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协议的内部控制案例[推荐]
合同协议的内部控制案例
百成化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百成公司)是一家在新加坡上市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不断完善,有一整套的内控流程和操作规范。百成公司采购时按照填制请购单、评审订购单合同、填制验收单、取得卖方发票、填制付款凭单、编制付款凭证及向卖方发出对账单等内部控制流程进行。
1.从百成公司请购单→询比价→选择供应商→合同评审→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发现:
(1)当初在询比价的过程中,采购员要求各供应商报价的产品规格、型号不一致,从而使得公司询比价的作用不能发挥,由该采购员最终确定的供应商的产品价格最高;同时通过运用电话和网上询价,此采购员所选供应商价格比同类厂家价格高出近10万元;
(2)该采购员在合同报告中没有说明该供应商提供增值税票的要求,从而使得该供应商以偷逃税款的方式降低报价,没有全面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却告知领导是最低价采购,造成主管审核、批准失误;
(3)签订合同时原合同报告中的供应商名称又变成了没有法人资质的二级代理商,该二级代理商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质,为百成公司以后对卖方发票的抵扣不足留下隐患;1/4
(4)抽查该采购员所签合同,没有要求供应方提供17%的增值税票(百成公司是外企,对购买国内设备享有退税政策)。
2.生产部门的使用情况和反馈意见显示,此采购员所购8台该供应商的设备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其中5台已返还供应商检修,有2台在仓库,现在使用的只有1台。
3.在编制付款凭证和取得卖方发票的过程中经过查看验收单、卖方发票、付款凭单、付款凭证及卖方对账单。结果发现:
(1)在采购入库的过程中此采购员违反公司物品验收管理制度的规定,没有通过仓库保管员验收,就分3次在3个星期日把原材料直接送到生产使用部门;
(2)由于百成公司供应商对账工作一直未开展,同时卖方的付款由采购处负责,使得该采购员一直未将2003年客户开具的增值税票到公司财务部入账且未被发现,近1万元的进项税额超过税法规定的90天抵扣时效,又造成公司1万元的税款损失。
【案例分析】
从百成公司采购作业制度来看,请购单、订购单合同评审、验收单、卖方发票、付款凭单、付款凭证及卖方对账单等内部控制流程比较完善,但在合同协议的内部控制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以导致在执行过程中,由于部分采购人员投机取巧,为谋求个人利益铤而走险,给百成公司造成了不该有的损失。
1.百成公司签约前没有对供应商的签约主体资格进行调查。企业应当对拟签约对象的民事主体资格、注册资本、资金运营、技术和质量指标保证能力、市场信誉、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资格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有对合同协议的履约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查证对方签约人的合法身份和法律资格。本案例中供应商是没有法人资质的二级代理商,应当调查其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对于未经核准登记,也未领取营业执照,却以非法人经济组织的名义签订合同协议的当事人,不能与之签约。
2.百成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合同询价和合同的签订均由采购员负责,容易形成舞弊。百成公司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合同协议正式订立前的资格审查、内容谈判、文本拟定等流程,确保合同协议的签订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和企业自身利益,防范合同协议签订过程中的舞弊、欺诈等风险。应当根据合同协议内容对供应商、价格及变化趋势、质量、供货期和市场分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掌握市场情况,合理选择合同协议对方。重大合同协议或法律关系复杂的合同协议,应当指定法律、技术、财会、审计等专业人员参加谈判,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对于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予以记录。
3.百成公司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拟定合同协议文本。合同协议文本原则上由承办部门起草,重大合同协议或特殊合同协议应当由企业的法律部门参与起草,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起草。由对方起草合同协议,应当进行认真审查,确保合同协议内容准确反映企业诉求。国家或行业有示范合同协议文本的,企业
可以优先选用,但在选用时,对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应当进行认真审查,并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进行修改。
第二篇:内部控制制度-合同协议
内部控制制度
——合同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某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合同协议的内部控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合同协议是指公司与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或协议。
第三条 公司在签订和执行合同协议过程中,至少应关注涉及合同协议管理的下列风险:
(一)合同协议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可能遭受外部处罚、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
(二)合同协议未经适当审核或超越授权审批,可能因重大差错、舞弊、欺诈而导致损失。
(三)合同协议内容不完整、权利义务不明确或未签订书面合同协议,可能导致公司资产或股东权益遭受损失。
(四)合同协议条款未恰当履行或监控不当,可能导致违约损失。
(五)合同协议信息安全措施不当,可能导致商业秘密泄露。
(六)合同协议纠纷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公司权益受损。
第四条 公司在建立与实施合同协议管理内部控制过程中,至少应强化对下列关键方面或关键环节的控制:
(一)实行分级授权,归口管理。
(二)签约主体资格及合同协议订立的程序、形式、内容等应合法合规。
(三)合同协议履行、变更或解除应得到有效监控。
(四)合同协议违约风险应及时识别和有效处理。
第二章 职责分工与授权批准
第五条 公司应建立合同协议管理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合同协议管理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合同协议管理的不相容岗位至少包括:
(一)合同协议的拟定与审批。
(二)合同协议的审批与执行。
第六条 公司应建立合同协议订立权限分级授予制度,明确公司内部相关单位、部门和岗位的授权范围、授权期间、授权条件等。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人签章,同时加盖单位印章或合同协议专用章。授权签章的,应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政策对被授权人资质条件的要求。被授权人应在授权委托的范围内签订合同协议。除非授权委托书明确允许的,被授权人不得转委托。
第七条 公司应实行合同协议归口管理制度。公司可以根据合同协议管理需要和部门职责范围,指定合同协议归口管理部门,对合同协议实施统一规范管理。归口管理部门可以设立法律事务岗位,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资格的人员。
第八条 公司应根据本单位的业务性质、机构设置和管理层级,建立合同协议分级管理制度并确定责任人。公司总部对分公司上报的需总公司批准或盖章的合同协议,应由分管副总和财务总监会签,重大合同协议应由总经理签批。分管副总和财务总监应判断相关法律风险,对法律风险较高的合同协议应交法律顾问审核。属于上级合同协议管理单位权限的合同协议,下级单位不得签订。如下级单位认为确有需要签订超越权限的合同协议,应提出申请,经上级合同协议管理单位批准后,依授权或委托签订。下级合同协议归口管理部门应定期对合同协议进行统计、归集,并编制合同协议报表,报上级合同协议归口管理部门,由上级对下级合同协议订立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章 合同协议编制与审核控制
第九条 公司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合同协议正式订立前的资格审查、内容谈判、文本拟定等流程,确保合同协议的签订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和公司自身利益,防范合同协议签订过程中的舞弊、欺诈等风险。
第十条 公司应根据合同协议内容对标的物的生产商、价格及变化趋势、质量、供货期和市场分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掌握市场情况,合理选择合同协议对方。
第十一条 重大合同协议或法律关系复杂的合同协议,应指定法律、技术、财会、审计等专业人员参加谈判,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对于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予以记录。
第十二条 公司应对拟签约对象的民事主体资格、注册资本、资金运营、技术和质量指标保证能力、市场信誉、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资格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有对合同协议的履约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查证对方签约人的合法身份和法律资格。
第十三条 公司应指定专人负责拟定合同协议文本。合同协议文本原则上由承办部门起草,重大合同协议或特殊合同协议应由公司的法律部门参与起草,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起草。由对方起草合同协议,应进行认真审查,确保合同协议内容准确反映公司诉求。国家或行业有示范合同协议文本的,公司可以优先选用,但在选用时,对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应进行认真审查,并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进行修改。
第十四条 公司应建立合同协议会审制度。合同协议承办部门应将起草的合同协议文本交由合同协议关键条款涉及的其他专业部门和法律部门会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会同审核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经济性。合同协议内容符合公司的经济利益。
(二)可行性。签约方资信可靠,有履约能力,具备签约资格;资金来源合法,担保方式可靠,担保资产权属明确。
(三)严密性。合同协议条款齐备、完整,文字表述准确,附加条件适当、合法;合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明确,数量、价款、金额等标示准确;合同协议有关附件齐备,手续完备。
(四)合法性。合同协议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合法;合同协议订立的程序符合规定,会审意见齐备;资金的来源、使用及结算方式合法,资产动用的审批手续齐备。
第十五条 公司针对主营业务拟定格式合同协议的,应根据格式合同法律义务的特殊性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程度,履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程序。未经授权,签约人员不得擅自更改合同协议内容。按照规定应报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或备案的格式合同协议,公司应及时报请审批或备案。
第四章 合同协议订立控制
第十六条 经审核同意签订的合同协议,应由印章管理部门统一进行分类连续编号。
第十七条 公司应建立合同协议专用章专人保管和收回制度。印章管理部门(或岗位)不得对未经编号或缺少合同协议审核、报签文件以及代签而缺少授权委托书的合同协议用印。合同协议用印后,应及时收回合同协议专用章并妥善保管。
第十八条 公司对于重要合同协议,原则上应与合同协议对方当事人当面签订。对于确需公司先行签字并盖章,然后寄送对方签字并盖章的,应采用在合同协议各页码之间加盖骑缝章、使用防伪印记等方法对合同协议文书加以控制。
第十九条 正式订立的合同协议,除即时清结外,应采用书面形式,包括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公文信件、数据电文等。因情况紧急或条件限制等原因未能及时签订书面形式合同协议的,应在事后采取相关补签手续。
第二十条 合同协议订立后,合同协议副本及相关审核资料应交由档案管理部门归档,合同协议正本由合同协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保管和履行。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协议,公司应及时按规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
第二十二条 公司应按照信息安全内部控制相关规定做好合同协议保密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合同协议在订立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
第五章 合同协议履行控制
第二十三条 公司应监控合同协议的履行情况。合同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对方可能发生违约、不能履约、延迟履约等行为的,或公司自身可能无法履行或延迟履行合同协议的,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并向公司有关负责人汇报。合同协议到期时,应及时与对方办理相关清结手续,了结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十四条 对合同协议已订立,但发现有显失公平、条款有误或对方有欺诈行为等情形,已经或可能导致公司利益严重受损,合同协议归口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公司有关负责人报告,并采取合法有效措施,制止危害行为的发生或扩大。必要时可以请求仲裁机构或法院对原合同协议予以变更或解除。
第二十五条 变更或解除合同协议应由合同协议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变更或
解除合同协议的审核程序与合同协议订立前的审核程序相同;解除合同协议还应报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建立严格的合同协议履行结果验收制度。公司应按照相关内部控制规定成立或指定独立的合同协议验收职能部门,确保合同协议有效履行。
第二十七条 公司财务部门应根据合同协议条款审核执行结算业务。凡未按合同协议条款履约的,或应签订书面合同协议而未签订的,或验收未通过的业务,财务部门有权拒绝付款。
第二十八条 公司应建立合同协议违约处理制度。
对方违约的情形,应按合同协议条款约定收取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公司损失时,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公司自身违约的情形,应由合同协议承办部门以书面形式报告公司有关负责人,经批准后履行相应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公司应建立合同协议纠纷处理制度。合同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规定时效内与对方协商谈判并向公司有关负责人报告。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合同协议纠纷解决方法,应签订书面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后生效。合同协议纠纷经协商无法解决的,应向公司有关负责人报告,并依合同协议约定选择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法律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仲裁或诉讼方案,报公司有关负责人批准后实施。纠纷处理过程中,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向合同协议对方做出实质性答复或承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所属公司,包括公司总部、各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三十一条 公司及所属公司可以参照本制度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或具体执行办法,实施细则或执行办法不得违反本制度相关规定。实施细则或执行办法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后执行,并上报公司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执行,修改时亦同。
第三篇:内部控制案例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第四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
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中新网南昌3月5日电(艾永全 王昊阳)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被转移一案,激起连锁风暴,受此案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及金融部门下发紧急通知,一时间,在江西各地掀起内部财务清查整顿之风。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造成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非法转移的原因,除了鄱阳县财政局内部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鄱阳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信用社内部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完善。
财政局:信用社监管漏洞致储户利益受损
据鄱阳县官方透露,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相互勾结,利用假支票、假公章多次作案,非法套取县财政局专项资金9400万元。今年2月11日案发,李华波外逃,徐德堂等五名涉案人员落网。对于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从信用联社消失的原因,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解释说,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有严格的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银行经过认真审核后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因李华波私刻了一枚“鄱阳县基础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公章,并利用这枚假公章,伪造假支票,和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勾结,多次从信用社套取资金。根据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城区分社未对李华波出具的假支票履行严格把关的职责,相关人员都听命于主任徐德堂,这样,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的转移之路从而畅通无阻。
鄱阳县财政局认为,因鄱阳县农村信用社未尽到核实公章的责任,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虚假对账单,存在重大监管漏洞,从而导致此案发生。县财政局还表示,将向县农村信用社启动索赔程序。
鄱阳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言,财政局只是一位普通储户,储户将钱存入信用社,并每月都从信用社提供的对账单得知资金运行安全的信息。但是突然有一天,储户被告之所存款项消失了,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制度混乱、监管有名无实。
由来已久的漏洞和“难以查清”的真相
记者调查发现,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因管理存在漏洞,曾引发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屡见报端,涉案金额从万余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2007年2月27日《新法制报》报道,2006年10月,鄱阳县黄岗镇村民洪某存入黄岗镇农村信用社的14800元定期存款莫名消失,原来信用社信贷员黄某严重违规,私下为农民办理存折,收钱后卷款外逃,致使农民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化为乌有。
无独有偶。2009年8月24日《新法制报》报道,2009年8月11日,鄱阳农村信用社两名职员被警方抓获,二人克隆银行柜员卡和授权卡,将储蓄户定期存款17万余元转走,并挂失118万元储户存款,欲转账私分挥霍。
实质上,类似鄱阳信用社多次出现的这种“蹊跷案件”,在江西全省的农村信用社系统,近些年并不少见。
据2007年6月8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弋阳县农信社代办员赖传太,以高额利息相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46余万元,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储户存款1947万元。案发后,赖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2010年04月12日《新法制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农村信用社职工吴某,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15次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占储户活期及定期存款计17万元。2010年3月29日,吴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据2005年12月16日《江西法制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甫田农村信用社原主任李斌,在短短数月之内,以58位村民的名义贷款近百万元,用于赌博。2005年9月6日,李斌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07年7月9日《新法制报》报道,2007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芗溪农村信用社发生一起蹊跷的“贷款”**,樟树市阁山镇韶塘村民阮五根、皮志涛二人各“被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二人感到莫名其妙,前往信用社讨说法,最后这笔贷款又神秘地“被还清”。事后,樟树市农村信用联社介入调查,但“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
法析案情:监管漏洞是案发主因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以法律的角度,剖析此案。
熊教授认为,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直接诱发了鄱阳县亿元财政资
金被套取。信用社作为金融单位,对储户提取资金的过程,应认真审核每一个印章和手续,只认手续不认人,因为鄱阳信用社监管体制不健全,存在监守自盗等诸多原因,才导致此案发生。
熊永明教授表示,鄱阳县信用社长期给县财政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对账单,掩盖犯罪事实,涉嫌触犯刑法第188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在民事赔偿方面,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此前,全国律协宣传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律师分析此案时认为,虽然财政局是政府部门,但与信用社建立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信用社如果没有核对预留印鉴,并且连续出具虚假证明,则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熊教授认为,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
基层信用社貌似上有层层监管,但权力很大,信用社是独立法人,吸储与放贷无需上级层层授权,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另外,此案还暴露出信用社在每年的稽核监察工作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此案五年之后才得以案发,熊教授说。(二、
第五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
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
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