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的思想汇报

第一篇：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的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支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于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就会在实践中出现方向性的偏差。应当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社会制度之分;有人认为，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与西方制度接轨，而不应当强调中国特色;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上述这些看法都是有片面性的，只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共性，而没有看到市场经济的个性，从而割裂了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市场经济是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形态的共同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姓“社”也不姓“资”，是中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总是与一定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必然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具体特点。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割裂开来，否定市场经济的个性。这一点，我们党的理论是很明确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统筹兼顾、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的优势，克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等深刻的缺陷和弊病，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能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方向呢?严格地讲，不能这样简单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二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建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制度、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健全的市场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简称为市场化改革。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方面的改革显然不能用市场化改革加以概括，甚至是相反的，是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调节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的市场化，固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公平正义，同样也是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要求。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15

第二篇：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支部：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个是基本制度，一个是经济体制。从基本制度方面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经济体制方面看，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的改革是改体制而不是改制度，这种看法的合理之处在于它肯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在理论上是不准确和不严密的。所谓制度，一般指的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如企业制度、市场制度、价格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等等，从这些方面看，制度与体制并无根本区别，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即使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也存在改革的问题。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确立的以公有制的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就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创新和发展。没有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本质特征的这种创新和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也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此，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了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正是这样表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的。从经济方面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上述目标，既包括了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内容，又包括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正确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上述目标，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能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要特别警惕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主张全面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全接轨，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符合这种标准的所谓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与这种标准不相符合的制度比如公有制、计划调节、共同富裕和共产党的领导等，都被看作旧制度的残余和改革的障碍。同时，也要警惕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提出质疑，主张重回传统社会主义老路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实则相通，都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和已有成果，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实践中展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活力。只有承认这一点，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才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那种认为经济改革已经陷入停滞、正在面临崩溃，因而需要推倒重来，进行激进式变革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三，现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依然比较繁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以及基本经济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依然突出，需要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需要全面具体分析：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如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职能不到位等;也有所谓的泛市场化问题，如公共服务产业化、权钱交易现象蔓延等;还有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上不完善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则是发展中的问题，如自主创新能力低、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已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条件下，我们不宜再把现实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相反，经济波动、收入分配不公、货币拜物教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病，即使在发达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弊病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以克服，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

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归根结底，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发展生产力是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是目的，二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最终要体现在共同富裕上。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最终也都要通过共同富裕体现出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贯彻这一根本原则，切实解决现行经济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得到发挥。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7.15

第三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

作者: 勤是 发表日期: 2006-04-30 09:3

5文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

一、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七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空前高涨，这些成果也充分说明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康庄大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得到了有效贯彻，我国收入分配的体制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距离改革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任务远未完成，非公有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很不完备，维护诚实守信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与秩序尚未真正建立；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仍很普遍，以经济调节为主体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悬殊，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未能形成；如果不深化改革、理顺体制关系，来自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的各种扭曲行为就不能得到有效矫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矛盾与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也难以高效有序地运转；如果不深化改革，经济结构就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也无法实现根本性转变，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真正落实，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会陷于空谈，我们担心的经济停滞、社会分化和政治动荡等不良后果就有可能出现a； 如果不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超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承受能力，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一些不满情绪已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开始显现。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时有发生，这些情况的发生，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矛盾突出是重要诱因之一。基于当前的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一方面要把除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要把已经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及“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出现和暴露出来的问题、矛盾再改革，用积极态度去加以解决和完善。

我们深深懂得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尤其我们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党更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诚然，我们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所以，我们要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弱化收入分配的利益矛盾。

二、要理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弱化利益矛盾工作的困难性和紧迫性。

要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要进一步实现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利益调整机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它所追求的结果其实是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地扩大与稳定。

其一，从改革内容看，我们面临的都是一些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改革，都是这些年由于多种原因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关键课题。其二，从改革目的性看，人们对改革成果分享的要求明显增强，已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增进的转变，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广大人民群众特别要求都能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其三，从改革的动力看，在改革初期，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心思变和良好预期形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改革热情，由于改革不断深化造成的利益冲击增强和改革效益分享不均衡而趋于淡化。其三，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管理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随着改革的深化，本身成了改革的主要对象。改革要改到自己的头上了，甚至是大力度地剥夺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对于某些政府部门来说，毕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b。所有这些，都使新一阶段的改革变得异常艰难和复杂。要深化改革，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困难性和紧迫性。就必须冲破各层次的阻力。

邓小平曾经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上也实施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模式，如吸引外资、开放证券市场、鼓励经济成分多元化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惟有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才能带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向前发展。尽管如此，矛盾也依然存在，在中国，富人有时显得非常特殊。不平等体现在城乡差别上，也体现在那些消费水平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富人与千百万依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之间。据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已经从1995年的2.5倍增至2005年的4.7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因素，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6倍，是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原因。如何弱化收入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种现实情况我们有关部门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和考虑。

三、企业改革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利益矛盾问题分析

1、企业改革其目的、对象错位带来的利益矛盾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我们立党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决定。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与西方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我们感到有的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清、不明，没有利为民所谋。有的国有企业多年来搞强制（如化工企业、金融企业等）下待岗，买断工龄，改革的对象都是职工和老百姓；政策向经理、总经理或带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倾斜。在企业中，具体干实事的，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提前靠边，对社会、企业、个人都很不利。某些技术岗位“青黄不接”，企业不得不返聘和外聘。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减民不减官，结果是效益上不去，反而造成企业内部矛盾加剧，“金字塔”型人员结构比例进一步失调。所产生的恶性互动对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造成了伤害。为了完成减员指标，一些基层有“抓阄”的；有让基层自由组合的。某企业既没有中级工证书，又没有技术和高中文凭的工段长，在市场经济时代却领导技师和高级工，并让考过了高级工和有中级工证书的职工下待岗。优胜劣汰与绩效考核完全脱钩，这时，企业党委、工会脱产组织形同虚设，职工有冤屈而告状无门。职工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一些企业改出了一个官本位利益共同体？为什么改革总是牺牲职工的利益而加大为官本位的利益？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的学费要广大职工来承担？!在下待岗的吆喝下，昔日的主人翁敢怒而不敢言。为了保住饭碗，不少人在生存手段上发生错位。有投其所好，献媚取宠，寻找保护伞的；有请客送礼，拉帮结派壮大势力的；有“笑脸引你上船，狠心推你下水”的；有购买假文凭，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有放下专业特长，去谋取一官半职的；有行贿买官，急于收回成本的,等等，同流合污的选择更是推波助澜。当竞争出现“黑哨”，竞争必然会引发斗争，甚至集体上访抗争，要公正、反腐败。当“金字塔”底部被砍削得凹凸不平，企业、社会稳定能不受影响吗？当职工的权益不断受到伤害，对不是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改革能理解并热情支持吗？

2、企业改革其利益分配严重失衡

企业分配制度是激励企业健康发展的经济杠杆。有的金融资产损失和金融腐败及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症结在于资源配置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年复一年地深化改革，日复一日地谈发展，某沿海国有金融机构（银行）的员工工资、福利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大；领导管理人士的待遇越来越高，对员工越来越趾高气扬。腐败和混乱的受益者继续受益，而无辜的劳动者却为腐败和混乱买单。领导在员工那里，威信威望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饭碗”在“领导者”手里攥着，虽然这是唯一的“管理资源”，但很有效――他剥夺你的权利可以气壮如牛，他就仗着你没地方说理，没人给你说话。再如，某国有化工企业从原来小金库暗箱操作，演变为有红头文件的向职务、权力倾斜。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演变为级别大锅饭、职务权利的大锅饭和职务、权力平均主义。在高薪养廉和与西方企业家收入接轨的鼓噪声中，却要企业职工与农民工比待遇。企业领导干部的年终奖是基层职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收入十分悬殊。大家认为：“是掏广大职工口袋的钱给少数人快速致富；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工人阶级和离退休职工只有发牢骚。有职务、低素质、低学历又没职称的干部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亏损和盈利一个样”。这就极大挫伤了有能力、有职称而无官职的基层技术、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造成企业凝聚力下降，管理松懈，安全事故不断；有技术专长的人才不辞而别，甚至带走图纸和机密资料。有的国有企业搞改革，当官的利益是贵族化，与时俱进，而职工的收入是民工化，每况愈下。文件规定无法可依！与国家颁布的<<劳动法>>、<<合同法>>相悖，这里暂且不批这种落后的官本位和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人才观。在近几年，在评优秀、评先进等激励手段都发生错位。每年下指标评选，由于业绩考核不规范，往往评不出干劲而是评出矛盾。职工私下说，评先是做秀。即使评应该由所在部门员工来参与进行，实际上是少数部门领导凭个人意志点谱，”“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职工看不到效益提高，看到的是人才流失，国有资产的流失，企业内部矛盾的加剧！经济杠杆的支点假如不是绩效，而是官职、权力和关系，企业的经济效益能提高吗？发展方向能不偏离吗？老百姓对那些靠诚实劳动致富的人是认同和无可厚非的，最可恶的是对那些个靠腐败致富的人而又对职工利益而不顾的贪官深恶痛绝。

3、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某些领域分配秩序混乱，某些成员收入来源不规范。

一是国有资产管理中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配关系尚未有效理顺。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产权转让不尽规范、国有资产流失、监管调控职能弱化等现象，说明国有企业内部有效的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激励机制也就难以真正实现。二是对国有单位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国家监管调控不力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些企业工资提取不规范，挂盈不挂亏。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在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有的企业干部翻倍的工资和多倍的绩效工资个人所得税都是让职工来平摊。部分企业通过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变相提高收入，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等行业，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及福利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三是政府行政职能改革与行为调整进展缓慢，各种权力因素对资源配置及市场分配仍在进行不应有的干预。人为分割市场、维护或制造垄断以及寻租设租的现象还相当严重。转型时期的市场秩序混乱直接引发分配的不公，而某些部门和个人利益的膨胀又直接推动和助长分配秩序的混乱，借助贪污腐败、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而实现暴富；其四是国企改制过程中管理、监督脱节或缺失造成国企自买自卖、低估贱卖、转移藏匿、暗箱操作、逃废债务等做法时有发生，国资委一位官员透露，“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有关人士认为，改革的负面效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既是对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剥夺与侵害，也是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4、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存在体制缺陷和政策漏洞。

一是对居民收入的真实状况缺乏全面掌握，尚未形成对社会收入状况的基本监控体系和能力。各部门和地方对居民收入缺乏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二是税收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控存在制度缺陷。一方面，偏低的个税起征点对工薪阶层等中低收入者造成事实上的逆向调节，而利息税的开征也降低和影响了居民正常的财产收入；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既可以利用收入申报和征管中的漏洞大肆偷税漏税，也可以通过财产的代际转移等手段逃脱税收监管。遗产税等财产调节税的缺位既造成税源的大量流失，也使得当前的贫富财产差距逐步失控。

5、国企改革其主要领导有的没有起到模范表率作用

通过股份改制的股份公司上市后和未上市者，实行的是董事长负责制。董事长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代管国有资产，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董事长，而是高级“白领”。企业“一把手”负责制现在已有弊大于利的趋势！容易造成副手和下属都看“一把手”的脸色、眼色表示意见，不敢对“一把手”行使的权力实行监督，谁都不敢提反对意见。党内民主不正常，正气必然减少，顺我者昌，逆我者靠边站、下岗，逆淘汰现象就会蔓延！由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名、利、情的诱惑太多，权力监督失控，人的各种欲望就会恶性膨胀，这已经成为了一条自然规律。当今吏治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国企的竞争力！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职工收入不高，责任绝对是领导的问题而不是职工不努力。现在一些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竞争力？不少人认为是没有首先改革我们的干部体制，造成各种改革出现错位，本末倒置；急功近利，抓小放大，企业效益难以提高。见利忘义、取财无道，必然是肥了少数人，穷了多数人。既富了方丈穷了庙。地方国企已低估贱卖了60%--83%，职工怨声载道，正是因为公有制演变为了官有制。教训沉痛，有必要引以为戒！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两极分化的消费两极分化，为社会上的财产两极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国有企业的财务运作陷入混乱，经营状况越来越坏。许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谓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国有企业则因此而衰败。

6、分配制度在新旧规则中摩擦与冲突

当中国一开始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时候，收入分配上的种种疑惑一直挥之不去。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公平与效率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相同的是，都有着强烈的抱怨。

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这既关系收入分配总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经济学家常修泽认为，这一争论如果不解释清楚，很可能成为思想障碍，进而发展为体制性障碍。从中国当前实践来说，在微观层次，尽管也存在少数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内收入差距偏大的问题，但多数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并不很大，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上突出的是“效率低下”；但是，在宏观（也就是社会）层次，则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都有明显的表现。尽管近年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十六大提出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但是对于如何分配，专家都感到目前这是一个难题。这其中涉及到城乡二元制经济的因素、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垄断性行业占有优良资源的因素等，甚至还包括市场经济规则不完善从而产生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还包括腐败、贪污等不正当活动带来的收入等诸多原因。这就面临着如何在制度上建立调节机制，将过高的收入调节到合理的水平，但目前还没做到，在个人所得税制度、财产制度等方面调节机制的功能还存在一些缺陷，执行也不到位。

7、企业大幅度裁员造成部分人员进入收入低谷

企业大幅度裁员，原因无非是经营中遇到巨大困难，属无奈之举。国外大企业，在不得不采取大裁员措施的同时，面对劳工组织和全社会的压力，往往是战战兢兢而戚戚然。到我们这里却成了“领导气魄”和“巨大成绩”，领导不对此感到遗憾，更谈不上反思；媒体想不到劳动者权益和裁员背后的原因，随即给予赞许、捧场，这种现象极不正常。

更不正常的是裁员的理论根据和颠倒黑白的作为。裁员的根据就是改革的根据，就是把经营失败和历史包袱的形成归咎于基层员工。谁都知道，这个天大的责任从根本说来和基层劳动者无关。大家看到，腐败大案的背后，时时有金融部门的黑手翻云覆雨，形成的银行巨额资金损失，都只能是管理层所为或更高层失职、失察所致。然而，如某银行员工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还落个“素质低”的名声，辛辛苦苦最终得到个“淘汰活该”的结论。以往的裁员，也并不是让真正素质低的下岗，尚有权力和影响的官员的家庭成员，因素质低被迫下岗、买断的几乎没有。特别是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员工，多是由于跟不上腐败、庸俗的新形势而没混到“强者”份上，他们这些打下基础又付出生命最宝贵时光的“原始股东”，现在正面临最不受欢迎和老来无着的尴尬境地。另外，就买断工龄而言是减员增效的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买断”的价格是多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从理论上讲，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工人本人和其子女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价值，应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下，本应属于工资的一部分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都由国家扣下了，再由国家对他们进行终身保障。现在要工人和企业脱离关系，就得把过去由国家集中起来的、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那部分钱退还给工人。买断工龄，“买断”的价格就是在工人在职期间，理论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的总和。今天的财政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来补偿工人。通常的办法是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补偿资金。但多数国有企业拿不出可以变现的资产。再加上在“买断”过程中，买卖双方不具平等地位，价格多少？，工人没有发言权。所以在买断工龄中，工人能拿到的只能是他应得的一小部分。其未来这些“买断”的工人生活收入只能进入历史的低谷。

8、社保体制还没有完善，部分国企职工得到不公正待遇

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待完善，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和功能离社会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农村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不仅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补偿金，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这样大规模剥离原国有企业员工似乎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极为严重，这些被剥离的员工大多数已经实际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些人据此认为，这是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样一种说法也是在抹煞政策因素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困境所起的作用。诚然，20多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是国有企业陷入今日的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今日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今日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的。而且，大量职工在倒闭的企业里社会保险福利也就得不到保障。另外，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以“扶持民营企业”为借口要求给少数现在或未来的富豪以优惠政策，而从不要求给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以什么优惠政策。

四、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探索弱化分配利益矛盾的途径

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缓解社会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全国上下对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业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讲究效益。也要注重公平，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更要拿出切实可行收入分配对策、措施和新型的分配原则，以弱化利益矛盾。

1、促进公平分配、理顺分配关系、落实新的分配政策，我们要迅速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配原则和机制，成为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竞相迸发活力的激励手段，致力于平衡、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各级政府与各企事业深化改革，弱化利益矛盾一个重要措施。各级政府行政控制的实质是调整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社会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各种利益的摩擦越显著，社会越容易出现混乱，以致掣肘社会变革。因此，改革中应注意运用行政控制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首先，国家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纪律手段，协调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用政策手段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推行股分制改造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国家一方面要确保企业所享有的权利的到位，又要注重纠正企业的短期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明和暗的流失。其二，要协调好区域发展关系与城乡发展关系。其三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企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合理的工资分配指导意见，不能是矩形那样的绝对平均，更不能象倒三角形那样差距太大，应该在工资分配上按正态分布形比较合适，即高工资和低收入是占相当少数，中等收入占大比例大部分，每个社会成员在企业事业单位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展空间如技工系列和专业技术系列工资，而不能采用一种行政职务系列；其四要防止和纠正分配不公问题，特别是权力腐败问题。权力腐败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公，结果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尽快加以消除。也就是说要从源头上铲除利益矛盾的土壤。山西乡宁县针对100多个煤老板的年收入比全县23万人总和还高的现象，倡导了100多个煤老板实行“一矿一业一事”活动，有效调节与缓解了利益矛盾，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证。

2.千方百计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管理。

其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管理和总量调控，的利益关系抓紧清理和规范企业违反规定、自立名目发放的各种不合理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垄断经营企业凭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获得的超额收益不得用于内部分配。加强对各地进行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的规范和监督。其二是继续深化机关企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改革前劳动人事部门制定比较合理的部分，我们要继承，对与现行体制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有矛盾，甚至不合理的部分我们要修正，在修改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也就是说要理顺地区间、部门间、各类人员间工资关系d。尤其要对国有部门的收入分配依法加强监管，防止社会共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个别人员的薪酬福利，积极探索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这是我们达到弱化利益矛盾之一。

3认真制定农业政策，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

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弱化利益矛盾，其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并直接增加现金收入的项目建设，确保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新增财政支出要继续主要用于农村。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二是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推进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管理，这一点在国务院要求下已开始实施。要加强对农村水电、建房、农机服务等涉农价格和收费的清理和整顿。建立和规范农村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一事一议”的工作机制。其三是继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组织协调和信息指导，简化农民外出务工的审核手续，取消各种乱收费。2006年伊始，深圳市政府出台有利南下务工人员多项优惠政策，就是很好例证，如市区级人才市场在规定时间内四次免费入场，强力打击“黑中介”等措施受到普遍称赞。其四，继续清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其五是切实做好农村土地征用及补偿工作。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严禁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和截留、挪用土地补偿费用。建立公开透明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实实在在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d。

4.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清除非法收入及其来源。

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督，深化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强化对预算外收入及制度外收入的监督管理，完善预算外收支的管理制度。通过建立严格、透明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制度约束，杜绝将部门收入转化为个人收入的行为。严禁政府公务人员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谋取非法收入和公款挥霍，坚决制裁各类腐败行为f。特别要加强国有企业特殊岗位和管理人员灰色收入的剖析力度，追根逐源，采取常换岗，常监督等办法阻止非正常收入比例扩大。国有企业改制后可以学习美国沃尔玛公司的做法，成立企业防损部，其工作人员可以渗透到重要岗位关键行为中去，从而避免本企业利益受到损失及有关人员非正常收入得逞。

5、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

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发挥好行政和财务监督作用加大对居民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全面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加快建立个人收入纳税信息档案制度。扩大纳税人自行申报收入的试点。严厉打击涉及个人所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杜决企业“领导”多倍工资收入还让全体职工来平摊税赋的恶劣行为。要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推进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这是深化改革，弱化利益矛盾的途径之一。

6、改革工会的管理体制，使之其真正成为争取企业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

要 改革工会的管理体制，这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会管理没有得到加强，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工会的管理体制及职能被弱化，一般成为企业虚设机构，或是成为企业和单位老总的传话茼、橡皮图章，根本不是职工表达利益要求地方，按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工会通过取得对某一企业或产业的合法垄断，就拥有了市场权力g。”要建立独立的工会的管理体制，具有制定企业单位职工收入分配的建议表决权力，使之其真正成为争取企业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另一方面，最低劳动标准、最低工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但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更多的是要靠职工通过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途径来实现。促进劳动者保护，工会是一个必要条件。有劳资关系一定会有矛盾甚至冲突，所以按照国际经验，必须建立多方协调解决的机制。要拓宽各阶层协调渠道，构建各阶层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具体制度。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我国工会影响力和认同度仍有待提高。工会勇于介入涉及职工利益的问题，才能彰显其地位和作用。要通过三方协商机制，使劳资矛盾得到缓解，使业主、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群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提高，使民主管理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了，员工关注企业的发展，企业关注职工的生活，这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劳动关系才能更和谐，我们的生活才能更美好。制定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弱化利益矛盾的必由之路

政治制度化水平标志着一个政权统控能力的高低与强弱。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强以下制度建设：（1）形成多元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要有意识扶持和扩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影响，如组织农民协会、企事业单位的职代会，城市社区委员会等，使他们在聚集和反映本阶层利益要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大众传播媒介建设。这一点，在信息迅速发展和利益多变的当代社会里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社会利益的显示器，而且“可以授人以地位”，“可以扩大改革影响的范围”，“可以强化社会规范”。（2）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择优汰劣机制。要选好人，用好人，象江苏华西村那样的村党委书记说过：“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实践的。他还联合邻村一起奔致富路，本村人住上别墅房而自己还是住在20多年前的老房子。广大村民拥护有加，在华西村应该说是弱化利益矛盾的典范。是共产党员的旗帜，是一位好干部。（3）要注意不断吸收新生的社会力量进入政治参与过程，并协

调不同集团的利益要求。（4）要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性。政府决策须有一套公开的科学决策程序，要正确把握政策的目的辐射面、利益覆盖面以及社会变迁的互动效应；收入分配等利益决策必须是民主决策，重大决策也必须经过广泛讨论h，而不是由少数“领导”独断行事，坚决杜决“一张嘴”，“一枝笔”来定分配。

8、建立和完善新的利益监督机制，保证利益合理公正

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已经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正在实行“三会”制度，即监事会、董事会和股东会，但是都是由企业及政府委任，实际上是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存在，没有很好代表各方的利益。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高度成熟的市场氛围，如成熟的经理人市场、成熟的外部董事市场、成熟的商品市场等，既然从事市场经济就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理，在利益决策上，一要学习美国通过市场监控防止董事会和经理层合谋侵害各股东利益；二要学习德国靠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是用银行和职工董事对经理层损害国家、职工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行监督。三要学习日本松下、三菱等公司给忠诚度好的老职工为终身员工待遇，并给予参加企业发展、薪酬等议事和见证权利。为了防止总经理或“一把手”独断专行，保证公司正确发展方向和有效经营，让出资人和职工利益最大化，起用外部独立董事进行有效利益监督和利益表决，也是弱化利益矛盾的选项。

第四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处理好大陆和港澳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内和国外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 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是（）实现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提高质量和效益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4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稳中求进坚持科学发展观打响“破垄”攻坚战 5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总的原则不包括（）。

分业施策尊重规律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稳中求进 6 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产业素质的亮点是（）。增强创新驱动力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7（）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新农村 8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打响“破垄”攻坚战突破固化利益格局的羁绊稳中求进坚持科学发展观 9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工作总基调是（）。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稳中求进科学发展 10 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发展服务业增强创新驱动力扩大内需

第五篇：201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doc服务业

201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中国服务业差距

有多大？

2013-08-06 02:3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查看评论

核心提示

■我国服务业在“质”“量”上都存在巨大差距

■行业准入门槛过高和过低的情况同时存在■既要从体制上为企业松绑，又要给企业支持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速达8.3%，比第二产业快0.7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5.3%。在我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形势下，服务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是大势所趋。但现如今，我国服务业发展却严重滞后，服务业如何肩负起重任呢

“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京交会”上的演讲中，对发展服务业寄予厚望。

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水平，可以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形成稳定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也会对经济结构优化和质量价值提升产生放大效应。一句话，发展服务业，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

我们的服务业在“质”上的差距比“量”更严重。

北京工商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孙永波说：“这种垄断性质的市场结构导致服务供给质量差、价格高。另一方面，严格的进入限制使不少现代服务业的经营主体投资渠道单一，竞争能力难以提高，经营效益不佳。”

“服务业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增加供给，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对于垄断性的行业，要敢于让社会资本进来，用竞争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对于传统行业，要增加行业集中度，规范管理。只要这样，服务业中的小企业才能长大，产品才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孙永波表示，目前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仍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必须推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