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位一体”：为人民谋幸福的“总体布局”
新华网评•关注十八大：“五位一体”：为人民谋幸
福的“总体布局”
【编者按】十八大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载着13亿民众对未来福祉的期望。从11月6日起，新华网《新华网评》栏目推出“新华网评•关注十八大”系列评论，以网友视角说感受、议热点、话期盼、聚共识，凝聚中国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天推出第五篇。
关注十八大系列评论之五 任俊明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和丰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内涵发展和丰富的具体体现。“五位一体”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的“总体布局”。
在总体布局的变化中，人民群众看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从“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现在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为总体布局添加“增项”，丰富治国理政实践。
在总体布局的变化中，人民群众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丰富百姓的精神世界、政治文化生活，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蕴含其中。百姓现在想什么、要求什么，今后五年或者十年哪些事可以做、提前做，党始终在思考着、谋划着。从全能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政府转向高效率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职能实现根本性转变，职责更加明晰、工作更加高效、水平不断提升。
在总体布局的变化中，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活更加幸福，对未来期待的信心更加坚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国内生产总值翻番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得到了充分体现。人民享有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伴随着质量的提升，而且，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保障也更加完善。
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总体布局，人民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指日可待。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掠夺式开发带来的后果人类无法承受，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自然资源总量高、人均低的国情来讲，我们无法走以高消耗换发展的路，更无法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态文明的不断建设，蓝天、碧水、青山将离我们不再遥远。
第二篇：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民谋幸福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军节。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为人民谋幸福”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军节。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各指挥的各个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五千余支，子弹百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共产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
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８月３日至６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１０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７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１．３万人。８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９月２２日，第１１军第２５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２３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８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２５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３个师１．５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玉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兴奋，始终保持着高涨情绪，保卫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当时我在警卫队当班长。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二十五师和九军教导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南康时还剩下一千多人，到达大庾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乃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湖南到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
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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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民谋幸福
当历史以雄健的姿态跨入2011，我们伟大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了建党90周年华诞。回顾90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经历曲折和艰难，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走向辉煌，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犹然在心中荡漾起曹火星创作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壮嘹亮的歌声唱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共产主义信仰，指引人民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代代相传。促使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和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为拥有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党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旗，以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共产主义信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慌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完整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运动，参加和领导了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基本推翻了北伐军阀的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显示出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谋取幸福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英雄本色。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了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声张民族大义，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巩固胜利果实，争取和平民主，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广大人民幸福生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实现了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党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主义信仰，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100多年来倍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奋斗，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等重大斗争，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进行了土地和各项民主改
革，把农民、手工业者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将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为中国走向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开辟了光辉道路。促使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短短20多年里，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这段历程，可以看出党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多么坚强和充满信心。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重大决策，吹响了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尤其是1978年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
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奋勇向前。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严峻形势的考验面前，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奋力维护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胜利地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使香港、澳门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历史实践再一次充分证明，党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始终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主义信仰毫不动摇。他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90年风雨兼程，90年岁月沧桑，如今，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新世纪的我们，沐浴着党的光辉成长，我们在缅怀革命先辈“为人民谋幸福”这一信仰而舍生忘死的同时，“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共产主义信仰的明灯已经在我们的心中点燃。我们更应该为建设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的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第四篇：敢想会干为人民谋幸福
敢想会干为人民谋幸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汪洋
刚刚结束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省“十二五”期间发展的核心任务。让全省的人民群众感到有更给力的幸福、更长久的幸福，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责任所在。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能否建设一支敢想、会干、为人民的党员干部队伍。
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在广东生活的幸福。老百姓看待幸福与否的标准并不复杂，一是看跟过去相比生活是不是改善了，二是看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在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努力。如果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始终把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群众就会感到党和政府正在他们身边，正在关注着他们生活上的大事小事，正在为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奔波操劳，老百姓就会觉得这样的执政党是靠得住的，这样的社会是有希望的。只有老百姓从心底真正认可的幸福感，才会是最给力和最长久的幸福感。因此，全心全意为广东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存身立命的根本宗旨。
建设幸福广东，为人民谋幸福，一要敢想，二要会干。-1-
敢想，首先要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建设幸福广东，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从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大胆地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转换。其次，要有自加压力、抢抓机遇的勇敢气概。“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趋紧、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严峻挑战。因此，实现“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将会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全省的党员干部要树立不畏惧任何风险、不回避任何矛盾的必胜信念，更加主动地适应环境变化，更加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敢于运用“倒逼机制”，打大仗打硬仗，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再次，要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越要开动脑筋，在困难局面中发现积极因素，在危机和挑战中把握住新的发展机遇。我省在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条件下，既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又果敢地坚持转方式、调结构的事实证明，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才会有勇于担当、勇于变革的胆略和气魄。
敢想才能敢干，但敢干不等于会干。会干，首先要具有
洞察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准确了解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盼的本领。其次，要有把握和利用产业转型升级规律的本领，“十二五”期间，要以辩证思维和战略眼光，统筹兼顾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硬实力与软实力、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政府与市场、改革发展与稳定等重大关系，努力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再次，要具有出新招、出好招、出绝招的本领，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以开阔的全球视野和创造性的思维，敢于另辟蹊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拉动工业投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双转移”、推进城镇化等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要善于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在建设幸福广东的实践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本领。
《南方》杂志作为省委机关刊物，一直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对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各项重大部署进行准确解读和深度报道；对我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民生社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归纳总结和宣传推广。希望《南方》杂志再接再厉，把杂志办成凝聚党心民心，汇合群智群力，推动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大平台。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在此，我再次借《南方》杂志的卷首，向广大读者和全省党员干部拜个早年！希望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新的一年里，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理论学习和知识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既敢想又会干，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
（原载1月18日《南方》杂志）
第五篇：讲稿“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关于推进“五位一体”党的建设
总体布局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随着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而提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回顾这一总体布局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成过程
在我们党的早期，党的建设主要是指组织建设，在中共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强调接收新党员、设立党的组织的问题。[1] 中共二大、三大又相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2]，此后每次代表大会都会通过类似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发展吸收优秀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党组织运行的各项原则，等等。可以说，早期党的建设与党的组织往往是相通的，因为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只有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及组织运行的原则，政党才有建设的对象和运行的基础和载体。
从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来说，组织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一个政党又必须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这决定着一个政党的性质，也是不同政党的本质区别所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武装，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问题。在党的初创时期，党的主要创立者大都是一些掌握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和具有朴素无产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构成，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矛盾冲突并不明显。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建党环境，即80%以上的党员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带入党内，使党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那么，如何克服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党的建设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首次提出了思想建党的要求。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政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成效是通过政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一贯态度和行为模式所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学习、对待群众、对待革命、对待同志、对待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特别是一些党员开始滋生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等问题也开始显现。因此，在毛泽东提出要从思想上建党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进行延安整风，把作风建设提到了党的建设的高度。1945年“七大”期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了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3] 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三位一体”抓党建的思想，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整体推进“三位一体”的党建布局，终于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使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所面临的执政压力和考验日益加剧，如何保证党的“三位一体”建设能够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坚持毛泽东“三位一体”抓党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制度一旦形成，便对全党及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还带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党的建设的内容也正式从“三位一体”走向“四位一体”。
改革开放以来，党所面临的诱惑和各种外面压力也不断加强，消极腐败成为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把其视为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单靠作风建设无法从根本上承担起一个执政党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一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而且就一般而言，作风建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方式方法问题，反腐则属于敌我矛盾，是党和人民同腐败分子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在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个科学概念，并其他四大建设相并列，形成党的建设五个方面。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延续了十七大报告对五大建设的定位。习近平在对文件作出权威性解读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中，明确地把五大建设表述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5]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党成立九十周年的讲话中，基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表述中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制度建设之前。在党的十八报告中延续了这一表述，“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5+2”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补”，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将长期沿用的“思想政治建设”区分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凸显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中的统领和首要地位；新增“纪律建设”，体现了管党治党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的新鲜经验；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回归了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定性，更加凸显了制度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与加强纪律建设一起，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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