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

第一篇：城市治理

前我市城市管理显现“四多”现象，即“流动摊点多、违章建筑多、小街小巷多、弱势群体多”。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面临着“人手少、任务重、压力大、经费少、要求高”的实际状况，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日益提高，管理力量不足，管理不能全面的问题已日益突出，如何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形成“大城管”格局，最终实现“全覆盖、经常化、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应该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思考的重点问题，也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找材料，到网，一站在手，写作无忧！]

一、××区目前在城管方面的主要做法

1、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工作体制，实现重心下移。理顺城管工作体制对加强和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区委、区政府领导对此项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提出了“条块结合、合理分工、分清责任、区别对待、统一执法”的指导思想。2005年初，区城管执法分局按照“强化属地执法、健全管理机制”的指导原则，在曲江、文峰街道开展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试点工作。今年，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汶河、东关两个街道推广了这种做法。目前，区内的四个街办均有城管执法大队派驻，形成了“分局、大队、中队”三级执法网络，通过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不仅健全了城管执法的基层网络，而且实现重心下移，属地管理的目标，使街道城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延伸和拓展，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体现，主观能动性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对辖区内出现的问题形成有效的互动，初步形成了“条为块服务，块为条分忧”的局面。

2、逐步健全基层网络，城管工作逐步向社区延伸，强化关口前移。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通过健全组织网络，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使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实行城市精细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最终目标。按照城市管理“全覆盖、经常化、高水平”的要求，构建城市管理网络，不断延伸触角，努力实现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城管人员配备相对合理，而作为承担大量基础性城市管理任务的社区，由于没有专职人员和经费，城管工作不能保持延续性和长效性。对此，结合近期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加大了对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给社区配备了专门的电脑接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明确社区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所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工

作任务，并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案件办理及回复率，量化考核各社区的工作落实情况，努力形成“权责一致、保障到位”的新社区城管体制，新机制的实行已经切实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城市管理的意识和责任心，提高了问题的处置率。

3、加大保障力度，逐步加大城管经费和人员投入，增强管理和执法能力。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市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管理任务不断加重，区政府逐年加大了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政府拨款逐年增加。2002年拨款532.6万元，2003年拨款611.7万元，2004年拨款789.7万元，2005年拨款978万元,h 上述费用含环卫经费和专项经费。今年，还专门投资120万元，用于建设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在全区的4个街道和29个社区设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在人员上，也尽可能的创造条件配齐城管执法人员和协管（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员，通过市、区两级政府逐年努力，区城管执法分局的人员已从最初的正式执法人员50人，协管员30人，逐步发展为正式执法人员88人，协管员120人，结合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各街道也按照1:1比例相应配备了协管员，目前，各街道的城管队伍都有30人左右。

二、存在的问题

1、城市管理网络不够完善。目前，“三级管理”中街道一级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的管理作用还不够充分，尽管各街道都有城管卫生科，但由于人员编制及经费落实不足，城管卫生科尚未发挥显著的第三级管理作用，社区也没有城市管理专职工作人员和处置力量。

2、城管工作经费缺口大。2006年，区城管执法分局预算共需经费约584万元，其中仅正式人员的人头经费就需330万元，而实际预算拨款359万元，相差225万元。环卫经费缺口更大，2002年经财政局、审计局审计，当年缺口526万元，2003年缺口288万元，2004年缺口205万元，2005年缺口180万元，2006年预计缺口200万元。街道、社区的城市管理工作经费至今也未落实。

3、城管处置力量不够。数字化城市管理，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问题不仅要求处置，还要求处置及时和彻底。目前，××区各乡镇、街道、社区以及专业部门的处置力量都明显不足，其中包括处置队伍、专业装备，车辆等。

4、环卫装备和环卫设施差。一是垃圾运输车辆少，车况差，按规定要配备40辆，而目前仅有26辆，而到明年4月就有10辆车要报废。二是垃圾运输中转站少，按规定要有60座，而目前仅有11座。三是厕所陈旧，全区有230多座直管公厕，占市区公厕量的80%以上，绝大部分年代久、老化，老百姓怨声载道，急需翻修。

5、社区城管工作薄弱。首先没有专职城管人员，其次缺少专业经费，这样基本上形成了“晴天靠风吹、雨天靠水冲、突击靠人工”的现象，尤其表现在小街巷的保洁上。

6、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目前的城市管理已呈现“大城管”格局，单单依靠政府部门难以彻底实现全面的城市管理，而由于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原因，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认识和参与程度、以及市民素质不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不强，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积极性不高，还没有完全引入竞争机制。

三、对策与建议

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立足实际，更新理念，大胆探索，勇破难题，加快实现城市长效管理，提升管理效能，不断优化区域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日益显示出其民本、规范、服务、效率的特征，城市管理工作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更高的起点，来审视、反思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1、坚持城市长效管理的四项原则：

（1）以人为本——“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城市管理必须满足居民的精神、物质需求，使居民对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感到满意。坚持堵疏结合，注重人情化关怀、人性化操作，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管理压力。强化城市管理的社会宣传，对居民进行持续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努力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增强市民环境意识，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2）依法管理——城市必须依靠法规来治理，才能井然有序，保障长治久安。要不断完善城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注重法制教育，加强执法管理，并使两者环环相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公正。

（3）综合治理——突破经验式管理、问题式管理、突击式管理的单一管理模式，结合目前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立起综合管理模式。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制手段为主转换，从单一手段向诸种手段共同作用转换。（4）公众参与——公众与各种非政府组织是城市管理的基本细胞，只有社会组织与公众广泛而自觉参与，城市管理机制才能从被动外推转化为内生参与，从而实现城市管理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性。

2、构建城市管理的六大工作机制：

（1）综合协调机制。一是加强城管执法部门与卫生、公安、工商、环保等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协作。二是完善区与街道、社区层面既联系又独立的运行机制。继续深化城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改进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制度，从制度层面支持和强化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和权力；加强对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形成“块块负责、条条保障，条块结合、区街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格局。（2）责任包干机制。明晰管理职责，进一步理顺街道办事处和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责，解决管理中的职能交叉和边缘性问题，避免出现管理空隙。根据责任和权利相一致，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加大对街道、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按“谁许可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对一项事务涉及多个部门的，按“谁为主谁负责”原则予以界定，切实履行好城市管理职责，发挥保障作用，实现“条块结合”。细分责任范围，以路为线，纵横成网，建立四级管理责任区。一级为街道，二级为社区片，三级为责任块，四级为责任点，点面相间，条块结合，格网成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实行错层管理、网格管理，推行环境承包制，做到责任主体具体化、工作标准清晰化。（3）快速反应机制。城市管理具有动态性、反复性的特点，现在实行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要提升管理效率，我们必须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具体管理活动中，把握阶段性、及时性、经常性三个环节，使辖区始终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对重点地区和违规易发地段在管理时间上保持连续性。在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窗口地段和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四定”管理，强化“门前四包”责任制，随时纠正违规行为。在管理技术上，加快推进城市管理信息化、数字化，促进城市管理工作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科技型、精准型转变。

（4）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城管作业水平的外在驱动力。要坚持政府管制与社会参与互补原则，突出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深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改革中，着力在环卫工作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培育和发展城市维护作业市场，达到管理和作业的分离，通过政府公开招标，企业竞标管理，以此促进管理的标准化，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5）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实施长效管理的重要保障。一要强化目标考核，按照“责任目标化、目标数字化”的要求，将考核从定性型向定量型转变，建立数字化的量化考核体系，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考核，实行职能部门与街道之间的双向考核，将年度考核与日常考核结合起来，对城市管理的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二要严格奖惩措施，把激励机制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阶段性工作，都要有考核、有奖惩，以考核为依据，通过物质、精神等多种手段进行奖惩，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激发活力。

（6）投入保障机制。一是经费保障，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确保必要的城市管理经费开支，逐步加大投入，逐步改善装备，提高管理和执法能力。二是建设保障。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对城市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增强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管理前移，规划建设与管理要加强沟通与反馈，克服建设“后遗症”现象，做到标本兼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老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优化农贸市场、公厕等配套设施，为城市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平台。三是队伍保障。科学核定城管执法队员、协管员人数，充实管理力量，保证管理需要。强化城管队伍的专业化培训，严格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反应快速的城管执法队伍。

3、健全管理机制，强化属地职能的几个具体建议：

（1）确保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正常经费。除区政府每年财政拨款外，市政府对××区要实行倾斜政策，真正做到工作重心下移，与其配套的一些政策也要相应下移。

（2）适当增加乡镇、街道城市管理专职工作人员，以4-5人为宜，同时在各社区明确一名副主任专事城市管理工作。

（3）同时与城市信息化管理相配套，适当增加区级处置力量。加大对环卫工作及环卫工人先进事迹宣传力度，以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提高环卫工人待遇。当前应尽快解决体改后环卫工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经调查一测算，一次性交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为667.2万元和759.33万元）。

（4）不断加大对××环卫设施和装备的投入。



我不是城管，但我觉得单从职业而言，城管本身，我是很愿意接受的。长远来说，占道经营，非法经营，本身对社会治安也造成隐患。我家楼下经常堵得我车都开不出去，头疼死„„老百姓小本经营，该如何规范，是政府应该着手解决的，城管不过是旅行职责——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匪类乱来„„

建议书

0城管 发表于0秒前 城管,建议书,小贩,部门,卫生 作文网

建议书广州市的城管部门：广州是个大都市。而今年又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所以注意卫生是很重要的。而偏偏一些无牌小贩却在街边乱摆卖。为了全力配合城管部门和有关机关工作，我建议广大市民应该积极开展“远离街边小贩”的活动。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城管应加大对“乱摆卖”等现象的打击力度。

常勇是解放区城管局二大队队长，面对关系民生、繁重而艰辛的城管工作，他不叫苦、不喊累、不畏难，辛勤工作，乐于奉献，他经常对自己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城管队员，但我要做一名出色的城市卫士。”

人文关怀促和谐

城管执法面对的多是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如果执法方式不当，有可能得不到群众理解，甚至出现暴力抗法事件。因此，常勇积极推行亲情执法，以换位思考的理念构筑了一片和谐的城管天地。

为充分调动商户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常勇发动城管队员结合各责任路段管理情况，用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致沿街经营商户的一封信》，深入浅出地说明“三种经营”等违章经营行为造成的危害以及创建卫生城市和宜居城市给广大商户带来的好处，引导经营商户积极配合城管工作。他还鼓励队员们与商户谈心、交朋友，主

动给商户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营造了良好的城市管理氛围。辖区经营商户开始逐步养成自觉遵章经营的良好习惯，商户参与城市管理和“创卫”工作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市容市貌开始从源头发生转变。

温情服务当公仆

城管工作需要严格执法，但必须尊重商户人格，讲究执法艺术。常勇深知城管执法对象多为困难群体，每一个影响市容、堵塞交通的商贩背后都有一个贫困的家庭和艰辛的故事。所以，他经常教导队员们说：“虽然治理‘三种经营’是为了大多数市民的利益，但一定不能忘记，我们还要服务那些最需要照顾的困难群体。”因此，他带领队员始终坚持“三先三后”原则，即先宣传、后处理；先通知、后限改；先主动、后强制，文明执法，温情服务。在执法管理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他先后帮助家庭确实困难的12个商贩分别联系了菜场和瓜果蔬菜定点街市，安排他们免费进场经营，既妥善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又做好了市容管理工作。

甘于奉献老黄牛

许多认识常勇的人发现，自打今年年初以来，原本胖乎乎的他一下子瘦了几公斤。这是因为，在常勇默默勤劳工作的背后，还有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家庭负担。今年年初，常勇的母亲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做了3次手术，还经常去郑州化疗。3月份，常勇的父亲又被诊断为胰腺炎。再后来，常勇已有身孕的妻子一天天行动不便起来，正是需要人照料的时候。千斤重担全压在了常勇一个人身上。然而，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常勇舍小家顾大家，他把父母安排在同一家医院治疗，白天按时上街治理“三种经营”，晚上再到父母床前精心侍候，给妻子送去安慰。领导和同事知道他的情况后都劝他请假休息，可他只是在母亲做关键性手术时请了半天假，之后再没有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过一天工作。

海门城管执法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与人民群众沟通，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在学习调研阶段，我局开展了城管进校园活动，旨在加强对海门市区学校周边流动摊点的打击及车辆秩序的管理，创造一个卫生秩序、安宁整洁的社区和校园生活、学习环境；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和校园学习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和城市形象。让市民和学生参加城管的执法实践活动，培养全体市民的城市文明意识和公德意识，通过进校园的大手拉小手活动，带动全市人民共同关注学习实践活动期间城市管理工作。

此次海门城管局通过“城管进学校”活动的开展，“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从而全面提升城管宣传工作，逐步建立城管宣传教育社会化制度。

活动主要通过宣传版面巡展，采取制作漫画图片展板；制作城管宣传展板、宣传画页、便民手册等发放；执法人员进学校、进课堂，深入浅出地讲解城管法律法规知识；通过学生向家长和市民发放城市管理资料等方式，宣传城管职责职能；城市管理法规知识及处罚依据、标准；城市环境卫生常识；典型案例介绍；城管办事程序、服务承诺；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城市管理工作情况等。

活动开始后，海门城管局将选拔优秀执法队员到中小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每个星期组织执法队员深入到每一个中小学校，讲一次城管法规教育课，将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典型案例，对学生做好讲解，配合学校开展城管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等活动；分批组织学生上街清洁城市公共设施，清扫白色垃圾，体会城市管理工作的艰辛；在学校组织发动“城管志愿者”，佩戴“城管小袖章”随执法队员参与城市管理；学校、城管联手治理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和车辆停放秩序等。

为充分调动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城管进学校”活动的积极性，树立城管宣传先进学校和学生，有关方面将对学校和学生评比，颁发“城管教育示范学校”牌和“优秀小城管”奖状。

通过“城管进学校”活动，拓宽了与市民的沟通渠道，增强了青少年和市民对城市管理的责任感，提升了城市管理社会化程度。同时，借“学校”这个突破口，通过生动而贴近生活的宣传和社会化的服务方式，增进了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地理解、支持和配合，营造了“人

人参与、齐抓共管、大家受益”的社会氛围。(海门市城管局

本报讯（记者肖持刚）经营物品摆放不许超出门线、人行道停车不得占压盲道、移伐树木必须得到园林部门许可、遇到噪音扰民可打12342城管特服热线举报„„这些连一些大人都未必完全熟悉的城管法律知识，如今五味什字小学的同学们却人人熟记在心，并正在变成“小手拉大手，同走文明路”的良好行为。

昨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碑林综合执法局及市教育局领导，来到五味什字小学，与小学生及部分学生家长一起，参加了该校“小手拉大手，同做美丽西安维护者”的主题活动，将城管法律知识送进校园。该校师生还通过班级主题队会、征文、绘制宣传画等多种形式，推进城管法律知识学习取得实效。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活动，带动学生家长参与城管法律知识的学习。参加昨日活动的一位从事商店经营的张姓学生家长说：“孩子们通过演讲、作文、漫画等形式表现出的，希望家长们都能模范遵守公共秩序的良好心愿，使自己对以往占道经营的错误行为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再想出店经营孩子这道关恐怕都难过。”

第二篇：什么是城市治理

什么是城市治理

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治理”(governance)的讨论方兴未艾，是当今西方学术研究广泛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成为了一种显思想、主流学术，由此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词语”。正由于这种时髦，也就出现了滥用，而在中文文献中，这种现象似乎更为严重。这与我们固有的对“政府”、“管理”等词的认识及相应的思维定式有关，而在接受外来思想时过分的实用主义(或更多的是功利主义)意识起了作用，总想把别人说的概念与某一种现象联系起来，以便于进一步使用。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出现了两种最典型的误读，一是将治理读解为是政府的一种管理方式，二是将治理读成了是对公众参与的强调。确实，治理这个概念与这两方面都有关系，但却不是仅指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这两者的简单加和。

“治理”一词久已存在，但在现在西语意义上的使用，肇始于世界银行1989年一份报告，此后在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广泛使用。这种使用有其很深刻的原因。这些国际组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不得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又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满，尤其是以世界银行或地区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希望受援国都能遵循它们所确立的制度理念，因此便用“治理”一词来指代“国家改革”或“社会政治变革”的含义，从而以“一个相对而言没有攻击性的论题用技术性措辞来集中讨论敏感问题，而不致于让人认为这些机构越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因此，从这个词的重新被挖掘出来使用的目的上就可以看到，是为了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制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从头起便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有关治理的概念有多种定义，但相对较为广泛认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的定义。这份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从这样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治理的理解如果从管理或管制的角度去理解则必然会存在误差。这一点在有关治理的经典文献中有一本J.N.Rosenau等主编的书，它的书名就是《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就是明证。

治理的实施需要公众参与，但公众参与并不就是治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与运作，或者说，公众参与制度的“元制度”才是治理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将治理引入到城市规划领域，可以改变我们对城市规划作用方式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城市规划发挥作用的机制发现规划作用方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理解和转变要求我们对城市规划的整体理解及其哲学基础发生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当然，这里的政治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尤其不是中文中的狭义。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就可以较好地把握治理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规划究竟是怎么得到实施的，其背后的实施机制究竟怎样，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那么就不可能界定我们的规划体系，也不可能设计我们的规划制度。如果我们对城市规划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点还搞不清楚，那么很显然，我们所设计的规划体制仍然不可能保证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得到实施。

在认识治理的概念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分清楚政治的谋略与技术的策略。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治的谋略充当着目的的角色，而技术的策略则担当着手段的作用，但这两者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不能被技术的策略所迷惑，而应看到在此背后所被遮蔽着的政治谋略。在很多的情况下，政治谋略往往是技术策略发展演变的真正动力。但多少年以来，我们的规划师只关注技术手段的演变，却没有关心过这种演变为什么会形成，其结果就导致了技术手段的滥用和异化，甚至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最终也只能导致没落。这不仅是我们在考量城市规划发展中需要注意的，而且，在接受任何新的观念时也同样需要注意。摘自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院 乾泉 编撰

第三篇：中国近代城市大气污染及其治理

中国近代城市大气污染及其治理

胡 勇 《光明日报》（2013年03月08日 15 版）

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近期许多城市持续的雾霾天气更引起国人对此高度关注。考察我国历史，明清时期在一些大城市中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但主要属于生活废气产生的污染，到近代又加上工业生产的废气排放和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对这一问题以往国内学术界研究不多，本文拟从燃料需求转变、工业布局及城市化与大气污染的关系切入，对近代以来大气污染的概况、特点及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防治措施进行简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近代燃料需求的转变与城市大气污染的出现

燃料的使用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断变化，如近代学者指出，“故视燃料使用之情形如何，即可断定其工商业发达之程度。”（史维新：《我国燃料问题》，《科学的中国》，第2卷第1期）明清以来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在带来进步和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煤炭燃烧产生的硫化物导致大气污染日益严重。据台湾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代初期北京军队和市民主要以木材为燃料。到明代中期，因周围山区木材被砍伐殆尽，不得不转而依靠煤炭作为取暖、做饭及手工业的燃料。到民国时期，我国家庭用电能者仅限于少数特殊家庭，大部分地区尚停滞于柴草与煤炭之间。储存冬煤成为北京市民每年必做的功课。每个家庭主妇，除了忙制御寒的棉衣外，还要设法存储煤炭，准备度过无情的严冬（乐民：《北平的燃煤人》，载杨宝玉主编《煤炭流通文史资料》，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在上海，市民生活同样一天也离不开煤炭。据时人描述，1945年上海一度出现煤炭来路不畅的情况，使部分家里没有煤球的人烧不熟饭（春生：《米与煤》，人人社1945年编印，第2页）。时人指出“食粮燃料，皆为民生日用必需之品，二者之盈虚调剂，与一地或一城镇之治安，皆有密切之关系。”（《南京之食粮与燃料》，1932年，第1页）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居住密集，煤炭等燃料的使用不断增加，对城市大气污染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明清时期。据王伟杰研究，清乾隆时北京有人口62万，每年烧煤15.5万吨；1941年每年燃煤64.1万吨；1949年用煤是103.5万吨。燃煤产生的烟尘颗粒物和二氧化硫，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影响，还飘浮在大气中，造成环境污染。

生活用煤的影响还在其次，近代以来，对大气污染影响最大的还是工业燃料释放的有害气体和烟尘。近代工业化较早的城市对煤炭的需求相当大。如近代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中心，工厂机器的发动，交通工具的推进，均以煤炭是赖，数百万人口，日常赖以举火为炊者，亦以煤炭为主。当时上海成为全国最大销煤区域，1935年有人统计全国每年用煤约2500万吨，上海每年销煤为300万吨，占总额七分之一强（汪警石：《近年来上海煤炭之概况》，《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1号）。

上海作为工业化最早的城市，19世纪后半期已经出现多次大气污染的记载：1856年3月，“天雨血，三日晨有黑雨冰雹。”（同治《上海县志》卷30）嘉定1858年“四月十五日卤雨。”（光绪《嘉定县志》卷5）1898年6月21日下咸雨，植物黄萎（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1923年5月24日《申报》记载，“浦东大团附近前日清晨忽然天降红雨，登时红色满庭。”卤雨、黑雪等的出现，反映了上海大气污染的日益严重。当时，上海疫喉连年爆发，显然与此有关（转引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173页）。有位作者描述上海的情形：“我不幸住在上海煤烟缭绕的区域内，两个鼻孔终日充塞着乌黑的煤灰，家中的门窗大开时，不消片刻功夫，桌上榻上就薄薄地铺着一层煤灰„„我想

象我住在这种煤灰丰富的环境中，我的肺脏早已染成灰黑色，变成所谓炭肺了。”（无尘：《都市的煤烟问题》，《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5期）类似者还有重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丝织、面粉、制革有了相当的发展，近代煤矿、石油工业也已初创。抗战后，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重庆迅速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工业污染而成为著名的“雾都”。虽然重庆多雾有地理环境的原因，但工业和生活用煤多，空气中悬浮小颗粒多，加重了雾霾。时人生动描述了雾霾之中生活的苦闷：“早上，只要我刚一打开窗子，第一个来拜访我的，便是那些游离在太空中的，和弥漫在宇宙里的雾霾„„”“„„生活在雾霾的海里，桎梏在雾霾的笼里，看不到一丝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秋田：《雾霾》，《宇宙风》，1942年第140期）近代广州也不能幸免于煤烟的污染。一些官员甚至认为“煤烟必然由淡而浓”，市民生计才能解决。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论调对近代城市的污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树文：《论所谓浓密煤烟的问题》，《广州市市政府公报》，1930年第360期）。

唐山、鞍山等既是近代新兴资源型城市同时又是钢铁、水泥等大型工业基地，煤炭的消耗量也相当大，城市环境污染尤为严重。1881年，开滦唐山矿建成出煤，后唐山细棉土厂、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唐山发电所等相继建成投产，城子庄一带开始形成水泥、炼钢、发电粉尘污染区域，粉煤灰池、铁矿渣堆也开始在这一带出现（《唐山城市建设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20世纪前期有人描述鞍山的情况：“以工业区的巨人那样姿态而出现的鞍山在东三省占据着骄傲的最高的宝座。既看不见蓝天，也没有飞鸟，地上更不生一些紫花碧草„„烟，烟——烟遮盖了一切，它用那冷酷，窒塞的可憎的黑色浓汁，涂抹一切的东西。”（成聚：《黑烟笼罩下的鞍山》，《广播周报》1936年第100期）

近代大气污染与工业布局、城市化进程及治理措施

近代以来大气污染问题的凸显与中国新式工业布局不合理以及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首先，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布局不合理。据调查，1927年，上海、武汉、天津、无锡、北京、广州、重庆等几大城市集中了全国近40%的新式工厂。1933年，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广州、青岛六城市工业生产值占全国69%。其次，近代城市内工业空间布局也不合理。上海早期外商及华商企业大多设在黄浦江、苏州河沿江地区，形成杨树浦、南市、曹家渡、闸北4个工业集中区。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工厂10079家，分布在工业区的2263家，占全市工厂22.5%；分布在非工业区的7816家，占77.5%，大量工厂与居民住宅交错在一起，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大。抗战时期，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工矿企业有400多家迁到重庆。绝大部分内迁工厂在对重庆的地理环境、生产资源、市场等都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漫无系统，仓促兴建，工业区和居民区犬牙交错，布局极不合理（《重庆市志》第1卷，第774—775页）。

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造成的病态发展带来很多不良社会影响。首先，工业的高度集中，势必对这些工业集中的地区和城市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上海的粉尘、废气污染于19世纪末在租界出现，如吴蕴初味精厂初创时，设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内，由于工业的废水、废气扰民，曾引起附近居民与吴蕴初的矛盾。其次，人口过于集中及布局不合理所产生大量生活污物、污水容易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再次，近代城市集中大量现代化交通工具，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例如1940年代汽车排放污染空气的情况在一些大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公共租界1940年不仅出现了公共汽车的拥堵，还带来烟尘污染。为此工部局多次警告公共汽车公司，要求其投入更多资金购进新式不冒烟的公共汽车（《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会议录》，第28册第572页）。

对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明清时期尚缺乏有效应对，而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

定的措施。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功、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比如针对北京居民因煤毒致死的惨剧时有所闻，政府张贴布告，告诉百姓安设煤筒，开启窗户，或把炉子拿到院子燃烧后再拿进屋。在上海，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会议录》，第9册第592页）。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取缔煎熬桐油》，《济南市市政月刊》，1930年第3卷第2期）。

对于空气污染问题，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且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昏昏沉沉，麻木无知的，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了！”（胡渭桥：《都市煤烟防止问题》，《科学时报》1935年第3期）一些专门介绍欧美和日本煤烟防治技术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当时提出的举措包括限制煤炭的使用量和范围、增加工厂烟囱高度、对汽车进行更新换代、设立完备的污物处理厂、限制化学工业、将污染严重的工厂搬到郊外以及培养干练伙夫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如实施分散主义的城市建设、建设田园都市，通盘考虑交通、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市政专家董修甲还提出小都市对于交通管理、治安、卫生好处极大，应该积极建设小都市、花园城市、卫星城市（董修甲：《都市建设的集中主义与分散主义》，《国民经济月刊》1937年第1卷第1期）。尽管这些认识并不完全科学，有些措施也未能真正实行，不过仍间接对缓解城市污染有所帮助，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应对空气污染与雾霾问题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第四篇：治理城市牛皮癣文章范文

未经批准，擅自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采用刻画、涂写、张贴、喷印等手段产生的各种小广告，因其量大面广、花样百出、难以根治，被形象地称为“城市牛皮癣”。“牛皮癣”的产生不仅影响了城市的外部形象，也反映了一个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综合素质。

敖汉旗城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新惠街头常见的“牛皮癣”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办证类、招工类、游医类、社区服务类、小商业广告类。

如此量大面广、十分猖獗的“牛皮癣”能在城市中长期存在，成为城市管理中难解的课题，各地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整治，却如同“割韭菜”，总难根除。“打蛇要打七寸”整治“牛皮癣”要整合执法资源，采取群防群治的策略，发动市民参与，多措并举，齐下猛药，方可遏制“牛皮癣”的猖獗势头。

1、实行“钓鱼”、“伏击”策略：主是对照号码进行“钓鱼”他若想做生意，必然出现，然后伏击，一举抓获，抓一个罚一个。

2、实行“斩根”行动：张贴者必然有居住地，由此可以展开搜查行动,深入制“癣”者老窝连窝端，此招影响较大，打击面广，可以有效遏制“牛皮癣”。

3、实行“截源”行动：此项工作可以由城管部门先进行取证、查实，然后将号码送通讯部门进行依法停机。

4、实行人海战略：建立奖励机制，鼓励群众去抓张贴者、去揭发幕后操纵者。

5、实行法律制裁：从现有的法律中寻求解决的办法，提高可操作性，依法行政，加大处罚力度。

6、疏堵结合战略：在合适地区开辟一些公共广告信息栏，让合理的信息广告有处安家。

7、实行宣传战略：要深入社区宣传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让市民了解自己在城市管理中应当履行的义务，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城市意识和法律意识;要在媒体上对制中“癣“者及时曝光。

8、利用高科技整治：研究新的涂料，提高清理的质量和速度，对于网络、通讯工具中的“牛皮癣”，要加大监管力度，狠查信息源，采取措施，从源头上遏制高科技“牛皮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张小小的“牛皮癣”能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全社会高度重视，人人参与，群防群治，“牛皮癣”完全消失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第五篇：城市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结构

贵州：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核心提要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加快推进全省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创新,普遍建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制度。

完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推广社区管理“贵阳经验”,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促进机制建设。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2014年上半年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在职能、机构、人员、资产和财务等方面彻底脱钩。

重点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引导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理结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化解矛盾,疏导情绪,鼓励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创新群众工作和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完善省市县党委群众工作体制机制,重点健全完善市(州)、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与群众直通交流网络平台。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

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全面推广“铜仁经验”,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推广基层矛盾化解“余庆经验”。创新完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巡访、联合接访、包案督访等制度,建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稳控处置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严打整治”长效工作机制,推进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并向农村延伸,加强犯罪实时控制机制建设。

强化反恐体制机制建设。

加强社区警务、社区矫治、群防群治等基层基础建设。

创新流动人口、特殊人群、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机制。

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药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深化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安全生产源头治理,按照分级和属地管理原则,健全完善和严格执行安全许可证制度。

加强省市县三级国家安全体制建设,扩大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组织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