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考察报告[精选]

第一篇：社会发展的考察报告[精选]

社会发展的考察报告

一、本人与调查基本信息

姓名：

学号：

专业：

班级：

学院：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2011-1-10至2011-2-10

一、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

蔡家会村主要产业是以养猪、养鸡、养羊为主的畜牧业，以种枣熏枣为主的种植业，全村集体经济偏于薄弱。

今年来，随着中央、省、州、县、乡各级党委、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我村在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本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农业生产情况。

1、全村主要是以畜牧、种植产业为主，产业发展比较滞后。

2、产业结构情况。农业产业结构中主要以“玉米、油菜”种植为主。

在粮食作物中以玉米、油菜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以大豆、枣树为主，以林果业为补充，畜牧业以养猪场和分散喂养猪、羊和鸡为主。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截止今年12月上旬，建设有乡村公路1条，约7.8公里，一事一议项目通组公路硬化正在建设中。

(二)、有关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全村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三免一补”政策已落实到位;农村税费综合改革以及相关惠农政策、措施，也逐步得到落实。

(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政务公开，坚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党群、干群关系，努力调动村民的参与政务、事务的积极性。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金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村委会到鼓扬红岩的乡村公路多年得不到修缮、路面硬化以及多数田间道路过窄、过陡，雨天行走艰难，从而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物资运输，增加了生产、生活成本;二是水利设施落后，水池、水窖修建数量较少，不能满足村民的农业生产、生活用水;三是村容、村貌等基础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多数组建设杂乱无章，比较凌乱，路面硬化、绿化、美化、净化设施建设不到位，环境卫生条件差，无垃圾处理池;四是农村科技、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差，设备、设施落后。对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不足，严重制约我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全村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生产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低。全村的田地比较零星、分散，多数是梯田和坡地，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基本上还处于“牛耕马驮”的小农经济状态，增加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我村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困难。劳动力素质低，村民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其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普遍存在 “小富即安、小进则满”心理，农民素质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3、农民收入低，产业化水平不高，增收渠道窄。当前，全村仍面临着缺乏新的产业支撑，农业产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增收项目不多，农民增收难等诸多困难和问题。

4、新农村建设，缺乏科学规划、统一布局。我村在新农村建设上，村“两委”班子存在思路不够清晰，缺乏统一规划、安排和部署。有的组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上还存在认识不到位、措施力度不够、方法不多;在宣传、发动群众方面也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对如何建设、怎样建设本村的新农村思路不清、路子不宽;在工作上存在不主动、不积极，工作方法不多，还存在“等、靠、要”的现象;这些将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整个村委会的新农村建设进程和质量。

5、新农村建设，“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十分突出。近年来，根据各级党委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以及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部分村民小组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但“重建设、轻管理”成了一大弊病。新建成项目和原有集体资产的日常的管理维护不到位，对这些资产，村组没有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维护制度，集体资产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保值增值，反而存在严重的减值和流失的隐患，部分村民对建成的设施保护意识薄弱，特别是在村组公房、乡村道路、水池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上意识淡薄、方法不到位。

6、村委会基层组织建设仍然薄弱，一是全村组干部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村“两委”班子成员中，小学、初中程度文化还占56%的比重，这对新时期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和后劲不强，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路上力不从心;二是基层组织建设还有待完善、加强。

三、下步工作打算及对策

(一)加大新农村建设和各项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涉及“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宣传党委、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有关决议、决定和重要举措，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发展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充分利用标语、黑板报、村组会议等进行多渠道宣传，在村内营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

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中央“20字方针”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突出新农村建设主体意识，加强班子建设。新农村建设要政府引导，农民为主体，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一个好的班子带领大家向前发展;村党总支与村委会加强团结，紧密沟通、严密组织，要形成一支有号召力，能干实事，乐于奉献的村“两委”班子，明确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建设的主力是农民自己，激发广大群众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是关键。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全体村民以集资、投工投劳等方式积极参与各村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确保新农村建设项目，建一个，成一个，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多的增加群众和村组集体负担，搞举债、负债建设，要量力而行，真正把新农村建设抓出成效。

(三)科学规划，分类指导，逐步落实。村级“两委”班子须认真研究，立足本村实际，突出本地特色，提出符合本村实际的新农建设发展规划，统一布局，协调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生态环境，对于新农村建设，要按照规划稳定有序推进。对于实施整村推进项目、乡村道路规划、小学软硬件建设、垃圾处理池建设、村民科技文化室建设等建项目要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逐步和安排。

(四)抓好农业科技文化的培训、推广。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作用，加大利用科技文化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力度，要积极推广运用各种集约、高效、节约型农业技术，提高农业资源和投入品的使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如积极推广配方施肥等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劳务的开发，全面实施农民工培训工程，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收入。

(五)要抓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培育，着力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明年，我村将加大产业化进程步伐，形成以“科学种植稳村、科学养殖兴村、特色养殖富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在今年推广杂交玉米、枣树种植的基础上，明年将大力推广有机高粱的种植和200亩核桃种植;养殖业方面，在稳定商品猪、商品羊出栏数的基础上，加大扶持绿壳蛋鸡养殖户的养殖力度，为我村产业化打下基础，从而可以推动我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要搞好规划，必须保护好耕地。应坚持“围绕增收调整结构”的思路，正确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对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持、培育，并发展好现有的优势产业，在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要注意确保粮食产量稳定、确保畜禽养殖安全。因为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六)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完善各种制度。坚持和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规范和完善各项村规民约，增强我村各干部和村民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意识，确保公共基础设施安全完整，增强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确保我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性、持久性的过程。新农村建设涉及千家万户，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长期努力，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从解决农民最关注、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实际问题入手，以增加农民

收入、发展产业支撑和改善生产环境为突破口，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的积极性。我相信，只要我们村干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理清我村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用3至5年，完全可以使全村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农民生活更加宽裕，村容村貌更加整洁，农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加和谐。

第二篇：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摘要：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本报告考察了影响延安市农民增收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在营销环节上要大力发展农民营销合作社，政府要为其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缺乏资源的主要原因，一是县乡两级的事业单位体制占有了财政资源，二是村级财政缺乏农民组织治理下的公地制度，需要进行事业单位体制和政府体制的彻底改革。

2002年5月20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成城乡就业、农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主题下到县、乡、村进行考察调研，现将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的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方式

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市政策研究室的精心安排和严密组织下，在延安市各有关局的大力协作下，在延安的3县7乡12村的紧密配合下，课题组的调研活动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本次调研时间虽短，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率调研模式。

第一，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收效，课题组明确了此次调研的三个方向，分别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建设，并依这三个调研方向将课题组再分为三个小组，社科院的学者和延安市局工作人员依各自的研究或工作方向混合编组，形成双方密切合作的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方式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干部情况熟、语言通、了解政策、沟通便捷等特点，对于帮助社科院的学者迅速进入情况、拉近与调研对象的距离、缩短主题调研的准备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鉴于延安市地广人稀，我们这次考察确定的3个县又是从北到南、纵贯全区，为了节省时间，在延安市政策调研室的帮助下，每到一县所辖区域，均按照远近顺序，沿途先进乡（镇）看点、下村、入农户访谈，再回乡镇座谈。到县城后也先看点，把听取县里全面情况介绍和座谈讨论放在该县考察的最后。这种安排方式科学计划了所有的工作时间，并使得调查过程先具体后抽象，符合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提升、形成概念的基本认识规律。

第三，5天调研时间一般只能走马看花，为了对于调研对象的了解尽可能深入，社科院提出，入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和必要的。在市政策调研室的努力下，自第2天起就将下村调查的重点放到了入户调查（包括田间地头找农户调查）。每次农户调查均按照农村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调查内容在了解农户基本状况基础上各有所侧重。结果不仅扩大了调查面，而且有益于对三个重点调研方向加深理解。三个小组在3县5乡6个村庄共调查了30户农户，力争做到了下马看花。

二、营销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环节

延安市近年来大力开发林果、畜牧、棚栽三大产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产业开发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经比达到48：1：51.9，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1.4%，非粮作物产值年均递增11.1%.发展非粮农业的政策，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农民吃饭问题，还对于农民增收、生活有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以来，延安市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点治理区域的生态开始恢复，这为未来林业、畜牧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给农民的长远增收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所以，农民对于新的产业格局衷心拥护并对未来的生活怀有憧憬和渴望。

延安非粮农业的三大产业——苹果、蔬菜和畜牧业，有两大产业的主要矛盾都在于营销，畜草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如形成规模后未来的主要矛盾也将集中体现在市场营销环节。

市场营销是延安市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而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推向现代化销售市场，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是产品品质差异性很大的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与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矛盾；二是收购、储运、上市分散化的营销模式与集中化的公司营销模式。这两重矛盾又以市场的最后检验功能统一起来，非标准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低，售价上不去。所以，解决这双重矛盾的最佳模式，在国际社会已有公论，即规模化的农场生产与规模化的公司营销。但是，这种模式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过剩的现实发生冲突，我国必须探索另外的道路。即在保障就业人口能够获得就业岗位——不论这类岗位是否经过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动规模化的生产与营销。

1、规模营销的现状、经验与启示

在延安，规模化生产的矛盾相对解决的较好。目前，洛川、富县的苹果、安塞、甘泉的蔬菜规模生产都已经成形。矛盾突出表现在产量集中、保鲜周期短（蔬菜保鲜周期更短），果菜的商品转换率低，市场销售压力大。为了解决规模营销的问题，不少县份由政府机构直接成立果菜销售公司，在收获季节突击销售。还建立销售经纪人制度，协调果商和果农的矛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收获季节起到了类似销售经纪人的作用。

但是，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销售，尽管在市场不发达的阶段可以部分替代市场的功能，见效快，不过其负面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占据了市场发育的空间，阻碍了市场竞争，还侵占了本应归属农民的所得。

据调查，荆尧科村所在的旧县镇，在2001年以协会与果农合作方式共修建群库5座，并且还以农民出地、果商出资的方式建成了6座果库，目前全镇的果库已经建设了二百七、八十个，总库容量占到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开始的农民建群库，将苹果产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储存环节，从而造就了苹果常年销售无淡季的新的营销方式，有效地提升了苹果的销售价格，带动了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的发展。这种抓住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的做法，目前正在洛川县进一步推广。

再以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蔬菜协会为例。该协会是全县第一家专业协会，会员10人，均为种菜能手，有县里发的农民技术员证书。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本村人进行技术指导和新品种引进示范，义务服务，不收费。在蔬菜销售上，协会会员发挥中介作用，为菜商和菜农牵线搭桥，收取相当于售价5%的差价作为报酬，相当于蔬菜销售经纪人。据调查，该村蔬菜总量的约90％通过协会会员的中介作用销售。

上述两类专业协会不仅组织方式不同，一为农民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一为技术能手的专业组织，而且功能结构也不同，前者以营销功能为主，后者以技术指导为主。显然，以营销为主的协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能够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政府如何在营销环节上功夫，洛川旧县镇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并非只有政府才能搞规模营销，公司＋农户并非等于政府＋农户。协会＋农户甚至是农民营销合作组织＋农户完全有可能搞规模营销。第二，政府需要摆正与市场和农户的关系，抛弃以往直接干预市场和农户的经济统治模式，改换角色，实行以规范市场、提供技术与信息服务，运用政策引导和发动农民自组织合作机构搞规模营销的治理模式。

2、农业产业化初期，规模营销是否必须依靠政府进行？

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认识农业经济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从规模营销的农业产业的性质上看，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的目标，如粮棉油等国家调控价格的生产项目，一般需要通过政府的服务补偿市场服务的不足。此时，政府加农户的模式具有必要性。不过，延安的果菜业、畜草业产品并非属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列，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在市场可以做也做得到的领域，以政府加农户的方式规模营销，后果非但达不到帮助农民增收的目标，反而以政府帮助的名义占有了农民原本可能得到的利润，结果导致手段与目标的错位。如果政府本来能够生成利润的那部分涉农的空间也占满了，将可能生成利润的领域都垄断了，利润都进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口袋里，农民到哪里去找增收的门径呢？

所以，在政府以行政力量大力推进行政性销售公司和农技协时，的确需要拷问一下自身，出现这种政企、政社职责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现象，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又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自己——以突出政绩换取进阶的速率。如果真正为农民利益着想，起码需要承认对于农民增收这个目标而言，行政化手段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更为长远性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构建起一个市场体系；规定对这个体系施加影响和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对于市场进行整合与管理。

在这方面，洛川县创造了有效的经验，他们组建了苹果交易批发市场、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和苹果交易信息服务中心，还建成了一厅式办公的苹果交易信息平台，将各地的苹果交易信息以大屏幕展示出来。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由县工商局主管，县法院、植保站、苹果检疫站、苹果产业局、以及公安、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共同参与，专门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和矛盾。

3、如何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首先是这类合作组织的定位问题。我们所言的农民合作营销组织，是前述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果农协会一类的组织。它到底属于社团还是企业，农民和干部们都存在不同看法，导致这类组织在开发各类服务和经营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很不明确。例如，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正在向着以销售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组织转变，经营和获取利润成为促进这种组织发展的动力。但是协会的组织成本目前主要依赖领导人的志愿和奉献精神化解，该会会长——一个很能干的农民告诉我们，果协需要向企业化发展，否则无法继续支持。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意识到，为了适应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育、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需求，企业化道路非走不可。

那么，这类组织的企业化道路是否通向市场上的专业销售公司呢？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够帮助农民方便和低成本地进入市场，获取收益，又能够保持其团体内部的自助、自保、自我监督、民主决策的社会组织的品质呢？找到这条道路，不仅是政府制定规模营销政策的需要，对农业经济实施有效治理的需要，更是农民公众进行自我管理的需要，因此，它关系到延安市未来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我们认为，这类组织的最佳模式是农业营销合作社。农业营销合作社是每个社员以劳动参与的平等的自治、自助经济联合体[1]，是一种不同于专业公司的特殊企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参与者个人自助、自担责任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因而与专业公司不同而与社团类似，它的运营特点是等份入股，一人一票，社员控制，按劳动量或交易额比例返利，这一点不仅与社团不同，而且与专业公司也不同。专业公司是老板雇工人，老板管决策，工人管干活老板分红利，工人得工资；合作社是人人是老板，共同决策共同劳动，不允许有只决策不劳动的社员，劳动所得为收入主题，股份所得即股息类似利息可进成本，所以它是社员控制下的自治、自助的独立组织。据史料载，这类组织早在国际社会走入工业化初期时就存在了，并且还组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抗战初期，中国曾成立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组织过各类的合作社。根据近期的国际性研究，合作社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组织。在荷兰、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畜牧业、果菜业的营销合作社占据合作社总量的70%-80%.这些经验值得延安研究和借鉴

延安要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第一，分清协会与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有其必要性，不能统统改成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不能搞强迫，不能拔苗助长。

第三，合作社是一种社会化营销服务的组织形式，但与政府办的供销社一类组织性不同，它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未来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构成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与政府体系形成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前提是自愿和市场交易公平，不应有任何政府的授意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

第四，关于合作社的适用法律。许多国家都将其确认为法人组织，但其实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即劳动合作性质的经济法人。所以，它常常被归类到第三部门即既非公司又非政府的社会其它组织，而且获得经营免税资格。中国目前还没有为国际通行的这类合作社量身度作其适用法律，延安市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先出台适用办法。

延安要造就农民营销合作社这类新型的经济组织，政府的思路和政策必须做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政府要为农民营销合作社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

第二，政府要构建市场框架、包括法律法规和交易仲裁、监督等基本秩序；

第三，对农民营销合作社实施鼓励政策，可以考虑免税以及鼓励销售，多销多奖，将

政策实惠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

第四，摆正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推动村委会的职能变革。村委会应该成为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自治组织，而农民营销合作社是农村社区的经济自治组织，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形成功能互补的形异质同的同构组织。

总之，发育农民营销合作组织，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与延安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的方向无疑是发育政府以外的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的纵经横纬，使得“弱社会”逐渐强大起来。尽管目前我们对于新的结构和新的体制的框架尚不清晰，不过，基本原则就是不能由政府包打天下。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农村，需要能够集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这些组织与政府之间需要结成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三、农村社区公共事业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除了在安塞、洛川、甘泉三县的座谈会了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状况外，还走访了三县的3所中小学和2所乡卫生院，并在下户调查（30户）中了解农民家庭收支以及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费用的情况。

1、我们的主要印象

第一，近年来，延安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乡乡通路、村村通电，程控电话到乡，电讯网覆盖了80%的乡村，大多数的村通了自来水，农民的生活质量比5年前大有提高。

第二，延安市通过加大对于教育、低保、医疗卫生的投入，积极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全市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较突出的是全面推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表现为起步早、方向明、政策对头，效果显著。特别是全市确定了“小范围、低标准、先启动、后提高”的原则，摸清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底数[2]，摸索了关于农村低保对象的资格认定方式，并创造了统一兑付时限、持证开单、信用社领取的一整套效率高、有保障的低保金领取方法。

第三，三县均很重视农民减负工作，使之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安塞县推行农民负担

第四，延安市坚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教育奠基、科教兴延”的发展战略。在农村中小学教育方面，近年来实行“普九”攻坚，布局调整，质量管理、“四制”[3]改革，贯彻国务院关于“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领导和管理，强化了县政府的统筹管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责任、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办学责任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不过，教育方面的问题还很明显，表现在：a、投入仍然不足。延安全市中小学目前还有14万多平方米的危漏校舍缺乏资金。b、人力资源前景堪忧。高素质的教师短缺，目前只能拔高使用。d、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校舍投资不断地追人口高峰，但是高峰期过后人去楼空，现在小学校舍已经过剩，初中校舍也将过剩。c、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与就近入学有冲突，布局调整难以两全。e、学校管理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乱收费的等现象。

2、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

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主要表现为各项社会事业的经费一直严重不足，除了计生一项的经费由中央按人数直接划拨专款外，其他各项如教育、卫生、计生、低保和文化均存在重大缺口。

其次是医疗卫生。1985年国家规定卫生系统的资金由地方财政拨付。而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一直没能排上位置，致使各县级财政在造预算时压低对县乡两级卫生机构的拨款。据了解，延安各县均实施差额拨款，一般只拨付工资的60%，高者为80%.而工资外的其他费用，包括房屋修缮、设备购置、医疗用具、行政开支统统得由医院和卫生院自行创收解决。医疗的市场化机制对于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农民群体无疑起着社会排斥的作用。

第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部分资金也是由地方财政负责。延安市县两级财政为保障农村贫困户每年出资350万元，所保障的农户已经占农业人口的2%.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农村贫困人口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文化方面的资金拨付就更加捉襟见肘。现有资金只够勉强维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地方

财政对县以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无固定拨款，只有搞活动时专项申请，才可能有少量拨款。可以说，文化事业排延安各项社会事业中的最末一位，尽管延安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积淀深厚，但却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文化事业的发展趋于边缘化。

为了补偿资源的严重不足，教育、卫生、交通等各公共部门，不断提出各种创建活动的达标指标，发动各县乡作捐献。据调查，农民负担沉重，主要在于费多而不是税重，而费多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三提五统，而是在此之外的名目繁多的各部门的缴费。

（二）事业单位体制是衍成矛盾的主因

综上所述，延安市的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表面看来，是事业单位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矛盾：机构多、人员多，人头费比例过大，占有了大量财政资源，致使人员工资以外的事业发展项目缺乏必要的资金，似乎需要在现有的财政开支42.43%的份额中进行调整。不过，问题的本质并不在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重要遗产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习惯了一涉及事业发展，就必然铺摊子、增机构、增人员，先保证人头费，而不是先考虑项目成效，造成了事业发展的国家包揽的低效率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不仅仅在于行政和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且，对于民间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以与三农相关的县乡两级的各类事业单位为例。如农技推广站、植保站、种子站、林业站、水利站、粮管所等“七站八所”都属于政府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也都是按照计划体制的指导思想建构起来的。市场体制改革以来，这些机构中有一些组织例如科技协会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式有所转换，但是多数机构依旧我行我素，并未树立为农业为农民竭诚服务的思想，而是只为自己的职业和职位服务。这些机构拿着政府的工资，赚取农民的金钱，遍布农业方面所有领域，几乎将所有可能产生利润的涉农领域全部垄断起来，显然，这给农民自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自行增收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改革的新思路

面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延安市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之内作改革，新增事业拨款必须以改革旧的事业体制——减机构、减人员为前提；二是打破现有事业体制框架，大力发展现行体制外的“新事业单位”即国际通行的第三部门机构，促进新旧事业单位之间的结构替代。所谓第三部门，是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社会的第三大部门，所谓第三部门机构，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或者互益产品的非企业的生产服务机构，他们的资源来自依成本计费的社会服务收费、社会捐助以及向政府申请的社会服务项目的专项援助。因此，这些组织可以视为不拿政府工资的从事社会公益的“新事业单位”。

发展社会事业，不可能再走老路，而任何新路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彻底的事业单位改革要走第二条道路。即事业单位除了必须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外，大部分机构要撤销或自理，自理的方向一是转向企业，第二就是转为第三部门机构。政府的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方向性的变革，实现社会事业单位结构的彻底转换，即社会事业单位结构从依赖国家支付工资的国办事业单位为主转变为主要以民办公益事业单位为主。为此，需要一面削减国办事业单位和人员，一面扶持非政府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成长。扶持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民办公益事业单位的项目，同时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根据项目申请拨付专项援助资金，基金来源于从削减国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中节省下来的经费。这样做的效果，将彻底改变社会事业费的开支结构，从发放人头费为主转换为支持社会事业项目发展为主。

总之，上述社会事业单位的组织变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事业费财政开支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延安市事业体制的改革两大目标，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延安市的需要，也是我国事业体制改革的需要。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实现改革目的——保证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发展第三部门，其中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正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3、税费改革引发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两级政权的运作成本主要来自农民负担，取消农民负担，等于取消乡村两级政权的公共管理费用，致使乡村两级组织无法运行。

4、村级社区的公共财政问题

（一）一般状况和范例

（二）公地制度支撑下的村公共财政

（三）农村社区发展公共服务需要改变治理方式

闫庄村的经验证明，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解决资源来源问题。即“有钱办事”的问题。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一是政府转移支付、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财政补贴，另一种就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实行社区自治。选择那种方式治理农村，前提条件是资源从何而来。既然政府没有可能做到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足够的转移支付，那么，就只有走后一条路。为此，村庄“公地”显然很有必要。公地资源成为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了村公共服务集体消费的组织者和信息沟通渠道。这样的村委会由于被公地制度赋予了公共经济的组织功能，其功能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功能从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服务和上级政府服务的社区行政功能演变为社区公共服务。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从字面上的村民自治体实质上的基层政权组织演化为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放手让农村社区建设一个自我协调的自治机制，是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凝聚成团粒结构的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式。

闫庄村的实践还表明，村庄公地制度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首先是公地的来源。1996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得超过5%.闫庄村只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公地，是因为该村地处荒山僻野，可以发动村民继续开荒。而姚店村地处城关，公地大量为工商业用地所占，而工商业占地的收益并不稳定，姚店村曾在几年前，用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享为本村小学盖新房，但现在已经无钱继续投资公共事业。其次是公地的经营。

闫庄村的经营方式有两类，一是由村委会出工资雇村民负责集体山林，二是与32户村民合股、村民出地、村委会投资、分户管理，建成100亩干果生产基地，收益后村委会与村民按6：4的比例分成。这两种方式都保障了村委会的公共权益，即依村民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权益。姚店村则是将所有公地都统统化整为零交由村民承包，另在几年前开发第三产业，村委会盖门面房，租赁给村民作商店。对于这些公地的使用和收益，村委会缺乏管理监督，只能有钱收钱，无钱拉倒。第三是公地的收益分配。闫庄村村民监督来真格的，大家不同意的项目不能开支，村委会主任必须到村民小组一一做工作说明情况。村干部和村民小组会至少半个月一次。姚店村尽管财务开支的透明度很高，每月都在村头黑板报上公布，但是大量与村民无关的开支仍然照支不误。村民没有多少兴趣参与意见。由此可见，制度的效用来自农民的参与，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来自农民的利益，只要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就能够通过社区民主的方式鼓励参与和分享，从而使制度建设成为保障农民收益的工具。

5、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状况和建议

近年来，延安市的卫生工作按照“整顿村级、强化乡级、提高县级”的思路，狠抓了医疗机构、卫生监督体制、卫生事业单位三项改革，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碘盐配售制全面启动，地方病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例如甘泉县，狠抓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把重点放在改厕改水，合作医疗和农民健康教育三个环节上，使80%的群众的饮用水得到了根本改善，通过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意识、改变农民不良卫生习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卫生行政部门由过去的计划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按照“保机构、保职能、放经营”的原则，对乡镇卫生院实行了保本增值承包。

（一）现存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们的考察和延安市卫生局今年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的抽样调查，延安地区的农村卫生健康方面存在着令人堪忧的三大问题。

第一，医疗服务需求大而利用差。今年以来，为掌握全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医疗

第二，农村卫生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具体是：a、乡镇卫生

院改革与发展举步唯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活，多数经营效益低下，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拿不齐。b、乡镇卫生院和计生服务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乡镇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却没有较好的设备和诊疗仪器，而乡镇计生站有先进的仪器，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计生站还向着医疗领域延伸，与卫生院争夺市场。c、村卫生室处于瘫痪状态，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名不符实，乡医半医半农，年龄知识老化，无力承担农村社会卫生工作。d、缺乏人才，后继乏力。如甘泉县几年未分配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来的多是中专学生，而且往往还不能到岗到位。主要原因是基层卫生单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多年有声望的和技术较强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第三，农村的公共医疗事业正趋于瓦解。表现在：a、本属政府管辖范围的预防保健，目前也进入了市场。如小儿麻痹预防疫苗，应该由国家支付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但是据我们调查，不少乡镇的村医都帮助县卫生院收取注射费和疫苗购买费。另外，流脑、甲肝、流感、狂犬病作为特殊的医疗服务，注射费用均未列入国家支付，甲肝的疫苗购买费也由个人支付。b、未重视农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防为主。由于对于健康保健知识的传播不够，使明显对群众有益的盐加碘制度，只能依靠工作人员签署目标责任书，以行政方式贯彻。c、合作医疗解体。七十年代中期，合作医疗作为依附集体经济的农村福利形式，在延安地区90%的村普遍建立起来，依靠村的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初级医疗保健作用。近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也瓦解了，尽管政府倡导恢复，但是未能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是政府要办而不是农民要办，所以各地的积极性都不高。据近年的调查，延安市村级合作医疗仅存7.8%.第三，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事业总费用占市县两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0.29%

和1%.农村合作力量发展缓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相当突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入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与全国大同小异。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关键的原因在于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的下降。[5]尽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了，但是，这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生命指标的相应改善，因为，个人收入的上升不见得会投资给公共健康，如果公共支持即政府的努力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个关键因素不能随着收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加强，而是简单地放给市场，那么，个人收入的上升则不可能抵偿公共支持的下降。

由此，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市场体制下，采用何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强化政府对于农村卫生的公共支持。

（二）关于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设想

根据我们以往对于农村医疗保障的研究，结合延安情况，我们提出一种农村医疗保障新模式，既在保障农民健康的总目标下，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合作社（简称农医合）体系，与政府及企业长期合作，担当农民的预防保健、门诊和大病医疗，同时建立和试行为农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社会化医疗管理体制。（见附件）

（三）关于能否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简要论证

首先，这种模式构想具有理论上的经济有效性。目前，全国无论城市农村，卫生事业都面临着政府的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下降的局面，农村尤甚。根据世界经验，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上，挑战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方面的资源形成最有效的生产组合，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单方投入和单方生产。投入能否互补，如何互补，是决定能否产生经济有效的社会化协作的医疗保障模式的关键。如果投入是严格可替代的，就不存在协作的可能。孰优孰劣要由谁的生产率高、成本低来决定。我们设计的模式建构在政府部门和农医合投入互补的规律之上。政府部门投入的是农村医疗保健政策、预防保健体系的设备、人员、资金，以及对于农医合的人力资本——社区医生的全部投资；农医合投入的是用于门诊购药的资金和大病住院医疗的保险费，以及选择和监督社区医生及医院体系、政府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政府与农医合各自投入的资本均属于对方较为缺乏而自己较为富有的那一类，因此，双方的投入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从而增加产出效率。

其次，延安具有实施这种模式的相对优越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延安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大，战略正确，以抓生态治理为龙头，推进新型农业，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同时，财政也稳步增收，这为实施新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延安各县在发展非粮农业中，开发了农民自组织的潜力，已经有了一批农民自办的类似销售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协会，这为实施新模式打下组织基础。第三，延安市委市政府以及卫生局的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为矢志为农民服务的坚强决心。这是实施新模式的思想基础。第四，延安已经出现了锐意改革的乡镇卫生院。如黄陵县仓村乡卫生院，实行了由乡卫生院投资兴办的村级社区门诊、将乡卫生院的医生一对一地配给到各村的社区门诊，实行包村服务。内容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门诊，除药费外，不收任何费用。这种模式在社区医生方面，已经与我们的理论构想相当类似，证明在延安市已经出现了改革现行体制的强烈需求和实际行动。这是实施新模式的制度改革的基础。第五，由于延安迄今为止并未实施其它医疗体制改革模式，因此尝试新模式不会受到其它模式的冲击，从而可以减少制度试验中的政治成本。第六，延安作为革命老区，理应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兄弟地区的理解和支持，延安尝试这种新模式，阻力比其他地区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关于尝试新模式的风险问题。鉴于目前农民在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已经掉到了最低谷，所以，只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有较大的把握取得比现在好的成效，即收到付费少而保障多的好成效。

参考文献：

孙志明，西部开发与延安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

1熊景明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杨团，医疗机构的分类制度研究，中国卫生资源，2001年第3卷第4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是，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走在合作社的空间，1999

-----------

*本报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调查组的调研成果。调查组成员为：张联瑜、刘纪新、李玫、汪学群、刘小芹、霍群英、吴兴旺、熊秋红、杨团。本报告执笔人：杨团。

[1]关于农合的各项定义参照了1995年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

[3]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制。

[5]杜鹰，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几点看法，中国卫生发展论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论文。2000年11月。

第三篇：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外出考察报告

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外出考察报告

——西安、延安、洛阳之行有感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细细想来，这句话确实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试问：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如果没有早年的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广泛地搜集民间史料，如何写就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美誉的《史记》一书？唐代大诗人李白，如果没有亲眼目睹黄河的气势磅礴，怎能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佳句？

在古代交通条件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或许会慨叹于“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但是，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要想真正做到“行万里路”已经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这不，作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的我们，在大三下半学期以班级为单位，集体赴中国七大古都之中的西安、洛阳进行实地考察，已经成为了一项传统。这当然离不开学校及老师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这次的西安——洛阳考察前后为期七天时间（2014年4月20日~26日），带队老师是极富经验的梁励老师和辅导员王蕾老师。一路上，梁励老师为我们此次游览参观作了许多细致的讲解，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4月20日下午6：00，一辆浅蓝色大巴载着我们一行41人离开了我校的浦口校区，开始了此次外出考察的旅程。见习行程大致安排为4月

21日上午参观秦兵马佣博物馆，下午原计划去华清池，但经过一整天的舟车劳顿，大家都比较疲惫，且雨势较大、天气不佳，所以就临时取消了对这个景点的考察。4月22日，我们前往延安参观中共革命根据地旧址，中途经过黄帝陵，大家在黄帝陵门口拍照留念，借以缅怀我们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当天在延安的参观景点比较多，主要有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延安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等。4月23日上午参观了法门寺，下午参观了乾陵。4月24日上午，我们主要参观了著名的大雁塔和馆藏丰富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特别展厅里，我们依次看到了原始社会、西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出土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反映古代先民生活情景和艺术追求的丰富多姿的彩陶器皿，和作为盛唐繁荣景象写照的唐代金银器和唐三彩等使我们大开眼界。当天下午，我们参观了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城垣建筑——西安古城墙，部分同学还骑自行车绕城墙体验了一把。此外，许多同学在自由活动时间，去回民街尝试了一番西安特色美食。特别是西安肉夹膜、羊肉泡馍、裤带面、凉皮等口感独特，至今让人回味不已。4月25日，我们离开西安驱车前往洛阳，参观了有名的洛阳龙门石窟。4月26日上午，我们参观了洛阳的嵩山少林寺，下午便返程回南京，一直到晚上8:00左右才到达校区，外出考察活动缓缓落下了帷幕。

总的来说，这次考察大家都受益匪浅。因为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欣赏到了

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秦川风光，拓宽了视野。更可贵的是，那种亲历现场的情感体验，是以往任何书本知识都无法代替了的。我想，这兴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下面，我就选取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景点，集中谈谈我的个人感受。

一、部分考察景点的具体介绍 1.西安秦兵马俑博物馆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位于距西安市30公里的临潼以东地区，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陪葬坑。现已发掘出土的主要有三个俑坑，其中尤以一号坑的面积最大。据馆内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最早是由西杨村村民在1974年3月抗旱打井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后经考古工作人员的辛勤挖掘和整理，才有了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样子。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号坑的东西长230米，宽约62米，总面积达142600平方米。截止目前，已发掘的面积达4000平方米，出土的陶俑、陶马近2000件，木质战车20辆。据介绍，这些兵马俑在刚出土时大都为彩色佣，在与空气进行短暂接触后即被氧化，失去了原有的亮丽色彩，实为可惜。在参观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坑内的车兵、步兵、骑兵等不同兵种，皆按一定的正式进行有序排列。整体风格庄严肃穆，蓄势待发，令人不禁联想到曾有“虎狼之师”称号的秦军，当年横扫六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飒爽英姿。此外，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你会看到这些士兵佣的脸型、发型、体态、神情均有差异，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仅从他们的服饰和发型，你就能从中分出他们的级别高下。看到这里，你势必会惊叹于中国2000多年以前工匠们的杰出艺术手法以及陶俑制作过程的复杂繁琐。

二号坑虽然在面积上不及一号坑那么大，但是从坑内陶俑排列的阵式复杂、兵种的齐全可以看出，二号坑无疑是作战时与敌军对阵的中坚力量。此外，二号坑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出土的两辆铜质车马，让人耳目一新！这两辆铜车，均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马车，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整个车身近似于正方形，两辆车各由四匹马来拉，这对驾车者来说有很高的技术要求。车上的御官佣皆身穿长孺、头戴鶡冠，腰上配有宝剑，双眼平视着前方，全神贯注，一个呈现站立的姿势，另外一个为跪坐状态。为了显示出皇家的气派和华贵，这两辆车马均有大量黄金白银作为饰品点缀。其中，最令人称奇的当数马脖子下悬挂着的璎珞，均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而成。据介绍，专家们在修复的过程中，曾用放大镜进行了反复的观察，但都未能发现铜丝表面存有锻打的痕迹。并且，这些铜丝粗细均匀，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用拔丝法制作而成的。很难想像，在当时的落后生成力制约下，工匠们是如何发挥他们的独具匠心做到的。

除了参观上述的三处兵马俑坑，我们还特别参观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秦俑。尽管尘封于地下长达千年，但依然无损于其风姿。其中，主要有跪射佣、中级

军吏佣、高级军吏佣、鞍马骑兵佣、立射佣。这些佣均按真人大小塑造，栩栩如生，气质昂扬，静中寓动。不仅他们的发式冠戴有所区别，就连他们身着的铠甲也有差异。特别是部分秦俑的鞋底，上面那些疏密有致的针脚竟然也被工匠敏锐地捕捉到，并且真实地给表现了出来。如此真实写实的表现手法，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着实穿越了一把！

2.延安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杨家岭旧址、王家坪旧址

延安革命旧址位于今陕西省延安市，从1937年一直到1947年，延安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共产党的革命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在我们驱车前往的路途中，透过车窗，能够看到一片片依山而凿的土窑洞。据梁老师介绍，这些窑洞冬暖夏凉，但因年久失修大多已废弃不用。

在延安革命旧址的参观过程中，中共中央书记处旧址——枣园和王家坪旧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两处旧址都开放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旧居和部分会议室。在参观伟人旧居的时候，室内的简陋布局、居住条件的异常艰苦让人咋舌。难以想象，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当年正是在这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这里，我真切地体会到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一句响亮的口号。我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种恶劣的客观环境，磨砺、锻炼了共产党员们争取革命胜利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正是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与号召下，中国共产党才最终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此外，延安素有“小米之乡”的美称，这里的小米色泽金黄、颗粒饱满，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枣园景区附近，还有许多销售狗头枣的商店。店家都很热情，在我们购买前会让大家先免费试吃，开的价钱也比较实在。十五块钱一斤的枣子吃起来，口感甜而不腻，肉质紧密而细脆。比起在南方买的二三十块钱一斤的枣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用手捏下去还能反弹起来的枣子质量较好，于是乎，同学们都纷纷围在箱子四周，迫不及待地“理论用之于实践”，慢挑细捡起来了。枣子吃在嘴里是甜的，自己动手挑枣子的乐趣更是甜在了大伙儿的心坎里。

3.乾陵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城北梁山之上的乾陵，在唐代的十八陵中保存得最为完整。它是唐高宗李治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二人的合葬墓，采用依山为陵的建造方式，雄伟壮观。除主墓以外，乾陵还有十七个小型的陪葬墓，葬有其他皇室成员与功臣。现已发掘的陪葬墓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中书

令薛元超之墓、燕国公使李谨行之墓。墓室出土的壁画，比较有名的有《马球图》、《出猎图》、《仪仗图》、《观鸟捕蝉图》等，大都绚丽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与研究价值，现已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之中。

作为乾陵代表性建筑的无字碑，北靠东阙，南依翁仲（或称直阁将军），西与述圣碑相对，奇崛瑰丽，雕刻精美。至于无字碑上为何无字，民间大体流传着三种说法。第一种：武则天立此碑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高大德，远非区区文字所能表达得了的。第二种：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有愧于李唐王朝，还是不为自己撰写碑文为好。第三种：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性皇帝，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大背景下，仍然在政治上作出了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卓越历史功绩，其功过是非还是留后人评说。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因为武则天作为一名君主，一位政治家，能够知人善任，并且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所表现出来的胆略和魄力，绝非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比拟。虽然在晚年，她通过重用酷吏、大搞检举告密等手段攻击政敌，弄得大臣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且在生活作风上，宠幸男宠颇受后人诟病。但这些仍然无损于她作为一名杰出君主的光芒！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除了无字碑以外，在乾陵朱雀门外的神道两侧，分布着两组石人群像，合称六十一蕃臣像也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些石像的大小与真人比较相近，且穿着打扮各由差异，有袍服束腰的，有翻领紫袖的„„皆双手前拱，姿态极为谦恭，像是在列队恭迎皇帝的到来。但如今这些石像的头部皆不复存在了，关于石像头部失踪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毁于自然灾害的地震，有的说是毁于战火频仍时期的人为破坏。至于真实地原因究竟何如，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谜题。古往今来，历史上曾留下许多让人无法解释的谜题，历史的神秘性吸引着后人不断地去探索、去求知。我想:这也是历史有别于其他的独特之处吧。可以说，乾陵的建筑规模及其风格代表了唐代早期的繁荣文化及其艺术成就。以古长安（今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唐文化，代表着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因其兼收并蓄的特点，吸引着各国人民前来瞻仰膜拜。人们一谈起中国前后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总会不禁遥想到唐帝国的繁荣，牵动的不仅是心中的大唐情结，更是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望。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洗礼，乾陵的美丽依然光彩夺目！

4.洛阳龙门石窟 作为中国四大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郊的龙门一带。虽然在我们去的时候，空中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但经

过雨水洗礼的东西两山，显得格外的钟灵毓秀、灵气逼人。中间的伊水缓流穿过，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玉带，怕是哪位贪恋凡尘的仙女在游戏人间时，一不小心遗落下的吧。

据介绍，龙门石窟大致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又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百年的大规模营造，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壮观景象。现存窟龛大约有2345处，造像10余万尊、碑刻题记约有2800余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来看，都堪称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传统艺术宝库的瑰宝。其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佛，通高17.14米，仅头部就高达4米，耳长1.9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当数莲花洞中的小型佛像了。其中，最小的佛像大约每个只有两厘米高。这前后一大一小的巨大落差，真让人拍手称奇。

二、小结

总而言之，这次历史系大三学生的外出考察活动，无疑给我们大家的四年大学生活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美好回忆。在归途，回想起这几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西安、洛阳的依依不舍之情。绵延起伏的八百里秦川风光，完全迥异于江南地区田连阡陌、湖泊纵横。让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神奇造物能力。同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的崇山峻岭，同样造就了西安人民坚强质朴的性格。走遍祖国大好山川，体验各地风土人情，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第四篇：关于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察报告

关于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察报告

为深入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弘扬大庆精神，推动科学发展”指示精神和省委对大庆的新要求，10月下旬，市委书记韩学键率大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包头两市学习考察。考察期间，代表团采取听情况、进企业、入园区、看新城的方式，深入康巴什新区、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包钢集团等25个单位学习考察，并与两市党政领导进行交流。考察结束前夕，市委书记韩学键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代表团座谈讨论会，对这次考察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代表团成员畅谈感受感想，并结合谋划明年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总的看，这次学习考察感悟深、体会多、收获大。一是强烈感受到了两市的超常发展速度和巨大发展成就，深感震撼；二是清楚看到了我们与先进地区的发展差距，倍感触动；三是全面学到了两市推进发展的创新举措和成功经验，深受启发。可以说，这次学习考察成果丰硕，达到了解放思想、学习取经、沟通交流、广交朋友的预期目的，增强了加快大庆科学和谐跨越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

一、科学解读两市发展

在考察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两市高速增长、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铆足干劲、争先恐后的创业精神。

（一）两市发展亮点多、成就大。一是发展速度快。“十五”以来，两市GDP年均增速均超20%，去年两市固定资产投资双超1000亿元，今年上半年增速都在30%以上。二是转型成效实。鄂尔多斯的“煤经济”已经由2000年占GDP的70%调整到目前的40%；包头三次产业比例由2000年的8：60：32调整到3：57：40。三是项目层次高。鄂尔多斯今年启动建设亿元以上项目237项，神华煤制油项目一期投资245亿元，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煤直接液化项目；包头2006年以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00多亿元，建成东方稀土、一机载重汽车等一大批国际国内一流水平的支柱项目。四是城建手笔大。鄂尔多斯城市格局舒展、功能完善、运行通畅、生态优美、适宜人居，几年内建成区扩张了75平方公里，城市化率达到65%；包头 “一市两城、三个组团、带状布局”城市形态初步形成，近三年累计投入600多亿元完善提升城市基础设施。五是生态环境优。鄂尔多斯自2000年以来，完成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人工造林4500多万亩，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30%提高到75%以上；包头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先后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六是发展效益好。去年鄂包两市地方财政收入均超200亿元，增速分别达到50.8%和30%。今年前三季度，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增速达到48.3%，全年预计可增收100亿元。七是综合实力强。鄂尔多斯在中国200个城市中综合竞争力排名47位，其中增长竞争力排名第1位；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中国有8个城市进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城市前十位，包头位列第一。

（二）两市发展理念新、举措实。两市在加快发展过程中，善于从战略层面研究和解决问题，许多做法值得研究借鉴。一是坚持战略思维、世界眼光，高点站位谋发展。包头紧抓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做强草原钢城、建设稀土之都，全力打造科学发展示范地区。鄂尔多斯高起点谋划建设大煤炭、大煤电、大化工、大循环四大产业，已经建成全国科技创新试点城市、国家羊绒标准化基地、煤液化基地、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基地。二是坚持居安思危、主动求变，依托优势促转型。两市在煤炭、钢铁经济处于高位发展的时期，就开始积极谋划产业转型升级。鄂尔多斯在建成全国首个超亿吨现代化煤炭生产基地的同时，煤转电、煤制油、煤化工等接续产业也同步跟进，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新型能源化工为主体的现代化多元产业体系。包头提出推动增长动力、增长模式、增长形态、集群发

展、产业配套“五个转变”，全面推进产业结构战略升级。三是坚持谋新谋高、引大扶强，集聚集约上项目。两市着眼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引进建设项目。鄂尔多斯集团在发展纺织服装板块的同时，投资140亿元开发棋盘井工业园区，投资270亿元发展煤业加工，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67亿元、利税24亿元。包头深入实施“百亿企业培育工程”，启动建设了稀土、铝业、装备制造等9个工业园区，进驻企业1200户，产业聚集度接近70%。四是坚持格局舒展、特色鲜明，瞄准一流建城市。两市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坚持“走进全国前列、走向世界一流、走向现代化”。包头城市总体规划50年来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打造功能明确、布局合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鄂尔多斯提出“拉大、补欠、崛起”的城市化发展思路，聘请国内外知名机构规划建设了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新区。五是坚持绿色发展、全域覆盖，不遗余力治生态。两市都举全力、大规模、强力度、成建制地治理生态。鄂尔多斯市宜耕宜种土地只有4%，2000年以来通过人的主动退出促进生态自我修复，目前全市草原恢复881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6%，相当于每年新增资源面积130万亩。包头积极实施“空气清洁、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构建起“公园棋布、森林围城、组团隔离、绿网相连”的城市构架。六是坚持成果共享、富民强市，千方百计保民生。近些年，鄂尔多斯社会事业投入年均增速始终保持在30%以上，城乡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25和0.33，去年人均GDP居全国地级城市第四位、人均财力居第三位。包头坚持富民优先，财政新增收入80%左右用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去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20861元和7076元。七是坚持遇水搭桥、勇破障碍，创新机制增活力。鄂尔多斯市大力度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近年来民间资本以年均71%的速度增长，非公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经达到60%。包头积极创新引导机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扩大投资、开发、经营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7%。八是坚持全民创业、全情干事，同心合力快发展。两市班子团结思进、想事干事、谋事成事，在今年特殊的形势下，两市都实现了逆势快速增长。同时，在全市上下积极营造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生动局面。

（三）两市发展冲劲大、后劲足。从项目储备看，鄂尔多斯今年新建续建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100个，工业投资1000亿元以上，规划建设了蒙西、棋盘井等一批装备先进、技术领先、各具特色的大型工业基地。包头今年实施5000万元以上工业重点项目248个，总投资1400亿元以上。从承载能力看，两市都在加快城市空间扩展、承载扩容和辐射扩张，鄂尔多斯组团式大城市框架已经拉开，城市功能品位、产业承载、适宜人居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包头突出城市功能和产业定位，功能分区明确，预留空间科学，可以从容承载产业、公益、生态等各类项目。从环境优势看，两市宜居住、宜创业、宜发展的环境已经形成，与呼和浩特构成内蒙古最具活力的“金三角”，项目、资金、政策、技术、品牌“洼地”效应日益明显。从民力积累看，两市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双超2万元，达到沿海发达地区水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9000—10000元，分别增长20%以上，人民生活富裕、民力殷实。

二、客观审视大庆现状

近年来，我市全力推动“三个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发展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努力无止境。特别是对照两市发展经验，更需要我们理性分析大庆发展形势、准确判断发展现状、科学把握发展走势。

（一）对比两市发展大庆有压力。我们在发展速度、项目规模和投资强度等方面与两市存在差距，同时还应看到在思想理念、工作招法和工作劲头上两市的超人之处。一是在思想

解放上，2001年鄂尔多斯市GDP只有172亿，去年已经达到1560亿元，增长了近10倍，短短的7年就从落后地区跨入经济强市，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敢于先行探索、突破难题、率先发展。目前，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各地市都在你追我赶，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勇创一流，以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加快发展。二是在眼界气魄上，鄂尔多斯超越资源、区位等限制，提出高起点、高科技、高效益、高产业链、高附加值、高度节能环保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思路，引进建成了一批世界级的大项目、大企业。我们必须在引进“大高外”特别是引进世界500强工业企业上力争取得更大的实质突破。三是在谋划发展上，两市超前树立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包头市瞄准集约发展、科技创新制高点，谋划建设了一批规模大、标准高的工业园区，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60%以上；谋划了“贝氏体钢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等一批高精尖项目，全面提升发展层次。我们要重点推进石化、装备制造、高端服务业等接续产业，力争起点更高、产业规模实力更强。四是在城市建设上，两市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制定规划，城市建筑特别是地标设计瞄准世界一流。鄂尔多斯市仅康巴什新区规划就汇集了建设部总规划师陈晓丽等一批国内外顶级规划设计大师，“鄂尔多斯100”建筑群更是集中了包括奥运鸟巢设计者在内的29个国家100名专家；包头市新都市区建设三年就投入40亿元。在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工作标准、加大工作力度。五是在生态环境上，鄂尔多斯沙漠沙地、丘陵沟壑占全市土地的96%，生态十分脆弱。他们率先推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启动实施“大漠披绿”和“水草丰美”工程，创造了干旱地区生态改善的奇迹。包头全力构建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建设了包钢、铝业、化工等一批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园区，区域生态文明水平显著提高。近些年，我们生态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治理力度、质量效果等方面还有差距。六是在创业激情上，两市在推进更好更快发展中，各级党政组织创新探索、干事创业，形成了只争朝夕求发展、坚持不懈搞建设、千方百计快跨越的浓厚氛围。当前，大庆正处于科学和谐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进则退、不快即退，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精力，再鼓干劲，全力加快发展。

（二）实现“三个”发展大庆有潜力。一是基础牢。近几年大庆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特别是今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影响，大庆经济逆势而上，前三季度GDP增长11.4%，为近年同期较高水平；特别是非油经济增长30.9%，地方经济增长37%，地方工业增长60.1%，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资源多。大庆除了石油资源以外，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草原资源、湿地资源、地热资源和物产资源，开发利用空间很大。只要能够把创意和题材做大、做深、做精、做出特色，今天的资源优势就会转化为明天的经济优势。三是机遇大。中油集团决定在大庆建设面向全国的“五大基地”，建设总投资60亿元的大化肥项目；省委出台了“八大经济区”规划，其中五个直接涉及大庆。这些都是加快大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只要我们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大庆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四是政策好。去年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增加了5万亿贷款，今年国家又增加1.18万亿政府投资,制定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有七个直接关系大庆，为我们保持投资强度、壮大支柱产业提供了宽松有利的政策环境。五是动力强。今年中央4位领导亲临大庆，省委炳轩书记9次来大庆检查工作，高度关注大庆发展，并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新期望，这是我们坚定信心、再鼓干劲、加速发展的政治动力、精神动力。总的看，大庆与鄂包两市工作亮点各有不同、发展优势各有所长，只要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发挥优势、把握机遇、发掘潜力、加大力度，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再上新水平、再攀新高峰。

（三）坚持既定思路大庆前景广阔、大有希望。在今年7月召开的市委七届六次全会上，市委总结提出了“完成一个任务、推动两个转型、加快三个发展、打牢四个基础、实现五个跨越”“一二三四五”的战略目标和“十个必须”的基本经验。近两年的工作实践充分证明，这些目标要求和基本经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中央和省委精神、符合大庆城市发展规

律，开创了大庆发展新局面。必须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引领大庆各项事业迈上新的战略高度。

三、高点推进大庆发展

当前，大庆发展已经进入了快速提升、快速突破、快速跨越的关键时期。学习借鉴鄂包两市经验，我们最根本的是把握大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委确定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最核心的是更新思想观念，紧跟时代潮流，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招法、新机制推动大庆更好更快发展；最关键的是弘扬大庆精神，扑下身子，大干苦干实干，求实务实落实。重点在十个方面下功夫。

（一）立足加快发展，在解放思想上下功夫。核心是坚持“跳出大庆看大庆、分析对比看大庆、站在高处看大庆”，强化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使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紧跟时代发展。一是破“满”，树立危机意识。通过学习考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不仅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遥遥领先，中原地区强势爆发、全力赶超，以往印象中欠发达的西北地区，一些城市后发崛起、超常发展的态势更加咄咄逼人，这也标志着覆盖全国的新一轮发展热潮已经兴起，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奋发图强。二是破“难”，树立机遇意识。在当前危机与机遇交融共存的复杂时期，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善于在危机中抓战机，化危机为转机。在危机面前，谁能把握住机遇、创造出机遇、利用好机遇，谁就能在困局中领先一步、脱颖而出。三是破“旧”，树立创新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要与时俱进、紧跟发展，勇于跳出惯性思维、背时办法、传统框框的束缚，用创新思维、改革办法、市场取向大跨步推进各项工作。四是破“靠”，树立开拓意识。鄂包两市的发展模式充分说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不等不靠，大力发展接续产业。我们必须树立依托资源但不依赖资源的思想，积极开拓新领域，谋划新产业，发展新业态，为实现大庆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立足突破升级，在项目建设上下功夫。近两年，我们坚持“全党抓发展、中心抓经济、重点抓项目”，实施“三百”行动计划，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学习鄂包两市经验，我们必须紧抓项目核心，着力扩张规模，壮大总量，提升产业发展层次。一要围绕大高外，高点站位谋项目。围绕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城乡建设、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六个重点领域，放眼全国全球，着眼产业高端，瞄准同业一流，依托资源开发谋划好俄油加工、石化产品深加工、天然气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湿地公园保护性开发、林甸温泉产业带等大项目；围绕提升功能谋划好新城整体开发建设、CBD（商务中心区）、庆南庆北商贸中心、轨道交通、大绥高速、大绥铁路、城市立体交通、世界石油公园等大项目；紧抓装备制造谋划好钻井、采油、炼化、风电、航空、汽车等大项目；瞄准新兴领域谋划好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方面的大项目。凡是涉及经济工作的部门都要谋划项目。二要拿出大气魄，敢下血本引项目。在当前优惠政策趋同的情况下，政府支持力度决定各地招商成效。应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和奖励办法，对落户我市的国际、国内知名大企业，在收费、土地、厂房、税收等方面进行补助或奖励；对投资额度在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对引进的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按实际开办费用给予一定比例补助；对争取到国家和省政策支持、引进重大项目的有功人员给予重奖。三要强化高效能，更好更快建项目。在项目建设上，必须强化成长理念，不能一引了之、一投了之。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责任人对项目推进负全责，一包到底；进一步强化运行，对项目实行全程监控，搞好跟踪服务，发现问题立即解决，确保项目建成达产；进一步强化督办，健全检查督办机制，形成领导抓督办、督促领导办的工作局面；进一步强化奖惩，做到好的真奖、重奖，差的真罚、重罚。

（三）立足拉开框架，在新城建设上下功夫。统筹考虑城市发展，进一步拉开城市骨架、拓展发展空间，强化组团特色、提升承载能力。在两个新城开发建设上，重点解决好十个方

面问题。一要明确功能定位。“两城”的发展方向、产业布局、城市功能要突出特色，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庆南新城要努力建成特色组团相依、高速通道联接、产业协调、功能完备、生态良好、人居优善的南部综合中心城区；庆北新城要努力建成休闲娱乐、度假旅游、高端服务、科技研发、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型城区。新城的规划、开发、建设和管理都要紧扣功能定位。二要制定完善规划。瞄准国际国内一流水平，聘请名院名家，进一步完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控详规划，特别是搞好萨大路、西干线两侧，东城水库、飞机场区域等重点部位的控制管理。三要做好土地文章。明确现有土地权属和性质，做好收储、审批和经营工作，做到土地收益最大化。进一步强化集约用地，高新区范围内产业项目用地容积率不能低于1.5。四要多元筹措资金。通过地企联合、发行债券、土地经营、引进名企、银行贷款、启动民间资本等加速两城建设。五要积极对外合作。积极引进万科、碧桂园等地产企业，推进整城或区块开发。六要用足用活政策。既要充分利用市里的优惠政策，又要结合实际大胆创新政策，灵活执行政策。七要理顺体制机制。进一步研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理顺事权关系，扫清发展障碍。八要注重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政务、法制、市场、人文、生活和生态环境，力争成为全市发展的领头羊和示范区。九要加强宣传推介。有效利用各种载体，扩大新城规划设计、功能定位、产业发展及远景目标的宣传，为吸引投资、加快建设营造良好氛围。十要抓紧研究项目。按照既是经济区更是行政区的要求，全方位、多角度筹划项目，统筹研究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社会功能项目、产业项目、生态环境项目。

（四）立足绿色发展，在生态建设上下功夫。一是完善生态体系。大力实施“植树、复草、治水、净气”四大工程，确保大庆生态系统健康完整。绿化要突出“美”，在主要交通节点和重要路段高标准设计建设绿化景观作品或景观带，引入园林理念提升建成区休闲广场绿化水平。治水要突出“清”，以实施黎明河综合整治实现东城区五湖连通为契机，统筹研究东城区水体环境治理问题，规划建好世纪大道跨线桥等重点生态项目，实现城区内水系循环畅通、水体清澈洁净。净气要突出“稳”，要加速引入转化低碳技术，严控现有重点污染源，加快实施华能新华电厂烟气脱硫等重点环保项目，杜绝新生污染源，全力保持大庆空气质量稳定在较高水平。二是发展生态产业。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研究实施沙棘、沙柳、中草药种植等产业化项目，配套引进相关加工企业，在全市范围内打造几个生态产业带、生态产业示范区，实现以生态养生态、借生态建生态。三是建设美丽城市。省委炳轩书记对我们提出了“用十年左右时间把大庆建成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的希望和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美丽城市”的基本内涵、指标体系和工作措施，有关部门要拿出具体实施意见。

（五）立足提升内涵，在发展三产上下功夫。围绕发展八大产业，制定《大庆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加快第三产业提档升级。商贸业要加速提升，建好新玛特、东安、龙南、庆南和五湖地区等5个大型现代商贸中心区，建设龙江西部商业中心。物流业要形成规模，建好大庆石油物资、肇源港桥、万宝商都和空港四大物流园，积极引入高层次的现代物流企业，提升大庆物流业整体水平，打造龙江西部物流中心。旅游业要快速开发，建好以北国之春梦幻城、连环湖温泉度假区、龙凤国家湿地公园等为代表的精品项目，全面打造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服务外包业要迅速壮大，建好服务外包产业园和黑龙江省软件园，引入、培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服务外包企业群。文化创意产业要聚集项目，高标准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引进高层次文化创意项目。金融业要大力发展，加快规划建设金融产业园；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融资平台“四位一体”，加快县域金融业发展。

（六）立足产业方向，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一是着力提升延伸传统产业。积极引进转化石油化工、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高新技术成果，延伸产业链条、改进生产工艺，提升现有产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二是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推进专项课题攻关。重点在食品加工、服务外包和新型建材等领域筛选出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研课题，建立科技创新战略

联盟，实施集中扶持、全力攻关，可以通过课题委托、异地合作、专项聘任等方式，充分借助“外脑”。三是依托资源、产业优势搭建强势科研平台。加快推进省科学院大庆分院和石油学院、八一农大两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着力引进建设与大庆产业发展衔接紧密的科研机构，建立完善石化、农产品深加工、新型建材、新能源等大型科研平台，促进以技术提升产业、以技术吸引资金、以技术生成项目。

（七）立足科学有序，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坚持解决农业问题从非农产业找出路、解决农村问题从加快推进城市化找出路、解决农民问题从减少和转移农民找出路，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一是坚持规划先行。健全城乡规划委员会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域规划管理体制，形成市域统筹规划重要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公用事业和社会发展项目的城乡建设新格局，进一步明确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布局、人口布局。二是强化产业吸纳。推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近郊区”土地向园区和基地流转，“农耕区”土地向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流转。加快发展粮、豆、薯、肉、蛋、奶、果、菌、菜九大特色品种精深加工及现代服务业，鼓励龙头企业在原料基地就地建厂，促进农民变工人。三是搞好城镇聚集。按照“突出特色、完善功能、做大产业、集聚人口”的总体要求，推进县城、城乡结合部、中心镇和村屯“四位一体”，加快农村城镇化，引导周边农民向城镇集中。四是实施政策引导。研究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明确相关政策，扶持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村环境，提升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活。

（八）立足成果共享，在改善民生上下功夫。继续深化“十大民生工程”，让发展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人民群众。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实施“全民创业”工程，完善扶持创业优惠政策，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着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参保工作。适时提高城乡低保救助标准。完善基本养老制度，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不断提高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加快推进教育资源整合，着力提升农村教育水平。进一步完善城市医疗服务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建设大庆市妇女儿童医院。加快在庆南地区规划建设有影响的教育、文化和卫生中心。深入开展城市环境“十项”整治工程。针对薄弱环节进行集中攻坚，有关部门要制定活动方案，明确重点、目标、时限和责任，着力解决集贸市场散乱差、公共环卫设施落后缺位、居住区环境较差、街路桥梁保洁死角死面、建筑和娱乐噪声扰民等问题。

（九）立足挖井开渠，在活化融资上下功夫。创新融资体制、机制是解决发展资金缺乏的必由之路。一是用好国有资本“借资”。规范提升市里的几个投资公司，增加授信等级，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二是激活民间资本“聚资”。建立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创办专业化的创业投资企业，通过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发展小额信贷机构等方式，盘活民间资本，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兴业。三是包装资产资源“增资”。重点是高标准整理包装土地、地标以及湖泡、湿地等优势要素，实现收益几何级增长，壮大政府资金实力。四是鼓励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扶持有条件、有潜质的企业，抓住“后危机时代”的有利契机适时上市，为企业上新项目、扩大生产奠定资金基础。

（十）立足强化保障，在执行落实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强化创业导向。坚持以科学发展论英雄，以项目建设论政绩，以招商引资论本领，以贡献大小论奖惩的干事创业导向，形成干事业有为、有为就有位的良好政治生态。检验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点看在是非、困难、矛盾、名利面前的态度和表现，看所承担的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另一方面，要严格各项机制。在抓项目工作上我们制定了“三维分工”、“五定”、“六保”、“五个一”工作机制，关键在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落实。要切实加大考核督促的力度，兑现奖惩，引导约束责任人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想事干事上，用在执行落实上，保证决策一贯到底。

第五篇：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摘要：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本报告考察了影响延安市农民增收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在营销环节上要大力发展农民营销合作社，政府要为其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缺乏资源的主要原因，一是县乡两级的事业单位体制占有了财政资源，二是村级财政缺乏农民组织治理下的公地制度，需要进行事业单位体制和政府体制的彻底改革。

2002年5月20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成城乡就业、农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主题下到县、乡、村进行考察调研，现将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的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方式

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一行九人，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民族所、法学所、历史所、文学所、拉美所、宗教所、外文所及党校总部。课题组于21日上午聆听了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市农牧局、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文化局的简要介绍，下午又与卫生局、教育局、科协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讨论。自5月22日至26日，由市政策研究室郭桂林牵头，市卫生、教育、民政各局派员参加，与社科院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专题考察组赴安塞、洛川、甘泉三县考察。5天时间内走访了延安北部的安塞县沿河湾镇杨家沟村、候沟门村、方塔村，谭家营乡桃树湾村，招安镇招安村、闫庄村；延安南部的洛川县京兆乡三涿洼村、来往村，旧县镇荆尧科村；延安中部的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曲里村，下寺湾镇下寺湾村，共7乡（镇）12村。此外，还考察了三个县的博物馆（文化馆）、2个镇医院、3个乡村小学、一个县种畜场和一个乡办养鸽场共10个社会机构。

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市政策研究室的精心安排和严密组织下，在延安市各有关局的大力协作下，在延安的3县7乡12村的紧密配合下，课题组的调研活动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本次调研时间虽短，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率调研模式。

第一，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收效，课题组明确了此次调研的三个方向，分别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建设，并依这三个调研方向将课题组再分为三个小组，社科院的学者和延安市局工作人员依各自的研究或工作方向混合编组，形成双方密切合作的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方式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干部情况熟、语言通、了解政策、沟通便捷等特点，对于帮助社科院的学者迅速进入情况、拉近与调研对象的距离、缩短主题调研的准备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鉴于延安市地广人稀，我们这次考察确定的3个县又是从北到南、纵贯全区，为了节省时间，在延安市政策调研室的帮助下，每到一县所辖区域，均按照远近顺序，沿途先进乡（镇）看点、下村、入农户访谈，再回乡镇座谈。到县城后也先看点，把听取县里全面情况介绍和座谈讨论放在该县考察的最后。这种安排方式科学计划了所有的工作时间，并使得调查过程先具体后抽象，符合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提升、形成概念的基本认识规律。

第三，5天调研时间一般只能走马看花，为了对于调研对象的了解尽可能深入，社科院提出，入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和必要的。在市政策调研室的努力下，自第2天起就将下村调查的重点放到了入户调查（包括田间地头找农户调查）。每次农户调查均按照农村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调查内容在了解农户基本状况基础上各有所侧重。结果不仅扩大了调查面，而且有益于对三个重点调研方向加深理解。三个小组在3县5乡6个村庄共调查了30户农户，力争做到了下马看花。

二、营销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环节

延安市近年来大力开发林果、畜牧、棚栽三大产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产业开发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经比达到48：1：51.9，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1.4%，非粮作物产值年均递增11.1%.发展非粮农业的政策，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农民吃饭问题，还对于农民增收、生活有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以来，延安市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点治理区域的生态开始恢复，这为未来林业、畜牧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给农民的长远增收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所以，农民对于新的产业格局衷心拥护并对未来的生活怀有憧憬和渴望。

延安非粮农业的三大产业——苹果、蔬菜和畜牧业，有两大产业的主要矛盾都在于营销，畜草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如形成规模后未来的主要矛盾也将集中体现在市场营销环节。

市场营销是延安市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而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推向现代化销售市场，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是产品品质差异性很大的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与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矛盾；二是收购、储运、上市分散化的营销模式与集中化的公司营销模式。这两重矛盾又以市场的最后检验功能统一起来，非标准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低，售价上不去。所以，解决这双重矛盾的最佳模式，在国际社会已有公论，即规模化的农场生产与规模化的公司营销。但是，这种模式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过剩的现实发生冲突，我国必须探索另外的道路。即在保障就业人口能够获得就业岗位——不论这类岗位是否经过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动规模化的生产与营销。

1、规模营销的现状、经验与启示

在延安，规模化生产的矛盾相对解决的较好。目前，洛川、富县的苹果、安塞、甘泉的蔬菜规模生产都已经成形。矛盾突出表现在产量集中、保鲜周期短（蔬菜保鲜周期更短），果菜的商品转换率低，市场销售压力大。为了解决规模营销的问题，不少县份由政府机构直接成立果菜销售公司，在收获季节突击销售。还建立销售经纪人制度，协调果商和果农的矛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收获季节起到了类似销售经纪人的作用。

但是，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销售，尽管在市场不发达的阶段可以部分替代市场的功能，见效快，不过其负面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占据了市场发育的空间，阻碍了市场竞争，还侵占了本应归属农民的所得。

调查中发现，延安市的果菜营销主体，除了政府行政性销售公司和销售经纪人之外，还有一类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包括由政府官员、村干部兼职或者参与组织领导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主要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果农、菜农协会。例如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由农民自行管理，干部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村干部不兼职。自1998年起，协会以统一销售为主题，先后采取了广告招商、组织修建果库群、进行返季节销售、在外地设果行等方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尤其组织果农集资兴建果库群，采取村上出地、农户出资，统一修建、统一管理、单库产权由出资农户所有的方式，既有储存规模——16个单库共计可储存160万斤果，又有灵活弹性——单库或群库出租可分可合。2001年，不仅单库的农户因返季节销售，平均每户增收万元左右，而且由于单库拥有者向缺乏储存和销售能力的农户提前收购，也帮助这些农户得到了稳定的收入。由于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利益，增收有了保障，对果协倍加拥护。

据调查，荆尧科村所在的旧县镇，在2001年以协会与果农合作方式共修建群库5座，并且还以农民出地、果商出资的方式建成了6座果库，目前全镇的果库已经建设了二百七、八十个，总库容量占到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开始的农民建群库，将苹果产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储存环节，从而造就了苹果常年销售无淡季的新的营销方式，有效地提升了苹果的销售价格，带动了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的发展。这种抓住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的做法，目前正在洛川县进一步推广。

再以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蔬菜协会为例。该协会是全县第一家专业协会，会员10人，均为种菜能手，有县里发的农民技术员证书。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本村人进行技术指导和新品种引进示范，义务服务，不收费。在蔬菜销售上，协会会员发挥中介作用，为菜商和菜农牵线搭桥，收取相当于售价5%的差价作为报酬，相当于蔬菜销售经纪人。据调查，该村蔬菜总量的约90％通过协会会员的中介作用销售。

上述两类专业协会不仅组织方式不同，一为农民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一为技术能手的专业组织，而且功能结构也不同，前者以营销功能为主，后者以技术指导为主。显然，以营销为主的协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能够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政府如何在营销环节上功夫，洛川旧县镇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并非只有政府才能搞规模营销，公司＋农户并非等于政府＋农户。协会＋农户甚至是农民营销合作组织＋农户完全有可能搞规模营销。第二，政府需要摆正与市场和农户的关系，抛弃以往直接干预市场和农户的经济统治模式，改换角色，实行以规范市场、提供技术与信息服务，运用政策引导和发动农民自组织合作机构搞规模营销的治理模式。

2、农业产业化初期，规模营销是否必须依靠政府进行？

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认识农业经济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从规模营销的农业产业的性质上看，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的目标，如粮棉油等国家调控价格的生产项目，一般需要通过政府的服务补偿市场服务的不足。此时，政府加农户的模式具有必要性。不过，延安的果菜业、畜草业产品并非属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列，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在市场可以做也做得到的领域，以政府加农户的方式规模营销，后果非但达不到帮助农民增收的目标，反而以政府帮助的名义占有了农民原本可能得到的利润，结果导致手段与目标的错位。如果政府本来能够生成利润的那部分涉农的空间也占满了，将可能生成利润的领域都垄断了，利润都进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口袋里，农民到哪里去找增收的门径呢？

所以，在政府以行政力量大力推进行政性销售公司和农技协时，的确需要拷问一下自身，出现这种政企、政社职责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现象，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又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自己——以突出政绩换取进阶的速率。如果真正为农民利益着想，起码需要承认对于农民增收这个目标而言，行政化手段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更为长远性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构建起一个市场体系；规定对这个体系施加影响和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对于市场进行整合与管理。

在这方面，洛川县创造了有效的经验，他们组建了苹果交易批发市场、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和苹果交易信息服务中心，还建成了一厅式办公的苹果交易信息平台，将各地的苹果交易信息以大屏幕展示出来。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由县工商局主管，县法院、植保站、苹果检疫站、苹果产业局、以及公安、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共同参与，专门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和矛盾。

3、如何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首先是这类合作组织的定位问题。我们所言的农民合作营销组织，是前述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果农协会一类的组织。它到底属于社团还是企业，农民和干部们都存在不同看法，导致这类组织在开发各类服务和经营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很不明确。例如，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正在向着以销售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组织转变，经营和获取利润成为促进这种组织发展的动力。但是协会的组织成本目前主要依赖领导人的志愿和奉献精神化解，该会会长——一个很能干的农民告诉我们，果协需要向企业化发展，否则无法继续支持。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意识到，为了适应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育、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需求，企业化道路非走不可。

那么，这类组织的企业化道路是否通向市场上的专业销售公司呢？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够帮助农民方便和低成本地进入市场，获取收益，又能够保持其团体内部的自助、自保、自我监督、民主决策的社会组织的品质呢？找到这条道路，不仅是政府制定规模营销政策的需要，对农业经济实施有效治理的需要，更是农民公众进行自我管理的需要，因此，它关系到延安市未来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我们认为，这类组织的最佳模式是农业营销合作社。农业营销合作社是每个社员以劳动参与的平等的自治、自助经济联合体[1]，是一种不同于专业公司的特殊企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参与者个人自助、自担责任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因而与专业公司不同而与社团类似，它的运营特点是等份入股，一人一票，社员控制，按劳动量或交易额比例返利，这一点不仅与社团不同，而且与专业公司也不同。专业公司是老板雇工人，老板管决策，工人管干活老板分红利，工人得工资；合作社是人人是老板，共同决策共同劳动，不允许有只决策不劳动的社员，劳动所得为收入主题，股份所得即股息类似利息可进成本，所以它是社员控制下的自治、自助的独立组织。据史料载，这类组织早在国际社会走入工业化初期时就存在了，并且还组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抗战初期，中国曾成立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组织过各类的合作社。根据近期的国际性研究，合作社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组织。在荷兰、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畜牧业、果菜业的营销合作社占据合作社总量的70%-80%.这些经验值得延安研究和借鉴

延安要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第一，分清协会与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有其必要性，不能统统改成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不能搞强迫，不能拔苗助长。

第三，合作社是一种社会化营销服务的组织形式，但与政府办的供销社一类组织性不同，它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未来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构成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与政府体系形成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前提是自愿和市场交易公平，不应有任何政府的授意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

第四，关于合作社的适用法律。许多国家都将其确认为法人组织，但其实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即劳动合作性质的经济法人。所以，它常常被归类到第三部门即既非公司又非政府的社会其它组织，而且获得经营免税资格。中国目前还没有为国际通行的这类合作社量身度作其适用法律，延安市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先出台适用办法。

延安要造就农民营销合作社这类新型的经济组织，政府的思路和政策必须做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政府要为农民营销合作社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

第二，政府要构建市场框架、包括法律法规和交易仲裁、监督等基本秩序；

第三，对农民营销合作社实施鼓励政策，可以考虑免税以及鼓励销售，多销多奖，将

政策实惠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

第四，摆正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推动村委会的职能变革。村委会应该成为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自治组织，而农民营销合作社是农村社区的经济自治组织，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形成功能互补的形异质同的同构组织。

总之，发育农民营销合作组织，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与延安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的方向无疑是发育政府以外的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的纵经横纬，使得“弱社会”逐渐强大起来。尽管目前我们对于新的结构和新的体制的框架尚不清晰，不过，基本原则就是不能由政府包打天下。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农村，需要能够集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这些组织与政府之间需要结成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三、农村社区公共事业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除了在安塞、洛川、甘泉三县的座谈会了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状况外，还走访了三县的3所中小学和2所乡卫生院，并在下户调查（30户）中了解农民家庭收支以及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费用的情况。

1、我们的主要印象

第一，近年来，延安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乡乡通路、村村通电，程控电话到乡，电讯网覆盖了80%的乡村，大多数的村通了自来水，农民的生活质量比5年前大有提高。

第二，延安市通过加大对于教育、低保、医疗卫生的投入，积极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全市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较突出的是全面推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表现为起步早、方向明、政策对头，效果显著。特别是全市确定了“小范围、低标准、先启动、后提高”的原则，摸清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底数[2]，摸索了关于农村低保对象的资格认定方式，并创造了统一兑付时限、持证开单、信用社领取的一整套效率高、有保障的低保金领取方法。

第三，三县均很重视农民减负工作，使之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安塞县推行农民负担

“明白卡”制度，统一票据制度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同时，认真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检查。2001年，全县人均负担提留统筹费24.8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5%.不过，调查显示，农民负担重并非主要由于三提五统等规范化、制度化的措施，而是在此之外的各类临时性缴费，特别是公共事业的达标活动，无论交通、教育、卫生，各部门统统要农民出资搞创建。从而引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农村公共事业应该由谁来出资？

第四，延安市坚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教育奠基、科教兴延” 的发展战略。在农村中小学教育方面，近年来实行“普九”攻坚，布局调整，质量管理、“四制”[3]改革，贯彻国务院关于“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领导和管理，强化了县政府的统筹管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责任、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办学责任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不过，教育方面的问题还很明显，表现在：a、投入仍然不足。延安全市中小学目前还有14万多平方米的危漏校舍缺乏资金。b、人力资源前景堪忧。高素质的教师短缺，目前只能拔高使用。d、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校舍投资不断地追人口高峰，但是高峰期过后人去楼空，现在小学校舍已经过剩，初中校舍也将过剩。c、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与就近入学有冲突，布局调整难以两全。e、学校管理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乱收费的等现象。

2、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

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主要表现为各项社会事业的经费一直严重不足，除了计生一项的经费由中央按人数直接划拨专款外，其他各项如教育、卫生、计生、低保和文化均存在重大缺口。

首先是教育。今年4月以前，教育政策一直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在资金拨付上，国家只管公办教师基本工资，其他各项民办教师工资、按教职员人数发放的公务费，班主任津贴、危房改造、教师培训、设备配备等各项开支均要由县乡两级财政承担。仅教育经费这一项每年的开支就占据了县乡两级的基本财力，给县乡两级财政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乡一级几乎90%的财力全用于教育，例如洛川县京兆乡共1348户5638人，2001年的财政总收入167万元，全乡干部有97名公务员、150名教师，年工资总额高达188万元，财政收入全部吃掉还不够，只能由县财政补差21万元。再如安塞县，教育经费每年约需23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人头费，即按照学校教职员工人数拨付的行政费、津贴等，还有校舍维修费。其中，用于民办教师工资的部分并不多。安塞县有民办教师850人，月工资每人300元，年开支需要306万元。县财政只开支133万元，占民办教师工资的43.46%，其余173万元，占56.54%的部分要靠每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中解决。2300万元教育经费尚未计入设备购置费。最近国家教委要求各地中小学配备电脑，如果按照要求配齐，安塞县需要4400万元。由于缺乏经费来源，安塞县教育局只有以向学生收取上机费、与供货厂家协议借款等方式筹措这笔资金。

其次是医疗卫生。1985年国家规定卫生系统的资金由地方财政拨付。而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一直没能排上位置，致使各县级财政在造预算时压低对县乡两级卫生机构的拨款。据了解，延安各县均实施差额拨款，一般只拨付工资的60%，高者为80%.而工资外的其他费用，包括房屋修缮、设备购置、医疗用具、行政开支统统得由医院和卫生院自行创收解决。医疗的市场化机制对于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农民群体无疑起着社会排斥的作用。

第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部分资金也是由地方财政负责。延安市县两级财政为保障农村贫困户每年出资350万元，所保障的农户已经占农业人口的2%.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农村贫困人口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文化方面的资金拨付就更加捉襟见肘。现有资金只够勉强维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地方

财政对县以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无固定拨款，只有搞活动时专项申请，才可能有少量拨款。可以说，文化事业排延安各项社会事业中的最末一位，尽管延安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积淀深厚，但却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文化事业的发展趋于边缘化。

为了补偿资源的严重不足，教育、卫生、交通等各公共部门，不断提出各种创建活动的

达标指标，发动各县乡作捐献。据调查，农民负担沉重，主要在于费多而不是税重，而费多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三提五统，而是在此之外的名目繁多的各部门的缴费。

（二）事业单位体制是衍成矛盾的主因

导致延安农村地区社会事业经费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安的事业单位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以来，企业、国家行政机关都实行了有足够力度的减员增效的人事改革，唯独事业单位不仅本身的改革力度不够，而且成为另两项改革的防空洞，从国家机关和企业才减下来的人员第一选择不是市场而是事业单位，致使事业单位愈加庞大，人头费占据了大量资源。延安2001年的财政支出结构[4]中，事业费开支总额占到财政支出总额的42.43%，而行政管理费占总额的20.4%，仅这两项就占到财政开支的62.83%.而用于城市基建、企业挖潜改造和农业生产和开发的资金不足10%，其中农业部分只有3%.另据统计资料表明，延安市事业单位2001年末总人数为65449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年末总人数的37.62%，其中，国营和集体的事业单位在岗人数分别为64584和841万人，分别占到这两类单位年末总人数的39.8%和8.7%，自然，由事业体制所决定的事业费只能首先用于满足人员开支。

综上所述，延安市的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表面看来，是事业单位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矛盾：机构多、人员多，人头费比例过大，占有了大量财政资源，致使人员工资以外的事业发展项目缺乏必要的资金，似乎需要在现有的财政开支42.43%的份额中进行调整。不过，问题的本质并不在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重要遗产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习惯了一涉及事业发展，就必然铺摊子、增机构、增人员，先保证人头费，而不是先考虑项目成效，造成了事业发展的国家包揽的低效率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不仅仅在于行政和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且，对于民间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以与三农相关的县乡两级的各类事业单位为例。如农技推广站、植保站、种子站、林业站、水利站、粮管所等“七站八所”都属于政府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也都是按照计划体制的指导思想建构起来的。市场体制改革以来，这些机构中有一些组织例如科技协会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式有所转换，但是多数机构依旧我行我素，并未树立为农业为农民竭诚服务的思想，而是只为自己的职业和职位服务。这些机构拿着政府的工资，赚取农民的金钱，遍布农业方面所有领域，几乎将所有可能产生利润的涉农领域全部垄断起来，显然，这给农民自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自行增收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改革的新思路

面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延安市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之内作改革，新增事业拨款必须以改革旧的事业体制——减机构、减人员为前提；二是打破现有事业体制框架，大力发展现行体制外的“新事业单位”即国际通行的第三部门机构，促进新旧事业单位之间的结构替代。所谓第三部门，是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社会的第三大部门，所谓第三部门机构，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或者互益产品的非企业的生产服务机构，他们的资源来自依成本计费的社会服务收费、社会捐助以及向政府申请的社会服务项目的专项援助。因此，这些组织可以视为不拿政府工资的从事社会公益的“新事业单位”。

发展社会事业，不可能再走老路，而任何新路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彻底的事业单位改革要走第二条道路。即事业单位除了必须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外，大部分机构要撤销或自理，自理的方向一是转向企业，第二就是转为第三部门机构。政府的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方向性的变革，实现社会事业单位结构的彻底转换，即社会事业单位结构从依赖国家支付工资的国办事业单位为主转变为主要以民办公益事业单位为主。为此，需要一面削减国办事业单位和人员，一面扶持非政府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成长。扶持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民办公益事业单位的项目，同时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根据项目申请拨付专项援助资金，基金来源于从削减国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中节省下来的经费。这样做的效果，将彻底改变社会事业费的开支结构，从发放人头费为主转换为支持社会事业项目发展为主。

总之，上述社会事业单位的组织变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事业费财政开支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延安市事业体制的改革两大目标，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延安市的需要，也是我国事业体制改革的需要。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实现改革目的——保证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发展第三部门，其中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正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3、税费改革引发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两级政权的运作成本主要来自农民负担，取消农民负担，等于取消乡村两级政权的公共管理费用，致使乡村两级组织无法运行。

二是教育方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作为乡村一级教育主力的民办教师，其工资一直缺乏制度化来源，税费改革造成了新的资金缺口。由于现行政策规定，民办教师转公办，必须是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而在此之后20年间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无论如何优秀都不能转公办，他们的工资只能在预算外筹措解决。由于安塞县850名民办教师中，有720人都是于近20年间才参加工作的，属于民办转公办的政策界限之外，所以，他们的工资还是只能由县乡负担。费改税后原由农民负担的教育费附加取消，国务院又下达了教育“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民办教师的工资要由县级财政完全负担，从而形成县级财政的新缺口。

三是以农民负担不减反增的怪现象揭露了以往搞浮夸追政绩的恶果。农业方面的数据大都不是统计的而是调整出来的，例如延安全市只有400万亩土地，而退耕还林按照各县报送的数据要退出1000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多报土地可以少算产量从而降低计税基数，少缴税款，所以年年因交通、工业的农田占地，上报统计数据时大量未能未照实报减。同时，也有一些乡镇，鉴于国家对退耕还林给粮给钱，就有意调高本地耕地面积。总之，统计数据根据需要调整。这导致税费改革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全被腐败风气吃掉。农民负担本应比原税负下降20%，但是由于过去虚报土地面积、虚增产量，虚减纳税基数，现在要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税，结果核算下来，农民的税负不减反增。

4、村级社区的公共财政问题

（一）一般状况和范例

本次调查涉及7乡（镇）12村。村一级的财政由村委会掌管。例如洛川县来往村，村委会将150亩果园交26户村民承包，年收入1万元，干部工资3000元，招待费4000元，小学校1000元，其余为修路等费用。该村的财政收支可以反映一般状况，即村委会的主要功能不是本村的公共服务，而是完成上级的行政任务，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行政性服务。

另从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更可看出这一倾向。该村是全市和全省的典型模范村。该村距县城2.5公里，是蔬菜产业村。由于地处主干道公路旁，前几年又有石油勘探队驻村，曾建设了道路两旁的门面房租给村民经商。据该村提供的2000年下半年村委会财务收支清单显示，在该村收入的155525.20元中，收回社员的菜地、荒山、果园承包费占53%，其余47%为非农收益。非农收益的主要项目为：外来户地基费、油田占地租赁费、用水租赁费、县牧草站土地承包费、镇农经站分红利息、预制厂承包费、房租费。可见，该村的非农收益是通过村委会实施对土地资本化的介入，从而参与收益分享而获取的。这类收入已经脱离了农业，不再与农民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其支出也与农民的需求没有密切关系。该村支出175374.91元，其中，与农民需求关系较为密切的有：a、独生子女优待金和教师节慰问金，共1160元，占总支出的0.66%；b、公共设备维修费17840元，占总支出的9.2%；c、建蔬菜大棚的材料、人工、农膜，以及放水浇地的人工的付费共19484.77元，占总支出的11.1%；以上三大类的开支总共占总支出的20.96%.而用于行政开支包括招待费、出差费、报刊费、作横幅标语等宣传费、干部吃派饭费等等共39721元，占总支出的22.61%.其它大项开支有：a、还资金局贷款和支付个人贷款利息57220元，b、付土地局、土地所房地基管理费等11400元，c、付元庄大会战款12495元，d、付给村民占地补偿费9690元，这三大项总共占总支出的51.78%.从该村的财政支出表可以看出，村委会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公共服务，而是行政性的收益分配，它所代表的，主要不是村民的利益，而是将土地资本化的各类主体包括相对独立的政府部门的利益。

（二）公地制度支撑下的村公共财政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了村财政的另类典型——安塞县招安镇闫庄村。该村地处山梁沟壑之间，自然条件差，地广人稀。全村有11座山、17个台、14个湾，总土地面积12.8平方公里，4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134户、583人。2000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超出全县平均水平%.该村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公地制度。1974年，村集体（即生产队）开辟了1700亩林地，在80年代撤销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当时的队干部眼见外村分林地后树木被砍伐一空，下决心林地不予分配，从而保留了这块“公地”。如今，集体的林地已经发展到4000余亩，使村集体的年收入稳定地达到2万多元。1999年，该村还利用集体林场的沟底坝地建成了3个鱼塘，并发展舍饲养羊和养鸡。预计3年后村集体年收入可达1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的各项收入分配均由村委会提出、村民小组讨论通过。主要分配的项目有：本村小学民办教师补助、校舍维修和办公费、育林人工资、打坝整地封山绿化出工费、修路架电、安装自来水和电话、本村困难户补助、干部补助、卫生专干补助、为村公共事业出力的人员奖励（教师、卫生专干、育林人、村干部）等等。据调查，该村分配状况与其它村的最大不同，是全体干部的补贴和奖金总额每年不超过2200元，只占全年集体收入的不足10%……由于村委会有效地提供了村公共服务，改善了村公共设施条件，并且利用公共资源推广新技术和开展扶贫帮困，实施政府退耕还林政策，成为村民利益和需求的代表，所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据村委会记录本载，5个村干部经村民投票，满意程度除一个为百分之六十几外，其余均为百分之七十多到八十多。

（三）农村社区发展公共服务需要改变治理方式

闫庄村的经验证明，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解决资源来源问题。即“有钱办事”的问题。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一是政府转移支付、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财政补贴，另一种就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实行社区自治。选择那种方式治理农村，前提条件是资源从何而来。既然政府没有可能做到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足够的转移支付，那么，就只有走后一条路。为此，村庄“公地”显然很有必要。公地资源成为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了村公共服务集体消费的组织者和信息沟通渠道。这样的村委会由于被公地制度赋予了公共经济的组织功能，其功能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功能从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服务和上级政府服务的社区行政功能演变为社区公共服务。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从字面上的村民自治体实质上的基层政权组织演化为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放手让农村社区建设一个自我协调的自治机制，是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凝聚成团粒结构的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式。

闫庄村的实践还表明，村庄公地制度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首先是公地的来源。1996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得超过5%.闫庄村只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公地，是因为该村地处荒山僻野，可以发动村民继续开荒。而姚店村地处城关，公地大量为工商业用地所占，而工商业占地的收益并不稳定，姚店村曾在几年前，用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享为本村小学盖新房，但现在已经无钱继续投资公共事业。其次是公地的经营。

闫庄村的经营方式有两类，一是由村委会出工资雇村民负责集体山林，二是与32户村民合股、村民出地、村委会投资、分户管理，建成100亩干果生产基地，收益后村委会与村民按6：4的比例分成。这两种方式都保障了村委会的公共权益，即依村民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权益。姚店村则是将所有公地都统统化整为零交由村民承包，另在几年前开发第三产业，村委会盖门面房，租赁给村民作商店。对于这些公地的使用和收益，村委会缺乏管理监督，只能有钱收钱，无钱拉倒。第三是公地的收益分配。闫庄村村民监督来真格的，大家不同意的项目不能开支，村委会主任必须到村民小组一一做工作说明情况。村干部和村民小组会至少半个月一次。姚店村尽管财务开支的透明度很高，每月都在村头黑板报上公布，但是大量与村民无关的开支仍然照支不误。村民没有多少兴趣参与意见。由此可见，制度的效用来自农民的参与，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来自农民的利益，只要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就能够通过社区民主的方式鼓励参与和分享，从而使制度建设成为保障农民收益的工具。

5、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状况和建议

近年来，延安市的卫生工作按照“整顿村级、强化乡级、提高县级”的思路，狠抓了医疗机构、卫生监督体制、卫生事业单位三项改革，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碘盐配售制全面启动，地方病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例如甘泉县，狠抓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把重点放在改厕改水，合作医疗和农民健康教育三个环节上，使80%的群众的饮用水得到了根本改善，通过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意识、改变农民不良卫生习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卫生行政部门由过去的计划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按照“保机构、保职能、放经营”的原则，对乡镇卫生院实行了保本增值承包。

（一）现存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们的考察和延安市卫生局今年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的抽样调查，延安地区的农村卫生健康方面存在着令人堪忧的三大问题。

第一，医疗服务需求大而利用差。今年以来，为掌握全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医疗

服务状况，延安市卫生局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为原则，根据经济水平和自然地理位置选取志丹、宝塔、洛川三县，每县随机抽取4个乡，每乡随机抽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对于3县12乡24村（居委会）的4740名城乡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两周内患病率21.44%，慢性病患病率13.75%，两周就诊率3.61%，年住院率3.40%，88%的人自费看病，40%的孕妇产前不检查，57%的分娩者在家中接生。其中，与199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中的两周内患病率和年住院率者这两个可比指标相比，延安的两周内患病率高出1.35个百分点，年住院率低1.5个百分点，可见延安的医疗服务需求高出全国水平而医疗服务的利用状况低于全国水平。

第二，农村卫生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具体是：a、乡镇卫生

院改革与发展举步唯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活，多数经营效益低下，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拿不齐。b、乡镇卫生院和计生服务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乡镇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却没有较好的设备和诊疗仪器，而乡镇计生站有先进的仪器，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计生站还向着医疗领域延伸，与卫生院争夺市场。c、村卫生室处于瘫痪状态，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名不符实，乡医半医半农，年龄知识老化，无力承担农村社会卫生工作。d、缺乏人才，后继乏力。如甘泉县几年未分配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来的多是中专学生，而且往往还不能到岗到位。主要原因是基层卫生单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多年有声望的和技术较强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第三，农村的公共医疗事业正趋于瓦解。表现在：a、本属政府管辖范围的预防保健，目前也进入了市场。如小儿麻痹预防疫苗，应该由国家支付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但是据我们调查，不少乡镇的村医都帮助县卫生院收取注射费和疫苗购买费。另外，流脑、甲肝、流感、狂犬病作为特殊的医疗服务，注射费用均未列入国家支付，甲肝的疫苗购买费也由个人支付。b、未重视农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防为主。由于对于健康保健知识的传播不够，使明显对群众有益的盐加碘制度，只能依靠工作人员签署目标责任书，以行政方式贯彻。c、合作医疗解体。七十年代中期，合作医疗作为依附集体经济的农村福利形式，在延安地区90%的村普遍建立起来，依靠村的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初级医疗保健作用。近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也瓦解了，尽管政府倡导恢复，但是未能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是政府要办而不是农民要办，所以各地的积极性都不高。据近年的调查，延安市村级合作医疗仅存7.8%.第三，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事业总费用占市县两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0.29%

和1%.农村合作力量发展缓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相当突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入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与全国大同小异。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关键的原因在于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的下降。[5]尽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了，但是，这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生命指标的相应改善，因为，个人收入的上升不见得会投资给公共健康，如果公共支持即政府的努力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个关键因素不能随着收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加强，而是简单地放给市场，那么，个人收入的上升则不可能抵偿公共支持的下降。

由此，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市场体制下，采用何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强化政府对于农村卫生的公共支持。

（二）关于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设想

根据我们以往对于农村医疗保障的研究，结合延安情况，我们提出一种农村医疗保障新模式，既在保障农民健康的总目标下，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合作社（简称农医合）体系，与政府及企业长期合作，担当农民的预防保健、门诊和大病医疗，同时建立和试行为农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社会化医疗管理体制。（见附件）

（三）关于能否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简要论证

首先，这种模式构想具有理论上的经济有效性。目前，全国无论城市农村，卫生事业都面临着政府的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下降的局面，农村尤甚。根据世界经验，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上，挑战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方面的资源形成最有效的生产组合，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单方投入和单方生产。投入能否互补，如何互补，是决定能否产生经济有效的社会化协作的医疗保障模式的关键。如果投入是严格可替代的，就不存在协作的可能。孰优孰劣要由谁的生产率高、成本低来决定。我们设计的模式建构在政府部门和农医合投入互补的规律之上。政府部门投入的是农村医疗保健政策、预防保健体系的设备、人员、资金，以及对于农医合的人力资本——社区医生的全部投资；农医合投入的是用于门诊购药的资金和大病住院医疗的保险费，以及选择和监督社区医生及医院体系、政府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政府与农医合各自投入的资本均属于对方较为缺乏而自己较为富有的那一类，因此，双方的投入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从而增加产出效率。

其次，延安具有实施这种模式的相对优越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延安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大，战略正确，以抓生态治理为龙头，推进新型农业，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同时，财政也稳步增收，这为实施新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延安各县在发展非粮农业中，开发了农民自组织的潜力，已经有了一批农民自办的类似销售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协会，这为实施新模式打下组织基础。第三，延安市委市政府以及卫生局的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为矢志为农民服务的坚强决心。这是实施新模式的思想基础。第四，延安已经出现了锐意改革的乡镇卫生院。如黄陵县仓村乡卫生院，实行了由乡卫生院投资兴办的村级社区门诊、将乡卫生院的医生一对一地配给到各村的社区门诊，实行包村服务。内容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门诊，除药费外，不收任何费用。这种模式在社区医生方面，已经与我们的理论构想相当类似，证明在延安市已经出现了改革现行体制的强烈需求和实际行动。这是实施新模式的制度改革的基础。第五，由于延安迄今为止并未实施其它医疗体制改革模式，因此尝试新模式不会受到其它模式的冲击，从而可以减少制度试验中的政治成本。第六，延安作为革命老区，理应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兄弟地区的理解和支持，延安尝试这种新模式，阻力比其他地区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关于尝试新模式的风险问题。鉴于目前农民在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已经掉到了最低谷，所以，只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有较大的把握取得比现在好的成效，即收到付费少而保障多的好成效。

参考文献：

孙志明，西部开发与延安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熊景明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杨团，社区管理与社区建设研究——从社区公共服务的角度探讨，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报告，2001年

杨团，医疗机构的分类制度研究，中国卫生资源，2001年第3卷第4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是，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走在合作社的空间，1999

-----------

*本报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调查组的调研成果。调查组成员为：张联瑜、刘纪新、李玫、汪学群、刘小芹、霍群英、吴兴旺、熊秋红、杨团。本报告执笔人：杨团。

[1]关于农合的各项定义参照了1995年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

[2]根据延安市民政局的统计，全市还有24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14.5%.其中，根据家庭人均收入不足450-500元的最低生活标准计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为5.5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截至目前已经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为24951人，占应保人口的45.4%，按照每人元计算，需要支出350万元。由于中央和省上并未安排农村低保专项资金，所以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市县两级。市县两级虽已经安排，市一级出资200万元，县区安排150万元，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人口（54.6%）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3]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制。

[4]2001年，延安市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为20.972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13913万元，占总额的6.6%；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6340万元，占总额的3%，农林水利气象、工交和流通部门的事业费分别是17218、7134和1736万元，合起来占总额的12.43%，属于社会事业方面的事业费支出，教育40360万元、文体广播10110万元、卫生为11152万元、科学666万元，总共62288万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0%.而行政管理费42842万元，占总额的20.4%.以上数据根据延安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手册，2001年，延安市统计局编。

[5]杜鹰，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几点看法，中国卫生发展论坛-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论文。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