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奇特的上学记

第一篇：张艺谋奇特的上学记

张艺谋奇特的上学记

2010年12月03日 07:46 北京青年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特殊时代的机遇：张艺谋超龄六岁，不符合招生简章上的条件，没有经过正式的报名、考试等程序，国家文化部部长特批破例录取

■张艺谋的感慨：太偶然，也太幸运，当时入校时都不知道自己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还是进修学习？ 在2008年至2010年的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们与张艺谋多次说起，在学院的档案和我的手里有很多关于他1978年上学前后的资料和文件，岁月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应该将他当年破格录取上学的真实情况进行公开。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示反对，并表示了非常多的感慨，最终同意可以由我来协作完成，并特别希望完全真实地写，不必遮遮掩掩，甚至可以毫无保留地全盘真实披露。

■当了解到张艺谋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摄影系22岁报名的最大年限时，都为他超过了6岁而惋惜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作出决定，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本科生，作为当时陕西第八棉纺织厂（该厂地处距离西安比较近的咸阳市）工人的张艺谋，知道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对他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和震动，他在心底知道，这是改变他命运的唯一渠道和方法。

初中毕业后，他去农村插队，后来，由于偶然的机遇，他进入陕西第八棉纺织厂织袜工艺车间，干过电工、搬运工等，后借调入工会做宣传工作（出板报，画宣传画，拍照片）。他自己多次在上学和后来与我谈到过他的过去，说着说着就无法继续。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进到工厂的宣传科，做一名干事。那时的他已经在摄影方面显现出才华和天分，我们能够从他当年一些摄影作品中感受到他在坎坷人生经历后所形成的摄影艺术创作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

1978年5月，他利用一次厂里派他出差的机会，顺路到北京转车，把他这些精心准备的摄影创作影集本册直接带来。他来到北京新街口外大街小西天电影学院的招生办公室，他先不敢报名，在外面和边上看了一些时候，觉得看其他考生交的摄影作品画幅比较小不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和水平上都还不如自己，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这才敢上前报名。就在招生报名处，请摄影系老师和其他有关老师看了一下自己的摄影作品。几个老师把张艺谋的作品传看一遍，眼前有些发亮，赞叹不已，甚至不相信是眼前这个沉默寡言的普通工人拍的。这些老师认为：自摄影系报名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数量多、如此专业、如此摄影基础好的考生。但是，当了解到张艺谋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摄影系22岁报名的最大年限时，都为他超过了6岁而惋惜。

在回陕的路上，张艺谋左思右想，仍然不甘心。就托他家里的亲戚，在北京找到画家秦龙，秦龙又托到当时学院美术系的倪震老师，然后辗转找到倪震老师的夫人、当时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技术课程的赵凤玺老师。结果张艺谋第二次专门再来到北京，直接就来到赵凤玺老师的家，倪震和赵凤玺老师看了照片以后，都认为不错，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水平，但是，就是年龄超过得太多。他们两个非常清楚，就他们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报名和考试。倪老师和赵老师非常诚恳地说：“这样，我们推荐你去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试一下。”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主任看了张艺谋的作品后说道：“作品是非常不错，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年龄幅度的考生允许报名。”尔后在电影学院西安招生点也同样碰壁。张艺谋的抗打击性和坚韧性显现了出来，他没有气馁，开始了新的一轮争取工作。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学院摄影系的教师，部分看了张艺谋的作品，认为其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平，则更加坚定了他对自己专业水平的确认。再次通过家里的亲戚，在北京四处找人，希望帮助他能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当时辗转找到著名画家黄永玉，黄永玉在看了张艺谋当时拍的一些摄影作品后，叫他去找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吴印咸。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里的亲戚最后找到了交情比较深的老画家白雪石，求白老先生从中斡旋和帮忙。作为著名的美术家，白老先生对造型艺术有独特的鉴赏力，他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也认为人才难得，具有一定的水平，就应允帮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其美术功底比较深厚，周末常邀请艺术家到自己家做客、谈论艺术，白雪石先生由于是座上客，与黄部长常来常往。白雪石先将张艺谋的作品交给了任文化部秘书长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华君武看后，也大加赞赏，同意推荐，这才交给了黄镇部长。

■黄镇部长批示：“根据他的优异成绩，特殊处理。”

经过几番周折，张艺谋的超龄报名问题，在学院也是几经研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未能同意报考。学院最终拟发正式信函将意见如实告诉张艺谋，并将其在学院所留的部分作品退还给他。

这封信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委员会处理意见上报情况的时候，学院直接通过文化部的华君武，作为学院正式处理意见的文件附件，也同时送交了文化部黄镇部长，黄镇部长在学院的1978年6月1日呈送文化部领导的草拟文件上，直接用红色铅笔进行了批示：“根据他的优异成绩，特殊处理。”

华君武1978年7月20日给黄镇部长的信函：“黄部长：别人转来陕西咸阳市国棉八厂织袜车间27岁工人张艺谋的摄影作品，感到实在好。张报考电影学院，因年龄超过五岁而不能报名，特写信给你，请你看看他的作品，现送上，请批示。”

黄镇部长用红色铅笔、带有行书和草体风格的文字进行了批示，龙飞凤舞，苍劲有力，非常果断。批示的文字内容是：“君武同志：我看了实在高兴，他的作品很有水平，应加紧培养，可以作为特殊问题，叫进修生或其他适当名义，允他入学深造，告电影学院领导小组，立即通知张艺谋。”

华君武在收到黄镇部长的7月20日两个亲笔批示以后，当日就马上给学院回函，迅速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批示精神：“卢梦同志并领导小组：转去黄部长对张艺谋同志入学的批示，我和张素昧平生，也是别人转来的，黄部长说张的作品请你们阅后，仍退给我，他还要再看。”

学院于7月22日接到了文化部的回复信函件后，马上进行传达和贯彻，同时，学院领导、招生委员会、摄影系领导进行具体研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打算立即给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党委负责同志写信，约张艺谋到学院来进行面谈。

学院领导卢梦给文化部华君武的信函：

君武同志：

22日接到你的来信和转来的黄部长批示二件。关于张艺谋同志报考摄影系的问题，我们领导小组与摄影系的负责同志，部分教师研究了一下，摄影系的教师认为，从张艺谋同志送来的摄影作品看，已具有了较高的水平，可以不必参加摄影系一年级专业课程的学习，直接插入二年级。但我院摄影系今年只招了一年级新生，还没有二年级以上的班，而专为他一个人开个班讲二年级以上的课，按目前师资力量，又很困难；其次，他今年已二十七岁，当然可以录取。但是，如果按摄影系学制四年毕业，年龄已过三十一岁，毕业后分配到制片厂，跟几部片子，当几年助理，年龄就更大了。因此，我们打算立即给他写信，约他到我院来谈谈，就以上的一些问题，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

我们的这个意见，请转报黄部长。黄部长有何指示，请告送我们。黄部长的二件批示送回。张的作品待与张面谈后退回给你。

此致

敬礼

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小组1978年7月26日

华君武在收到学院1978年7月26日的信函以后，立即向黄镇部长进行汇报，黄镇部长十分鲜明地表明了录取张艺谋的态度。华君武于7月28日立即给学院致函，转告并传达了他向黄镇部长汇报后黄部长的指示，表示学院不必再找张艺谋本人谈什么了，请学院立即执行黄镇部长的批示，录取张艺谋上学。华君武1978年7月28日给学院的信函：“卢梦同志：已将你的意见向黄部长汇报，黄部长说：‘请你们立即执行，张艺谋并不一定等四年毕业，学习一两年后就可以分配到电影厂去工作。’要我转告你。” ■张艺谋折腾晕了，不知自己上学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生

电影学院招生委员会和领导马上进行了研究，决定录取张艺谋上学。学院招生委员会正式给陕西第八棉纺织厂信函，通知学院录取张艺谋的决定，并要求厂里方面协助办理相关的手续。

2010年10月22日，在我和张艺谋核实上述事情的时候，张艺谋也清晰地记得，当时厂里党委办公室的人，对学院通知他到北京谈上学的事情表示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就是特意让他自己在厂里的空白介绍信上进行填写，然后盖章。结果张艺谋在8月6日，携带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命委员会于1978年8月3日开具的正式介绍信独自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与学院招生委员会的老师见面。他与学院面谈的结果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张艺谋还是一个非常朴实和本分的人，为人也比较谦和，给老师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学院在谈话后决定录取张艺谋，让他本人将信函带回陕西第八棉纺织厂。

后来我曾经问过张艺谋：“你最终知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和结论来上学的？”他说：“当时实际我都已经折腾晕了，只是知道没有经过考试，破格方式，可以上学了。当时所有的文字、谈话和口头说的，都没有明确来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生，就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的？旁听的？还是进修学习的？我也不敢问，怕把这事给弄黄了”。

他仍然清晰地记得32年前的事情，甚至可以基本没有犹豫地说出他当时收到学院信函的情景。

他说：“最后我上学，是北京电影学院以信函的形式寄到我们厂的。不是当时大学的那种正式录取通知书，而是一个带有北京电影学院抬头的信纸，是带有横格的那种，内容也完全是一个通知书的形式。” 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在收到这封“入学录取通知书”后，还是厂长办公室主任比较有见识，有经验，他见过厂里的其他人考上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说是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通知书，但好歹也是一个电影学院的正式的介绍信。不管了，这对艺谋是个好事，就开始帮助他办理相关的手续。张艺谋拿着厂里的有关通知，就去相应部门转粮油关系去了，具体到了地方后，办理的人一看，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是不想给他办理转粮油关系的证明，还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正式的样子给张艺谋看，说你应该拿一个这个样子的通知才行。最后，经过厂里的领导做工作，也就顺利办理了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1978年9月，张艺谋被破格录取成为学院的旁听生，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学习。

张艺谋说：“我当年是破格录取进入学校的，今天这样的情况很少了，因为都法制化、规范化了。在那个年代，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就是像一步登天，我真是受宠若惊。我一下被录取了，太偶然了，而且也太幸运了。”

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张艺谋破格上学，有如下的一些特点和特殊：一是因为不符合招生简章上的条件，他没有经过正式的报名、考试等应该履行的程序；二是学院坚持了招生原则，没有让他报名，也就没有对他经过任何形式的文化和专业考试；三是文化部的领导、学院摄影系的老师和有关学院领导，看过他所拍摄的很多摄影作品（集）；四是通过口头汇报、电话请示、信函请示、反复批示，是经过文化部主管领导的关照和非常肯定的批示、指示后，学院才同意他入学学习； 五是其上学肯定是破格录取，但不是正式意义上的本科录取，只是同意让他上学旁听学习；六是当时的设计是，同意张艺谋进入学院摄影系学习两年，然后让其自己找工作就业；七是当时入学的时候，学院执行上级领导批示，并没有承诺让其在学院摄影系学习四年，为后来的张艺谋申请、上级领导批准继续学习延续留下了伏笔；八是口头同意他在学院学习两年后，学院负责将其介绍、分配到有关电影制片厂参加工作；九是未详细确定其入学学习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入学，也没有约定要为其最后颁发什么形式的学习证明（证书）。

入学不到一个星期，学校饭厅门口就有人贴出了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的一些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当然，矛头并不是指向张艺谋，而是指向了其他系的个别同学。大字报说学院这次招生的扩大，有一些问题完全不应该这样做，并说学院这次招生有“走后门”的现象，甚至，在大字报中挑起了教师之间的个人恩怨及矛盾。一时间，在教师和学生中影响不小，在一些已经入学的同学中，形成了比较大的思想压力，张艺谋也在其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更加沉默、忍耐、无语、小心，更加珍惜在学校学习的机会。

■学校对张艺谋没有另眼看待，他是借书最多的学生之一

入学以后，学院及摄影系完全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对待，把张艺谋完全作为正式录取的学生看待，没有歧视、没有另眼看待。在上学期间，摄影系的所有学生所享受的教学设施和待遇，都是一样的。分发海鸥205型135照相机、分发摄影实验相关材料、分照相的暗房小组、分发感光测定135黑白胶片、胶片显影罐、显影温度计、拍摄135胶片、实验记录（报告）本、摄影构图作业本，甚至摄影系同学外出拍摄照片作业，张艺谋与其他同学一样报销交通城市交通费用。

张艺谋不定期到图书馆翻阅资料和看各种各样的摄影技术、艺术的电影和摄影杂志和专业创作理论书籍，并做大量的学习笔记。现在我们在学院的图书馆当中，仍然可以查询到，张艺谋是借书最多的学生之一。由于他的学习刻苦，他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而且，作业总是完成得最好，多次得到任课老师的表扬。在二年级学期结束的时候，已经完成的22门课程中，各科学习成绩都是优良，在摄影系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980年6月初，张艺谋的学习进入了第二学年的最后阶段。由于在入学的时候说明是进修学习的性质，在学习到了两年的时候，将可能先于其他同学毕业分配到原籍。快接近放暑假的时候，张艺谋便有些不思茶饭、坐卧不安。

据张艺谋后来回忆说：“其实，对自己完成学院两年的学习，离开北京是有准备的，因为，当时上学时领导的批示和学校的安排，都是按照两年进行设计的，当时的工作出路，一种是去陕西西安的画报社工作，一种可能是去西安电影制片厂从事摄影工作。”

这时摄影系正式行文，给学院教务处及学院领导，征询如何处理张艺谋的问题。学院根据摄影系的书面报告，1978年7月8日责成刘维汉（时任学院教务处长）、刘国典（时任学院摄影系副主任）、曹丽生（时任学院教务处学生科长）等三位老师，就张艺谋已经完成两年的学习和后面他本人的想法，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并形成了谈话文字纪要。

张艺谋在谈话的过程中一再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学院的学习生活，也非常喜欢电影专业和摄影，希望学院领导能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学院继续学习。学院有关领导和老师让他写申请，表达自己的愿望，然后学院再去为他争取。实际上，在教务处和系里的领导找张艺谋谈话的时候，根据张艺谋的学习成绩和良好表现，学院已经决定还是要给张艺谋补办一个大学入学的手续，然后听上级的指示。

张艺谋1980年7月8日写给学院的书面申请报告：

在党和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我来电影学院已整两年了，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学到了许多丰富的知识，在思想上，专业上都有极大的收获。特别是院领导、系领导，各位老师们从各个方面关心我，帮助我，使我能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学习任务。两年来，我深深感到：要想将来为人民多出一份力，现在就要抓紧宝贵时光，多掌握一些知识。因此，我十分希望能在学院继续学习下去，以便扎扎实实，系统全面地打一个良好的基础。虽然，自己年龄大了点，但是，我有决心、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出色完成后两年的学习任务，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尽一份微不足道的薄力。按照张艺谋的习惯，他的申请书书写的字迹，像他在学院摄影系两年学习做作业的情形一样，非常工整、干净。整个语言和态度极为认真和诚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也贴切地表达了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唯一的、不同于上学破格时候的一次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学院于1980年7月15日，就张艺谋在已经完成了两年学习后，能否在学院继续学习的问题，给黄镇部长正式打报告，说明学院的情况和想法，请求黄部长的批示。

■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张艺谋在学校还长了一级工资

正值学院临近暑假，关于张艺谋是否可以继续学习还是终止学习的问题，便没有了音讯，结果也不明。张艺谋更加沉默寡言。后来，在校园里张艺谋见到了导演系的田壮壮，在一边聊天，一边回宿舍的路上的时候还说：“壮壮，学院已经跟我谈了，哥儿们这次一走，可能就算是学完了，就可能回不来了，你们诸位自己保重，我很可能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你们了。”语气非常肯定，也非常悲壮。

而真实的情况是，1980年7月18日上午学院上报的关于张艺谋能否继续学习的报告，文化部领导有了明确结论，同意继续学习。

结果，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张艺谋居然又回到了学院，再次见到田壮壮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个假期我就是度日如年，哥儿们每天又担心、又怕，每天到传达室看有没有我的信，接到信就完了，就不能在学院继续学习了。结果没有收到学院的信，我又可以回到学院学习了。”

张艺谋安全、踏实地留了下来，人也开始活泼了起来，性格也逐渐开朗了起来。我当时在摄影系当班长，在张艺谋三年级的时候，我与其他同学一道，根据其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情况，从班小组写鉴定、评语，到班委会写报告、报送系里、学院及上级相关部门，最终批了下来，竟然给张艺谋长了一级工资，人民币7元5角钱，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数目，关键是以后每月都有，张艺谋请我们同宿舍的同学大吃了一顿。

从张艺谋破格录取上学的事情，我认为有如下的几点启示和感受：文化部主管艺术院校的领导慧眼识才，敢于破格录取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体现了艺术院校招生的特点和特色，也体现了专业的特殊性；电影学院遵守、贯彻、执行了上级领导的批示精神，给予了特殊优秀的考生深造和学习的机会，并在后来的教学中，对待学生一视同仁，认真对待。正是由于北京电影学院这种包容、理解的精神和观念，使得张艺谋在学院得到了非常好的学习条件和待遇。

张艺谋每次回到学院都感慨非常多，他经常说，上北京电影学院是我人生重要的一步，我感恩这个时代，是时代给了我机会，是社会给了我机会。

■本版供图/张会军

■78班毕业作业电影《小院》拍摄现场，左一站立者为张艺谋，中间坐者为田壮壮

▲1980年7月张艺谋申请继续学习的报告

■张艺谋1978年报考电影学院上交的早期摄影作品之一

▲张艺谋为毕业作业电影《小院》准备的分场设计图

■黄镇部长批准张艺谋入学的原件手迹

第二篇：张艺谋

1990年：与杨凤良合作导演影片《菊豆》，讲述了一个“被禁锢的激情”的故事，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力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大奖——金雨果奖，美国第六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1年：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的光影、构图、色彩均十分讲究，文化气息十足，象征意味浓厚，虽然被一些影评人批评为“伪民俗”，仍受到广泛欢迎。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天主教影评人协会大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艾维拉诺塔莉特别奖；1992年获意大利全国奥斯卡奖(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大奖、意大利米兰电影协会观众评议该外语电影第一名大奖、英国全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获美国第六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2年：导演影片《秋菊打官司》，影片一改张艺谋以往的风格，采取了纪实风格、偷拍、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半纪录片手法，真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面貌。巩俐在片中塑造的孕妇秋菊形象被认为是她最出色的一次表演。影片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女主角巩俐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像这样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两项大奖同时颁给一部影片的情况非常罕见。在国内，影片获第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巩俐），1993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92年优秀影片奖、荣誉奖。

1994年：导演影片《活着》，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经，男主人公富贵的一生为纬，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被观众和影评人普遍推崇为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活着》是张艺谋迄今唯一一部被禁的影片，却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七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葛优）、人道精神奖；1994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奖（相当于英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95年：导演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反映30年代上海帮会斗争的人心险恶，全片包装相当华丽，女主角巩俐更在片中大展歌舞。影片凭借美妙的构图和饱满的色调获得第四十八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1995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大奖，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大奖自由论点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摄影奖（吕乐），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美国纽约《电影杂志》评选1995世界十佳影片第一名。影片拍摄完毕后，张艺谋与巩俐分手。

1996年：导演影片《有话好好说》，这是一部都市轻喜剧，京味十足，诙谐幽默，影片汇集了姜文、李保田、瞿颖、葛优、李雪健、傅彪等诸多明星大腕，主题曲由臧天朔演唱。张艺谋导演本人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收废品的民工角色。

1998年：导演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影片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是张艺谋唯一一部完全采用非职业演员的作品，真挚感人。影片获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天主教影评人“儿童与电影”最佳影片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佳影片大奖，意大利《电影》杂志最佳影片奖，美国国际青年文化中心青年电影协会“青年与梦想”最佳影片奖，伊朗第十届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儿童教育三等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98年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第23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1999欧洲电影评奖最佳外语片提名，2000年美国“青少年艺术家奖”电影组织1999年最佳国际电影奖、最佳表演奖(魏敏芝)，《日本电影旬报》读者评选2000年世界十大最佳影片第二名。

1999年：导演影片《我的父亲母亲》，这是张艺谋一部唯美、深情、感人的爱情片，像一篇娓娓道来的散文诗，现实与回忆相交错，现实用黑白表现，回忆用彩色表现，该片是章子怡的第一部电影，被誉为“世纪末的爱情绝唱”，作曲家三宝的配乐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该片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颁发“人道主义精神奖”，意大利电影评论家协会、意大利记者协会“巴克大奖”，2000中国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第20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侯咏）、最佳美术奖（曹久平），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章子怡），《日本银幕》2000：最佳外语片第一名、最佳外国女演员(章子怡)，2001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观众评选大奖，伊朗曙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章子怡)，第19届伊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2000年：导演影片《幸福时光》，由赵本山、董洁主演，其中董洁是张艺谋通过互联网选出的新一代“谋女郎”。该片获得西班牙巴利亚朵利德国际电影周银针奖（最佳影片第二名）和由评判团选出的国际影评大奖，而董洁则获得最佳女主角。

2002年：导演影片《英雄》，这是张艺谋第一部古装商业大片，全片明星阵容相当强大：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主题曲演唱者为王菲。内地票房2.5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1.77亿美元，2004年8月在美国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制片人张伟平大胆创新，采取了许多国产影片从未采取过的营销手段，如包租公务机宣传、拍卖音像制品版权、严格防盗版措施的超前点映、人民大会堂盛大的首映礼、零点首映，等等。影片的影像制品版权卖出了1780万的天价，至今没有被超越。该片获2003年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阿尔弗雷德-鲍尔特别创新作品奖，第60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获美国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多伦多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德国威斯巴登电影评价中心(FBW)“特别有价值”电影，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动作设计、最佳音乐、最佳声音效果、最佳电脑设计等7项大奖。

2004年：导演影片《十面埋伏》，由刘德华、金城武、章子怡主演，内地票房1.5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9300万美元。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市场开拓奖、最佳女主角奖、优秀电影技术奖、优秀制片人奖，美国艺术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第62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波士顿影评学会最佳导演奖，英国电影学院奖9项提名。

2005年：导演影片《千里走单骑》，主演是张艺谋年轻时的偶像、日本老牌影帝高仓健。该片感情深沉而丰富，感人至深，荣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大奖。

2006年：导演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由周润发、巩俐、周杰伦、刘烨主演，投资3.6亿元人民币，国内票房2.9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截至2008年5月已超过7850万美元。这部影片是国产片票房纪录保持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4

项大奖。该片是张艺谋和巩俐11年后的首次合作，周杰伦为该片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主题歌《菊花台》。同年，张艺谋被北京奥组委任命为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13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开闭幕式总导演。

2008年：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梦幻般地展示了中国文化，完美地表现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2008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2008年11月7日：被波士顿大学宣布授予“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该校“荣誉博士”的中国电影人。此前张艺谋曾先后于2001年、2005年被授予莫斯科电影学院电影学“荣誉博士”学位和香港城市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8年12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人物评选揭晓，张艺谋凭借成功执导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获得提名（挺进五强），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负责撰写了对张艺谋的提名评语。

2009年10月1日：成功执导首都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

2009年12月7日：著名腕表品牌劳力士宣布六位世界级艺术大师将成为2010-2011年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的艺术导师。新任的导师来自不同界别，如舞蹈、音乐、文字、戏剧及电影。张艺谋便成为首位担任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艺术导师的中国艺术家，亦是继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和史蒂芬·弗莱尔斯(Stephen Frears)等之后加入此项目的世界级导演。

2009年：导演影片《三枪拍案惊奇》，影片改编自美国导演科恩兄弟1984年的成名作《血迷宫》，张艺谋将故事的背景放到了古代的中国西部，同时试图将喜剧和惊悚悬疑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混搭和融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风格。孙红雷、小沈阳、闫妮等演员在片中有精彩的表演。这部影片是张艺谋奥运会后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堪称转型之作。

作为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曾多次应邀担任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评委，并先后于2005年、2007年担任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和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除电影外，张艺谋“副业”多多。他执导过歌剧（《图兰朵》《秦始皇》）、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系列），拍过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官方宣传片，拍北京奥运会会徽、火炬宣传片，给丰田威驰拍广告，担任网络游戏《十面埋伏OL》艺术总监，设计国庆60周年纪念邮票……张艺谋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个人就像橡皮筋一样，需要不断地拉，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张艺谋自我评价是一个很勤奋的导演，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很低调、平和的人。

1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有三个坐标：

第一个就是1980年代的《红高粱》，早在那时，张艺谋就展现了他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个坐标是1995年的《活着》，此时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活着》仍和《蓝风筝》等“构成了另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虽则因重写了令官方不悦的历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个转换在1990年代末开始，郝建把《一个都不能少》视作张艺谋走向主旋律，走向权力话语的开始。“所有的困难都由(电影中的)电视台台长解决，这象征着什么？”事实上，由于该影片与政策相符合，国家版权局还为它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小学生都记得学校组织观看《一个都不能少》的经历——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张艺谋发表了给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公开信，指责对方带有政治与文化的偏见，并宣布撤回参赛的《一个都不能少》，此举被国内媒体解读为“爱国”。郝建则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张艺谋(长期被国内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责为“表现中国的丑陋和落后”)后，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进行了反思：

“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受精神压力的出口„„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听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

“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

——张艺谋

1951年11月14日，张艺谋出生于陕西西安。在农村插过队、当过国棉厂工人，直到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和陈凯歌、田壮壮等一起成就了“中国电影第五代”。上世纪80年代，他以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表达了“人性解放”的主题；90年代，他以史诗般的表现手法，构成了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在大片时代，他以华丽得炫目的形式感和大场面来吸引观众，达到了权力美学的极致。而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则成就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巅峰。他的处女作《红高粱》是中国大陆电影进入西方世界的“创世纪”，它第一次让西方世界知晓中国内地“有电影”。自此中国影片开始真正走向世界。张艺谋已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一面旗帜，被评为世界二十大导演之一。他拍摄的影片注重色彩，富有生命的灵动和感染力，多次在国际舞台斩获大奖。代表作品有：《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

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后在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以28岁的“高龄”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后任导演。1984年：张艺谋在张军

钊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影师。以其大胆的构图、独特的镜头设计获1984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1984年，在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中担任摄影师，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黄土高原的拙朴浑厚，于1985年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泄而出”，1987年，摄影师张艺谋艰辛的荒芜英雄路走到一片红高粱地里，电影里那些浓烈张扬的原始味道，粗糙自由、汪洋恣肆的“酒神精神”，那种破坏规范、自由自在的快感，一下子俘虏了中国人的心。《红高粱》在那一年轰动柏林，并一举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四大电影节中获奖。

此后，张艺谋又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一系列影片，他以最平民的视角以及对人性的开掘，开创了电影的张艺谋时代，也奠定了第五代导演的地位。2000年以后，张艺谋首开中国电影大片路线，《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成为票房过亿的影片，并且带动了一股国内大片热潮。尽管他的影片遭到众多非议，但他和张伟平所开创的电影营销时代已经来临。

可以说，张艺谋就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可以说，很多西方人了解中国，是从张艺谋开始的。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让中国的元素如此深入西方人的人心。以《红高粱》为代表，鲜明的民族风格、火辣的地域风情、深沉的民族情感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也开始了他的海外获奖生涯，他此后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而张艺谋所捧红的谋女郎巩俐、章子怡等在国际上走红，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用50分钟的极致镜头，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浓缩，向世界展现了最经典的中国造型。他也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实力。张艺谋曾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个人就像橡皮筋一样，需要不断地拉，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期待，下一个三十年，张艺谋为我们贡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无论如何，张艺谋的电影创作一直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前沿，对于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国际上，为80年代后中国电影争取了一席之地。张艺谋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他的成功更是中国电影的自信和骄傲。

他让中国电影走向国际。

从1984年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黄土地》中，他以独特的造型表现获法国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第五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方人柯达优秀制片技术奖；1987年，从未学过表演的张艺谋主演影片《老井》，摘取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同年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为中国电影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这之后他执导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话好好说》等几乎拿遍了除奥斯卡之外的国际各大奖项。

巨大的电影票房号召力

假设张艺谋是个品牌，某咨询机构做过测评，奥运会之后价值2亿美元，并且他仍在升值。截至2009年6月21日，在中国内地票房收入超过1亿的影片共有39部，其中华人执导的有22部，张艺谋作品居其三，票房总收入约为6.946亿，这一成绩仅在冯小刚之下(冯有4部影片票房过亿，总收入为8.23亿)，而且张艺谋为奥运会已3年未拍新片。一种被新画面公司否认的传言是，他在奥运之后导演费飙升到2000万人民币，这已是华人导演中最高的身价。另外，其在实景演出、歌剧等领域创造的商业价值和个人收入都无法估算，为投资方创造的价值不会在一部大片之下。

张艺谋作为我国很少有的天才艺术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它们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始终显示了他厚积薄发，对电影艺术的赤诚态度，这在其他艺术家中是很少有的，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张艺谋的电影始终处于被关注、被争论的漩涡之中，其主要根源就是他的电影始终处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之中，显示了多元与开放的艺术追求，在执著与困惑之间思索着人、民族与艺术的命运。但无论怎样，在他电影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三个基本主题：对美的追求，对执著信念的描述，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对我们理解他的电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追求，思考他的电影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

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和趣味

美作为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任何一个熟悉他电影的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他对完美形式的追求在当代电影艺术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电影的音乐听起来耐人寻味，特别是由于他电影所特有的民间气息，使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的人也会被他音乐的魅力所深深打动，如粗犷豪放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祝酒歌》，韵味隽永，撩人心弦，具有民间音乐特色的《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音乐等。当然最显著的还是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可以这样说，他精心经营的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具有广告一般的美。这当然与张艺谋最初所从事的摄影专业的影响有关。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是电影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根本的特征。张艺谋对视觉效果的刻意追求，甚至是苦心孤诣的追求，显示了他对电影艺术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张艺谋的电影对美的追求中，《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最为突出的。电影的画面精致、对称、和谐，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公子做生意从外面回来，在楼上吹笛，最后和四姨太一同离开的场面，这种匠心独运不仅显示了张艺谋对画面的刻意追求，与整个电影以四合院为基调的平整、稳定、压抑的画面既和谐一致，又显示了他内在的浪漫气息。与此相反，《我的父亲母亲》的画面则充满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感，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显示了生命的一种悲壮与崇高的美。特别是在画面与细节的处理上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

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与国庆、生日、婚宴等各种喜庆中出现的红色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吉祥的寓意不同，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大多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跳跃、奔放、热烈、动荡的特点。张艺谋电影中的“犟”

张艺谋的电影中很多地方都反复出现“犟”的主题，主人公的执著、倔、犟，对信念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张艺谋电影对善的理解和渴望。

《我的父亲母亲》表达了执著的爱情，特别是母亲对爱的执著。《一个都不能少》主要表达对信念的执著。电影不仅仅表达对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个普通人对信念的追求。如果说此电影仅仅是对教育的关注，我们无法在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中得到印证。而对执著的叙述确是他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电影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重要性：破败不堪的校舍，生活无着的学生，毫无着落的教师。张慧科到城里去打工，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的归来对整个山村的教育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少在电影里没有讲清张慧科的归来对整个山村教育的影响。但是电影里唯一讲清的就是魏敏芝为“一个都不能少”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当然，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穷山沟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教育状况在观众视觉上造成的强烈冲击淡化了人们对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的敬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理解《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并不仅是对一个在普通教育岗位上坚持到底的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歌颂，更重要的是对两位普通人对爱的执著的歌颂。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表达了对公平的追求。秋菊对“说法”的执著使很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虽然电影真实的镜头被一种理想的信念所组织着，其实，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中就能常常看到秋菊的形象

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

在张艺谋的电影主题中，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则是他对中国现实关注的一个最为令人赞赏的主题。中国是一个城乡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度。有些艺术家关注城市，有些艺术家关注农村，而张艺谋却用他不朽的艺术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城乡的巨大差别。至于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赞美就更是艺术家中所绝无仅有的了。

《一个都不能少》强烈地表现了城乡差别，因此对农村并不了解的城里学生认为电影太夸张，不真实。任何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受到它无比强烈的真实性。它使我们关注城乡的巨大差异，关注农民的命运，思考农村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巨大意义

张艺谋因为“决不重复，求新求变”而放弃了《美穴地》，之后又选择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最终因难以找到感觉还是选择了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导演开始培养对人的关注，把叙述和对人的关注推到了前景，希望能弥补此前影片的某些不足。以选择《活着》实现对自己的一个彻底的反动，“向过去挑战”；用朴实的手法，用平常人的心态拍平常人的故事。在拍完《活着》之后，张艺谋便开始尝试都市题材小说。他选择了上海作家李晓的《门规》和述平的《晚报新闻》拍成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有话好好说》，以一今一古，一实一虚两个故事完成了“张艺谋进城”的转移„„

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往往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以讲述一个遥远的封闭的象征的“家庭中国”或是“乡土中国”的故事来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关注。这样的作品中，人物往往只是表现主题的一个符号，一个类别(如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和专横残酷的长者)，往往缺乏独立的个性。这样的作品虽然表现出对人性理想的追求，但往往缺乏对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真诚关注。而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开始，他所选择的题材除了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外，都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比较明显的世俗倾向。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讲述都市几个年轻人的故事，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选择了乡村教育题材，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渲染普通人的爱情——这种选材上的变化反映出张艺谋创作走向的变化。

二、张艺谋电影的小说改编艺术

1．极端化策略。在强大的文学叙事面前，张艺谋借助“极端化”的改编策略成功突围，这显示出艺术的自信，其作品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张艺谋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说：“‘极致’是我的一贯追求。我要含蓄也会含蓄到极致，要独特也会是‘极致’的独特。”这种极致不仅包括了张艺谋对人性的理解，而且也涵盖了他对艺术的理解。不可否认，充满锐利之气的极端化改编的确能将视觉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功地从文学叙事的压力下突围出来。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

众所周知，张艺谋的影片内容不可谓不广泛，而且竭力追求多变的艺术风格。然而，极端化却一直顽固地隐藏在所有的影片中。视觉冲击的极端化追求、大面积的色块运用，导致色彩的风格化。这种倾向从《红高粱》、《菊豆》到《英雄》、《十面埋伏》，可谓越演越烈。在画面造型方面，追求极端的唯美，甚至不惜以人物符号化为代价，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面貌模糊的陈佐千，《英雄》优美的动作造型与过多的山水展示淹没了人物内心。与此同时，人物性格大多极端得偏执。如秋菊、魏敏芝、招娣、飞雪等等，或面对挫折或面对艰难，都决不轻言放弃；就情节的推动力而言，则追求极端的单纯，甚至归结为依凭人物一个最直接的心理动机。在《秋菊打官司》里是要“讨个说法”，《英雄》简化到由于是赵国人，无名就担负起“刺秦”的重任(情节缺乏切己的动机，在推动叙事发展方面有明显欠缺)。在影片的叙事方面，常常极端运用某种方法，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与原作频频使用预叙相反，恰恰是大量使用省略法，叙事颇为生涩以至于难以流畅地叙述一个复杂的黑帮故事：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比比皆是的静止拍摄，缓慢的镜头运动，暗示了一个古老的压抑故事。凡此种种，均能证明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层面的存在。

极端化策略挟带着导演锐利的个人意志，在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方面极具优势，而且创作个性一旦形成，由此形成了创作重复。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个性因重复得以强调，风格因重复得以彰显。张艺谋影片的叙事策略、创作个性、美学风格正是由一系列熟悉而陌生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等)不断地确认而大获成功。但是，以极端化为核心的个性、风格可能因自身的偏执而拒绝接受审美视野之外的存在。极端化风格因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备受关注与青睐，但极端化风格因其偏执也带来了艺术上的一些不可回避的隐患。

遵循分解性美学的创作原则。对小说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张艺谋遵循分解性美学的创作原则，选取冲突性强的情节组合在一起，对原著进行浓缩，使影片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比如影片《红高粱》、《菊豆》、《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等对小说的改编，都体现了对分解性美学的回归与张扬。其中，《菊豆》对小说《伏羲伏羲》的改编所体现出的分解性美学尤其明显。首先，电影缩短了小说的时间跨度。小说中的时间从1944年一直延伸到文革后，描写了杨天青从少年到中年的命运。而电影中，杨天青出场即是三十几岁的老光棍，少年时的故事删掉了，集中表现主人公近十年间的遭遇，这样就使电影叙事的时空显得更加紧凑。其次，为了通过情节及尖锐的冲突来表现人物，电影着力选择了小说中处于质变状态的冲突加以浓缩，并作了一系列处理。比如小说中的天青是自杀而死的，因为儿子不与他相认，加之菊豆又怀孕了，天青无法承受这样多重的精神折磨和打击，只得自溺身亡。而在电影里，天青是被儿子天白杀死，并非自杀。小说《伏羲伏羲》中，儿子天白也曾有杀父的念头：“他心里万分冷静，如果堂兄果真做下了，又被他抓住，他就剁了他”，但是这种杀父的想法没有实施，他最终还是从地窖里救出了天青。而影片则把天白杀父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实际上，天白是在代替父权行使这监督和生杀大权，天青还等于死在金山之手。这一改动强化了父子间的冲突，突出了叛逆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使冲突达到了极致。

对分解性美学的回归，还体现在影片《大红灯笼》对苏童小说的改编上。张艺谋认为苏童的《妻妾成群》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敌意和仇视，以及那种有意无意的自相损害和相互摧残，因此影片将妻妾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情节集中起来，使得电影情节冲突一个接一个，并不断加强，同时这些冲突是环环相扣的。影片中颂莲为巩固地位而假装怀孕，这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这一情节的增加，使颂莲的命运出现极大的起伏，假孕的败露使她的命运从巅峰跌到了低谷，地位一落千丈。颂莲因此郁郁寡欢，在酒醉后吐露了梅珊与高医生的私情，致使梅珊惨死，而小说中梅珊之死完全是卓云所为，与颂莲无关。电影情节的改动增加了颂莲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表明了陈府内斗争的残酷，即使是无意的泄漏也足以让对手抓住把柄，致人于死地，这也为颂莲的疯掉作了环境铺垫。影片为了集中表现妻妾问的矛盾，还删去了许多颂莲与大少爷飞浦间的交流以及许多日常生活的描写。经过改编后，电影情节变得曲折跌宕、变化多端，具有扣人心弦的异常美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张艺谋电影对小说的选择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的趣味与品位，以及他对社会语境的敏锐感悟及适应的能力。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艺术，则进发出具有很深艺术魅力和美学光芒的电影导演艺术特色。

第三篇：张艺谋范文

观后感 不去品尝生活的苦就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从古至今，有谁没有遭遇过挫折，又有谁没有过不幸的时刻呢？但不论如何，坚强的人都会努力克服艰难而坚持活下去。有些人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显得脆弱。但人只要有毅力和决心，就会发现活着就是幸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就是要演绎这种坚忍的“活着”。

《活着》讲述的是中国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个富有家庭里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妇，丈夫富贵，妻子家珍。由于吃喝享乐，沉迷于赌博，富贵最终把家里的财产输得一干二净。父亲因为他的堕落气得生病而死。从此，家破人亡，他们两口子不得不面对苦难的生活。

俗话说：“有果必有因”。富贵家境衰落，他妻离子散的悲剧是他走上堕落的不归路，成日不思进取吃喝赌博的结果。在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是不是他的父亲和妻子不关心他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富贵固执的本性。他漠视父亲和妻子的多次规劝，执迷不悟，最终致使家境衰败、贫穷潦倒，天天过着痛苦的生活。他曾被国民党抓住并差点丧命；他曾在被别人鄙视的环境中醒悟。也就是在那时候，他才反省以前的事，才真正懂得幸福的价值。影片中有一个关于他教训孩子的情节值得我们思考。“小鸡长大会成鹅，鹅长大会成羊，羊长大会成牛。”小鸡怎么能变成鹅呢？或许想告诉孩子，再贫困弱小的人也能成为生活的强者吧。是啊！生活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尽如人意，但只要付出努力，拥有信心，明天将会更好。

另外，影片中另一重要的角色家珍又是怎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来给她作个分析吧。影片中描绘她的部分没有富贵多，可是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个既通情达理又温柔贤惠的妻子。人总是有喜怒哀乐的，家珍有时也生丈夫的气，所以她才在怀孕时带着个哑巴女儿回娘家。可是富贵那时候怎么知道家珍 —— 一个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一个夜夜哭泣劝告丈夫不要赌博的妻子正在家乡艰难地供养着孩子，并且期盼着他早点醒悟。要是没有毅力，没有信心，说不定这个柔弱的农村妇女早已经没有勇气生活在这世上了。这个女人的生命是很苦的，也是很坚韧的。怪只怪富贵这个男人不懂得珍惜她，所以他们俩才只能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这个故事说到这算是告一段落，不过剧情仍未结束。也许导演还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的环境不断在变，人也随着不断地变。但是不论如何，不论发生什么事，活着的人还得活着，在漫漫人生路中品尝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

富贵和家珍的故事伴着前进的历史走到中国建国初期。这期间，他们的孩子友庆被春生（他们的老朋友）骑车撞死了。其实春生不会开车，却自以为是，结果。。。。这个可怜的孩子再也没有机会品尝妈妈给他做的12个饺子了。作为编剧，导演，为什么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呢？是否想通过加深富贵和家珍的痛苦，来表现他们生活的毅力？我想除此以外，他们还想提醒人们，做事时不要不懂了装懂，否则酿成悲剧再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了。有庆的死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啊！

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情节是富贵的女儿在生孩子时也不幸死去了。她的死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由老天爷安排的，我觉得是由当时迂腐的社会观念造成的。我们都知道六十年代的文化

大革命让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影片中的医生是个典型的例子。如果给富贵的女儿接生的接生员是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这种情节真令人悲哀愤怒。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身为父母该有多痛苦呀！我原以为富贵和家珍会承受不住孩子死去的打击而丧失理智和生活下去的勇气，可他们却能面对现实，承受苦难，顽强地活着、活着！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坚强与勇气打动。

《活着》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电影。富贵和家珍夫妇的人生经历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生活就像是一条路，不总是平坦而笔直的。人只有一勇气、毅力和信心去面对和克服种种的挫折与不幸，体会幸福的不易与甜蜜，才会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活着是一种证明，是一种历练。

第四篇：上学记读后感

上学记读后感范文（精选5篇）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上学记读后感范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甚至于大学的学生时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上学记。读何兆武先生的一本《上学记》，让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我在忆往昔年少时光的同时更感慨于当下中国学术氛围的不自由。我们的上学记与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相比，或者更加多姿，但却少了些许自由的学院自由因素。

何兆武先生在书中写到：“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他说这是他在西南联大最美好的读书时光。教师的聘任不以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为标准，他们上课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尤为难得的是，他们讲课近乎绝对自由，没有人要求他们应该讲什么或不应该讲什么。学生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尊重。何先生曾说“社会要进步，学术必须自由，思想必须自由”这大概就是西南联大能在国家灾难深重的同时培养出大批国家栋梁的原因。

而当下中国的学院氛围确实截然相反的，自国家把应试教育改为素质教育以来，成果未曾有多大改变，高考仍是打着“素质教育”幌子的“应试教育”，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灌输教科书知识。学生每年的阅读量相比于以前，相比于同时代其他国家，大大的落后了。学生的思维被局限于“标准答案”、“模板参考”等等，乃至于我们都是类似于古代科举制的高考制度下的高分学子。但走出大学，走出国门，却变成实践能力低分的学子。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学的知识无法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指导实践。更深层的原因呢？因为中国的学术氛围不自由限制了学子思维的培养。

社会要进步，学术必须自由，思想必须自由。希望在我们后代孩子的上学记里，学术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唯有如此，中国的未来才能进步，才能更富强！

这几天上班回来都会抽点时间看《上学记》，没多久就看完了。这是一本小书，类似随笔，是何兆武老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主要是讲述何兆武老教授大学时代的一些人和事。书中谈论了许多东西，谈的最多的是关于幸福。什么是幸福？何兆武老教授是这样认为的：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是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无能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书的另外一处他又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这就是他的幸福观。他的幸福观是把个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起来，不光是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整个社会的前景也是更加美好的。当我把何兆斌老先生的幸福观与几个朋友分享后，他们有点不理解。

幸福，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个人人生观的一部分。以前，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只是简单的想过，幸福是一种状态，必须是现代式，而不是过去式，仅此而已。至于什么是幸福，我没有想过，甚至没有想过能找个好工作、可以买房买车，这就是幸福。这些年，整个社会对幸福这个词也很关注，经常谈到幸福指数。前段时间一部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又引起社会对幸福这个词的热议。我们谈论着自己的幸福观，有人说幸福就是幸福就是猫吃老鼠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这是一种网络说法，更多还是谈及自己的生活、事业、爱情、亲情等等。

我的.幸福是什么呢？我想我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了。这是对自己的负责。

何兆武的《上学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在于它是由何先生口述，由他人记录整理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形式的书，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由于何先生过世了，只能有旁人代替继续写。其实不然，我想何先生是有意而为之，这种写法有一种妙处，那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平易近人，感觉就像是和作者本人面对面的交流，听老人讲着他独有的美好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何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上学生活了，这也是《上学记》的核心、精华所在。西南联大的学习氛围非常好。

其一，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当时的学生，各持己见，但是面对分歧，他们最多争辩，绝不会将情况恶化成吵架。然而，为什么会有如此自由自在的环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生之间的友谊良好。何兆武先生这里指出，人的创造力由求知自由、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组成，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正真的第一生产力。自由的环境造就了学术的多产！

其二，就是西南联大的教学状况了，何先生对此有否定，但大体上是肯定的。这些教授们表现的也比较“自由”，很多教授上课不像现在的老师一样兢兢业业，讲义都不带，高兴讲到哪就到哪，更有甚者，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来上课还得看心情。我觉得这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教授的个性不应该在讲台上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

西南联大出了很多大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其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点。首先，西南联大的生源较之其他大学，不能说最好，但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其次，西南联大的周边环境比较偏僻，学生们除了在学校一心向学，毫无其他去处。然后，教授们虽然有点喜欢耍性子，但他们的水平非常不错，他们能传给学生知识，能开拓学生的视野，这对学生的成长十分重要，认知水平高了，在学术上才能有更高的造诣。最后，西南联大的教学规模属于小班教育，众所周知，这对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非常有利，学生和老师能处于更活跃的互动之中，很多新创意、新想法也随之迸发而出。

《上学记》为我们了解近代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若是何先生能再写一部《上班记》之类的书讲述一下工作的生活那就更好了。

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正好在介绍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通过介绍知道这本书现在已经风靡整个知识界，想想一定很有看头，于是去书店买了这本书。

《上学记》是部口述作品，仔细阅读《上学记》这本书后，也越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是通过何兆武先生的口述，所以语言表达直白、生动、真实，描述的不仅仅是他上学的一些事情，更多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虽说这是一段口述历史，但我觉得更象老人的自身经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所见所闻、对当时社会的亲身感受的一个回忆录。尤其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显得格外真实。何先生在书中反复地提到“幸福”，然而实际上，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烽火岂止连三月！战乱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却处处洋溢着振奋的精神，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做亡国奴。他们自然而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而我们现在对幸福的理解却总是那样庸俗现实，每天习惯于抱怨，抱怨不涨的工资，抱怨不畅的交通，抱怨不好吃的饭菜，抱怨不通情的领导，但是却从来少有人抱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太低。通过读《上学记》，我才清晰意识到曾经被自己下意识深深隐藏的挑剔和浮躁，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便随着纸页的翻动而慢慢增加，然后感动到甚至想流泪。

何先生在书中强调读书不一定非要有目的的去看书，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其实，求知的乐趣不正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世界，读书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了解一件事物时，又发现了另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前方似乎总有未知在等着自己，越想去了解，就会发现更多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这无穷尽的未知才是求知的乐趣，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吧。

何先生求学历经战争年代，之后又是文革，对于多数人来说，这个回忆总不尽然是美好的，可是何兆武先生依然能用轻快幽默的语言婉娩道来，让人读起来有时心酸，有时好笑，有时振奋，有时颓唐，使人仿佛也融入到那个时代，沉醉在何先生的回忆以及那一个是非年代里了。

我在读《上学记》的时候，想起我的大学，想起刘涛，想起曾在一起读书和胡侃的快乐时光。当时我们都是一穷二白，却觉得很幸福。我记得有一次和陈凯揣着十几块钱跑到金硕果饺子城里，连成套的碗筷我们都不敢拆封，最后好像是吃了两盘饺子出来了。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另一个段子，一哥们儿跑贵和去，溜了一圈，只买了一瓶矿泉水出来了。好多地方，真不是适合去，虽有奢华，却无快乐。

因此，我是多么怀念与刘涛、与寇才加、与赵宝剑等伙计们在粱庄大街西口的扎啤摊喝掉两桶扎啤的日子。当时，也是风和日丽的春天。那时，总觉得将来是像春天一样美好，总有很多时间可以去书写精彩的人生旅程。

那时，心中总是鼓荡着希望，觉得生活很幸福。

当时刘涛也跟我提起几次，《上学记》写得怎么样怎么样。这两天在读这本书，真让人有穿越之感，刘涛是不是就在昨天，谈论这么书怎么样来着？

书归正传，何兆武的《上学记》很好读，因为是口述整理，又是大家的口述，思路清晰，语言流畅，看书就跟小时候看《故事大王》一样，有趣味又长知识。这本书让人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幸与幸福（建国之前）。

何兆武在书中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当时，虽然国家不幸，但何兆武他们对未来社会和国家抱有信心和希望，因此幸福与他们同在。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记得高中时写了两句话：“美丽，在于不可预测；痛苦，在于无法掌握。”往前看，若前方总有希望，那日子该是美丽的，幸福的；但同时，梦想有可能没有按照期望实现，那日子又充满了痛苦。在希望和痛苦的交相辉映中，在吃饱了不饿，记性没有忘性好的悠悠日子中，老之将至，于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生代代无穷已，也不知道是幸福不幸福了。

如作者回忆老友王浩，“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就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那并不等于幸福。”追求的，反而不容易满足，所以幸福不在于目标，而在于过程。幸福不在于所追求的东西，而在于对追求赋予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未来可以很幸福，因为可以畅想；为什么过去很幸福，一篇旧文，一张老相片，使人越寻思越有味道，时光使人越咀嚼越有味道。

生命的存在，非有一些载体不可，比如亲人，比如故乡，比如日记，比如自己读过的书。人的记忆不可能塞满经历过的所有事情。

但是，幸福除了以过去和未来的方式存在，还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在当下的时间中迷失。比如，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和知己交谈，会忘掉自己，忘掉时间，忘掉世界，只如游鱼一般存在，不知身居何所，不知今夕何夕。

很多人追求做幸福的加法运算，但往往不可得；知足者常乐，若做减法运算，就该好好发现并珍惜幸福了，比如，自己的身体健康能有多久，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能有多久，青春会流连自己多久，春江花朝秋月夜还剩下几重……

第五篇：《上学记》读后感

《上学记》是部口述作品，仔细阅读《上学记》这本书后，也越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以下是“《上学记》读后感三篇”，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上学记》读后感一

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正好在介绍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通过介绍知道这本书现在已经风靡整个知识界，想想一定很有看头，于是去书店买了这本书。

《上学记》是部口述作品，仔细阅读《上学记》这本书后，也越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是通过何兆武先生的口述，所以语言表达直白、生动、真实，描述的不仅仅是他上学的一些事情，更多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虽说这是一段口述历史，但我觉得更象老人的自身经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所见所闻、对当时社会的亲身感受的一个回忆录。尤其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显得格外真实。

何先生在书中反复地提到“幸福”，然而实际上，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烽火岂止连三月！战乱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却处处洋溢着振奋的精神，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做亡国奴。他们自然而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而我们现在对幸福的理解却总是那样庸俗现实，每天习惯于抱怨，抱怨不涨的工资，抱怨不畅的交通，抱怨不好吃的饭菜，抱怨不通情的领导，但是却从来少有人抱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太低。通过读《上学记》，我才清晰意识到曾经被自己下意识深深隐藏的挑剔和浮躁，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便随着纸页的翻动而慢慢增加，然后感动到甚至想流泪。

何先生在书中强调读书不一定非要有目的的去看书，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其实，求知的乐趣不正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世界，读书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了解一件事物时，又发现了另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前方似乎总有未知在等着自己，越想去了解，就会发现更多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这无穷尽的未知才是求知的乐趣，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吧。

何先生求学历经战争年代，之后又是文革，对于多数人来说，这个回忆总不尽然是美好的，可是何兆武先生依然能用轻快幽默的语言婉娩道来，让人读起来有时心酸，有时好笑，有时振奋，有时颓唐，使人仿佛也融入到那个时代，沉醉在何先生的回忆以及那一个是非年代里了。

何兆武的《上学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在于它是由何先生口述，由他人记录整理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形式的书，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由于何先生过世了，只能由旁人帮忙写。其实不然，我想何先生是有意而为之，这种写法有一种妙处，那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平易近人，感觉就像是和作者本人面对面的交流，听老人讲着他独有的美好故事。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何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上学生活了，这也是《上学记》的核心、精华所在。西南联大的学习氛围非常好。其一，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当时的学生，各持己见，但是面对分歧，他们最多争辩，绝不会将情况恶化成吵架。然而，为什么会有如此自由自在的环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生之间的友谊良好。何兆武先生这里指出，人的创造力由求知自由、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组成，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正真的第一生产力。自由的环境造就了学术的多产！其二，就是西南联大的教学状况了，何先生对此有否定，但大体上是肯定的。这些教授们表现的也比较“自由”，很多教授上课不像现在的老师一样兢兢业业，讲义都不带，高兴讲到哪就到哪，更有甚者，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来上课还得看心情。我觉得这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教授的个性不应该在讲台上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

西南联大出了很多大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其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点。首先，西南联大的生源较之其他大学，不能说最好，但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其次，西南联大的周边环境比较偏僻，学生们除了在学校一心向学，毫无其他去处。然后，教授们虽然有点喜欢耍性子，但他们的水平非常不错，他们能传给学生知识，能开拓学生的视野，这对学生的成长十分重要，认知水平高了，在学术上才能有更高的造诣。最后，西南联大的教学规模属于小班教育，众所周知，这对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非常有利，学生和老师能处于更活跃的互动之中，很多新创意、新想法也随之迸发而出。

《上学记》为我们了解近代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若是何先生能再写一部《上班记》之类的书讲述一下工作的生活那就更好了。

近日，阅读了《上学记》，印象深刻。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对最精彩的回忆留给了西南联大。那一代人成长在内忧外患的年代，学子的理想都很单纯，那就是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单纯并不代表没有生机，单纯也不是简单的代名词。建国后出身的人，特别是70后、80后，更是无法体会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理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从《上学记》一书中，我触摸了70年前我们中国学子的理想和追求。近百年来，伟大的中国人一直都渴望自由，渴望解放，争取民族的发展空间。有思想、有理想的人，越在艰难坎坷的环境里，越会振作精神，积极思考。像何兆武这样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我们这片古老而焕发活力的土地！

你说，能不使人感动不已吗？想想前辈们舍生忘死的付出，才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难道不应该更珍惜自己的生活吗？我们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这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