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人员内部控制培训案例

第一篇：财务人员内部控制培训案例

【案例1】杰克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案例

杰克公司的前身是一家国有企业，始建于1978年。1998年转制为杰克公司，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艺技术和一定的管理经验，有许多公司管理制度。公司经过多年的不间断改造、完善，提高了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并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公司具有较强的新产品开发能力，主要生产5大系列28个品种120多种规格的低压和高压、低速和高速、异步和同步电动机。公司具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2002年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年创产值2800万元，实现利润360万元。企业现有员工600多人，30%以上具有初、中级技术资格，配备管理人员118人，专职检验人员86人，建立了技术含量较高的员工队伍。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发展。

该公司出纳员李敏，给人印象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待人热情、工作中积极肯干，不论分内分外的事，她都主动去做，受到领导的器重、同事的信任。而事实上，李敏在其工作的一年半期间，先后利用22张现金支票编造各种理由提取现金98.96万元，均未记入现金日记账，构成贪污罪。其具体手段如下：1）隐匿3笔结汇收入和7笔会计开好的收汇转账单（记账联），共计10笔销售收入98.96万元，将其提现的金额与其隐匿的收入相抵，使32笔收支业务均未在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余额调节表中反映；2）由于公司财务印鉴和行政印鉴合并，统一由行政人员保管，李敏利用行政人员疏于监督开具现金支票；3）伪造银行对账单，将提现的整数金额改成带尾数的金额，并将提现的银行代码“11”改成托收的代码“88”。杰克公司在清理逾期未收汇时曾经发现有3笔结汇收入未在银行日记账和余额调节表中反映，但当时由于人手较少未能对此进行专项清查。

李敏之所以能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作案22次，贪污巨款98.96万元，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缺乏一套相互牵制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从而使李敏截留收入贪污得心应手，猖狂作案。

【案例分析】

1、从本案例中可知，杰克公司内部控制疲软、内控监督机制失灵是李敏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杰克公司存在以下几个管理上的漏洞：

（1）出纳兼与银行对账，提供了在编制余额调节表时擅自报销32笔支付现金业务的机会。

（2）印鉴管理失控。财务印鉴与行政印鉴合并使用并由行政人员掌管，出纳在加盖印鉴时未能得到有力的监控。

（3）未建立支票购入、使用、注销的登记制度。

（4）对账单由出纳从银行取得，提供了伪造对账单的可能。

（5）凭证保管不善，会计已开好的7笔收汇转账单（记账联）被李敏隐匿，造成此收入无法记入银行存款日记账中。

（6）发现问题追查不及时。在清理逾期未收汇时发现了3笔结汇收入未在银行日记账和余额调节表中反映，但由于人手较少未能对此进行专项清查。

2、杰克公司在内控监督方面的补救措施有：

（1）复核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是否正确，有无遗漏或收支抵销等情况；（2）督促有关人员及时、全面、正确地进行账务处理，使收支业务尽早入账，不得压单；

（3）记账与出纳业务的职责相分离，对现金的账实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查看库存的现金有无超出限额，有无挪用、贪污情况，保管措施如何；（4）出纳与获取对账单职责相分离；

（5）监督出纳移交工作的整个过程，查看移交清单是否完整，对于遗留问题应限期查明，不留后遗症。

这个案例说明，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是企业财产安全的保证，而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则是内部控制得以有效执行的保障。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内部控制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案例4】SQ公司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案例

SQ公司为一服装生产企业，服装以出口为主。当年其他应付款-外协加工费余额1000万元，占公司当年利润的65%。外协加工费当年累计发生额占销售成本的22%。

SQ公司内控现状：

1、由生产部经理负责是否委托、对外委托和验收；

2、对外委托的外协加工情况财务部门一无所知，财务对委托过程失去控制；

3、发生退货时，直接报生产部经理备案，生产部未设备查账簿，全凭生产部经理一人控制，财务部门同样失去监督。

【案例分析】

本案例中生产部经理一人控制委托加工交易的全部过程，很可能存在以下舞弊风险：

1、生产部经理可能会利用委托价格、委托数量、退货索赔等环节的内部控制漏洞，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为获取不当利益，在本公司生产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将生产订单对外委托，从而浪费本公司生产能力。

2、通过控制外协加工的数量、价格、甚至通过虚假的委托操纵公司利润。在本案例中，公司应在以下环节进行改进：

1、所有委托外协事项应由独立于生产部的部门和人员决定；

2、委托事项应报财务部门备案；

3、收回委托加工商品应经过独立的检验部门检验；

4、总经理审批前应将发票、检验单、入库单一同报财务部门审核，财务部门应将上述资料与备案的委托资料进行核对；

5、发生退货时应及时报财务部门和委托部门备案，以便及时向外协加工单位索赔。

【案例5－1】某书店工程外包案例

某书店与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20××年初，该书店计划修建一座规模较大的图书城，工程总造价423万元，其中装饰工程100万元。同年六月，该书店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关于修建建筑书城的基建工程合同，合同及其附件写明只将土建部分分包给建筑公司，装饰工程剥离出来另行发包。

在例行的审计中，审计人员发现该合同中工程造价未将装饰工程部分的100万元剥离出来，仍然按423万元的总额包给建筑公司，这样工程总造价就高达523万元。意味着建筑公司未干装饰工程的活却可以拿到装饰工程100万元的造价款，该书店白白送给了建筑公司100万元。

【案例分析】

这是一宗标底不清、价款与工程款严重不符的工程承包合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属于典型的内部控制失效的案例，公司疏于内部控制而直接造成大错。

1、适当的职责分离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职责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内部牵制要求企业对不相容职务进行分离，企业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侧重在职员之间形成内部牵制，职员各尽其职，舞弊、错误的可能性将会减小。

本案例中建造合同的签订与审批职责未分离，未对合同条款进行有效审核，致使合同条款中明显的错误未被发现。如果合同的签订与审批由不同的人员负责，而当职者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和一定的责任心发现合同中工程造价与计划明显不符并纠正错误并非难事。管理层对这宗巨款合同重视不够，根本未能有效地控制。

2、预算制度是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中最重要的部分。通常大企业都应编制旨在预测与控制工程项目立项、建造和合理运用资金的年度预算；小企业即使没有正规的预算，工程项目的建造也要事先加以计划。工程项目的立项和建造都应依据预算，对实际支出与预算的差异以及未列入预算的特殊事项，应履行特别的审批手续。

该书店未对工程项目的支出进行预算控制，建设工程项目之前虽制定了计划但却没有依据计划对资产支出进行控制以降低资本支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对计划与实际支出的差异没有予以重视分析其原因，导致了不该有的损失。

【案例8】“东北华联”盲目投资失控案例 新华社记者鲍盛华报道：吉林省第一家上市公司“东北华联”上市之初盲目扩张投资，惨败后又不断施展“骗术”，偏离了规范发展的轨道。目前公司经营基本已经停止，员工放假4个多月。

从事商业经营的“东北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8月上市。公司红火了一年多便开始走下坡路，到1997年末连续两年累计亏损2.5亿元。后被新入主的第一大股东长春高斯达生化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高斯达”。

“华联时代”：只要感觉好，现在就投资。

“东北华联”上市后募集资金1.6亿元，股价由每股1元跃升为最高达18元，许多购买了华联股票的人一夜之间腰缠万贯。“东北华联”的主体“华联商厦”更是生意兴隆。“东北华联”一度成为吉林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领跑者”。

实力剧增后，“东北华联”雄心勃勃：“科、工、贸全方位发展，立足吉林，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在省内，先后兼并“辽源一百”四平金龙集团等三户企业，设立了第二华联商厦、华联实业总公司、外贸总公司等16户全资企业。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也买房购地；在美国、泰国、俄罗斯等国设立境外企业。刚刚一年时间，“东北华联”便由一个商业大厦摇身变成拥有55个全资子公司，6个控股和参股企业，资产5.6亿元的集商业、实业、房地产于一体的跨区域综合性企业集团。

然后，企业“长”大了，新上马的项目却无一成功：第二华联商厦很快停业整顿，6000万元白白扔掉；白山华联总公司和白山五交化公司创立后毫无收益，5700多万元打了水漂；投入982万元的江山木业公司成立之日就成了亏损之时；在美国买了房子，可是什么事都没干成；在泰国建了一个大酒店，投多少赔多少„„就在一两年时间内，公司损失了近两亿元，资金被挥霍一空。

“东北华联”创始人之

一、后任企业党委副书记的李贵贤说，有钱之后的头脑发胀使企业掉进了扩张的“陷阱”。企业上市后一下子有上亿元的资金流进企业，这么多钱怎么花出去？公司领导们争着抢着报项目，只要你说能赚钱，班子主要成员感觉好，就马上投资，一点也不犹豫。公司监事会主席焦继业说，监事会曾经提出应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但没有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李贵贤说，当时吉林省看到全国各地都在搞企业上市，而本省一家上市企业也没有，心情十分急迫，仓促之际选中了“东北华联”。由于“东北华联”不具备上市公司要“有3年以上的股份制经营历史”的要求，在有关部门的运作下，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浑江百货大楼嫁接改造。可只嫁接来了“3年以上的股份制经营历史”，并没有嫁接来规范的股份制经营机制。名义上，“东北华联”是吉林省股份改革试点单位，“新三会”全都健全，可实际上还是国有企业那一套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也就是说，企业在上市后，一步登天，可是在天上才发现没生翅膀，不会飞翔。

1994年10月，民营企业上海万通实业公司悄悄运作，购买了华联16%的法人股，成为第一大股东。“东北华联”从此由国有股权占主导地位变成了由法人股权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企业。

“万通时代”：“遥远”的管理，失控的局面

“万通”入主后，“东北华联”有盲目扩张转而进行全线调整。从1995年初开始，公司相继收缩战线，突出主业，关停一批亏损企业。还从台湾请来专门管理人才，对“东北华联”实行新的管理方式。然而，由于经营上已经积重难返，加之经营班子轮流坐庄，企业的局面越来越糟。曾任公司总经理的李新鲜说，在“万通时代”，第一大股东在公司的工作代表平均工资高出同级人员3倍，而这部分代表又同为本埠人，这对班子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对企业的责任心大大减弱。

当时任公司监事的焦继业介绍说，有第一大股东出任的董事长并不常驻公司，一年只来几次，平常基本上听电话汇报，一些指令是通过传真传到企业后实施的，成了“遥控管理”。有什么急事，董事长坐飞机过来处理一下就走。一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合伙编造情况，欺骗远在外地的董事长，造成了一些决策的不切实际。

从1995年开始，盲目扩张的“后遗症”集中爆发，企业经济效益连续3年以平均50%以上的速度负增长。1996年亏损额达到1.18亿元，列沪深两地商业板块亏损“冠军”。

危机时刻，“万通”准备退出。吉林省有关部门决定，有持有国有股权的二股东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把“万通”这部分股权收回。而这时的“万通”急于卖个好价钱，双方迟迟没有达成一致。就在“谈判”的过程中，民营企业长春高斯达生化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急于找“壳”上市，就以每股1.97元的高价与“万通”成交。

1998年2月，长春高斯达公司正式成为“东北华联”的第一大股东。1年后，已经戴上ST帽子的“东北华联”被更名为“ST高斯达”，“东北华联”四个字在股市上“消失”了。

与1993年的繁华相比，1998年末的华联商厦透出悲伤的气息。一则告示贴在商厦门口：企业已被转让，店内所有商品大甩卖。长春人奔走相告：“快到华联去吧，那东西便宜得吓人。”在吉林省股份制改革中充当“领跑”角色的“王子”成了名副其实的“乞丐”：到1997年底，连续两年累计亏损2.5亿元。企业资产大多都成了虚值，华联实业总公司号称资产1800多万元，实际资产不足200万元，江山木业公司900多万元的资产没有了，华联商厦191万元有账无货。资产使用状况更糟，因企业停产、公司歇业造成近1.7亿元的资产闲置„„“东北华联”败落了。

【案例分析】

1、本案例中“东北华联”对对外投资业务未进行预算控制，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投资计划。盲目扩张，在科、工、贸全方位发展，短短1年时间，“东北华联”便由一个商业大厦摇身变成拥有55个全资子公司，6个控股和参股企业，资产5.6亿元的集商业、实业、房地产于一体的跨区域综合性企业集团。

2、在项目决策前未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是只要说能赚钱，班子主要成员感觉好，就马上投资，一点也不犹豫，监事会提出的应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没有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最终导致了连年亏损。

3、本案例中万通没有真正实现对被投资公司进行有效的管控，这些管控只是流于形式，并没产生利润，虽然有着制度上的体系，也有经营计划和偏差分析。代表万通出任的董事长并不常驻公司，一年只来几次，平常基本上听电话汇报，一些指令是通过传真传到企业后实施的，成了“遥控管理”。有什么急事，董事长坐飞机过来处理一下就走公司缺乏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层面的分析，也缺乏微观层面出现偏差后改进的有效办法，投资企业众多，随后的有效管控却没有跟进植入，陷入了资本扩张的怪圈，导致最终的悲剧。

建议：

1、预算控制是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投资预算的控制作业，可以使投资计划书的编制有据可依，可以加强对各部门投资预算的控制，有助于有效实施企业的投资战略。

财务部门应根据单位发展战略、单位经营状况以及单位的外部投资环境，根据各部门预算，编制投资预算并报送预算委员会进行审批。如审批不通过，预算委员会应要求财务部门对投资预算进行调整。对外投资预算编制完成后应交由本部门主管进行检查批复，编制人员根据批复意见进行修改，直至通过主管审批签字，方可交给财务部门。在投资计划编制审批这一控制作业中，投资业务相关部门应根据投资预算初步编制投资计划书，送交财务部门进行复核检查，投资计划应详细说明准备投资的对象及其投资理由，投资的性质和目的，影响投资收益的潜在因素等。通过检查后，不重要的投资项目交由董事会授权的专人审批；重要的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由董事会进行联签批准。

2、企业计划部门负责对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组织工作，并提出可行性分析论证报告。企业财务部门应参与对外投资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和决策，并做好以下工作：

（1）为可行性研究设立最基本的财务假设条件：如利率、汇率、物价水平以及可供资源的限制条件。

（2）了解对外投资当地的税法、金融外汇政策、会计政策等，判断其对投资项目的影响，并针对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

（3）预测或审核项目开发人员预计的项目现金流量。对股东需提供的股本、免息借款和计息借款以及项目本身的融资、成本控制和预期回报做出合理预测并提出安排建议。

（4）计算或复核项目开发人员计算的项目分析指标，估计项目可能发生的最大财务风险及公司的财务承受能力，并据此发表意见。对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应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分析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和现值指数法。

（5）估计长期对外投资对单位财务结构的影响。

所有投资决策都应当用书面文件予以记录。这些书面文件应进行编号控制，以便于日后追查经济责任。

【案例12】百成公司合同案例

百成化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百成公司）是一家在新加坡上市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不断完善，有一整套的内控流程和操作规范。百成公司采购时按照填制请购单、评审订购单合同、填制验收单、取得卖方发票、填制付款凭单、编制付款凭证及向卖方发出对账单等内部控制流程进行。

1、从百成公司请购单→询比价→选择供应商→合同评审→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发现：（1）当初在询比价的过程中，采购员要求各供应商报价的产品规格、型号不一致，从而使得公司询比价的作用不能发挥，由该采购员最终确定的供应商的产品价格最高；同时通过运用电话和网上询价，此采购员所选供应商价格比同类厂家价格高出近10万元；

（2）该采购员在合同报告中没有说明该供应商提供增值税票的要求，从而使得该供应商以偷逃税款的方式降低报价，没有全面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却告知领导是最低价采购，造成主管审核、批准失误；

（3）签订合同时原合同报告中的供应商名称又变成了没有法人资质的二级代理商，该二级代理商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质，为百成公司以后对卖方发票的抵扣不足留下隐患；

（4）抽查该采购员所签合同，没有要求供应方提供17%的增值税票（百成公司是外企，对购买国内设备享有退税政策）。

2、生产部门的使用情况和反馈意见显示，此采购员所购8台该供应商的设备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其中5台已返还供应商检修，有2台在仓库，现在使用的只有1台。

3、在编制付款凭证和取得卖方发票的过程中经过查看验收单、卖方发票、付款凭单、付款凭证及卖方对账单。结果发现：

（1）在采购入库的过程中此采购员违反公司物品验收管理制度的规定，没有通过仓库保管员验收，就分3次在3个星期日把原材料直接送到生产使用部门；

（2）由于百成公司供应商对账工作一直未开展，同时卖方的付款由采购处负责，使得该采购员一直未将2003年客户开具的增值税票到公司财务部入账且未被发现，近1万元的进项税额超过税法规定的90天抵扣时效，又造成公司1万元的税款损失。

【案例分析】

从百成公司采购作业制度来看，请购单、订购单合同评审、验收单、卖方发票、付款凭单、付款凭证及卖方对账单等内部控制流程比较完善，但在合同协议的内部控制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以导致在执行过程中，由于部分采购人员投机取巧，为谋求个人利益铤而走险，给百成公司造成了不该有的损失。

1、百成公司签约前没有对供应商的签约主体资格进行调查。企业应当对拟签约对象的民事主体资格、注册资本、资金运营、技术和质量指标保证能力、市场信誉、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资格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有对合同协议的履约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查证对方签约人的合法身份和法律资格。本案例中供应商是没有法人资质的二级代理商，应当调查其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对于未经核准登记，也未领取营业执照，却以非法人经济组织的名义签订合同协议的当事人，不能与之签约。

2、百成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合同询价和合同的签订均由采购员负责，容易形成舞弊。百成公司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合同协议正式订立前的资格审查、内容谈判、文本拟定等流程，确保合同协议的签订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和企业自身利益，防范合同协议签订过程中的舞弊、欺诈等风险。应当根据合同协议内容对供应商、价格及变化趋势、质量、供货期和市场分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掌握市场情况，合理选择合同协议对方。重大合同协议或法律关系复杂的合同协议，应当指定法律、技术、财会、审计等专业人员参加谈判，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对于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予以记录。

3、百成公司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拟定合同协议文本。合同协议文本原则上由承办部门起草，重大合同协议或特殊合同协议应当由企业的法律部门参与起草，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起草。由对方起草合同协议，应当进行认真审查，确保合同协议内容准确反映企业诉求。国家或行业有示范合同协议文本的，企业可以优先选用，但在选用时，对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应当进行认真审查，并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进行修改。

【案例18】五粮液——关联交易十年之寒

天相投资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五粮液因与进出口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流失净利润为6.72亿元；与普什集团进行的关联交易，导致利润流出大概为3.66亿元；与环球集团和丽彩集团的关联交易（环球集团和丽彩集团都是五粮液集团公司子公司），导致净利润流出0.48亿。

2006年五粮液公司总关联交易金额高达60.7亿元，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82.2%。其中进出口公司的利润漏出大致在5.89亿～6.55亿元，普什的漏出大致在2.12亿元左右，集团服务漏出大致在1亿元。

五粮液2007年年报显示：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桥，同时担任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董事、党委副书记；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王国春（公司前董事长），同时担任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郑晚宾，同时担任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案例分析】

巨额的关联交易导致五粮液公司巨额利润外流，这直接导致了很多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和股价的逐级走低。巨额的关联交易导致五粮液公司巨额利润外流，这种关联交易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利润流出，进出口公司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二是对普什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润流出，普什集团为股份公司提供包装和商标防伪产品；三是对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的利润流出，五粮液集团为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和综合服务。进出口公司和普什集团都属于五粮液集团。关联交易的盛行，与公司的治理结构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五粮液领导与五粮液集团交叉任职严重；其次是高管年薪过低；最后是畸形的考核制度。

五粮液与集团高管人员交叉任职严重，五粮液管理层业绩的考核标准更是让外界诟病。五粮液管理层业绩由宜宾国资委进行考核，但考核只在五粮液集团层面进行，五粮液公司管理层年终奖不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挂钩，却与集团的盈利情况紧密相连。

从根本上说，不公平关联交易的产生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关部门的监管措施不完备造成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过于集中

2、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不理想

3、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有缺陷

4、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案例19】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案例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作，保证公司内部重大信息的快速传递、归集和有效管理，及时、准确、全面、完整地披露信息，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各部门，各子公司。第二章重大信息的内容

第三条公司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拟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项；

（二）拟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的事项；

（三）发生或拟发生以下重大交易事项，包括: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其它的重要交易；

（四）发生或拟发生以下关联交易事项，包括:前款所述交易事项；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委托或受托销售；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发生资源或义务转移的事项；

（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建或技改项目的立项、变更及相关事项；

（七）业绩预告和业绩预告的修正事项；

（八）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

（九）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事项；

（十）公司回购股份相关事项；

（十一）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十二）公司及公司股东发生承诺事项；

（十三）公司出现下列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情形的: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重大损失；重大债务、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或重大债权到期末获清偿；可能依法承担的重大违约责任或大额赔偿责任；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决定解散或者被有权机关依法责令关闭；公司预计出现资不抵债（一般指净资产为负值）；主要债务人出现资不抵债或进入破产程序，公司对相应债权未提取足额坏账准备；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被抵押、质押；主要或全部业务陷入停顿；公司因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受到重大行政、刑事处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及出现其他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

（十四）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章程、股票简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等；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董事会通过发行新股或其它融资方案；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申请提出相应的审核意见；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或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或拟发生变更；公司董事长、总裁、董事（含独立董事）或三分之一以上的监事提出辞职或发生变动；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销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等）；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聘任、解聘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法院裁定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任一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或者设定信托；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额外收益、转回大额资产减值准备或者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发生前条所列重要事项时，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应提供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一）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包括发生重要事项的原因，各方基本情况，重要事项内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等；

（二）重要事项所涉及的协议书或意向书（如有）；

（三）重要事项所涉及的政府批文或法律文书（如有）；

（四）中介机构关于重要事项所出具的意见书（如有）。第三章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管理 第五条公司重大信息实时报告制度。

第六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各子公司的总经理为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为联络人（由联络人具体负责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在第一责任人签字后立即上报）。其职责包括：

（一）负责并敦促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对重大信息的收集、整理；

（二）组织编写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并提交报告；

（三）对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四）及时学习和了解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重大信息的有关规定；

（五）负责做好与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有关的保密工作。第七条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传递程序:

（一）公司各部门、各子公司知道或应该知道重要事项的具体业务经办人员，于确定事项发生或拟发生当日向相关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报告；

（二）相关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实时组织编写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准备相关材料，并对报告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三）相关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及相关资料提交董事会秘书进行审核、评估；

（四）相关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及相关资料提交分管领导、总裁审签，或根据公司行政办公会议管理规定，按实际需要提交相应的行政办公会议研究、审核；

（五）董事会秘书组织将确定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及相关资料提交董事长审定，对确定需要提交董事会审批的重要事项，提交董事会会议审批。

第八条当本制度第三条所列事项触及下列时点时，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应及时向董事会秘书进行书面报告，并保证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一）公司各部门或子公司拟将重要事项提交董事会或监事会审议时；

（二）有关各方拟就该重要事项进行协商或谈判时；

（三）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及其他知情人员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重要事项时。

第九条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应及时向董事会秘书报告已披露重要事项的进展情况，包括:

（一）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二）就已披露的重要事项与当事人签署意向书或协议书的，应及时报告意向书或协议书主要内容，或者已签署的意向书或协议书发生重大变更甚至被解除、终止的，应及时报告相关情况及原因；

（三）重要事项被有关部门批准或否决的；

（四）重要事项及主要标的逾期未完成的。

第十条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及其他知情人员在信息披露前，应当将该信息的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不得泄漏公司的内幕信息，不得进行内幕交易或配合他人操纵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公司在其他公共传媒披露的信息不得先于指定媒体，不得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其他形式代替公司公告。

第十一条对因瞒报、漏报、误报导致重大事项未及时上报或报告失实的，公司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董事会秘书处建立重大信息内部报告档案，作为对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责任人考核的依据。

第四章附则

第十三条本制度之修订及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第十四条本制度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年××月××日 【案例分析】

该公司制定的内部报告制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规定了该制度的宗旨以及权限，明确了适用的范围；第二部分，明确了重大信息的定义；第三部分，介绍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管理，这一部分才是这个制度中的精华，明确了内部报告责任人、联系人及其职责，规定了内部报告的传递程序；第四部分，是本制度的有关附则。

从该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可以看出内部报告管理中的几点不足：

（一）没有说明内部报告形式；

（二）没有说明内部报告的时间以及时限；

（三）对于不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情形没有说明。建议在该制度中添加这部分内容：

（一）内部信息报告形式包括但不限于：（1）书面形式；（2）电话形式；（3）电子邮件形式；（4）口头形式；（5）会议纪要或决议形式。

（二）内部报告有定期报告和非定期报告两种。报告义务人应将重大信息及时报告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认为有必要时，报告义务人应在2个工作日内提交进一步的相关资料，包括合同、政府批文、法院裁定或判决等。

（三）不履行信息报告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1）不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报告信息或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2）未及时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报告信息或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3）因故意或过失致使报告的信息或提供的文件资料存在重大隐瞒、虚假陈述或引人重大误解之处；

（4）拒绝答复董事会秘书对相关问题的询问；（5）其他不适当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情形。

第二篇：内部控制案例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

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中新网南昌3月5日电(艾永全 王昊阳)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被转移一案，激起连锁风暴，受此案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及金融部门下发紧急通知，一时间，在江西各地掀起内部财务清查整顿之风。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造成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非法转移的原因，除了鄱阳县财政局内部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鄱阳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信用社内部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完善。

财政局：信用社监管漏洞致储户利益受损

据鄱阳县官方透露，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相互勾结，利用假支票、假公章多次作案，非法套取县财政局专项资金9400万元。今年2月11日案发，李华波外逃，徐德堂等五名涉案人员落网。对于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从信用联社消失的原因，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解释说，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有严格的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银行经过认真审核后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因李华波私刻了一枚“鄱阳县基础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公章，并利用这枚假公章，伪造假支票，和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勾结，多次从信用社套取资金。根据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城区分社未对李华波出具的假支票履行严格把关的职责，相关人员都听命于主任徐德堂，这样，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的转移之路从而畅通无阻。

鄱阳县财政局认为，因鄱阳县农村信用社未尽到核实公章的责任，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虚假对账单，存在重大监管漏洞，从而导致此案发生。县财政局还表示，将向县农村信用社启动索赔程序。

鄱阳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言，财政局只是一位普通储户，储户将钱存入信用社，并每月都从信用社提供的对账单得知资金运行安全的信息。但是突然有一天，储户被告之所存款项消失了，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制度混乱、监管有名无实。

由来已久的漏洞和“难以查清”的真相

记者调查发现，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因管理存在漏洞，曾引发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屡见报端，涉案金额从万余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2007年2月27日《新法制报》报道，2006年10月，鄱阳县黄岗镇村民洪某存入黄岗镇农村信用社的14800元定期存款莫名消失，原来信用社信贷员黄某严重违规，私下为农民办理存折，收钱后卷款外逃，致使农民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化为乌有。

无独有偶。2009年8月24日《新法制报》报道，2009年8月11日，鄱阳农村信用社两名职员被警方抓获，二人克隆银行柜员卡和授权卡，将储蓄户定期存款17万余元转走，并挂失118万元储户存款，欲转账私分挥霍。

实质上，类似鄱阳信用社多次出现的这种“蹊跷案件”，在江西全省的农村信用社系统，近些年并不少见。

据2007年6月8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弋阳县农信社代办员赖传太，以高额利息相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46余万元，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储户存款1947万元。案发后，赖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2010年04月12日《新法制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农村信用社职工吴某，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15次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占储户活期及定期存款计17万元。2010年3月29日，吴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据2005年12月16日《江西法制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甫田农村信用社原主任李斌，在短短数月之内，以58位村民的名义贷款近百万元，用于赌博。2005年9月6日，李斌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07年7月9日《新法制报》报道，2007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芗溪农村信用社发生一起蹊跷的“贷款”**，樟树市阁山镇韶塘村民阮五根、皮志涛二人各“被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二人感到莫名其妙，前往信用社讨说法，最后这笔贷款又神秘地“被还清”。事后，樟树市农村信用联社介入调查，但“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

法析案情：监管漏洞是案发主因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以法律的角度，剖析此案。

熊教授认为，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直接诱发了鄱阳县亿元财政资

金被套取。信用社作为金融单位，对储户提取资金的过程，应认真审核每一个印章和手续，只认手续不认人，因为鄱阳信用社监管体制不健全，存在监守自盗等诸多原因，才导致此案发生。

熊永明教授表示，鄱阳县信用社长期给县财政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对账单，掩盖犯罪事实，涉嫌触犯刑法第188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在民事赔偿方面，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此前，全国律协宣传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律师分析此案时认为，虽然财政局是政府部门，但与信用社建立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信用社如果没有核对预留印鉴，并且连续出具虚假证明，则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熊教授认为，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

基层信用社貌似上有层层监管，但权力很大，信用社是独立法人，吸储与放贷无需上级层层授权，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另外，此案还暴露出信用社在每年的稽核监察工作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此案五年之后才得以案发，熊教授说。（二、

第四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

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

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第五篇：存货内部控制案例

从企业失败的原因看：

第一，该企业基本没有内控制度，更谈不上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合理性问题。在内部控制中，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对实物资产处置的授权批准制度作出相互制约的规范，非常必要。对重大的资产处置事项，必须经集体决策审批，而不能搞一言堂、一支笔，为单位负责人企图一个人说了算设置制度上的障碍。

第二，企业没有对入库存货的质量、数量进行检查与验收，不了解采购存货要求。没有建立存货保管制度，仓储部门将对存货进行盘点的结果随意调整。

采购人员应将采购材料的基本资料及时提供给仓储部门，仓储部门在收到材料后按实际收到的数量填写收料单。登记存货保管账，并随时关注材料发票的到达情况。

第三，没有规范的材料的领用和盘点制度，也没有定额的管理制度，材料的消耗完全凭生产工人的自觉性。应细化控制流程，完善控制方法。我们知道，单位实物资产的取得、使用是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采购部门负责购置，验收部门负责验收，会计部门负责核算，使用部门负责运行和日常维护，可以说，实物资产的进、出、存等都有多个部门参与，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由此看来，不是控制流程不完备就是控制方法没发挥作用。一个人、少数几个人想要为所欲为，在制度面前就根本不可行，除非他买通所有的人。第四，存货的确认、计量没有标准，完全凭会计人员的经验，直接导致企业的成本费用不实。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最终失败。

在分析存货管理失败的案例时，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由单位负责人掌握着人、财、物大权；二是不重视内控制度，企业没有一套严格的办事程序；三是领导者对内控制度的不了解，加之管理人员的素质跟不上先进管理模式的需要。这些均说明单位负责人首先不按规定办事，是无法保证单位实物资产的安全、完整。

我们认为，从内部控制角度讲，至少应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在单位、公司治理结构中合理安排授权批准职务。就目前掌握的企业、公司实物资产流失案例看，除了盗窃、毁损等类型的流失，多数与单位法定代表人，如董事长和单位高层管理人员，如总经理等有关。但是，无论董事长还是总经理，都并不代表对单位法定财产权的任意支配。因此，在内部控制中，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对实物资产处置的授权批准制度作出相互制约的规范，非常必要。对重大的资产处置事项，必须经集体决策审批，而不能搞一言堂、一支笔，为单位负责人企图一个人说了算设置制度上的障碍。

第二，细化控制流程，完善控制方法。我们知道，单位实物资产的取得、使用是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采购部门负责购置，验收部门负责验收，会计部门负责核算，使用部门负责运行和日常维护，可以说，实物资产的进、出、存等都有多个部门参与，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由此看来，不是控制流程不完备就是控制方法没发挥作用。一个人、少数几个人想要为所欲为，在制度面前就根本不可行，除非他买通所有的人。第三，要把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通过改善控制环境切实发挥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的舞弊案件往往只是少数人、个别人，多数人都蒙在鼓里。但之所以蒙在鼓里，与缺乏控制意识、未尽到控制职责不无关系。单位控制坏境的好坏固然与单位负责人的行为、态度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单位负责人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单位职工的行为、态度、品格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如何促进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如何对单位富有责任感、正义感的职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激励。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根据《会计法》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对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我们认为，这种监督检查首先应该针对单位负责人的行为和态度，并且，要在监督检查中逐渐摸索规律，加以总结和提高，制定出更详尽、可行的具体办法，切实把对单位负责人的监督、制约，把对职工的保护、激励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