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眼中的宪法
我眼中的中国宪
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宪法以其神圣的地位和面孔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的心中，树立了至高无上的尊严。但是宪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其根本宗旨该如何定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眼中也有一部宪法。
我心中的中国宪法
1、宪法的权威性。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整个国家和人民必须遵守的最高蓝本。应该建立其在一个国家和人民心中的至高权威，一旦制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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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意修改。只有启动极其严格的法律程序才能对其制定、修改和解释，从而保证宪法的神圣和权威性。朝令夕改、频繁修改的宪法从来不能给国家和社会稳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保障。最为明显的例子不过是法国了，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短短的169年的时间里，先后颁布了14部宪法，平均每十一年时间就修改或制定一部宪法，创下人类历史之最。而在这一百多年也是法兰西民族命运多舛、动荡不安的时期，期间法国政治风云多变，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变化，政治形式多次变更，总共经历了两次封建王朝复辟，两次帝制和五次共和。相比而言，1958年以来，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趋于稳定，虽然先后修改了六次，但并没有大动干戈，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细节上修改使之更加完善，而此时的法国社会也一直趋于稳定，可以说刚性的第五共和国宪法给法兰西民族带来了长久的社会和平和繁荣。
2、宪法的限制作用。宪法之所以可以给国家制度带来根本意义上的保障，确立国家最高权力运行的结构和主要原则，是因为宪法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分权原则，建立完善的国家制度。一提到宪法，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宪政，宪政也应是“限政”。法律高于一切，法治是政府治国之本，政府的一切权利都应该来源于宪法的授权。除依法治国之外，宪法的还需要分权，这个分权不仅仅是行政、司法和立法的简单的分离，关键是如何设置国家机构使其处于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最佳平衡状态。我国宪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但前提是必须是在合理而民主的宪政框架内建立下的分权体制，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都是宪法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
3、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人权宣言》中提到：凡分权未确立和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宪法功能除了“限政”，另一层关键含义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列宁曾经说过，“宪法是写着人民权利的一张纸”，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宪法指向的应该是一套价值体系，其本质应该是对人尊严和价值的强调，对理性的神圣肯定。没有人权的保障，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了全面而广
泛的规定，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是权利的证明书，也是权利的“护身符”。公民的权利通过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才不至于被公共权力所侵犯，即便遭受侵犯，也可以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使之得以恢复和整合。
4、司法化的宪法。若要使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切实落到实处，使宪法实现其作为“人权宣言”的价值，就必须实现宪法司法化。只有宪法司法化，在公民权利遭到侵犯时，才能拿起宪法作为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利，否则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只能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宪法的可诉性不但不会损害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反而能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公民维护其基本权利的利器，从而使宪法的基本理念在人们的心中得到彻底有效贯彻。宪法可诉性只是宪法司法化的一方面，宪法司法化应该包含三层含义：宪法司法化首先是宪法作为法院审理争端的依据，即宪法在司法裁判中具有最高、最直接的法律效力。其次，当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侵害，其他法律救济手段被用尽的情况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终极的、不可剥夺的救济渠道，即宪法可诉。第三，宪法司法化还应该确定违宪审查制度，即特定机关可以裁决宪法性纠纷。
目前我国宪法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1、以“政策性修宪”作为我国宪法修改的的主导模式
我国现行的修宪模式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政策推进型”，而不是“宪法主导型”的宪法演变方式，利用政策手段推进社会转型，等条件成熟了再根据政策对宪法进行修改。
以政策性修宪作为一种单一的修宪模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宪法不同于政党纲领，它不是“宣言书”也不是“政策性文件”，只能对涉及一个国家根本事项的问题作出规定。在“政策性修宪”模式下，宪法规定了大量的政策，进行频繁修改的往往是宪法中关于政策的规定，这样就很难从宪法目的出发进行制度建设。同时，一国的宪法需要保持稳定性，它是宪法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权威赖以建立的基础。因此，许多国家通常不愿轻易动用修宪程序来满足社会变革
合法性、合宪性的要求。在我国现行修宪模式下，一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得过细过密，充斥了大量政策性规定；另一方面，我国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剧烈，相应的政策就极具有变易性，所以，宪法的稳定很难保障。
2、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还有缺失
现行宪法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制定的，对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界定缺乏周密性，具有时代的局限性。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并没有被列入宪法之中，历次修宪着重于宏观体制建构，并不直接关注微观的公民权利体系变迁。而且，我国缺乏成熟的宪法解释学，也没有宪法司法化判例实践，不能及时、审慎地回应社会的权利需求，致使公民权利体系处于相对不完备状态。权利普遍性原则、生命权、生活方式选择权、出入境自由权、迁徙自由权、担任公共职务权、救济权等等，宪法没有或较少提及。
我国的各种制定法在立法事项和规范等级效力上没有体现出严格秩序性，大量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借助法律、法规、规章甚至“红头文件”进行首次界定和实施保护的。制定法不应该初始性地确定和固定什么是或者不是“基本权利”，由非宪法性规范界定基本权利，会使“基本权利”丧失固有尊严，架空宪法的权威性。基本权利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其判断标准仰赖于抽象人权法的理性思辨以及习惯法的支持、比较法的域外影响。我国国籍法、出入境管理法、公安部户籍放松规章、诉讼法等分别首次确认了某种权利，很难说它们不是基本权利。
3、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中国当前的现状也需要将宪法司法化提上日程，但具体采取哪种模式，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而且从现实看来，还面临重重困难。现行宪法中存在一些瑕疵和漏洞。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规范性、抽象性的特点，它体现的只是法律的基本理念和精神，而不涉及到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不具有操作价值，不能作为裁判性规范。“刑法的味道是苦的，民法的味道是酸的，而宪法的味道是甜的”。宪法的弱制裁性也是宪法司法化的重大障碍。因为宪法规定的大部分内容都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违反也无法制裁它。
我国司法权的非独立性也对宪法司法化造成了困境。宪法的司法化是公民防
止国家权力未经法定正当程序而对其合法权利造成损害的有效手段。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侵害公民正当权益的行政机关给予指责或制裁。但在我国，不像一些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机关要真正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制裁，还有一定的困难。这就涉及到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如何保持制衡。
宪法是一种无尽的语言，但不论何种语言，其根本宗旨都旨在以其至高权威建立有限政府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自由而不懈努力，从而使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能得到切实地实现。虽然目前的宪法还有瑕疵之处，离其根本宗旨的实现还有很远的道路要去探索，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心中、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我国宪法在未来的一天都会得到实现。
第二篇：我眼中农信社
我眼中农村信用社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已在信达分社锻炼了35天，这35天里，每一刻都有对农信社有更深的感悟，每一天都有新的成长。在各位领导及同事的关心帮助下，我探索着，努力着，感恩着，逐渐成长。现在的我越来越为自己身为一名农村信用社人感到骄傲！
考上农村信用社之前，我心中的农村信用社有一丝神秘，有一些期盼，更对在农信社工作的人充满羡慕。后来我了解到，农村信用社其职能始终是服务农民，经过60多年发展历程，从服务农民到服务农业、服务农村，“三农”成为农村信用社发展壮大的根基，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60年的激情岁月里，浓缩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探索进程，记录了合作金融成长的艰难蜕变，透视着中国“三农”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农信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怎能让我对在这里工作不充满向往！
现在我幸运的成为了农村信用社中的一员，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我们的营业网点装修的明亮整洁，我们的办公环境优越舒心，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为我们带来储蓄存款的节节攀升。忘不了，我们新员工入职时培训的新鲜感；忘不了，-1-
拥有自己第一张金燕卡时的激动；更忘不了，在实习期间各位领导和同事对我工作学习上孜孜不倦的指导和帮助。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这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不断的吸收着新知识，迎接着新挑战，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实习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农信社的生机活力，目睹了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给农信社带来的巨大变化，对自身的责任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相信，如果愿意承担成长的责任，那么就会获得成长的收益;如果竭尽自己的才能，那么就会得到进步的机会。织网是为了多捕鱼；磨刀是为了多砍柴；播种是为了多收获；希望的种子决定了我，要用最努力的行为和最积极的态度，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尽心尽力。这是我们每一个新入职员工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工作中，我不断的告诫自己：与金钱打交道，对于贪心的人来说其险无比；与金钱打交道，对于无私心的人来说，却可以陶冶更高尚的情操。在工作中我始终谨慎小心，因为只要一个微小疏忽，就可能给客户带来很大的麻烦，只要一个微小失误，就可能给信用社带来巨大的损失。每当遇到工作难题时,是同事们帮我答疑释惑；每当工作上犯错误时,又是同事们对我教育启发；当我心情失落时,是同事们给我鼓舞；当我骄傲时,又是同事们提醒我以谦虚。我周围的农信
人正用他们的模范行为和高尚精神，为我树立了学习和工作的标杆！一路走来一路欢喜！能在这样一个团结互助、相互鼓励的环境中工作，我感到自己很幸运。感谢这个大家庭，为我提供学习的动力，使我不断成熟进步，在以后的道路上，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会执着坚定地一路前行。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2014年我在农村信用社种下了希望的种子,我将用一生的勤奋去浇灌！
如果说农村信用社好比一艘前进的大船，目标任务是船头，它决定着船前进的方向;信用社的各项业务是船身，它是农村信用社的主要构成部分;员工的素质以及绩效考核的办法是船桨，它决定着船行进的速度！工厂企业在进行产业升级，急需资金支持时，出现了我们农村信用社人的身影，我们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涂上一抹亮丽的色彩；我们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为农民兄弟搭起了一座通往幸福与富裕的桥梁，我们宣传着信用社的新政策、新业务，不仅是送去了资金，更是送去了生活的希望与美好，我们不仅是在锦上添花，更多的时候是在雪中送炭！
我们面临着农行的重返、邮政银行和各种村镇银行、民间借贷与我们争夺市场，要怎样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长壮大？我们不能畏畏缩缩，瞻前顾后。因为雄鹰是在风雨中练
就坚实的翅膀，梅花只在严寒中绽放扑鼻的芬芳。我们将在竞争中学会生存，在逆境中谱写人生的乐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工作中，坚持多一点坚韧，少一点浮漂；多一点勤奋，少一点机巧；选择农村信用社，便以农村信用社为家，敬业爱岗、开拓进取，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更美好的明天！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滴水穿石；不求闻达于世，只求无愧于心。也许我并不能做到完美，也许并不能做到优秀，但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做！我会用点点滴滴的奉献为农村信用社和祖国的“三农”建设发展添砖加瓦。我坚信，我们追求的不是艺术，而是为民服务的理念；追求的不是荣耀，而是默默奉献的精神；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热爱事业的豪情；追求的不是地位，而是农信事业的永恒！
今生与农信社相伴，一路携手同行！我无怨无悔！
第三篇：我看《比较宪法》
我看《比较宪法》
《比较宪法》一书由武汉大学前校长王世杰先生于1927年编纂出版，开创了中国研究比较宪法学的开端，此后在30和40年代掀起了比较宪法学研究的热潮,并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造诣的著作。本人选此书一览，一则是丰富自己《宪法》专业课的知识，二则有感于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艰难与潜力并存。
王世杰其人
王世杰，生于1891年，卒于1981年，字雪艇，湖北崇阳人；先后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退往台湾后，担任了一些虚职，潜心研究古画，著成《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
王世杰先生在幼年到武昌读小学的时候巧遇在鄂兴办实业的地方大员张之洞，张问“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王答“为人杰，为尧舜。”张之洞惊奇之，并录取他进入其所兴办的小学就读。可见，王先生从小立志成为一名杰出人士，拥有一番作为，而他也就是这么去践行的。
先生深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倡导的民主思想的影响，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放弃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学习，回鄂参加革命，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任务。王先生的经历说明，晚清政府倡导的新政，培养的新式人才，正是为自己的覆亡充当了掘墓人——历史何其地讽刺。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进行独裁统治，推翻临时约法，引起了南方革命党人的相当不满和愤慨，遂爆发二次革命。先生基于对民主政治的渴求，毅然决然参加讨袁运动。由于革命党人与袁氏实力相差悬殊，二次革命失败。先生决定到西方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于是漂洋过海，求学海外。他在英国获得政治经济学士后，又赴法国攻读法学博士，可以说先生在海外多年研习各国法律制度颇有造诣，深谙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劣长短，为《比较宪法》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回国后担任了北大的教授，并于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现代评论》，为传播马列主义、鼓吹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倡导新政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对《比较宪法》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比较宪法》中，他没有基于他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而对共产党嗤之以鼻，也颇为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国民政府党政不分以及蒋介石专制独裁式的制定法律迎合政治需要表达了不满。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都是王主持制订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改的。这足以见王先生在民国时期的法律界的学术地位、国立武汉大学是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是其毕生之心血。在任内，他不仅开明办学，治校有方，全国各地名流纷纷报名应聘其麾下，而且章法有度，纪律严明，深得蒋介石的好感。创建武大，发展武大，王世杰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他本人认为，武大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以至他在台岛临终的遗嘱中对子女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先前的从政生涯早以厌倦，而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却始终倾注着无限的深情和厚意。
如果说先生的政治生涯有何污点的话，那么1945年他以外交部长身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实在是有违先生个人之本意而为历史之不齿，为人民之唾弃。当然，他也是受蒋介石的授意而做出的不由衷之举。居其位而未能谋其政真的是先生的悲哀！
《比较宪法》概述
全书共为六编，分别是第一编《绪论》，第二编《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三编《公民团体》，第四编《国家机关及其职权》，第五编《宪法的修改》，第六编《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在内容上，本书探讨了宪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范以及实施，应该是比较全面具体的；在体例上，本书采取的是
编、章、节、目的形式分说，应该是相对科学严谨的。
“绪论”论
在《绪论》中，作者探讨了宪法的概念和国家的概念。在“宪法的概念”中，作者将宪法的特性分为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宪法形式上的特性，即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的修改异于普通法律。作者认为的宪法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只是任何普通法律的内容不得与宪法发生抵触，否则即是违宪。我认为，作者过于简单地归纳了宪法形式上的特性，不只是宪法要有异于普通法律的内容；宪法的制定、修改都要异于普通法律，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都不得违犯宪法，都应归于宪法形式上的特性。
宪法实质上的特性即内容上的特性在于规定国家根本的组织，作者将它归于三点：
一、规定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二、规定国家最重要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三、规定宪法的修改——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在这三点上都有规定。我认为他所归纳的毕竟缺乏一点，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宪法制定者必须要关注和协调的，并确立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如美国宪法所确立的联邦制——地方分权模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为主，结合地方分权的模式。而宪法在规定国家根本的组织时是必须对中央、地方关系作出某种抉择的。
现代宪法的一个特色即是，公民权利得到最大化的保障，私权利的某种合法膨胀。作者对权利和义务的精辟论述：所谓个人的基本权利亦即是国家权力的限度，所不应侵犯的权利；所谓个人的基本义务，即是人民所必须牺牲的自由。于第一点论述而言，近代流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思想正是对其的最好阐释，公权力非经允许不能干涉私权利的领域，这样才能使公权力机关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私权利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于第二点论述而言，义务即是必须牺牲的自由，我不敢苟同。其实，权利和义务是统一体，履行了义务才能更好地实现权利，实现权利也必须以履行义务为基础。任何人都生活在社会这个集合中，如果人人只想着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想拥有权利，不想履行义务，那么这个社会将一塌糊涂。
在“宪法的分类”中，作者继承了西方的传统思想，将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以及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两大类。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宪法分类可以有许多形式，如根据宪法颁布的主体分为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和协定宪法，根据宪法的性质分为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当然，基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阶级立场，我们不能苛求他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著作。
在“宪法观念的沿革”一节中，作者强调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观念，这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法典系有臣属起草，不具有代表性；由皇帝认可颁布，不具有民主性。中国的一切法律均有皇帝制定，任何法律的效力也是同等的，根本不具有宪法形式特性。至于实质上的特性，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有一点宪法的影子的。中国古代的法典不外乎两类：刑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我们暂且认为它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组织问题，虽然不涉及或是很少涉及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义务还是规定的比较详细的，这多少体现了专制社会的某些特色。另外国家机关的职权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也是古代法典的一大特色：君权至上，皇帝独尊，是专制社会的常态；而皇帝统率下的各个机关仍需要分工，并且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如隋唐以来的三省六部便是其中的翘楚。当然，国家各部门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不是有皇帝金口一开就能够完事的，是需要法律的明文规定的，这样才能促进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国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从而更好地维护封建皇权。
而对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宪法观念的变化，作者论述的则比较系统。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作者所处时代，西方宪法观念中有几点基本未变，即基本法（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组织和它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当然，古希腊罗马时代所谓的基本法尚不具备现代宪法的特性，但作为近现代西方法律渊源的鼻祖，其所确定的这些原则历来为西方社会所遵循，并不断得到完善和补充。
而在“国家的概念”一节中，作者探讨了国家的几个基本问题：国家的名称、要素、主权问题和起源及根据。在此择“国家的起源和根据”一目发表个人见解。作者根据西方的传统观点，着重探讨了神意说、契约说、强力说。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唯物主义者，我们或许对神意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神意说也有其合理之处，它的依据是国家的存在基于神意，那么人民便不能不服从国家。这其实是让人民心中有所敬畏——人还是需要信仰的——从而更好地服从、服务于这个国家。心中有猛虎，而心生畏惧。
关于契约说，作者先是介绍了契约说的一般性质，然后介绍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每种学说的优点和缺点。在谈到霍布斯的思想时，作者认为“依着霍布斯的学说，这个造国的契约只成立于人民与人民之间，政府并非契约的当事者；因此，人民虽已将其一切权利自愿转让，而有完全服从政府的义务，政府却可不受民约的束缚” “本为克伦威尔革命的一种反动，其用意即在为君主专制求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故其轻视民权，自亦理所应当”。至于洛克的思想，作者认为“其目的为当时的革命统治（1688年革命）寻求理论上的依据”，因为洛克认为人民相约以自己权利的一部分让与统治者，借此来保障人民所保留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是有限度的，即统治者不能侵犯人民所保留的权利，否则人民可以推翻统治者的政权。而对于卢梭的思想，作者先是分三点介绍：一是，民约系成立于人民之间；二是，契约内的条款必已给与人民一切平等的待遇；三是，一切人民必俱已承认将其固有的权利归诸国民全体，而听国民共同意志的支配。对于契约说，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它的不足，即它把国家的起源看成是由一群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民依着理性与意志根据一个契约组成一个国家。很显然，这是很荒谬的。当然，作者对契约说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根据我的理解，至少对于卢梭的批评就是有失偏颇的。在卢梭看来，人与人在自然状态下市自由平等的，但这只是一种低级的无差别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必然向文明进化，而私有制就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卢梭认为私有制的出现——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表现引起了上层建筑—— 人权平等的变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卢梭认为，人民把一切权利让诸国家，表面上是丧失了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的权利，但换回的是社会的自由以及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这从某种程度上是由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的渊源，值得肯定。
论“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和“公民团体”
作者把“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放到“绪论”之后，足见作者对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重视，而这也是作者出国留学多年接受西方权利观念的一种表现。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可以与人权等量齐观，作者采赞同态度，并将人权分为三类：积极的基本权利或是受益权、消极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
在作者看来，积极的基本权利即是“为谋个人知识、道德及身体上优性的发育，有时候国家尚须对于个人，积极地履行若干种活动”的义务，如公民的受教育权、接受国家救济的权利和劳工保护权；将消极的基本权利看做是个人自由，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等，并认为“为使个人知识、道德及身体上的优性，得以尽量发挥，国家对于这种自由，负有不加侵犯与防止侵犯的义务”。这是传统宪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它把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义务划分为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同时认为国家对自由权（即宪法上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负有消极义务，对社会权（即宪法上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负有积极义务。正是由于此种理论，国家可以合法合理地以社会公共利益来干预公民的自由，对公民的自由进行诸多限制，或许在宪法典上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自由或是公民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具体到各部门法上则无明确的法律后果来承担此种违犯公民自由的行为。其实国家对每项基本权利的义务都具有复合性，即既有消极义务，又有积极义务。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两种义务不能截然分开，即不能认为国家对一部分基本权利即自由权负有消极义务，而对另一部分基本权利即社会权负有积极义务，这种认识不符合事实，是不准确的。譬如受教育与劳动，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依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看来，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全部转让给这个集体——这是主权在民思想的精髓。照此种理论看来，既然每个人都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国家与公民融为一体，公民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就是国家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就是公民履行对国家的承诺。
对于参政权，作者将其单独列出作为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一点，并将参政权细分为公民选举
权、公民直接立法权、公民罢免权。何为公民？在作者看来，公民系享有选举权的人民，如有些国家譬如英法，选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直接立法权和罢免权，故选民不为公民。从此种意义上说，选民的范围更广，公民的范围受限。姑且不论人民是否可以享有直接立法权和罢免权，选举权有多大范围的覆盖率和受益面也是值得探究的。依作者看来，选举权为一种固有权利和社会职务。既然是固有权利，则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近代各国在宪法中关于选举权的适用都有各式各样的限制规定，如年龄、财产、性别、教育、国籍等，说明选举权是不平等的。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毕竟年龄不够、教育程度不足、国籍不明的人的选举权是必须受限的。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与公民政治素养的提高，对于财产、性别和教育程度的要求业已放宽，选举的范围扩大，公民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参与社会事务与国家事务，享有一定的话语权。然而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人与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在选举活动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是明显比一个家徒四壁的人和一个学识浅陋的人大，故选举权在此种意义上是不平等的。放眼现实，被选举人的背景获是其所掌握的话语权，在选举活动中的造势，选举过程的舞弊行为等等，都说明了选举权是不平等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只存在于理想家的乌托邦之中以及政客的宣传鼓动之中。
论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政制
本编论述并探讨了自清末立宪到作者所处时代的宪法沿革，及国民政府历次政制的变革，不无批评，更具勇气。作者系国民政府高官，而能从宪政层面委婉批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真独裁，假民主”，实属一名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真正宪政的渴望，对中国法治的希冀。个人认为，这是本书最为精彩，最值得一读的一编。
在此择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临时约法的历史定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都被灌输这样的一种思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我们对临时约法的历史意义无可指摘，对它的颁布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作者认为，临时约法存在明显的两点纰漏：代表性不足，缺乏一个民主的形式，其组成人员只是各省都督府所委派的人员,而不是国民选举的代表；新增的“人民”一章末条有“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的规定，实质使得“人民”一章的增添显得无足轻重，规定的权利只能去限制行政司法机关，而对立法机关无可奈何。
其实，对于临时约法的功过，我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在辛亥年的十月份所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确立的政体是总统制，然而因以孙文下野，袁世凯上台为代价的南北议和成功，南方同盟会所控制的参议院就在临时约法中将政体更换为责任内阁制，以期限制袁世凯，维护同盟会的利益。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实在是画蛇添足，偷鸡不成蚀把米。凭什么孙文可以当有实权的大总统，而袁世凯要受你内阁的限制？袁氏难免心理不平衡，在后来的撤销临时约法也是情理之中了。况且，当时的参议院未有充分的代表性，广大北方省份未加入，袁氏更有理由去挑战约法权威。在临时约法颁布伊始，就决定了它的实施是异常困难的。再者，临时约法规定自约法颁布后成立国会的时间为六个月，确显仓促，在中国民主土壤发育的尚未完全或几乎没怎么发育过的情况下，以半年时间为限去成立一个具有代表性，民主性的国会是多么地可笑。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历次变迁。从民国十四年到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共更改了七部政府组织法，可谓朝令夕改，乐此不疲。透过这历次的更改，我们不难发现：这都是以某些政治势力力量对比变化为表现的，以某些政客个人利益的满足为表现的。
在民国十四年的组织法中，它在中央采用的是合议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共16人，汪精卫为主席，但重大事项的决定以委员会全体裁之。关于这点，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合议制的采用，系因孙先生亡故后，中国国民党党内尚分派别，一时尚无一个领袖全党的人物。
在民国十六年的组织法中，它废除了主席制，仅设常务委员5人，并明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只需“国民政府所在地委员过半数之出席”。作者认为主席制的废除，盖因当时领袖间不能互相信任；出
席会议法定人数的缩减，盖因召集愈难，党内呈分裂之势。事实上，宁汉分立，分庭抗礼，实属必然。
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成功，蒋介石个人实力的增强，声望的提升，体现在民国十七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的就是“就军事而言，国民政府主席，依该法第九条的规定，即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则该法第二条所定‘国民政府统率陆海空军’的职权，自应由主席单独行使”。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中国实行宪政必须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军权最为重要，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在民国十九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蒋介石独裁的面目更为彰显。第十三条规定“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为蒋介石，行政院院长也是蒋介石。你总不能要求蒋某人自己否决自己的命令吧？作者坦言，国民政府的组织，已自形式上的合议制成为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权之制了。
民国二十年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与十九年的无所谓大的改变，蒋介石仍处于独裁的位置，权力极大，几乎没其他力量对他有制约。但是民国二十年的组织法却有改变这一势态的趋势，通过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的任期和权限，大为缩减了国民政府主席权力，树立了所谓的责任内阁制。这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态度，但这只是立法的理想，具体到行法上那就另当别论了。蒋家王朝还是蒋家的，在民国这种政治生态下想改变，确属不易。
国民政府的严重党政不分，学术化的讲是合议制，难听点的说是一党独裁，一人独大。作者作为一名国民政府的高官，能以颇为委婉含蓄的方式去表达对国民政府党政不分以及蒋介石专制独裁式的制定法律迎合政治需要，可谓难得。
第三个问题是国民党的党治问题。在《党治》一章中，作者开门见山，“所谓‘党治’即由一党统治，由一党独裁之意”。国民党的党治，即为国民党一党之治，政治完全取决于国民党一党的全体党员，可不问党外人员的意见。党的决议，实质上等同于法律；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法律。民国政府党政不分，以党统政，政府机关就是党机关的延伸。而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名义上都是党的最高机关，实质上只有总裁（蒋介石）具有真正的实权。这样，党治又沦为了个人独裁。而以大历史史观来看的话，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争锋就是法统之争，破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金身。另外，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覆亡，对于共产党的统治也有借鉴意义，即要健全党内民主和党外监督的体系，剔除个人崇拜的魔咒，真正的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后记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看完《比较宪法》！大家著作，名家风范，果然是与众不同。可看了以后总感到自己学识浅陋，知识储备严重不足，不够格对它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最后仍鼓起勇气为《比较宪法》写书评，不为别的，只是向著者致敬，向《比较宪法》致敬！
2009级法学一班张骏2009300080020
第四篇：我眼中的京剧
我眼中的京剧
物电113班
尤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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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Beijing Opera）又称平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种类，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流播全国，影响甚广，有“国粹”之称。它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一直以来京剧在我眼中都是一种难以理解、驾驭的艺术。京剧音乐属于板腔体，用锣鼓、胡琴（京胡）、京二胡、月琴等伴奏。主要唱腔有二黄、西皮两个系统，声腔为主的“三庆”，所以京剧也称“皮黄”。京剧常用唱腔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拔子和吹腔。京剧的传统剧目约在一千个，常演的约有三四百个，其中除来自徽戏、汉戏、昆曲与秦腔者外，也有相当数量是京剧艺人和民间作家陆续编写出来的。京剧较擅长于表现历史题材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义和小说话本。既有整本的大戏，也有大量的折子戏，此外还有一些连台本戏。
京剧有唱、念、做和打四项表演基本功。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 “歌”，做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
京剧角色的行当划分非常严格。早期分为生、旦、净、末、丑、武行、流行（龙套）七行，以后归为生、旦、净、丑四大行，每一种行当内又有细致的进一步分工。“生”是除了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角色的统称，又分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内部又分为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揺旦）、刀马旦。“净”，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化妆用脸谱，音色洪亮，风格粗犷。“净”又分为以唱工为主的大花脸，如包拯；以做工为主的二花脸，如曹操。“丑”，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
在人的脸上涂上某种颜色以象征这个人的性格和特质，角色和命运，是京剧的一大特点，可以帮助理解剧情。简单地讲，红脸含有褒义，代表忠勇；黑脸为中性，代表猛智；蓝脸和绿脸也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黄脸和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凶恶；金脸和银脸是神秘，代 表神妖。脸谱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和舞蹈面具，留用至今。
京剧的板式是指：唱腔的-板眼结构形式。通俗的讲就是——唱腔节奏。通常有四类：一眼板，三眼板，无眼板，散板。在各种声腔中，原板是变化的基础。除原板外，还有慢板，快板，导板，摇板，二六，流水板，快三眼。
京剧耐人寻味，韵味醇厚。京剧舞台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各个 方面，通过无数艺人的长期舞台实践，构成了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它创造舞台形象艺术的手段十分丰富，用法又十分严格。不能驾驭这些程式，就无法完成京剧舞台艺术的创造。由于京剧在形成之初，便进入了宫廷，使它的发育成长不同于地方剧种。要求它所要表现的生活领域更宽，所要塑造的人物类型更多，对它的技艺的全面性、完整性也要求得更严，对它创造舞台形象的美学要求也更高。同时也相应地减弱民间乡土气息，纯朴、粗犷的风格特色相对淡薄。因而，其表演艺术更趋于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最大限度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表演上要求精致细腻，处处入戏；唱腔上要求悠扬委婉，声情并茂；武戏则不以火爆勇猛取 胜，而以“武戏文唱”见佳。
2010年11月16日，经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4个成员国共同审议，北京市文化局代表全国京剧传承机构和流布地区申报的京剧成功入选2010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想这就是对京剧最大的肯定!
第五篇：我眼中的范仲淹
我眼中的范仲淹
（一）一千多年了，多么遥远的岁月，足以让沧海化作桑田。又是多么短暂，就像光阴的火，一闪一灭的距离。历史的时空风云浩荡，曾经显赫辉煌的北宋王朝也不过是在史册上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多少盛极一时的帝王将相，也只是在北宋的天空上闪烁过的一颗流星，稍纵即逝的璀璨，瞬间灰飞烟灭。
曾经富丽堂皇的宫城，如今是一座寂寥的遗址，白天有摩肩接踵的过客，夜晚却是亡灵的影子在徘徊；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也只能在自己专有的那片天空，君临天下。而一代又一代的文武百官、后宫嫔妃，以及太监宫女更是渺小如粉尘。但我们依旧可以在皇城，闻到他们微弱的呼吸；在那片曾经属于北宋的土地上，感受到他们余留的温度。北宋王朝，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深邃的孤独，一种高贵的寂寞。
时光仍在，是我们在飞逝。推开北宋朝关闭的重门，封尘的记忆如同冰河破裂，在历史的河道奔涌。退隐在岁月帷幕后面的，是无数风流帝王，金戈铁马、逐鹿中原的故事；无数折腰的英雄，驰骋疆场、碧血黄沙的故事；甚至还隐藏着许多儿女情长，肝肠寸断、催人泪下的故事。有这样一个人，用他旷世才华、傲然风骨、坚韧意志，拨动了北宋朝那根冷韵冰弦，在庆历年间弹奏一曲人间绝响。
他，范仲淹。公元989年8月2日，一个酷暑的时节，降生在徐州。这么一个幼小的生命，与生俱来就好似有着坚强的意志。
仲淹两岁便没了父亲，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无奈抱着两岁的仲淹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仲淹虽是朱文瀚的继子，但继父仍是对他关爱有加。但当他得知抚养自己多年的父亲竟是自己的养父，毅然离去，不顾朱家与母亲的阻拦，血浓于水，骨肉之情不可磨灭。这样一个被后世称为传奇的人物，一个才华横溢、风骨傲然的政治、思想、文学、军事家，他的成长历程，必定有着不同凡响的故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两句诗，是他一生的写照。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格，仲淹也不例外，他耿直、坚毅、多愁善感，无疑，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因为他雷厉风行的去除贪官污吏，他被贬做了知州，可他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颓废，从他在那些年中写的一篇文章《岳阳楼记》就可以看出，他忧虑国计民生，爱国爱民，虽在偏远的小城中，仍然没有使自己高尚的品德沦落，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心系国家与人民，始终如一的保持着自己高尚的品德，不会因外物的改变而改变什么。
我喜欢范仲淹，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探究他。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在他仙逝后，在历史文坛上，留下了他浓浓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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