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第一篇：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摘要：被害人上诉权是其作为当事人应有的一项程序性权利。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但仅通过检察机关来维护被害人的权益是不够的，因此，应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本文拟从理论和司法实践角度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进行价值分析，并进行了相应制度设计。

关键词：被害人；上诉权；价值分析；制度设计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其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但我国立法上没有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这与其当事人的地位不符，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本人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其有其深远的价值意义。

一、目前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确定了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根据当事人理论，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享有三项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即完整的起诉权、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和对刑事判决的影响权（主要是指上诉权）。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给被害人的权利来看，并不能保障被害人应享有的三项基本权利的实现。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又不完全享有当事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上的自相矛盾，使得其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名不符实。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专门机关忽视，甚至时常被侵害，这更加严重地影响到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因此，为强化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应完善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作为诉讼活动中关键性权利的上诉权。

二、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认识分歧

对于是否要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学者们主要有三种观念：

（一）支持论。持支持论的学者认为，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是符合其当事人地位的要求。上诉权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是保证当事人享有诉权的完整性所要求的。二是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作为与被告人具有平等地位的被害人，保证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三是现行的抗诉请求权并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抗诉请求权，但被害人的申请抗诉并不必然引发抗诉，所以应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可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反对论。持反对论的学者认为，不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其主要理由有：一是会打破相对平衡的诉讼结构。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已经处于被追诉的不利地位，如果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加上公诉机关的强大力量，不利的被告人更是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破坏现行的相对平衡的诉讼结构。二是会影响到“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告人将有被加重刑罚的危险，从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造成严重冲击。三是会打乱二审诉讼法律关系。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检察机关不予抗诉，而被害人却提出抗诉引发二审程序时，被害人就变成了追究犯罪的独立主体，原来的公诉案件转变了自诉案件，打乱了二审诉讼法律关系。

（三）折衷论。还有部分学者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其提出对目前存在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合理改造。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对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作了明确规定，此条规定把抗诉的决定权交给了检察机关，但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意见来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为了提升被害人在程序救济上的权利，平衡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必须对我国现行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改造，使其切实变成被害人的一项程序救济权利，从而弥补被害人无上诉权所导致的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被告人的不利局面。

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价值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但却享受不到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完整诉权，这是立法上的缺失，本人认为应当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其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第一，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当前刑事诉讼法改革的趋势，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以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围绕着加强被告人权利的目的进行的。比如被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又逐渐认识到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如德国、俄罗斯等。并且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应当享有包括上诉权在内的相应诉讼权利，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更大地调动被害人参与并追究犯罪的积极性，有效地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

第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保障了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只有请求抗诉权，而没有上诉权，这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符。上诉权是起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上诉权的起诉权，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起诉权。因此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既巩固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更保障了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

第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被害人抗诉请求很难实现的现实需求，更能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对于是否要提起抗诉由检察机关决定，其有着“自由裁量权”，而检察机关更多考虑的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时会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行的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并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求，所以，应该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来保障和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体现，有利于形成对审判权的有效制约。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在其利益不能完全实现时，应有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性救济权利，而上诉权就是其中的一项。并且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可以诉讼进一步开放，被害人有条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防止司法人员的专横擅断、侵害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现象，能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四、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制度设计

基于以上所述，本人认为对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可进行以下设定：

第一、设立上诉前置程序。即被害人上诉时应先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害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提起抗诉，出具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和说明不提起抗诉的理由，被害人在向二审法院上诉时提供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即可。另外，对于检察机关在法定期间既不提起抗诉也不出具不抗诉的书面决定，被害人上诉时需提供自己曾在法定期间请求抗诉的证明即可。

第二、建立立案审查机制。即对被害人提起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在受理前进行程序审查。如，被害人上诉时，应当提交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以及被害人的上诉理由。通过立案前的程序性审查，防止被害人对上诉权的滥用。

第三、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强制出庭制度。在上级法院受理被害人上诉的案件后，无论一审公诉机关是否提起了抗诉，二审公诉机关都必须出庭，防止一审的公诉案件到了二审转变成了自诉案件。

第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与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但不能为了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享受额外的保护而剥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由于被害人上诉引发了的二审程序，被告人不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这也是实现有错必纠原则的要求。

第二篇：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2007-02-06 12:27:1

1近年来，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权是一个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前提，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概念。人权，就其性质和作用来说，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成为有尊严的人的权利等多个层次。联合国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所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就指出：一切人权都缘于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是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并应积极参与其中。

一、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法律评价

随着法制的进步以及中国对国际

事务参与性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对人权保障问题日益重视。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白皮书》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宣言和一些公约，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和尊重。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事实，我国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法律层面的人权保障体系日益严密。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贝卡利亚语），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当然，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主体不仅仅是被告人，而且包括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被害人仅被赋予证人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中期，被害人

在各国刑事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学迅速兴起，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年月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号决议《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这是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被害人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声明。它标志着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

长期以来，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一直被忽视、淡忘，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并规定许多新的诉讼权利，如申请复议权、申请回避权、申请抗诉权等。但事实上，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在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背景下，被害人的权利往往被忽略，造成结案后，被害人不满案件处理结果，不断申诉，浪费了大量国家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的同时，被害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

此，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被害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泛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狭义的被害人仅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司法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建立平等诉讼机制，使刑事诉讼架构更趋均衡

从宏观来看，被害人诉讼地位问题，不仅关系刑事诉讼公正的实现，同时影响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完善。从微观上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同时也关系着被害人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刑事诉讼结构的是否均衡的问题。被害人作为法律规定的人，社会都应尊重他作为目的的个体的存在，不能对他贬低、奴役，不

能纯粹地将他视为实现他人目的、社会目的的手段，被害人应当得到人格上的法律尊严。人的尊严构成要素甚多，其中平等、自主是其中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很久以来，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尊严的主要意义似乎不在于被害人，而在于被告人。因为，面对国家权力的侵犯，任何个人是无助的。被害人遭到社会邪恶力量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国家，而被告人遭到国家侵犯后，就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与国家抗衡，鉴于人权是实现人的尊严的手段，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保障被告人人权，以维护被告人的尊严上，被害人的尊严问题，在整个刑诉历史上被严重地忽视。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是将被害人视为证人，规定被害人有协助国家追诉犯罪的义务。这样，作为刑事犯罪承受者的被害人就完全被贬为国家惩罚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但实际上，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被害人要求与被告人同等享有做人的尊严并不为过。联合国《为罪行和

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条规定，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这可以说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法律地位作出了阐释。维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尊严，保障被害人基本的诉讼权利，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提高能够为被害人在诉讼中自主性实现提供充分保障，同时增强诉讼的平等性。由此可以看出，基于人性、人格尊严的要求，应当同等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人格，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上的平等。

三、实行公力救济，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

在原始社会，冲突的解决主要靠氏族组织所提供的私力救济。国家产生后，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社会存续所必须的秩序，这样，国家强制力干预纠纷的公力救济由此产生。与私力救济有暴力性复仇手段相对，公力救济采用了和平而文明的手段。但是，传统的观点认为，犯

罪是对于国家的暴力侵犯，刑法和诉讼法是国家和违法者之间的调停制度，刑事政策应以罪犯为本位，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为了社会的利益，实现公众的惩罚权，对于任何私利的考虑，都是与此刑事诉讼的宗旨相冲突的。由此相关的法律在制定时更注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忽略了对被害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从而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所掩盖甚至取代，无法得到彰显和凸出。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更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犯罪被认为不仅仅是侵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侵害了个体利益，为此，国家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和罪犯的惩罚者介入到纠纷的处理过程中，给被害人以支持和救济，其救济的目的主要在于补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各国法律专门制定刑事救济方面的规定实现对被害人的补偿，很多国家的法律还赋予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为了取得更好的控制犯罪效果，人们将视角转向了被害人。在这种背景下，被害人学运动逐渐产生并迅速壮大。人们在控制犯罪的同时开始寻求刑事司法利益保护的平衡。对被害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补偿，在精神方面的损害也需要通过刑事诉讼来解决。特别是通过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来修复被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因此，可以说，就公力救济的目的来讲，已经从传统上强调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转换到对被害人所受创伤的恢复上来。基于此，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更趋于对被害人精神、心理进行诊疗。

四、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权利现实保障的几种设想

（一）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由此，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经济损失，往往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

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因而，被害人获得补偿尚未获得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鉴于此，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给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慰与补偿。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被害人获得补偿一般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无法从被告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由此，有可能导致被害人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因

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如被害人医疗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询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或医疗服务，针对一些特殊的被害人，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更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其提供细致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诊疗。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系统，《宣言》对此亦有具体规定。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受害者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应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这些服务和援助。为了确保被害人得到适当的和迅速的援助，应对警察、司法、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的需要，并使他们对准则有所认识，以确保适当和迅速的援助。

（三）建立辩护律师代为询问制度。从被害人学角度看，被害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是第一次受害，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制度性侵害是第二次受害。在司法实

践中，被告人经常借盘问机会让被害人反复回忆遭受犯罪侵害的情况，特别是性犯罪的审判尤其如此，这就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鉴于此，英国法律规定，对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即当被害人出庭接受盘问时，被告人本人回避，由其律师代行对被害人的盘问。这样律师在盘问时，会注意盘问的方式、问题涉及犯罪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避免给被害人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的情形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在庭审过程中，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再者，对有些被害人，我们可以不要求其亲自到法庭去接受盘问，而通过闭路电视回答问题，以减少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另外，检察人员在询问、听取被害人意见，追究、揭露、控诉、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承受力，从保障被害人角度，在询问态度、工作方式上注意对被害人身心的保护。

（四）完善被害人对不起诉案件、撤销案件的监督制度。刑事诉讼法第条第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收到有关的诉讼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但公安、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对此未予以明确。为了保障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起诉权，完善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监督，立法或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将撤销案件决定书的副本送达提出控告的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有时还会出现办案机关对被害人提出的控告是否立案长期拖延不作决定或者故意不向被害人送达不立案通知书的情况，致使被害人无法及时提起自诉。基于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公安、检察机

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第三篇：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相关问题探析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相关问题探析

摘 要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是一种新的规制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目的在于释明相关法条的内涵，以期能够准确适用。

关键词 当事人 和解 公诉案件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1案件的适用类型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把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作为特别程序的第二章予以专门规定。刑诉法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依据刑法第277条仅限两类，一类是因民事纠纷引起，涉嫌刑法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换句话说，因民事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依据犯罪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适用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应理解为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可能判处的刑期，不应是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的刑期。对于民间纠纷的概念，法律没有给出解释。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此外，刑诉法第277条第二款还规定了排除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2遵循平等自愿、合法的原则

和解协议必须要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定，且必须合法，不违背法律的有关规定。平等自愿原则是指，加害人和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整个过程的行为出于自己的意愿，具有平等的地位，其他个人和单位不得对当事人施加不正当的强制和影响。加害人和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被害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要有真实意思表示；加害人的悔罪和赔偿必须出于自愿、真诚；被害人接受和解协议时，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的意见，必须出于真实意愿。合法原则是指，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国家政策、公序良俗。和解协议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达成的合意，但这种个人之间的合意不得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这里的法律包括民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门法，不应仅限于刑事法律。由于民法明确规定了违反公序良俗和恶意沟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行为无效，因此，和解协议不得有如上情形，否则违反法律的部分自然无效。

对于和解协议中被害人要求物质损失高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的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按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告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依照该规定的理解，物质损失的范围是指已经存在的财产和利益的减损。也即，物质损失的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损失以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丧葬费。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它合理费用”其规定的赔偿项目比刑事附带民事多出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等。在和解协议中被害人要求被告人赔偿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应当认定有效。

3和解的签订与履行期限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当事和解公诉案件的和解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由解决赔偿的和解协议达成与审查和协议履行后的刑事责任处理两部分组成。和解协议的达成按照当前的模式有两种：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当事人基于第三方的介入（司法机关或人民调解组织）达成和解协议。对于司法机关介入的调解，司法机关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关于时限的规定，不会造成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对于当事双方或人民调解组织介入的和解过程，司法机关无法了解和解的进度，极易影响诉讼效率。为保证案件及时审理，减少被告人的羁押时间，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增设给予当事人和解处理的告知期限，符合刑法第277条规定的案件，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七日内，由公安机关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告知可和解的权利；检察机关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七日内，告知被告人、被害人有要求或自行和解的权利；审查终结前三日或提起公诉前三日是和解协议签订的截止时间，以免案件久拖不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法庭辩论终结前是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的截止时间。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可对被告人从轻处理。判决书生效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按刑诉法第242条的规定，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提起再审，要求再审法院把达成的协议作为悔罪表现，对被告人从轻处理。

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应当在签字之日履行，但考虑到我国社会大部分人不富有的实际情况，一部分具有真诚悔过之心，但经济困难的被告人要求其签字之日全额给付不现实，其提出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且提供人保或财保，法律上也应认可，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使刑事和解让经济实力雄厚者独享。审判实际中出现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分期履行后毁约不履行的情况，当事人毁约的主要理由是受协迫达成的和解协议，无论是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还是人民法院认定和解协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如果分期履行和解协议未履行，而担保人下落不明或财保财产难处理，必然会引起被害人申诉或上访，导致司法机关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在刑诉法规定的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时，在法律上增加审查程序和审查笔录公示，对审查程序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以供日后查阅，以最大程度保证当事人按协议要求履行义务，及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监督问题

为确保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的顺利贯彻执行，必须以加强监督为前提。我国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处于初级阶段，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理论基础以及实践经验都不健全性，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程序的具体操作，以及司法解释都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操作不当会出现一些危害性较大的犯罪、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行为人通过当事人和解诉讼案件逃避法律的制裁、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程序滥用、乱用，滋生腐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 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院作为我国的监督机关不可推卸的负有监督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制度实施的责任，对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的适用条件、刑事处罚的正当性和协议履行情况都负有监督的职，发现滥用、乱用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程序的人和事，一律予以纠正，引导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制度正确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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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浙江省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文 号：检刑审字（2010）第 号 案件来源：XX区公安分局 收案时间：2010年3月27日 案 由：故意伤害 犯罪嫌疑人：

XX市公安局XX区分局以嘉秀公诉字（2010）号起诉意见书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 涉嫌 一案，我院于2010年 月 日收到案件材料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第36条、第40条第1款、第137条、第139条规定，于2005年 月 日已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2010年 月 日已告知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承办本案检察人员于2010年 月 日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并审阅了全部案件材料，核实了案件事实与证据。期间，提请延长审限 次（提请时间，批准期限）。经上述工作，本案已审查终结，现报告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基本情况

1、犯罪嫌疑人（曾用名，别名，化名，绰号），男（女），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居住（户籍）地为。前科劣迹情况。

因涉嫌犯 罪，于2010年 月 日被 公安机关执行刑事拘留，2010年 月 日经本院批准被 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现押于XX市看守所（或取保候审在家中）（或在审查起诉阶段强制措施的改变情况）。

证明上述事实的身份证明及强制措施法律文书有（1）户籍证明及前科（侦查卷 P）（2）拘留决定书（侦查卷 P）

（3）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侦查卷 P）

2、辩护人基本情况及所属律师事务所。

3、被害人的基本情况。

4、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二、案件侦破简要过程

三、工作情况

审阅全部案件材料后，承办本案检察人员于： 1、2010年 月 日在XX市看守所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其供述与预审阶段供述一致。

2010年 月 日在 依法询问了证人，其陈述与预审阶段陈述一致。

2、依法听取了犯罪嫌疑人 委托的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3、自行补充侦查中，调查取证工作及收集的证据情况

4、其他情况。

四、依法审查后认定的事实 经依法审查查明：

五、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 犯罪嫌疑人 供述

犯罪嫌疑人 于2010年 月 日依法所做供述（时间、地点、讯问人、记录人、翻译人、摘自侦查卷 P）

（供述重点摘录）该供述证实： 存在问题：

2、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 于2010年 月 日依法所做陈述（时间、地点、询问人、记录人、翻译人、摘自侦查卷 P）

（陈述重点摘录）证明：

存在的问题：

3、证人证言 证人（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的证言

证人 于2010年 月 日依法所做证言（时间、地点、询问人、记录人、翻译人、摘自侦查卷 P）

（证言重点摘录）证明：

存在问题：

4、鉴定结论（鉴定时间、单位、鉴定人、摘自侦查卷 P）（摘录）证明：

存在问题：

5、勘验、检查笔录（勘验时间、单位、勘验人、检查人、见证人、摘自侦查卷 P）

（笔录重点内容摘录）证明：

存在问题：

6、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来源、特征、提取和保存方式、摘自侦查卷 P）

（主要内容摘录等）证明：

存在问题：

7、其他证明材料

六、对证据的分析论证

七、需要说明的问题

八、办案纪律：

1、没有私自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及其他有关人员。

2、没有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请吃送礼、出席娱乐活动。

3、没有利用承办案件的条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以及挪用、调换或变价处理赃物和扣押物品。

4、没有向与案件无关或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人员泄露案情，在公共场所谈论案情。

5、没有刑讯逼供。

6、没有为犯罪嫌疑人减轻、开脱罪责，隐瞒、伪造证据、私自制作、修改法律文书，改变案情及案件性质。

九、处理意见（1）、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条第 款之规定，构成 罪，应依法提起公诉，适用普通刑事程序（或简易程序）。

（2）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 的行为应当在 年至 年之间量刑，鉴于其（针对本案的事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动机、手段、主观恶性、作用与地位、危害结果、到案后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故建议对其判处 年。

附件：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承办人：

2010年 月 日

第五篇：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南海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LLL84MMM12JJJ27

南检刑审字（2001）1号

案件来源：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案件性质：贪污 犯罪嫌疑人：王涛

收案时间：2001年

月

日

侦查机关及承办人：南海市检察院检察院李敏、严东、陈兵、吕晨

强制措施：逮捕。

南海市检察院反贪局以南检反贪移诉【2001】1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王涛挪用公款一案，在收到案件材料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已告知犯罪嫌疑人王涛有权委托辩护人，承办人依法讯问了王涛，听取了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并审阅了全部案件材料，核实了案件事实与证据。经上述工作，本案已审查终结，现报告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犯罪嫌疑人王涛，男，196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南海市乌龙口镇王寨村人，大学本科文化，系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住南海市通达街77号楼5单元601室。2001年7月24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南海市看守所。

二、案件侦破简要过程

2001年7月23日南海市检察院根据举报和王涛的供述，同日立案侦查。

三、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及意见

1999年1月5日和5月20日，犯罪嫌疑人王涛利用其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设计研究试验所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先后从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拿出7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1200万元，分别给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设计研究试验所和其本人使用。犯罪嫌疑人王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决定将公款归本人使用和其他单位进行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王涛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工作情况

审查了全部案卷材料，并提审了犯罪嫌疑人。

五、依法审查后人定的事实 经工作，现查明：

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宝光公司）系由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和南海市耀华水泥厂（以下简称耀华水泥厂）于1992年8月共同投资成立的国家、集体联营的企业。犯罪嫌疑人王涛受冶金公司的委派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3年9月，由王涛提议并经南海市建材局决定，宝光公司出资100万元成立了属于集体企业所有制的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设计研究试验所（以下简称试验所），试验所挂靠在宝光公司，1996年1月试验所与宝光公司脱离挂靠关系，由集体所有制转为股份制企业，其中王涛投资7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百分之七十，由王涛担任经理，负责经营，1999年王涛出资买下了其他人的股份，至此，试验所实际变成了王涛个人拥有的公司。1999年间，王涛分别指使本公司同时兼任试验所会计宋宗永，采取从宝光公司抽出财务凭证做入试验所账目和篡改宝光公司账目的方法，将宝光公司的款项转移至试验所的帐上，或者用以冲抵试验所应当付给宝光公司的欠款，三笔共计1400万元。其中：

（一）1998年年末，宝光公司从江苏省五冶金有限公司、南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南海市国际建设有限公司收回了1500万元的货款销售款，会计宋宗永将此款入账。1999年1月15日，宋宗永根据王涛的意图，将宝光公司的700万元转至试验所，采取虚设科目的方法篡改了宝光公司的财务帐，并将700万元的收款凭证抽出落入试验所的帐上。致使宝光公司减少应收款700万元。此700万元被试验所非法占有。

（二）1997年试验所向宝光公司借款200万元，1999年1月15日，在王涛的授意下，宋宗永将此款以虚列支出的手段、将宝光公司的账目结平，致使宝光公司减少应收账款200万元。

（三）1999年初，宝光公司为更新设备，开出500万元支票给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用于购买十台搅拌车的预付款，此后，宋宗永又让宋宗永在试验所开出了50万元的支票用于购买搅拌车，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开出的售货发现给宝光公司，5月20日，王涛将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开出的售货发票及550万元支票存根交给宋宗永，让其记入试验所的预付款账户，并将宝光公司的帐以虚列支出的手段结平，至1999年年末，将十台搅拌车落入试验所的名下，并以固定资产落入试验所的账目。案发后，检察机关依法扣押了人民币500万元、搅拌车10台。

六、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关于宝光公司成立及犯罪嫌疑人王涛主体身份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2001年7月23日在南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敏、严东，记录员：黄云，摘自卷宗P5—8）供述：我是一九九二年七八月份的时候，被任命为宝光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九三年的九月份的时候任试验所的法定代表人。

并供述：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是九二年七八月份成立的，是由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和南海市耀华水泥厂两家共同出资开始组建的宝光建材工业公司，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联营企业，十三冶金公司和耀华水泥厂是组建后的宝光公司的主管单位性质的公司，对宝光公司实施宏观管理，主要是业务经营的指导，我被十三冶金公司委派到宝光公司任的董事长，在九七年前后，市工商局对我公司进行核定时，在营业执照上改为股份制的。

2、证人证言

（1）证人赵海（男，南海市十三冶金公司的经理）于2001年7月24日在南海市检察院（检察员：陈兵、吕晨，记录员：曾君，摘自卷宗P23—24）证实：王涛到宝光公司任董事长，是我们公司决定的，我们公司的投资每年从宝光公司收回二十万元，对宝光公司的经营，涉及到大额经营项目，应当上报我公司备案。

其证实了宝光公司成立的过程，王涛任董事长系十三冶金公司委派的事实。（2）证人王益明

此份证言证实董事长由十三冶金公司委派的事实，与赵海的证言相佐证。（3）证人赵勇（4）证人隋如好

（5）证人杜得林

（6）证人柳江

其证言证实的情节与隋如好的证实相一致。

（7）证人李鹤年

3书证

（1）有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2001年9月4日出具的《关于王涛人事组织关系的证明》证实，王涛在1992年8月被任命为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2）有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2001年9月4日出具的《关于王涛主体身份的证明》证实，王涛在任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之前，其系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干部。

（3）有南海市建材局2001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南海市耀华水泥厂在九七年前是集体企业，在九七年之后为有限责任公司。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是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和南海市耀华水泥厂共同投资成立的。

（4）十三冶金公司与耀华水泥厂1992年7月5日签订的《联营协议》证实，成立宝光公司双方的投资额、董事长的任命几宝光公司与投资双方的关系。

（5）有1992年8月8日《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任命名单》证实，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王涛。（6）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会南建董（1992）12号文件证实，王涛被任命为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7）有在市工商局依法提取的营业执照证实，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国有独资有限公司，耀华水泥厂是有限公司。

（8）有王涛1991年9月9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证实，王涛在被委派到宝光公司之前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关于试验所成立、性质、改制及其与宝光公司关系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王涛供述与辩解

2、证人证言（1）

（2）

（3）

（4）

（5）

3、书证

（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纪要证实，1993年8月4日经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会研究，拟成立试验所。

（2）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1993年8月15日向建材局请示成立试验所在卷。

（12）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1996那边2月10日的撤销投资函在卷证实，在试验所成立后撤回宝光公司的投资100万元。

（三）关于王涛占有宝光公司700万元的证据，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2、证人证言

（1）证人宋宗永（）于2001年7月26日在南海市检察院（）证实：

在九八年的时候，宝光公司收回来的1500万元销售款都入宝光公司的帐了，在入账后，王涛让我提出来700万元交给他，他把这钱给试验所用了，我向王涛提出过账目无法处理，王涛当时很不高兴，让我想办法处理，我先后问过他几次，他就说宝光公司和试验所是一家，让我想办法处理好账目，别出什么问题。我看他的意思挺明确的，没有办法，我只好抽出已经计入宝光公司账中的这700万元参悟凭证，另造了“铁五科目”入的帐，同时将宝光公司700万元的财务凭证转入试验所的长期借款账户，在九九年底，我又向王涛请示怎么办，王涛没有吱声，回来我改的宝光公司的帐，做的假账目，编了一个假的用途，这样算平帐了。试验所从来未在宝光公司分红，这700万元不存在顶宝光公司给试验所的研究费用的事，这些钱被是试验所都用了，到现在也没有归还。（2）证人证言柳江 1500万元销售货款的事 我们宝光公司和试验所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隶属的公司。（3）证人李鹤年证言证实

有关1500万元销售货款的事，听说有这回事，听宋宗永说被王涛取走了。

3、书证

（1）公司账目1500万元中的700万元的事

（2）试验所账目：其他应收款中有收到销售款700万元，附有伪造的购货凭证。（宝光公司在试验所购货）（3）试验所其他凭证，700万元的去向使用方向

（四）关于王涛占有200万元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

2、书证

（1）宝光公司其他应收款账目，试验所的借的200万元作为宝光公司的购货款由试验所代为交付供货方，与上一笔700万元为同意供货单位。

（2）试验所的其他应付款账目，代宝光公司支付200万元的供货款，附有相关假凭证。

（五）关于王涛占有宝光公司500万元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2、证人证言

（1）证人宋宗永（男，宝光公司和试验所的会计）于2001年7月26日在南海市检察院（检察员：陈兵、吕晨，记录员：曾军，摘自卷宗P40—43）证实：

（99年）宝光公司决定买十台搅拌车来更新设备，王涛让我提出伍佰万元的支票给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在把支票交给南海市科教进出口公司后，有一段时间科教进出口公司没有货，宝光公司没有提回来车，过了一段时间，王涛又让我在试验所提出50万元的支票，也说是买车，我问王涛，不是宝光公司买车吗，是试验所也要买车吗？王涛说，别问那么多，让你开支票你就开你的支票。这事过去有一个月左右，王涛拿回来550万元的支票根和科教公司开的收据交给我了，我发现有500万元是我开给宝光公司的500万元的支票的存根，；另外50万云支票存根是试验所的，我问王涛这些票据拿到试验所来怎么处理，王涛让我设了一个预付款账户，再用科教进出口公司的发票结平预付款账户，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这十台车计入了试验所的固定资产账。后来，在宝光公司的已付款账目中，用损耗费用的票据结平了。

（2）证人证言李鹤年 有关十台搅拌车的事

3、书证

（1）宝光公司预付款账目500万元用来购车的款预付款被损耗单据结平。

（2）试验所预付款账目500万元，体现有宝光公司的支票存根，试验所50万元支票存根，固定资产账目（3）搅拌车档案户籍（4）扣押清单

（六）关于试验所实际是王涛个人公司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

2、证人证言

（1）宋宗永：（1999年的时候，王涛在700万元的那笔事实中）支出50万元给他的亲属，还拿走30万元说是他有用，回来又告诉我说这公司现在完全是他的了，我问他怎么了，他把别人的股份全都买下来了，公司的资金资产都是他的了，还说让我跟着他干，还答应以后给我买房子。（2）证人王海（男，王涛父亲）王涛借其前进过，其不是公司股东（3）证人王丰姿（女，王涛妻子）

七、需要说明的问题

1、对200万元的问题应当找宋宗永复核、固定证据；

2、对王涛买下其他股份的问题应当对卖股份的人进行取证。

八、对证据的分析

（一）卷内证据有王涛的供述几赵勇赵海、王益明、隋如好、杜得林、李鹤年、柳江的证言证实，并有宝光公司、十三冶金公司、耀华水泥厂的营业执照证实，宝光公司系国有的十三冶金公司和他、集体性质的耀华水泥厂共同出资组建的联营企业。

（二）有十三冶金公司的（人事关系证明）、《身份证明》、建材局出具的证明材料、批复证实王涛在被派往任宝光公司之前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有《联营协议》、十三冶金公司的任命名单、宝光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证实。王涛系受十三冶金公司的委派到宝光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四）有王涛的供述，证人宋宗永的证言证实并有依法从宝光公司和试验所提取的账目等书证证实了试验所占有将1400万元的事实、柳江证言证实了1200万元被试验所占有的事实。

（五）有王涛的供述、证人宋宗永、赵海、隋如好、杜得林、李鹤年、柳江几宝光公司的会议纪要，宝光公司的请示、建材局的批复、转让协议书证实，试验所成立时挂靠在宝光公司的名下；有王涛的供述，证人宋宗永利、李鹤年、柳江、王海、王丰姿等人的证言证实，在九九年时试验所变成王涛个人的公司。

九、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一）审查结论

王涛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为1400万元，具体理由如下：

1、王涛的主体身份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王涛在担任宝光公司经理之前，是国有的十三冶金公司的公会主席。是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组建宝光公司后，其是受十三冶金公司委派管理国有财产，依据最高法的解释，可以认定王涛受委派到国有控股的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王涛任宝光公司的经理同时任试验所的法定代表人，其存在职务上便利。

3、试验所虽有营业执照，但在宝光公司抽回投资，王涛买下其他持股人的股份后，试验所就变成了王涛个人的公司了。

4、王涛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篡改账目等方法，将国有控股公司的财产转到试验所的行为，结合试验所是其个人所有这一回事，可以表明此种行为不属于单位之间的资金拆借，二是王涛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支配下，将 宝光公司的款项据为己有。

5、贪污的数额应认定1400万元，虽然有200万元缺少对宋宗永的核实，但在宋宗永的笔录中已经证实王涛让其将账目“处理一下”，王涛的供述与侦查部门依法提取的宋宗永篡改的账目能够相互印证，故此200万元应认定为贪污的数额。

（二）处理意见

1、犯罪嫌疑人王涛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八十二条之规定，构成贪污罪，同时在案发后检察机关扣押了搅拌车十台，人民币500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量刑建议

犯罪嫌疑人王涛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附件：出庭举证质证提纲，答辩提纲

承

办

人：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