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们的悔过书 为时已晚

第一篇：贪官们的悔过书 为时已晚

贪官们的悔过书为时已晚

许迈永的悔过书9月6日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可惜，这个曾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贪官一个多月前已杳如黄鹤，奔赴黄泉之路之了。许迈永也许后悔当初不该写这样的悔过书。因为它不但没有成为自己博得同情和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护身符，而且花费的心思白搭了，连悔过书的稿费也领不成了！

贪官的悔过书屡见报刊，其目的无非是让做官者引以为戒，起警示作用，但为官者又有几个真正放在心上呢？他们只会笑话他是一个倒霉蛋而已，运气比较差。其实，贪官们写悔过书的真正目的就有一个，想得到宽大。这也是他们潜意识中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所致。如果写悔过书可以减轻罪责，那么，照此推理，只要所有的犯罪分子写写悔过书就行了，而且谁的文采好谁就被惩罚得轻，国家的法律不就成了一纸空文？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何在？

贪官的悔过书很没有看头。一是假大空，二是无新意。安徽贪官张绍仓在法庭上老泪纵横地宣读自己的悔过书，然而之后大家发现，他的悔过书乃抄袭之作。原来是人家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先生的。你太急功近利了，又侵犯了人家朱福钟的“著作”权。（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上）。如果你套用写作格式就好了，就像其他贪官一样比葫芦画瓢：先

说自己如何努力，然后说组织上如何培养自己，再然后说辜负了培养，私欲膨胀、放松了学习、法律意识淡薄、存有侥幸心理，结果翻了船等等。再看看许迈永的悔过书，里面假的东西也很多。他说从小家里穷，对“经济基础考虑的多”。但据媒体报道，他的父亲算卦比较出名，收入颇丰。他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就是家里真穷，能成为日后当贪官的理由吗？照此说，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如果不当贪官就做贼？说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更是信口雌黄。在位讲话、开会时怎么什么都懂？不懂法怎么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钱权交易、怎么知道怎样规避被制裁的风险？总之，悔过书无非是贪官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搏而已，是人前作秀、人后作奸的本质还一时难以纠正而已。

从贪官的悔过书来看，对中国的反腐事业没有多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所有的贪官出于脱罪的原因，几乎都没有谈到导致腐败的主要外因，那就是：不受监督，必将腐败。河南省交通厅五任厅长四任前赴后继地落马，而且一任比一任贪就是典型的例子。

权力必须关在笼子里，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好的制度，能让官员们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百姓服务，使贪官无从下手，伸手必被捉。

第二篇：贪官悔过书的真实版本

贪官悔过书的真实版本，看看他们悔过背后的真实嘴脸

贪官悔过书的真实版本，一看吓一跳！

据说贪官进去之后，照例都要写悔过书的。但做官做了贪官份上，一般都是官场的狐狸级别了。官场是说假大空话的地方，我不相信一个习惯于扯蛋的人会真心悔过。可进去了，不写改过书又不行。这就等于奉旨悔过。奉旨悔过，就和过去做官一样，一般只能又是假文章。有例为证。张绍仓，安徽省厅级贪官，他的悔过书是这样写的：

“由于身居要职，手中有权，说了算数，找我帮忙办事的人多了，攀附追逐和前呼后拥的人也多了。渐渐地，自己把组织纪律、党纪国法都忘在了脑后，把党性原则丢到了一边。在朋友、感情、哥们儿义气的驱使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心里只有人情，没有党性纪律观念，只想个人得到好处，没有想到党纪国法对自己的约束。法律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我现在非常后悔，但已悔之晚矣。”

不料，好事的记者查了查，发现类似的表述，四川贪官朱福忠写过。朱福忠的悔过书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曾刊登在2007年5月29日的《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版面上。张绍仓把朱福忠稍微改了改，就变成自己的悔过书了。

最新关于贪官悔过书的新闻是河南周以忠等贪官的新闻。河南省高院院长为了教育法官，在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宣读了周以忠等前同志的悔过书。周以忠案发后，他的母亲哭瞎了双眼，女儿因为他而失去了正常的工作，非常后悔。没看过周以忠悔过书的全文，但让我相信周以忠等人的悔过书，却还是不行。我有机会与几个犯事没受严重处罚，或者进去呆了一段时间又已出来的人有些心谈。因此，我明白至少一些贪官的真实悔过书是什么样子的。下面试拟一例短的，就拿周以忠当个例子吧。

我的悔过书

母亲、老婆、女儿：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被他们弄进去了，让你们过起了苦日子。也不知走了什么霉运，今年倒倒霉了。老婆，我当真向你说对不起。可是，你要知道，是那些女人引诱我。你年龄大了，还动不动跟我耍脾气。那些女人看见我有钱有势，我能不搞吗？不搞，还是男人吗？和你说对不起，是我让你没脸做人。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母亲、女儿，你们才是我最亲的人，我要向你说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蠢，让他们给抓住了。不给抓住，熬过几年，洗白了，他们抓不到我，我就没事了，也不会连累你们。

妈的，我一个清华才子，硕士，居然给人坑了。如今进到里面了，没人给消息了。肯定有人搞鬼。等着吧。只要我不死，以后出去，我会弄清楚的。等着吧！怪也怪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有些事真是太不小心了。肯定就是得罪了哪个有后台的。有后台我也不能放过他。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那么多人没事，偏偏弄到我的头上。没有天理啊。就是应了一名话。人跌了跟头，喝水都塞牙缝。我真他M的后悔，没到庙里多烧两柱香，多磕两个头。这也怪我以为没有神，没有报应。事实证明，神灵是存在的。前世没有好的修行，这一世福薄，却又忘记多求神保佑。菩萨在上，佛主在上，太上老君在上，上帝在上，耶稣在上，真主在上，安拉在上，只求你们早日让我出去，我将来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也怪我把有些路子没通好。有个真正管用的大后台就没人敢动我了。唉，还是考虑不周啊。大意了，太大意了。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大意失荆州。十几年的书真是白读了，清华真是白读了。没有足够大的树，就等于没有躲的地方。

又怪我没有捞多一点。想来想去，还是那些女人害了我。如果一门心思去捞，早点捞上几个亿，再早点跑到国外去，凭我清华的智商，谁还能把我怎么样？我明白了。上天就是弄那些女人来考验我的。没过关。英雄总是害在女人手里。我怎么就忘了呢？我真他NN的浑！现在呆在里面，玩不成女人了，不也过来了？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在女人的事上胆子小一点呢？怎么就没有在捞钱的事上胆子大一点，再早点安排好退路呢？

唉。现在后悔太迟了，说什么都没用了。熬吧，只要不死，我就熬着出去。我要好好表现，继续说假话让别人高兴，争取宽大，争取减刑。要是在里面只呆十年八年，凭我当了那么大的官，玩过那么多的女人，享受过那么多神仙的日子，我也不算亏。到出来时，凭我清华的智商，我不信不能重新混出个人样来。当官肯定不行了。我将来做生意。有些人欠我的，我让他们还点人情，还怕做不成生意吗？呆在里面，就当修身养性吧。我倒可以用这些时间多读点书，让自己更加聪明点。

有一天，我要告诉别人：我不后悔！

第三篇：贪官悔过书抄袭现象(共7篇)（范文模版）

篇一：贪官忏悔有博同情有想减刑 悔过书现抄袭现象 贪官忏悔有博同情有想减刑 悔过书现抄袭现象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贪官忏悔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贪官心态

有些悔过书避重就轻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 1 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 2 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心态 3 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专家观点

悔过或从轻量刑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深谙潜规则的电视台长

简历：史联文，男，195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研究生学历。2009年出任辽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2012年4月退休。

犯罪事实：史联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人民币1140.45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5万元、金条三根300克(价值人民币10.18万元)、江诗丹顿手表1块、鸡血石1块，挪用公款550万元。

判决：2014年7月21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史联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忏悔：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行，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忏悔录”栏目

贪官悔过书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高调表功型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

告诫建议型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重演

篇二：贪官们的悔过书 为时已晚 贪官们的悔过书 为时已晚

许迈永的悔过书9月6日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可惜，这个曾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贪官一个多月前已杳如黄鹤，奔赴黄泉之路之了。许迈永也许后悔当初不该写这样的悔过书。因为它不但没有成为自己博得同情和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护身符，而且花费的心思白搭了，连悔过书的稿费也领不成了！

贪官的悔过书屡见报刊，其目的无非是让做官者引以为戒，起警示作用，但为官者又有几个真正放在心上呢？他们只会笑话他是一个倒霉蛋而已，运气比较差。其实，贪官们写悔过书的真正目的就有一个，想得到宽大。这也是他们潜意识中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所致。如果写悔过书可以减轻罪责，那么，照此推理，只要所有的犯罪分子写写悔过书就行了，而且谁的文采好谁就被惩罚得轻，国家的法律不就成了一纸空文？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何在？

贪官的悔过书很没有看头。一是假大空，二是无新意。安徽贪官张绍仓在法庭上老泪纵横地宣读自己的悔过书，然而之后大家发现，他的悔过书乃抄袭之作。原来是人家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先生的。你太急功近利了，又侵犯了人家朱福钟的“著作”权。（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上）。如果你套用写作格式就好了，就像其他贪官一样比葫芦画瓢：先

说自己如何努力，然后说组织上如何培养自己，再然后说辜负了培养，私欲膨胀、放松了学习、法律意识淡薄、存有侥幸心理，结果翻了船等等。再看看许迈永的悔过书，里面假的东西也很多。他说从小家里穷，对“经济基础考虑的多”。但据媒体报道，他的父亲算卦比较出名，收入颇丰。他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就是家里真穷，能成为日后当贪官的理由吗？照此说，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如果不当贪官就做贼？说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更是信口雌黄。在位讲话、开会时怎么什么都懂？不懂法怎么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钱权交易、怎么知道怎样规避被制裁的风险？总之，悔过书无非是贪官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搏而已，是人前作秀、人后作奸的本质还一时难以纠正而已。

从贪官的悔过书来看，对中国的反腐事业没有多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所有的贪官出于脱罪的原因，几乎都没有谈到导致腐败的主要外因，那就是：不受监督，必将腐败。河南省交通厅五任厅长四任前赴后继地落马，而且一任比一任贪就是典型的例子。

权力必须关在笼子里，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好的制度，能让官员们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百姓服务，使贪官无从下手，伸手必被捉。

篇三：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挣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

篇四：文采最好女贪官悔过书引康德名言 文采最好女贪官悔过书引康德名言 作者：阮占江 赵文明 熊江华

来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2年第03期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的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在星空之下，人体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无法遁形。道义是天际的星光，法律是指路的灯火。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做了对不起良知，触及法律的事，只能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摘自尹春燕《悔过书》

反腐记录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和市场管理处原处长尹春燕、原副处长刘鸿刚因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四年，并没收尹春燕受贿及非法所得款共计人民币89.1万元、西子花园住房一套（折合人民币16.9万元）以及刘鸿刚受贿所得款44.7万元及退缴所得款30.6402万元。

法院作出判决后，尹春燕的悔过书被曝光。因其在悔过书开头即引用康德的名言，而受到社会的关注，随之被称为“悔过书文采最好的副处级女贪官”。

但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在尹春燕案中，更应引起重视的，是案件背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作为房产权属管理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样本，此案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前该领域职务犯罪的一些倾向。

起诉书披露犯罪细节

“2006年至2011年，被告人尹春燕单独或伙同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副处长刘鸿刚利用管理株洲市房地产担保公司的职权，超越国家规定的担保公司经营范围，以签订虚假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形式，非法将株洲市房地产担保公司共计9240万元资金拆借给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营利活动，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在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里，记者看到了尹春燕和刘鸿刚的一些具体犯罪细节。2007年，株洲一家公司的董事长田某找到尹春燕，请求她为该公司所开发大厦的10个自然人业主的分户证提供帮助。在尹春燕的关照下，田某缓交了办证的相关费用，并办理了分户证。为表示感谢，田某给尹春燕送上了30.5万元。

据介绍，正因为这一“以权谋私”行为，使得这家公司“一房两卖”得逞。由此，不仅造成了249户小产权商铺业主利益受损，而且也引发了一系列民事行政诉讼。尹春燕受贿案也因此逐渐浮出水面。

在株洲市中院的判决书上，记者看到，株洲市一家房地产有限公司曾于2008年3月4日、6月16日分别向房地产担保公司借款400万元、1100万元。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周某为感谢尹春燕对其借款及对其女儿的关照，先后送给尹春燕人民币12万元，尹春燕均予以收受。此外，株洲市另一家房地产有限公司则于2008年9月1日、2009年1月8日、1月22日先后从担保公司借款10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为求得和感谢尹春燕对其借款的关照，该公司董事长兰某先后送出现金4万元。在收受他人贿赂后，尹春燕在办理抵押登记过程中给人方便，同意缓交数十万元的手续费。

对此，尹春燕在其《悔过书》中写道：“和发展壮大自负盈亏的企业一样，我们肯定了担保公司的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开发企业的贿赂。”正是有了这样的“创新机制”“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房地产企业也在国家严厉调控之下让资金链可以“再飞一会儿”；而尹春燕等人也获得了“心安理得”却“无法回头”的回报。

检察院曾发检察建议

“实际上，在以上一些具体行为中，我们不难看出房产管理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出了?行政权力部门集体腐败?、?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为与受贿行贿行为如影随形?、为追求部门利益打法律擦边球等倾向。”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对记者说，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早在2011年8月20日，便向株洲市房产局产权处发出了检察建议。

“为帮助你单位完善管理、堵塞漏洞，促使你单位健康发展，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之规定，特向你单位提出如下建议。”记者看到，这份检察建议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要完善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等工作的审查程序，业务工作流程要公开透明，办理结果要予以公示，接受老百姓监督； 二是要完善制度，并严格执行。完善决策监督制约机制，执行集体讨论制度，由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单位的重大事项，不搞“一言堂”。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审签职权与程序。执行考核制度，通过廉政测评、个别谈话、例会学习等方式对全员进行考核和督查；三是加强干部政治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业绩观。要把创新工作机制、方法建立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不要片面追求工作成绩与单位利益更不能先知先觉去打法律的擦边球，以身试法，最终锒铛入狱，由“公仆”变成“罪人”；四是要完善用人机制。“重要权力部门与岗位要实行竞聘上岗、定期轮岗换岗，避免此类?要害部门10年不轮岗造成恶果?事件再发生。”办案检察官说，尹春燕从2001年开始担任产权处负责人，到2006年开始腐败，就充分说明了从掌握行政权力到以权谋私再到滥用职权有一个质变的过程，而轮岗换岗是避免行政

权力长期集于一人之手的良药，也是保护干部、纯洁组织的重要举措。同时，对工作“能人”、“强人”要有合理合法的使用机制，既要大胆使用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又要有效监督以约束他们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根据贵院的建议和房产局党委的依法行政、规范管理、优质服务的要求，我处建立健全了《重大行政事项决策制度》、《中共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交易管理处委员会议事规则》，严格管理，依法决策，对单位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大事项由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后报局党委审批，不允许仅仅由?一把手?拍板决定，避免?一言堂?现象的发生。”记者了解到，株洲市房产管理局产权处在收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后立即组织学习讨论，进行了回函答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尹春燕、刘鸿刚的二审判决书中，第14个查证后的证据赫然是：“请求减轻处罚的函，证明株洲市房产管理局请求法院对二被告人减轻处罚”。

对此，该局局长刘希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表示：“尹春燕被刑拘，对她来说已经是教育和处罚了，在不违背法律宗旨的前提下，希望法院从轻审判，这符合人之常情。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她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她。尹春燕无论在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是佼佼者，她出事，对于单位来说是种损失，从业务方面来说，她是个难得的人才。当然，帮尹春燕求情并不代表对她所犯错误的原谅。”

沉思录

尹春燕案发后，其所在单位曾致函法院为其求情。之所以出现单位为问题官员求情的情形，原因在于尹春燕在任时，为单位挣得了不少利益。而这一点，正是当前个别地方房产领域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腐败隐匿于单位利益之下，甚至产生共生关系。

正如办案检察官所言，只有严格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将各项决策透明化，方能遏制各种新类型的腐败。

篇五：贪官检讨书精选 贪官检讨书精选之一 1尚军

几个月来，在检察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

我深感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曾关心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和同事，也对不起年迈的父母和家人。我对此悔恨终生！我从一名领导干部堕落成罪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首先是由于我平时放松了政治学习，因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原则性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其次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拒腐防变的能力不强，经不住诱惑，致使自己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三是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来，自己在领导岗位上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我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没有看到这是责任，反而把这种权力当成捞取个人好处的工具和资本。四是没有过好人情关。

我走上犯罪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廉洁自律这根弦，放松了自我约束，法制观念淡薄！是人情关系迷住了我的眼睛，是侥幸心理让我一错再错，是金钱

毁了我的一生，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我辜负了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我感到十分的痛苦、内疚和悔恨！我决心悔过自新，重新做人。4我的检讨书

尊敬的领导：

痛苦呵！在行将进入狗年之际，不幸东窗事发，我的那点贪赃枉法之事被人抖露出来。此时此刻，我痛心疾首，追悔莫及。为党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奋斗了几十年，尽管政绩无数，却瞬间化为乌有。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栽培我的领导，对不起养育我的父母，对不起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朋友们、同志们。二十年前，当我在党旗下举手宣誓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我立誓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从这以后，我为工作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废寝忘食，发奋拼搏。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和上级领导的嘉奖。我一天天进步起来，从办事员而股长、副科长而科长，然后从副处长到处长。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还算顺心如意。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上，我能够过关斩将不断进取，既是领导慧眼识才，也是我的造化好啊！九十年代前，要进步，勤奋工作和个人才干是必备条件，但人际关系和领导提携也不可或缺。

九十年代后，形势有些改变。要进步，背景关系和资金支持或利益交换成了最重要的因素。“进步”的“尺码”就象现在做工程项目或推销产品要有所“表示”一样，有时侯是“明码标价”的。为了自己的“进步”，你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为了“清白”而成为众矢之的，乃至遭遇“灭顶之灾”。为了“进步”，你只有随波逐流。大家都在积极争取“进步”，你难到心甘情愿“落后”于人吗？为了“进步”，你就必须广泛吸取资金（万不得已时，银行贷款也是良好的资金来源）。有了雄厚的资金保障和可靠的依托，你才可能“快速发展”，“脱颖而出”，形成“良性循环”。我由此“进步”到厅级，而后又副省级、省级。可以说，这种竞争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今，办什么事少得了“劳务费”（或献上妻女美色）呢？当我在要求“进步”时，我的下级们不也在要求“上进”吗？我依靠的领导显然也在争取“进步”！大家都很需要钱！大家都不容易啊！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许许多多的人成为亿万富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紧跟形势，为其中的许多人做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使他们快速积

累，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为大幅提升本地区的gdp，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些朋友们出于感激之情，用各种方式酬谢了我。说实话，初开始我也是有顾虑的。后来看看，周围的一些同僚们都照收不误（有些人胃口还很大，相比之下我还算清廉的），我也就顺其自然了。何况，这也可以说是“劳务所得”，为了我自己的发展，我也正需要钱啊！你说我容易吗？ 十来年里，从我这儿过手的钱少说也有几千万了，但真正留在我手里的也不过上千万。除了孝敬相关的领导或讨好几位心怡的女友以外，联络各种感情花费了一些。还有不少钱，我上交了“廉政帐户”。另有一部分，我捐助了“希望工程”。对贫困地区，我也奉献了不少。我毕竟受党多年的教育，起码的党性觉悟还是有的。如今，我把所有剩下的余款，全部上缴给国家。希望党组织能够根据我上述情况，酌情处理。不管怎么说，我的问题相对于党章而言，还是比较严重的。我的所作所为，沾污了党的光辉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痛改前非。我还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组织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从头做起！6王昭耀

面对神圣的国徽，我深知自己罪行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大，我的所作所为玷污了的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望，挫伤了党群、干群关系。由于我忘记了人民公仆的神圣职责，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重托，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我觉得这完全是罪有应得。

我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是家中老大，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为供养我上学，父母卖掉了家里的三间房，父亲一人闯了关东，母亲在家既要种地，又要照顾三个孩子。记得有一次，村食堂发了一个窝头，母亲舍不得吃，留着给从县城放学回家的我吃，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说到这里，王昭耀声音哽咽，流下了眼泪──笔者注)。现在，我父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仍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对老家来说，我没做过什么贡献，妹妹是农民，她的两个孩子在外地打工；弟弟年过半百，至今还在一家企业干临时工。

我是大学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安徽工作的。在安徽，我是一个外乡人，又没有什么背景，不到40岁就被提拔为县委书记(1984年1月任宿县县委书记)，是当时全省县委书记中唯一的省委委员；任地委书记时(1987年5月任宿县地委书记)，是全省

最年轻的地委书记。48岁那年我当上了副省长，后又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我深深懂得，这些都是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我多年从事党务工作，曾经分管过纪检、政法工作，对党纪国法不是一窍不通。我也曾扪心自问：金钱对一个人来说，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真是小农思想作怪，侥幸心理占据了头脑。我的教训验证了那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回忆这些年来，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够辛苦的，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当年在地委工作时曾经作出的承诺慢慢开始动摇，从接受一瓶高级酒、一条高档香烟、一件名牌衣服，到1992年春节接受张某送来的1万元现金，一开始还是在推来推去中不自然地收下。觉得拒绝了人家，面子上过意不去，但似乎又觉得利用职权收受金钱不应该，思想上的斗争非常激烈，可是在下不为例的借口中产生了侥幸心理。思想上的防线一旦决口，就会一泻千里，防不胜防。从起初的收受几千元到后来几十万元，我都来者不拒，且收得心安理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结果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收了礼后，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通过各种手段提拔亲信知

己。人事安排，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打个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完事了。

人一旦政治上失节，后果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就在王怀忠等人案发后，会议传达、媒体介绍了案情，特别是看了有关录像，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想到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后怕，主要是担心东窗事发。在这种情况下，我惶惶不可终日，赶紧和家属绞尽脑汁清理了一下近年来收受的礼金，在心里列出了一个“清单”，并四处转移，对认为是不够可靠的人送来的礼金进行退还。晚上回到家中，每当有人登门拜访，我就匆匆上楼，装作不在家，以为客人送来的金钱、礼品，反正不是自己亲自收下的，家属收礼，与己无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真是自欺欺人。我现在常常这样想，为什么过去收入低、生活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而心里却感到很踏实；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可以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物质生活十分丰富，可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还是自己意志薄弱、精神空虚的原因。

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田间地头都曾留下了我的身影??我的奋斗和拼搏，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而我却一意孤行，辜负了当地百姓的重托，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时间不会倒流，我要彻底悔罪，并愿配合有关部门，现身说法警示党员干部，做从宽处理的典型。7忏悔和告诫

由于我的违法犯罪行为，给党的形象抹黑，给★★★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关心培养我的领导，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是你们选举我当区长，而我却没能为人民用好权；我对不起曾经和我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志，由于我没能履行职责，加强廉政建设方面的督查，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同志，犯有程度不同的问题。

我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儿，妻子对我的希望就是平平安安，等退下来后，过普通人的日子。儿子很优秀，在美国工作，元旦前夕回来过新年，本该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而我却亲手毁了这一切。我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伤害。痛定思痛，我想对广大党员干部说说我的心里话。

一是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加强领导，真抓实抓；二是“一把手”一定要率先垂范，时时处处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带领整个班子；三是要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不能搞形式上 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的家长制；四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发现问题要及时查处，这样就不会导致腐败程度这么深，范围这么广，惩治时的代价这么大。

我还想对★★★区的党员干部说几句心里话。任何事物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自己没能采取正确的措施，错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类似错误，在党员干部中还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希望犯有这些错误的同志，能尽快放下包袱，打消顾虑，走进组织大门，不能再错失良机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谈话小组的成员，我是一个犯有严重经济问题接受审查的人，在谈话期间，你们并没有从人格上贬低我，而是给予充分的尊重，谈话是严肃的，但过程应该说也是轻松的。那朴素的风格，和善的面容，真诚的态度令我感动，是你们令我悬崖勒马，拯救了我，我深深感谢你们！

篇六：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2011年12月13日 09:26:47 来源： 检察日报

新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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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钱不情愿，想交代又不敢，江苏启东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沈和新受贿后恐慌不安——

忏悔人：沈和新

原任职务：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触犯罪名：贪污罪、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1年11月30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沈和新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300万元。

犯罪事实：2003年至2007年，沈和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设立假合资企业、违规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手段，贪污公款827.25万元;自2002年至2010年初，在土地出让、房屋拆迁以及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有关企业负责人所送钱财共计458.1万元。

新闻背景：这是沈和新在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贪欲逐渐增强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兄弟姐妹四个，我是家里老大。我15岁那年父亲生病，21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成家。上学期间，我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去砖瓦厂打工赚钱，供弟妹上学，为母亲分担一点责任。

1992年，我入了党。我先后担任过启东市聚南乡党委书记、王鲍镇党委书记、启东市计经委副主任，从2004年起任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7年7月任启东市人大常委会督导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组织的关心，就没有我今天的发展。

2002年8月，组织上派我到启东经济开发区担任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到职 后，我在招商引资、培大扶强现有企业，以及抓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开发区的面积从原来的3.6平方公里扩大到如今的25平方公里，引进企业200多家，财政收入从2002年的200多万元增至2009年的5亿元。

但是，我因为忙于工作而放松了学习，进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结果是手中的权力大了，贪欲心也强了，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教训，真是刻骨铭心啊！

在三种心态的驱使下滑向犯罪深渊

分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时的心态，归纳起来有三种：

二是失衡心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商办企业，起步比别人早，规模比别人大。可是从政以后，自己手里的企业没有了，手里的钱也不如人家多了，尤其是这几年有的人通过搞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吃亏的心态、失衡的心理逐渐产生，随即萌发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想法。

三是崇尚权力的心态。当年我在办企业的时候，经常遇到办事得要表示表示的潜规则。印象最深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为办理进出口经营方面的事情，我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因此，我产生了有权好办事，有了权力就能去做一切事的想法。

上述三种心态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有时同时存在。例如，我在启东经济开发区工作期间，企业来投资、选地，老总来找我办事，我在运用手中权力帮他们办事的同时，也不忘收受他们的贿赂。我想，在开发区工作，经常是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这么辛苦，可一年到头工资奖金加起来还不超过10万元，不如原来办企业做一个订单。我又想，现在不搞点钱，将来女儿、儿子出国费用怎么办？他们结婚怎么办？最起码要给儿子留一点以后的经商启动资金。现在人家主动表示心意，我为什么不拿？

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从我收受贿赂至案发前的8年多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的日子里，晚上睡下只要想起收了人家钱的事，心里就发愁;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想到自己已经两次被组织谈话，心里更是发抖。

8年多来，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着矛盾和纠结，把受贿的钱退还给人家，自己心里不愿意;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自己又不敢。因此，这些年，我是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现在被查处后，虽然也知道即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但是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总结起来有三点教训：第一，不要耍小聪明，心存侥幸。为了表白自己的清正廉洁，我把逢年过节收受的一些为数不多的小额钱财上交廉政账户，以此掩盖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抢在组织审查自己的问题之前，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第二，在组织查处自己的问题时，不应该避重就轻。第三，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应该患得患失、怕这怕那。一个人既然已经做了错事、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回想自己在错误面前，忧心忡忡，怕这怕那，害怕自己一旦坐了牢，辛辛苦苦从政10多年的功劳全没了，和睦美满的家庭全完了，自己的这一辈子也就结束了，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讲的错误态度。

在办案检察官的教育帮助下，我不仅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是多么的严重，而且明白了认罪服法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现在，我决心放下包袱，正视现

实，从沉痛的教训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到好好改造、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徐德高）

篇七：杂文-贪官文采批判 贪官文采批判

优易网-2012年02月15日 评论:(0)浏览:10次

贪官引用康德的名言，倒未必严重到像有人所说的“腐败上升到了康德的高度”，但肯花心思援引康德而不审视自己的灵魂，则表明不仅依然没有看到头上的星空，也没有看到地下的康德。

贪官写悔过书不算稀奇，悔过书洋洋万言也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悔过书中引经据典，稀奇的是悔过书居然能写出文采，稀奇的是所谓文采还能得到办案人员的欣赏。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就因为这诸多稀奇集于一身而广为人知。

因受贿罪被判八年徒刑的尹春燕或许是读过康德的，在悔过书中劈头就引用了康德的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的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参与调查的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尹春燕的悔过书是我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从这句话中人们读不出反讽，只能解释为发自内心的称赞。尹春燕悔过书的文采究竟如何，我未见全豹，实在难起惊艳之兴，但由此也不免有一种想法，有关部门若把那些科级、处级、局级、部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悔过书集纳成册，未必不能成为引人深思的反腐教材。

贪官自然可以悔过，法律也鼓励悔过，否则就是主观恶性极深、极顽固，没有改过自新的希望和可能。贪官自然也可以在悔过书中引经据典扯闲篇，只要不是扯得太远，就不大会使人倒胃口，或许还会让人觉得这个贪官不是草包，总算有点文化。贪官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这是人人知道的事实，如今若想从贪官中找出一个大学本科以下文化程度的，除了不是官的“村官”，恐怕不是一件易事。既然如此，贪官的悔过书越来越有文化、越来越有文采，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但我想，如果这些人能在工作中而不是悔过书中表现他们的文化与文采，才有益于工作和社会，才配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美。

有一家法制类报纸，专门辟有供贪官忏悔的栏目，读后真是使人大开眼界。从前的贪官，在忏悔书中免不了剖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看上去俗套，总还算切实，但论文采，却是稍逊风骚，不能引起世人的惊叹。后来的贪官似乎转向打感情牌，走的是以情动人的路子，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之类屡见于悔过书。人们不能要求贪官的悔过书中有对不起人民的字眼，他们若真的有如此博大，也不至于沦为阶下之囚，但这样的忏悔或许还算近人情。但最近，贪官的悔过又在转向，他们开始用算经济账来现身说法。比如，一年工资收入多少，职务消费多少，而受贿所得只相当于一年收入待遇的总和，所以职务犯罪是“不 划算”的。是不是一次受贿抵得上一百年为官的收入待遇，犯罪就是“划算”的呢？只算经济账（而且仅仅是个人的），不算政治账，是不是贪官的悔过在走向倒退呢？

如果有可能，尹春燕的悔过书也应在贪官忏悔一类栏目中全文照登，这不但可以让更多的人见识什么是贪官的文采，也可以使更多的人辨别和思考贪官悔过的真实性以及贪腐文化的深刻性。尹春燕学法律出身，当然知道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但从她长期潜伏的腐败生涯不难看出，她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法律的敬畏。这当然可以见出法律教育的失败，也足以表明其悔过书中引用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律”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不知道康德的人，甚至不懂繁复法律体系的人，只要有道德底线，也很少犯罪，假如偶然触犯法律，他们的灵魂也一定会被自己的无知灼伤。然而，一个法学硕士沦为贪官，却去抄袭康德关于道德法律的陈词滥调，却写出了“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悔过书，实在使人难以看出其犯下的罪过在其灵魂留下了什么烙印。

一个贪官若承认自己私欲难填、贪婪成性、随波逐流、心怀侥幸，或者干脆就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会使人觉得他虽然可恶，究竟还有几分真实的人性。否则，即使写出了让人叹服的《贪腐理性批判》，也只是一个令人齿冷的贪官，而不会成为受人尊崇的康德，何况不过是一篇3000来字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悔过书？对贪官的文采加以青眼，恐怕是表错了情。贪官引用康德的名言，倒未必严重到像有人所说的“腐败上升到了康德的高度”，但肯花心思援引康德而不审视自己的灵魂，则表明不仅依然没有看到头上的星空，也没有看到地下的康德。

第四篇：贪官们的“艺术圈”

近年来，全国至少有30名落马官员涉嫌受书画、玉石、古玩等，某省的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竟达几十人之多。这些看似高雅的爱好和头衔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文/姚冬琴 “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5年1月13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的这句话，一经曝光立即走红网络。在王岐山风趣幽默的背后，人们感受到的是此轮反腐的锋芒所向。2015年1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评论《领导干部应该还文艺一份纯粹》。文中指出，意欲行贿者纷纷以购买书画作品为名进行利益输送，这实际上是以艺术之名，行“雅贿”之实，既污染了艺术，又败坏了官德。该文还提出警示：“对领导干部而言，等到反腐利剑悬诸头上、改革春风扫荡污秽，再迟迟从艺术家协会中退出，不亦晚乎？明智之选，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自觉地急流勇退。中央纪委此番表态，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首先，对于官员任职社会团体现象可能会更严格地查处。此外，随着反腐一步步地深入，高压态势下，贿赂可能会从金钱、房产、奢侈品等一些传统品类转向更为隐蔽的书画等艺术品类。而中央纪委此番表态或许在警示：即便蒙着“高雅”的面纱、打着“艺术”的幌子，雅贿也是贿，同样要严打。媒体记者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至少有30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雅贿”。书画、摄影、著书、玉石、古玩„„从这30名落马官员涉嫌所收受的“雅贿”来看，他们各有所好。官员“墨宝”：在位如宝，落马如草 官员附庸风雅，就用风雅的方式来行贿。相比送金钱、房产等传统贿赂物品，送古董、字画更为高雅。而更高级的“雅贿”则是请官员赐“墨宝”，同时奉上一笔可观的润笔费。这么一来，官员达成所好、颇有成就感，行贿者又实现了利益输送。对于这一套，不少贪腐官员很受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上述评论中指出：“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到艺术家协会谋取一官半职，可以说是‘蔚为风尚’„„某个省份的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竟达几十人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2015年1月17日，人民网发文称，中国书协理事网的全国各省级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名单显示，河北、河南、湖北、海南、福建等十多个省级书法家协会均存在官员任“主席”的现象。“领导干部能写会画，就如同领导干部过去会种庄稼、能开车床一样，只是具有一技之长而已，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再给自己戴一顶农民、工人的帽子。为何现在却要给自己安个名位？对于一些人来说，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名正言顺地收钱，默许‘雅贿’。人们之所以往书画协会挤，尤其个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2014年12月，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前主席、陕西省政协前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前部长周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批驳“雅贿”现象。随后，周一波辞去了在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职务。实际上，捧官员字画，风险也很高。“东也胡，西也胡，洪城（南昌）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这句顺口溜说的就是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热衷题词，求字者络绎不绝。媒体报道，1998年左右，胡长清题字的价格已达每幅3000元至6000元，有一幅字的润笔费竟达9万元。2000年3月，胡长清因贪污受贿被依法执行死刑。南昌城里掀起了一股“铲字风”。同样热衷于题字的官员还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陈安众。2013年年底，陈安众落马，江西省内许多单位都赶忙撤下陈安众的题词。广东省政协前主席陈绍基退休后，自认“安全着陆”，到处题写“黄花晚节香”，颇获好评，出钱拿字的官员如获至宝。然而，2010年，陈绍基仓皇落马，“晚节”不保。在众多喜好舞文弄墨的官员中，不排除个别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但他们作品中的“权力溢价”显而易见。官员的“墨宝”，在位时如宝，落马后如草，便是现实的例证。2011年10月，湖南长沙监狱麓峰监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书画拍卖会。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前局长杨志达等落马贪官，在监狱里经过洗心革面，创作了一批具有警世作用的作品，然而问津者寥寥无几，全场只拍出5件书画，总价为6400元。而他们在位时的作品一度上演“洛阳纸贵”的戏码。官员收藏：隐藏性高，价值不易估算 对于更多的贪官来说，那些高雅的爱好无非就是个幌子，能否换来真金白银才是实际的目的。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落马后，办案人员发现其家堪称一座小型文化博物馆，除多种玉器、鸡血石之外，还有齐白石、范曾、潘天寿、启功等名家字画。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前局长王天义家中藏有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以及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的几处储藏室里，除成捆、的现钞、金银条外，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高达2000多件。办案人员指出，行贿人与受贿官员对“雅好”、“收藏”的价值心知肚明，“好的玉石、玉器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对于受贿官员来说，古玩、字画等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即便有一日东窗事发，落马了，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媒体记者在景德镇采访时曾了解到，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作者作品的市场行情，官员收受的这件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500万元。但瓷器作者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该事件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那位官员的受贿金额。在重庆市司法局前局长文强案审理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一张曾被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干“青绿山水”画作，文强当庭否认该画为真品。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鉴定后，作出的结论为：该画为一般仿品。贪官收受的行贿物品中，假字画、假文玩不乏案例。是贪官“看走眼”了吗？或许不是。赝品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猫腻”。贪官也许并不在乎字画、文玩的真假，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为贪腐搭桥的工具。在拍卖场上就有“以假为真”的戏法。送拍者送来一幅名家大作，真伪莫辨，但随即就有神秘买家高价拍了去。送拍者真金白银收入囊中。当然，也有“以真为假”的时候。行贿者拿一件乾隆的花瓶，摆在某个不起眼的文玩市场，某官员花1万元买了去，其实价值100万元。事实上，中央纪委早有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不得收取润笔费等规定。但是，对于贪腐官员来说，“变通”的方式仍有很多。多名纪检干部、专家建议，官员财产申报时应增加专门项目，如收藏品，发现瞒报及时追究。玩物丧志：“好船者溺，好骑者堕”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近年来，官员玩物丧志、被爱好所害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个别官员对自己所好的领域还自觉颇有造诣，投身其中堪称“如痴如醉”。2014年1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的《贪婪击退恐惧——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违纪违法案件剖析》一文中就描述了倪发科的“爱玉成痴”：在赏玉、玩玉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他在看电视、看书时，玉不离手；他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他就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地欣赏；每隔两周，他还要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此时的倪发科，已全然忘了自己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该有的自我警醒、自我约束。渐渐地，倪发科玩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放纵”。及至落马，令倪发科痴迷的玉石成了他受贿的铁证。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前副省长倪发科立案检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的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主要收受玉石，倪发科案典型地代表了腐败形式的新变化。”安徽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说。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经历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邮票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浙江省临海市文化广电出版局前局长周华清痴迷兰花，人称“兰花局长”。2009年，他因贪腐落马。他在忏悔书里写道：“正是自己养兰、爱兰，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兰花俘虏。” 2014年9月2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前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落马。秦玉海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作品曾获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项“金像奖”。而摄影是一门“烧钱”的爱好。秦玉海动辄上百万元的摄影器材均系企业赞助。官员们在书画、摄影等方面的才情本无可厚非。但倘若抵挡不住行贿者的明枪暗箭，就会成为贿赂的重要通道。厦门远华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有一句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据媒体报道，在远华走私案中落马的厦门海关前副关长兼缉私局局长接培勇，一开始并不买赖昌星的账。但了解到接培勇酷爱书画后，赖昌星花重金邀请国内九位知名书画家联合创作了一幅《牡丹图》送给他，还请他为远华牌香烟题写烟名„„终于一步步地把他拉下水。（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第五篇：“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种种复杂心态和动机作用下，官员们在悔过书中往往会展现出难得的坦诚。权力堕落的轨迹，也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里清晰地显露。

侥幸心理与“晴天霹雳”

2015年2月2日，湖北省纪委宣布双规了三名官员。这一新闻在湖北比较引人关注，一个原因是其中一名官员的前任、湖北某县级市市委书记幸某一年前也被双规。他在悔过书里感叹，他所在的县级市是老区，他竟然成为“建县史上第一个被党组织查处的县委书记”“无颜见老区人民”。

幸某在湖北官场更受关注的，是他曾“采取了一些应对组织调查、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的做法。记者获得的悔过书显示，被双规后，幸某仍不甘心，“我被带到省纪委‘两规点’接受组织审查。刚来时，我思想上有过委屈，有过抱怨，有过侥幸，有过抵触”。

与幸某一样心存侥幸的，还有湖北省某厅原副厅长张某。得知湖北省纪委在调查自己后，他第一反应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关人送的钱退回去，以减轻处罚；二是迅速了解调查组动向，找了哪些人、问了哪些事、社会上有哪些传闻，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到省纪委找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以从轻处理。”他在悔过书中写道。

张某做了前面两件事后，第三件事没做。2014年2月26日被双规的张某事后称，“2月18日左右，我已经将银行储蓄卡都准备好了，要去省纪委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但就是下不了决心。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恶。”

三种腔调与两重动机

湖北检察官许俊介绍，在他数年的工作中，所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主要有三大类：

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许俊介绍，这名官员得知自己被刑事立案时，当场大喊悔过书是被逼所写。“审讯人员在同步录音录像下，当即撕掉其所写的悔过书，并向其说明悔过书不予附卷。最后，这名官员在零口供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第二种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湖北某市人大原副主任罗某的悔过书就属于这一类。“我喜欢购买和收藏手表，也知道投资名表可以保值增值积累财富。许多民企老板知道我这种爱好后，就打着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名义送表给我，开始是送几千块钱的石英电子表，后来送上万、上十万的名牌手表，我都收入囊中，毫不节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罗某在悔过书里说。他还在悔过书里承认：某企业为了尽早成立“小贷公司”、加快审核报批进度，对我提出在“小贷公司”中给我10%的股份，并由企业拿出现金400万元帮我入股……我安排亲戚代表我，入股该“小贷公司”成为股东。

第三类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许俊介绍，其曾参办的一名官员贿赂案件中，审问就像挤牙膏，“你问他，他就承认就悔过，你不问他就假装不知道”。审讯结束，该官员前前后后书写了好几份悔过书。“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许俊说。

许俊指出，长久以来，“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迫使落马官员认罪悔过，指望在刑事审判中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强制隔离（被采取双规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因此在招供之时或之后，积极剖析自己问题的思想根源，坦白罪过，承认罪行；另外，失去人身自由后的孤寂无助感，也会让违纪违法官员有想与人交谈、自我书写的欲望。

悔过书里的腐败路径

2014年9月1日，“为利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湖北省纪委办公厅向各市州县党委书记、市州县长、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委书记，印发了7名被“双规”副厅级官员在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悔过书。其中，37岁的张某2000年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自己看准了一个问题，只有快速发展才能出政绩、出干部，才能快速实现向位高权重的职务迈进的目标。”2006年，张某顺利当上区委书记。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饭和熟悉的下级。”

“不少老板财富来得容易，他们靠投机，靠政府政策扶持，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张某说，攀比之心让他也想有好车子、有别墅。

“下级尤其是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年年送，开始两三千，后来三五千，还有的上万。”张某承认，当时身为区委书记的他，“用金钱往来的次数来衡基上下级关系的亲疏，用年节往来看待一个下级是否知道感恩。”

2010年8月，张某被任命为湖北省某厅副厅长。“在屁股还没坐稳、副厅乌纱帽还没有戴牢的情况下，又想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个正厅位子”。

2014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湖北省纪委开始调查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怕影响职位升迁，到处退钱灭火。一周内退出人民币20多万元，美元4万元。迟迟不主动找调查组交代问题、承认错误。”2014年2月26日，张某被送进湖北省纪委双规点。

落马时已担任湖北某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幸某在悔过书中称，他在担任某县级市市委书记时和一些有钱人接触，对高消费生活由羡慕变成攀比，然后开始收取钱物。“工作期问，某企业老板多次给我送钱，开始我也觉得不该收、不能收、不敢收。但他一再表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我的关心。我想自己也确实帮他赚了不少钱，他表示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我不再拒绝。”幸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