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形式

第一篇：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形式

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形式

伴随着美国几家银行的倒闭和股市的迅速下跌，金融危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一片暗淡，企业倒闭，裁员潮，工作难找，工资低等问题困扰着广大民众。政府出台多种对策来解决问题，帮助人民群众和各大企业度过难关。

第二篇：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形式分析

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形式分析

班级：中文系11文秘（1）班

姓名：鲁丁瑜 学号：201101031022 摘要：科学分析和判断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形势，对我国的反腐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反腐工作得以正确开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我国的反腐倡廉提出了鲜明的立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廉洁、政治清明。

主题词：反腐 倡廉 形式 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的发展依旧存在一些影响发展的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同时腐败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反腐关系到我国长足稳定的发展和人民基本利益得以保障的根本。随着当前国际形式的不断发展，腐败的形式也逐步多样化，因此反腐工作的方式也需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网络出现后，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网络反腐的成为了反腐新的形式。我认为我国的反腐工作应该从国内和国外两大形式体下进行分析，在新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国内的反腐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反腐倡廉带来新挑战。一是网络反腐带来的新挑战。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在舆论监督方面显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威力。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有的显露于网络，有的因网络的关注而使得事件更加接近真相。不断壮大的网络监督已经成为网民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方式，如何利用网络信息反腐给纪检监察机关带来了新挑战。二是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带来的新挑战。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甚至硕士、博士学历的腐败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呈现出智能化作案倾向，给查处工作增加难度，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

2、体制环境、执纪环境、社会环境不优等问题给反腐倡廉带来新挑战。纪检监察体制不顺的问题在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给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带来新挑战。各种社会关系和人情关系网交织，特别是领导、亲戚朋友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办案的难度和风险增大。

3、不断严格的办案要求与办案难的现实形成反差给反腐倡廉带来新挑战。一是“两规”难问题日益显现。取证难等问题进一步突出。二是违纪违法行为越来越隐蔽。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规避查处，更多地披着合法的外衣或者利用正当的渠道进行违纪违法活动，其敛财方式由直接转向间接，由现货交易转向期货交易，由有形转向无形。三是案件线索严重匮乏越来越成为办案工作的瓶颈问题。信访举报在揭露深层次腐败问题方面已逐步呈现出局限性，案件线索排查机制亟待完善。

4、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给反腐倡廉带来新挑战。新华社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反腐败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这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形成强烈反差。这说明，人民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希望党和政府坚决有力地惩治腐败，反腐倡廉工作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被群众拿到放大镜下来观察，这将给反腐倡廉建设带来更大的压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带来更新的挑战。

5、随着世界各国的沟通和交往日益密切，各国来往也更为便利，在这样背景下也应该注重与国外的反腐相互沟通、相互合作。近年来我国有一种新的腐败以“裸官”的形式出现，这样的腐败形式相对以前的腐败形式更令人堪忧，“裸官”各种不利影响中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会造成我国资源的直接流失，在“牺牲我一人幸福我全家”思想的影响下容易增加腐败的发生率。因此，我们更应该注意与国际的联合，有力的打击我国的腐败势力。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清在未来几年我国反腐倡廉的总趋势是好的，是不断发展的，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将会有所减少,但降幅不会很大。今后几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特别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制度将进一步完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将会进一步铲除，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将会有所减少，违纪违法案件总量今后几年将会有所下降。

近年来我国的反腐形式向多样化、全民化趋势发展其中网络反腐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使一些腐败案件得到了及时的查处和披露，网络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威力已经崭露头角，势不可挡，网络反腐已经走进了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纪检监察机关通过互联网设置廉政网站、廉政信箱、信访举报、效能投诉、反腐谏言等专栏，网民自主选择本人文帖所要投向的板块，工作人员定期收集网络信访举报件，并明确时限向信访人员作出受理反馈。这种模式拓宽了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得腐败行为的揭露、检举、曝光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有效的保护了举报人。传统的批评、检举、揭发、控告、示威、聚众上访等反腐手段，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且审理机制完善，因此依然是现今反腐的中坚力量，但因传统手段涉及群众少，纪检监察机关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透明，致使民众知情权无法得以保障，造成案件积压，甚至冤假错案，其效果并不理想，网络反腐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以上不足。一是受众率高。目前中国上网人数快速增长，2010年年底达到4.57亿，其中宽带上网人数4.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二是方便快捷。网络能够全天候地播报即时信息，民众坐在电脑前便可方便快捷地了解这些消息并自由地加以评论。网络系统的完善化、精细化给予网民多种渠道搜集证据和信息，让全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反腐的进度。三是隐蔽性强。传统的反腐手段往往需要检举人与被检举人面对面对质，面对面地提意见或质疑，有时会碍于情面、尴尬难堪而有所保留。网络以其匿名性解决了民众的心理负担，坐在家中，打开电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便可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检举不法腐败行为。四是传播迅速。传统的反腐手段涉及群众少，个别民众的只言片语可能会遭到相关部门的冷落不予处理。事件一旦放在网上，民众通过粘贴、转载相关信息就扩大了事件的波及范围。民众自由地发表评论，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势头，促使相关部门提高处理案件的积极性与透明度。但 我国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发布的法律很多，但民间网络反腐依然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所以我们应将法律与现实相结合不断完善我国的反腐制度，将实践与反腐倡廉有机的结合起来。以此不断推进我国进一步发展与稳定。

党的十八大指出近年来在面对各项重大问题时广大党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冲在前面，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极大的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同时，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变化的新形式下，更加突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就提到面临腐败和消极反腐的危险，这严重的影响党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所谓廉洁政治，就是不以公权谋私利的政治，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不以权谋私。具体来说，建设廉洁政治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要做到干部清正，保证党员干部作风优良、廉洁从政；二是要做到政府清廉，促使党政机关廉洁自守、公共权力规范运行；三是要做到政治清明，促进政治文明充分发展，努力建成一个政通人和、安定有序、明礼诚信、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目标，也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

参考文献：《十八大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2.11

第三篇：我国当前的信访乱象形式及其治理

我国当前的信访乱象形式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此起彼伏，难以在短期内消解，所以政府面临的“信访洪流”不会轻易散去。下面是我国当前的信访乱象形式及其治理。

一、信访乱象现状

所谓乱象，实则不良抑或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信访乱象就是不正常的信访现象，其主要表现如下：

乱象一：信“访”不信“法”的缠闹访。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当下，很多老百姓都存在这种认识误区，认为有难事、伤心事、蒙冤事就要上访，很少想到有纠纷、有矛盾、有问题去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他们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理念，上访往往是有理理直气壮，无理胡搅蛮缠，不是拦车堵路、喊冤堵门，就是哭喊下跪、冲击机关、反复上访，以此要挟政府，逼政府就范，从而达到解决自己诉求抑或获取利益的目的。于是乎打工领不到工资不起诉老板，找党委政府;出车祸了不找交警，找党委政府;打架死了人不找公安局，扛尸找党委政府;住院看病出了问题不找法医鉴定，聚集找党委政府医闹;私下借贷收不回钱不找法院，找党委政府;生活困难，不努力找工作，找党委政府;停水停电，不赶紧交水费电费，找政府……特别是有些已经两审终审或依法办结的案件，经当事人上访一闹，有关领导再在信访件上签个字，其结果要么是重新审查，要么是给好处息事宁人。颜某丈夫系某县钢木家具厂的会计，1988年8月因经济问题被厂里停职，9月被该县检察院立案侦查。期间颜某丈夫亲书9封遗书，详述了要自杀的原因，承认自己给厂里带来了数万元的经济损失，其死是自作孽，并嘱咐家人亲属不要找组织麻烦，写完后跳窗投河自尽。该县公安部门对此予以立案调查，依法定性颜某丈夫系畏罪自杀身亡。颜某对此不服，并以此为由长时间到市赴省进京上访至今。在二十多年的上访过程中，颜某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处理维稳中受益，又出尔反尔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级各部门缠访闹访。除去每年敏感节点相关部门发给其费用外，1988年颜某通过上访解决了其儿子的招工，并获得一次性困难救助金1万元;2002年颜某通过上访又获得抚恤金1.9万元;2009年为稳控颜某，政府又答应给其5万元困难救助金……此列不能涵盖乱象，但也足以说明一二。

乱象二：信“上”不信“下”的越级访。自信访制度实施以来，老百姓膜拜上级，相信领导，喜欢越级上访的现象就没有断过。虽然上访群众都知道越级上访于己于政府都有不利的一面(从政府层面讲，越级上访既影响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又影响社会的稳定;从上访群众层面来看，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要跑更多的路花费更多的钱)，但是他们还是坚信上级比下级有权，清官、青天都在上面，跑上面能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想蒙混过关，浑水摸鱼的的上访户，更是青睐越级上访了。这些上访户往往不喜欢到基层单位上访，他们一上访就是赴省进京。他们嘴里说是上面的是好官是清官，坏就坏在基层干部。而事实是基层干部知根知底，最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他们的诉求，知道他们上访的有理还是无理，蒙不住。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找基层的干部“反映情况”与“解决问题”，而是与那些有理的越级上访群众一道，鱼龙混杂，混淆视听，糊弄上级领导。由于上级部门与领导确实不知道上访人的真实情况，所了解的都是听上访人的一面之词和看上访材料，有时出于同情和维稳的考虑，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领导的官本位思想作祟，要基层政府到上面接人，给这些上访户开口子、批条子、给票子，给面子的做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些上访户通过越级上访得了不应该得的好处，不但激起了他们反复上访的热情，而且诱发攀比，出现了新的越级上访高潮。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此作为经验，编成顺口溜。“不访乡、不访县、要访就访国务院”，“上访有诀窍、缠闹是首招、要是不见效、反复往上跑”，“一哭二闹三上吊，有理无理往上告”……这些都是在上访民众中常流行的话语。

乱象三：信“多”不信“少”的群体访。平常人们所说的“人多力量大”一般都是正说集体的力量。比方说“集体的力量如钢铁、众人的智慧如日月”，“星多天空亮、人多智慧广”，“一人不如两人好、众人捧柴火焰高”，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集体的力量比个人大。但在上访过程中，这种力量已被少数上访人曲解利用，他们抱着“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一方面认为人多势众，政府会让步，易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另一方面认为参与人越多越安全，即便堵门堵路、冲击党政机关、围攻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出格违法，也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毕竟“法不责众”。现在，我们不难看到，在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在北京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敏感地带，上访人集体喊冤、下跪、绝食、静坐、示威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要么是为共同诉求而上访，要么是受人雇请而上访，要么是单个上访人造势“抱团上访”。据了解，2013年，很多省市的集体访都呈上身趋势。中南某省2013年接待50人以上的集体访就有657批，同比增长了11.3%;该省一地级市2013年接待的集体访也达514批，其中50人以上的就有283批，100人以上的占129批，批次人次都比上大幅增加，且上访者的情绪越来越冲动，行为越来越激烈，组织性、煽动性也越来越强，“要想有活路，集体去堵路”、“要想有人管，集体去上访”、“要想有人问，下跪天安门”……这些不良的负面煽动声音充斥着整个大大小小的群体信访队伍。

乱象四：借信访“公费旅游”的虚假访。何为“公费旅游”，简言之，就是用国家或集体的钱供私人观光、娱乐、度假等休闲性旅游。这一概念我们通常想到的对应群体应该就是违规的公职人员，谁也想不到不是公职人员的人借“信访”的名义也享此“待遇”。中南某省一地级市上访老户樊某，在北京的上访过程中与华中某省市一名上访户黄某谈起了恋爱，每当想约会时，便约好同时出发，到北京后两人同吃同住同游玩，“恩爱”够了以后，分别就到北京有关接访机构“上访”，接访人员立即打电话通知其所在地的党委政府接人，于是他们分别又由户籍所在地政府的有关单位派人包吃包住包车费接回老家。这样的“待遇”自然也有人效法，一些没上访事由的人也学会了这一招，自己到北京游玩之后亦如法炮制，找个“信访理由”一登记，照样享受半程“公费旅游”。上访人群中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信访政策就是好，出门旅游有报销，吃好住好接待好，小车送到家门口。”

乱象五：以信访“谋生求财”的专业访。人们平常所说的“谋生求财”是指人们凭自己的能力、智慧和辛勤劳动去谋求生存和获取财富，是君子之道，值得我们提倡和鼓励。而这里的借信访“谋生求财”即为非君子之道了，是绝大多数信访群众所不齿的行为。现在，少数“专业”信访人钻信访政策的空子，明明是无理上访，抑或是依法已处理好的访案，为达到借信访“谋生求财”之目的，他们长年累月变着访由赴省进京“上访”。他们除借“信访维稳”给当地党委政府施压捞取各种“慰问金、救助金”之外，还通过为他人代写上访“诉状”、提供重要领导电话号码、带路找中央各部委机关、代人上访喊冤申诉、传授上访“成功做法与经验”等途径获取“同行兄弟姐妹”的报酬，甚至充当保安“卧底”检举他人非访获取“信息费”。某县为了稳控“上访老户”不到市赴省进京上访，每到节庆敏感时期每人每次发给500～5 000元不等的“困难救助金”;能够答应并承诺全年不去越级上访的“上访老户”每月可以固定领取600～800元的固定“工资”。据不完全统计，采取这种方式“维稳”的县(市)区在全国也不在少数，因为每次派人到省里、北京接访的费用累计可能比这样做还要高。某地一张姓上访老户，懂点墨水，长时间在北京上访，所在地政府多次想就其所谓的诉求一次性予以“济困”解决到位，但他都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据了解，每年政府给他的维稳慰问济困费用有近2万元，加上其在省城、北京“上访”过程中代为他人信访“服务”获得的近5万元“劳酬费”，一年就有近7万元的“收入”。

乱象六：因信访“报复社会”的反常访。“信访”本是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是各级党委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它不是调处矛盾、解决诉求、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但是不少上访民众却把它颠倒过来，固执地认为“信访”是万能的，只要“有事”信访，政府接待的单位、部门工作人员就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一些上访人一旦几次上访受挫，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很容易把矛头和怨气发到接访单位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身上。某乡镇一任姓上访人，由于不满该乡镇领导对其上访问题的处理意见，利用基层政府怕老百姓非访登记要被通报受处理的“维稳政策”利刃，反反复复到各级各部门搞非访登记，且不管到哪级信访部门，不听解释，不听劝阻，随心所欲，任意发泄。“功夫”不负有心人，任谋到北京反复非访登记被通报，使得该乡镇书记、镇长因维稳不力被免职调离岗位。现在，许多上访人员都相信这个行动逻辑，那就是被他们视为对手的地方政府、单位部门等怕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什么能给对手抹黑，他们就抹什么。甚至极少数上访人在上访过程中为泄私愤，发泄自己对政府、对干部、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走极端，采取残害涉事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和在公共场合开车撞人、用刀故意杀人、服毒自杀自残、引爆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方法报复社会，扰乱秩序。华中某省一县财政局职工方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出狱后方某多次无理信访，要求恢复公职。该县信访局局长吕某先后五次接谈了方某，每次都是讲法律、摆条文，耐心规劝方某放弃这一无理上访要求，但方某固执己见，不但不听吕某的劝阻，反而怀恨在心，寻机报复。2009年7月9日乘吕某夫妇外出上班之机，敲开吕某家门，将吕某19岁的花季女儿用毛巾残忍杀害。杀人后方某逃入该县一山中，10天后，由于公安、武警的围捕，出逃无望，方某在山上自缢身亡。一个无理的信访诉求，造成了两家的悲剧与痛苦，可叹可悲，令人深思。

当然，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信访人上访乱象丛生，负责接处访的各级政府和信访部门怪现象也不会少。一些地方政府和信访部门为减少访量和登记，稳控上访人群，采取打压、拦访、截访、销号等方法手段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地方政府有时为缓解来自信访维稳方面的压力，甚至通过跟踪、软禁、殴打、恐吓、关“黑监狱”、劳教、判刑、连坐、送精神病医院等方式来试图达到阻止上访的目的，方法之多，令人悚然。“安徽怀宁县黄墩镇干部为了阻止一村民上访，将其秘密送进精神病院”的新闻，就是典型的一例。有关调查显示，许多被侵权的上访人原本诉求不多，问题也不复杂，但在遭受多次打压后其诉求变复杂了，处理的难度也加大了。“这种因被侵权而上访，又在上访中遭到打压而导致进一步被侵权、进一步上访的情况，在目前上访群体中屡见不鲜”。

二、信访乱象成因

上述信访乱象，虽为少数人所为，不成主流，但其负面影响甚大。它既扰乱了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影响了群众合理诉求的有序表达，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这些乱象还严重损害了基层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执政形象，造成基层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大大下降，甚至影响到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造成当前信访乱象的原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利益调整的原因，又有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原因;既有人的主观原因，也有法制不健全的客观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基层政府贯彻中央指导思想不实

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落实，不在上面而在基层。基层政府贯彻中央指导精神不实，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党群干群关系的良性互动。信访工作尤其如此，地方政府如不按照中央指导思想开展信访工作，很容易与人民群众形成对立面，造成社会矛盾的再次激发，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目前信访工作中，基层贯彻不实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工作作风漂浮、我行我素，不按中央要求服务于民。执政为民，解民难、帮民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中央一直要求的执政宗旨。但是，有些基层部分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化，群众感情缺失，他们不但不按照中央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且滥用职权、违法行政、作风漂浮。工作上往往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遇到群众反映问题，不是相互推诿，就是敷衍塞责，老百姓的诉求很难在基层和矛盾初发阶段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和处理。为求得问题的解决，老百姓势必越级信访甚至非访，从而造成了老百姓非正常上访事件的愈演愈烈。二是工作追求名利，明知故犯，不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依法办事。中央一再要求各级各部门开门接访，畅通信访渠道，鼓励、欢迎群众上访，把领导干部接访处访作为各级党委政府联系基层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信访条例》第一章第三条也有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提供便利条件”。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基层的领导干部不是开门接访、化解矛盾、处理问题，而是借维稳之名行打压阻访之实，拦访、截访，不准老百姓到上面去上访、反映情况，以免被上面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一票否决甚至免职。他们明明知道打压信访人是违法的，但为了所谓的地方“名利”，在国家重要节庆和敏感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为减少到市赴省进京访量，取得维稳的“好成绩”，有时采取“集中学习办培训班”的方式把上访群众集中到某个地方“学习政策”软禁起来，对极少数“不听话”的信访群众甚至进行强制关押，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不但没阻住上访反而引发了群众信访乱象。

2.现行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运行不畅

我们知道，体制机制从属于制度，体制机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制度的落实与发展，甚至衍生制度以外的不良社会乱象。当前，我国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职能缺位，管理越位。现在，国家及各级信访局职能都一样，是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桥梁与纽带”，也可以说是“中转站”或者“传达室”，没有具体的行政处理职能，充其量也就是信访事项的“受理、交办、转办与督办”，对承办单位没有任何行政约束力。再加上现在我们每个系统、每个行业自上而下都设有信访机构，且工作模式不一，工作机制各有其特点，这无疑给国家及各级信访局的工作带来困难，有时难免出现协调不通，指导不听的尴尬局面。虽然后来中央为此设立了信访联席会议制度，但信访联席会议毕竟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没有从长远解决信访工作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信访部门没有权力，但责任不小，老百姓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会去找职能部门只会找信访部门，这无疑增添了信访工作的难度。不是交警，但要处理交通事故;不是公安，但要处理各类打架斗殴死人事件;不是医院，但要处理医疗纠纷;不是供电所、自来水公司，但要处理供水供电问题，等等，而事实上，由于信访部门的职能和政策资源的有限性，有些问题是很难处理好的，其结果就是有权的部门不处理，没权的部门处理不好，问题一拖再拖，最后拖出各种各样的“非访”。二是信息不通，意见不一。现在我国的信访信息系统只是在各级信访管理部门内部使用，其他部门是不能登录共享的。而信访人上访不只是到信访部门上访，他们有可能就同一信访事项越级多头多部门上访。由于信访信息的单一不共享，其他部门、单位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信访事项的真实性和原来的处理情况，就很容易“签意见”“批条子”给下面加压，造成答复口径不一的现象，从而增加了信访人反复信访的信心和非访的动力，也加大了信访事项处理的难度。三是考核不当，渠道不畅。自国务院《信访条例》2005年颁布以来，我国信访考核一直就以访量为重要考核指标，并以访量排名进行通报，有的地方还把信访与综治考核挂钩，对排名靠后的要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甚至一票否决。这一做法，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要么对上访人不管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还是没有政策的，只要上访就有求必应，给钱给物“稳控”;要么就是不分有理无理，一律“拦访截访”，不准到上面去反映。而上访群众正是抓住了地方党委政府“怕上访”这一软肋，不论有理没理，该不该上访，能不能上访，一律都上访，因为只有上访才能形成舆论压力，引起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的重视，基层政府才会就范出钱“解决问题”。现在，中央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取消了全国访量的排名通报，实行点对点的通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基层减了压，但不甄别的非访登记与点对点的通报仍然给信访群众提供了馋头，特别是使那些已经依法三级终结不服的信访人看到了“希望”，增添了他们胜算的筹码：只要反复到上面非访登记，当地政府就要被通报批评，就会屈服于他们。这样发展下去，不但不能减少地方政府维稳压力，而且信访部门自堵了信访三级终结的“出口”，还会引发更多的非访事件。

3.少数干部群众法制观念不强

当前，老百姓反复非访、越级非访现象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部分领导干部与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一方面是老百姓法律知识欠缺，法律理解片面，大多数的上访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薄弱，不注重事实和依据，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即便通过司法途径，由于不注意搜集证据，也往往是败诉，最终还是要上访;有的信访人对法律条文一知半解，死抠文字，断章取义，认为只要是不符合自身意愿的判决就是不公正的，判了之后拿不到钱也认为是法院工作不力，司法不公，也要上访。当然，现在老百姓不愿意诉讼维权，与其自身的经济条件也是息息相关，“很多信访人无钱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无能力获得法律帮助。再加上个别法律工作者职业素质低下，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不明确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而将败诉的责任归咎于法院，甚至于怂恿当事人闹访”。另一方面，少数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做祟，无视法律。这些人往往奉行“权力至上”，在接待上访的群众时，不管有理无理、不管办了没办，动不动就是“批条子”、“开口子”，表面上说是亲民爱民，实际是为了“树官威”“耍权威”。很多上访案件都是在基层已经完全案结事了的，信访人在基层单位捞不到油水了，就利用一些上层领导干部的这种心态来越级上访。

4.《信访条例》法律强制性手段不硬

《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1日修订颁布实施以来，对规范信访工作秩序、维护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内容修改后也颇具针对性，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创造性地制定了一些信访工作制度。但是，它毕竟只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行政法规，对行为者没有具体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没有制约机制，不具备法律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其在现实运行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条例对那些无理的缠访闹访等非访行为缺乏强硬的惩处措施。比如，条例第三章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同时也明确了“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但现实中，信访人有多少是在指定的场所上访呢?那些群访又有几批是在5个人以内的?违反了，条例没有应对。二是条例“对侵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问题的行政违法行为，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如条例第六章写了相关责任处理，但大多都是行政处理，而且没有明确怎样的行政处理，缺乏可操作性。三是条例规定了一些非访处置措施，但缺乏法理依据，执行难。如信访人违反条例第二十条，依据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就可以对其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严重的还可以治安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的，公安部门也不想参和信访案件，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信访人抓住把柄，而且信访人不怕公安，公安的打击有时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情绪，加剧非访。

三、信访乱象治理对策

信访乱象的治理，关乎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关乎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未来发展。治理信访乱象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1.变信访条例为信访立法，实现信访管理的法制化

信访事项淤堵，信访出口不畅，《信访条例》权威丧失，信访立法迫在眉睫。只有将《信访条例》改为《信访法》，信访管理才有权威性，才可以对信访管理者、信访事项承办者、信访人予以规范管理。信访方法应着力解决如下问题：一是信访立法必须明确规定访诉分离，涉法涉诉问题信访部门不受理、不转办、不交办，属信访问题的，通过信访渠道解决，属涉法涉诉问题的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从而引导全民尊重法律、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二是信访立法除规定信访的相关受理办理程序与信访管理者、信访事项承办者、信访人的行为外，还应对三者违反上述行为规范的违法行为作出明确处罚规定，使之更具操作性和权威性;三是要明确规定网、电、信上访的受理办理程序与虚假信访的惩处管理措施，这一方面，现有《信访条例》都不是很规范，有些还是空白;四是信访立法要取消原有的三级终结制度，明确规定信访两级终结制，即信访人上访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复查后，信访就视为终结，如信访人再就同一信访事由往上上访，上级信访部门坚决不予受理。

2.变国家接访为人大督查，实现信访管理的常态化

强化信访管理，消除信访乱象，缓解各级信访压力，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取消国家信访局及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接访，信访只到省一级，还监督、督查权力于全国人大及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理由有四：一是国家信访局、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不接访，有利于首都秩序的维护和稳定，从而可更多地给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腾出时间来进行督查督办，解决民生民利民计问题;二是各省由于区位不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方政策差异很大，所以政策落实情况也不一，有些在本省的政策是落实好了，但与外省比还差一大截，国家信访局、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接访，容易引起攀比和连锁反应，特别是容易引起群体性聚集，爆发大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就某个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可以全国串联集访北京。这样的群体目前也不少，涉军的、涉企的、涉农的等，几乎每年都有串联集访北京的;三是人大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的，还信访事项督查权于人大，会取得信访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大代表人民，更有利于发挥通过信访听取民意、反映民情、权利救济的作用。同时，人大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权、调查权，对于群众的建议、举报、维权等信访事项更容易督促落实，更有利于强化信访制度的民主监督、民意表达的作用;四是人民群众信访最上只准到省一级，既可以从源头上避免群众到北京各部门多头信访、非访场所上访和重复上访等非访等问题，也可以有效防止各级各部门层层相互推诿扯皮，最后不落实的问题。国家信访局不接访以后，可并入全国人大作为一个委室，抑或并入国家政法委与司法部，其职能主要是督查调研，综合各省情况，分析研判全国信访形势，给中央当好参谋。原接访的职能由各省自行承担，其他的职能很多部门都在管，维稳办，专门负责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对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因素都要控制，自然包括信访，而且现在也在管;政法委有社会综治“一票否决”的权力，信访工作也在综治范畴内。此外，各级党委和政府督查室也可以对各单位信访工作进行督查督办，还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调研、问责、督办。有这么多渠道，完全不用担心信访工作没人抓。另外，取消国家信访局接访，信访只到省一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信访问题分散处理，上访人、接访单位都是就事论事，不会让上访人扎堆。大禹治水用疏不用堵，对待群众信访也应如此。

3.变通报排名为畅通渠道，实现信访管理的规范化

设立信访机构，允许群众上访，出发点就是要通过开展信访工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不当的考核排名通报，又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去“稳控”。这些做法不仅未能解决矛盾反而激化、制造矛盾，使得信访问题越积越多，瘀堵不畅。鉴于此因，取消现在不合理的信访通报排名等不当考核机制已成当务之急。取消信访的通报排名，既畅通了信访的进出口，剔除了信访部门滋生腐败的土壤，又削去了信访人通过信访给政府施压的“法宝”，为基层政府减轻了压力。不按信访量通报排名，去除了基层政府“怕群众上访”的心理阴影，基层干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联系群众，倾听民意，依法调处群众矛盾，就地解决群众的困难，就不会把信访人“挤”到上边去，就可以减少重复来信来访和积案，从而在源头上化解群众矛盾、解决群众问题，从而减少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与冲突。从信访现行管理制度层面来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等与取消部信访的通报排名并不矛盾，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目标在于便于群众投诉有门，信访事项有人管有人办，而能否彻底解决问题并不应作为对领导、干部的问责筹码，毕竟不是所有的信访问题都是能够依法依规解决的。取消通报排名，严格按照《信访条例》或新立的《信访法》办事，不但不影响信访事项的办理、渠道的畅通、秩序的管理，而且它消除了各级政府、部门与干部“怕”群众上访的现象，更有利于信访渠道的畅通和信访工作的有序化、规范化。

4.变内部流转为公开办理，实现信访管理阳光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对信访反映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务必认真解决。这就要求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工具和手段，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系统。从最初接受信访、建立信访档案，到具体经办人以及办结时间和结果等都要纳入这个系统。这样，信访部门既可以通过信访信息系统这个平台向信访人员反馈办案情况，也可以使信访人员和有关领导通过这个系统直接了解有关问题解决的进度和程度，减少人员往返，节省人财物力，提高信访工作效率，提高信访管理水平。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上级人民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但是，一直以来信访管理部门对群众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的常规做法都是内部流转，而且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一个信访事项的办理要60天才能办结，有的到期还不能办结。所以，信访群众一等就是好几个月，而且是“哑子等聋子”，办到哪里当事人全不知情实。这样，在信访群众当中就很容易产生“政府办事不力、相互推脱、不为老百姓办事”等一些不实误解，从而催生出一些当事人反复越级非访求决的信访乱象。实行阳光管理和阳光信访，建立和完善“网上信访、网上受理、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现代化群众信访信息系统，将接待来访、办理来信、督查督办、网上投诉等信访管理工作事项放在信访网络上操作流转，把受理、办理的情况和办理的结果等重要环节通过网络及时公开，让信访人全程参与和监督，这既可以防止群众多头信访、机关多头办理现象的出现，实现各职能部门之间信访信息技术和资源的共享，为政府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又可以让信访群众通过网络进行信访、跟踪、查询、监督，方便群众信访，为老百姓节约信访成本，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信访为民的服务宗旨。同时，信访政务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公开透明，更容易取得信访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可以有效减少信访乱象的出现。

信访乱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也是中国社会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信访乱象的治理，应当成为走出当前信访工作困境和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拐点。全面依法治国，信访作为一种行政救济方式，应当摒除其中的人治色彩，增强信访制度的法治浓度，从而促使我国信访制度不断完善。这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开辟公民利益表达的新渠道，拓展权利救济的新途径。

第四篇：就我国当前反腐工作形式分析

就我国当前反腐工作形式分析

众所周知，自从我们敬爱的习总书记上台后，反腐力度是空前绝后的，2015年是反腐里程碑似的一年，“老虎、苍蝇”被严惩了一大批。

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40834件，处罚54249人，***、令计划、苏荣、白恩培、**、周本顺、杨栋梁等一大批省部级以上干部纷纷落马，这样的“史上之最”固然说明了中央反腐决心之坚定，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大量的腐败案件集中发生，说明我们的反腐制度建设远未完善，反腐败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中央培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不容易，而上百位高官在两三年内密集落马也让中央数十年的干部培养心血付之东流，许多关键岗位上的干部出现了断档。特别是在山西等地，出现了群体性、塌方式腐败，一大批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干部纷纷倒下，有的地方的县委书记长时间空缺，不得不从外省调任。

这些干部落马无外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钱色交易”，这些交易的背后往往和各种项目、工程审批、实施、监理、验收等环节的漏洞有关。“项目上马，干部下马”在一些地方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现象，由制度和监管缺失引发群体性寻租带来的大规模腐败案例不得不令人警示。这其中，“能吏腐败”的现象尤为突出，比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等人。长期以来，这两位在官场和民间都有巨大争议，但推动工作力度大，敢于拍板等工作作风被冠以“改革”的标签而受到媒体推崇。刘志军曾被媒体称为“中国高铁之父”，而仇和则曾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奖。然而，当巨大的贪腐事实被揭开以后，这两位的公众形象也随之迅速坍塌，他们推动改革的业绩并不能成为减轻其法律罪责的合适理由。

刘志军和仇和的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思考，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发展带来的是腐败横行，那么发展的要义就会被扭曲，财富的分配也会越加不公，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危害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

舆论认为，在过去的一年，攸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反腐战场”可谓利剑高悬、鼓点紧密。无论从反腐的节奏、力度和深度，还是党纪处分、巡视条咧、党内法规等制度建设的完善，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国家如果连党员干部队伍都管理不好，国家何来富强、何来进步、何来稳定。习总书记对反腐的决心是值得赞颂的。

但当前我国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许多党员干部存在侥幸心理，抱着打擦边球的心态违规乱纪，乡镇、农村机关腐败问题严重。在2016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提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在部署2016年重点工作时强调指出，坚持廉洁履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厉整治各种顶风违纪行为。加强行政监察，推进审计全覆盖。以减权限权、创新监管等举措减少寻租空间，铲除滋生腐败土壤。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向基层延伸，坚决纠正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这是中国政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郑重承诺和责任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正在形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会议上强调，反腐败要标本兼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是要在反腐败的治本之道上积极发挥作用，落实中央提出来的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重要任务。重点是在我们制定各项法律或修订各项法律的过程当中，要加强反腐败的内容，构建我们国家完善的反腐败法律规范体系。

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两会时间”，代表委员共商国是、建言献策，正是为了汇聚前进的力量。“高调反腐”无疑为进一步凝心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腐败减少了，寻租变少了，发展空间自然也就更大了。反腐败事关人心向背，代表委员、社会公众当然希望继续加强制度反腐，扼牢权力“任性的手”。同时要加大问责，通过严格问责、倒查追责的利剑高悬，让更多领导干部切实认识到什么叫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毋庸置疑，“铁腕”反腐，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震慑力很强，“无禁区、零死角”的反腐工作让一些人不敢腐了，但反腐工作要想走远、走长、走深，还要有预见性地“看远一公里”，即从研究预案的角度入手，从更加完善法律法规着手，建立依法反腐的制度体系，并且要进一步广覆盖、啃硬骨头。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必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才能让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多先机。

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反腐工作不容松懈，党是人民的党，一切为人民的利益出发，严惩害群之马，为人民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大环境，让贪污腐败分子无处可藏。

第五篇：2012年9月我国经济环境简述

2012年9月我国塑机行业环境简述

随着现代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的波动将成为一种常态化，这就意味着以往期待借助好的经济环境带动企业的发展的想法应当有所转变，而应该把发展放在一种不稳定的经济背景下，寻找市场机遇，积极应对。笔者欣慰地看到，从上半年我国塑机进出口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塑机出口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减少比例却大于金额的减少比例，甚至注塑机出口金额还同比增长了13%，反映出我国塑机制造业产业升级取得了喜人的成效。同时在企业的采访中，也了解到不少企业已转变心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积极寻找发展的机遇。

12日，中国搜塑网/聚风塑料杂志社受邀参加了松德公司4800mm CPP流涎机演示会暨技术交流会，并采访了松德公司副总经理刘硕先生，他提出当前设备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单靠自己是不够，而应当借助各配套商的力量，融合整个产业链的先进技术，才能使产品性能及品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值得广大企业借鉴。武汉泽琦塑料机械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胡俊杰先生表示，在当前市场环境复杂、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设备企业应改变卖机器的简单方式，而应当把市场分析、厂房规划、员工培训、原料工艺等服务包括进来，形成一个系统的投资方案，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降低市场风险，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而在大的经济环境方面，9月央行大规模的逆回购继续放量，大批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项目相继推出，如太阳能的扩容、大型基础建设的投资等等。《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意见》9月落地，《意见》特别强调了优化外贸结构，包括增加进口、优化市场布局即开拓新兴市场——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东欧等，改变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现状。随后财政部、发改委下发通知，从10月1日起我国取消海关监管手续费等相关政策，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为促进外贸增长，在国庆前也会下发相关具体细则，相信这些定能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创造更多的机遇。汇丰大中货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近段时间一系列推动经济回温的政策效果将从四季度开始显现，届时经济有望反弹。中科院财贸研究所国际贸易投资室主任冯雷表示，未来几个月是外贸接单的高峰期。

作为企业来说，一方面要积极了解、分析、掌握影响市场变动的各项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不断提炼深化自己的技术、服务优势，在纷繁的市场中寻找到适合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