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内部控制案例

第一篇：现金内部控制案例

货币资金内部会计控制案例分析

一、案例叙述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完善严密与否、执行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一个企业如果有完善、严密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并严格加以执行，必然会使企业内部组织设置合理、分工明确、职责清楚、奖惩分明、权限适度、紧密配合、管理科学、秩序井然、堵塞漏洞、减少损失、提高效益、促进发展。反之，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或者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那么必然会造成组织混乱、职责不清、滥用职权、缺乏制衡、跑冒滴漏、损失严重、效益低下、丧失竞争力。2001年某月的一天上午，原江苏省某厅财务处会计陆某突然在家割腕自杀，因后悔不想死，遂向警方投案自首。经警方调查，陆某在90后代初期因业务关系去了南方，在那里染上了赌瘾，他赌球、玩纸牌、打麻将，样样都来，可他瘾大水平低，输钱像流水，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当陆某输钱后，就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1999年陆某从某厅会计处借调到某部驻南京特派员办事处办公室做会计。当时办公室有两人，一名主任，陆某负责现金出纳并兼做会计，财务印章在主任处保管，每次陆某去银行取钱前都必须到主任处盖章。这种制度刚开始尚能坚持，久而久之，因主任感到麻烦，并出自对陆某的信任，陆某在主任的同意下，每次去银行取钱时，直接到柜中取印章来盖，以至于他趁管理上的漏洞偷偷盖了许多现金支票，每当输了钱就用盖了章的现金支票去银行取钱继续赌。经检察机关查明，陆某自1999年以来借管理支票之便，私盖财务印章，从银行提取现金，挪用公款达百万元。陆某当时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自杀当天是单位发工资日，而单位银行账上余款因陆某大量挪用公款赌博已不足以支付职工工资，陆某因躲不过去而自杀。2001年初，陆某因挪用公款罪被判6年有期徒刑。

二、案例分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内部会计控制度不健全而导致舞弊行为发生的案例。本案从内部会计控制的角度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没有将不相容的岗位分离。根据《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第六条规定，单位应当建立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单位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在会计工作中的会计与出纳属不相容职务，如果会计与出纳由一人担任，就很容易发生挪用或贪污行为。陆某的案子中，由于他一人包办会计和出纳工作，没有形成会计与出纳的相互制衡所以导致了陆某长期挪用公款而未被发现。

其次是会计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根据《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规定，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守法奉公、遵纪守法、客观公正，不断提高会计业务素质和职业素质以及职业道德水平。而在本案中，陆某赌球、玩纸牌、打麻将，赌性成瘾，缺乏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职业道德。以至为后来挪用公款留下隐患。第三是印章的保管存在问题。按照《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第二十二条的要求，单位应当加强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财务专用章应由专人保管，个人名章必须由本人或其授权人员保管，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按规定需要有关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经济业务，必须严格履行签字或盖章手续。在本案中，尽管财务印章由主任保管，但由于该主任未加以控制，而是任由陆某随意盖印，导致了现金管理失控。第四是没有定期的监督检查。按照《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第二十三条的要求，单位应当建立对货币资金业务的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在本案中，据陆某交待，自他接任会计以来，单位的领导从未有人看过他的账簿，询问过有关费用及现金的情况，更没有对陆某的会计工作定期的进行监督检查。

三、建议

1、必须按照《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第六条规定要求，不相容的会计岗位应当分离。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帐目的登记工作，单位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

2、加强对印章的保管。按照《内部会计务专用章应由专人保管，个人名章必须由本人或其授权人员保管，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按规定需要有关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经济业务，必须履行签字或盖章手续。

3、实行定期监督检查。按照《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第二十三条的要求，单位应当建立对货币资金业务的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有条件的还应实行定期轮岗制度。

一、案例及分析

案例一：上海某研究所近年来采用了银行提供的新型服务“代理转账”方式发放工资，由银行直接将工资款项划入职工的个人账户。其工资核算员黄某利用工资发放中款项支付无需收款人签字的漏洞，利用职务之便，篡改工资数据，采用虚设人员、多计工资的办法，将企业资产占为己有。在2002年后的2年时间里，黄某先后30余次利用该方法将225万余元的公款划入自己的腰包。

案例二：1995年至2003年的8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计卞中利用基金委掌管的科学研究专项奖金拨款权，采用谎称支票作废、偷盖印鉴、削减拨款金额、伪造银行进账单和退汇重拨、编造银行对账单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人民币2亿余元，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案例三：2005年1月15日，某上市公司存在中国银行某分行2.9337亿元巨额存款失窃。调查人员在清查账户时发现，该分行行长高某从2000年初便开始利用公司多头开户对该企业存款动手脚，一方面当企业资金存入银行时，高某就利用职务之便，采用“背书转让”等形式将企业资金转移到其他账户上，另一方面高某通过给该公司开具假存单、假对账单等方式掩盖其犯罪事实。

上述几个案例至少应当引起我们对以下情况的思考。

（一）新型的便利服务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很多银行为了维持客户和拓展业务资源往往会向客户提供一些新型便利服务。“代理跑单”、“代理转账发放工资”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项目。“代理跑单”是指由银行派员协助单位办理日常转账收付款业务，如提取和解缴现金、传送银行结算凭证等。“代理转账发放工资”是指公司每月按特定格式将存有工资数据的电脑盘片及职工账号交给银行，由银行代为将工资款项从公司账户中转入职工个人账户的一种服务，该服务是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工资发放方式。这些新型代理业务虽然方便了客户，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但却存在很多隐患。比如“代理转账发放工资”，由于是采用转账支付的方式，因此无需职工本人确认签字即可完成。这一环节的缺失给犯罪分子虚设人员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

（二）单据的流转程序

单据流转程序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取得银行结算凭证的过程，该过程通常会涉及到企业、银行、结算单位、跑单人员等诸多相关主体。一般企业会安排专门的出纳人员，负责在单位和银行间传递凭证。但单据在从企业内部到外部的转移过程中涉及的环节和牵扯的人员都比较多，难以对其流转过程形成有效的控制，容易存在操作上的漏洞，因此，往往会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例如，一种在企业中很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单位出于方便考虑，安排出纳人员去银行时兼取银行对账单等单证。实际上，如此安排违反了不相容职责分离的基本控制原则。又如在上述案例二中，如果出纳人员在收到退汇款项时不据实交回单位，并且如果该单位的印鉴保管不严，这时极易出现由出纳通过伪造银行对账单而进行资金舞弊的情况。另外，银行代理业务出现以后，传递工作很多时候已经由单位出纳人员转为银行业务人员操作，客观上造成凭证的传递周期变长，为伪造凭证等作弊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三）资金及印鉴的接触

货币资金接触的限制范围包括现金、印鉴、结算凭证、发票或收据等。资金和印鉴的接触通常发生在企业进行内、外部结算时。在印鉴和结算单据的使用中，企业应当安排专人负责，在经过适当程序和恰当授权后，相关人员才能使用印鉴和结算单据。很多单位出于方便工作考虑，将结算凭证和相关印鉴同时置于工作人员触手可及之处。这样的管理方式固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却给舞弊行为的发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在印鉴的管理上，忽视防范和控制的情况同样非常严重。通常，企业在签发银行结算凭证时需要加盖两枚或两枚以上预留银行印鉴，以达到相互牵制目的。但有些单位为图便利，片面追求效率，往往把不同印鉴置交给同一个工作人员保管，甚至仅置于财务部办公桌上，方便大家取用。这种管理印鉴的方法，同样使得企业的内部控制被削弱或是消减，为舞弊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四）不规范的外部环境 在我国，银行体系除了承担有资金结算功能以外，还负有重要的资金监管职能。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有些银行本身就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市场操作行为。为了争资金、拉客户，有的银行默许甚至纵容企业进行一些违规操作，如开立不符合银行账户管理规定的账户。这种现象的存在给企业或个人利用多头开户截流公款创造了条件。例如，会计人员可以以本单位更换户头或开户行为由，要求付款单位将欠款或销货收入汇入其私设的账户中。

一、案例简介

案例1: 伪造银行对账单，挪用两亿判死缓

曾在国家某科研基金管理机构会计卞某涉嫌贪污挪用公款2亿元一案，是北京市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职务侵占案件，最终卞某被法院判为死缓。

从媒体报道来看，卞某在案发前的八年期间里，利用掌管该科研基金的专项资金下拨权，采用谎称支票作废、偷盖印鉴、削减拨款金额、伪造银行进账单和信汇凭证、伪造银行对账单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人民币两亿余元。卞某担负着资金收付的出纳职能，同时所有的银行单据和银行对账单也都由他一手经办，使得他得以作案长达八年，却一直没有被察觉。审计部门曾经对该基金委的财务状况多次审计，但一直没有发现卞中挪用资金的问题。

案发当年的春节刚过，基金委财务局经费管理处刚来的一名大学生提前休假回来，去银行办事时顺手将此前都是由卞某经手的银行对账单取回，而此时卞某还没有对这次的对账单作假，上班伊始便到定点银行拿对账单，以往这一工作由会计卞中负责。取回对账单后，这名大学生开始将对账单和内部账目进行核对，一笔金额为2090万元的支出引起了这名大学生注意，在其印象里他没有听说此项开支。这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找到卞中刨根问底，慌乱之下卞中道出实情，这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的大案也因此浮出水面。

据办案人员介绍：“作为入账凭证，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体现在银行的对账单上，而在基金委，卞某既管记账又管拨款，身份是会计却又掌握出纳的职能，这样就给他实施贪污挪用提供了职务上的便利。比如说他挪出去3000万或者1980万，他把真对账单拿下来自己留下以后，在假对账单里，这笔钱他自己做得根本不体现出来。” “咱们银行对账单，都是从电脑打出来的，既然是电脑做的，卞某也有电脑，他也可以按照那种纸张和程序往下打。”打印出对账单后还必须要加盖银行印章，卞某长期和银行打交道，与银行工作人员之间非常熟悉，有时候银行直接就把印章给他，让他自己盖，这时候卞某就可以一次盖很多。卞某贪污、挪用巨额公款长达八年才案发，从一定意义上讲，暴露出了科研基金管理机构在基金管理方面的漏洞。卞某案发前，该基金管理机构有400万元科研基金因管理不善而流失，有关责任人被判刑6个月。参与该案办理的一名检察官认为，该基金委员会财务制度管理不规范和基金审批与监管环节中的漏洞给了卞某以可乘之机。办案组在侦查中发现，该基金委员会会计部门账务极其混乱，卞某担任会计期间，主管部门没有很好地查过财务账，而且主管部门的财务做账也不严格，让卞某钻了空子。案例2：上市公司出纳挪用公款炒股案

湖南某上市公司出纳梁某，采取偷盖公司银行印鉴和法人章，使用作废的、没有登记的现金支票等方法，在近五年期间先后挪用3000多万元用于炒股。给单位造成损失1137.8万余元。长沙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判处梁某17年徒刑。

二、案例评析和借鉴

货币资金是流动性最强、控制风险最高的资产，企事业单位的货币资金遭挪用、贪污和诈骗等案例可以说屡见报端，而这些案例的发生与单位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不健全或未能有效执行有密切关系。前述两个案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其作案手段并不复杂，就是利用单位内控漏洞，挪用资金，并通过伪造相关凭证、账单、印鉴或偷盖印鉴等手法掩盖舞弊行为，而单位监督、检查机制的不健全，使得舞弊行为长期未能被发现。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风险主要有：截留、挪用或贪污企业的资金；私设“小金库”保留账外公款；不合规的对外支付。从我国企业现状看，笔者认为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建议予以完善。1．不相容职务未能有效分离。虽然很多会计人员都知道内控规范有不相容职务分离的要求，知道“管钱不管账，管账不管钱，但在具体的内控设计和执行时，却往往会忽视这一点或不清楚如何有效分离不相容职务，一个典型且常见问题就是出纳领取对账单，这在前面的两个案例都有这个现象，并且这个现象在很多单位存在，从不相容职务分离来说，由出纳来领取银行对账单是项大忌，因为出纳本身负责货币资金保管和收支，如果再由出纳来负责领取银行对账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出纳就有可能挪用或侵占企业货币资金，并通过伪造对账单或在余额调节表上做手脚来掩盖自己的舞弊行为。一些单位在进行职责分工时，往往是从工作方便或效率角度考虑，便安排经常跑银行的出纳来领取银行对账单，殊不知，这种做法会埋下巨大隐患。再比如，一些企业由销售人员负责客户收款、核对的全过程，发生挪用货款事项也就不奇怪了。因此，企业应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不相容职务，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各单位通常应分离的不相容职务包括授权和执行、执行和审核、执行和记录、保管和记录等。

2．银行账户管理失控。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银行开户数量过多，各账户情况无统一记录；银行账户的开立、核销随意，缺乏必要的授权批准程序；对各账户余额无统一的定期检查及核对制度；银行印鉴未能妥善保管。例如，这两个案例中采取的偷盖印鉴，就暴露了印鉴管理的漏洞。从完善控制角度来讲，企业对银行账户开户、变更及撤销应建立明确的申请批准程序，并予以书面记录，对长期不使用的账户应予以核销，银行印鉴应分开保管。

3．票据单证保管不善，使用情况缺乏必要记录和检查。企业对于有价票据及空白单证如果疏于管理，就会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例如，案例中梁某就是利用作废、未登记的支票进行作案。因此，应严格票据的日常保管，票据的使用和流转应书面记录，对作废票据应予以妥善处置。4．授权审批程序不够合理。企业货币资金支付的授权审批权限不合理或程序不清，也是很多企业常犯的毛病。企业应明确审批人对货币资金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规定经办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审批人应当根据货币资金授权批准制度的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不得超越审批权限；经办人应当在职责范围内，按照审批人的批准意见办理货币资金业务；对于审批人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货币资金业务，经办人员有权拒绝办理，并及时向审批人的上级授权部门报告。

5．检查、核对机制缺失。账账核对、账实核对是防范及发现货币资金舞弊的重要控制手段，企业应由负责账物保管和记录以外的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核对。对有形的实物资产（例如现金、有价证券和存货等）要定期和不定期盘点程序来核实资产的存在性和完整性；对不具实物形态的资产（如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和负债则定期通过询问、函证和对账等方式验证查实。以银行函证为例，只要发生过业务的银行，都应进行函证，即使账面存款余额已为零，函证时不仅要询问存款余额，还要核实有无未入账贷款、有无为他人提供担保等现象。如上述企业财务或审计人员做到这一点，即便伪造银行对账单，审计人员也能通过函证及早发现存在问题。

我们的看法总的来说，对企业货币资金的控制，应通过完善制度和流程，并树立正确内部控制理念，做好风险评估，注重关键控制点的控制。很多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都是根据经验或企业发生过的案例来制定的，而忽视了企业的全面风险评估，内部控制不能有效防止重大风险。很多爆出“大案”的问题企业并非没有内部管理制度，有些不但有很多管理制度，甚至非常严格，一些小额费用都要层层审核、签字，并由专业审计人员定期审计，但却发生了重大的资金舞弊而长期没有发现。可见，强化对企业日常开支的监管固然重要，但企业决策者的目光不应对一些无关大局的事情左右盼顾，企业的内控制度应当紧紧盯住关键控制点。内部控制本身需要成本，而且它也不是万能的，不能期望它能消灭所有舞弊风险，但有效的内部控制应当将风险降低到合理水平。企业的控制要抓住关键控制点，这就需要企业对风险进行有效而全面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控制措施，防止重大甚至灾难性风险的发生，避免丢了西瓜抓芝麻。

第二篇：现金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现金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1、填制或取得原始凭证

单位业务人员办理业务需要现金时，应填制现金借款单或经费支出单作为收付现金的书面证明。

业务经办人员收回的款项，应填制收款单据，并注明收款的类别、项目及金额，收款人签章。

2、审核凭证

单位业务经办人员应在现金收支凭证上填明业务内容及用途以及金额并签名，经部门负责人审核签章。

财务部门收到现金收支凭证后，由财务主管人员或指定的分管人员负责进行审核。

3、编制记账凭证

财务主管或指定分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后由出纳人员办理现金收付事项。对现金收付款凭证都必须连续编号。

4、收付现金

单位出纳人员对收付原始凭证进行复核，按照凭证所开列的金额收付现金并加盖现金“收讫”或“付讫”戳记。

5、复核凭证

财务主管或指定的人员审核收付款记账凭证，审核合格后在凭证上签字并进行传递。

6、登记账簿

出纳人员根据复核后的收付记账凭证，按业务发生的顺序，逐

笔登记现金日记账，会计登记有关的明细分类账及总账。

7、清点现金

出纳在每天业务终了时，结出“现金日记账“的收支发生额和余额，清点库存现金实有数，并进行核对。对超过库存限额的现金，应登记现金缴款单，连同现金及时送存银行，经银行盖章后将现金缴款单的回联作为登记入账的依据。

8、核对账簿

月末，会计和出纳人员应核对现金日记账及有关的明细分类账及总账的发生额及余额，保证账账相符，账实相符，核对无误后签字盖章以示核对。

银行存款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1、授权

业务部门根据业务需要，按照规定授权有关业务人员办理涉及银行存款收支的经济业务事项。

2、签订结算合同

经办人员同对方签订合同，就收付款项的结算方式以及结算时间等内容做出规定。

3、填制或取得原始凭证

业务经办人员按照规定填写经费支出单，列明所要付款的单位及金额，作为办理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书面证明。

4、签审凭证

业务经办人员在原始凭证上填清业务内容并签字盖章。业务部

门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对原始凭证审核签字，批准办理结算手续。会计部门收到银行存款收支原始凭证后，会计主管人员或指定的分管会计人员负责进行审核，审核后签字盖章，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凭证不予受理。

5、填制或取得结算凭证

出纳必须按照«支付结算办法»，根据审签的原始凭证正确选择和使用银行结算方式及填制或取得结算凭证。

会计主管人员或指定人员审核银行存款结算凭证回单联，并同原始凭证进行核对保证结算凭所反映的经济业务内容与金额同原始凭证一致。

6、编制记账凭证

会计人员根据审核的银行存款结算凭证及原始凭证，编制银行存款收款或付款凭证。

7、登记账本

单位应按开户银行、存款种类分别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经过复核的收付款记账凭证，按照业务发生的顺序，逐笔登记“银行存款日记账”，并结出余额。分管会计人员根据审核合格后的记账凭证，登记有关明细分类账。

8、核对账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由非出纳人员或指定人员逐笔核对“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 行对账单”，如有差错，应逐笔查明原因，分清错误与未达账项。由对账人员编制“银行存款与额调节表”，使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与银行

对账单调节相符。如调节不符，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9、对账

出纳和会计应定期核对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保证账账相符、账证相符。

票据与印章的管理

单位应加强与货币资金相关的票据的管理，明确各种购买、保管、领用、背书转让、注销等环节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并设置票据登记簿进行记录。对已使用和作废的支票要在登记簿中详细记录，并由签收人及主管会计签章。

财务专用章应由专人保管，个人名章必须有本人或其授权人员保管，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各类印章必须分处存放、分人保管，严禁将自己保管的印章交他人使用或交他人保管。

第三篇：内部控制案例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第四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

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中新网南昌3月5日电(艾永全 王昊阳)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被转移一案，激起连锁风暴，受此案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及金融部门下发紧急通知，一时间，在江西各地掀起内部财务清查整顿之风。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造成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非法转移的原因，除了鄱阳县财政局内部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鄱阳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信用社内部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完善。

财政局：信用社监管漏洞致储户利益受损

据鄱阳县官方透露，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相互勾结，利用假支票、假公章多次作案，非法套取县财政局专项资金9400万元。今年2月11日案发，李华波外逃，徐德堂等五名涉案人员落网。对于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从信用联社消失的原因，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解释说，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有严格的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银行经过认真审核后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因李华波私刻了一枚“鄱阳县基础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公章，并利用这枚假公章，伪造假支票，和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勾结，多次从信用社套取资金。根据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城区分社未对李华波出具的假支票履行严格把关的职责，相关人员都听命于主任徐德堂，这样，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的转移之路从而畅通无阻。

鄱阳县财政局认为，因鄱阳县农村信用社未尽到核实公章的责任，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虚假对账单，存在重大监管漏洞，从而导致此案发生。县财政局还表示，将向县农村信用社启动索赔程序。

鄱阳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言，财政局只是一位普通储户，储户将钱存入信用社，并每月都从信用社提供的对账单得知资金运行安全的信息。但是突然有一天，储户被告之所存款项消失了，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制度混乱、监管有名无实。

由来已久的漏洞和“难以查清”的真相

记者调查发现，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因管理存在漏洞，曾引发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屡见报端，涉案金额从万余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2007年2月27日《新法制报》报道，2006年10月，鄱阳县黄岗镇村民洪某存入黄岗镇农村信用社的14800元定期存款莫名消失，原来信用社信贷员黄某严重违规，私下为农民办理存折，收钱后卷款外逃，致使农民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化为乌有。

无独有偶。2009年8月24日《新法制报》报道，2009年8月11日，鄱阳农村信用社两名职员被警方抓获，二人克隆银行柜员卡和授权卡，将储蓄户定期存款17万余元转走，并挂失118万元储户存款，欲转账私分挥霍。

实质上，类似鄱阳信用社多次出现的这种“蹊跷案件”，在江西全省的农村信用社系统，近些年并不少见。

据2007年6月8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弋阳县农信社代办员赖传太，以高额利息相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46余万元，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储户存款1947万元。案发后，赖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2010年04月12日《新法制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农村信用社职工吴某，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15次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占储户活期及定期存款计17万元。2010年3月29日，吴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据2005年12月16日《江西法制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甫田农村信用社原主任李斌，在短短数月之内，以58位村民的名义贷款近百万元，用于赌博。2005年9月6日，李斌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07年7月9日《新法制报》报道，2007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芗溪农村信用社发生一起蹊跷的“贷款”**，樟树市阁山镇韶塘村民阮五根、皮志涛二人各“被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二人感到莫名其妙，前往信用社讨说法，最后这笔贷款又神秘地“被还清”。事后，樟树市农村信用联社介入调查，但“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

法析案情：监管漏洞是案发主因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以法律的角度，剖析此案。

熊教授认为，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直接诱发了鄱阳县亿元财政资

金被套取。信用社作为金融单位，对储户提取资金的过程，应认真审核每一个印章和手续，只认手续不认人，因为鄱阳信用社监管体制不健全，存在监守自盗等诸多原因，才导致此案发生。

熊永明教授表示，鄱阳县信用社长期给县财政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对账单，掩盖犯罪事实，涉嫌触犯刑法第188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在民事赔偿方面，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此前，全国律协宣传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律师分析此案时认为，虽然财政局是政府部门，但与信用社建立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信用社如果没有核对预留印鉴，并且连续出具虚假证明，则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熊教授认为，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

基层信用社貌似上有层层监管，但权力很大，信用社是独立法人，吸储与放贷无需上级层层授权，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另外，此案还暴露出信用社在每年的稽核监察工作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此案五年之后才得以案发，熊教授说。（二、

第五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

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

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