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释解教人员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问题[范文大全]

第一篇：论我国刑释解教人员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问题

关于对刑释解教人员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问题的考虑

刑释解教人员属于特殊群体之一。这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一、刑释解教人员在监狱或劳教所服刑或劳教，长时间被隔离在“高墙”内，导致刑释解教人员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我们。所以再回归社会时不能轻易融入我们，融入社会生活。

二、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时容易遭到歧视和排斥，甚至可能是打击报复。

三、刑释解教人员本身心灵比较脆弱，容易产生自卑、封闭、抵触，甚至是反感的情绪。由此可见，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立法保障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监狱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安置生活”。这是国家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出全体人民的意志，以此引导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刑释解教人员，使他们能够很快适应“高墙”外的生活，并能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减少犯罪，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我国正式提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是在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将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1992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中，再一次提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问题。1994年中央综治委等六部委在调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2004年2月6日，中央综治委等八部委在《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意见》。

但是，我们看到，除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性规定外，还没有一部关于安置帮教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现在执行的几个具体性办法，原则性多，可操作性少，又与实际脱离，实施效果不好，目前安置帮教工作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时代。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刑释解教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安置显得越来越突出，其工作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

一是国家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法律和制度不成体系。①缺少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法律。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将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1994年中央综治委等六部委在调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但时隔10年的今天，国家没有系统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方面的法律，而只是在《监狱法》中提出“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安置生活”，这就缺乏完整性、正式性、权威性。②缺乏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但在国家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制度中没有“条例”、“规定”、“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只有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政法机关保留企业规范管理若干规定》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中提到对刑释解教人员过度性安置，也是不成体系。这就使得安置帮教工作中无章可循，困难重重。③部门规章过于笼统，缺乏配套措施。如，1994年2月1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和帮教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要按照中共中央(1992)7号文件的要求，做好“过度性”安置实体的试点工作。2004年2月6日，中央综治委等八部委在《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

障工作意见》中要求：“根据中办、国办《政法机关保留企业规范管理若干规定》，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开办的为刑释解教人员作过度性安置的企业，政府有关部门要扶持发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机构所需业务经费，各级财政要列入年度预算。”可是文件中提到的“过度性”安置实体和“过度性”安置企业及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机构所需的经费，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却没有规定，这就明显的缺乏配套措施，造成过度性安置实体和“过度性”安置企业难以孕产，安置机构所需经费无法保障。

二是国家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机构设置含糊，资源配置缺乏。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他也是一项公共事业。作为政府在这项事业中应居于主导地位，引导全社会关心刑释解教人员，使他们从“高墙内”走入社会，很快适应社会，有业可就。可是就现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机构来看，也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机构设置定位含糊。我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基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妥善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而开始的；1992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中，再一次提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问题；1994年中央综治委、公安部、司法部、劳动部、民政部、国家工商局六家发文，就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问题进行分工、并号召动员全社会力量齐抓共管；随后，中央综治委第十五次会议同意成立中央综治委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办公室日常工作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7年8月又经司法部办公会研究决定：原由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负责的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移交司法部基层工作司承担，其主要职责是承办中央综治委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交办的任务，指导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安置帮教工作，负责处理有关日常事务，对外协调事宜，1998年元月正式启用印章对外开展工作。此后，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机构分别设在了省司法厅(局)基层处、市司法局基层科、县司法局基层股和乡镇司法所。但至今全国各地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机构都没有列入国家机构中。致使该机构缺乏正式性、稳定性、长期性。其次，是资源配置缺乏。由于我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机构未列入国家正式机构中，这就造成了安置帮教工作长期处于底层次结构。行政资源短缺、无编制、无人员、无经费，在基层乡镇、社区开展此项工作困难更大。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应努力完善国家制度，提升机构设置层次，有效利用资源推动安置帮教工作。

1、完善国家制度。在我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政府应承担起这项职责。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人员，减少重新犯罪”，《监狱法》也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应加快制度研发，从立法上保证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正式性。

2、明晰机构设制。目前我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办公室是综治委下的一个办事机构，设在司法部基层工作司。司法部基层工作司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又纳入了基层工作司的一项内容，这就无形中降低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规格，全国上

行下效。因此，国家应明确机构设制，将全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提升一个层次，或设立专门机构，由专人管理此项事务，以利于工作开展。

3、有效利用资源。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仅靠政策文件和行政命令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专项法律法规，从而才能有效地整合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过渡性安置实体。

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属于全民运动，应该鼓励和支持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使刑释解教人员走出“高墙”，安全度过适应期，减少重新犯罪，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参考资料：

1、吴永刚《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程序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周新元《对我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法律制度的理性思考》

3、《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4、《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和帮教工作的意见》

5、《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意见》等资料。

姓名：魏建玲（佤族）专业：法学（司法行政系统）学号：20101100191

第二篇：论我国房地产信托法律制度

论我国房地产信托法律制度 发布日期：2012-07-08 作者：李国蓓律师

房地产信托是信托的一种，从广义上讲，与房地产有关的信托都可以称之为房地产信托，其又可以分为财产信托和资金信托两种方式。财产信托，指房地产物业的所有人作为委托人将其所有的物业委托给专门的信托机构经营管理，由信托机构将信托收益交付给受益人的行为。资金信托是指受托人（信托投资公司）遵循信托的基本原则，将委托人委托的资金以贷款或入股的方式投向房地产业以获取收益，并将收益支付给受益人的行为。

相对于目前股市震荡、楼市低迷、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不畅等因素，开展房地产信托，特别是资金信托这种方式，已成为房地产企业经营运作中一条重要融资渠道。2010年11月，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中提到： “个别信托公司开展这项业务不够审慎。”随着监管层持续加大对于房地产信托产品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信托产品增速呈减缓态势，加之政策的收紧也使得投资者对于房地产信托产品的热度降温。此外，由于《净资本管理办法》要求各信托公司的融资类房地产信托的风险资本计提比例高达3%，很多净资本接近红线的信托公司也必须要减少房地产信托的发行。房地产信托在产品开发、运作和经营等诸多方面遭遇尴尬。

2010年房地产市场骤冷，房地产公司纷纷在信托产品中寻求资金出路，多家媒体报道称房地产信托是刀尖上的舞蹈，即意指房地产信托产品不断推新而立法相对滞后，其结果有可能直接导致委托人设立信托目的落空和受益人利益受损。

回顾我国现行规范房地产信托业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呈现出“一法、二规、三文件“的框架型格局：

“一法”指的是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这也是我国信托领域的基本法。“二规”指的是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的两部规章——《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三文件”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先后发布的三个通知，分别是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简称121号文)、2005年银监会发布的《加强信托投资公司部分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简 1 称212号文)、以及2006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简称54号文)。这三个文件在内容上渐次严格，使得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渠道逐步缩窄，融资难度逐步提高。

此外，银监会还于2004年发布了《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该办法界定了房地产信托业务，规定了经营规则、监督管理、风险条款，业界和学者普遍希望其能对规范房地产投资信托业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现行的信托法律制度设计对房地产信托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2007年颁布实行的新“二规”对原有的旧“二规”虽有重大修订，例如旧《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这意味着信托投资计划只能以私募的方式来开展。而在新《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这条为学者广为诟病的规定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这使得信托计划的规模得到了扩张，但是相对于房地产信托业的发展来说，《管理办法》的改进仍然不够彻底，这表现在：

1、规定“合格投资者”包括：(1)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2)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3)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如此高的投资门槛使得大部分中小投资者对信托计划望而却步。

2、规定“参与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惟一受益人”。这种规定与信托最基本理念背道而驰，也与其上位法《信托法》的规定相左：“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委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受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但不得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3、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不得有以下行为：“(一)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二)进行公开营销宣传”。这就始终将信托公司推行信托计划限制在非公开发行的范围内。同时，与房地产信托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在立法上也存在互不衔接的问题： 例如房地产法律制度。虽然《物权法》第10条规定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但是具体制度至今并未出台；《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仍然并存，登记制度并未统一。这造成房产和地产的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程序不统一，登记效力不统一，以及登记权属证书不统一。这些不统一导致“信托财产”不确定。信托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其载体是信托财产。我国《信托法》第七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包括委托人拥有的合法财产权利。凡是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信托财产，比如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财产权利是一种无形财产，包括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等。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信托是委托人将财产或者财产权利委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因此，委托人对该财产或者财产权利必须具有合法的所有权，只有这样，委托人才有权对该财产或者财产权利设定信托。同时，信托财产必须具有合法性，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法律、行政法规限制流通的财产，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才可以作为信托财产。房地产信托在发展过程中有依赖于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统一登记制度对于什么是合法的信托财产有重要的意义。

房地产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财产。从信托的成立看，委托人不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信托就无法成立；从信托的运作看，受托人的活动是围绕着信托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而展开的，没有信托财产，受托人的活动和受益人的利益将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从信托的存续看，如果信托财产不复存在，信托关系就会消灭。因此，信托是以信托财产为基础的法律关系，没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就没有信托。所以，设立房地产信托必须具有确定的房地产信托财产。

再例如证券法律制度。我国2003年颁布《证券投资基金法》，而现行《证券法》定义的证券只包括股票、公司债权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以及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和债券衍生品种，这其中不包括信托受益凭证，房地产信托被局限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范围较窄。此外，依照我国现行《信托法》，可以取得受托人资格的法人主要是指信托投资公司。这就意味着，信托只能由信托机构发行，使得信托机构成为法定垄断的中间机构。开展房地产信托产品不仅对于房地产企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居民家庭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信托产品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包括家庭中的财产，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私人信托。使用私人信托能够使很多家庭成员从中获益，而不用把家庭财产权进行分割。作为房产，可能整个家庭只有这一项财产，信托是一种很有效的机制，它可以使家庭成员或者单独的、或者集体的，以委托人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享用这个房屋。还有可能这些受益人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可能由于制度上的因素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养老待遇，而使用了房产信托，相对减少国家的、集体的或个人的有限的资金支出，从而使这些受益人在年老体弱时有足够的资金以安渡晚年。房产信托也可以使一些目前还没有生出来的人进行获益，比如说委托人目前可能没有任何子女，但是他可以设立一项房产信托，使他未来的子女或者说孙子女来获益。

总之，房地产信托业的良性发展无论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经营还是公民个人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国信托制度起步晚，在这些方面发展还不是很完善，需要立法机构不断充实相关法律规范内容，保障房地产信托业稳健发展。

作者：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李国蓓 2011年11月

第三篇：论我国“安乐死”的法律制度

内容摘要：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关键词：安乐死立法的争议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死亡。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乎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几点要求：(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换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对不能泛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医生蒲连开因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手术，被病人一名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5、17，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即王明成之母）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1992、6、25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自1986、7、3立案起，经过6年漫长的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2003、6、6，王明成——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为自己实施“安乐死”遭拒。

7、2，王明成最终没能达成自己安乐死的愿望，在一片争议声中离开人士。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1、“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2003年，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又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及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此等说法引起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色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

第四篇：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起来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与社会稳定系统，担负着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公平与效率的使命。文章简要阐述了当前加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体制;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对策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因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但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现状及特点

(一)、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出现，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在逐步扩大，不仅覆盖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还将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职工覆盖进来。2005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75亿人、1.38亿人、1.06亿人、0.85亿人和0.5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使老年、失业、患病、工伤等低收入社会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和谐。

(二)、建立了多方共担的筹资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资金来源主要由企业、职工个人和政府共同负担，其中，企业和职工各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1998年以来，中央财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较大幅度的提高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弥补地方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养老金支付缺口。2000年，国务院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 1

金理事会，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减持国有股及其他方式筹集社会保障的战略性储备资金。多方共担的新机制的建立，拓宽了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也增强了劳动者的自我保障意识。

(三)、创新了社会保险制度模式

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社会统筹部分按社会平均工资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依据个人账户累计额计发。基本医疗保险也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个人缴费的全部和单位缴费的30%划入个人账户，主要用于个人支付门诊费用；单位缴费的其余部分形成社会统筹基金，主要解决住院医疗等大病费用。

(四)、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目前，全国95%以上城市街道建立了劳工保障工作机构，为企业退休人员和低保对象提供社会化管理服务。这项工作的开展，减轻了企业的社会事务负担，也为社会保障对象更好的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全国所有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都已经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0多万城市贫困人口被纳入保障范围。

二、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然较窄、城乡发展失衡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主要覆盖城镇企业职工，而广大的农民则以自我保障为主，其覆盖面只有2％，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也只占总额的11％，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很突出。鉴于此，构建一个覆盖面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统筹层次低、制度被分割

目前，养老保险仅陕西、吉林等几个省份实行省级统筹，多数地区仍为市、县级统筹，全国有近2000个统筹单位，形成了统筹单位内各自为政、区域自治和统筹单位间无法联接、协调和共济的分割格局。其结果，不仅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制度公平问题，而且地区之间保障水平和筹资责任也失衡，养老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携带，无法适应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三)、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和管理上存在缺陷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法不科学。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办法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前的基金收入完全用于当前的给付。这个办法最大的缺陷是存在社会保障负担的代

际转移问题。而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规范性。在基金的管理上也存在缺陷，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来源构成和循环运转等管理较为混乱，也缺乏财政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四)、社会保障的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监督

我国目前对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职能监督逐渐弱化。从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上看，应有的财政监控管理也非常乏力。主要表现在：社保资金既未全部纳入财政预算，也未实行财政部的统一管理；对财政部下拨的财政性资金，缺乏全程的跟踪监督；尚未建立一套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财务会计制度，致使各地各部门执行的会计制度各种各样。因此，在社会保障改革的过程中，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降低了社保基金的使用效益，还造成相当部分基金的流失。为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管理机构的内部控制非常重要。

(五)、立法滞后

在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还没有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但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首先，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次，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确的临时性，即权宜之计。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需要完善

政府目前在农村推行的保障项目实质是社区保障，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社会保障的性质。无论是农村医疗保健制度、或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同时农村保障项目的管理混乱，不够科学与规范。管理体制不顺,表现为政出多门,管理多头；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成本高、基金运营不合理,保值增值程度低。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不平衡、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现行农村保障项目的推行带来了许多副效应。如加重了一些地区的农民负担、加剧了社区之间的不平等与“壁垒性”等。

三、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对策

(一)、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

一要适应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就业形式变化的格局，以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二要适时改革政府机关和事业

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既适合机关、企业、事业单各自特点，又相互衔接，便于人才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三要根据城镇化的进程，研究制定适应农民工就业特点和需求的社会保障政策，适时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首先解决他们在工伤和大病医疗方面的突出问题，同时探索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

(二)、加强基金筹集和基础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必须依法强化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加强缴费基数的审查与稽核，建立社会保险参保缴费的诚信制度，做到应缴尽缴。进一步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加大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投入，逐步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15%-20%，并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制度。同时，采取包括划转部分国有资产等多种形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做大社会保障储备基金。

(三)、财政部门加强对社会保障财务会计的监督管理

财务会计管理是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是管好用好保障资金，实现其保值增值的前提。目前我们还未能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财务会计制度。因此，各地在社会保障资金的财务管理过程中，执行的制度各不相同，这种状况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和社会对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审计和监督。因此，财政部门应尽快建立一套较为科学全面地社会保障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四)、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要抓紧制度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同时严格执法监察，加强社会保障宣传，提高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提高用人单位依法参保缴费的自觉性，提高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意识，为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五)、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和规范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系。要使农村社会保障得以健康发展,必须在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上下功夫。在宏观管理上要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范,消除“多龙制水”、条块分割的状态，由政府组建社会保障委员会领导管理，负责编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划、收支标准、实施办法，指导地方组织实施具体保障项目，监督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管理、经营和发放等。在具体执行上要依靠基层政权组织及群众性管理组织,分级分类负责各地区的具体社会保障事物的管理、执行、监督,努力建成分工协作的社会

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依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确保基金使用的安全、高效。从法律上确认农村社会保障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性质、对象、内容标准,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执行者的职责和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总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经济社会制度，直接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的加强，牵动着整个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它能够改善居民对改革的心理预期，增加即期消费。同时，对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解决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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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鸣起，进一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规范，人民日报.2004.09.18，第六版

[3]石宏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4(2)

[4] 王国军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初探 2000(2)

[5] 期刊论文 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立法与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理论月刊

[9]期刊论文 对我国农村小城镇社区化社会保障模式的思考重庆工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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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芳.欧阳令南 对上海实施小城镇社会保险的思考 [期刊论文]-社会科学战线

2005(06)

[12]石裕东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 [学位论文]硕士 2005

[13]王元月.马驰骋 贫困农村社会保障环境的特殊性与保障制度创新 [期刊论文]-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4(05)

第五篇：关于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

阜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阜新市财政局

阜新市公安局

阜新市司法局

阜综治发[201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

衔接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综治办，财政局、公安（分）局、司法局：

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出监出所人员的衔接管理是一个关键性

工作环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刑满释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10‟5号）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刑释解教人

员安置帮教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由基层

司法行政机关协调有关部门将释解人员接回原籍或居住地，帮期顺利回归社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两办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全市从2011年7月1日起，对每名刑释解教人员实行必接必控，做到“无缝衔接”。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管理工作的通知》（辽综治办发„2011‟20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管理工作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服刑在教人员信息核查反馈工作

监狱、劳教所、看守所要指定专管部门，安排专管人员负责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录入工作，要保证服刑在教人员相关信息随时变动随时录入。对录入的信息要认真核查，确保真实可靠。核查中发现的“三假”（假姓名、身份、住址）人员，各监所要开展专项工作，教育其交待真实信息。各司法所也要及时核查、反馈监所提供的人员信息，保证服刑在教人员信息准确率。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必须于服刑在教人员释解前1个月，在中央综治委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系统平合上填写其服刑在教期间的表现、危险性评估、释放日期等相关情况信息，司法所要及时反馈接续帮教的准备情况。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与司法所之间按照规定通过网上信息平台进行沟通，取得司法所确定的衔接人员身份信息，并在网上信息平台留存监所联系人及联络电话，确定接回日期。

二、建立完善服刑在教人员出监出所交接制度

县、区安置帮教办公室、乡镇（街道）司法所应安排一名安置帮教工作人员，并动员刑释解教人员亲属一同按期到监所，由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将刑释解教人员交与司法所派出的衔接人员，带回其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到司法所报到。司法所要及时对刑释解教人员落实接续帮教措施，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其解决生活、就业等实际困难。对于个别未能按期报到的刑释解教人员，司法所要上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对流动和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建立动态信息登记制度，落实“双列管”和异地帮教措施。

三、分级保证衔接经费的落实

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补助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由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协调有关部门将释解人员接回原籍或原居住地，帮其顺利回归社会。对于市直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并且户籍（或长期居住地）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人员的衔接补助经费由市财政保障。市直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根据预刑释解教人员统计，要结合我市实际参照省安帮办下发的辽宁省省直监狱劳教所刑释解教人员衔接补助费标准（附表1）编制专项经费预算，按规定上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确定专项经费数额后分别拨付给监狱、劳教所和公安局，市监狱、劳教所和市公安局财务部门实名下拨到各监所，各监所严格按照补助标准支付给衔接人员，每次补助仅限两人，多者经费自理。衔接文书（三联单）分为存根联、证明（回执）联、补助费支付联，市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遵照（附表

2）辽宁省刑释解教人员衔补助经费三联单存根联、证明（回执）联、补助费支付联，专门制定衔接工作文书下发各有关部门。派到监所的衔接人员须持由当地司法所开具的证明（回执）联、补助费支付联文书（附表2）于释放当日上午到监所接人。补助支付联交监所用于支付凭证，证明（回执）联由监所签章后带回交县（区）司法局存档，各监所要建立补助经费支付台账，详细记录每笔经费支出。各县（区）要根据中办发[2010]5号文件精神，重点解决“三无”（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人员过渡期性衔接安置问题。

四、切实加强督查和责任追究

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对衔接管理工作的检查监督，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查处失职单位和人员。各县（区）司法局每月5日前将上月释解人员衔接情况统计表报市安帮办，市安帮办于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统计表报省安帮办（附表3）各监所要在每月5日前将衔接统计表报省监狱局、劳教局狱（所）政管理部门和省公安厅监管总队，省监狱局、劳教局狱（所）政管理部门和省公安厅监管总队于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统计表报省安帮办（附表4）。市

安帮办每季度将存在的问题通报有关单位并报市综治办。市综治办按照省综治委的部署将此项工作列入综治考评的重要内容，对严重违反规定的县、区及监所，要给予批评警告，并限期整改，问题特别严重的将对其实施一票否决。

附表：

1、《辽宁省省直监狱劳教所刑释解教人员衔接费

用发放标准测算表》

2、《辽宁省刑释解教人员衔接帮助经费三联单》

3、《辽宁省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统计表一》

4、《辽宁省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情况统计表二》

阜新市社会治安综合阜新市财政局

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阜新市公安局阜新市司法局

201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