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5篇范文

第一篇：“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ＯＯＯ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ＯＯ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

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ＯＯＯ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

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

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第二篇：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前 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虫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今年4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猡“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什么工程?“工程”在学术上是否有硬伤?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和一些与“工程”有关的学者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较细致的辽解，从而也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在此我们姑且抛开政治背景和媒体的激烈言论，仅围绕学术上的问题，向读者介绍一下有关“工程”的前前後後。

缘 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 ；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芈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 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

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 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於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於“天再且”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後者的置信范围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後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捷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的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後，《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後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寅，“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论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 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今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

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书“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漠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於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第三篇：劳动争议调解案例(工程类)

漫漫数月讨薪路 街道援手解纠纷

（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2011年1月19日晚9点，离今年农历新年还剩下14天，其他人早已下班，而此时街道的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室里，灯火通明，街道劳动监察协管队的几位同志已经连续工作数小时，为的就是让27名民工能安心回家过年，帮他们要回应得的工资……

一、事件回放

1、李某等15人经老乡介绍于2010年到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港项目部（毓阳国际商业楼）做钢筋工，分包老板田某，当时双方约定每月除领取基本生活费外，其余工资款一并等工程结束后结账，但等工程结束后，老板说等账到后结，一直等到2011年1月份，李某等人马上要回家过年了，工资款还没结清，故李某要求帮他们结清剩余工资款98900元人民币；

2、刘某等6人经老乡介绍于2010年9月初到苏州建筑工程公司临港项目部做钢筋工，分包老板田某，当时双方约定做点工，每工120元，做到2010年11月30日，工作已完成，当时要求老板结账，老板田某说到12月份来结，现在快到2011年底了，工资款尚未结清，所以要求街道帮他们6人要回剩余工资89700元；

3、田某等6人于2010年3月5日经人介绍在苏州建筑公司临港项目工地承包土建工作。当时双方约定按每平米24.2元计算，共计为923645元，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施工时间延长，故人工等费用上涨，无法按原来价格计算，要求被申请人苏州建工按目前的价格计算工资，要求单位支付13万元工资。

二、案情分析

此次案件主要原因是因为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民工与分包小老板未签订合同，同时分包小老板与建设项目部，未在工程开始前在合同上未明确是否按时下行情计算工价；民工们被分包老板、项目部“踢皮球”，两头要薪无门。

三、调解经过

街道的几位调解员把案情进行了梳理，将案件一分为二，对分包小老板与民工，分包小老板与项目部，进行分开调解。

案件一（民工与分包老板）：

通过调解员调查，2批民工共计21人与分包小老板有一个初步共识，就是小老板对2批民工所提出的共计188600元的工资欠款是否应该支付并无异议，但是分包小老板坚持认为自己与项目方的工程结算上有差异，所以暂时未付清款项，他认为自己未支付工人工资是有原因的。

调解员随即对分包小老板进行了批评教育：民工的工资支付不应该以工程结算有差异为由而一直拖欠，按照国家规定，只要三方都认可钢筋组工人确实已经完成他们所应该完成的工作，经项目部和田老板双方确认，就应把工人的工资款付清。

同时调解员对小老板把利害关系进行了说明，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违法的，也是与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悖离的，必须优先支付工人工资。

随后，双方进行了工资款的确认，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小老板统一把21名钢筋工人的工资款当场付清。

案件二(分包老板与项目部): 通过调解员调查，工程项目方开始认为分包方当初已经与项目方已经约定923645元承包土建工作，事实明确，由于工期延长等原因造成的工资款增加应由分包老板承担，而分包老板认为多出来的民工工资应由工程项目部承担，双方对于这个问题争执不下。

调解员对双方讲解了国家当前的政策，同时也说到，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是绝不允许出现的，特别是当前马上要春节了，优先保证农民工拿到工资是第一位的，对于多出来的农民工工资到底由哪一方支付，由你们协商解决。

经过双方协商，街道调解员开始进行调解。调解员：请申请人陈述调解事项事实和理由。申请人：我与田本泽、景福珍、杨辉等6人于2010年3月5日，经人介绍在苏州建筑公司临港项目工地承包土建工作，当时与公司约定按每平方米24.2元计算，共计工程款923645元。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施工时间延长，因此工人工资款也增加了，所以按原来价钱计算的话，无法支付工资款了。现在我要求公司补偿13万元工资款。

调解员：被申请人，申请人所述情况是否属实? 被申请人：刚才申请人所述由于工期延长，导致工资款增加这点属实，但是到底事实不是13万元，我们还需要再核对一下，如果属实的话，公司愿意补偿。

调解员：那就请申请人递交工资结算清单，让公司来审核一下。（公司根据日常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清单核对申请人的工资结算清单）

通过审核，申请人提出的13万元工资款符合实际工时数，项目方决定马上支付2010年3月5日至2011年1月15日分包小老板的剩余款项13万元人民币。

四、案件结语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工程累的劳资纠纷。项目部拖欠分包老板的工程款、分包小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这是工程类劳资纠纷案件中最常见的情况。本案发生在春节前夕，如果街道不及时插手，加以引导调处，则可能会使三方矛盾加深，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农民工是我们国家最广大的组成群体，农民工的利益得到保证，整个社会才能稳定。本案看似不复杂，但关系到民工们得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员工作细致耐心，具有很强的责任感，从下午一直工作到深夜，通过讲解法律、同时也通过讲道理，以情动人，最终保证了农民工及时拿到工资，安心回家过年，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五、案件探讨

农民工工资的拖欠的问题，已经持续困扰我国数年，农民工是我国各类群体中最庞大的一部分，所以一旦其薪酬得不到及时的支付，无论对农民工本身的利益或是对政府的公信力，影响都是巨大的。纵观近年来街道的工程类劳资纠纷案件，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工们由于文化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通常没有与老板签订合同的意识，丧失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一道关口；

第二，由于建设工程通常层层转包，有多个分包老板，这给厘清民工工资支付渠道带来许多困难；

第三，由于种种原因，分包小老板在心理上存在着一种障碍：在建设项目部结清工程款之前通常不愿意先行支付民工工资；

第四，民工处于弱势一方，经常被分包老板、项目部“踢皮球”，两头要薪无门。

针对这类情况，以后需通过加大宣传，加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通过建立农民工合同样板，供各建筑单位参考使用，减少合同类纠纷案件的产生；同时也要与其他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必要的时候建立农民工工资优先支付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得到优先支付。通过多措并举，切实地减少工程类劳资纠纷案件的发生，避免新城建设中出现更多的不和谐之音。

第四篇：第九章 工程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九章 工程合同争议的解决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民事诉讼是解决建设工程纠纷的重要方式。其中民事诉讼的参与人不包括（）。

A.证人B.第三人C.审判长D.鉴定人

2.某采石场向高速公路二标段的承包单位某路桥公司运送砂石。路桥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给付砂石款，采石场对其提起诉讼。路桥公司接到开庭传票后没有派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缺席进行了判决，这体现了诉讼解决纠纷的（）。

A.公权性B.强制性C.程序性D.独立性

3.关于两审终审制度，说法正确的是（）。

A.民事诉讼必须经过两审方可判决

B.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判决，当事人不得上诉

C.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定，不可以上诉

D.一审法院应该是基层法院

4.下列纠纷中，受《仲裁法》调整的是（）。

A.离婚中的财产分割纠纷B.财产继承纠纷

C.劳动争议D.脚手架租赁合同纠纷

5.材料供应商甲因施工企业乙拖欠货款，诉至人民法院。法院开庭审理后，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乙向甲出具了还款计划。人民法院制作了调解书，则此欠款纠纷解决的方式是（）。

A.和解B.调解C.诉讼D.诉讼与调解相结合6.张某在现场拉伸钢筋时不慎将左手无名指压断，在项目经理的调解下，张某与雇主达成协议约定：“雇主一次性向张某支付5000元作为补偿，张某放弃诉讼的权利”。现张某表示反悔，则说法正确的是（）。

A.该协议是无效的B.该协议具有强制约束力

C.张某可以起诉D.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赵某跟随包工头周某进城务工两年。现赵某欲对拖欠其工资3万元的包工头周某提起诉讼，此案原则上应由（）管辖。

A.中级人民法院B.赵某住所地人民法院

C.周某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D.周某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

8.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级别管辖的根据不包括（）。

A.案件的性质B.复杂程度C.争议金额的大小D.当事人的年龄

9.在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当事人可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的人民法院不包括（）。

A.合同履行地B.合同纠纷发生地C.合同签订地D.标的物所在地

10.甲公司与乙公司就双方签订的加工承揽合同达成仲裁协议，约定一旦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由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甲公司将乙公司告上法庭。对此乙公司没有向受诉法院提出异议。开庭审理中，甲公司举出充分证据，乙公司败诉已成定局，于是乙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则人民法院应（）。

A.继续审理

B.判决该仲裁协议无效

C.如甲公司对仲裁协议效力没有异议，则裁定驳回起诉

D.将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移交有关仲裁委员会审理

11.根据《仲裁法》，以下关于仲裁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仲裁委员会是行政机关

B.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效力待定

C.当事人选择仲裁委员会可以不受地点的限制

D.仲裁委员会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12.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符合的条件不包括（）。

A.有仲裁协议B.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C.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D.属于仲裁委员会的管辖

13.仲裁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说法错误的是（）。

A.当事人只能通过向仲裁协议中所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方式解决该纠纷

B.仲裁委员会只能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争议事项进行仲裁

C.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D.仲裁协议是争议合同的附属协议，合同无效则仲裁协议无效

14.仲裁委员会仲裁一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首席仲裁员甲认为应裁决合同无效，仲裁庭组成人员乙认为应裁决解除合同，丙认为应裁决继续履行合同。则仲裁庭应（）。

A.按甲的意见作出

B.按乙或丙的意见作出

C.请示仲裁委员会主任并按其意见作出

D.重新组成仲裁庭经评议后作出

15.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A.由仲裁机构强制执行

B.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C.由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D.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有2个或2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 1个错项。)

1.建设工程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包括（）。

A.行政调解B.仲裁调解C.行政复议D.诉讼E.和解

2.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基本制度，理解正确的有（）。

A.合议制度，是指任何民事案件都应由三人以上单数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

B.回避制度，是为了保证案件审判的保密性要求

C.公开审判制度，是指审判结果应当公开，但是审判过程不公开

D.公开审判制度，允许新闻媒体对庭审过程进行采访、报道

E.两审终审制度，是指一个民事诉讼案件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后即告终结

3.仲裁法的基本制度包括（）。

A.两审终审制度B.或裁或审制度C.协议仲裁制度

D.合议制度E.一裁终局制度

4.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既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又使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得以较为经济和及时地解决。以下关于和解的理解错误的是（）。

A.和解应该发生在仲裁、诉讼程序之外

B.当事人申请仲裁后，达成和解协议的，应撤回仲裁申请

C.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回仲裁申请后反悔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D.和解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

E.审判阶段的和解没有法律效力

5.某工程在订立施工合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仲裁的方式处理合同纠纷，则关于仲裁协议说法错误的是（）。

A.仲裁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B.仲裁协议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只要双方认可

C.仲裁协议应当在纠纷发生前达成D.仲裁协议应当是独立于施工合同之外的仲裁协议书

E.没有仲裁协议，就不存在有效的仲裁

6.在审查与受理仲裁申请过程中，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须以书面通知当事人

B.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C.被申请人无权提出反请求

D.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人民法院。E.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将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送达申请人

7.仲裁过程中的调解是双方定分止争的有效办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o

A.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先行调解

B.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C.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只能制作调解书而不能制作裁决书

D.调解书不具备强制约束力

E.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8.关于民事诉讼中的级别管辖，说法正确的是（）。

A.级别管辖是划分同级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B.诉讼审判程序为两审终审，因此我国法院也有两级

C.最高人民法院为终审法院，因此只受理二审案件

D.争议标的金额的大小，往往是确定级别管辖的重要依据

E.只有第一审民事案件才涉及级别管辖的问题

第五篇：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争议的解决

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争议的解决

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争议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从合同重大原则问题到工地上琐细的日常事务，从工程的进度、质量到施工方法及完成工作的计量，雇主、工程师、承包商、分包商、供货商、雇主雇用的其他承包商、地方当局以及与合同相关的其他机构和实体出于维护各自利益的需要，都会适当或不适当地强调自己的作用、影响和优先地位，从而导致工程项目矛盾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毋庸讳言，与任何其它经济合同一样，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是一个包容着利益的对立和统一、冲突与和解、斗争与合作的矛盾过程。工程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产生争议和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向前推进。一般情况下，施工现场日常发生的争议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协商达成谅解或妥协，重要的问题则可由当事方通过磋商解决。仅当发生重大原则问题，当事方之间的利害关系无法调和时，才有可能启动争议解决程序。尽管这些争议的发生可能与工程进度、材料、设备、施工方法、安全、质量、计量以及对合同的解释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究其实质，无不归结于两大范畴，即：工期（时间）和付款（尽管工期最终仍可解释为与付款相关）。它们不仅是合同索赔与反索赔的终极目的，也是一切合同争议的实质所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FIDIC红皮书为例，对雇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争议解决方式予以简要的探讨。

一、协商(Consultation)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双方的协商是可以不拘形式、不分场合进行的。从实践意义上理解，协商应该是广义的。在启动争议解决程序之前，任何为消除双方分歧的往来函件、正式或非正式会议、索赔谈判、承包商的施工人员与工程师现场代表的日常交流等，都可以视为协商的不同形式。协商的内容可以是技术方面的，也可以是商务方面的，甚至是法律方面的。总之，凡与合同履行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能涉及，只是随着协商的问题的性质不同，参与协商的人员的身份和交流的层面有所不同而已。实践证明，这种协商对于消除争议的根源或减少争议的发生是十分有益的。正因为如此，FIDIC在红皮书中将协商确立为一种合同机制，依据这种机制，工程师在对那些涉及合同双方利益的问题做出确定（Determination）前，应与当事方进行协商，协商也因此成为工程师合同管理职责的一部分。在红皮书的第四版中，“协商”一词共在25处被提及。

在99版红皮书中，包含协商内容的条款共有21个，范围涉及迟到的图纸与指示（1.9）、承包商进入现场的权利（2.1）、放线（4.7）、不可预见的外界条件（4.12）、化石（4.24）、停工的后果（8.9）、未能通过竣工检验（9.4）、雇主接收部分工程（10.2）、对竣工试验的干扰（10.3）、承包商未能修补缺陷（11.4）、承包商的调查（11.8）、计价（12.3）、省略（12.4）、价值工程（13.2）、相应于法律变更的调整（1

3.7）、付款程序表（14.4）、终止时的估价（15.3）、承包商停工的权利（16.1）、雇主风险的后果（17.4）、不可抗力的后果（19.4）、承包商的索赔（20.1）等。

不难看出，上述条款涉及的均为与雇主和承包商利害攸关的问题。在与承包商协商的过程中，工程师大多情况下是以雇主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因此这种协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雇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协商。此时，承包商将有机会向工程师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其合理部分可能被工程师所采纳；同时工程师在协商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更为全面地考虑事件的客观起因和发生的背景，减少其决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达到消除或减少双方分歧的目的。

在实践中，如果工程师疏于履行合同规定的职责，致使合同规定的协商程序被忽视，承包商有权对工程师的行为提出批评或质疑。例如，当承包商对工程师的某项决定不满时，他可能提出如下问题：工程师履行了协商的职责吗？协商过程如何？是否流于形式？为使双方达成一致，工程师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吗？如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工程师最终的决定是根据合同做出的吗？如果是，他考虑了“相关的情况”吗？他做出的确定公平吗？等等。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工程师又拒绝重新考虑他做出的决定，那么承包商就可能启动合同规定的争议解决程序。

总之，如果可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对合同双方来说都是首选的选择。它不仅节约时间和财务开支，而且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还有利于维护合同当事方既有的合作关系。对于雇主来说，协商解决争议不至于影响合同工程的进展，也免使自己陷入旷日持久的纠纷之中；对于承包商来说，仲裁不仅耗时耗财，而且最后的结果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最终胜诉也没有把握得到全额赔偿，而协商解决争议则有可能使他非常便捷地将双方达成一致的索赔金额纳入进度付款证书，并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得到支付。

二．工程师／争议裁决委员会（DAB）的决定（Decision）

如果说协商机制是“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么争议程序的启动则是从当事方将某项争议提交工程师／争议裁决委员会开始的。一般情况下，争议程序的启动意味着双方协商的失败。

在FIDIC红皮书第四版中，启动争议解决程序的第一步是将争议提交工程师做出决定。不难理解，采取这一步骤想要取得的客观效果是：（1）提请工程师确认其对争议事项所持的立场和观点；（2）工程师的决定使得启动争议程序的一方重新审视已方的立场和观点，对自己的索赔（或反索赔）能力做出评估，然后制定下一步的策略：是接受工程师的决定？还是继续争议解决的进程？如果承包商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法律或技术咨询，确信其索赔是被无理拒绝的，那么他就可能对仲裁充满了信心，从而将争议解决程序向仲裁阶段推进。

“工程师的决定”的另外一个作用是确认“争议”的确成为争议。国际商会（ICC）案例6238（1989）及6535（1992）都曾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在争议事项被提交仲裁之前，“争议”必须成其为争议。仲裁庭认为：在一项索赔或抗辩被提交仲裁之前，它必须是已根据合同提交并被否决过的。这意味着任何一方意欲通过仲裁解决合同中的争议事项，他必须首先将该事项提交工程师做出决定，仅当该决定未能成为最终时才可提交仲裁。按照红皮书的规定，如果当事方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对工程师的决定表示不满，工程师的决定即成为最终。如果一方对工程师的决定不满，他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另一方发出表示不满意的通知，这是当事方将争议事项提交仲裁的必要前提。

1996年，世界银行将“争议评审团（DRB）“ 机制纳入《工程采购》中的标准招标文件，FIDIC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99版红皮书中，FIDIC规定由“争议裁决委员会”（DAB）取代工程师对争议事项做出决定。此外，新的红皮书还向合同双方提供了将争议事项提交DAB征询 ”意见(opinion)”的机会。征询DAB的意见，有时可能成为解决争议的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可以想象，DAB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为了能够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完全可能在合同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尽力将争议化解在萌芽状态。因此，当合同双方就某一事项产生争议，并一致同意向DAB征询“意见”时，这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DAB对该争议所持的观点，即使任何一方随后根据合同规定的程序要求DAB做出决定，同一裁决人对于同一争议事项也很难做出迥然相异的解释。除非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议事项的情况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讲，DAB的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决定”形式的决定，虽然没有约束力，但它足可使合同当事方在启动争议解决程序之前预知DAB决定的可能结果，然后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评价，从而改变或放弃原来的主张。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合同任何一方拒绝接受DAB的“意见”而执意启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时候，前述的征询及表达意见的过程也可以为DAB此后的正式决定节约大量的时间。除了争议事项外，双方还可向DAB征询任何与合同有关的其它事项。

三、友好解决(Amicable settlement)

从红皮书第四版开始，FIDIC引入了友好解决机制。按FIDIC自己的指南中的解释，之所以在合同争议程序中引入友好解决机制，是因为有些国家的法律强调，如果合同中没有提及用友好方式解决，负责执行合同的人就无权进行此类尝试。通常，争议程序的启动固然意味着当事方之间矛盾的深化和利益冲突的加剧，但仍不排除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红皮书规定的这种机制再次为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创造了条件，任何一方不必担心因主动提出重开？谈判是向对方“示弱”的表现。这显然是FIDIC为尽可能避免合同当事方将争议提交仲裁所做的又一努力。

四、仲裁(Arbitration)

按红皮书的规定，仲裁是争议解决的最终阶段。仲裁人不仅有权揭示、复查并修改与争议有关的工程师的任何证书、确定、指示、意见或估价，而且有权复查并修正工程师／DAB的任何决定。

长期以来，不同格式的国际工程承包合同大都规定仲裁应在工程竣工之后进行，这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是为了避免工程竣工之前的仲裁影响工程施工的正常进行，因为仲裁毕竟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当事方关键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第二是避免对每一单项争议分别提交仲裁，而是在工程竣工后将所有问题一次解决，以达到节约时间和费用的目的。虽然这种安排无可非议，但实践中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当争议涉及的付款和工期延长的本身给工程的竣工构成威胁时，仲裁就会变得十分紧迫。当然，除非万不得已，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要在工程竣工之前提起仲裁。

关于仲裁机构，FIDIC红皮书推荐的是国际商会（ICC）仲裁院。ICC的仲裁规则和程序为业界所熟知，此不赘述。以下仅将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简述如下：

1．为什么FIDIC将争议解决的最终方式设计为仲裁而非诉讼呢？可以认为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1）一般情况下，仲裁所花的时间和费用将远远低于诉讼；（2）权威的国际仲裁机构拥有国际上相关专业领域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丰富经验和智慧使他们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那些牵涉到复杂的商务、法律及工程技术背景的争议问题，这是一般的法庭所难以企及的。

2．证据问题。"谁主张，谁举证(He who asserts must prove)”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它同样适用于仲裁。翔实、充分的证据是支持当事方主张的坚实基础。只不过与诉讼相比，仲裁对取证范围规定得更为广泛。对于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合同而言，证据主要包括费用记录、进度记录、现场指示、来往函件、会议纪要、施工日志以及工程照片等。需要注意的是，时间是证据的大敌。时间拖得越久，证据的收集就越发困难，索赔事件的详情也会被当事人逐渐遗忘。并且，随着人事的更迭，相关人员的召集也越发不易。

3．仲裁是否使争议双方走上一条“单行道”呢？答曰：否。仲裁的开始并非意味着谈判大门的关闭，相反，提交仲裁可能促使双方坐下来开始谈判。在ICC仲裁的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就是仲裁开始后在仲裁人的调解下，双方中止仲裁程序，然后通过对话、协商最终达成和解的。当然，这也与ICC的调解与仲裁规则不无关系。

4．技术人员的作用。一项争议提交仲裁后，除律师外，是否就与其他人无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认为，一旦启动仲裁程序，案卷和其它记录移交给律师，技术人员之间的谈判即告终结，项目经理、现场工程师、内业工程师们就可以袖手旁观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技术人员一定要充分认识自己在仲裁前及仲裁过程中的补充职能，随时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提供技术支持并保证他们随时能够查阅所有相关的资料。

5．工程师的作用。在仲裁过程中，工程师不作为合同当事方，按理不应直接介入仲裁过程。但红皮书规定工程师可以作为证人向仲裁人提供与争议有关的证据。那么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由于工程师的特殊地位，他作为证人并提供证据是否必然会给承包商带来不利影响呢？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工程师毕竟是雇主雇用的，因此有义务维护雇主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工程师作为合同的管理者，争议的内

容绝大多数与他签发的证书、或做出的确定、决定、批准、意见或估价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无论是根据合同规定，还是公认的职业道德准则，他均有义务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全面地向仲裁人提供与争议有关的背景资料及过程情况，以便仲裁人能够在占有充分证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公正的裁决。因此，工程师作为证人并非一定损害承包商的利益。至于仲裁人的裁决结果能否使承包商如愿，关键取决于承包商在争议问题上的诉求能否得到合同及相关法律的支持，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争议过程中所持的立场。当然，在特别情况下，当工程师未能适当地履行职责所引起的争议成为仲裁的主题时，工程师将不得不在仲裁听证时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无论如何，工程师都将在争议解决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6．证据的揭示（discovery）。在仲裁阶段，雇主可能通过仲裁人要求承包商揭示与争议事项有关的内部资料作为证据，其中可能包括承包商的报价依据。虽然这些资料通常属于承包商的商业秘密，但如有要求，他必须出示。当然，承包商同样可以要求雇主出示那些与争议事项有关的保密资料。虽然此类证据的揭示只能用于争议解决的目的且不得向外界披露，但争议的当事方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如前所述，对于合同争议，当事方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协商解决，如无可能，则可提交DAB做出决定。一般来说，一个由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家组成的DAB做出的决定应该是公正、公平、可为当事方所接受的。除非案情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当事方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仲裁人不大可能完全推翻此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