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贫困家庭更多的希望

第一篇：给贫困家庭更多的希望

给贫困家庭更多的希望

泾源县在全区率先实施12年免费教育，目前，1377名农村高中生和享受低保的城市高中生享受到了减免学费，课本费，住宿费和信息费的“四免”政策。

虽然，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在繁荣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一些孩子生活在穷困当中，上不了学。生活都没办法改善，哪来的钱上学呢？

政府在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要做好安抚工作。减免学费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年了，以前只是到初中就截止不再减免，但是，新出台的减免12年得学费的政策真是又解决了一大部分的贫困学生的困难。高中的学费相比初中小学来说多了好多好多。像一般的贫困家庭没办法承担，所以让孩子辍学也是下下策，没办法的事情。

上学贵啊！现在的学费是越来越贵了。本来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学校，可是光是看看学费就让人望而却步。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学费到底是谁定的？从以前到现在，也只是默默在接受。家长为了能让孩子学到知识，无论多贵，也不会去反抗。这也是现在学费只升不降的一大原因吧。本来，学生的钱就是好挣。

所以，政府在出台一些政策的同时，也要对学费的制定进行监督。让孩子们放心的读书，没有压力的读书。

第二篇：希望看到更多“反贪报告”

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而这是1989年10月25日后，时隔24年最高检再次就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

今年3月，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透露，最高检将在今年10月向人大作反贪报告。这也备受期待：上次最高检反贪报告，还是24年前；此后历年全国两会，最高检向全国人大所作工作报告中，会涉及反贪，但“报告提及”，没有专门报告有力，也缺乏更系统化梳理。而今，最高检兑现承诺，“反贪报告”如期问世，这对接了民众期许，也契合反腐工作的需要。

细观这次反贪报告，从大要案到侵害民生民利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都在“辐射范围”内。如报告中指出的，近5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其中厅局级官员1029人、省部级以上32人，通过办案挽回经济损失377亿元，而许多详细数据也有披露。

这种细化公开，彰显的是对“老虎”“苍蝇”都要打的决心。在反腐风暴下，从“李拆城”李春城到“扒市长”倪发科，再到“季挖挖”季建业等„„大量“虎贪”“蚁蛀”纷纷被揪出。最高检向全国人大作反贪报告，也契合这种反腐纵深化的趋势。

当然，也应该看到，反腐不该“浅尝辄止”，而应在深度、广度上，继续拓进。此次“久违”的反贪报告，释放了积极的反腐信号，但这应被视作反腐再启程的一个新起点。要契合民众对反腐惩贪的厚重期许，还须制度笼子的补全，如反贪报告从“不定期”走向常态化，以集纳群力监督的方式推进反腐，也在经验积累、教训总结中，为反腐蓄力和积累资源。“反贪报告”，有着积极价值。在反腐迈向深水区的当下，公众也希望，反贪报告的节奏能更常态化，跟得上民众期待，而非久旱后的甘霖。这对反腐工作本身，抑或是监督制度的完善，都是重要的支撑。

□喻辛(媒体人)

第三篇：贫困家庭

店集镇人大代表对计生贫困家庭进行调研

2013年春季夏期间，农村贫困家庭困难日益显露，店集镇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店集镇人大代表及时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束后，督促镇计生协会对计生贫困家庭户开展救助行动。镇计生协会首先对全镇计生贫困家庭逐村进行摸排；其次对全镇计生贫困家庭逐村进行评议公示；第三县、镇审核后及时发放救助资金。目前全镇已救助计生贫困家庭20余户，兑现救助资金1.2万元，及时帮助计生贫困家庭度过春荒困难。（程露露）

第四篇：给后进生更多的爱

给后进生更多的爱

作为一个班主任，要抓好班级建设，做好转化后进生这一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怎样教育转化后进生呢？我在多年的工作中体会到：应该给后进生更多的爱。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人由衷的关怀，是教育才能的血和肉。”由于后进生在学业或思想品德方面较后进，在学校、社会、家庭中难以得到温暖，因此他们更需要得到老师至诚的关怀、真情的爱。如何把爱洒向后进生呢？我的做法是：

一、全面了解，因材施教，对症下药。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如果教育学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他”。对后进生不能因为他们缺点多，就冷淡、疏远他们，而要抱着一颗爱心，充满柔情地支接近他们，支了解他们的生活、个性、志向、疑虑、弱点和长处等等为了全面了解后进生，我和他们多接触，与任课老师多联系，利用假日、休息时间进行家访，翻阅其试卷、作业等。然后，根据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一天早读前，我发现李阳同学不完成作业，考试十次有八次不及格。我前一天刚教育他要按时完成作业，他当时也流着眼泪答应了。所以，看到他“故技重演”，我真想训他一顿，但又想到这样做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我叫他到办公室，并耐心开导，终于了解事实真相——原来他昨晚给家长在试卷上签字时，家长看成绩差，握紧拳头就要揍他，他只得跑到同学家吃饭、过夜，今天未吃早餐就来学校了。于是，我及时带他到校外吃米粉，并与他亲切交谈，指出他的对与错，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批评教育。吃完早餐后，我又给他找来笔、作业本和课本，让他安心听课。一下班，我又赶紧和他一道去家访。经过与家长长谈，我还了解到李阳个性倔强，对父母态度不好。事后，我针对他的情况，反复和他个别交谈，使他的态度端正了，对父母也很尊重

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只有全面了解学生，才能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二、善于发现“闪光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由于后进生的缺点较多，因此他们身上的优点往往被老师忽视了。我体会到，应该全面辩证地看待后进生，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多表扬、多鼓励他们，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温暖，增强自信心，鼓起上进的勇气。这是转化后进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前提条件。具备这个条件，教育才会取得好的后果。有一个双差生在全校是有名的，经过教育，他有所进步了。但是，有一次他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第二天到校便趁同学们早读时，躲进厕所里去补写作业。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我却没有挖苦他，相反表扬他想方设法完成作业的精神肯定他比以往进步了，以维护他的自尊心。那一天他听课十分认真，并能按时完成作业。此后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期考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为后进生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

后进生在学习生活中，往往听到的是批评，看到的是冷眼。要教育和转变他们，就必须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我的做法是：（1）课堂上先听取他们回答问题。对后进生我在课堂上尽力让他们听懂，注意提出一些较浅的问题让他们回答，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他们的回答即使错了，也肯定他们肯动脑筋、积极举手发言是好的。由于长期这样做，我班后进生在课堂上发言也相当热烈。（2）选班干适当考虑他们。如有个学生学习成绩差，纪律也不好，但能吃苦耐劳，肯为集体做事，于是，我让他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他任班干后，觉得自己身为干部，要管好别人得先管好自己，也就不再混日子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果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组织观念加强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3）组织后进生参加各种兴趣活动。比如：乒乓球比赛、学雷锋活动、科技活动、书法比赛、讲故事等各种活动去吸收后进生参加，让他们多彩的活动中，受到教育，发挥特长，获得成功，树立信心。

四、家校紧密配合，促进后进生转化。

孩子经常生活在父母身边，因此，教育后进生少不了家校两者的密切联系和配合，只有家庭、学校教育形成合力，才使后进生进步得较快，这就是教育一致性原则。因此，我经常与家长联系，同他们研究教育孩子的方法。有一个学生因成绩差、纪律差留级到我班。该生的家长认为，孩子天资不好，花了许多精力，也不见什么效果，因而产生了放弃教育孩子的念头。我在家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多次与家长长谈，使家长看到孩子身上的一些优点，树立起教育孩子的信心。然后针对该生的缺点，双方互相配合，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经过两个学期的努力，该生的学习成绩和道德素质明显提高了。有一次，他在校外拾到一个手提包，内装有一些现金及各种证件，他却毫不犹豫，及时主动地把拾物交还失主。

由于我从多方面抓了后进生的教育工作，转化了一些后进生，促进了良好班风的形成，使我班学生的学习成绩逐步提高。这里的奥妙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给后进生更多的爱。

第五篇：教师希望获得更多一线教师的关注

教师希望获得更多一线教师的关注

并不是所有的读者、包括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线教师都认同该书的理念。报告发布后，有网友认为课题组所批判的一些文章并无不妥之处，有些点评更是“过于夸张”。

“在学会常用字之后，小学语文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养成美好的品德。完整正直人格就是应该从小培养。现在使用的教材篇篇都离不开教育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好。”一位来自安徽宿州的小学语文老师告诉记者。在她看来，目前使用的(“人教版”)教材还是比较规范的，“错误什么的是难免的，谁都不能保证一点错误不犯”。

陕西西安一位有着31年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也告诉记者，她认为目前所使用的(“北师大版”)教材比较好，他们在使用时不会去怀疑所选用文章的真实性。

一些教师的反映令“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感到不安。

“对这些文本的批评最应该关注的是一线老师，但他们基本不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教育圈外的媒体在关注。”李玉龙说，“这可能更多源自教育理念层面的分歧。”

“书出来后，凡是自己孩子在读小学的朋友都很关切，要找书来看。”郭初阳说。

蔡朝阳告诉记者，在绍兴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有一位小学的女校长买了20本，要给学校的语文老师每人发一本”。在绍兴南方书店，该书已售出近百本，“算是卖得最好的书了。可见小学教育是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希望有更多的一线语文教师能加入会诊的队伍。用郭初阳的话说，“只有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才最有力量”。

“说到底，教育是实践的工作，不是靠理论说出来的。就像种田一样，只能是袁隆平走上田间地头，断无将老农硬塞进实验室的道理。有很多老师，非常善于教育孩子，在他们的教育历程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孩子，目睹并参与了这些孩子的生命成长。不是学科知识，而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在爱里彼此温暖、彼此照亮，并成为一生的守望。”团队成员童蓓蓓这样评价她的那些同伴。

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研究报告刊发后，“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成员也曾尝试与相关教材的编写机构取得联系。

蔡朝阳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得到相关出版社的回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曾经挂出一个关注《爱迪生救妈妈》这篇课文的出处的文章，我看作是一个委婉的回应但没有正面驳斥我们。我们倒是很期待有回应，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掌握了唯一真理，讨论和争鸣会让问题探索的更加深入，从而让我们的教育受益。”

记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上论坛看到，去年9月24日，有网友在论坛里转载了媒体对研究报告的报道。10月10日，用户名为“小语”的网友回复称：“美国1940年拍过一个电影《少年爱迪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到15分钟左右的一段。”在该视频中，的确有关于少年爱迪生利用镜子反光照明的故事。

蔡朝阳说：“这本书是我们对2009年这个批判工作的一个小结，目的在于给那些关心教育的朋友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不认为这样做就能迅速地使我们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许可，也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吕栋看来，这一研究“目前最大的价值是挑起了这个话题，把公众的视线吸引到对教材真实性、美感和价值观的关注上来”。

郭初阳告诉记者，《经济学人》的报道出来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团队，希望能请几位成员编写一套小学读本。

“阳继波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编写一套小学读本。”蔡朝阳说，“阳继波说，‘现在你们是批判，那为什么不能自己来编一套你们觉得可以给小孩子读的书呢？’我们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编撰。”

他告诉记者，现在这套可能被叫做“智慧树果子”丛书的小学生读本已经基本完工。“一套6本，每本都在5万字以内，是我们约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写的，作者有大学老师，也有媒体从业者，内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质、经济常识、少儿心理等，用父子对话等方式，创设了很多具体情境，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讲一些他们应该懂得的道理。”

“有人说，做事情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算是破的话，我们自己写小学读本，算是立。”他补充道。

目前，对小学语文教材的会诊可能不是“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终极使命，吕栋表示，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件事，所以也有局限，“但我们说起过，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顺着初中高中一路做下去”。

经典缺失，有科学性差错，存在剽窃和窜改的现象„„来自民间的会诊给小学语文教材列出了一系列症状清单。那么，小学语文教材是怎样编写的？教材的编写机构又将如何看待这些由民间“大夫”给小学语文教材开具的“病历”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对人教版第十套小学语文教材主编之一蒯福棣进行了专访。

编写人员知识面局限可能导致改写硬伤

“每次新版教材一面世，我们就会收到很多热心读者的来信，反映教材中的各种问题。”

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读者对教材是否有反馈的话题时，蒯福棣非常坦诚。

她表示，因为知识面的局限，编写人员对一些涉及专业领域的课文的改写可能会出现知识性的“硬伤”，“有时候，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也会造成差错”。

这位参与过多套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七旬老人告诉记者，小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者很多，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每个家庭都会有小孩子在读小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会翻看课文。而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某些领域知识了解得特别精确，就可能会发现小语教材中一些非专业人士不易发现的错误。”蒯福棣说。

“我们的教材有很多关心者和把关者。”蒯福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这些来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处理。一方面给部分读者回信表示感谢，一方面进行‘挖改’。”

所谓“挖改”，就是在每年印刷教材的时候，对之前发现的个别错误进行修改。蒯福棣一边说，一边在书本上做出抠挖的动作，“就是把出错的个别字词、标点挖去后，再重新印刷。”

她认为，“这些来信能促使我们更加精益求精的工作”。据她介绍，随着新的通讯工具的发展，现在出版社通过多种方式接受读者对教材的反馈。

课文更换比例曾达三分之一

蒯福棣还向记者介绍了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完善过程。

她告诉记者，教材修订完善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出台的关于教育的新的方针政策。比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就需要编写一套新的义务教育教材。二是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会出现新的理念，自然而然会出现新的、需要关注的课题。“比如环保问题，20多年前的教材中没有涉及，而现在就需要引导孩子们从小关注。”蒯福棣举例说。“在2000年的教材修订中，我们就增加了关于保护环境的课文。像《清清的溪水》、《爷爷和小树》、《小狐狸卖空气》。”此外，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反馈的信息是教材修订的第三个依据。

“在最近几套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中，课文被更换的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根据对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反馈收集作出的更换。”蒯福棣说。

据蒯福棣介绍，为了完善教材，在教材试验过程中，人教社的编写人员会深入实际，广泛征求教师、教研人员对教材的意见，还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

她回忆道：“我记得一个版本的五年制四年级的课本里有一个写回信的练习。当时，我们想结合考查学生，并借此机会听听孩子们的意见，请他们说说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课文及其理由，觉得教材中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此次调查共回收了1479封回信。“孩子们都很愿意说。我们对这些回信内容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学生的看法和想法，再对教材进行修改。”

在这些回信里，学生们列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课文，包括《十里长街送总理》、《古井》、《我们家的猫》、《倔强的小红军》等。有学生在来信中写道：《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特别感人，一读就想流泪，好像自己也去送总理”；“《倔强的小红军》中的小红军和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很敬佩他这种舍己为人的品德”；“老舍先生把他家的猫写活了，我仿佛真的看见大花猫的古怪性格和小花猫的调皮可爱的样子”„„

学生们也列举了他们不喜欢的课文，甚至有些还是名家之作，如孙犁的《采蒲台的苇》、茅盾的《天窗》、郭沫若的《芭蕉花》等。“孩子们反映这些课文含义较深，他们不大读的懂。”蒯福棣说。

她告诉记者：“通过认真分析来自教学实践的大量信息，为教材的修订完善提供了依据。”

值得背的经典课文不多

尽管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是目前被使用最多的，“大约有60%%”的学校使用，但蒯福棣仍然认为要按照“文质兼美、程度适合”的标准选取课文、完善教材的工作并不容易，相关编写人员也在不断地探索。

结合多年的编写经历，蒯福棣对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反思。

一是对如何体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蒯福棣表示，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明显得到重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已逐步深入人心。但在目前的教材中，如何把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编写人员对这些问题在理论认识上尚不清晰”。

二是语文训练体系尚须进一步完善，使之更加科学化。

“我们在编写时，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语文学科综合训练的整体效益，但效果尚不能满意。”蒯福棣坦承，目前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还不能合理地兼顾，比较偏重阅读训练，习作和口语交际的训练比较薄弱。

三是课文尚需精益求精，选文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一些来自民间的“会诊”把矛头对准了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缺失经典，存在“三无”(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作品，且“三无”作品的硬伤很多。

对此，蒯福棣表示，人教社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一向对选文比较重视，坚持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但她经过反思，感到编写人员的视野还不够开阔，选文范围还比较窄，“教材中缺少体现时代特点的美文、切合现实生活的实用文，反映前沿科技新成就的科普文”。

“我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经常看报纸杂志，但也很难从中找到文质兼美，同时难易程度合适的文章，有时好几天才能找到一篇合适的。”蒯福棣说，现在入选的一些新课文有的难易程度失当，有的语言文字不足以成为学习语文的典范。特别是教材中值得背诵、积累的经典课文、语段所占篇数还不多。所有这些都说明，课文尚需精益求精。

新中国的各版小学语文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小学语文教材也不断修订。有些教材的使用年头儿较长，但也有些教材比较“短命”，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小学周期就被新的教材取而代之了；甚至有的教材编出来以后并未使用。

版本曾频繁更换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或修订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在全国正式使用。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较为简单，内容中很多是关于毛泽东的，常常开篇就是毛主席祝词。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二套小学课本出版，但这套教材只使用了两年——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停止了这套教材的使用。

1961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进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备工作。1963年秋，新编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在全国正式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间，国内的中小学教材使用较为混乱。

最长使用寿命十几年

1977年，教育部决定以十年制为中小学的基本学制。1978年秋，中小学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同时在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的教材使用也相对的稳定。其中有些小学语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过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颁布教学大纲，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修订、改编后开始陆续出版。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施行。1988年国家教委据此制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出版。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92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前后共使用了十几年。教材编写权放开了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该教材根据2001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订。2001年开始使用，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推开。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全国的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此后，国家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过去的教材是围绕教学大纲，必须使用人教版教材；实行“课程改革”后，各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材，各地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学。

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