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文学家成长故事_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精选）

第一篇：(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文学家成长故事_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精选）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

《朱安党人》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

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啬，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

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

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

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碜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形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

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第二篇：(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文学家成长故事_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称为“诗圣”。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他的祖籍原是湖北襄樊，后迁居到河南巩县。杜甫的父亲杜闲是个县令，而祖父杜审言却是当时文坛上有名的诗人。因为杜甫生长在书香门第，自幼饱受文化的熏陶，所以知书达理，惹人喜爱。

六岁那年，杜甫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公孙大娘那威武雄壮的英气；那刚健优美的舞姿；那机警灵活而又富有情感的眼神，深深地印在小杜甫的脑海里。他成名后曾写了一首诗，对公孙大娘表演的舞蹈和情景作了精彩的描写，写得十分生动。

杜甫七岁那年，一天，在后花园里看见一只色彩斑斓的鸟儿。他看见那可爱的鸟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煞是可爱。晚上，他还思念那只“神鸟”，爱慕它的自由和飞翔，为此做了一首《凤凰吟》来抒发情怀。

杜甫在祖父的教育和影响下，喜欢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知识日益丰富起来。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就可以下笔写文章了。而且他从博览群书中总结出了精辟的心得，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的身体不是很强壮。因此他常常精神疲倦，大大影响他的学习和记忆，于是他痛下决心锻炼身体。怎么锻炼呢？小杜甫灵机一动，想到在后院里有很多棵果树，于是每天坚持练习爬树。日子久了，那些果树的树干都被磨得十分光滑。他爬树的本领大了，身体也就壮实多了。到了秋天，苹果呀、梨子啊、枣儿熟了，杜甫自告奋勇地爬到树上摘果子给小伙伴们吃。他从小就喜欢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玩儿，尤其喜欢和那些生活贫困人家的孩子们在一起。他觉得这些贫寒人家的孩子生活的本领大，认识很多东西，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杜甫的身体结实强壮了，精神好了，每天都看很多书。他认真学习儒家经典，还特别精读一些文选。到了他十五岁的时候，写的诗就已经在洛阳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了。

公元735年，杜甫24岁，到长安考进士，不幸落榜，便暂时放弃了科举考试，再次出门游历。这次是漂流于齐州、兖州、洛阳、长安之间。认识了李白、高适、李邕等人；每天吟诗作赋十分的清狂快意。这样的游历生活过了有十年之久。

公元746年，杜甫再次来到长安，想求个官职，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但好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嫉贤妒能，结果无一人及第。杜甫当然不能以科举出名。他又走拜谒权贵的道路，也不通。就这样他在长安住了十年，经济逐渐困窘，不得不在街上卖药，还低声下气地充当过高门贵族的门客，整日为生活糊口奔波。但他的初衷并没有动摇，随时寻找机会，报效国家。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6月，叛军进攻潼关，陕中吃紧。杜甫带着妻子儿女在陕北的奉先、白水、鹿州一带逃难，最后把家安置在羌村。7月，他听说唐肃宗已在灵武即位，就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北上延安，想出芦子关，投奔朝廷，以期效力。哪知在路上被叛军捉住，送到已经沦陷的长安。幸好他没有官职，又注意隐蔽，才没有被杀或被迫投降，也没有被监管，行动比较自由。但毕竟是俘虏，生活是非常不幸的。第二年4月，趁着夏天的到来，草木茂盛，他终于从城里逃出，仓皇逃到肃宗已经进驻的凤翔。肃宗对他的忠诚表示赞

赏，授给他左拾遗的官职。这是一个级别低却地位高的职务，这是杜甫一生中政治生活的最高点。

当时是天下多事之秋，他很想在拾遗的位置上有所作为。5月，宰相房涫因为门客贪赃枉法的牵连，加上以前兵败咸阳，被罢官。杜甫与房涫是布衣之交，房涫为人也比较正直，杜甫履行谏官职责，向肃宗上书为房涫辩护。肃宗大怒，立刻设立专案对他进行审问，意欲置之死地。幸好得到宰相张镐、尚书颜真卿等人援救，肃宗才放过杜甫，但从此疏远了他，不久叫他回家探亲去，以后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流落四方。这是杜甫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公元759年，杜甫弃官带全家来到成都，在城外建了一座草堂定居了下来。不久，他的故交严武来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对杜甫十分关照，经常从经济上给予支援，使杜甫一家能够安心生活。还邀请杜甫协助他工作，经奏请朝廷批准，任杜甫为节度使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又称杜甫为社工部。严武待杜甫很好，有时亲自到家中看望，杜甫也很随便，连头巾也不戴。一次，杜甫喝醉了酒，上了严武的床，瞪着严武说：“严挺之（严武之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严武虽然性情暴猛，便并不计较这件事。以后，严武突然病故，杜甫无所依靠，也就离开成都乘舟东下了。

杜甫经过了戎州、渝州、忠州等地，到达夔州，买了些田地，靠耕种生话，但时时也没忘了写诗。公元768年，四川大乱，杜甫一家人又离开夔州，出了三峡，在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带徘徊，生活非常穷困。最后漂流到了湖南，因于洞庭湖上。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的小舟一直在洞庭湖上漂荡。公元770年冬天，他的风痹病又加剧了，最后终于病倒在船上，完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后就默默地去世了，终年59岁。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歌以深刻、真实的笔触，广泛地再现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感情深挚而沉郁，笔法曲折而波澜起伏，风格沉雄而壮丽，具有“沉郁顿挫”的特点，被后世誉为“诗史”，他也被尊称为“诗圣”。杜甫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高峰，与李白并称“李杜”，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伟大的双子星座，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代表作品有《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杜工部集》传世。

第三篇：(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文学家成长故事_风流才子唐伯虎

唐伯虎，名寅，号六如居士，是明朝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他是“吴中四才子” 之首，又是“明四家” 之一。

唐伯虎回到家中，不少人登门求画，而他则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不收报酬，只是当做练笔。可是，时间一久，他感到画人物得心应手，而画山水总有些蹩脚。后来，他听说长州人沈周以绘画著称，特别擅长画山水花卉，便禀明母亲，要去二次拜师。

母亲见儿子如此虚心好学，精益求精，心中十分高兴，便同意他前往，并给了些钱，整理了行装，送他上路。沈周见唐伯虎长得眉清目秀，又看了他的一些作品，感到他在绘画方面功底很是深厚，又如此虚心好学，便高兴地收下了他。

沈周以书画著称，尤其擅画山水花卉。他的画精妙传神，堪称当代绘画第一人。

唐伯虎二次拜师，拜在这样一位大画家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绘画便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深受沈周称赞。

唐伯虎不但聪明，而且为人正直，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在唐伯虎十三岁那年，本乡有一个商人来找他画像，并且对他说：“你如果画得像我，我就给你十两银子。” 唐伯虎故意说：“我平时为人画像，本来是每张像要收二十两银子的，因为你是本乡人，十两就十两吧；但是我们有言在先，如再少分文，我便不给你画。” 那商人道：“好，那就一言为定。”

其实，别看唐伯虎年纪小，却有副侠义心肠，爱打抱不平。今日所以与这位商人讨价还价，是因为这个商人是个有名的奸商。唐伯虎深知其品行，有意借画像之机整治他一下，为老百姓出口气。

两天后，那个商人前来拿画像。唐伯虎把画像拿出来给他看时，那商人左看右看，看了半天，对唐伯虎说：“怎么越看越不像我呢？这样吧，我给你五两银子。像我拿走，你看怎么样？” 唐伯虎早就料到他会有耍赖这一招，于是立即把像卷了起来，对他说：“我早已有言在先，十两银子分文不能再少，既然你觉得我画得不像你，就去另找高明吧！” 随后，便把画收起来。那富商一见，也不好意思再改口，只好故作悻悻的样子走了。

第二天，唐伯虎索性又加了几笔，把这张画像拿到集市上拍卖，标价是二十两银子。由于唐伯虎把这张画改了，使那画像变得贼头鼠目，脖子上还套着铁链子，俨然是一副被官府捉住了的小偷模样，丑态百出，引来不少百姓在这幅画像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恰在这时，那个富商走了过来，一看，竟是自己的画像被丑化得不像样子，不由得恼羞成怒地说：“你为什么把我画成这个样子？” 唐伯虎不慌不忙地说：“你不是说这不是你的画像吗？既然不是你的画像，你又为何前来干预？”

观众中也有不少人窃窃私语说：“像他，像他，像极了！” 那商人听了，越发感到无地自容，他怕引来更多围观的人，便急忙扔下二十两银子，卷起画像，灰溜溜地走了。唐伯虎和围观的百姓，望着那商人远去的背影，都哈哈大笑起来。

1498年，在好友祝枝山的劝说下，唐伯虎去应试科举，结果轻而易举中了乡试第一名。

第二年，与徐经同去京城会试。徐经买通主考程敏政的家重而得到试题。事情泄露后，程敏政、徐经遭人弹劾；唐伯虎受牵连被下狱，受尽折磨。事情弄清楚之后，虽仍让他做了官，但是却有看不起他的意思。唐伯虎感到屈辱、羞耻，愤而拒不就职，宁愿饮酒作画，流连于市井里巷，山溪楼阁，甘心过着贫困而自由的生活。

“科场舞弊案” 令唐伯虎从此寄情山水，性格大变，而这种转变，才使得他在绘画上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的画行笔潇洒、清逸，宛如风行水上，气度卓绝，这正是他个性狂放不羁的表现。

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雄伟险峻的生活。画中，他糅合了北方和南方山水画派的风格，使之产生了新体貌，给人以刚柔相济的美感。唐伯虎风流多情，自伤自怜，因而仕女画在他的画中就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仕女画大多清俊潇洒，幽冷雨绝，工整秀美，表现了画家对现实的不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唐伯虎的花鸟画也卓尔不凡，喜欢水墨写意，飘逸洒脱，富有生气。唐伯虎的画往往配以优美的诗文和飘逸的书法，相映成趣，增添了画的美感。他还将绘画的经验心得和历来的理论归于一起，编成《画谱》一书，对我国绘画艺术理论总结做了很大贡献。

唐伯虎工诗善画，生活上却是家徒四壁，山穷水尽。他只能以卖画度日。有了钱，他就饮酒大醉一场，或者呼朋唤友四处游玩，花个精光。倘若碰上天不作美，刮风下雨，画卖不出去他就挣不到钱。没有钱，他便忍饥挨饿，有时，甚至三天都生不起火。在如此艰辛的岁月里，唐伯虎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愉悦，他说：“富非所望不忧急，三日无烟不觉饥。”

说起唐伯虎的风流潇洒，另有故事。有一次，他乘船去茅山，中途路过无锡时，当晚就在河边停泊下来。

唐伯虎上岸休息散步，忽然见有人乘轿迎面而来，跟随着的侍从和使女多得如同天上的云朵。唐伯虎一眼便望见在那群使女中有一位特别艳丽夺目，于是便跟踪追随了过去。一打听，方才知道那乘轿的是华学土，那使女便是他家里的，名叫桂华。唐伯虎对桂华一见倾心，便想方设法，谋到一个为华家抄书的差事，改名华安，很快便得到了这个使女。

住了几天后，便携同桂华一道逃了回来。过了很久，华学士偶尔去拜访唐伯虎，一见面便觉得他非常像曾在自己家抄书的那个佣人华安。于是便在同唐伯虎谈话之中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家原来有个叫华安的抄书佣人，如何引诱并拐走了自己家的使女桂华的经过，用这个来试探唐伯虎，又说：“那个叫华安的佣人相貌正像您哩！” 唐伯虎只是一边听着，一边不置可否地回答：“嗯，嗯。” 等到华学士起身要离去时，唐伯虎才说：“别忙，请稍等一下。”一面举着蜡烛，引领华学士到后堂，一面招呼夫人出来拜见。华学士非常惊异。唐伯虎又说：“不妨事。”

拜见之后，唐伯虎领着夫人到华学士跟前，说道：“华学士说我像华安，不知道华学士府上的使女桂华是不是也像这个女子呢？” 华学士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与唐伯虎大笑了一阵子后离去了。

第四篇：(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文学家成长故事_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师。

王羲之于公元303年出生在山东琅邪的临沂，王家是当地的高门望族，也是书香门第。父亲王旷是淮南太守，收藏了很多书，又酷爱书法。自幼受着这种文化的熏陶，王羲之非常喜爱读书习字。四岁时，他就爬到桌子上，让父亲教他练习写字。七岁时，他的字就已经写得很像样子了。

他非常注意观看父亲写字。有一次，他看见父亲在写字的时候手里拿本书，一边欣赏，一边赞叹，十分的珍爱，看完后还仔仔细细地收藏好。王羲之纳闷，这是一本什么书呢？父亲如此珍惜？一天，趁父亲外出，他走进父亲的书房在书里寻找，终于找到了那本关于书法的书和字帖。他如获至宝，不仅认真读，而且照着书上说的去练。没多久，父亲看到小羲之的书法大有长进，就夸奖他。羲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又拿了一些书给他看，还对他写的字进行讲评，最后鼓励他说：“练习书法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一个办法，下苦功多练！你就好好地练吧！”

小羲之受到了夸奖和鼓励；学习和练习就更加刻苦了。十岁时，为了让他学习不同的风格和技法，父亲请了当时很有名的女书法家来给他当老师。这老师名字叫卫铄，年已六十，人们都称她为卫夫人。她待人和气、亲切，但是对学生要求极严格。卫夫人叫王羲之把他练习写的字拿来看，边看边说：“唔，基础不错嘛，但是，你不要自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要继续努力，才能有成绩。”

卫夫人教小羲之是十分耐心的，发现他写字的姿势不对，就说：“写字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姿势端正，写的字也会端正，身子歪了，字就会写得不正。”于是卫夫人纠正了小羲之的姿势。她手把手地教他。还说：“练习写字，心不要浮躁，要沉静下来，一笔一画，绝不能马虎，每一笔都要写到位，横就一定要平，竖就一定要直，一点都不能歪和斜。这样写出的字才端正。”

在卫夫人的辅导下，王羲之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练习书法，写不好了，就重来。他像着了迷似的。

为了练字，他每天要用去大半天的时间，甚至吃饭、走路或与朋友闲聊，也总是用指头在自己身上横竖撇捺地比划，揣摩字的结构。久而久之，他的衣服都被手指划破了。

王羲之向卫夫人学习书法后，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还渡江北游名山大川，见到了李斯、曹喜等人的书法，又见到了钟繇、梁鹄的墨宝，又学习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从族兄那里见到张昶的《华岳碑》，刻苦学习各种书体。王羲之曾在一水池边练习书法，久而久之，池水都被墨染黑了。他精心钻研书法的体势；对古代书法进行革新变化，博采众家之长而熔于一炉，创造出了自己的妍美流丽的独特书体，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书圣”的美称。

青年王羲之以耿直坦诚著称。王府是名门望族，就连太傅郗鉴也想把女儿许配给王家子弟。有一天，他派遣一名门客给王羲之的父亲送去一封书信，说明此意。王父立即对来客说：“你到东厢去任意挑选就是了。”门客到东厢一看，王府子弟众多，或读书，或舞文弄墨，一听说太傅派人来挑女婿，都矜持得毕恭毕敬，大气儿不敢出。唯有一个青年仰卧在床上，露出肚皮，好像没这回事儿一般。这位门客回去向郗太傅回报以后，想不到太傅点头笑道：“就

要这个在东厢露出肚皮的人了，他一定不是一般人物。”事后一打听，才知那人是王羲之。这就是著名的“东厢坦腹”的故事，后来就把“东床”作为女婿的代称。由此可见王羲之放荡不羁的性格。

王羲之一生酷爱书法，渴求与山水、白鹅为伴，过自由、恬淡的生活。

王羲之早年因才德俱佳，又是世族子弟，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自称“素自无廊庙志”。后来入朝，也并不以名利为重，常与平民百姓、道士交往，留下许多佳话。他很喜欢鹅，会稽有一孤居老太养了一只善鸣的鹅，王羲之在市场上没能买到，便携众多亲友一起前去观赏。老太听说王羲之要来，受宠若惊，专门杀了那只鹅以款待王羲之一行，王羲之为此叹惜多日。王羲之还曾为山阴道士抄写《道德经》，写完后手提鹅笼而归，非常得意。

王羲之关心国家，视名利如浮云，去官以后更是与名士、文友们畅游山水、赋诗垂钓为乐。他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许迈说修炼必须别离亲友，王羲之感慨道：“年在桑榆，自然当此。顷正赖丝竹陶写，唯恐几辈觉，损其欢乐之趣。”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王羲之五十九岁时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但七个儿子遵从父训，坚决谢绝了。王羲之不仅以身教告诫子女不慕名利，更以难得的慈父惰怀教导他们练习书法。七个儿子均善书法，尤其是王献之，以其卓越的书法造诣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

第五篇：(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文学家成长故事_自学成才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带着他艰苦度日。欧阳修的母亲是位很有志气也很有见识的女性，她以纺织维持母子两个人的生活。她知道要想让儿子成人就得让他学知识，但没有钱，上不起私塾，于是郑氏决定自己教欧阳修识字读书。

一天，郑氏把四岁的欧阳修叫到跟前，对他说：“儿啊，从今天开始娘教你认字，但咱们家没钱买纸和笔，就用竹枝代替笔，用沙子代替纸来写字。你要认真学习，不能贪玩，这样长大后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得起你已经去世的爹。等你大些我再送你去私塾。”小欧阳修懂事地说：“娘，我一定好好学。”

母亲和欧阳修来到窗前，母亲拿起细竹枝在已经准备好的匀细的沙子上写了一个“人”字，然后对他说：“天地间，人为本。”欧阳修学着母亲的样子，认真地写了一个歪斜的“人”字。从这以后，欧阳修每天跟随母亲学字背书，母亲还经常给他讲一些先贤哲人的故事，教给他怎样做人。经过他们院子的人时常能听见琅琅的读书声从里面传出来。

母子俩在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后一直在家乡生活，但随着欧阳修渐渐长大，花费也增多了，日子日渐艰难，单靠母亲纺织无法再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加上欧阳修的叔叔几次写信让他们母子去身边。母亲只得带着他投奔叔叔。

叔叔一家在随州（湖北）居住，随州有户姓李的大户人家，世代为书香门第，所以家里藏书很多。李家有个儿子叫李尧辅也是个很喜欢读书的少年，与欧阳修是同学，两个人很要好。欧阳修常常向他借书看。一天，欧阳修去李家，刚进门就发现李尧辅在整理书。

李尧辅抬头看见欧阳修进来，就一边招呼他一边随手把一本破书扔到墙角的破筐子里。欧阳修本来就是个极爱书的人，看见他扔书就大声说：“你怎么能扔书啊。”说着冲过去抢救，他一翻，竟然是《昌黎先生文集》，连叫“罪过啊罪过”。

李尧辅看见欧阳修这样就说：“都是些破书，谁还看，准备生炉子用的，你要喜欢就拿去好了。”欧阳修很兴奋地说：“真是，太好了！就这本《昌黎先生文集》就让我不虚此行了。”说着，唯恐李尧辅反悔似的抱着书走了。回到家里，欧阳修顾不得吃饭就拿出《昌黎先生文集》读起来。此时他还小，对文章不能全理解，只觉得韩愈的文章不平凡，有大气势，不由爱不释手。从此后就以韩愈的文章为典范，立志成为他那样的文学家。

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颖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庆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

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庆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

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帅的身份辞职。居任颖州。卒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并吸收了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成果，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一方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又不轻视文，把文章与“百事”联系，反映现实。

这种理论散见于《答吴充秀才书》、《送徐吴党南归序》、《与张秀才第二书》等中。他还用自己诗、赋、文各方面的艺术创作，为诗文革新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纤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若《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为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渡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