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第一篇：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时代人物周报：意料之中，随着“和谐社会”成为“～”的热点，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主线的目标已经在这个春天被勾勒得日渐清晰。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表他任职以来第二份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和谐社会”列为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并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前的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有二百多位省部级～参加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讨论班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由此追溯到去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被普遍认为是最先完整地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文献；而更早前，努力使“社会更加和谐”的文字已经出现在了十六大报告中。两年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关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显然是执政党主动与时俱进的结果，可以说既深思熟虑，又深谋远虑。和谐对应的是矛盾。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的话说就是，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基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具体说来，实行了26年的改革开放，在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局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三农问题、官员～、失业问题、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已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逾越的障碍。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必然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则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既然“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它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须以具体矛盾的解决为依托，通过化解矛盾，才能变不和谐为和谐。而判断社会是否和谐，也不是书斋里的研究，而在于生活中人民的感知。所以，《时代人物周报》在“～”期间将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从6个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感受和谐的快乐，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力求探究社会不和谐的矛盾之源。尽管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会一帆风顺，但正是因为有局部的相对不和谐，才会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想，我们的生活才充满希望。张治泰一个农民工的希冀北京市大兴区同合庄。张治泰一家四口13年前来到北京后，就一直租住在这里。没有暖气，虽然外面风和日丽，屋内却很阴冷。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治泰租了一个铺面修车，顺带配钥匙。他的生意不错，刚换了一个车胎，又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流动，1991年之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已经超过了1亿。这些人多数都像张治泰一样，到了城市后完全靠体力吃饭，在简单的生存方式背后，却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刚到北京时，张治泰在市场上卖菜，“离家远，挣得少，累。”前年开始，他干上了修车这一行，“无论怎么样都比在老家种地强，现在我不会种地了，回老家得饿死。”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在农村老家铡草时被齐刷刷铡掉了。一说起女儿读书的事，总是憨厚地笑着的张治泰皱了一下眉头。他的女儿张春蕊在京豫陈学校念初一，这是专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这学校不好，但没办法。”张治泰说。从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办学校取消了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但是张治泰担心女儿学习跟不上，而好强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上学。“北京的学生瞧不起我们。”春蕊说，有一次，她们参加一个活动，那些公办学校的学生一直对他们指指点点，这让她很难受。但她也高兴地看到，大兴的一所公办中学一下子去了很多农民工子弟，“那学校成了我们的地盘，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们了。”在襁褓中就来到北京，张春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甚至过年他们也没回家——尽管河北老家离北京只有半天的车程。春蕊对第二故乡并没有好感，“北京太乱，空气不好。”她几乎不到城里去，没有逛过大商场。但她对同合庄却颇为依恋，她在村里走过时，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张治泰很少关心国家大事，尽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没有报亭，惟一的书店里书也很少。他有时干到晚上10点才收工，累得不想看电视。他知道像他这样进城务工的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农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四农”问题?“像现在这样不错。我有活干，孩子她妈妈在小区里开电梯，一个月有600块。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国营单位。”在张治泰看来，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钢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讨债，就已经很幸福了。张春蕊却没有父亲那么容易满足，她还是希望生活能够好点，而“好点”并不单单是指有钱。在一次“农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张春蕊在留言板上写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当被问到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时，她说，“就是不要看不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吴显国群众小事政府大事晚上10点钟，北京西直门附近的xx第二招待所依然人来人往。因为是“～”代表的驻地，每个进门的人都要接受站岗武警的检查，媒体联系采访则要报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间号。来京参加“～”的廊坊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就住在这里。&

nbsp;～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侯宗宾的调研报告《建设“和谐廊坊”的启示和思考》，指出了当地政府建设“和谐廊坊”的标本意义。作为“和谐廊坊”的推动者，吴显国是较早提出并实践“和谐发展”的中国地方官员。党团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学习，现年48岁的吴显国思维活跃而开放。这一点在侯宗宾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领导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眼界宽；二是风气正、没闲事。一班人性格各异，但工作上团结融洽、一心一意，没有杂音。”吴显国也曾拍着胸口说，“在廊坊，谁的官是买来的，拿我吴显国是问！”吴显国提出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把素质较高的干部安排在机关，把素质较低的干部放在基层的“七所八站”，结果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优秀的干部放到基层”成为当地的一种共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精英的大转换”。与传统干部相比，这批新兴的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具有讲求实效、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也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吴显国身上也有体现。这位皮肤略黑的市委书记在提到构建“和谐廊坊”时说：“群众最关心什么？不是财政收入，不是项目引进，而是孩子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失业了能不能领到保险金，生病了到哪儿去看。这些都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和解决。”与此对应的是，廊坊市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性文件，事关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提倡“和谐”的吴显国认同经济社会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单向、片面的发展如同瘸子赛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环保城市的目标，使廊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整体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城市。吴显国重视“软环境”，他曾打比方说，硬环境是骨架，软环境是灵魂。没有灵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务超市，将市政府所属28个行政部门的119项审批办事权限集中到办事大厅，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廊坊市政府院内，矗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群众小事，政府大事”。这或许就是吴显国“和谐”观念的根本所在。汪玉凯学者是社会的医生春节过后，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在网上看到了自己违章停车的记录。但按照日期来看，发生违章的当天他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上课，车一直停在院里没开过。他找到当事的执法人员理论，对方最终承认出错了，但拒绝道浮?“这就是观念问题，出错本身还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凯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务型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上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今年“～”召开前，作为5名被邀请的专家之一，汪玉凯到中南海参与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讨。接受采访前一天，他还在太原为山西省政府作“推动电子政务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在提倡“专家治国”的今天，知识分子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群体。自从“十六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已经组织了不下20次集体学习，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讲座，就有关专业领域的问题指点迷津。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的“学生”也常常是省部级、司局级的政府官员，从“学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和政府政务。对于～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凯认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关键。在汪玉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是决定性角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对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出身农民家庭的汪玉凯很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前不久，他写的《～年中国～与反～的较量》被50多家媒体转载。汪玉凯认为，自己从几年前开始研究的电子政务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部门的～现象。汪玉凯赶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车，至今已出版了数本电子政务方面的著作，参与过天津经济开发区、北京西城区政府电子政务方案以及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论证、咨询等工作。“我的职业决定了我重视公共治理。”汪玉凯很赞赏西方的一句名言：“学界是社会的批判力量”。学者要做的就是帮助政府去发现社会中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学界的作用，让他们为改革出谋划策，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吕邦列“农民精英”的困惑“我给你们报社想了个广告创意，按这个想法我们都能‘双赢’”。刚见面，“村官”吕邦列就对记者说。此时已是晚上7点，寒风中的吕邦列穿着一双单布鞋。刚从湖北赶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不到三米的通铺上挤了5个人，房价是一晚上5块钱。吕邦列所说的“广告创意”是找个公司出钱在报纸上合作刊登“悬赏广告”，以自己的“破解‘三农’难题”方案作为“靶子”，“谁能推翻我的理论，就给他50万。”吕邦列自信没人能够“辩倒”他。作为目前中国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农民，吕邦列在～年又高票当选湖北省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但随后他想推行的“基层民主”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这个被称为“农村草根民主领跑者”的“农民精英”正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根据普遍的说法，中国的8亿农民大多面临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方式

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的房租。和她一样，在京石高速路沿线的许多小区里，“农转工”人员的经济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租。另一位姓杜的“农转工”人员称，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现在跑“黑出租车”。1987年，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为“农转工”的一部分。当时，初中学历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鼓风机厂。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个月可以领到380元的退休金，“因为是农转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龄工人的60%左右。”～年1月10日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收入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经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年的4.7：1。按照有关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块钱的医疗保障金。“每年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1300元，就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她没报销过，因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钱”。女儿是大专毕业，目前没有工作。翟淑芬说自己不担心孩子，因为现在是“竞争的社会”，“只能靠他们自己。”她常教导女儿要学会“笑对生活”。翟淑芬对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叹自己没有面见总理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她担心报道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则可能会像熊德明那样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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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文章标题：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时代人物周报：意料之中，随着“和谐社会”成为“两会”的热点，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主线的目标已经在这个春天被勾勒得日渐清晰。

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表他任职以来第二份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和谐社会”列为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并将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前的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有二百多位省部级高官参加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专题讨论班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由此追溯到去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被普遍认为是最先完整地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文献；而更早前，努力使“社会更加和谐”的文字已经出现在了十六大报告中。

两年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关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显然是执政党主动与时俱进的结果，可以说既深思熟虑，又深谋远虑。

和谐对应的是矛盾。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青连斌教授的话说就是，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基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

具体说来，实行了26年的改革开放，在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局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三农问题、官员腐败、失业问题、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已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逾越的障碍。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必然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如何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则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既然“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它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须以具体矛盾的解决为依托，通过化解矛盾，才能变不和谐为和谐。而判断社会是否和谐，也不是书斋里的研究，而在于生活中人民的感知。

所以，《时代人物周报》在“两会”期间将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从6个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感受和谐的快乐，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力求探究社会不和谐的矛盾之源。

尽管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会一帆风顺，但正是因为有局部的相对不和谐，才会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想，我们的生活才充满希望。

张治泰一个农民工的希冀

北京市大兴区同合庄。张治泰一家四口13年前来到北京后，就一直租住在这里。没有暖气，虽然外面风和日丽，屋内却很阴冷。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治泰租了一个铺面修车，顺带配钥匙。他的生意不错，刚换了一个车胎，又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流动，1991年之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已经超过了1亿。这些人多数都像张治泰一样，到了城市后完全靠体力吃饭，在简单的生存方式背后，却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

刚到北京时，张治泰在市场上卖菜，“离家远，挣得少，累。”前年开始，他干上了修车这一行，“无论怎么样都比在老家种地强，现在我不会种地了，回老家得饿死。”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在农村老家铡草时被齐刷刷铡掉了。

一说起女儿读书的事，总是憨厚地笑着的张治泰皱了一下眉头。他的女儿张春蕊在京豫陈学校念初一，这是专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这学校不好，但没办法。”张治泰说。

从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办学校取消了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但是张治泰担心女儿学习跟不上，而好强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上学。“北京的学生瞧不起我们。”春蕊说，有一次，她们参加一个活动，那些公办学校的学生一直对他们指指点点，这让她很难受。但她也高兴地看到，大兴的一所公办中学一下子去了很多农民工子弟，“那学校成了我们的地盘，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们了。”

在襁褓中就来到北京，张春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甚至过年他们也没回家——尽管河北老家离北京只有半天的车程。

春蕊对第二故乡并没有好感，“北京太乱，空气不好。”她几乎不到城里去，没有逛过大商场。但她对同合庄却颇为依恋，她在村里走过时，和每个人都亲切地打招呼。

张治泰很少关心国家大事，尽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没有报亭，惟一的书店里书也很少。他有时干到晚上10点才收工，累得不想看电视。他知道像他这

样进城务工的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农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四农”问题?

“像现在这样不错。我有活干，孩子她妈妈在小区里开电梯，一个月有600块。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国营单位。”在张治泰看来，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钢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讨债，就已经很幸福了。

张春蕊却没有父亲那么容易满足，她还是希望生活能够好点，而“好点”并不单单是指有钱。在一次“农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张春蕊在留言板上写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

当被问到希望得到怎样的支持时，她说，“就是不要看不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吴显国群众小事政府大事

晚上10点钟，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依然人来人往。因为是“两会”代表的驻地，每个进门的人都要接受站岗武警的检查，媒体联系采访则要报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间号。来京参加“两会”的廊坊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就住在这里。

200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侯宗宾的调研报告《建设“和谐廊坊”的启示和思考》，指出了当地政府建设“和谐廊坊”的标本意义。作为“和谐廊坊”的推动者，吴显国是较早提出并实践“和谐发展”的中国地方官员。

党团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学习，现年48岁的吴显国思维活跃而开放。

这一点在侯宗宾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领导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眼界宽；二是风气正、没闲事。一班人性格各异，但工作上团结融洽、一心一意，没有杂音。”吴显国也曾拍着胸口说，“在廊坊，谁的官是买来的，拿我吴显国是问！”

吴显国提出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把素质较高的干部安排在机关，把素质较低的干部放在基层的“七所八站”，结果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优秀的干部放到基层”成为当地的一种共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精英的大转换”。与传统干部相比，这批新兴的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具有讲求实效、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也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这一点在吴显国身上也有体现。这位皮肤略黑的市委书记在提到构建“和谐廊坊”时说：“群众最关心什么？不是财政收入，不是项目引进，而是孩子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失业了能不能领到保险金，生病了到哪儿去看。这些都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和解决。”与此对应的是，廊坊市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性文件，事关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

提倡“和谐”的吴显国认同经济社会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单向、片面的发展如同瘸子赛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环保城市的目标，使廊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整体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城市。

吴显国重视“软环境”，他曾打比方说，硬环境是骨架，软环境是灵魂。没有灵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务超市，将市政府所属28个行政部门的119项审批办事权限集中到办事大厅，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廊坊市政府院内，矗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群众小事，政府大事”。这或许就是吴显国“和谐”观念的根本所在。

汪玉凯学者是社会的医生

春节过后，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在网上看到了自己违章停车的记录。但按照日期来看，发生违章的当天他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上课，车一直停在院里没开过。他找到当事的执法人员理论，对方最终承认出错了，但拒绝道浮?

“这就是观念问题，出错本身还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凯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务型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上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今年“两会”召开前，作为5名被邀请的专家之一，汪玉凯到中南海参与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讨。接受采访前一天，他还在太原为山西省政府作“推动电子政务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

在提倡“专家治国”的今天，知识分子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群体。自从“十六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已经组织了不下20次集体学习，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讲座，就有关专业领域的问题指点迷津。

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的“学生”也常常是省部级、司局级的政府官员，从“学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和政府政务。对于2005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凯认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在汪玉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是决定性角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对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

出身农民家庭的汪玉凯很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前不久，他写的《2004年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被50多家媒体转载。汪玉凯认为，自己从几年前开始研究的电子政务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

汪玉凯赶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车，至今已出版了数本电子政务方面的著作，参与过天津经济开发区、北京西城区政府电子政务方案以及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论证、咨询等工作。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重视公共治理。”汪玉凯很赞赏西方的一句名言：“学界是社会的批判力量”。学者要做的就是帮助政府去发现社会中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学界的作用，让他们为改革出谋划策，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吕邦列“农民精英”的困惑

“我给你们报社想了个广告创意，按这个想法我们都能‘双赢’”。刚见面，“村官”吕邦列就对记者说。

此时已是晚上7点，寒风中的吕邦列穿着一双单布鞋。刚从湖北赶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不到三米的通铺上挤了5个人，房价是一晚上5块钱。

吕邦列所说的“广告创意”是找个公司出钱在报纸上合作刊登“悬赏广告”，以自己的“破解‘三农’难题”方案作为“靶子”，“谁能推翻我的理论，就给他50万。”吕邦列自信没人能够“辩倒”他。

作为目前中国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农民，吕邦列在2004年又高票当选湖北省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但随后他想推行的“基层民主”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这个被称为“农村草根民主领跑者”的“农民精英”正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根据普遍的说法，中国的8亿农民大多面临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就认为，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是当前农村的两大问题。因为收入增长过慢，从1998年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减少或停滞现象，“三农”问题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吕邦列看来，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谐”的典型例子。

从2001年开始，他用上访的方式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把推进基层民主当作自己的目标，但在村民的眼中却成了一个“自己贴钱到处跑的怪人”；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兑现竞选诺言清理帐务时却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害怕被报复，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为搞“草根民主”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穷困潦倒的吕邦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据说他的老母亲天天担心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事实上吕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说他认识的浙江一位民选村主任当选后也陷入困境，上百万家产几乎折腾光。

吕邦列坚持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就有“不和谐”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它所规定的农村基层民主方式运做起来成本太高，要花很多钱，农村根本无力操作。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指出，用选举的方法解决村级矛盾，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

吕邦列到处宣传自己的“三农”理论，但当地的镇委书记认为他“总考虑国家领导才考虑的事”，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太理想化”。这个“农民精英”在失去了本村村民的支持后，在当地领导和理论学者那里似乎也没找到同盟者。

在“两会”召开当口来北京的吕邦列认为，农村“和谐”的关键就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认为我们行，他才跟我们走。”这样他们才能带领农民搞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素质，否则“一切都无法推行”。被选为村主任的他就是因为“民主”成功了，但还是没有带领村民走向富裕而到了现在不被信任，无人支持的状态。

“先经济，后政治，否则越选越乱。”当村主任期间，吕邦列曾遭到村民的4次殴打，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孙大午和谐社会应该“官民共和”

与去年8月参加完中国民营企业家思想论坛会议后落寞地走下地铁口的情景相比，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孙大午首先来了个大喘气。

“你先让我喘口气，现在还差几分钟，那就不是我迟到，而是你提前了。”曾听人说，孙大午之所以2003年会“出事”，一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二是不会“办事”，现在看来他却是“绝对守时”。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员，孙大午的经历就像非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一样，亦步亦趋如履薄冰。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县级以下地区贷款的发放受到严格控制，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率先遭受打击的自然是民营企业。

由于无法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靠1000只鸡、50头猪起家大午集团开始通过向周围村民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这种后来被称为“民间先行者的融资实验”却几乎给孙大午带来灭顶之灾。而孙大午在2003年的遭遇，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营企业这个群体的无奈。

虽然孙大午一再声称自己的企业很小，不足以与河北的其它名企相比，但大午集团仍是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而早在10年前，大午集团就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列第344位，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上亿元。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应是官民共和，穷富共和的社会。在实现官民共和的前提下，才有穷富共和。我认为，现在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恶’，仇恨市场弄权，官场要钱，权钱下的黑幕交易。所以，我一直主张财富应向有道德的人转移。”

不知是否由于太执著于这个主张，据说孙大午逢年过节从不请客，即使给某些单位送礼，顶多是一箱鸡蛋；在与学术界人士频繁往来的同时，却疏于与政界人物交流。这种“与众不同”，使他这些年碰壁不少。

“比如说前天交通局就卡了我们的车，仅仅因为车上装了点菜。这种‘壁’对于我们企业每时每刻都会‘碰’，太阳里面也会有黑子，只要人心不让阴影遮住就行了。”孙大午口气很是达观。

但提起大午集团内部实施的“君主立宪制”，孙大午却称这是他在2004年最感欣慰的事情。

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将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监督权三权并行，三权分立。孙大午和家人组成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权决策；他本人拥有企业产权，后代将会继承；而由大午集团下属5个分公司各推举出来2名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另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决策，行使经营权。

“我这里不存在股份股东，所有者不再是决策者，决策者也不能干涉经营者。目前已实施三个月了，企业发展挺好的。”孙大午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浮出水面。舆论普遍认为，这个被称为“36条”的文件是政府在从多个方面给民营企业“松绑”。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富有，而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团呈现的是一片祥和，尽管有上下属的职位差别，偶尔也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但这里人格平等，整体趋势是和谐的。”孙大午说。

翟淑芬“农转工”后的无奈

翟淑芬每天都会看看新闻，她想从报纸或电视上找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针对“农转工”这一群体的新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国家有关补偿办法，一批失地农民转业成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

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

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

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的房租。

和她一样，在京石高速路沿线的许多小区里，“农转工”人员的经济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租。另一位姓杜的“农转工”人员称，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现在跑“黑出租车”。

1987年，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为“农转工”的一部分。当时，初中学历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鼓风机厂。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个月可以领到380元的退休金，“因为是农转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龄工人的60左右。”

2005年1月10日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收入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经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按照有关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块钱的医疗保障金。“每年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1300元，就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她没报销过，因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钱”。

女儿是大专毕业，目前没有工作。翟淑芬说自己不担心孩子，因为现在是“竞争的社会”，“只能靠他们自己。”她常教导女儿要学会“笑对生活”。

翟淑芬对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叹自己没有面见总理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她担心报道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则可能会像熊德明那样身不由己。

今年两会上，和谐社会的提法让翟淑芬对未来充满希冀。这意味着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开始倾向于建设普遍富裕的社会，翟淑芬期待着她的生活也能变得更好一点。(文中翟淑芬为化名)

向往和谐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就有一个问题让所有思想者皓首穷经：什么样的生活值得去过？什么样的社会值得去追求？

无数的人给出了无数的答案，纵观这些人类宏伟的理想，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应该和睦相处，无论在社会分工还是对资源的占有上有多大的差异，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尊严。

伟大的理想可以指引社会走向完美，并对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这样的目标不是个人能够达到的，它必须且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中国政府将营造和谐社会作为未来努力的方向，这是值得赞许的。

与法治社会不同，和谐社会难以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它更多是建立在传统、文化、道德的基础上，与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以德治国一样，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蓝图。

理想天然带有改造现实的冲动，理想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现实世界不够完美。当中国宣称要创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没有人可以否认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太多不和谐的因素。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城市与乡村、发展与生态之间横亘着一堵短时间难以跨越的“柏林墙”，这是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摸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代价：

从1949年建国至改革开放前，醉心于“站起来”梦想的中国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利用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那个年代人们可能常常感到生活的不富足，但极少感到尊严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大了中国，也产生了了贫富差距的现实。贫富分化是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飞速的发展掩盖了一切瑕疵。不可否认今天的穷人要比30年前的穷人生活富足，可是当最穷的中国人都不需要再为温饱挣扎的时候，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衡就将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中国在近20几年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将发达国家希望转移的制造企业请进门来，代价则是环境的破坏和对未来发展能力的透支；

从封闭走向开放，必然会遇到“改革的盲区”，在法律体系和新的社会伦理跟不上的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可避免地被滥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纲，贪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农民的土地被剥夺。有统计称，中国有4000万左右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近亿农民涌入城市寻求机会，他们在城市里从事最脏最累的劳动，却不得不面对被鄙夷的现实，在经济地位低下的同时被迫放弃尊严。

从牺牲均衡搞建设到改革开放后进一步牺牲均衡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有走向失衡的迹象。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就到了一个反思过去的时候了，这是迈出更大前进步伐的前提。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不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的破解之道并不复杂，那就是调整财富分配格局，阻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全体劳动者“利益均沾”，共同享受发展的福祉；国家应该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健康等权利；对那些长期以来在国家的战略部署下做出牺牲的群体，应该予以相应的补偿。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央政府决定施行“全面免征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等措施，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这还不够。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仅仅是迈向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包含着更广泛的涵义，从大处着眼是全社会的稳定健康，从小处看还应该包含阶层之间、种群之间、邻里之间、家庭内部的融洽，政治之外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社会区别于福利社会的最大不同之处。

真正的和谐要建立在每个国民都享有同等的尊严的基础上，只要某个群体还享有特权，还能带给其他群体挫败感，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真正和谐和稳定的。确保每个人的获得他应得的利益只是他拾起尊严的基础，真正的考验是彻底打破存在于中国人之间那道人为设置的界限，使出身不再成为享受国民权利的障碍。

和谐的社会之所以值得向往，只因“治世”不是历史的终结，还有“善世”在彼岸。

《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

第三篇：国人营销

攻心为上 透析影响本土营销的九种心态

——摘自《世界营销评论》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什么全球老大的沃尔玛斗不过大润发?为什么礼品市场如火如荼?为什么博大精深的中式餐饮斗不过麦当劳肯德基?为什么山寨文化成为了独特的风景线。在接下来的文中，把国人普遍存在的，可能会对销售、品牌产生深刻影响的九种心态为各位一一解读，一、家庭观念

中国的文化，是以“家”为单位出发的文化，与西方以个体的“人”为单位出发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别。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家庭就是其栖息的港湾与情感的全部归属。自古就有“赚钱养家”一说，家庭成员被外界视作一个整体，由此可见家庭之于国人的重要意义。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祖孙三代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姐妹”;就是说，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中每一个人对外是一个个体。“一人做事一人当”，是他们的特色。因此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政治经济单位，都是一个社会细胞。因此他们的个体“人权”观念很发达。

所以，被戏称为每年一次人类大规模迁徙的春运只在中国出现。每到年关将至，必定一票难求，由此催生了黄牛行业。

在中国，最早发掘家文化应用在营销领域并取得成功的就是“孔府家酒”，一句经典的“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一语击中无数漂泊的心。

很多家用医疗保健器械之所以卖的好，不是因为天花乱坠的功效承诺，而是那句不起眼的“一人购买，全家使用”。

近期正在播出的养生堂天然维生素E广告片，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我在左，给你天使的浪漫。你在右，许我温暖的未来”“美丽自己，爱施家人”，充分调动了消费者关爱家人的情结。

父母可以省吃俭用，为孩子购置心爱的玩具。丈夫可以放弃向往已久的摩托，送给妻子璀璨的钻戒。女人可以不去买那件惦记了一个月的裙子，只为给老公一个名牌剃须刀。所以，向产品使用者的家人传递信息，或者向产品使用者传递关于家的信息，往往能收到奇效。

小结：

运用得当，家文化就像一把软刀子，不露痕迹地突破消费者心理防线。最重要的是情感把握要准确，沟通要到位。常用的手法有如下两种：

1.直接了当型：

相信陈宝国代言的金德管业那句广告语大家都有印象——“爱家就用金德管，好管享用一生”。还有大宝SOD蜜整天吆喝“我们全家都在用”。此种类型惯用于以家庭为消费单位的产品。比如家居建材、家电、汽车、炊具及家用治疗仪、保健品、日常用药等等。

2.旁敲侧击型：

消费者有时意识不到自身的迫切需要，这时，教育其本人就不如教育其家人效果更好。比如男人很多都有吸烟饮酒的习惯，但自身习以为常。那么如果操作对应保健产品，就应该向他老婆灌输吸烟饮酒的危害以及男人为了家庭有多少付出等等。

3.情感寄托型

像前文提到的孔府家酒就属于此种类型，既不是全家消费，也不是为家人选购。只是将家文化与品牌捆绑在一起，以产品寄托消费者难以割舍的家的情怀。看到品牌，就像想起了或者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二、人情观念

可以这么讲，只要是生活在中国，就别想脱开“人情”两个字。人情债也是世上最难还的债务。我们身边很少见欠了别人人情还能非常心安理得的人。既然称之为“人”情，那么它在营销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从上至下所有有“人”的环节。由经销商到终端，再由终端到消费者。

为什么在利润价差相差不大，政策扶持也接近的情况下，经销商还是会厚此薄彼?虽说追求利润是商人的天性，但经销商们首先是有血有肉也有感情的人。蒙牛经销商处的业务员们都以蒙牛员工的身份自居并以此为荣，那是因为蒙牛拿他们当自家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相反，有的厂家业务员整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经销商想见上他一面比登天还难，怎么可能要求经销商尽心尽力的运作产品?

关于厂商之间的关系，笔者之前曾听说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最差的一等好比嫖客和妓女的关系，给钱就干，没钱就不干。稍好一点的是情人关系，除了钱以外多多少少还有些感情。而最好的就是夫妻关系，厂商可以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进退。企业老总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与合作伙伴处于哪一等关系?

对厂家而言，除了经销商，终端促销员可以说是出货最关键的环节。这一关做不好，其它的再好也会被毁于一旦，促销员只要说一句你产品的不是，消费者就决计不敢购买。前段时间《医药经济报》营销版曾有关于对“带金”销售话题的争论。笔者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想彻底避免带金销售是不太可行的，问题是，在大家都带金的情况下，如何争取促销员这片宝贵资源。

笔者先前所在厂家曾有一个业绩优秀的业务员，其负责区域内所有终端促销员都与他很熟悉，关系很好，甚至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而称呼他为厂家品牌名。原因就是腿勤，嘴勤，大热天的时候去药店他总会给店员带几支雪糕，或者给女孩子店员带点小饰品，花钱不多，但感情沟通效果很好。

对消费者，则更要有“人情”意识，不论顾客是否当场购买，一定要态度如一，热情洋溢，服务周到备至，能让顾客产生不买就欠了你很大人情感觉的销售人员，火候就差不多了。前些年为什么会议营销的效果还不错?说白了就是“人情”营销，一大帮小伙子大姑娘天天陪着你吃饭旅游，一口一个大爷的叫着，产品来了你一个子儿不掏好意思?

小结：

徐克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有个经典场景，任我行站在雨里对看着师弟们坟堆流泪的令狐冲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得出?”恩怨，其实与人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营销说到底也是一群人把货卖给另一群人，连人情都不通，怎么可能成功营销?营销人应时刻谨记——“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三、信任权威

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病人胃部不适，在某大医院就诊，挂了专家号，经过检查诊断，专家断定他得的是胃癌晚期，活不了太久了。过了半个多月医院整理病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把那个病人的片子和癌症病人的搞混了，那个病人得的只是胃炎。赶紧通知，哪想到丧事都已经办完了。

中国人历来信任权威，许多年前几乎所有产品的广告都会提到“省优、部优、国优”之类的字眼。前几年火爆一时的某药品更是堂而皇之的把人民大会堂的图片搬上了报纸整版。茅台酒则凭借国宴用酒的名号一路红火至今。不光产品这样，连人都是如此。同样两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另一个是××职业学院的，用人单位看他们眼光绝对不会一样，那么北大的一定比××职业学院的能力强吗?那还真未必。

对品牌而言，怎样算是权威?

要历史悠久，还要正宗，最好是行业第一。水井坊，白酒新贵，凭借“中国白酒第一坊”，“元明清三代川酒老烧坊”这样厚重的历史底蕴，快速崛起。鸿茅药酒，被赋予270多年历史，始于清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销售额超过十亿。在中国，历史悠久就意味着可靠，百年老店就等同于品质。就连西门子都知道在中国宣传自己的161年历史。

正宗，简单说就是一个品牌名称最好只对应一个品类，最好的情况就是由一个品牌开创了一个品类。有摄影爱好的朋友很多都听说过“lenspen”镜头笔，“lens”的意思就是镜头，“pen”当然就是笔了。这是一家加拿大公司，镜头笔是由他们发明的并申请了技术专利。虽然世界范围内还有富士等日本品牌也生产镜头笔，但这个品类“lenspen”占据了市场垄断地位。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可口可乐、索尼随身听等。电视广告里常见的香飘飘奶茶，也一直在卖力的吆喝自己是“杯装奶

茶开创者”。

行业第一，就是品类销售额的老大。现在品牌之间的竞争多数聚焦在卖点上，卖点多了，消费者眼睛也就花了，心也乱了，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者根本不想费力去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对消费者而言，购买行为是要承担风险的，比如产品质量、安全性、可靠性等等。他们当然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么选择第一品牌就是最省心的办法。手机不是诺基亚发明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发明的，但由模拟转数字的时候摩托慢了一步，被诺基亚赶超了，强者愈强，资源向优势方集中，搞的摩托罗拉相当被动。

小结：

权威有两种方法：

第一：开创新品类，或者挖掘品牌历史文化内涵，或者设法超越与自己相距不远的行业老大。总而言之就是自己做权威。

第二：依附权威，自己不是权威，可以尽量往权威那里靠，还可以请权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四、注重面子

自古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只要是中国人，少有不好面子的。

晋朝时，就有石崇王恺斗富，一个用麦糖洗锅，另一个用白蜡当柴烧，后来嫌不过瘾，王恺制紫丝布屏障四十里.石崇则制锦绸屏障五十里;王恺的屋上涂赤石脂，石崇则在屋上涂香椒泥;王恺得珊瑚树高三尺，自谓无比.石崇手执铁如意一举将其击碎，拿出自己的珊瑚六七株，皆高三四尺。王恺斗不动了，甘拜下风。

笔者有朋友，还未买房，先买了宝马，月供7000，问其原因，原来是开着宝马见客户比较有面子，生意更容易谈成。整个社会现状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面子对中国市场营销的影响可谓相当深远。在欧美，很多人更偏爱选择两厢车，因为无论从空气动力学、油耗、停车方便性哪一方面来讲，两厢车都比三厢有优势。然而像富康、标致307、polo等两厢原型车来到中国后，无一例外的都增加了三厢版车型，看起来不伦不类。那是因为中国的官车都是三厢的，三厢的看起来大气，所以国人看不上“没有屁股的车”。

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会让消费者觉得特别有面子?

一、牌子响亮的

前几天笔者陪朋友去买笔记本电脑，预算六千，如果买大陆或台湾品牌，可以达到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配置，而且质量完全没问题。结果我们转了一圈，朋友买了个索尼的本，基本是索尼系列最便宜的一款，用起来肯定不如别的牌子同等价格的快。然而朋友还是兴高采烈。

黄金酒的热销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假如它不是出自五粮液门下，能像现在这样吗?恐怕要打个问号。

二、外形大气的

吉利有一款跑车叫美人豹，据了解卖的还不错，很多开这款车的人，也都找到了开跑车的感觉。尽管这车可能飚不过捷达，但好歹长了个跑车的模样。产品就是这样，如果不能以品牌让人有面子的话，那就在外形设计上多下点功夫吧，甚至山寨也行，进来各大论坛上炒的沸沸扬扬的阿迪王不也挺火的吗。

三、服务细致的

有面子，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当“爷”的感觉，既然想从消费者口袋里往外掏钱，让他当“爷”又何妨。这一点星级酒店通常做的都很好。当你在酒店门口下车的时候，门童会跑过来为你开门并用手替你遮挡防止碰头。当你结账的时候，服务员会毕恭毕敬的双手把找零奉上。当你的企业能时时刻刻让消费者感到特别有面子的时候，服务的火候就差不多了。

小结：

面子心态在营销价值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产品，包括产品的外形、包装层面与软终端以及延伸售后服务层面。如果不能很好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卖点再精确，可能也收不到良好 的效果。

五、模糊心态

麦当劳为什么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连锁规模?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论在哪家连锁店吃到的汉堡和薯条味道都一样。麦当劳的汉堡与薯条在烹制过程中，各种配料的比例，数量以及烤制时间都有一套严格的数字标准，分毫不差。而中餐则很难量化，同一道菜，不同的大师傅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一样，就算是同一个大师傅在心情不同的时候做出来也不太一样，中餐的烹制涉及到火候、翻炒、加料时间等太多因素的制约。所以全凭大师傅自我感觉来发挥。

现在很多人都习惯用搜狗拼音打字，因为它设计得非常人性化，很好用。在搜狗的输入法设置里有模糊音设置一项，即使是输入错误也可以显示出想要的字词来，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普通话不标准的人。而多年以前傻瓜相机的发明，也成为了相机历史上的里程碑，消费者不需要懂得如何精确的操作，只要大体了解就可以熟练使用。

消费者不是专家，通常也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去阅读学习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如果产品使用极其复杂或者是稍有违规操作即损坏的话，必然难脱被抛弃的厄运。所以，在产品诞生之前的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到使用时的人性化问题。诺基亚手机，论屏幕铃声比不过三星，论音乐播放比不过索尼爱立信，论待机不如飞利浦，论外形时尚不及摩托，为什么能雄踞手机市场老大的位置?就因为它的产品设计是最人性化的，哪怕是最小的细节。手头有诺基亚手机的读者可以观察一下，它的侧面通常都有发声孔，为什么?想想平时我们把手机装在兜里的情形，正反面都被衣物盖住，正是侧面的发声孔使我们不会漏接电话。

小结：

顺应消费者模糊、差不多的心态，必然要求企业在产品研发层面充分考虑到易用性、人性化因素，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以免重蹈摩托罗拉从老大一路滑落的覆辙。

六、孝道至上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此为品牌文化内涵而取得成功的企业比比皆是。比如椰岛鹿龟酒——“父亲的补酒”、“今年孝敬咱爸妈，送礼还送脑白金”、驰誉药磁鞋等等。

说服消费者最容易的情形就是，我们将要灌输的观点，在他头脑中或者潜意识里本来就存在并认可。这样，我们的品牌就容易与消费者引起共鸣。孝文化是全社会都认可的主旋律，在这上面说事，易于被为人儿女的消费者接受。

凸透镜能够在太阳下点燃火柴，是因为它把光和热聚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孝文化在营销中的应用同样如此。假如仅仅是大而空泛的谈及孝道，很难对消费者内心产生深刻触动，所以，要为“孝”找到一个最闪光、最震撼的情感落点，集中释放出来，打动人心，绝不能泛泛而谈。这一点，驰誉药磁鞋的电视广告片就相当到位。片子选取了小时候过年穿上父母给买的新鞋的场景，作为对比，年老的父母腿脚不利索了，儿子给买了驰誉药磁鞋，父母的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这样的情景就很感人，也很有说服力。

中国的父母绝大多数属于奉献型的，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等孩子独立了，成家了，却不好意思给孩子提要求要东西。史玉柱在江阴进行脑白金市场调研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老头老太太都有服用保健品的想法，但是嫌贵，又不好意思跟儿女张口要，就把空盒放在显眼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以孝文化为品牌落点的产品在终端及广告宣传中，一定要借用父母的形象，替他们把自己不好意思提的要求说出来，把他们的心声传达给做儿女的，提醒他们。

黄金酒无疑顺承了这点，在市场启动期的广告片里一个老头对另一个老头说：“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要喝，让你儿子给你买去。”(这句话很关键)，这样的场景与对白都很真实自然，有亲和力。非常容易使受众对号入座，想起自己的父亲。在回家想着买点什么的时候，就会把黄金酒从记忆中提上来，再加上训练有素的终端促销员的劝说，很容易达成销售。

小结：

1.利用孝文化对消费者进行情感营销，就像点穴大法一样，只有找到最能触及消费者内心深处的那个点，并通过各种手法灵活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才可能引起广泛共鸣，深刻影响，从而对销售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2.替产品的使用群体把需求向购买群体提出来，还要天衣无缝，不留痕迹。需要同时深入了解这两个群体的心理特点，思想特征及行为习惯，因此，广泛而扎实的市场调研是必不可少的准备环节。

七、从众现象

曾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电影院有两个出口，在电影散场的时候，心理学家站在一个虚掩的出口旁，第一个观众走过来的时候，心理学家告诉他门是锁着的。然后心理学家就离开了，结果整个电影院的人都从另一个门排着队走了出去，连一个敢于尝试的都没有。

平时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在一条陌生的街选饭馆吃饭，哪家人多我们去哪家，对于空空的饭馆，我们甚至可能怀疑是黑店。所以现在很多餐饮店都学精了，尽量扩大临街窗口的面积，增加窗口座位数，快到饭点时，就找几个朋友坐在窗口吃小菜。笔者曾听一位朋友说，他有个亲戚开了蛋糕店，苦于生意冷淡，门可罗雀，煞是苦恼。笔者告诉他，让他那位亲戚找一帮好朋友，一到下班的时间就在店门前排队，结果没几天，小店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

从众心理在医药保健品营销中曾经并正在发挥着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随便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很容易看见诸如“×城百姓疯抢×××”“××断货，总部紧急调拨”之类的黑标题，配着黑压压一片人头，个个手里拿着产品喜笑颜开的画面。对老百姓来说，这种刺激有时比直接的卖点宣传作用还要大，因为中国人总是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相信大家都买的东西肯定错不了。更绝的是前些年某些医药保健品发布的“致歉信”，内容大致是：在×月×日的××产品买赠现场，由于参与群众太多，柜台被挤破，消费者被踩伤，特此致歉并紧急从总部调货，满足消费者寻求。”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与迷惑性。

但随着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日趋严格，及信息渠道的透明化，消费者变得理性起来，上文中的做法已经收不到什么效果甚至可能招来骂名。想要长线做品牌，只有依靠真正的产品力，开展各式的体验营销与售后服务，利用口碑效应影响潜在消费者，才会使品牌快速发展壮大，被市场认可。小结：

从众心理对本土营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把握的核心在于，如何塑造产品、品牌的公信力，以理性、诚信的手法来操作市场。在市场信任度日趋地下的今天，只有摒弃投机取巧及虚假炒作，踏踏实实做品牌，才可能站的稳，行的远。

八、占小便宜

前几天，笔者在小区门口看见邻居大嫂招手打车，问及去向，乃是到十几公里外的某商场购买打折的丝袜，笔者粗略估算了一下，买十双都省不回打车钱来，不禁哑然失笑。在我们身边，像这样的例子又何止笔者的邻居大嫂，每当商家开展大型优惠促销活动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几乎癫狂，不管自己需不需要，先买回来再说，殊不知，买的不如卖的精，商家正在关起门来数着钱偷着乐呢。

某国际知名化妆品品牌在初入国内市场时，有一项政策与国外是一样的，那就是消费者买回去使用后如果不满意，只要剩余量不少于总量的三分之二，就可以无条件全额退款。结果这项政策在国内执行了没多久，就被迫取消了。因为每天都有消费者排着队来退货，而且瓶内剩的正好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一呢?不得而知。

占便宜这回事，说白了，就是得到的与付出的比值增加了。所以，想让消费者有占便宜的感觉，可以有三个操作方向，一是原价不变附送赠品或服务，二是产品不变价格优惠，三是价格优惠同时附送赠品或服务。在营销学里，以上三种手段都应该归为营业推广的范畴里，而且都在被众多企业广泛应用，但效果却有千差万别。

第一种，原价不变，附送赠品或服务，可适用于产品的任何生命周期。通常，可以将新产品制作成小规格赠品绑在畅销品种上销售，以促成体验营销。或者是可以捆绑目标消费群体感兴趣的赠品以带动产品销售，比如在儿童饮料上捆绑小玩具。还可以以抽奖的方式促进产品销售，方法可以很灵活，但最终目的就是让消费者感觉超值了。

第二种，产品不变，价格优惠。通常不宜用于刚上市的新品牌，否则将会对品牌伤害很大，知名品牌新推出的新产品或者新品类则不在此列。价格优惠，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一种相对感觉，是有参照的，换言之就是品牌的价格定位在多数消费者心里已经很清晰。假如有一款全新的运动鞋品牌上市，特价五十元一双，消费者也未必感觉便宜，因为没有对比。但如果耐克限量版特价四百一双，仍然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种，价格优惠，又奉送赠品或服务，常见于倾销库存或者是产品进入了衰退期，比如中国网通的小灵通，当下就又打折又送各种赠品，目的是最后一搏，能赚一点是一点，少亏一点也是好的。其它情况下少见使用。

小结：

俗话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谁都爱占便宜。在促销活动中巧妙利用占便宜心理，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一定要综合考虑产品所处的市场阶段、品牌定位、竞品动向等因素，否则，很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九、小赌怡情

布什问主席：我一般一次派三至四个宇航员上天，你为什么指派一.俩个人呢?主席回答：你不了解我们国情啊——!这帮王八犊子，三个人就斗地主，四个人就打麻将啊————!

从这个笑话足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好赌成风。

可以这么说，无论是火车上、大树下、办公室、还是酒店里，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必有扑克牌，而麻将也半斤八两。玩扑克麻将的，有的是为了赢钱，也有很多不是为了赢钱，就为了玩玩，消遣时间。这样的游戏有什么好玩呢?玩的是什么呢?笔者亲身体会，玩的不是扑克麻将，是肾上腺素。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分分秒秒，那种兴奋的感觉，让人难以罢手，输了想着翻盘，赢了再接再厉，难怪那么多赌徒倾家荡产一文不名。赌带给人的诱惑力，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旁观无所谓，一旦投身进去，很难自拔。

如果给赌下一个定义，笔者认为，凡是不能完全为自我能力操控，由随机或不可控因素决定结果的事件，都是赌博。比如彩票，股票等等。赌带给人最大的快感就在于对未知的期待，而高潮则是开牌前的最后一刹那。

赌场里每天有人哭有人笑，只有庄家才是永远的赢家。在电影里，通常是这样子的，对于刚入场的有潜力的初哥新手，庄家会有意让其连赢几天，在这样的错觉培养下，绝大多数人很快就找到了赌神的感觉，走路都会越来越像发哥。几天之后，庄家开始让其见识厉害，而赌徒此时早已陷入漩涡了，赌得更加红眼，不惜当掉内裤也要翻本，直到最后赤条条被人扔出去。

庄家的做法已经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那就是，怎样的促销才能吸引顾客?

有人说，我已经做的很好了呀，你看，买我的产品，一等奖马尔代夫七日游，二等奖笔记本电脑，三等奖豪华家庭影院，多有诱惑力呀。我问他，这些奖好中吗?他说，当然不好中，中奖概率百万分之一不到。笔者念书时不用功，但有个数学概念记得很清楚，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发生的可能性为零。既然这样，这个促销搞和不搞，有什么区别?

笔者某段时间购买×师傅牌绿茶时屡屡中得“再来一瓶”，最多的时候曾经买一瓶连中过三瓶，虽喝不了仍忍不住小市民式的喜不自禁，可是后来奇怪的很，再怎么买，也很少中了，先前笔者怀疑那些带奖的饮料都被狡诈的经销商喝了，后来在与某小店主聊至此话题时方解破玄机，新款的中奖率高，先把积极性带动起来，到后来带奖的越来越少，但是买饮料的人不服，买的却越来越多了。

与其许诺宝马香车，不如先给二百块钱来的实惠。与其憧憬洞房花烛，不如先得香吻一枚。

拿到手里才是钱，吃到嘴里才是肉。

就这么简单。

电影《英雄》里，无名与长空有一场意念中的精美绝伦的对决，那场对决，两人都没有真正动手，然而须臾之后，胜负已分，这绝不是影视作品的臆想。营销的世界里一样如此，高手博弈在于内心的

较量，思想的争锋。就像一代宗师李小龙一样，通过对手的眼神就可以判断其下一秒的出招方向并予以拦截，企业经营至此境界，何愁不能雄踞市场，成就霸业?

第四篇：和谐 小故事

有一次,孔子与众弟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受围困,个个饥饿不堪,体力不支。子贡突破重围,好不容易换回一些米来,让颜回负责煮饭。一天,子贡无意间经过煮饭的房间,竟然看见颜回在用勺子舀饭吃。

颜回是孔子十分信任和经常称赞的弟子,他竟然也偷饭吃,子贡对此深感不平,就去见孔子。行礼之后,子贡问孔子说:“仁人廉士会不会因为穷困而改变气节?”孔子回答说:“当然不会。”子贡向老师讲述了亲眼所见颜回偷饭吃的事。出乎意料的是,孔子却说:“我对颜回是仁者一向是坚信不移的,虽然你说的是亲眼所见,但我还是不会怀疑他,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随后,孔子将颜回叫来,说:“我前几天梦到了自己的祖先,想必是要护佑我们吧?你把饭做好了之后,我准备拿它先祭祀祖先。”

颜回摇头答道:“不行啊,老师!刚才我在煮饭时,屋顶有一小块黑土掉到饭里了,我就用勺子将其舀起来,想把它倒掉又觉得可惜,于是便吃了它。吃过的饭是不能祭祀先祖的啊!”

孔子听了,满意地笑了,说:“原来如此。要是换了我,也会吃了它的。”颜回走后,孔子对几位在场的弟子说:“我对颜回的信任,是由来已久的,并不是因为今天的事情。”周围的弟子由此对孔子更加叹服。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人际交往中,亲眼所见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自身的狭隘可能会影响对事物的判断。面对可能产生误会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孔子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不猜忌、不偏信、不主观地做出判断,而是对得到的信息作进一步调查和分析。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交际中种下怀疑的种子,长出不和谐的花朵。

第五篇：国人不文明现象

出境游中的种种陋习引起读者共鸣——

不文明事件面面观

本报记者 陈宁 石天星

编者按：本报“携带文明出国门”系列报道日前刊登了浙江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境领队汤敏军的一封来信——《出境游，请与文明同行》，他在信中讲述了担任出境领队12年中遇见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引发读者共鸣。短短几天内，不少热心读者向本报反映他们在出境游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最近了解到的不文明现象。本报从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点评。希望以此审视文明，掂量素养二字的分量。

事件一：

埃及神庙“到此一游”

【回放】今年5月，有网友发文说，埃及3500年前文物卢克索神庙被刻上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随后，南京孩子丁锦昊及其父母向埃及方面道歉。卢克索神庙上的字迹被清除完毕。

【点评】在国内各个旅游景点看惯了各式各样的“到此一游”，顶多嫌弃字迹之丑，讥笑下留字者的“大人物”意识，嬉笑之间，“到此一游”竟然发展成了“国刻”。直到丁锦昊把这几个字刻上了埃及神庙，我们才有了羞耻之感。

孩子年少无知，却也是在国内浸淫久矣。对孩子不要过多苛责，这其实是大人没有作出好榜样。看到庄严神圣、美轮美奂的文物古迹，游人应当是发自内心地敬重，灵魂静穆，随之获得心灵的净化和陶冶。刻上“到此一游”，一个孩子这样做或许只是无意识的模仿，更容易被原谅，而如果是一个成人还这样做，可见修养和教养的缺失。

事件二：

卢浮宫前不顾形象

【回放】7月30日，一张中国游客在卢浮宫水池泡脚的照片在网络传开。无独有偶，在此之前一些游客在杭州西湖的白堤上戏水，纷纷把脚伸进西湖的照片也曾在网络热传。

【点评】两个“不顾形象”的泡脚事件一出，网友纷纷表示，国人一路洗脚到国外，看似“煞风景”的举动，实则是“素质低”的表现。但也有网友对此驳斥，认为有不少外国人也照样会在卢浮宫前泡脚，不能单单挑出国人来横加指责。

但是，“外国也有”就能成为“泡脚”的挡箭牌吗？试想，如果我们因此停止了指责与反思，在跨出国门时，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而是去学习别人的缺点，对于文明素质的提高只能是有害无益。毋庸置疑，卢浮宫前水池中泡脚的行为是不文明的，身为中国人，我们不仅不能不以为然，冠冕堂皇地说“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而必须由此看出自己缺失了什么，需要补救什么。

事件三：

薰衣草田“有私无公”

【回放】7月11日，有两对中国游客在法国普罗旺斯的一处薰衣草田内，为了争抢拍照位置而大打出手。大家赤膊上阵，婚纱撕了，无辜的草田也被踩坏。

【点评】普罗旺斯薰衣草田每年接待成千上万游客，这里的美需要大家自觉维护，但是中国游客的“大打出手”，破坏了薰衣草的美，更破坏了多年来靠游客自觉自律养成的“无形的规矩”。

公交车上抢座位、人行横道前闯红灯、免税店里争商品„„每一种“抢”，似乎都有中国人的身影。早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就曾指出，在中国，“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如“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毁坏”。让人遗憾的是，有个人私念、无公共意识，这种“有私无公”的性格特征，在当今中国人身上仍有体现。

任何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所谓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无秩序”的状态势必给社会生活带来混乱，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

事件四：

博物馆里随地吐痰

【回放】今年5月，带欧洲线路11年之久的导游李勇说，有一次他带团去意大利，团里有一位中国游客走到哪吐到哪，在博物馆里吐痰，周围的外国人投来异样和鄙夷的眼光。李勇上前制止，这名游客居然说“我花钱了，外国人咋毛病这么多”，李勇只好自己用纸巾把地上的痰擦干净。

【点评】“呸”，发出这轻轻一声的同时，类似于“请不要随地吐痰”的中文标语正在许多世界级景观区被贴上。“随地吐痰”，正和诸多不文明行为一起，被印上了“国字”标签。

此举一出，“鄙视”、“瞧不起”的言语在互联网满天飞，甚至取代了本该因随地吐痰而引发的反思。仔细回想，关于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的告诫，在中小学生的课本里，在学校的文明守则中，何时“缺席”过？但为何多年过去，这依然能被列进几大不文明行为中？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在腾飞，但是我们的素养有没有随着高楼拔地而起？有没有随着GDP飞速进步？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

事件五：

帕劳海面乱丢垃圾

【回放】今年2月，著名喜剧演员黄渤在微博中晒出了一张“中华烟盒”的照片，并感慨说：“那日帕劳潜水，忽见水面漂浮一烟盒，上有两个大字‘中华’。臊的我上去一把捏在手里，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别人看见。朋友啊，去别人家做客咱客气点，这两字的脸丢不起啊！”

【点评】黄渤是喜剧演员，此番在帕劳捞出了一个“中华”，也像是一出讽刺喜剧，礼仪之邦反而乱扔乱丢，更是讽刺。往深里想，丢一个简单的烟盒是缺少公民契约意识的表现。何谓公民契约意识？不管地位高低，财富多寡，公共场合都要遵守契约，以不影响他人、珍惜他人劳动成果为念。如果一个人抱着“有钱就什么都能做”的心态，藐视公民契约甚至法律法规，他又怎么会为扔一个烟盒多想一秒！

一个人的习惯会展现出一个人的素养，素养方显高贵。

事件六：

大声喧哗不分轻重

【回放】去年10月，法国时尚品牌Zadig&Voltaire宣布计划于 2014年推出第一家酒店。其创始人蒂里·吉利耶在接受采访时说：“来的客人我们也得选择，比如中国游客就恕不接待。”因为，“在巴黎，很多人都需要一些私人空间和一个安静的环境。”此言一出，顿时遭到中国网友炮轰，吉利耶也随即对这一不妥言论作出了道歉。

【点评】不久前，泰国旅游局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询问了2000多名旅游工作者和热门旅游景点的民众“最不能忍受的中国游客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声喧哗”。

其实，中国人的“吵闹”也有文化的原因，而且到异国他乡旅游时，喜形于色、得意忘形，原也是人之常情。国人若能多想想当地人喜静的生活习惯，想想入乡随俗，尊重他人的文化习惯，便当节制情感、放低音量。

事件七：

公共场合随意拍照

【回放】去年7月，在加拿大著名旅游胜地班夫国家公园，有中国游客为吸引灰熊走近以便拍照，从旅游大巴上扔下一块三明治肉馅，公园管理人员急忙制止：“灰熊若习惯被投喂，可能引发反常行为，这会给其他游客带来危险，并可能导致灰熊被‘人道消灭’。”

【点评】在美国，中国游客喜欢骑上华尔街上的铜牛，摆出很“牛”的样子拍照；在很多演出场所和博物馆，主办方禁止拍照，导游也三令五申，但中国游客还是想拍就拍„„

很多年前看到过一篇帖子，它为了说明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用了一系列的对比图。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组图是关于“旅游”的：德国人是一幅眼睛的图片，中国人是一幅相机的图片。这幅对比图意在说明：不要因为拍照而错过眼睛和心灵本该停驻的风景。为拍照而乱作一团，只会暴露出“虚浮爱跟风、举止欠教养”的内在之羸弱。

事件八：

海底潜水捞出珊瑚

【回放】今年5月，马尔代夫当地的一位中国潜水教练翻看微信时发现，海滩附近有一位中国女游客图文并茂地晒出了自己刚捞出的珊瑚照。教练的同事将此事发布在了网络上，这个名为《中国游客马尔代夫海底捞珊瑚拍照上传，请保护海洋环境》的帖子受到了不少关注。

【点评】一位肯尼亚当地的导游抱怨，他所接待过的中国游客几乎都问过他从哪里可以买到象牙，而在肯尼亚，贩卖象牙制品是违法的；国人到了马尔代夫，私捞珊瑚后还到微信上“晒照片”，浑然不知私捞珊瑚是破坏环境，更是当地明令禁止的行为„„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可能是由于国人不知道当地那些保护环境的法律条例。但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所受的环境保护的教育是否太不够？比不知道法律条例更可怕的“无知”，是不知道保护环境。

事件九：

航班延误大闹机场

【回放】今年7月，在香港机场，一对内地夫妇因航班延误开始发飙，男事主不仅怒砸国泰航空柜台，砸坏登机口和电脑键盘，还向两名工作人员泼可乐。他妻子后来也加入战团，涉嫌推倒一名警员。结局是，夫妇两人都被警方带走。

【点评】在香港，袭警属于重罪，当事人要面临拘役的惩罚。显然，这对夫妇并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所谓法律已经被怒火吞噬。放眼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一遭遇不快，立马横眉冷对，暴戾之气已是常事。深入地看，这不是个人问题，是关乎素养、教化和社会风气的问题。

不文明的行为，破了道德和规矩，触犯了法律，更加折射出国人的无知。这样的冲动行为，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将给自己带来更大麻烦。遇事不冲动，理智维权，才是正当。

事件十：

入乡随俗成为难题

【回放】一位埃及旅行社负责人抱怨一些身着超短裙的中国女游客“穿得太少了”。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来说，女性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应端庄且尽量避免裸露过多皮肤，即使是外国人，当地人也希望他们能尽量尊重当地习俗，尤其是在游览清真寺等地时。

【点评】游客如果想“游”得有深度一点，不是浮光掠影，不是走马观花，入乡随俗其实提供了一个跟旅游国文化更贴近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入乡随俗更是对旅游国文化的一种尊重。

因为身在异国旅游，最美的不只有当地的风光和食物，还有经过多年积淀而成的人文与氛围。突破入乡随俗的藩篱，实则是对当地文化的漠视，更是当今快节奏生活中浮躁心理的表现。尽管游客在异国只是短暂停留，但依然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因为这些远比美食和美景更能触动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