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 读书——通向自由之路教学设计
五 读书——通向自由之路
教学目标: 自主积累词语若干个。理解词语。
正确朗读课文,养成边读边思的习。了解读书的五种益处,能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一、二种读书的益处,并用“总起分述”的方法写下来。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好朋友一直陪伴着你们,给你带来知识,带来快乐,这位朋友是谁呢?它就是——书。(板书:书)
如果让你打个比方,来形容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你会怎么比呢?
(书是一片汪洋大海,让我畅游;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书是一个大花园,充满了醉人的芬芳……)
说得真好。下面老师请大家听个故事,想一想这个故事和书有什么关系?
(媒体出示图片,师述:“商人捡石头的故事)
4、引导交流。(书到用时方恨少,书中自有黄金屋。)
5、读书就好比捡石头,我们今天读的书,明天就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长大成人,总会懊悔自己读得太少。因此我们要读书。
(媒体出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许多人都非常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好处太多了,使人受益无穷。自己轻声读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在第5-12节中找到能概括这些好处的词句,用“——”划下来。生交流,师板书。
(1)指导书写“裔”。
(2)师:“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确,读书给我们的好处真是太多太多了。”师指板书说:“读书能使我们——”生读:“视野开阔,情趣高雅,使人美丽,思想深邃,丰富人生。”
三、研读课文,理解内容。
读书使人眼界开阔,增长才干,读书真使人受益无穷,课文列举了读书的五点好处,对每一点论述都独立成节,浏览第5-12节,你对读书哪点好处感受最深,可以多读几遍,也可以有感情地朗读,也可以对不明白的地方提提问题,或写下三言两语的体会。
四、小结
第二课时
一、复习上节课内容,学生交流交流,师随机点拨。
(1)齐读。
(2)读书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视野开阔,读书,开启了我们通往自由之路。在平时阅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感受,请用下面句式说一说。
(媒体出示练习)
☆我没有___________,但我却______________,这是因为读书让我身临其境。
☆☆我没有________,没有_________,但我却______________,这是因为读书让我身临其境。
(3)读各种各样,让我们走进一幢幢新房子,打开一扇扇未知的窗户,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未见过的美妙的风景,读书真使我们(视野开阔)。
读书使人情趣高雅
(4)创设情境:(媒体出示图片)泰戈尔的诗语言隽永,想像丰富,百读不厌,闭上眼,让我们展开想像的翅膀,在一个初春的早晨,跟随作者来到茂密的树林中,深呼吸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感受?(愉悦、快乐、享受……)
就这样沐浴清晨的阳光,全身心地放松,吟诵《金色花》。师吟诵,学生吟诵。(媒体出示句子,播放音乐)
(5)在晨曦中这样轻轻吟诵,你感受到什么?
(读句子,我感觉有花瓣正悄悄地在我心中开放,并潜入我的气息。)
(6)美妙的大自然,让我们心旷神怡、思绪万千,那些曾经被我们反复吟诵,并深深打动过我们的诗句美文,不禁脱口而出。
(媒体出示图片)荷花、黄河、月夜
生吟诵积累过的有关诗句、段落。
(7)你们声情并茂的吟诵不仅感动了自己,还打动了其他的同学,看着大家出色的表现,我不禁要说,读书使你们情趣高雅。
读书使人美丽
(8)书既不是名贵的化妆品,也不是漂亮的衣服,更不是昂贵的饰品,怎么能使人美丽呢?生活中哪些美好的东西使你心情愉快?
(9)师结:是啊,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著名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只要是爱读书的人,书读得多了,他的说话、举止、神态、做事都有读书人的气质,这是一种高雅美丽的气质。读书使人思想深邃,读书丰富我的人生
读书是一种向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伟人和名人求教的方法,一种和他们展开讨论的方式,一封出席各种聚会体验各种生活,结识各种人物邀请,一张迈进科学殿堂和未知世界入场券,一股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强大力量……
四课堂总结
和你们一样,作者也感受到读书带来的甜头。同学们,为了让自己生命发生奇迹,我们要(读书再读书),为了明天不致于后悔,为了通往我们理想的自由之路。
板书:
读书通向自由之路 视野开阔 情趣高雅
使人美丽 思想深邃 丰富人生 受益无穷
第二篇:通向财务自由之路读后感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读后感
(一)刘洋
财务自由,即个人运作资金的收益大于个人的花销,从而使其能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实体,自由地生活。财务自由,是我追求的人生目标。
通过学习本书,我明白了成功的交易系统是每个普通投资者通向财务自由的捷径。
书中重点强调正确的交易系统如果能被执行,投资者一定能获得收益。
设定交易系统,首先要确定目标。目标之于交易系统,是重中之重,至少要占50%以上的比重。目标是交易系统的关键部分,开始交易之前,先要想好你要达到的目标。目标就是方向,制定目标时要评估你自己的我的优势和劣势,要评估时间、资源、资本和技能以及要实现的目标,还有要实现什么样的回报?这实现这些回报,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亏损?
就我而言,我不希望做一个股市农夫,天天耕耘不离股市,期望从股市中挣得生活费,这样会给我的交易带来很大的压力,我把参与证券市场当成一件有乐趣的游戏,常常在缩小K线的过程中,有一种从太空中看地球上面沟壑的感觉,我喜欢远观它,耐心地等,把我持股的心态想象成一股流淌的水流,随着地势的高低起伏,我会在太空中知道这水流是在一泻千里,还是一浪推着一浪地象千堆雪般地越堆越高。
我的交易思想是参与优秀行业,加入优秀的上市公司,通过购买他们的股票成为他们的股东,与品牌公司一同成长。而我所愿意承受的最大跌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月线中的5月线下穿10月线的那一刻,而我加入这家优秀公司的那一刻是从5月线上穿10月线开始的。
通过学习本书,我知道了评估自己。我最大的短板在软件安装上,随着信息技术飞快地发展,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容易补上这块短板了,但我有一个优势,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当别人批评我不会这不会那时,我在难受之后,很快就会感觉到动力,知道我不会的具体是什么了,甚至我会感到高兴,我会一点一点地百度或请教他人或在软件上一个个栏目中翻看阅读,直至一点点的弄明白。我喜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个成语,从小到大,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事或理智上认为应该去做的事,不管多难,我都会时常用这句话激励我。
我比较擅长的是阅读面广,喜欢搜集各种市场信息,我希望从心理学角度要分析这信息会带来哪些反映,以此为我追随趋势的依据之一。
趋势投资是我喜欢的方式,我会耐心等,不着急操作,尽管是我心仪的公司,我也明白我在成为它的股东之前以及之后,信息传到我这里都是滞后的,但我相信他的业绩,他的团队管理的能力,他在市场中的地位,都会在均线中得到充分体现,他的优秀都会在趋势中有着优美的表现,所以我喜欢追随着趋势,不在乎日内不在乎分时的起伏,那些于我都是噪音,我知道均线是趋势的体现,只要大的反转信号出现不是一下能走完,它会象一艘大船转身,走出一个圆弧般的夹角,在日线上在周线上会有体现,会给我进场或离场的时间。我喜欢耐心地等月线走出我喜欢的短中期以至长期均线并行向上发散的形态,我相信趋势一旦形成,不会一下次走完,它会走出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喜欢做一名趋势的追随者,而非每日盯着盘劳作的股市农夫,我会告诉自己,大周期均线一旦走坏,我出场就是了,我不会纠结,因为大周期均线一旦走破,不会很快修复,我不估算它的周期,我只看它的均线形态,我不会象农夫一般耕耘完一个股票,马上又去另一股票上劳作,我手中只有几只我钟爱的公司股,我知道均线实际就是公司的现状体现,一旦公司走好,必然会再次趋势向好,均线会再次发出进场信号,我仍会加入其中,成为公司的一员(忠实的股民)。
书中精华还有待消化,随着学习体会将会更多。
通往财务自由之路读后感
(二)张加民
这本书是国际公认交易心理学方面排名第一的大师撒普博士撰写,他拥有15年的交易商和投资者顾问经历,曾经与世界上一些顶级的交易商和投资者们一起工作,并且完成了对各种各样交易商和投资者的上千种心理评价。这本书是一本十分适合投资者的书,它具有极好的系统性,完整地介绍了投资策略,有助于读者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主动驾驭自己的财富。
前段时间股市火爆,很多人都想要到股市中赚一笔就走。然而事与愿违,原本想赚别人的钱结果被割了韭菜。而读完《通往财务自由之路》就会猛然发现,原来这并非偶然,很多人所采取的交易策略就是一个期望值为负的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就是亏着出场。在股市中,很多人感叹即使知道很多道理,仍然赚不到钱。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炒股也是亏的一塌糊涂。
而这本书的作者以自己和别人的经验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在交易中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可以作为指导交易的黄金法则。在股市中,最需要的就是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而书有营养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对这件事情所做的独立深入的思考。中国大妈之所以总是被调侃,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有钱任性,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不做研究就杀入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很容易就成为猎物。
学习投资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我们不能怀有侥幸心理,要从别人的教训中获得经验,最终走向财务自由之路。
第三篇:《通向奴役之路》读后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计算机01 刘肖飞 10055015
阅读遍数: 1 阅读时间: 3天
一、《通向奴役之路》
——哈耶克
在电脑屏幕前读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太有启发了。哈耶克,这位活了差不多完整的一个20世纪(1899——1992)的智者(经济学家,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44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虽然不长,但足以涤荡心尘,与心灵对话。胡适说过: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是一群奴隶所不能建立的。的确,奴隶意识是和民主观念水火不容的,而正因为如此,胡适当看到苏联的斯大林集权专制的时候,才觉得权利过分集中地共产党必然最后走向专制统治之路。书中很多关于自由、集体、民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是那么地深邃,当我读到: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想试图想把其变成天堂。这句话的洞察力和深刻力不可谓不大,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仍可为普遍适用的准则。是啊,回想起新中国的60年,那个时候我们搞过大跃进,搞过人民公社,搞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生活在幸福的天堂里,人人平等而自由,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文中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其本质的揭露在我看来有些是相当深刻的,而有些则是显得莫名其妙。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过分集权和“计划”体制必然会导致最后的专制和经济上的“不自由”,一旦经济上“不自由”必会导致政治上的不自由,这一点在我国已有血的教训。然而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这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现在则不同了,中国不仅开放了市场经济,恢复了私有制,而且取消了“计划”,我想如果哈耶克先生能够活到现在的话,他大概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这本书了。历史证明,“计划”在没有足够高的生产力的前提下是一条死胡同,因而在此基础上修建的各种宏伟建筑都将付之一炬,而这一点哈耶克先生看得很透彻。
社会主义究竟代表了什么?是一种理想,一种目标,亦或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手段?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它把社会中的各种大小事务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集中管理,这是很区别于西方的分权和竞争的自由式管理模式的。而集中管理很容易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政治资源的上下不流通,少数人就会依靠已经取得的政治地位,竭尽全力保住它,封妻荫子,造福自己的下一代;如此一来,底层民众就很难有翻身之日,久而久之,与“奴隶”何异?最后我们梦幻般的社会主义天国就会蜕变为集权的、专制的地狱。但是我想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一个良性的社会就是人性的逐步解放和人权的充分尊重,这是一切努力所必要也是最后必须达到的终极目标,如果社会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是2013/4/12
灵魂的愈加压抑,那它再怎么鼓吹美好的生活蓝图,一切都是幻影。
哈耶克先生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我有这样的启发:在忽视人自身的自由和深灰本身必有得民主氛围下,过分地一栏人类天真版的对美好理想社会的幻想来管理和组织社会,而这样的后果就是“实践者”和“被管理者”都会被这幻想碾得粉碎;一旦这种美好目标缺乏科学地指导,“其活动受着不负责任的人们的奇思异想的左右”,结果必将是悲剧性的后果。我国一直引以为傲的“三峡工程”,这不是什么可值得自豪的,把川渝地区变成千里泽国,无数人被迫迁徙,集中管理下的国民显得如此狼狈,像是奴隶一下被任意的驱赶,到处流浪。这不是什么幸事,国人依旧在梦中。
二、《自由选择》
—弗里德曼
阅读遍数: 1 阅读时间: 5天
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自由权利„„都冠之以自由。而是什么才是真正地自由呢?而弗里德曼的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拥有选择之自由才是真正之自由。此自由不受政府权威的任何非法干预,不受任何邪恶势力的威胁,不受任何专家学者无厘头“建议”的左右。它完全是个人按照自身条件去经营,生活,恋爱„„而这些是不允许有公权力的私自强加干预的。这是本书给我的触动,也是我自身所追求的。“政府是总裁者,而不是当事人。”,可是现今我们的政府不仅仅是充当当事人,有时竟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使用着大政府的权威,强制拆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弗里德曼,以为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在此书中他详细说明了各种主张、原因及运用,大体上是可资参考的。而他在此书中阐述的美国的发展动因时指出“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会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决定想做做的事和拒绝不想做的事,但一经选择自己便要为其负责,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为此,弗里德曼先生则说,正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人们才去努力地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美带来了黄金时代。
弗里德曼先生给我们展示的美国的自由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着实很诱人,但我个人认为真正之自由必须具有真正之道德,没有道德的自由便是流氓式的无赖行径,自然大家的行为就无法形成系统的合力,我想这正是弗里德曼先生所讲的自由的基础吧。
另外,我国若想在21世纪实现腾飞,也应借鉴英美早起的自由发展模式,而此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时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创造出一种文中给出的“机会均等”的社会氛围——每个人都有权在社会生活中谋得与自己才能和素质相称的一席地位,其他诸如出身、民族、肤色、信仰等因素均不应妨碍人尽其才,曹操懂得这,所以他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袁绍则不行。反观我国现状,官二代、富二代讲社会机会挤榨殆尽,真正留给社会精英们的施展空间少之又少;久而久之,大量人才外流,我们花钱为别人培育英才,这在我看来着实是一件可悲的事。试想一下,我们连自由经营、生活、言论等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的话,在一个相当沉闷与闭塞的社会空间里苦苦寻求着,在这样的环境
下,怎么可能产生诺贝尔奖,怎么会有创造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开放了市场,使人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很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很多人表面上热情高涨,但其实已经歇斯底里;我想这其中的缘由便在于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真正地自由政治上又无民主可言(但是搞不懂为什么官方整天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中国的改革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自由选择》是很值得借鉴的,尤其是书中的“自由竞争”思想。
前面我已经提及,要有真正之自由,必须具备真正之道德。要想在中国真正实行“自由竞争”,必须要使全民的素质有一个质的飞跃;然而在现今教育不发达的中国,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不管古代中国是多么重视读书修身,不管官方如何宣称重视教育,但现实是我们的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关注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反观下日本,二战后的日本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美国的,但它为什么会在如此短暂的二三十年内一跃超过英国跃居第二呢?看看它对教育的投入,对全民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的国度才敢实行自由竞争。
注:本文中的斜体字均是引自所读文章。
第四篇: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
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txt男人应该感谢20多岁陪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因为20岁是男人人生的最低谷,没钱,没事业;而20岁,却是女人一生中最灿烂的季节。只要锄头舞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到?陈志武: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陈志武教授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迷惑,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契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委托代理问题出现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条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机或者任何市场危机都源自委托代理链条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扭曲的话,由政府代替市场不可能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政府权力体系所含带的委托代理链比市场主体——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解决现代市场交易链条太长所带来的危机的办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场,因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国,针对政府权力体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规制机制,都还远不如规制公司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来得可靠,后者毕竟还可以依赖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压力来解决,更不用说在权力制衡问题还没解决好的其他国家。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以往,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市场化”,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从“相对于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也就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市场化,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这里就少说。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其经典对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男女对唱情歌。该歌流行几十年,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东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响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接下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劳动分工、经济合作的概念,家是生产单位。也即,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经济生产上的互补与互助体。婚约支持下的家,使劳动分工有了信任、不违约的基础,因为虽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劳动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证合作能顺利的信任基础,为了强化信任,两人、两家联姻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传统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保证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虽破能抵风雨”。从字面上理解当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个相互保障的保险体系,是成员之间跨越时空的风险交易体,好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结盟互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生病、天灾人祸还是年老,都不用怕!这种结盟增强了彼此抗拒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经济风险交易功能。
“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体现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种归属,夫妻间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连,让双方在未来即使碰上物质与非物质的困难,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让苦也能变成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是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婚姻成家,使共同的产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间互担风险,让俩人在心理与情感世界里互相关爱,那么,他们俩就能飞遍天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说,“婚姻”、“家”的生产单位功能涉及到当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物质产出,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第三个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灵、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工厂和城市,从事非农。于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境界越来越成为历史。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讲到,按照“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没办法。在北京,绝大多数夫妻早晨六七点起来,快快吃完早点,就你到你单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商家与官权力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跟这里谈到的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政府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习惯。在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亲子接班,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而如果请血缘关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业,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过,委托代理问题可能严重。不过,“富不过三代”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其他社会也都有,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启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他女儿的幸福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做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因为女儿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被当成工具,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者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自由。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上面谈到,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已经在改变“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复杂度高因而对信用依赖度高的领域,“家”和“人”还在继续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产单位,只是其程度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传统。
一夫多妻制在人类历史上被绝大多数社会所采用,或许道理也在这里,因为金融市场只是到近代西方才发展起来。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在相配的金融市场没跟上、也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当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体系也不是非常广泛的时候,即使从愿望上要终结一夫多妻制,也很难,因为今天终结了,明天可能还要恢复。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开始终结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约束社会的是古罗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纪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并使罗马城变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随着基督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基督教的官方主张。罗马教皇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要求在西欧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争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许一夫一妻。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 《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他们认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化了,他们认为这改变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教会提供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 《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
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换言之,在以前,结婚不是或者不全是爱情的结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因为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难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回头看当初的五四运动,年轻知识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更没有了解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实现他们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他们更多从价值观念、从文化愿望角度,表达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呼唤,并没有充分认识实现这些愿望的经济制度基础。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指责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是威权压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权利牺牲是最少的。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为作者在经济观察报国际观察家沙龙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
第五篇:通向信息时代之路-三星演讲
(1998年 10月 15日 在高丽大学开设的高级干部信息通信课程上的特邀讲演)
通向信息时代之路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相会。
我不象主持人刚才介绍的那样了不起,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京畿道乡下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三星。六八年, 开始搞电脑的时候, 有幸被选中, 作为十二个人当中的一员派到IBM(Korea)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从此, 与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个行里工作了三十年, 一直干到现在。由于职业的原因, 对世界电脑行业的现状及发展势头有所了解, 今天被邀请到此, 给大家讲演。
既然主持人提到了拙作《我的宝贝, 飞呀飞》, 那就从这部书的书名开始谈吧。这部书收录了这五年来我在报刊杂志及PC通信上发表的关于信息化的短篇文章, 一星期前正式发行。出版合订本时, 考虑到文章内容中有 “我的宝贝, 飞呀飞” 这句话, 就信手拈来作为合订本的书名。
大概是五年前吧, 我读了一篇笔者署名“经山”题为《檀君的婴儿启蒙十条》的文章。内容是, 我们启蒙婴儿的感知能力时常用的十条口诀。这十条的最后一条-“小宝贝飞呀飞”指的是, 孩子稍大了以后, 把小家伙抛向空中后又用双手接住的动作。这个动作象征孩儿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怀抱。
读完这篇关于传统的婴儿启蒙教育方法的文章, 我浮想联翩, 萌生出强烈的写作欲望。特别是第十条口诀的象征意义-第一次离开后重回父母温暖的怀抱时的那一种颤栗的感觉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细细回味, 这种第一次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孩提时代, 第一次越过门槛姗姗走向屋外、走向学校的时候, 我们都曾感受到了这种感觉。看着自己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 开始大学生活的时候、开始军营生活的时候、开始留学生活的时候, 我们都曾感受到了这种感觉。那么, 作为人父人母, 作为父辈, 我们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何处呢?
有一句谚语说的是“小马驹要成材得到济州岛, 孩子要成材得到京城”。但是, 今天看来孩子成材须到京城这句话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是国际化时代, 我们的后代必须把目光投向全球, 必须走向伦敦、东京、华盛顿, 走向世界各地。这还不够, 有必要把他们送到新诞生的空间-计算机空间(cyber space)中锻炼。我把这些想法利用前面提到的传统的启蒙教育口诀第十条的寓意写就了《小宝贝, 飞呀飞》这部书。但现在, 很多人都不理解其中之寓意。我将不辞辛劳, 到处游说, 直到有一天大多数人真正理解其中的良苦用心为止。
闲话说得长了点, 我们言归正传吧。
现在, 我们经常听到“信息化”这句话。那么, 信息化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学会电脑, 学会多媒体通信就能说实现了信息化?不!信息化决不是学会电脑那么简单的概念。信息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 在这个历史大变革中落后, 我们将受到历史最残酷的愚弄和最残忍的报复。信息化包含的如此深刻的含义, 我将从两个方面具体说明。
据统计, 六十年代, 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一百美元水平的时候,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5.7%, 而年粮食总产量不到三千万石(一石为160公斤)。平均年产量在二千五百万石到二千六百万石之间徘徊, 碰上一个好年景, 产量也就是接近二千七百万石。为了提高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产量, 有一段时间, 甚至当时的朴总统也苦苦想开发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粮种要在全国普及推广。到了九十年代, 据1995年的人口普查, 95年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0.9%, 其递减速度惊人。以相同的递减比率推算, 97年的农业人口是9.7%, 98年应该是9.1%。而粮食总产量反而有所提高。今年的粮食生产计划是三千六百万石, 因夏季的水灾及台风等自然灾害约减产二百万石, 也将达到三千四百万石。65.7%的人口从事农业的时候粮食产量还不到三千万石,而仅仅9.1%的人口从事农业的时候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三千四百万石。
那么, 剩余的55%的人口到了那里呢?
是产业社会收容了这55%的剩余人口。是汽车、电子、造船等更为发达的产业领域吸引并收容了这一部分农耕社会的剩余劳力。我在三星电子工作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涌向大城市。当时, 我们公司也需要大批的劳动力, 天天新招用数百人。有时, 因急着要人, 根本不经过录用考试, 四肢齐全就要。通过如此这般的途径, 55%的人口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移。当时大量收容农业剩余人口的工业社会目前又因大量地给整个社会倒出剩余劳力而引起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说句实在话, 因为现在的信息基础设施发达, 工业企业减员一半以上也能提高工业总产值2~3倍。因为大部分工业企业以发达的电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武装, 所以如同农业人口从65%减少到10%以下粮食反而增产一样涌向工业领域的劳力从55%减少到25%~35%, 工业社会同样能实现增产增收。
当前, 如何安置这一部分被工业社会淘汰的剩余劳力是对国家对人民都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前几天, 和劳动部长官交谈过关于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劳动部长官也对这个问题深感苦闷。据正式统计, 目前我国的失业人数已超过一百五十万, 加上今年年底毕业后需要就业的大专院校及高中应届毕业生四十万人, 到今年年底我国的失业人数将达到二百万人。更为可怕的事实是, 即使明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工业企业也不会再需要增加人员。其实, 现在的工业企业在现有的人员基础上还可以减员而生产不受到影响。
那么如何安置这二百万人呢?如何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呢?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最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当首推美国。美国的农业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4%。八十年代, 美国的工业企业同样往社会成批地倒出大量的剩余劳力, 给社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当时, 美国在造船、汽车、电视、录象等行业的优势逐渐被我国和日本取代。因此, 失业者们把恼怒转嫁到日本, 到处焚烧日本汽车、日本电器。当时, 美国失业人口引起的社会问题极其严重。
而现在呢?你到美国将感受到鹦歌燕舞般的和平景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信息产业的崛起。信息产业收容工业企业倒出的大量的失业人口, 因此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历史的最低点。美国的信息产业在解决国内的失业人口的再就业方面立下了首功, 大量吸收了其他行业的剩余劳力。而到今天美国信息产业还在要人, 国内的信息技术力量供不应求, 计划今后五年内将在国外每年引进3万~5万名技术人员。
为了把我国的技术人员派往美国减轻国内就业压力, 和政府有关部门配合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但成效不大。因为, 目前我们自身存在两大缺点。一是信息技术, 二是英语。以前往西德派矿工时, 需要方并没有提出特别的选拔条件, 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合格。但现在不同, 首先要掌握以电脑和通信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且英语TOEIC成绩要达到850分以上。就语言方面来讲, 以前我们到国外学习硬件制造技术的时候, 因为韩国人接受能力特别强, 所以仔细观察别人的操作就能把技术学到手;而软件技术是100%用语言传输的技术, 所以不能完整而准确地理解英语就学不会这些技术, 也不能按他们的要求工作。美国方面要的是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的英语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 而这两方面都能达到要求的是印度。现在美国每年引进的数万名的信息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印度青年。由此可见, 我们连最基本的教育、培训都没有实施好。这种教育培训用个别人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 需要国家政策性地加以确定教育方针。因此, 我呼吁社会的方方面面多关心关心下一代的教育。
我们的政府领导面临如此宏大的历史变革-从农耕社会到产业社会、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该如何适应这种潮流, 该制定何种政策呢?
我们的国民是善良的, 也是淳朴的。政府应站在历史的前沿, 高瞻远瞩, 通过给国民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指明国家前进的方向。假如没有指路明灯, 老百姓的前进将变的混乱不堪。国家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而现实逼着国民做出选择, 那么国民的行动就会越轨。事后才制定有关法规, 老百姓岂不是个个变成越轨犯法的罪人吗?因此, 国家政府的领导层应及时地制定适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好的政策法规来引导国民。
举个例子。在美国硅谷, 登记成立一家所谓的风险企业极其方便。可以把自己的住宅作为企业法定地址。如自己没有住宅, 甚至可以把车库当企业法定地址来成立公司。前一阵, 我国也提出要发展这种风险企业, 但到目前为止, 登记企业时法定地址必须是正规的写字楼, 否则不批准。曾多次向信息通信部要求改正这种做法, 但得到的答复是要想修改有关企业登记中的法定地址条款还要修改汉城特别市条例中的有关条款。在工业社会成立工业企业, 确实需要具备符合规定的写字楼、停车场、消防设施等, 但是信息化时代软件行业具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 只要拥有高速信息网, 在任何地方都能开办企业而不受办公地点的种种限制。现在我国在这方面的法规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其不利。既是总统下决心改变现状大力发展信息风险企业, 那也需要修改有关法令、法规、条例的过程, 需要耗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真不知道这一过程需要一年还是二年, 心理很是着急, 生怕我国的信息产业因政策不当落在世界的后面。
从农耕社会到产业社会的转变、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只有这样, 国家和人民才能迎来新时代的曙光。那些妥善解决人口大迁移的国家已经开始享受新时代带给人类的众多的好处。在信息行业还没有具备大量吸收剩余劳力的能力时其他行业盲目而无条件地倒出大量的剩余劳力, 那么这一部分人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失业大军, 引发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在解决大量的失业人口问题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是有目共睹的。
在此, 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在《小宝贝, 飞呀飞》这部书的开头, 我使用了叫 “millennium” 的时间概念。国外的报刊杂志大概从五年前开始使用 “the third millennium” 这样的以千年计算时间的概念。而我国经常使用二十一世纪这样的概念却从来不用以千年计算时间的千纪概念, 直到最近才有一些人在文章中提到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纪元的第三个千年。我实在忍不住以 “面向新千纪” 为题在报刊专栏发表一篇文章, 介绍了千纪的概念。我们常用的世纪是以百年为单位概括历史, 而千纪是以千年为单位概括人类历史。
回顾历史, 第一个千纪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辉煌的千年。新罗于公元前57年、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百济于公元前18年各自建国立业。年轻的三国满怀信心迎来了第一个千纪。那时, 我们民族统辖的疆土北至满洲平原南至朝鲜半岛的最南段。考古学发掘的文物中我们看到当时辉煌的文化成果。当我们参观在东北平原的高句丽古城遗址及古墓时, 不知不觉间就会发出 “啊!伟大的高句丽!”
第一个千纪创造辉煌的我们的民族迎来第二个千纪时却陷进了内忧外患的困境。当时, 朝鲜半岛的三国主要的危险来至于中国。高句丽与中国的隋朝战事频繁, 但横行一时的隋朝仅仅维持了70年, 取而代之的是强盛的唐朝。开辟了丝绸之路的唐朝的强盛当时是锐不可挡。据一些历史书中称其势力范围甚至扩展到了非洲南部。被强大的唐朝所迫, 高句丽不得不把满洲平原拱手让给了唐朝, 而新罗与百济在半岛内实现了统一, 于公元918年建立了新的国家-高丽。也就是说, 我们的祖先在迎来第二个千纪时, 却丢失了肥沃的满洲平原, 而被围困在狭窄的朝鲜半岛上。
更为可悲的是, 连半岛的完整和统一也没有保持, 更没有实现南北统一, 我们就迎来第三个千纪。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国际社会是冷酷无情的。不能正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只能被时代抛弃。因此, 我们应该在危机感中把握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把握机会重要的是赶上时代潮流, 实现信息化。
第三个千纪的重要性暂且谈到此, 把范围缩小再看眼前的二十一世纪。展望未来首先要回顾过去。世贸组织的乌拉圭回合正谈的不可开交时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1994年元旦, 我国的各个报刊都以开放化作为主题刊发了很多政论性的文章。其中 “朝鲜日报”与众不同, 使用 “第二次开放国门”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概念, 特别强调了这次开放的意义。因文章意义深切, 我把全文剪辑在笔记本里, 直到今天还常常拿出来念。
“ 假如1876年的江华岛条约是我们的第一次开放国门, 那么1994年的世贸会谈是第二次开放国门。因第一次开放国门时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其后的一百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1894年的清日战争、1904年的俄日战争、1910年的韩日合并、长达三十六年的殖民统治、1945年的分裂、6.25内战及民族的分裂,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的民族所受的苦难都应归罪于1876年的江华岛条约。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须慎重对待开放, 圆满完成第二次开放国门。”
祸国殃民的 “江华岛条约”的不公平内容可以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条约中规定, 日本渔民在朝鲜海域遇难, 朝鲜人有义务全面照顾日本的遇难渔民;而相对朝鲜渔民遇到同样的情况却只字未提。现在, 我们签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约时, 都觉得委屈, 觉得不公平。而当时我们的祖先难道没有看出条约的不平等吗?其实明知道不公平却不得不签字。我们不能怪条约本身, 因为不公平条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是工业社会吞没农耕社会的必然产物。为了究明条约的前因后果, 把历史再追溯一百年。
1765年,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五年后的1770年, 以纺纱机的发明为起点英国首先掀起了工业革命, 大西洋沿岸各国争相效仿。工业革命期间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动荡。1776年, 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 爆发了法兰西大革命。西方社会追求自由、追求产业化, 历时一百年完成了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中期, 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的军舰装着大炮开进了东方的亚洲。
当时, 亚洲各国还在沉睡之中。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汹汹来势开始也采取闭关锁国政策, 但西方列强的围攻之下坚持没多久1858年便与西方五国签定了通商条约, 打开门户, 开始接受西方的文明。以此为契机, 1868年开始进行明治维新推动工业革命的进程。就象我国在1960年至1990年的三十年间引进西欧文明的精髓, 实现国民收入从一百美元到一万美元的跳跃一样, 日本在1850年至1890年的四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 而缔结江华岛条约时, 日本已经是一个西欧化的亚洲国家。当时工业化国家侵占农业国家的现象相当普遍。英国、法国等国不仅侵占了印度、印尼等亚洲农业国, 而且把非洲和南美也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日本胁迫我国政府签定的江华岛条约只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来说是很普通的条约而已。由此可以断定, 当时的政府首脑层的关键的错误并不在于所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本身, 而是在于他们没有看到时代的潮流, 没有实行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政策。
回顾这一段历史, 我们常常埋怨祖先的愚昧和软弱。试问, 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正确吗?真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吗?
我们处在农耕时代时, 工业化大潮把我们推向一百年的苦难之中。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大潮, 没有迎头赶上大潮而被大潮吞没。同样, 现在处在工业化时代的我们如果看不到更为波澜壮阔的信息化大潮, 也会无情地被时代潮淘汰, 被大潮所淹没。一旦被吞没, 我们要经受的苦难将是空前的, 更为沉重的。有一些人到了今天还是用工业化社会中成功的逻辑在说:“没有电脑照样能成功, 电脑不属于我们这一代”。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危险的。如果是领导干部, 其危害更大, 应早早地让位。我期盼参加这次培训的领导干部不仅要学会电脑更应该体察并把握信息化大潮, 正确引导社会的发展。
我们亲身体验到工业社会相对农业社会的强大。那么, 信息社会相对工业社会有那些强大之处呢?答案是信息社会完全改变工业社会的最基本的概念。
首先, 我们可以从空间概念的变化感知到信息社会强大的创造力。通常我们所说的空间是天、地等实存的空间。所谓的买地就是买地上的空间。从另一个角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确保生活空间的斗争史。满洲平原及美洲大陆在当时都是新大陆, 而每一次发现新大陆都涌现出新兴的文化以及新兴的社会力量。
现在人类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那就是电脑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的计算机空间。实存的空间可以通过战争以及外交等手段来加以确保, 而计算机空间却通过知识、信息以及电脑技术和通信技术才能确保。这个计算机空间并不象我们理想中的武陵桃源只能在梦中享受,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可以使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摆放商品, 也可以建造学校, 建造医院。实存的空间里建造多大的百货商店也不可能把全世界的商品陈列, 但是这在计算机空间中是可能的。不仅可以把世界上的全部商品陈列出来, 而且可以坐在家里进行购物。计算机空间的实用化越来越明显。信息社会能凭空造出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空间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信息社会相对工业社会而言的强大。
其次, 信息社会改变传统的时间概念。农业社会里, 人类是天亮下地, 天黑收工休息。那时, 人们只能利用自然的光线活动。工业社会里, 人们制定诸如一天工作八小时或一周工作四十八小时等纪律, 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进行活动, 因为工业社会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才能完成既定的任务。但信息社会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时间观念。信息社会里没有昼夜之分, 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向社会成员开放。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安排作息时间, 自由支配时间。这是一项多么重大的变革呀!
再次, 信息社会改变传统的速度概念。跑的最快的人也就是10秒钟跑100米, 二小时十分跑完马拉松全程。工业社会里, 人们可以利用汽车在高速公路一小时能跑100公里至200公里, 利用赛车最快也就是一小时能跑500公里。利用飞机则以每小时1800公里的速度前进。但计算机空间里, 任何人都可以冲破物理角度上的时间概念, 可自由自在地利用光速。可以与地球相反位置上的人交谈, 可以给他即刻发送自己所喜欢的电影, 也可以跟对方索要自己喜欢的作品。只要拥有电脑人人都可以利用光速的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
因为信息社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 所以工业社会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甚至我们根本就不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工业社会毫不费力地打败了农业社会。同样信息社会也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工业社会摧毁。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保持着极为和谐的关系发展的国家是无比强大的, 是不可战胜的。弱者总是要受欺负, 强国总是要侵占弱小国家。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的教训。假如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 不迎头赶上时代潮, 就会被吞噬。引导信息化革命的美国人预言, 活学活用信息社会的基本手段-英特网的个人、企业、国家将繁荣强盛;不能活用的个人、企业、国家将会消亡。因此, 他们正在向信息化时代快马加鞭。我们的国家领导也应该及时地制定正确引导全国人民走向信息化的方针政策。
如何建设信息化社会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分三个阶段发展的理论。第一阶段要建设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中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信息化领导机构-CIO。现在我们的总统也很关心并强调信息化社会的建设, 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每一次时代潮到来的时候国家和民族必须有一个正确引导发展方向的领导群体。换句话说, 信息化社会的建设需要由推动总部、具体指挥人员来有力地推动并具体实施。美国由戈尔副总统亲自负责此项工作, 而英国有一段时间由撒切尔首相负责、法国由希拉克总统负责、新加坡由吴作栋总理负责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我国也应由一位资深领导按照国家制定的发展蓝图辅佐总统具体实施发展计划。可惜目前我国政府的各部门在信息化方面各自为政收效甚微。在企业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或部门叫做信息专家或CIO, 而政府更应该成立规划并具体推动这项工作的指挥总部。
基础设施建设中第二项工作是实现通信的高速化。现在的电脑必须实现联网, 必须与英特网接口。否则不能充分发挥电脑的功能。据统计, 到今年七月为止全世界的整日和英特网打交道的网民就高达一亿三千万人。专家预测, 到2002年, 英特网网民将高达四亿~五亿人。到了那时, 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在网络中进行。在网络中进行购物、进行教育。针对这个时代的到来, 我们应加快建设和国际接轨的标准的通信网络。我国现有的二千万通信线路中大约占30%的八百万线是半自动化。由于还有这些半自动化的线路, 国外的高速通信一到我国境内速度明显放慢。我们通过协会曾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尽快建设我国高速通信网的建议, 但是目前还没有明显的举措。
基础设施建设中第三项工作是统一电脑使用方法, 与国际标准接轨。电脑的使用方法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主框架阶段。这一阶段是电脑代人进行计算的时代。此后出现的是客户机/服务器阶段。中心放一个服务器, 围着这部服务器设许多电脑, 人们可以通过电脑输入数据再从服务器索要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前五年这种方法很流行。但这种方法还存在很多局限性。虽然一个系统内能够保持联络畅通, 但系统和系统之间互相独立互相隔绝。比如, 三星系统、大宇系统、政府系统各自独立, 因此不能够互相联络, 不能互相交流。为了打破这种局限性, 出现了第三阶段的英特网时代。通过英特网, 全世界的电脑可以互相联络, 互相交流。目前这种方法是国际标准。因此, 为了我们的个人、企业、国家和全世界的网民密切交往, 也应该把我们的通信和电脑的使用方法都改为这种国际标准方法。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得由国家有关部门来井井有条地进行规划并领导才可能得以解决。
基础设施建设中第四项工作是进行正规的有关电脑使用方面的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的再好, 我们的国民不使用它, 信息化就变成纸上谈兵。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是有关海湾战争的故事。
海湾战争于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共打了四十二天。其中三十八天打的是空战, 地面战只打了四天, 而三十八天的空战却是全部由电脑进行的。对这场战争, 我们应注意两点。其一, 美国在运送战略物资方面表现的强大的综合国力。日内瓦会谈破裂后仅用几个月的时间美国是用什么方法把五十万大军和众多的战略物资输送到海湾地区的呢?其二,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连最起码的人员伤亡都没有付出就打赢这场战争的呢?
战后, 原八军司令官里伯西将军退役后,到一个叫麦当劳道格拉斯的公司任顾问。有一次他在韩国和我共进午餐的时候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战争刚结束他就回到了离开已经四十年的家乡。那里已经没有认识他的人了, 只住一些陌生的老人。有一天晨练时老人们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回答说当过兵。老人们上下打量一遍说是不是当过上士, 他回答说是。不久, 地方报刊的记者认出了他, 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和题为“里伯西将军荣归故里”的报道。老人们又拿着报纸问他这照片里的人是不是你, 他说是。老人们又惊喜又高兴, 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讲完这些故事他突然问我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胜利的原因。我就把我的看法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了。听完以后他说:说的都对。但有一点很多人都不了解, 其实这场战争是美国年轻人取得的胜利。除了美国的年轻一代, 地球上还没有能够进行这种战争的军队。同样的武器送给别的军队, 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干净利索地打赢这场战争。因为只有美国的年轻一代才会使用电脑操作的武器。
就是说, 他们眼睛盯的是目标, 手中扣动的不是扳机而是电脑键盘。他们是用玩电脑战争游戏的手打赢这场战争的。总之, 这场战争中美国胜利的原因是, 后方有坚实的基础设施, 前方有精通电脑操作的年轻一代。
而我们是怎么对待孩子们的电脑操作的呢?买的电脑就好象是什么宝贝似的不准孩子们随便动。除了枯燥无味的学习之外, 孩子们实在感受不到电脑带给人们的无穷无尽的乐趣。诚然用电脑学习是很重要, 但即使孩子们用电脑玩游戏也不要不让孩子接触电脑。好比用钢笔既能学习又能写一些与学习无关的或影响学习的情书之类, 我们也不能抢夺孩子们的钢笔不让孩子写字呀。电脑也可以用于学习也可用于玩游戏, 而为了阻止孩子玩电脑游戏而不让孩子接触电脑, 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为培养孩子们的电脑操作能力, 我们有必要发展健康的游戏节目。前些日子我到小学及初中讲课时作过调查, 一半以上的孩子因玩电子游戏而被父母打过骂过。在这里, 我想提醒一句, 请不要把电脑当成收藏品。
美国是怎样进行孩子们的电脑教育呢?美国在孩子们的电脑教育方面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学校教理论方面的知识, 家庭也放任孩子们玩健康的游戏。而社会对孩子们的电脑教育也很重视。比如美国的皮萨饼店都备有电脑游戏机, 孩子们到店里吃饭的时候只要超过原来的记录分数将免费享受一顿饱餐。我在美国的时候正流行一个叫 “派可曼”的游戏, 要想打六万分以上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技巧。如果一个孩子在原来的最高记录分为62000分的游戏机上达到了63000分就能得到奖品, 而奖品是皮萨饼。领奖的孩子把得到的饼分给小伙伴吃, 他也就成为小伙伴心目中的英雄。通过这样的方式尽量让孩子们喜欢上电脑, 又通过健康的游戏提高孩子们的电脑操作水平。因为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青年, 所以他们使用电脑操作的武器时更是得心应手, 能够轻易地打败敌人。这样的军队是现代战争的无敌之师。1991年2月28日海湾战争结束, 1991年12月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下台。难道二者之间就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吗?也许, 戈尔巴乔夫看到西方社会的强大和现代武器的强大而心理上不战先败, 打消了和美国对抗的念头。从这种意义上讲那一场战争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战争。
我们究竟怎样有效地进行社会电脑教育呢?
有道是六十年代在部队里搞的扫盲工作给我们的社会电脑教育工作一个很好的启示。电脑教育能不能和部队生活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可以试试看。六十年代初, 部队里设小学课程, 替社会作了扫盲工作, 当时的效果也很好。现在也一样, 可以在部队设电脑课程精心教育每一位战士。一想到我国将出现大批的失业大军, 心理很着急。但干着急也没用, 应该想尽方法开设行之有效的教育课程, 尽快培养他们的电脑操作能力, 尽快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立足现实制定正确的政策, 那么眼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具有很大潜力的民族。最近, 我们常常向各种委员会提出各种建议, 但可能是因为政府及国家部门有具体的困难, 具体实施计划方面还没有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基础设施建设中还有一项值得我们注意的工作。那就是英语教育。前面已经 谈过, 要想到美国就业必须掌握一定的电脑技术且TOEIC考试达到850分以上。具备这二个条件还真不容易。目前信息通信部作为减轻国内就业压力的一项措施, 准备往美国输出一万名信息通信领域的劳力, 现已通过协会开始选拔。召开动员大会的那一天, KOEX的大教室里挤满了准备应考的青年。当时我介绍这次选拔的标准, 讲到必须掌握相当的信息技术且英语水平要达到TOEIC850分以上, 全场响起了一片叹息声。这说明他们没有信心。
我们三星SDS现有信息技术人员六千人。其中获得国外技术资格证书的一千六百人。要想再从这些人里挑选TOEIC850分以上的, 只能挑出450人左右。我们准备把这450人作为先遣队派往美国, 但今年美国方面的入境签证指标已满,只能等明年的签证了。象我们这样的专业公司准备派一千人都这么困难, 全国要派一万人该是一项难度多么大的工作呢!我认为, 我们现在往美国派一万人的计划真正实现, 这些人将来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因此, 我们呼吁政府有关方面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
基础设施建设中应重视英语教育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英语是计算机世界的标准语言。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术语一半是英语。因此, 也可以说将来信息化时代的语言行为中3/4是英语。形势逼着我们学英语。不懂英语在信息时代将寸步难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耐戈列芬特教授讲演时也常常叫美国人学好英语。也许他指的美国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 但这句话真正道出了现代社会中的英语的重要性。今年9月份, 我在美国和耐戈列芬特教授交谈时问他, 还认为英语那么重要吗?他说, 最近他的想法有一些变化, 中文可能要比英语还要重要。理由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烈, 而中国人口众多且较保守, 所以很难动员他们学习英语。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 只能学习他们的语言。
我们要爱惜自己的民族语言, 但为了和国际接轨, 必须还要掌握国际通用的语言。民族语言和国际通用语言的关系就好比高速公路网的主干线和地方支线。要想在高速公路上自由自在地驰骋, 首先要进入主干线的入口, 而进入主干线的入口就需要使用符合高速公路行驶标准的交通工具。
前面分五个方面讲了有关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完成的工作。那么这五项工作到底应该由谁来作呢?设立指挥部、扩张通信网络并提高网络的工作效率、用国际标准统一电脑的使用方法、进行广泛的电脑教育、加强英语教育等工作仅用几个人或几个团体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应该在国家和政府的层次上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第一阶段完成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后第二阶段要充分利用这些基础设施改善从前用人工完成的各项工作。利用信息技术, 企业就能提高生产效益, 军队就能提高战斗力, 医院就能实现异地会诊及治疗。利用信息技术, 我们的工作效率将会提高十倍、二十倍。
信息化建设的第三阶段, 我们将挑战在工业化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一些工作。这种挑战在美国现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比如, 有一家叫亚马逊的计算机网络书店。它通过英特网销售的图书量比一家拥有几千个连锁点的图书公司的销售量还多。这在以前是根本想象不到的。其他领域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制造商供货给代销商, 代销商再展销的传统的销售方式已经过时。在未来的五年内将拥有五亿人网民的英特网在销售方面肯定发挥其独具的作用。因为这五亿人既可以是生产者又可以是消费者, 所以信息又快、顾客又多的计算机网络商店里将会出现许多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的暴发户。这种销售方式面前, 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没有明显的劣势。只要真正掌握技术, 不管是谁都能成功。
学校也不再需要校园了。上次和汉城大学校长及其他有关人员交谈时我曾经提过, 将来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上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时候现在的大学校园将被打破。在计算机网络中,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老师。比如说学英语, 可以通过网络收听闵炳哲先生的讲课, 何必非要到指定的学校去听指定教授的讲课呢!到那时, 水平高的教师的学生将达到一千人、二千人, 甚至是一万人, 而有些教师的课很可能连一个学生都不会去听。这种现象势必打破校园的界限和地区的界限。
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开了头。四十八个院校互相承认对方的学分。如一个家住佛罗里达的学生, 有些课程修斯坦福大学开设的课程, 而有些课程则可以在麻省理工大学修。修完规定的课程并拿到足够的学分后, 这个学生可以在网络大学中获得毕业证书。在这个基础上网络大学最近又补充了实习课给同学们提供互相认识和交流的机会。按理来说, 同学之间应建立亲密无间的感情, 而网络学校中同学之间只能通过电脑画面交流。为了改变网络学校同学间关系过于陌生的现状, 毕业之前把学生集中到夏威夷或田纳西峡谷, 进行为期三周左右的实习教学, 实习中同学们互相交流, 增进友谊。我国现在也正在试行计算机网络教学, 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 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 但不远的将来校园的界限肯定被打破。这是不争的事实。真的到了那一天, 因为大学课程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 所以只要自己努力, 可以一边念大学一边工作。这些就是信息时代的第三阶段将出现的社会现象。
我在前面主要围绕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发展阶段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最后简单介绍微软公司、AT&T等美国著名企业选拔人才的标准。因为, 我认为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我们培养人才的标准密切相关。
他们在面试中主要考虑的是应聘者的理想、对未来的憧憬、希望、创造性、合作精神等。虽然也参考应聘者就读的大学的名气以及在大学的学习成绩, 但主要还是看上述品德方面的基本素质。因此, 我们也应该在这些标准外增加爱国主义精神、对人类的爱心等内容进行年轻一代的品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对未来有用之才。总之, 这就是迎接新时代的我们的任务。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1998年10月15日
三星SDS代表理事
南宫 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