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控股集团管飞出席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

第一篇：锦绣控股集团管飞出席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

锦绣控股集团管飞出席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

2014年6月3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专题协商会并讲话。俞正声指出，人民政协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强调研和协商工作，为党政部门多提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使出台的政策措施行之有效、行之久远。

全国政协委员、锦绣控股集团管飞作为委员代表，就健全学生实习保险制度提出了建议。管飞委员认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是拓展学生的专业技能，适应所从事的职业岗位需要和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关键教学环节，也是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订单培养”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教育的良好途经。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事故频发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出台《关于在中等职业学校推行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通知》。到目前为止，总体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工作推进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参保率有待提高。

二是招投标不够规范。一些省份没有通过规范、公开、公正的招投标程序选择保险经纪公司承办这项业务；一些地方对保险经纪公司的能力缺乏充分的、客观的、明确的标准。三是购买实习险主体不确定。目前购买主体大部分落在学校身上，小部分落在接受学生实习的企业身上，很少的一部分落在实习学生身上。

四是保险服务存在不诚实守信的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这项工作，建议：

一、适时修订职业教育法，对学生实习责任险的落实提出法律约束的明确要求，特别是对于投保主体建议明确中职为财政承担、高职为学校承担，以便形成“实习前有专门培训、实习中有过程管理、出险后及时赔付”的风险管理制度。

二、进一步制定和明确竞争性投标选择工作平台时的政策性要求，保障公平、公开和公正，切实选好有认识、有责任、有实力的保险企业来承担此项工作。

三、进一步制定和明确保险的责任主体和约束、处罚的政策性措施，切实做到保险经纪公司、保险承保公司、实习学生、相关学校和企业都分别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明确一旦责任不落实，各自所接受惩罚的安排。

四、适时修订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将学生顶岗实习纳入工伤保险，并适当降低费率，以有效化解企业风险，提高企业安排实习的积极性，保障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刘延东在认真听取委员代表的发言后说到，全国政协围绕职业教育问题进行专题协商，有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形成全社会参与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出席会议的领导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万钢、罗富和、张庆黎、王正伟、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王钦敏。

第二篇：浅析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效应和风险管控

浅析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效应和风险管控

金融控股集团作为金融分业体制向金融综合化体制（混业体制）转变的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一种金融组织（结构）创新，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并且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着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早已从初期试点发展到必然趋势。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种金融组织的创新，既能有效发挥分业经营体制下的风险隔离优势，又能实现混业经营体制下的综合经营优势，因此这种组织模式远比单纯的分业经营更具有实践意义。提高对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把握和风险认识，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管控，对于构筑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以及保证该构架得以稳健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金融控股集团所具有的协同效应及存在的特定风险和利益冲突问题，并对如何防范和降低金融控股集团的多种风险进行了理论探讨。

一、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的内涵，可解释为金融控股集团内部各金融实体运用各自的竞争优势和资源来对成员实体彼此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协调行动，实现控股公司整体上的价值增值。集团公司的业务平台之间关系越密切，彼此资源协调与整合的效率越高，其协同效应就越会被充分发挥与增强。金融控股公司所具有的协同效应可归纳为以下内容。

(一)市场竞争力效应

金融控股集团由于拥有不同的金融子公司，能够实现集团快速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增强自身的市场力量和提高金融行业集中度，增强对金融市场经营环境的控制与影响，从而获得长期稳定盈利的机会。由于市场势力强，不容易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多元化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凭借其在规模及不同业务领域经营优势，在单一业务领域实行低价竞争，从而取得竞争优势。金融企业可以将交易条件锁定在有利于自身的水平，取得垄断地位，击垮竞争对手，迫使

其退出，从而为自身在此行业或领域的长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管理协同效应——战略管理

与差别效率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统一制订和实施战略规划，能够促进不同金融子公司的管理团队达成战略共识，实现管理整合与行动整合。如果不同金融子公司战略不统一在同一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各自的自主性较强，彼此合作的机会和达成行动共识就比较困难。而共识的一致性与行动效率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管理协同还表现在管理效率差别上。如果某金融公司的管理资源短缺，经营管理队伍效率较低，则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对其并购后，有效补充和调整原金融公司存在的管理缺陷，剔除无效率的管理者(不称职的管理者)，使其经营管理资源比较能够适应该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

(三)协同优势与规模经济效应

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角度解释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优势的

实现问题。金融控股集团通过跨业经营和不同金融子公司运作，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果，可以达到降低整体经营成本、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和营运效率的目的。在金融服务业至少有两种潜在的产生规模经济的来源：在共同创造和服务过程中的内部或成本规模经济，以及在服务中的外部或收入规模经济。内部的规模经济可能来自于利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超额容量来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或者利用客户信息（信用历史、信用等级等）来提供多元化的产出。当顾客从一个地方就能够获得各种所需的金融服务，就存在外部规模经济。随着当前金融业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的利润日趋平均化，因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于金融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真正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企业都是具有超大规模的资产和资本实力，并取得较强的规模效益。

(四)资产组合效应——多元化协同

由于市场环境不确定，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企业通常采用跨业经营的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通过多元化利益实现集团利润长期相对稳定，避免大起大落与收益的脆弱性。其隐含的假设前提是，通过多元化经营降低的市场风险足以弥补由此增加的管理成本和产生的新风险。金融控股集团的组织架构采用集团跨业、子公司专业的模式，受到更多金融集团的效仿。

(五)营销协同效应

通过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子公司的营销整合和营销定位分 工，实现更好的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具体可表现为联合营销、交叉销售、客户共享、梯度营销等。例如，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网

点和客户优势，在零售客户业务方面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商业银行可以为集团辖属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积极代理银证通、基金销售及集合投资理财计划等。商业银行在销售上述产品的同时，也有利于做大做强自身的零售客户业务。

(六)产品协同效应

产品协同效应不仅表现在各个金融子公司的金融服务产品可以相互供给、相互补充，共同搭建统一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整个金融控股集团的客户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不同子公司之间可以共同开发产品，相互利用各自资源联手开发特色金融产品，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可以为金融创新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国际金融市场近20 多年来的情况看，金融控股集团和金融跨业经营制度的放开，大大加快了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金融控股集团具有产品创新的温床效应和催化机制。

(七)技术协同效应

金融控股集团可以根据辖属不同子公司的业务特征和业务需求，牵头负责开发和维护业务技术系统，并建立统一的数据库，为各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打造共同的技术运行平台，这无疑会节约技术开发费用和技术人力投入。同时由集团出面协调，也比较容易解决那些耗资较大的项目开发，能够确保集团技术系统的先进性。

(八)财务协同效应

一个有累积税收损失和税收减免的企业可以与有盈利的企业进行合并，具有实现合法避税的作用，取得短期税收优势。财务协同效

应就是通过不同水平现金流的子公司的汇合，使集团拥有更加稳定和更加充足的现金流。

由于金融控股集团辖属金融子公司受经济周期的冲击是不同的。如果资本市场不景气，证券公司的经营发生亏损，则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盈利可以通过集团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实现财务协同效应。

(九)品牌效应

金融控股集团由于拥有众多金融子业务，不仅在金融同业提 升了地位和实力，而且由于对客户服务的功能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改进，客户满意度大大增强。这无疑具有新的品牌价值，并惠及各子公司业务经营的绩效。

二、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一)金融控股集团的固有风险

金融控股集团从宏观层面考察，还存在一定负面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不经济性。金融控股集团除具有分业经营下的专业化金融机构所具有的一般性金融风险外，还具有金融控股集团这一组织创新所产生的特有风险。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关联交易风险

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与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占 有权益、存在利害关系的关联方之间所进行的交易。目前对于关 联交易的界定，是根据国家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 其交易的披露》来规范的。集团公司实体间的关联交易，使得集 团下属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增大了集团的风险。集团内

实体间的关联交易包括资金交易、相互担保与抵押、为了避税或逃避监管目的相互转移利润等。如果集团内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机制，则该问题将更加严重，有可能助长集团内公司之间的关联贷款和内幕交易行为。在关联交易中，由于存在着不少不等价交易及虚假交易、变相违法违规交易、风险隐藏与转嫁交易

等，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就是不公平的关 联交易，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危害性是难以控制的。2.市场过度控制风险或超级垄断风险

金融控股集团下设各类不同金融子企业，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易形成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滥用，一旦发展到对市场的过度控制与超级垄断，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的效率，严重影响到公平竞争法则，特别是中小金融企业的正当利益。此外也会阻隔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传导效应。

3.系统传染风险或金融危机

当金融控股集团的某子公司发生重大风险时，由于存在业务关联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子公司，加大了集团的总体风险，乃至危害到集团整体的安全运行，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金融控股集团的涉及面较广，其风险对经济体系的冲击较大，一家金融控股集团的危机往往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严重的会酿成全局性金融危机。

4.资本重复使用和计算导致财务杠杆过高风险

金融控股集团是以资本为纽带的金融集团，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

管理也是以资本控制力来实现的。当控股母公司向子公司投入资本后，子公司将资本再次投向新的子公司时，就会发生同一笔资本被使用多次，形成一定的财务杠杆，这就存在资本的重复使用问题，从而影响到实际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控股集团的子公司相互持股参股以及子公司与控股公司的相互持股，无疑放大了投入资本的使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在1999 年联合

发布的《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指导性文件中，提出了资本金重复计算的监管问题。当金融控股公司从外部筹集资本后再向子公司拨付资本金时，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计录了这块资本，另一方面子公司也会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记录这块资本，资本被计算了两次。重复计算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资本评估结果产生影响。当存在重复计算资本金时，根据单个资本衡量办法评估的集团整体资本，可能会高于集团从外部实际筹得的资本金。尽管内部产生的资本对单个公司是有意义的，但只有外部新增资本才对金融控股集团整

体带来积极支持，因此集团整体资本的评估应该扣除集团内部相 互持股的资本金。

5.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导致的监管风险

主要是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各子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健 全性问题。如果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与管理影响到各子 公司的独立经营，或者子公司的决策层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则法

人治理结构是有缺陷的。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往往是规模庞大的大 型金融集团，具有相对复杂的法人结构、业务活动结构和管理结 构，增大了集团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使对金融控股公司 监管的难度大大增加。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涉及多个行业监管 当局，需要各方统一协调行动。尽管每个监管当局能够有效控制 各自监管对象的风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很难掌 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易产生监管盲区和监管隐患。(二)金融控股集团的利益冲突

金融控股集团内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不同子公司之间的目标是不同的，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特别是在参与证券业务方面的利益冲突更为显著，比如证券发行权的不合理获取、证券销售中的真实信息隐瞒或不公正搭售产品、内部信息的泄露与滥用谋利等。金融控股集团的利益冲突可以概括为以下12 个方面：

1.为支持证券价格，银行向第三方不谨慎地发放贷款。在一个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或者允许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情况下，证券公司能否成功地销售证券对于商业银行具有很大的影响，商业银行可能会向第三方贷款，其条件是贷款的部分或全部必须用于购买其证券公司所承销的某种证券。这种行为不仅会扭曲市场机制，而且还会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

2.向商业银行证券部门或者是金融集团内部的投资银行子公司所承销证券的发行公司，发放贷款。例如，商业银行的证券部门或者同一集团内部的证券公司承销某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商业银行可能劝

说其客户购买这种股票。如果这种发行有失败的危险，商业银行就

可能向该发行公司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以防止根据证券公司建议购买该种股票的投资者进行起诉，从而造成风险积聚。

3.商业银行向证券部门直接发放贷款。尽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对商业银行向证券部门的贷款比例进行了限制，但是商业银行可以绕过这种监管，向第三方贷款，并要求接受贷款方必须向商业银行证券部门或集团的证券公司子公司进行再贷款。

4.多元化金融集团功能选择的两难境地。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公司的主要功能就是推销证券，而商业银行则必须向客户提供公正的咨询。如果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证券业务具有了较紧密的利益关系，它就不能保证向客户提供公正的咨询。其结果可能是，尽管存在更为有利的投资项目，但是，商业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可能向客户推销它的证券部门或集团投资银行子公司所承销的证券。

5.通过银行证券部门承销新的证券弥补不良贷款损失。这种做法实际上属于债务重组的一种形式。当商业银行发放了一笔没有支持的贷款之后，为了避免贷款损失，商业银行可能会鼓励客户利用它的证券部门或集团证券公司子公司发行新的证券，从而使商业银行能够收回贷款，证券部门则获取手续费收入。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向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借款人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发行商业银行想要承销并向公众出售的证券，在此条件下，将发行收益用于归还贷款。这样商业银

行就可以将破产风险转嫁给外部的投资者。

6.金融集团内部各部门通过合谋从经济上锁定客户。由于多元化金融集团同时向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因此，在集团内部某一部门向客户提供某种类别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时，如果该客户同时需要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那么这一服务部门就可能通过经济锁定的形式，要求该客户购买集团其他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客户拒绝这种建议，该服务部门就可能以改变服务条款相威胁。例如，银行可以利用与企业 的借贷关系向客户搭配销售其他金融产品，以提高融资成本或通 过不再续定贷款限额，要挟企业购买它所承销的证券。7.证券部门将未售出的证券

打入商业银行的信托账户。当证券部门有一些低质量的证券未售出时，为了避免遭受重大损失，证券公司可能会寻求以适当的价格将这些不良证券配臵到集团的其他部门，比如商业银行的信托账户。由于银行对储蓄者的咨询顾问作用，银行也可能向客户推荐它所承销的证券，即使市场上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银行仍可能利用其所扮演的信托基金经理的角色，将其所承销的证券中未售出部分，“抛售”给它所管理的信托账户。

8.在一个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同时在集团非银行部门的董事会任职。如果存在这种情况，董事会内部所做出的有关商业银行业务或非银行业务的决策，就可能受到该商业银行董事长投票权的影响。

9.信息优势冲突。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由于商业银行和证券

公司掌握着众多客户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被集团内部其他部门所利用，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竞争。利益冲突也可能产生于“内部信息”，即商业银行可能以企业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利用在承销企业证券时了解到的机密信息，例如，直接或间接向企业的竞争对手公开这些信息等。商业银行向证券业务扩展所可能带来的部分利益冲突，如向信托

账户倾销证券、搭配交易或“内部信息”问题，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专业型金融机构中显现出来。即使商业银行不承销或包销证券，仍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10.不同金融业务机构的企业文化差异与利益冲突。多元化金融集团一方面追求业务多元化，另一方面又强调集团一体化，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多元化金融集团一般都拥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多种金融服务子公司，目的在于实现金融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但是这些子公司处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之下，要求不同的管理技能，需要保持各自

独特的文化。多元化金融集团所追求的协同效应，只有在上述业 务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互补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多元化金 融服务需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企业文化，但是多元化金融集团又 追求通过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以实现协同效应。

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管理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整体性的 方式来管理这种多元化文化，也就是要在防止公司“分离主义倾 向”与实现综合金融经营的协同效应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

11.经济势力的集中。多元化金融集团设有各种金融业务单位或子公司，同时还是企业融资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企业的控股股东。这种经济金融资源的高度集中，必然使金融监管者和市场竞争者担心出现势力集中和垄断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果金融业在寡头的控制下，难以保持市场的有效竞争，市场价格往往被大的金融寡头所主导，但是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尤其是网络金融的迅速发展，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化，金融业的进入门槛越来越低，甚至一些大型工业集团

和高科技网络公司都可以迅速进入金融服务业。金融业的竞争逐 步加剧，大型金融集团利用垄断地位兴风作浪的可能性减少了。12.网上综合金融服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网络综合金融服务是现代金融竞争的新热点，在金融集团提供网上金融服务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利益冲突。在传统服务与网上服务并存的时期，两种类型的服务机构为争取集团的投资，可能会产生竞争。网上金融服务的发展初期，投入规模大，但见效较慢，集团需要从其他部门的盈利中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入到新的网络金融部门。因为传统盈利部门要承受新业务活动可能带来的财务负担，因此可能引起这些部门的消极反应。此外在对传统分销网络依赖比较大的部门，网上渠道必然影响到传统销售渠道的利益，这些传统服务部门也可能做出一些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网上综合服务平台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在运营过程中会产生“搭便车行为”和“道德风险”。

三、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管控

(一)建立信息隔离墙制度、防火墙制度

纵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金融监管当局解决金融控股集团潜在风险和利益冲突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限制金融控股集团内部各业务单位之间某些信息的流动来控制和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这种信息的隔离措施被称为“信息隔离墙”。另一种是禁止组建全能银行（即由银行为核心建立的金融控股集团）以阻止利益冲突的产生，这种方法为美国1933 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所采用，核心内容是禁止银证跨业，史称该种制度为“格拉斯—斯蒂格尔墙”，也即“防火墙”。

1.“信息隔离墙”制度

“信息隔离墙”制度最早确立于美国的证券业中，英国在20世纪80 年代初引进“信息隔离墙”办法，并将之广泛运用于银行业，在英国1983 年颁行的《有执照交易商(业务行为)规则》中，将“信息隔离墙”定义为：“建立的一种安排，借以使从事某一部分业务的人所获信息，不被从事另一部分业务的人(直接或间接)所利用，从而使得各个业务部门的分开决策没有涉及业务上任何部分或任何人在该事情上可能持有的任何利益”。“信息隔离墙”制度是为防止滥用信息优势从而导致潜在利益冲突而设臵的，其本质是“一种把金融机构分成各个独立的部分，以避免敏感信息在各部门间相互流动的一种安排”。“ 信息隔离墙”的设立应考虑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首先，应确定存在信息泄露潜在危险的部门，其目的是为了创造影响这些部门报告实践的审慎政策和标准，不至于让所有的金融组织

和业务部门受制于这种信息隔离的管制。其次，需要制定一系列严格管制各部门间信息流动的准则和程序。这些准则通常是通过金融组织的雇员及相应部门在会议上的建议修订而成，一般包括接近计算机文件的规则、复制部门的报告或文件的规则、同组织不同部门间人事调动规则等。并且，这些准则常规定通过法律诉讼或经济惩罚的方法

来促使各金融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遵循上述规则。此外，应制订定 期监督制度，以确保上述准则确实得到遵守。监督行为应是随意 执行的，并且不事先通知所涉及的部门。通常，定期监督制度能 够促使各部门在实践中遵循上述审慎监管准则。2.“防火墙”制度

“防火墙”特指“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交易，特别是 信用交易”的措施。一般被用来泛指隔离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系列 措施，“格拉斯—斯蒂格尔防火墙”指的就是由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所确立的有关分离银行业、证券业的法律制度的统称。随着全能银行制度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针对银行跨业经营产生的弊端而设立的“防火墙”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各国金融当局设立的“防火墙”主要包括两个构成要素：一是法人防火墙——银行须通过“关联公司”(如银行控股公司、异业子公司等具有产权联系的公司，但须为独立的法人)兼营证券业务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服务。二是业务防火墙——在银行与经营证券业务的关联公司之间设立防止利

益冲突弊害发生的隔离措施。“防火墙”制度通过在全能银行内部 的银行部门与证券部门之间，在信息和人事交流、业务交往等方 面做出限制，以防止银行和证券业务间利润转移和互补而造成的 不良后果，从而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美国1999 年颁布 的针对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中，对以银行为核心 搭建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防火墙”作了比较具体的制度安排。《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已进入跨业经营时代，银行全能化已是大势所趋，其“防火墙”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主要内容包括：

（1）美联储可以随时要求银行控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向其提供财务状况报告、财务和运营风险的监督和控制制度、它们和同属一家银行控股公司的经营存款业务的分支机构之间的任何交易记录等。即使那些从业务内容上看不属于美联储监管的分支机构，若美联储有恰当的理由认为那些分支机构的经营会对同属一家银行控股公司的存款机构带来一定风险，美联储也可以要求那些分支机构提供上述相同的报告；另外，美联储可以进行现场稽核。

（2）对经营存款业务的分支机构和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分支机构在员工和具体操作上有严格的分离，对承销商、自营商和银行从经营的业务内容上又作了重新的界定。

（3）银行控股公司若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该

银行控股公司所有经营存款业务的分支机构必须有良好的资本充足率、良好的管理、在过去有满足区域信贷需要的良好记录等，并且在满足条件情况下已经向美联储申请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全能银行存在潜在利益冲突一直是反对采取全能银行模式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信息隔离墙”和分离金融业务的“防火墙”制度的确立，为有效解决全能银行的潜在利益冲突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所有防范和控制全能银行

潜在利益冲突的法律手段中，“两墙”制度是最为有效的，且监管

成本较低。尽管全能银行的利益冲突问题可通过诸如下列法律设 计予以减轻：要求银行在向其有股权投资的公司提供贷款时，事 先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银行披露书和客户同意书表明，政府存 款保险不包括客户的股权投资；要求银行的股权投资部门具有较 高资本要求的规定；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管要求，以保证只有具备 资格的专家才能允许其指导股权投资；银行若不遵守有关规定或 有过失，监管机构有权予以制裁的规定等。但上述规定往往导致 监管成本大幅提高。而“两墙”制度一旦建立，就成为全能银行 各业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这些规范不能任意更 改或破坏，否则将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种强制性、一次到位的法 律规定减少了其他法律监管手段的繁琐和高额成本，能比较有效 地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全能银行通过构筑“两墙”制度，能较有效地隔离内部各业务单位之间的风险，即通过法律隔离的手段来防

止风险在各业务单位之间的传染，从而达到防范和控制利益冲突的目的。1999 年以前的美国银行要从事全能化业务，必须通过银行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而如果要采取银行持股公司模式，为了防止证券公司(即银行持股公司的附属子公司)所致的任何损失影响其同胞银行

(sister bank)的健全，避免滥用利益冲突，必须在两者之间设立“防

火墙”。具体措施是：禁止银行向证券公司贷款；银行不得为了提

高证券公司所承销证券的变现性而向公司贷款或提供担保；银行 不得为了支持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证券的本息而向个人放贷，而且，证券公司不能在承销期或承销结束以后的30 日内向银行或信托账

户出售证券；银行和证券公司不得有董事或职员的连锁兼职；除 非客户同意，禁止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秘密交换信息；证券公司 不得由银行支持，也不能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等。这些限制 旨在确保银行与其证券公司所引致的风险在财务上分离开，确保 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功能除银行部门外不再扩张及证券公司。所以，“两墙”制度将全能银行不同业务单位的风险予以强制分离的方法是防止其利益冲突产生的有效法律手段。总之，在全能银行制度成为各国金融业主流的趋势下，设立“信息隔离墙”和“防火墙”以

防止利益冲突已成为各国金融立法的理性选择。但也应注意到，随着全能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两墙”制度在防范利益冲突方面仍有待改善。而且，“两墙”制度的设计也应特别注意力度，太强太厚的“两墙”会阻碍全能银行业务的开展，降低其效率；而太松太薄又会导致利益冲突无法防范。所以，根据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设计出适合本集团现实需要的“两墙”制度才是最佳选择。

(二)加强对金融关联交易风险管理，提高内控水平

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要充分认识金融关联交易的风险和危害性，应制定明确的金融关联交易的制度规范，纳入严格监管的视野下，要加强对巨额金融关联交易和重要金融关联交易业务的动态监察与申报管理，这对于维护整个金融市场和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所有金融控股集团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建立和完善公司重大关

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关联交易本身也有其积极性的一面，可以发挥不同金融企业的优势和资源的互补效应。这也是金融控股集团的优势之一，通过加强集团内部资源的整合协调，实现功能互补、交叉分销、合作联动，支持合理的金融关联交易的正常发生，以内部合力来

提高金融集团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大力推动金融控股集团建立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效应与金融关联交易的风险监管两者之间关系，加强对关联交易风险的监管，以确保金融合力的有效发挥。金融控股集团的建立，必然会加速金融关联交易的发生

规模

和频率，但金融关联交易有其合理性，不能以过去的成见来看待 和担忧金融关联交易，似乎金融关联交易就是内幕交易，动辄采 取怀疑和谴责的监管做法。重要的是健全和落实防火墙制度，加 强对金融关联交易的监管和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管理，将金 融关联交易控制在以促进资源共享和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与市场竞

争力为目的的基础上，而不是力图将风险向其他平台转嫁，同时 对银行向证券公司的融资行为要纳入更加透明化的操作机制下进

行管理。只要按照业务符合审慎性原则和合规性原则进行操作，比如建立授信额度、产品组合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制度，在明确各 自分工和操作流程情况下，在管理透明、控制有方的情况下，切 实建立和完善防火墙制度，完全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这一 组织模式的协同效应，并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带来 的风险和危害。

（作者单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经营部，博士后）

第三篇：管树森主任出席并致辞

净月国土分局举办第21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管树森主任出席并致辞

“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促节约、守红线、惠民生”的宣传主题拉开了2011年第二十一个全国“土地日”的序幕。今天，是第21个全国“土地日”，净月国土分局围绕今年的宣传主题，精心策划、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长春市政协副主席、净月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管树森出席活动并致辞。

管树森主任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十一五”以来，我局建设净月生态城的总体构想以及通过严格执行土地审批、积极盘活存量资产等有力措施，所形成的保障更加有力、调控更加有效、管理更加规范、改革更加深入的土地工作新局面。

管主任强调，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年。我们要把土地问题作为实现经济提档升级、创新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来抓，围绕全面建设国家级服务业综合改革示范区和长春市文化产业集中发展区这一目标，切实做到四个“优先”：

（一）优先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扩大供地力度。要全面发挥土地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充分利用2010年与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关于支持净月经济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备忘录》的有利契机，用好用足土地收储专项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比照工业用地供地等扶持政策，力争全年实现土地供给300公顷，有力保障项目园区建设用地以及产业落位需求，支撑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二）优先实施惠民工程，充分延展服务民生工作半径。要积极落实长春市民生工作计划下达的各项任务，在继续严格用地审（报）批程序，实施“阳光征地”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回迁居民安置、农村泥草房及棚户区改造等惠民工程，优先保障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力争到“十二五”末期，全面形成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民生稳定的土地工作格局。

（三）优先保障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坚守区域耕地保有红线。要充分认识到坚守净月耕地红线是维护区域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下一步，要在全区范围内积极开展耕地占补平衡工作，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有效措施，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达到项目用地和基本农田面积“增减挂钩”的动态平衡，确保净月区的耕地保有量稳定在16088.3公顷。

（四）优先实施“双约”，不断提升土地科学管理水平。要坚持节约土地、集约利用的“双约”工作方针，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手段，严格控制净月城乡建设用地总体规模；要充分发挥土地收储中心管理职能，深入挖掘区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潜力，盘活低质低效的土地资源，不断提高项目用地投资强度，全面推动节约土地、集约利用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第四篇：着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编

着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编

《

人民日报

》（2018年07月11日

版）

健全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 尚福林

为开好此次专题协商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组成调研组，深入山东、江苏、重庆开展实地调研。从调研情况看，仍有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提高的因素存在：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尚未全面形成、制度体系仍不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有待完善。委员们建议：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应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调研，既帮助企业解决共性问题，又宣传推广先进典型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企业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

健全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改革，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财税、金融、科研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完善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体系。加快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对外投资等新经济领域的法律供给；修订专利法、公司法等法律中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条文，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和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动力。

产业政策需进一步调整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 刘利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在促进产业发展、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政策工作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把促进公平竞争作为产业政策转型方向。产业政策应当鼓励市场公平竞争，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放宽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和良好竞争环境。

把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目标。产业政策应当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创新价值；优化技术研发的事先补助与事后激励方式，鼓励支持企业集中力量突破一批“短板”技术、装备和产品，加快新技术产业化；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用市场化的方式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协同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侵权惩罚力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把绿色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落后产能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严控新增产能；提高重点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制性标准，严格环保要求，推动清洁生产，切实降低能耗水耗；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和产品，提高质量标准，推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全国政协委员 陈志列

目前，我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和专利论文数量已处于世界前列，但总体来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成效与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促进应用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大型高科技行业领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引领作用，更有效地推进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将党和国家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在实体经济上，建议：

在国家支持的应用型和产业化科技项目立项、检查和验收的专家评审队伍中，增加高科技领军企业中既有成功的产业化经验、又有丰富的市场和技术背景的专家。在这几个关键环节都强化项目可产业化的定位和评审，通盘考虑项目系统在上下游企业协作实施中的标准化、兼容性和可靠性。

建议国家支持应用型科研项目和产业化的经费，更多投向高科技领军企业，真正把国家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钱花在“刀刃上”。

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上，多向高科技领军企业倾斜。真正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率、创新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和利润等指标作为评奖的重要指标之一。

完善核心技术激励政策

全国政协常委 杨伟民

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除束缚，我们才能突破核心技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此建议：

遵循科技研发规律。在快速进步的技术领域，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需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尤其是发挥企业家精神，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

培植激励创新土壤。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建议在修改专利法时予以明确。在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对研发投入大的产业，也不能以企业的短期盈利论英雄，要形成激励创新的金融生态，研究设立科技银行，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投资损失可以用于抵扣其他领域的收益。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实行激励创始人的制度，建议修改公司法，允许创新型、高频试错的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制度，给创始人更多投票权。

有针对性地制定突破核心技术的激励政策。培育创新企业；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市场化方向，政府的研发资金直接给到企业并保持支持力度，资金使用由企业自主决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金由企业在市场募集。

防止政策失误和失效

全国政协委员 宋 鑫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密集调整和出台了不少法规政策，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实体经济，推进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调研深度不够，导致出台的政策脱离实际；执行政策简单粗暴“一刀切”；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政策执行梗阻和政策失效等。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消除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为此建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实行政府部门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行业协会、企业意见，避免信息失真导致的政策失误。

出台政策时，要配套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基准，规定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和幅度，还必须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督。

在政策执行中，要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加强政策绩效评估，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使其更加完备、管用。

税费制度的出台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问题，同时应有政策执行的缓冲期。

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 夏德仁

老工业基地集聚了一批“大国重器”和传统制造业企业，这些优质存量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砝码。改造提升这些传统动能，对加快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至关重要，为此建议：

精准施策，对老工业基地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对行业发展前景好、具有先进技术和品牌基础的重点企业出现的临时性、突发性资金需求，建议银行机构不抽贷、不断贷，并给予展期、续贷等保持流动性的信贷政策支持。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制造业企业采取特殊性政策支持其债转股，并优先支持其上市发展。对能够列入“国家队”的地方装备制造业企业，由国家层面投资公司和产业基金进行投资，并从财政、金融、人才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

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央地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由国家出台旨在鼓励央地企业融合的专门政策，扩大在老工业基地的央企二三级公司的自主权，推动央企和地方共同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开展央地企业融合试点，推动石化、装备制造等央企与地方企业围绕产业链融合发展，共同在产业链下游布局并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调整央企税费分成政策，增加央企所得税地方留成，增强老工业基地提升传统制造业的资金实力。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

全国政协常委 朱永新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技能劳动者短缺、技能水平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已经成为困扰制造业发展的三大难题。建议：

将市场竞争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市场信息调节职业教育的供求。鼓励职业学校与市场化职业培训机构合作，提高课程质量以及与市场需求的相关性。通过国际合作、行业合作或与国内领军企业合作，引入认可度高的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和考试，帮助职业教育毕业生实现社会流动，并使其掌握的技能能够沉淀在制造业企业中。

制定更开放合理的办学资质规定。鼓励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独立举办职业院校，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举办混合所有制学校或相关专业，探索公立职业院校民营化转制。设立企业参与实习实训准入制度。

制定更有效的企业激励性政策。对积极参与员工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培训经费税前扣除、教育费附加返还，或其他财政补贴（补偿）政策。在科技项目立项、成果评定时将企业参与技能教育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对高技术和高学历职业教育毕业生聚集的企业，给予城镇入户名额奖励，帮助企业降低员工的流动性，形成技能的积累。

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 王一鸣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层次、高技术、高技能人才成为城市和区域间竞争新的核心生产要素，在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迫切要求加强政策引导，切实提高人才资源配置质量和效率。建议：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提高地方引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整合多头人才引进计划和项目，提升引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着力优化用人环境。依托创新创业平台聚集人才，促进引进人才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使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改革，让创新人才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配套设施，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之与引进人才规模相适应。

开发建设人才数据库，加强人才信息实时监测，识别各类人才的流向和空间、行业配置，以及主要区域和中心城市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缺口，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才提供依据。

提高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 钱颖一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创新，而创新最关键的要素是创新型人才。我在高校基层一线从事教育管理和改革工作中发现，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较少。为了提高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建议：

在知识层面，鼓励学生跨学科、跨领域掌握知识。学生学习知识，不仅要记住“知识点”，更要对不同学科的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建议教育部门允许研究生跨学科修双学位，以利于培养复合型的创新人才。

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为此，大学要创造宽松、宽容、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当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各种考核越来越量化。虽然这便于操作和管理，但是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机制明显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应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的追求。目前学科评估已经成为高校的指挥棒，容易导致追求短期成果。学科评估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对办学是有帮助的，但是目前的学科排名方式不利于大学的多元发展、有机发展和长远发展，应该改变。

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 王建沂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不仅需要“请进来”，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高层次人才，也需要“走出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实践来看，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是引导企业“走出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目前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仍存在缺乏统一顶层设计规划，行业发展分散化、碎片化，融资难等问题。

强化顶层设计，实现重点突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既要整体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建议在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研究制定园区建设和提质升级的策略路径。

创新发展模式，提升集聚效应。在园区建设上，建议由单一企业主导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园区+商会”的新形态，成立联合管委会，探索建立政府间、联合管委会、园区开发公司三级的沟通、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商协会作用，支持有条件的行业组织在投资国建立中国商会，引导企业评估和防范在境外投资的市场风险。

加强金融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遵循宏观外汇政策的前提下，完善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业务模式和风控机制，对园区合理资金需求给予有效满足。

推动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全国政协常委 李稻葵

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即新企业进入快，低效企业退出也要快，否则将导致供给质量低下。如何推动低效企业的快速退出始终是个难题。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中低效企业（包括“僵尸企业”）数量多，涉及的债务水平高，退出的进度慢。根据调研，提出以下建议：

在中央层面成立企业退出基金。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给地方政府，专门用于安置企业退出过程中职工的工资、福利、安置，鼓励地方政府直接推动低效企业的退出。

正面激励商业银行。要求它们每年处置一定比例的不良资产，不是以新增贷款的方式把不良贷款重新化为正常，而是真正的重组或者破产。建议银保监会直接对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量进行考核，灵活处理相关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考核。

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建议对不良贷款历史上的互保条约原则上消除，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

树立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退出案例典型。由银保监、法院、地方政府协同商业银行，认真处置若干案例，树立典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深化新三板市场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 肖 钢

新三板市场是继沪深交易所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定位于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具备进一步加快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为此建议：

进一步优化现行基础层和创新层，规范企业股份制改造，强化信息披露，积累商业信用。增设公开发行层，允许在创新层挂牌满一年以上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这些企业应当具备新经济特征，科技研发力度大，拥有自己的专利。

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股票发行审核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承担把关责任，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监管部门取消对发行价格、发行节奏的行政管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形成市场主导、责任到位、披露为本、预期明确、监管有力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

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可分为自愿退市和强制退市。制定具体、多样的退市标准，增强透明度和约束力。防范和纠正各方面利用各种资源的“保壳”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实行强制退市。

推动发展现代供应链

全国政协委员 刘强东

现代供应链能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在传统供应链向现代供应链转型升级过程中，主要面临供应链资源缺乏统筹协调，标准化程度不高；供应链网络化、智能化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建议：

加强供应链统筹规划和标准化建设。建议在国家层面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国家、地方、行业层面的现代供应链基础设施及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定产品、数据、接口、交易等关键基础性标准，完善无人运输设备、智能仓储设施等领域的行业标准，推动行业间标准的兼容，支持有实力的供应链服务企业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促进供应链资源协同共享。

加快发展智慧供应链。建议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供应链融合应用，鼓励发展具有开放、协同效应的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利用智慧供应链实现优化生产、加快周转、精准营销和决策管理。

加强城市智慧物流规划。建议以城市为单位形成智慧物流发展的规划，以及相应的城市管理制度安排。鼓励和支持利用新技术对传统物流与供应链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在规划、用地等方面优先考虑适应现代供应链发展所需的智慧物流基础设施。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业强国

全国政协委员 苏 波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目前，我国制造业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建设、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航空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农业机械、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与国外先进水平均有较大差距；工业控制系统、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如集成电路芯片、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工业基础技术及基础软硬件等瓶颈突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依赖国外。为此建议：

协调推进战略任务落实和重大工程建设。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各项重大任务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促进各部门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建立稳定工作体系和机制。

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要支持和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及大学等市场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集中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完成一批标志性工程，以不断提升的创新体系和能力促进高新技术突破。

在扩大开放、国际合作中向高端技术迈进。在加强自主发展的同时，要坚持扩大开放，推动开放式创新、协作式创新，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支持国内外企业、研究机构和行业组织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高技术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不断推动我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

解决民企降本增效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 袁亚非

民营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力军，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目前民营企业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较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

金融管控要控制好力度和节奏。调控应更讲究科学性，并控制好力度和节奏。“去杠杆”不能“一刀切”。要重点明确、指向清晰，让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投入到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创新型经济上来。

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促进企业降本增效。希望能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从而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降低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不同类型进行调整；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出台更多增值税抵扣政策，比如企业工资和社保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越高，增值税抵扣比例越高，企业研发人员工资增值部分可在增值税前抵扣等。

支持民办营利性机构发展，增加多元化、差异化社会服务供给。建议对民办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的设置审批一视同仁，让民营企业在进入医疗、养老等行业时可以自主选择营利或非营利性质，以满足民众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医疗养老服务需求。政府相关部门则进一步简政放权，做好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

优先降低五大基础性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 刘世锦

发展实体经济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一个基本的要求是降低成本。其中更重要、更紧迫同时也更具可行性的，是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些成本之所以被称为基础性成本，是因为它们在实体经济成本的构成中具有普遍、直接、比重高的特点，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影响很大。为此建议：

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扩大地方炼厂、民营石油企业的业务范围，以上海石油交易中心为通道，创造条件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国际企业直接参与国内市场竞争、国内企业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

在电力行业，在发电和配电侧普遍引入竞争，输电环节在加强监管、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电网之间的成本，引入一定程度竞争。

在金融领域，在改进和加强监管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放宽准入，重点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实质性提高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浙江宁波等地的经验表明，民营银行利用熟悉本地情况的信息优势和较高的专业化水准，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

第五篇：91金融CEO许泽玮出席全国政协财经智库沙龙并发言范文

91金融CEO许泽玮出席全国政协财经智库沙龙并发言

图左二为：91金融CEO，许泽玮

91金融创始人、CEO许泽玮应邀出席由人民政协报社、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民建北京市委员主办，于全国政协大礼堂金厅举行的“解构互联网金融”财经智库沙龙，并于前排就坐，就相关议题代表互联网金融行业发言。

与会嘉宾包括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宋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北京市委主委王永庆等百余名委员及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包含京东，91金融等优秀民建会员企业。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仿佛一夜之间，余额宝、P2P信贷、第三方支付、金融机构线上平台、微信红包等各类模式推陈出新。2014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不仅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央行更表示年内将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条例。

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也受到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全国两会期间共提交提案26件。赞誉与争议一直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增长，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有人认为只是互联网企业的忽悠手段;有人提出新生事物应该静观其变，有人建议适度监管才能促其良性发展。

本次“解构互联网金融”财经智库沙龙汇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健康力量，围绕互联网金融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如何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互联网金融是什么?颠覆者VS补充者。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颠覆能力是毋容置疑的，淘宝颠覆了人们购物的习惯，微信颠覆了人们沟通的方式，而互联网如今渗透到了金融领域，对金融行业而言仅仅是传统渠道的补缺而已，还是会借技术的优势成为未来金融的主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协会秘书长徐晓兰带来了今年4月致公党中央进行的互联网金融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互联网金融呈现出持续快速扩张态势。截至今年一季度，余额宝总规模达到5412.75亿元。P2P平台（即以互联网作为平台撮合借款人和个人投资者之间的交易）从2011年的30家左右发展到2013年的近500家。

伴随而来的是互联网金融风险也在集聚，近来P2P借贷平台快速生长，“跑路”事件频发。据一项最新统计，2012年前，P2P借贷平台倒闭总数量约为20家，而2013年问题平台的数量激增到70家左右。业内人士称，2014年行业风险会继续增加，问题平台数量将有可能再创新高。

许泽玮认为，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独特性以及客户群体和业务量，决定了它们只可能被改造,不可能被颠覆。互联网金融一定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不可能突破传统的金融体系做创新，只能在整个互联网金融监管大框架下做局部微创新。局部创新的重要方向是产品方向，而91金融从渠道方向逐渐向产品方向发展。

91金融与传统金融是高度的合作共赢关系，和合作伙伴之间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通过91金融，银行能以高效的方式获得用户，提升业绩。同时对于银行贷款来说，他有很多优质债权，通过91金融的平台性业务可以把这些债权销售出去，这个过程中双方已经建立了良性的互动。

未来，银行无法提供的服务，或者银行没有精力，没有能力提供的服务由91金融来做，包括对企业，对数据，对信用征信体系，对用户前期的需求，包含用户的流量导入、渠道业务等。

互联网金融干什么?服务穷人VS服务富人。

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是正规金融机构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现代信息技术大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获得了高质的金融服务。有人表示，中国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服务20%的高端客户，互联网金融服务其余80%的普通客户，把他们服务好，中国经济巨大的潜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刘明康说，“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利益考虑，有两个颠覆性力量，我觉得我们准备不够。”

他说，第一个就是智能化工业生产加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它给我们带来的颠覆性力量是很大的，必须去面对它，不能有偏见；第二就是地缘政治冲突成为最近几年中重大的颠覆性力量。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引发油价上升、通货膨胀、粮价上升和天灾人祸合并，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许泽玮看来，中国金融市场极度不开放，不透明，信息严重不对称，穷人和中小企业没有办法像富人那样平等的获得高质量金融服务。

“91金融要解决这个问题，打破现有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的享有社会财富和资源。”许泽玮说。

91金融未来的愿景，那就是通过互联网金融创新，不断完善人与金融、货币之间的关系，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互联网金融怎么干?模式创新VS风险防范。

一方面，不断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对扩大金融供给、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余额宝等“钱生钱”模式对实体经济发展好处不大，P2P平台接连曝出跑路、倒闭事件等也广招诟病。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成为关键。

刘明康认为，互联网金融问题有几个观点需要明确：零距离、低成本和价值创造。什么时候做供应链的（做金融服务就是资金供应链）与客户实现零距离，什么时候就能成功。互联网金融今天搞得风声水起，但也可能明天忘了这一点（低成本），到时候公司治理会发生变化。

“但互联网金融自己不要忘了，零距离、低成本、丰体验、增加值是你的“圣经”。所以我们第一个调研题目是互联网金融如何干才能干到其应有之意。”刘明康说，对于互联网金融，喜欢不喜欢都来了，必须支持。就看怎么干，怎么才能干好，“我不认为谁做P2P都能搞好，所以如何干很值得研究。”

许泽玮介绍，91金融在三个方面进行模式创新，一是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专注后端服务，91金融的做法是与传统金融机构比如银行进行深度合作，互联网金融这五个字，91金融偏重于后面的金融二字，我们专注于后端服务，帮助银行打通线上渠道，一起设计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二是设计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创新产品，91金融超市的互联网属性、大量用户数据积累和精准分析背后，实际上能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需求，联合银行在金融产品设计上做更多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创新产品，这本身实际上是对银行更深层次产品研发创新的巨大带动。

三是打造金融生态系统，满足用户多重需求，针对这种个性化、多元化、全方位的用户需求，91金融从金融产品导购平台逐渐向综合型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转变，致力于打造一个金融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B端、C端，业务范围覆盖贷款、理财、投资、保险，通过和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的对接与合作，开发各种创新性产品，满足大量个人和小微企业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和复合型需求，最终目的是实现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

互联网金融谁来干?外行VS内行。

有人主张，金融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行业，以往最主要的主力军是银行，包括一些金融机构，现在如果大量外行涌进来，可能会积累巨大风险。有人认为，其实很多行业的创新都是外行进来才引发的。金融行业也需要搅局者，更需要那些外行的人进来进行变革。金融是为外行人服务的，不是自己圈里自娱自乐、自己赚钱的。

许泽玮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要及时、便利、高效、精准适配的个性化服务传统金融机构因为自身的局限或者惰性，并没有太强动力及时跟随用户的新需求进行创新和转变。互联网金融公司则可以从中获得创新的空间和机会

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在金融监管框架下做局部创新，不断跟金融机构紧紧地站在一起，做他们的前台，帮他们做服务。

许泽玮介绍，91金融从成立到现在只有2年多时间，现在正在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生态体系，通过在线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导购平台91金融超市，面向中小企业理财服务的91增值宝，打通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互联网直接理财平台91旺财，共同形成基于海量金融用户数据的金融云，服务所有的金融消费人群，通过互联网改变现有的金融服务格局。帮助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中小企业，以及无数传统金融机构，更加便捷，高效的实现金融交易。

“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需求。两年来，我们的平台一共服务了超过两百万中国用户，创造了接近1000亿元的交易量。已经成为中国第一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许泽玮表示，这个过程91金融以及整个团队也在不断学习和进化，使得91金融有可能超越同行业者，从一个互联网公司，向一个创新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方向发展。

互联网金融如何管?跨界发展VS分业监管。

目前，互联网金融简直就是“天使的代表”，创新、普惠、极致、跨界、体验、简约等褒义词解读到极致，而一谈监管那就是保护垄断、压抑创新、观念落后的代名词。其实，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足成为限制其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互联网金融是跨界的产物，在中国当前分业监管的现状下，过去的政策、监管、调控等各个方面都难以完全适应，如何秉承互联网精神进行科学监管需要各方理性探讨。

而对于时下争论较多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刘明康认为，“互联网金融要管，但是不是跟银行一样管？我不赞成。交给谁管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但是都不能用旧瓶子来装新酒。”他说，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可以自己管理，通过自律和行业协会来管理。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因为市场都会有“黑天鹅“现象，都追逐利益，都会失灵。

“现在很可怕的是准备拿一个旧瓶子来装新酒。业界也很糟糕，准备拿新瓶子装旧酒，穿一个新的马甲，里面并没有价值创新，没有给客户带来价值创造，也没有丰富客户体验，低成本根本没有实现。这不行。”刘明康说，目前，所谓新瓶装旧酒、旧瓶装新酒都出现了，这样非失败不可。他分析说，如何管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牵扯到法规的建设。法制最重要的是注重内涵，内涵就是保护守法者、严惩违法者，使法律有可预见性，每个人都知道法是什么东西，知道怎么做是违法、违规的，知道违法违规的成本是多少，要明晰到这个程度。

刘明康认为，不管怎样，要充分认识、满怀热情地拥抱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同时必须科学地按照客观规律来指导这项工作，从业界和政府监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刘明康透露，即将开展的互联网金融课题调研，将改变作风，走到哪儿都上网，每走一个点，业界说了什么，调研人员问了什么，还留有什么问题，都会公开，公众可在网上实时和调研组取得联系，提出看法和补充意见。调研回来后将公布调研成果。

宋海认为，应该通过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和规则，构建多层次的、务实的、开放包容的、符合现代社会或者符合互联网金融生存和发展的监管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协调机制等等政策措施，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速度快，监管方面怎么适应创新的步伐？徐晓兰认为，以规范市场和规范风险的预防性监管为主。明确不同业态的业务监管主体，将互联网金融纳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实现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主体自治三者有机结合。“我们希望多个监管领域要相互协调和信息共享，鼓励、扶持互联网金融既有金融体系尚未覆盖的薄弱环节。同时也制定互联网金融有关行业的技术标准，进行行业准入管理和动态分级管理。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徐晓兰说。

许泽玮认为，从总的行业发展来讲，监管是必须的，任何一个社交金融服务都应该是被监管的。就像91金融，我们有一个信息金融服务的体制，我们才做金融信息服务，在过往互联网金融也是刚刚开始，监管层一直是处于观察的态度，但是非常包容，鼓励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出具体的政策。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希望被监管，监管层出政策对于整个行业，尤其是这个行业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愿意合规经营的企业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愿意跟监管层保持非常好的沟通，来提出我们行业建议和想法。

许泽玮同时也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也正面临行业规范层面的界定。比如如何界定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程序如何规范，风险防范机制如何明确，怎样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发展的路径何在，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监管层要尽快入场，制定游戏规则。

据悉，“财经智库沙龙”是由人民政协报社发起并主办的开放性议政沟通平台，依托全国政协、统战、党派、委员的强大智囊优势，持续言谈重大经济政策和经济热点问题，强调政府、学界、业界、媒体和议政机构之间的无边界交流，突显人民政协的第三方独立、客观、公正立场，以达成从沙龙话题→社会热点→大众舆论→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这样的扩散效果，从而对社会共识和经济决策两方面产生潜在的和实际的影响。

部分历次出席嘉宾包括厉以宁、李毅中、彭小枫、石军、辜胜阻、褚平、王永庆、庄聪生、王计、曹鸿鸣等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