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第一篇：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在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希腊悲剧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古希腊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题材通常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产生在希腊自由民反对儹主独裁政治和波斯侵略，为建立民主制而奋斗的时期，因此剧中充满着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精神，而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由此看出，希腊戏剧的精华大都集中在悲剧，而悲剧意识则是引导希腊悲剧不断发展的主线和精神所在。

虽说希腊悲剧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神话与荷马史诗，但是剧作家们通过自身对神话的见解，将神话故事改编或深化以表现自己对当前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从而更适合揭露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希腊悲剧中更存在着命运的观念，这是当时的希腊人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他们看到现实和历史中，都存在着许多人类所不能左右的事情，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便把这些事归命于命运和定数。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人和神都无法逃避命运的支配，命运不可抗拒，但同时，他们又尊重个人的意志独立，因此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有了悲剧意识的存在。记得在课堂上，老师曾这样解释悲剧意识：其核心主题是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转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奠定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基础，是西方经典作品的主线。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也正是反映了以上特点，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洛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就像是一个人类哲学意义上的训导者，为坚持原则，为民众和人类的利益，不向暴君屈服。而普罗米修斯也向人类展示出他强大的意志力，和高尚的精神境地，以当时的角度看来，普罗米修斯的经历绝对是个悲剧，但是他带给希腊人思想上的影响确是深刻的，即使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和神的惩罚，也要有一个大无畏的为人类和文明而献身的精神。因此，从普罗米修斯展现英雄受苦的境遇开始，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和先哲们便不断对人生智慧进行追求与探问，悲剧意识的主导地位也由此奠定。

在我看来，悲剧意识建立下的戏剧比喜剧带给人的印象往往要深刻的多，首先，在感官上带给人痛苦，其次，在心灵上给人以震撼。因此，我认为悲剧意识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透过某种悲剧的情绪，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在事件中直接影响我们的，或存在于未知领域的紧张和不安，悲剧意识就是在反应一种现实的悲剧性，正因为现实生活所遇到的困窘或社会现状导致人们的心理压力沉重，悲剧不仅能够及时的反应现状，同时还能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的舒缓，从而映证了悲剧将人们的痛苦转化成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一说。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还是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基本上都表现了西方的悲剧意识。通过这些悲剧我们也能更好的审时度势，了解现今社会所缺少的，和激发人们内心的正义与意志。所以，我认为悲剧意识是时代发展下与人们思想意识日益深刻的产物，沿着理性的思考前进，才能抵达悲剧意识。只有理性才能激发出悲剧意识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育，帮助文化的成长，帮助人们发掘人性的潜质，达到优化人类素质和提升思想的效果。

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各种意识形态的诞生，冒险与开拓，技术和力量，批判的精神等，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成长的悲剧意识形态，因此，悲剧意识是我们值得学习探讨与延伸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将悲剧意识上升成为一种美学，可见，悲剧能带给我们的还有很多，但我们将戏剧中的“小我”上升成“大我”，融入更广阔的天地，真诚的剖析，勇敢的思辨，我们的人生将不再是悲剧，而是充满人性的力量和生命的热度。

第二篇：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1、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影射着雅典奴隶主民主派英雄的历史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剧中，俄狄浦斯正视现实，刚毅勇敢，体贴民众，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也是一

个理想的民主派领袖的形象。这样的英雄和领袖，下场竟如此悲惨，贴切地表现了英雄意志

逃不脱命运桎梏的痛苦惶惑。这里，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还表达了个人

反抗命运的思想。在俄狄浦斯王身上，寄托着剧作家对民主派领袖的崇高评价和深厚同情。

剧本热烈歌颂了俄狄浦斯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对当时流行的命运观提出了怀

疑。

2、首先，《伪君子》是一部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与民间喜剧手法结合的杰作。莫里哀创造性地

运用了“三一律”：剧情围绕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而展开，没有一点旁驰，地点始终是

在奥尔恭家里，时间24小时。莫里哀在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独具的近代喜剧，既严整均衡、单纯集中，又曲折活泼，富有情致。(“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莫里哀的喜剧《伪

君子》就是按“三一律”写成的，全剧五幕，单线发展，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即奥尔恭的家

里；所描写的全部事件都在一昼夜之内发生；主题集中在揭露答尔丢失的伪善面目这一点

上。)

3、（1）径向对照

首先是径向对照，即爱斯梅哈尔达与圆周线上各个人物的对照，在图中用径线表示。爱斯梅哈尔达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贯穿小说始终，因此他们的对照也是人物圆心结构里的中心对照。他们是两种对立的力量，一个是善的化身，一个是恶的代表。这种径向对照，表现了各个人物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不同感情和态度。

（2）弧向对照

其次是弧向对照，即圆周线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对照，在图中用弧线表示。这种弧向对照，提示了各个人物心灵间的差距。

3）人物自我对照，这种自我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作者的美学追求：以上三种对照归纳起来，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照，它反映了作者的美学

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雨果早在《〈克伦威尔〉序》中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

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

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

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

第三篇：哈代悲剧意识原因

1.《德伯家的苔丝》与哈代的悲观主义宿命论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在小说和诗歌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评论家普里特查德说:“在众多的英美诗人兼小说家—司各特、爱米莉·勃朗特、麦尔维尔、梅瑞狄斯、D.H.劳伦斯—当中，哈代可谓独占鳌头。”1 更有人称他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

哈代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其中以《德伯家的苔丝》最为著名，女主人公苔丝“的故事纯粹是悲剧——依我们看来，是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所创作的最大的悲剧。”2 卡尔·韦伯评论说:“没有人会为这种评价争论，即它是他最伟大的小说。”3 作为哈代悲剧小说的创作顶峰，它融合了命运悲剧、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为一体，是哈代悲剧意识，悲观主义思想的完美体现。

作为哈代的一个杰出成就，他为苔丝安排了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并且认为 “只能这样，不可能有其它结局”，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国外学者对苔丝悲剧成因的研究倾向于“苔丝是命运的牺牲品”。4 国内也有评论说“一切悲剧性遭遇全由于无情命运所精心谋划和设计”。哈代认为，苔丝的失身是“命中注定”；苔丝家人被逐是因果报应：“当初德北家是郡中望族的时候，一定有过许多次，曾把无地可耕的人，毫不客气地驱逐”;并通过安吉尔用遗传因素解释苔丝杀亚雷的冲动，“不知道德伯氏的血统里，究竟有什么令人不懂的特性，才会让苔丝作出这种离经反常的事来”。哈代似乎在暗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现实的苦难与种种危机都是宇宙神秘不可知的意志，而在与环境的斗争中，人类必定受到命运的支配，这就是哈代思想上的宿命论与悲观主义的核心思想。2.哈代悲观主义思想的成因 2.1 家庭背景的影响

托马斯•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多切斯特(Dorchester)，那里是一个远离工业文明并始终保有着宗法制传统的村落。他自幼身体不好，常常沉浸在家乡的青山秀水之中，听闻过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家 William H.Pritchard , Lives of the Modern Poets(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80),p.16 2 W.特伦特:《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邵殿生译，《哈代创作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203页 3 卡尔·韦伯:《威塞克斯的哈代:生平和创作》，纽约，1940年，第131页。英文版。4 约翰·玛西:《文学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族的奇闻轶事，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哈代的母亲曾竭尽全力去接触她身边的每一本书，这对年幼的哈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精神基础——对书的执着；另一方面哈代的母亲及其外祖母都生活在“超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偏远小山村”生活中的诸多坎坷使她们成为信奉超自然力量的人，两位的影响成为哈代接受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产生“人的命运是一种偶然不可控的超自然力量”等哲学思想的基础。2.2 从狂热的基督教徒到彻底的无神论者的转变 哈代的父亲是当地教堂唱诗班的小提琴手，同时也从事教堂的修缮工作，所以哈代从小出入教堂，对于宗教具有相当的了解与情感，甚至曾经愿望自己成为一名传教布道的牧师。20岁时，年轻的哈代受福音派的影响，经常参加福音派牧师亨利·摩尔的布道。这期间长达好几年的时间中，哈代笃信基督教，对宗教的尊崇达到狂热的地步。他曾评述自己为churchy, not in an intellectual sense, but in as far as instincts and emotions ruled(遵从教会教条的，从内心深处是信仰基督教的)5。然而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生命进化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教义，对人类的思想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西方思想界从此展开了关于宗教与人类进化问题的激烈争论。哈代自称是“《物种起源》的第一批拥护者”6，他再也无法视上帝的创世说为真理。在创作《苔丝》的时候，哈代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苔丝和安吉尔都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哈代对安吉尔的两个哥哥与钱特小姐等虔诚基督教徒的描写也充满了厌恶与嘲弄，他说“宗教只不过是一块体面的,用来掩盖道德沦丧和愚昧的遮羞布”。苔丝经历了一连串的悲剧之后，哈代质问苍天：“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她一心信仰、庇护世人的上帝在哪?”由此可见，哈代笔下的上帝,没有仁慈，没有同情心，一味地无情与冷漠。故事的结尾，哈代不无讥讽地说:“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之主宰对苔丝的戏弄也完了。” 2.3 时代的烙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恐惧 哈代的一生贯穿维多利亚时代，前半生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亲眼目睹了英国农村发生的剧烈变化，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震撼英国农村的经济危机，为哈代知道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理智与情感的摩擦，让哈代陷入到对基督教以及资本主义的哀伤与绝望之中，从而奠定了哈代悲观主义的基石。历史的局限性，使哈代不能清楚解释眼前的矛盾，然而又找不出其他的出路。最终寄希望于随着时间宇宙的发展会有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来引领人类找到幸福，但是在根本上他又怀疑人们或许从来没有幸福可言。Marlene Springer, Hardy’s Use of Allusion [M],The Macmillam Press Ltd,1983,p.133.6 Florence Emily Hard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London: Macmillam & Co Ltd,1962,p.153 2.4 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我们把《苔丝》中的悲观宿命论与西奥多·德雷塞(Theodore Dreiser)和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等美国自然主义流派进行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不尽相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苔丝》悲剧的必然是建立在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上的，由此产生了故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强烈反差。我们可以用哲学上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依存、并行发展的原理来解释。套用在这里，就是一个接一个“偶然”的积累把苔丝逼上了“必然的”死路，这些“偶然”让她即使不受这种伤害，也会受到那种伤害，即使不死于此时，亦将死于彼时，终将难逃步入毁灭的结局。在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苔丝的短暂的生命中究竟存在着多少“偶然”，就从她与安吉尔订婚说起：坦白信“偶然”塞到了地毯下面；去爱敏思市寻求帮助，恰恰错过了仁慈的“父亲”，“偶然”见到了恶语相向的安吉尔的哥哥；回来的路上又“偶然”遇上皈依宗教的亚雷；绝望之中写给安吉尔的求救信，却又“偶然”被耽搁了几天，结果安吉尔没能及时出现，苔丝再次走向邪恶的亚雷„„。这刚好印证了哈代所认为的，人的命运是被一种偶然的无法控制的超自然力量(circumstantial force)、机遇、巧合等决定的,这种力量是超越人类意志的宇宙内在意志力。无独有偶，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也认为：“世界上没有上帝，意志就是世界的本质，它象一个无恶不作的魔鬼，无休止地捉弄着芸芸众生，人类没有救赎，也没有希望。意志是使每一个人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夺与痛苦当中。”在叔本华看来，人生来就是一个悲剧，只要生命的欲望，生命的意志还存在，人们就要在一个个悲剧中承受煎熬。哈代很早就开始接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一开始并没有对它做深入的研究，直至后来叔本华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他才系统地阅读了叔本华的《悲观论集》。哈代小说创作的后期就深深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出生本身就是痛苦的。”“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没有垂死时的痛苦，死亡要比活着好。”这种悲观意识已经渗透到他的作品中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苔丝的一生便是这种悲观意识典型代表。另外，哈代本身自幼性格孤僻，极度敏感，就像是他笔下的裘德一样，不愿意长大，回避世事，这使他贯以悲剧的眼光审视人生。面对资本主义与封建宗教法制度的冲突，他对社会变革的忧虑与困惑会自然而然地上升成为对生命本身的悲剧性思考。

对哈代悲观主义形成造成影响的，除了叔本华，还有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斯图加特·密尔等。早在达尔文之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就已推广了“进化”一词，并且首次提出了“适者生存”。他把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将自然选择机制引入社会学，形成了著名的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中，老弱无能的处于弱势，而强壮聪明的人自然处于上层。但是，哈代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在《苔丝》中，安吉尔愤怒地说道：“上帝不在他的天堂里：这个世界错乱了。”《无名的裘德》中，他争辩道“最伟大的人往往是失败者，而成功的人，则像鱼一样冷漠，像猪一样自私。”7 后来斯宾塞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著作，第一法则，社会静力学等等，他说世界是由绝对于人类的不可知的力量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先祖是赫胥黎, 他认为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哈代十分赞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不可知论，否认世界上有一种类似于上帝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代认为推动世界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探索，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除夕》中感受到，所谓的推动力就是自然。斯宾塞的哲学思想使得哈代相信命运这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被自然所驱动，让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惨的境地。莱斯利史蒂芬是哈代认为的同代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他一生都很珍惜自己与无神论者史蒂芬之间的友情，史蒂芬的小说和诗歌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哈代支持。而弗兰索瓦·傅立叶对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婚姻所持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哈代小说创作中对于基督教婚姻的描写。弗兰索瓦·傅立叶认为，基督教中关于婚姻的教义使得大多数人都承受着理智与欲望之间的煎熬。哈代将这种思想倾向通过自己的小说，特别是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对基督教下的婚姻的恶意描述，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同样的，这一时期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位无神论者——斯图加特·密尔，也从不同方面影响了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形成。斯图加特·密尔的《论自由》曾经让哈代无比倾心，密尔认为任何人只要在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基础上都有权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相似的关于自由的争论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贯穿始终

Williams Merryn.A Preface to Hardy [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3.现实的悲观主义

尽管，哈代曾经公开否认自己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一方面，他却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基于后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对叔本华的拓展丰富。的确，虽然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却又与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极其不同，绝非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人们所谓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在对现实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质疑罢了。这种‘悲观主义’是改善人的身心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哈代痛苦地发现,人们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受到社会的限制和责难,人们必须按照社会的意愿进行循规蹈矩的生活。作为一名正直的艺术家，哈代认为文学应当“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8，绝对不能为了迎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读者，抛弃创作中的坦诚。他决意打开人们的心扉,把各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惆怅、悲愤和绝望公诸于世，他要以不快的、以事实为原型的“悲观主义”迎头痛击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深刻思考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哈代的悲观是对苦难的正视,却又“不仅仅注视着过去,他思索着人类的前途,希望将来 6 始终。

3.现实的悲观主义

尽管，哈代曾经公开否认自己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一方面，他却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基于后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对叔本华的拓展丰富。的确，虽然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却又与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极其不同，绝非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人们所谓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在对现实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质疑罢了。这种‘悲观主义’是改善人的身心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哈代痛苦地发现,人们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受到社会的限制和责难,人们必须按照社会的意愿进行循规蹈矩的生活。作为一名正直的艺术家，哈代认为文学应当“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8，绝对不能为了迎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读者，抛弃创作中的坦诚。他决意打开人们的心扉,把各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惆怅、悲愤和绝望公诸于世，他要以不快的、以事实为原型的“悲观主义”迎头痛击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深刻思考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哈代的悲观是对苦难的正视,却又“不仅仅注视着过去,他思索着人类的前途,希望将来人类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9,要唤醒人类为自身幸福努力奋斗。他说：“我单独地怀抱着希望,虽然叔本华、哈特曼及其他哲学家,包括我所尊敬的爱因斯坦在内,却对希望抱着轻蔑的态度。”10像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苔丝，时时表现出的不甘失败、顽强抗争的一面——在人生屡次陷入困境的时候，每每不甘堕落、顽强抵抗的精神，勇敢地与人生的“不幸”做斗争。她这种顽强的品格，不懈奋斗的精神，也正构成了她最具感染力的品质。哈代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无情揭露现世的丑陋罪恶,发表悲观论调;一方面相信这个世界会有所改善,并将这种希望寄托于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普通劳动者。《苔丝》的结尾处，安吉尔和苔丝的妹妹丽莎手拉手走向了夕阳，期待着明天的阳光，好像是哈代在告诉读者，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我们要怀抱希望和憧憬走下去„„ 8 Harold Oreled.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27.9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273.214.269.271.262.10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273.214.269.271.262.结语

托马斯•哈代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时代背景中强烈的社会反差，尖锐阶级斗争，使得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也让哈代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进化的科学阐释从深刻地动摇了哈代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像是叔本华、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还有斯图加特·密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同样对于哈代的悲观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托马斯•哈代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质疑，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都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毋庸置疑地说这一部小说是他悲剧性小说创作的巅峰，自然也是对他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绝对的纯粹的悲观主义。面对生活，哈代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泥淖，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悲剧与不幸，他从未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在绝望处怀抱希望 7

结 语

托马斯•哈代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时代背景中强烈的社会反差，尖锐阶级斗争，使得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也让哈代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进化的科学阐释从深刻地动摇了哈代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像是叔本华、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还有斯图加特·密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同样对于哈代的悲观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托马斯•哈代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质疑，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都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毋庸置疑地说这一部小说是他悲剧性小说创作的巅峰，自然也是对他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绝对的纯粹的悲观主义。面对生活，哈代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泥淖，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悲剧与不幸，他从未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在绝望处怀抱希望，在悲剧中呐喊光明的到来，就如同他在《德伯家的苔丝》的最后，依然给读者留下了希望的种子，想象的空间„„

托马斯•哈代对于生活以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他的基于现实的悲观主义，为文学史上的悲剧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Casagrade Peter.1992.Tess of the d' Urbervilles: Unorgyodox Beauty.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Dale Kramer.2000.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Florence Emily Hardy.1962.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London: Macmillam & Co Ltd.Harold Oreled.1996.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Marlene Springer.1983.Hardy’s Use of Allusion.London:The Macmillam Press Ltd.Thomas Hardy.1965.Tess of the Dùrbervilles.New York : Airmont.William H.Pritchard.1980.Lives of the Modern Poets.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Williams Merryn.2005.A Preface to Hardy.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杜轶茜，2003，苔丝形象的分析与悲剧命运的解读，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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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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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老人与海悲剧意识解读

从桑提亚哥的形象刻画看《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摘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命运实质上是海明威人生经历的艺术表现，老人的悲剧特质带有作者深层心理体验的影子。“迷惘”是海明威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老人与海》不仅把痛苦迷惘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把它升华为英雄精神背后的落寞与软弱。老人出海捕鱼的曲折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而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也披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着笔较少的曼诺林是老人最亲的人，老人出海前后他陪伴在身边，但在老人最困难的时候却由于现实的阻力而离开了老人，曼诺林的离开给《老人与海》蒙上了人情悲剧的灰尘。因此，《老人与海》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

关键词：桑提亚哥 形象刻画 老人与海 悲剧意识

一、引言

《老人与海》无疑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也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54年，凭借《老人与海》独特的艺术魅力，海明威一举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老人与海》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让它的研究变得厚重。老人桑提亚哥的形象与曲折命运昭示的那种悲剧意识处处显现人的生存及精神状态，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子精神背后的落寞、孤独则把对老人的敬佩、同情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这个角度看，《老人与海》的英雄主义赞颂是次要的，老人与大自然的拼搏只是他走上悲剧命运的一块跳板。下面从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迷惘”文学主题总特征的体现、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曲折的斗争历程、曼诺林的世俗人情、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精神特质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二、《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1.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个人生命体验复活了桑提亚哥形象。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他的迷惘个性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捕鱼是海明威的爱好之一，老人的海上航行及捕鱼的经验源自海明威的实践。他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以见习记者的身份参加的，一开始他踊跃报名参加时因为眼疾未能如愿。到意大利参战时他又被炮击全身共取出277块弹片，在涉猎、飞机失事中也多次身负重伤。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他共结过四次婚。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所以造成他多次自杀以及最后走向毁灭。海明威一生波澜起伏，苦难、战争、爱情失败的压力接踵而来，他一直在压力面前昂首挺胸勇敢拼搏，但是最后他仍然未摆脱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困扰。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精神追求，就是向命运屈服的表现，顽强地拼搏却无可奈何，更显失败悲剧的必然。老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一生坎坷的经历和自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艺术上的折射反映。[1]老人把海明威的生命历程生动地演绎出来。桑提亚哥一出场便是灰色的，“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逮住”，人们认为他倒了血霉。和他最亲的小孩曼诺林由于他的倒霉被父母叫上了另一条船，而立马“捕到了三条好鱼”，比较之下老人的出现起点就低人一等。远航出海只好去比别人远的地方，这时终于有大马林鱼吃鱼饵，但老人却等待了两天两夜，“钓索勒在背上疼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让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背痛、身体麻木、抽筋、手割破了皮，直到筋疲力尽他才战胜马林鱼。可是当老人还没喘过气来，成群的鲨鱼已经迫不及待地赶上来了，老人还没有体验到胜利的快乐就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生命危险。老人还未从与马林鱼搏斗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不得不投身与另一场更艰苦而又遥遥无期的争斗。先是鱼叉、刀子等工具在搏斗时被鲨鱼身体带走，接下来连棍子、舵把也派上了用场，最后所有能用的工具都用光了，靠殊死搏斗的力量终于把凶恶的鲨鱼赶走。这里似乎胜利了，可是留给老人的并不是大的马林鱼，只剩马林鱼的骨架。老人带回住所的只有一身的疲惫和奋斗过后精神的憔悴、困惑、孤独。老人面临的挑战正是海明威生命的多难，海明威可谓是借桑提亚哥来重新游历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生命最后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也与老人搏斗后的疲惫与孤独相映衬。海明威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死亡是人的唯一结局。[2]所以海明威用自身的生命验证了人生悲剧论，老人桑提亚哥作为他在作品中的形象代言人，必然会染上他的人生观，所以《老人与海》本身就是一部人生的悲剧史。

2.海明威的“迷惘”文学主题贯穿着《老人与海》的始末，《老人与海》是其迷惘文学观念影响下的作品。“迷惘”是海明威创作个性的显著特征，是笼罩他全部作品的统一风格。[3]（67）《在我们的时代里》表现尼克对充满暴力的世界的恐惧与困惑，《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了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丧失性爱能力后感情中的苦闷与迷惘，《永别了，武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与幸福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情绪，《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炸毁桥梁的难以完成、和玛丽亚的纯洁爱情阻挡不了他身负重伤，虽然最终完成了任务但也流露出迷惘的情绪。《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后的作品，它仍然有迷惘观念的影响，作品中经常表现出老人桑提亚哥的苦闷。“不过一个人在黑夜中，没有武器，如何能对付它们呢？”在与鲨鱼的搏斗中老人失去了可用的刀、棍子，面对有可能发生的成群鲨鱼的攻击，他开始了对明天的担忧与无奈，有时也发出“我希望不用再斗了”的感叹。“你的选择是呆在远离陷阱和套索的深海,我的选择是孤身一人来这儿抓住你。自中午起我们俩就绑在了一起,没人来救你我。”“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什么也没有，只怨我出海太远了”[4]老人在与马林鱼、鲨鱼的搏斗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心理斗争，老人的精神状态一直在变化。一个人漂泊在黑夜中，老人只有与敌人鲨鱼为伴，向它诉说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心理的怯弱。对孩子曼诺林的想念，或是争斗中对他的念叨，都表现出老人的无助和苦闷。这是海明威“迷惘”理论在《老人与海》中的体现，老人的迷惘在于他一直处在无尽头的挫折中、远离人群的孤独寂寞、不断抗争后的无所得，老人处在迷惘中得不到释放也是一种悲剧。3.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与海》中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蒙上了悲剧色彩，在人物描写间可以明显看出。老人的船帆用面粉袋打了补丁，在作者眼里是“永远失败的旗子”。“老人憔悴而消瘦”，“腮帮子上有些褐斑”，双手有“刻得很深的伤疤”，老人被岁月毫不留情地布上了阴影，他虽然不肯“认输”，但他还是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但愿孩子在这里就好了”，“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在老人捕鱼过程中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会想到小孩，希望得到帮助。但是这恰恰是一种奢望，需要帮忙时孩子不在身边，他只有靠自己，这表现他的无助和无可奈何。于是他又转向寻找精神支柱，“可是我愿意念诵十遍《天主经 》和十遍《圣母经》，让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愿望，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布莱的圣母”，“万福童贞圣母，请您祈祷叫这条鱼死去”，“假如有鲨鱼来，愿天主同情他和我吧”，坚强的老人不服输，但是他也会对自己的信心产生动摇，在与马林鱼争锋相对谁也奈何不了谁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对上帝的保佑满怀希望。这是老人对现实困境的认识，这种对自我的否定实际反映出作者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命运主宰的悲观态度。[5]“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太清楚东西”，马林鱼给了老人巨大的压力，老人不堪承受，他只好“放松鱼叉上的绳子”。拼尽力气老人终于赶走了最后一条鲨鱼，但是他也“喘不过气来，感到嘴里有一股怪味儿”，老人在动作上的变化以及日渐无力的行动，也显示了他的脆弱。

第五篇：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内容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

（一）家庭生活的来源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 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二）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在乱世之中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这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四）战争经历的体验

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五）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 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 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 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

三、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说明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坦途。身处顺境时，人们往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旦落入困境逆境之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因人而异了。有些人“穷则独善其身”，仍然积极乐观地去生活、去奋斗，以图东山再起；另一些人则会因之而消沉下去，沉溺于人生的无常，进而发展为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定的，无法把握的，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张爱玲就属于后一种人。张爱玲早年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不成功的情感经历，都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创作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一种弥散在整个故事空间里的“虚无感”，其中的环境就给人以一种虚幻异样的印象。主角葛薇龙为了物质上的诱惑，她整个的人，从肉体到心灵，最终全都网在虚空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她的一段心理感受中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在闹市与人群之中，她感到：“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再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写这篇小说仿佛专为表现人类命运中的虚无感，甚至把它扩展为整个宇宙的本性。当主人公罗杰感到彻底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她这样写：“黑暗，从小屋里暗起，一直暗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与寂灭。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他屋子里来了。”这里所说的“宇宙的黑暗”，是亘古长存的人类命运的底色，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虚空，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心灵恐惧和重压，被笼罩在虚无感中时。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他虽有抗拒命运的努力，也不过是在封闭的心灵深处，只是接近于“白日梦”的幻想，而在现实的人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心灵的幻灭。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 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三）凄凉情景的表现

《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四）封建没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五)人性描写中的体现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 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 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六)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 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 ”(《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七）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也处处是荒凉。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应受到家中特殊的关爱，然而。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妇。鸦片；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川嫦中学毕业。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但刚爱上。又得了病。父亲不肯出医药费。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四﹑结语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 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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