在SIMEX和东京证券交易所（TSE）之间进行日本国债期货套利。一直以来，巴林银行有一个“99905”的错误账户，专门处理交易过程中因疏忽而造成的错误，BFS将记录下来的所有错误发往伦敦。但后来，伦敦总部通知BFS另设一个错误账户（即“88888”账户），记录较小的错误，并自行在新加坡处理。几周后，又通知要求BFS按老规矩办，将所有错误直接报告伦敦总部。但“88888”账户却未被删除，而是保留在电脑中。到1993年年中，“88888”账户累计亏损已达2000万英镑。

为了对付巴林银行内部审计员的查账，以及SIMEX每天追加保证金的要求，1994年1月—1995年2月，里森在SIMEX同时卖出日经225指数期货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即卖出鞍马式期权组合（协定价在18000—22000之间），使其收入与“88888”账户中的损失相等，并让巴林银行汇出美元，为购买的期权支付初始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如图1实线所示。当日经225指数在19000附近小幅波动时，里森的策略可以盈利，最大利润为看涨及看跌期权的权利金之和；但一旦市场价格跌（涨）破盈亏平衡点X1（X2）时，该策略就开始亏损，风险极大。

1995年1月17日，日本神户大地震，日本股市剧烈下滑。1月23日，日经225指数大跌1055点，BFS亏损合5000万英镑。为了挽回损失，里森编制假账，从巴林伦敦总部骗取46亿英镑保证金，购入日经225指数3月份期货合约，卖出26000份日本政府债券期货合约。无奈神户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债券价格普遍上升，2月24日，巴林共损失8.6亿英镑，远超其股本金总额4.7亿英镑。1995年2月27日，英格兰央行宣布：巴林银行因发生巨额亏损和财务危机而不能继续营业，将申请资产清理。

2.中航油事件

中航油是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简称“中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子公司，2001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净资产增加到1.5亿美元，成为新加坡股市的耀眼明星，被称为中国国企“走出去”的模范。

2003年3月底，中航油开始从事投机性场外石油期权交易，基本上是购买“看涨期权”，出售“看跌期权”。2003年第4季度，中航油错估石油价格趋势，调整期权策略，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如图2实线所示。这种组合策略是基于未来价格走势下跌的判断，一旦价格上升，会产生巨额亏损，风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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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季度，国际油价飚升，中航油潜亏580万美元，进行了第一次挪盘。随着油价的持续升高，潜亏继续增加。6月、9月，中航油进行了第二、三次挪盘。到10月，公司账面亏损已达1.8亿美元，公司现金全部耗尽，也无银行愿为其提供备用信用证。处于困境的中航油只得于10月8日向中航油集团告知从事期权交易和发生亏损情况，并于10月9日书面请求母公司提供1.3亿美元的支持。10月20日，中航油获贷款1.08亿美元，进行补仓。截至11月29日，中航油亏损总额高达5.54亿美元，只得于次日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二、案例分析

巴林银行倒闭和中航油事件两风险案例，不仅揭示了交易主体在内部管理上的严重失控，也暴露了外部监管的漏洞。

1.内部管理严重失控。

（1）母公司未考核员工的素质就委以重任。里森无交易执照，无衍生品方面的专门训练。显然，里森缺乏从事衍生品交易的专业素质，更不具备担任重要负责人的条件。而中航油事件的主角——陈久霖，主要依靠母公司对国内航油市场的垄断以及中航油对母公司航空煤油采购权的独揽，创造了中航油在新加坡兴旺发达的景象。

（2）岗位安排违反内控原则，子公司个人权力缺乏制约。根据内部控制原则，前台交易和后台结算两岗位必须由不同的人担任，但巴林总部却安排里森为BFS的场内交易经理兼结算部主管，明显违反了内控原则。在其大肆妄为、违规操作、放胆冒险的过程中，BFS竟然没有任何部门人员可以制约他的行为。内控约束丧失到此地步，风险岂能不膨胀？巴林岂能不灭亡？

比里森更甚，中航油集团不仅任命陈为子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还让他代表母公司来监管子公司。这种经营者与监管者双重角色的岗位安排使得陈久霖的个人权力超过了公司制度。正是由于个人权力超越制度约束，从上至下，风险意识淡薄，内控制度形同虚设，最终导致了中航油不可避免的厄运。

（3）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督作用失效。按巴林银行的管理体系，里森应向巴林驻新加坡的南亚地区业务经理西蒙、日本的巴林证券负责衍生工具交易主管迈克、伦敦巴林银行金融成果部负责人罗恩汇报工作。但这种模糊的管理方式毫无监督作用，让里森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业务。巴林银行的监管部门缺乏一个职责明确、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的运转机制，其监管工作的许多漏洞已明显违反了一个有理性的监管部门可能有的正常逻辑，这是造成巴林倒闭的深层次原因。

中航油集团未能及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任命陈久霖担任子公司董事长和执行总裁的同时，还任命他为母公司副总经理，派驻新加坡作为子公司的实际监管者。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母公司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子公司的监控，除了听取陈久霖单方面的汇报，无法知情子公司的实际情况，子公司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可见，同巴林银行一样，中航油集团缺乏有效运转的监控制约机制，未能履行作为母公司应尽的职责，这是中航油事件的重要根源。

（4）母公司发现问题不及时纠正，反而纵容。巴林银行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里森身兼交易及结算主管的事实，鉴于里森频繁汇报的高额“利润”，一直默认BFS的非常规运作，不仅不采取措施严加制止，还采取高奖励政策刺激交易，并源源不断汇出保证金支持。在1994年第3季度对BFS的内部审计中，巴林银行总部曾指出BFS实行的体制安排对BFS的经营可能会造成风险，但之后也未及时出台补救措施。可以说，巴林银行高层对巴林倒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这种对子公司的违规行为置若罔闻、放纵自流的态度推动了巴林一步步迈向深渊。

同样，中航油集团也是从一开始就知道陈久霖经营者与监管者的双重角色，也明白母公司对中航油起不到监控作用，但并没有及时调整职位安排，加强对子公司的监控力度，却放任中航油的自行发展。一直等到2004年10月8日汇报时，母公司方才知晓子公司发生的一切，却又不采取正确的风险应急措施，及时斩仓，将亏损止于1.8亿美元。母公司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对子公司的非常态情况不予纠正、反予纵容，对于子公司的破产也有责任。

2.外部监管存有漏洞。

（1）交易场所的监控有缺陷。巴林事件中，SIMEX的疏漏之处在于没有按会员经纪行的当地经调整可接纳资产净值而设持仓限额，造成其无法及时监督巴林的持有合约数量及保证金缴纳情况，以致后来演变成无法控制的风险。此外，尽管SIMEX一直对BFS的操作提出问题，但鉴于巴林过去的业绩，以及为了吸引客户和实现建立亚洲金融中心的目标，对BFS采取了过度宽容和信任的态度，没有迅速采取追查行动并把问题告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这亦是造成风险扩大的一个因素。对于中航油在新加坡从事的期权交易，由于是场外交易，不涉及公共投资者，因而缺乏政府监管，成为监管的空白地带。这样的监管缺位自然无法监控中航油的交易情况，也无法通过制度约束，使其风险低于其所能承担之限。

（2）政府当局的监控失效。英格兰央行允许巴林银行与集团内的巴林证券在会计财务申报上使用“单一综合”模式，即两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可视为同一机构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往来，在计算银行资本充足比率时合并计算。这样的监管模式无法有效地执行监督职能。另外，英格兰银行法规定，任何银行在没有通知英格兰央行之前，对单一借款人的预支金额不允许超过该银行资本的20%。巴林银行就是在没有通知英格兰央行的情况下，对BFS预支了其银行总资本2倍的资金。

中航油在国内主要归证监会直接监管，归国资委间接监管。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是中航油75%国有股份的真正股东，其对中航油的监管是通过所属中央企业及中航油集团来实现，而中航油集团对中航油监管的缺失使得国资委的监管也名存实亡。另外，尽管中航油是中航油集团绝对控股的企业，但由于其是在新加坡注册并上市的，主要接受所在地监管和股东监控，国内现行法规还无法对中航油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中国证监会对该如何监管类似中航油的公司还无明确的办法。证监会是在事件暴露后才发现问题的。

（3）跨国监管难题。衍生品交易是在国际范围进行，而各国政府的监管条例大都局限于本国之内。巴林事件中，英格兰央行仅负责对巴林银行的监管，而BFS却受SIMEX、TSE、OSE和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TIFFE）的监督和管理，这四家交易所又分别受新加坡货币监理署和日本中央银行的监管。三个国家分别监管不同机构，其中的SIMEX和OSE又是日经指数的交易对手。显然，缺乏全球性的协调及信息沟通也是巴林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类似地，母公司中航油集团在国内注册，而子公司中航油在新加坡注册，但我国的监管条例局限在国内，导致我国的监管规定无法有效约束中航油的行为。这样的跨国监管难题对于我国尚未发展成熟的政府监管更为棘手。与巴林倒闭案例一样，缺乏与新加坡当局的协调和信息沟通亦是未能及时抑制中航油情况恶化的一个因素。

第三篇：浅谈银行内部控制

浅谈银行内部控制

内容摘要：银行内部控制就是银行管理层为了保证管理和业务目标的充分实现，制定并组织实施的对内部部门和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银行会计风险的防范，对于保证整个社会资金活动的正常运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强化银行会计内部控制，要树立内控优先观念，加强账务控制，完善制约机制，重视支付结算，设置科学的操作规程，建立严密的分级授权制度，加强重要物品、重要岗位控制，构建会计电算化安全控制体系，强化内部检查和审计系统，提高银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内部控制要以合理划分人权、事权、监督检查权为制度内核，以保护单位资产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保障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单位内部经营管理目标实现为终极目的，是单位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的“安全阀”，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屏障。

关键词：内控机制 银行会计 存在问题 对策

目前在银行经营中，要求银行确立符合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的经营原则，完善内部控制，防范金融风险日益成为银行经营者和管理者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迫切的任务。银行内部控制就是银行管理层为了保证管理和业务目标的充分实现，制定并组织实施的对内部部门和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内部控制要以合理划分人权、事权、监督检查权为制度内核，以保护单位资产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保障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单位内部经营管理目标实现为终极目的，是单位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的“安全阀”，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屏障。会计部门作为银行内部控制管理的第一监督部门，其内部控制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银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此，加强银行会计内部控制为重中之重。

一、目前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存在问题

(一)有章不循，内部控制失效，贯彻落实流于形式。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邮政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贷款通则》、《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规，并在新的《刑法》中有关于惩治金融犯罪的条款，金融业务的经营是有法可依的，但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长官意志及社会人情关系的影响，金融从业人员往往不能用法制来保护自己，甚至默认，容忍或参与违法违纪活动。对银行现行制度的分析表明，一些制度贯彻流于形式，由于人为地减少控制点作业和逆程序操作，与至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变形，失去了应有的刚性，许多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只发文件不抓落实，遇到具体问题，灵活性讲得多，原则性讲得少，以种种“理由”加以变通和回避，甚至视内控制度为绊脚石，对某些规章制度视而不见，这是银行经营风险增加、发案率增高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从当前银行内部各岗位的实际控制效果考察，有章不循表现为会计、出纳等操作岗位有些关键控制点的规定没有落实到位，尽管我国银行业在过去几十年的业务经营中，建立了一系列相对完善、行之有效的内控制度，但却不能落到实处，形同虚设，主要表现为：联行章、证、押未真正坚持三分管制度；重要空白凭证领发、使用、交接等制度执行不严格；业务印章不按规定保管和使用；临柜不认真，不坚持验印制度；随意调整账户积数；交接班中款项交接登记不及时，查库制度履行不认真；出入库、收入大额现金不及时记账；不及时汇划款项、记账等；离机不退出画面，密码泄露；支票控号流于形式，同一单位多个账户支票混用；随意设置自动取款机金额；复核员不履行复核制度等等。以上种种，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弱化了业务操作

过程的系统性、严密性和完整性，留下诸多事故隐患。银行虽有一套完善的会计内控制度，但犯罪分子屡次得逞，究其原因就是，银行会计内控机制形同虚设，给犯罪分子有乘空之机，造成国家资金大量流失。

(二)内控机制不健全，缺乏动态的调整、充实过程。对银行来讲，要建成真正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规范化的邮政银行，实现其各项既定目标，必须随着其业务的日新月异，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严密、系统、规范、有效的内控制度。目前金融电子化的发展，使银行业务和办理各项业务的手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管理滞后和改革中的探索有一定过程，一些新业务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操作程序和相应的制度，存在无章可循的空档。在现实工作中，银行往往忽视了会计内部控制是一种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的环环相扣、平衡制约的动态机制，而常常反映为一成不变、机械僵化的形式，有些明显陈旧的规章制度或操作程序不能被新的、更科学的制度所代替，特别是目前新的金融业务品种、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如果不及时调整补充内控制度，必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如现在绝大多数银行都实行综合柜员制处理有关业务，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对综合柜员之间、会计和储蓄综合柜员之间、综合柜员与上级机构内部往来控制以及综合柜员制业务检查等制度建设上，没有能根据业务发展状况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使基层机构照搬照抄原会计、储蓄业务柜员制的有关规定，内部控制可能出现薄弱点。

(三)相互制约机制不健全，上下级之间约束性薄弱。相互制约，是内控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这种制约既包括会计专业内部各个岗位、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但在实际工作中相互制约不能完全落实，一些重要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混岗或集多职于一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银行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决策管理层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常常出现“控下不控上”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职能监督部门的地位不超脱，不能独立行使监督职能，难于进行超前监督。

(四)忽视支付结算所形成的会计风险。支付结算风险是指在支付结算活动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使支付结算当事人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从而蒙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支付结算风险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主要包括：银行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银行要蒙受经济损失；银行信誉受到影响。支付结算所形成的会计风险，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银行临柜人员违规违章操作，账务处理程序随意简化，隐瞒问题不及时上报造成重大隐患；银行临柜人员缺乏对支付结算业务整体性的了解，对一些关键性的环节控制不到位或业务不熟悉；银行会计在支付结算中的防伪鉴别技术落后，很难辨别一些票据的真伪；支付结算法规的不配套，客观上给银行办理支付结算业务造成一定的难度，从而造成制度风险；会计人员缺乏对支付结算风险的研究，忽略重点环节的控制，等等。

(五)实行会计电算化带来新的会计风险。采用电算化会计处理以后，银行各个管理部门越来越依赖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所产生的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而这些记录和报表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控制功能的强弱。银行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潜在的控制问题比手工会计信息系统更多，更为复杂，其技术性也要求更高。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如系统文件不可读，易于被篡改和毁坏，如果编程错误，则会造成错误的重复性和连续性，更有可能产生舞弊和犯罪行为等。由于会计电算化系统所产生的会计信息日益增多，没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很难保证银行会计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处理能够及时、准确，更谈不上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来安排各项经营活动。

(六)检查辅导走于形式，监督不力。会计检查部门应对会计部门处理的各项业务的合规性、正确性、及时性进行监督检查，防患于未然，但许多银行对此认识不足，检查辅导缺乏计划性、针对性，往往是上级布置，下级应付，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而且奖罚手段软化，对违规甚至违法案件的查

处，普遍存在着“重经济处罚，轻行政法律处罚；重单位处罚，轻对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罚，轻外部公开处罚”的“三重三轻”问题，检查整改成效甚微。再加上稽核部门再监督职能弱化和纪检监察力量薄弱，从而使第二道、第三道监督防线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七)银行内部审计监督体制有待改进。目前，银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能部门普遍存在着“既替本行行长负责，又替上级行行政职能部门负责”，“双重负责”存在无序的逻辑性缺陷，实际上使自己陷入了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怪圈，审计难、上报难、处理难的“三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导致问题不断蔓延而发生经济案件。其原因主要有：（1）内部审计法规，制度不健全，检查只有建议权，没有处理权；（2）审计检查单调而不灵活；（3）审计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不够全面，尤其是电脑会计能力不足；（4）审计工作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支持，容易得罪人，审计人员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数十年来的内部审计工作实践表明：要发挥审计应有的作用，就要妥善解决好审计工作的超脱问题。

(八)会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银行会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各项业务处理的质量，高业务素质的员工不仅是会计内部控制的基础，而且可以有效弥补内控制度的不足。银行会计内控队伍素质不高，已制约着银行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1）业务方面：熟悉单项业务的人员较多，具有综合业务素质的人员较少；熟悉传统会计业务的人员较多，了解会计创新业务的人员较少；熟悉传统操作技术的人员较多，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的人员较少；精通国内结算业务的人员较多，熟悉国际金融业务的人员较少。有的会计人员默守陈规，不求上进，缺乏钻研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缺乏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他们业务知识贫乏或知识老化，专业技术水平低，无法按照新规定开展工作。（2）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有的会计不学法，不懂法，对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支付结算办法也知之甚少，模棱两可，他们既谈不上遵纪守法，更不能依法办事了。

二、强化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对策与思路

内控制度是银行长期经营实践的结晶，是进行现代化管理的客观要求和可靠保证，强化会计内部控制，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效的途径，是银行安全、有序运作的前提和基础。针对会计内控现状及面临的新问题，银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会计内部控制。

(一)强化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树立内控优先观念。首先各级领导必须增强内控优先意识。银行一是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认真研究整理，并借鉴国外邮政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统一制定若干业务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从根本上解决制度过多而流于形式的问题；二是要坚持“内控制度先行”的原则，在开发推广新业务新产品过程中，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责任，制定相互制衡的业务管理办法和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目前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存款成为评价基层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必须将其列为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项目，或实行内控管理达标制，促使各级领导重视强化内控制度，有效防范案件的发生。其次，加强职工再教育，提高全体会计人员对内控的认识。

(二)加强账务控制。进行会计核算必须有一系列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专门方法和规范，包括填制和审核凭证、设置会计科目、登记账簿等，它是银行会计控制系统的基础，强化会计内部控制首先就要加强账务管理。会计人员进行账务记载，必须是凭经严格审定的有效会计凭证，除此以外不能接受任何指令。各项会计核算必须经过复核，账务核对应适时进行，要保证账账、账款、账实、账表、账据、内外账核对相符。会计人员应掌握双线核算的基本原理及制度，加强账务核对工作。

(三)完善制约机制，推行责任会计制度。首先，要强化银行会计内部控制必须健全完善的制约机制，要按照分级经营，分级授权的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经营授权制度，如信用证的开立，大额汇票的签发，大额现金和费用的支付等，都要明确各级审批的权限，要建立领导考核制度，每年由审计部门对下级主管会计工作的领导，就其本的经营管理情况、权力动用情况、制度执行情况等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要建立岗位检查制度，对主管会计工作的领导实行交流制，对会计人员实行强制休假制，对会计重要岗位实行轮换制，真正做到每一位员工，每个岗位，每项业务都处于被监督，被检查的范围内。其次，推行责任会计制度。责任会计制度是现代管理会计的重要方面。它以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把各个机构和部门划分为责任中心，围绕责任中心将会计信息与经济责任、会计控制同业绩考核相结合，形成银行内部严密的控制体系。一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综合责任预算和部门责任预算，加强纵向业务预算管理、财务预算，使业务管理部门成为综合经营计划考核客体，实施部门预算管理。二要充分利用新会计科目所构建的信息基础，通过分产品，确定资产，负债及产品与部门的归属关系，分摊部门成本，从而对部门的经营业绩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为会计部门成为真正利润中心和责任中心创造条件。

(四)高度重视支付结算所形成的会计风险。目前情况下，要减少支付结算形成的会计风险，必须对支付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须采取如下配套措施：一是加快内控配套制度建设，制定支付结算操作规程，规范支付结算业务操作，减少漏洞。二是严格操作规程，不得随意简化账务流转程序。三是银行会计临柜人员必须熟悉每一种支付结算方式和各项支付结算法规，把握各项法规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开办支付结算业务。四是银行临柜人员必须掌握辨别真假票据和结算凭证的本领，适应柜台监督的需要。五是银行会计人员要能够把握支付结算风险点并对风险点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容易出风险的票据和结算方式给予重点关注，在支付结算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严把票据的审查关、签发关、承兑关、付款关、挂失关等，杜绝重大差错、事故和案件的发生。六是严防银行内部人员作案，对一些关键岗位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轮换。

(五)设置科学的操作规程。目前各银行的内控制度已基本建立，但内控制度与具体的业务操作联系不够紧密，业务环节不连续，容易酿成操作风险，因此，谈风险防范必须从业务操作规程入手。根据规范、实用、安全、有效的原则，设置标准化操作规程，涵盖会计业务处理的全过程，实行上岗对下岗负责，下岗对上岗监督的运行机制，严禁独自一人操作业务全过程，做到环环相扣，不漏项、不空白。会计业务是综合性、复合性业务，要求整个业务操作过程必须综合管理动态控制。因此操作规程要根据银行经营管理情况，不断地补充调整。特别是每推出一项新业务时，应根据及时性原则，尽可能在新业务推出之前建立健全新业务的各项操作规程，使新业务开展时就有章可循，以减少开展新业务过程中出现的风险。

(六)建立严密的分级授权制度。对会计财务处理必须实行岗位分工，各岗位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后道工序制约前道工序，后台制约前台。各种业务必须交由不同的人完成，不相容的岗位一定要分离管理。对各个程序及岗位，合理地授予相应的处理业务的责任和权力，对重要会计事项如错帐抹帐、冲正、开销账户、调整积数、大额付现等必须坚持授权审批，形成分工明确、权责对等的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

(七)加强重要物品、重要岗位控制。印章、凭证、库款、密押等是银行业务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物品，掌握这类物品的人员及会计主管处于重要岗位，为防范风险，必须加强对重要物品及重要岗位人员的管理，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控制。一是重要物品要专人保管，明确责任，缩小接触重要物品的人员范围；二是业务操作过程中重点控制章、证、款、押，离柜应收起锁好；三是营业终了，重要物品应入库或入保险柜妥善保管，以保证此类物品安全；四是重要物品章、证、押必须分开保管，相互制约；五是领用、交接手续必须严密，防止各环节出现漏洞；六是重点岗位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平行交接。

(八)构建会计电算化安全控制体系。目前计算机已广泛应用于银行会计业务，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计算机安全内控控制体系，加强计算机风险防范已成为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的重中之重。

1、要提高银行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可靠性。电算化系统的设计开发是计算机控制的关键，软件系统越完善，控制越有效。因此，必须从电算化系统的研制开发与维护、系统鉴定、应用环境、操作、数据输入、输出、系统安全、硬件与系统软件控制等多方面研究银行会计电算化系统内部控制措施。邮政银行要建立完善的、适合自身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管理和控制制度，加强银行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做到“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监督”，防范银行会计电算化带来的会计风险。

2、明确分工和职权分离是进行内部控制的基本手段。坚持科技部门和操作应用部门职责分离；程序员、操作员、系统管理员职责分离；严禁程序员单独接触系统；严禁系统设计、软件开发人员介入实际会计业务操作。首先，在计算机处理业务过程中，最容易出错和作弊的环节是数据输入。因此必须加强输入控制，输出控制是对系统的输出结果进行控制，应采取双备份、异地存放、严禁任何人修改等控制办法。再次，对一线柜面重要业务操作要加以主管授权，如对大额现金的存、取款，转帐等，对签发银行汇票、承兑银行汇票等，特别在冲帐、抹帐、补打传票等都要设主管授权，这样，才能有效防范计算机来的会计风险。

(九)强化银行内部检查系统和建立强有力的会计审计监督系统。监督检查是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强化会计内部控制，防范经济犯罪的有效措施。必须建立财会、稽核、纪检、监察等紧密型一体化监督管理组织体系，相互协调、紧密配合，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加大检查力度，彻底扭转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首先，要稳步推进银行会计审计监督机制改革。由于金融体制的原因，导致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地位不超脱、不权威、不独立，在审计业务处理上表现为弹性有余，刚性不足，严重影响了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因此，要推进银行会计审计机制的改革，必须坚持银行会计业务过程的审计制度，它可以减少工作差错，防弊堵漏，也是完善业务处理规程，审批手续，明确责任，执行授权的重要手段，也是保证银行会计核算系统安全及完整的基础。其次，建立独立的、有权威的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如有严密的审计措施，经常的审计监督机制，及时的审计检查，审慎的审计报告，严肃的审计处罚，按照相制约的原则。对会计业务和核算，计算机的应用和系统管理，会计制度和岗位责任进行定期的检查和评估，并针对会计内控和管理等问题履行监督反馈职能，不但有建议权而且有处罚权，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督促各项会计内控制度和管理措施的贯彻实施。另外，要推行外部审计部门再审计制度，由总行选择技术力量强、信誉良好的审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各级行进行全面审计。这种内、外部审计相互结合的方法将更有利于促进内部审计提高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审计在防范银行经营风险中的控制作用。

(十)严肃纪律，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对会计人员违规查出的问题，必须严肃处理。一是必须加大上级行对下级行的查处力度，要严格执纪，切实做到有章必依，违章必纠。凡发现违规、违纪者，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必须对责任人下重“药”，不搞下不为例。二是要落实办案责任制，集中力量重点查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以及失职渎职等违法违规案件，对这些问题的查处要坚持领导查办案件责任制，查处必须做到不护短，不手软。三是必须借助银监局的监管权威，对问题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迁就。四是对检察机关立案的案件，只要事实清楚，必须做到不讲情，不解脱，做到依法办行，从严治行，使银行能健康发展。

(十一)提高内控人员素质。人是实施内部控制的主体，人员素质的高低决定银行内控制度的质量，为此，强化银行内部控制，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牢固树立“以人为本”观念。通过经常性开展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思维的教育以及制度教育、法制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银行管理者必须切实关心职工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加大感情投资，增强银行会计人员的集体观念和整体意识，提高财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树立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和执法守法的自觉性。

2、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培训，培养会计综合型人才。一是对银行一线会计人员必须坚持抓好业务学习和人才培训，提高业务综合素质，使业务操作人员的业务技能由单一型向一专多能型转变，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二是对银行总会计师培养其工作决策能力、业务分析能力、开拓与创造力等。三是对银行会计主管人员培养其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业务知识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拓宽管理思路。

3、完善银行会计激励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会计考评工作体系，按照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不同，分别制订岗位责任制，并定期组织考核，奖优罚劣，充分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1.董卉娜，朱志雄，《上市银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4年第6期； 2.韦巍，《商业银行内部自我控智能评价研究》，《财会通讯》，2015年第29期； 3.林坤，《当前形势下的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研究》，《商情》，2015年第34期；

4.马玮，《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对策》，《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30期； 5.刘承义，《银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浅谈》，《财经界》，2015年第30期；

6.刘辉，《市场利率化背景下深化地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思考》，《财经界》，2015年第29期； 7.冯洁，《试论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策略》，《经济管理者》，2015年第28期；

8.吴晓艳，《浅谈农村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以广东省惠东县农村商业银行为例》，《大科技》，2015年第25期。

第四篇：内部控制案例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第五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

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中新网南昌3月5日电(艾永全 王昊阳)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被转移一案，激起连锁风暴，受此案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及金融部门下发紧急通知，一时间，在江西各地掀起内部财务清查整顿之风。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造成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非法转移的原因，除了鄱阳县财政局内部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鄱阳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信用社内部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完善。

财政局：信用社监管漏洞致储户利益受损

据鄱阳县官方透露，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相互勾结，利用假支票、假公章多次作案，非法套取县财政局专项资金9400万元。今年2月11日案发，李华波外逃，徐德堂等五名涉案人员落网。对于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从信用联社消失的原因，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解释说，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有严格的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银行经过认真审核后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因李华波私刻了一枚“鄱阳县基础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公章，并利用这枚假公章，伪造假支票，和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勾结，多次从信用社套取资金。根据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城区分社未对李华波出具的假支票履行严格把关的职责，相关人员都听命于主任徐德堂，这样，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的转移之路从而畅通无阻。

鄱阳县财政局认为，因鄱阳县农村信用社未尽到核实公章的责任，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虚假对账单，存在重大监管漏洞，从而导致此案发生。县财政局还表示，将向县农村信用社启动索赔程序。

鄱阳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言，财政局只是一位普通储户，储户将钱存入信用社，并每月都从信用社提供的对账单得知资金运行安全的信息。但是突然有一天，储户被告之所存款项消失了，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制度混乱、监管有名无实。

由来已久的漏洞和“难以查清”的真相

记者调查发现，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因管理存在漏洞，曾引发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屡见报端，涉案金额从万余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2007年2月27日《新法制报》报道，2006年10月，鄱阳县黄岗镇村民洪某存入黄岗镇农村信用社的14800元定期存款莫名消失，原来信用社信贷员黄某严重违规，私下为农民办理存折，收钱后卷款外逃，致使农民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化为乌有。

无独有偶。2009年8月24日《新法制报》报道，2009年8月11日，鄱阳农村信用社两名职员被警方抓获，二人克隆银行柜员卡和授权卡，将储蓄户定期存款17万余元转走，并挂失118万元储户存款，欲转账私分挥霍。

实质上，类似鄱阳信用社多次出现的这种“蹊跷案件”，在江西全省的农村信用社系统，近些年并不少见。

据2007年6月8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弋阳县农信社代办员赖传太，以高额利息相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46余万元，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储户存款1947万元。案发后，赖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2010年04月12日《新法制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农村信用社职工吴某，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15次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占储户活期及定期存款计17万元。2010年3月29日，吴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据2005年12月16日《江西法制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甫田农村信用社原主任李斌，在短短数月之内，以58位村民的名义贷款近百万元，用于赌博。2005年9月6日，李斌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07年7月9日《新法制报》报道，2007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芗溪农村信用社发生一起蹊跷的“贷款”**，樟树市阁山镇韶塘村民阮五根、皮志涛二人各“被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二人感到莫名其妙，前往信用社讨说法，最后这笔贷款又神秘地“被还清”。事后，樟树市农村信用联社介入调查，但“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

法析案情：监管漏洞是案发主因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以法律的角度，剖析此案。

熊教授认为，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直接诱发了鄱阳县亿元财政资

金被套取。信用社作为金融单位，对储户提取资金的过程，应认真审核每一个印章和手续，只认手续不认人，因为鄱阳信用社监管体制不健全，存在监守自盗等诸多原因，才导致此案发生。

熊永明教授表示，鄱阳县信用社长期给县财政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对账单，掩盖犯罪事实，涉嫌触犯刑法第188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在民事赔偿方面，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此前，全国律协宣传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律师分析此案时认为，虽然财政局是政府部门，但与信用社建立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信用社如果没有核对预留印鉴，并且连续出具虚假证明，则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熊教授认为，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

基层信用社貌似上有层层监管，但权力很大，信用社是独立法人，吸储与放贷无需上级层层授权，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另外，此案还暴露出信用社在每年的稽核监察工作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此案五年之后才得以案发，熊教授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