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第一篇：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摘要：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

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他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激发了他的革命创造精神，成为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

关键词： 五四运动

瞿秋白

革命生涯

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是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瞿秋白正是从这里出发把自己与祖国和人民解放的命运紧密地联结起来，正是从这里开始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的战士。” [1] 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心系祖国前途,放眼世界,努力适应世界潮流,以坚毅的志向 ,为创造新社会,积极开拓创新。作为五四青年的瞿秋白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瞿秋白110周年诞辰和五四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位五四先驱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

五四运动前，瞿秋白投靠北京的堂兄就读于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思想比较苦闷,北京城里新官僚腐败黑暗的政治生活给他很大的痛苦,他只好埋头于故纸堆里,“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并“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后来他追忆这段往事时曾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到重大的痛苦激刺。” 他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空虚,陷入惘然、彷徨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像一声霹雳,震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瞿秋白也不例外。他后来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于是,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2] 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带领俄专的同学们积极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斗争。他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多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6月3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他被捕了。他鼓励前来看望他的同学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6月8日瞿秋白等被捕同学被释放,受到上百名学生的欢迎和庆贺。瞿秋白成了同学中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3]五四运动之后, 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经常一起活动, 不久, 1919年8月,他们以“北京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刊物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浪花,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旬刊出了19期后,被北洋政府视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而查封。其中,瞿秋白的文章最多。他在一篇文章《社会运动的牺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担负着引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参加社会活动,引导被压迫的群众争取未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4]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瞿秋白已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参加了1920年3月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新社会》被封闭后,瞿秋白等人又筹办出版了《人道》月刊(只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组织了‘人道社’,并与周恩来为首的‘觉悟社’、李大钊为首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曙光社’等进步团体一起组织活动。可见,五四运动改变了瞿秋白的生活,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打破了他孤独沉寂的生活圈子,使他从个人的哀伤和愤世中奋起,走进了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不仅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且显露了出色的领导才干,这为他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打下了基础。”[5]同时,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 [6]

二、五四运动塑造了瞿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

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把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人生最高的目标，坚持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瞿秋白的人生观，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而奋斗。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形成也有一个艰难的实践过程和刻苦的学习过程。瞿秋白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但总是失败。在五四运动以前，秋白“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产生过“避世观”；到北京后，看到种种社会的“无名毒症”，不知如何解治，又生了“厌世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给秋白带来了新希望。五四运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萝”，秋白抛弃了“佛教人间化”、“文化救中国”的空想，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他欣喜地感到中国:“革新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己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 “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尽一份引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7]成为瞿秋白一生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20年10月，他亲赴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俄国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最早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国开辟了“红色丝绸之路”。1923年回国后，又投入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艰巨工作中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战略策略思想都作了艰苦的探索。瞿秋白自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把“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多着想啊”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他不管工作和生活环境多么艰苦，不管身体多么虚弱，常常工作到深夜，忘我地为党工作，敢于负责，不谋私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瞿秋白在为实现其人生目的和意义的征途中，走的是一条充满艰险和曲折的道路。在他的一生中，遇到学习、工作、生活、理想、事业、前途、友谊、婚姻、家庭、疾病、迫害、被捕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得与失、苦与乐、祸与福、生与死等矛盾。在这些问题与矛盾面前的表现及处置办法，就显露出他的人生态度。瞿秋白具有高尚的人生目的和正确的人生意义，因而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犬耕’是瞿秋白的笔名。‘无牛则赖犬耕’是瞿秋白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瞿秋白谦虚谨慎，严于自责，明于自力，坦率忠诚，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而且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8]

三、五四运动激发了瞿秋白的革命创造精神

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涵。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9]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推动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推进到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1919年瞿秋白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上写道：“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潮流。要有历史的眼光，[10]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瞿秋白认为，创造性、敢于革新是现代化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化人与传统人最根本的区别点。他清醒地看到，世界一天比天新，于是大声疾呼：“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 [11]经过五四的洗礼，秋白成了反叛旧世界的先锋战士，立志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瞿秋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也是贡献者。他在五四前期广泛阅读新文化报刊,接受新思想的启蒙；在五四后期则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关于新文化运动普及发展方向的议题方面，瞿秋白认为，普及运动必须从单纯的文化运动发展为社会运动。普及就是要从文化界扩展到社会各界,它同时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革新,不是单纯文化运动所能包含的。而“社会运动可以包括各种事情,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12]瞿秋白在赴俄途中和旅俄期间,寄回数十篇报道在《晨报》和《时事新报》发表,还于1922年在国内出版《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他通过这些报道和游记,具体而真实地记叙苏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实践和理论,推动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客观上支持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1923年初回国后,“他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全新姿态投入接近尾声的新文化运动, 参加当时再度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秋白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科学的方法论,把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人类

[13]未来的理想文化是社会主义艺术文明的观点,为新文化的创建指出新的方向。”解放思想是创造的思想前提。正是在中国20世纪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锤炼中，以秋白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们为打破精神枷锁，为改革旧社会创造新世界，开始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瞿秋白精辟而富有远见地提出并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很早就提出了有关革命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性质、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最早认识了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较早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面性，较早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最早从理论上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问题,还是我们党内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前驱。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在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而瞿秋白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彭思铸，“瞿秋白与五四运动”，《学海》，1999年03期，第8页 [2]“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第18页 [4][6]“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 康沛竹，“探索与追求——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第43页

[7]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8] 王关兴，“试析瞿秋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6页

[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页

[1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3] 洪峻峰，“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第46页

第二篇：瞿秋白读后感

伟人瞿秋白观后感

辛丰小学 三（3）班张昕叶指导老师：胡佩琴

瞿秋白是一位为中国付出毕生精力的人，在以前，我对他还很陌生，当老师带领我们听完关于他的故事后，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故事讲述了他从幼年到成年的事情。

在这个故事里，我了解到了瞿秋白为何会这么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因为在幼年时他就知道了要把祖国从封建、迷信、任人宰割的坑里拉出来，并且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祖国的国耻。故事中有一段令我难忘：有一年国庆节，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张灯结彩的过节。还是年幼的瞿秋白不但不欢乐，而且充满悲愤，在他亲手糊的白色灯笼上题了两个字，那两个字力透纸背，令人感到一股悲愤之情。那两个字就是“国丧”。

瞿秋白他一生爱书，在他住在姨妈家的那段时间里，他不分昼夜地攻读藏书。因为他的发愤图强，最终考上了大学，更令我敬佩的是瞿秋白那视死如归、不怕牺牲自我的可贵精神，36岁就被敌人杀害，在他短暂而又宝贵的一生中不仅和敌人做着顽强的斗争，而且他一向在为人民服务！

“瞿秋白”这个伟大的人物，我不会忘记他。他的品质和人格，将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成长！

第三篇：瞿秋白事迹

《瞿秋白事迹》观后感

瞿秋白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瞿秋白一生都为自己的革命信仰奋斗。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他无所畏惧，面对恶势力勇敢地抗争，不屈服，不低头，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从小瞿秋白就热爱祖国，学习也非常优异。长大后，他积极投入爱国反帝斗争中去，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种种大山和民族的解放而到处奔走。他在36岁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为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无所畏惧，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不愿低头，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节操，面临死亡也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动摇。

瞿秋白热爱祖国，面对恶势力不屈服、不低头的精神深深地震憾了我。我们也要向瞿秋白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是祖国培育的小苗，长大后的我们怎么能不回报祖国呢？瞿秋白这种爱国情怀和对祖国的忠心让我打心底里敬佩。从他做的一点一滴都能看出他为国家富强和民族的解放付出了多少汗水。如果没有像瞿秋白一样的革命先烈怎么会有现在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我们又怎会过上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呢？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继承他们的遗志，长大后为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瞿秋白纪念馆

瞿秋白纪念馆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瞿秋白纪念馆参观游览。瞿秋白纪念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瞿秋白纪念馆，是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第二部分是瞿秋白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首先，我们参观瞿秋白纪念馆。

迎面这座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粉墙黛瓦，长檐耸肩，敞亮天井，马蹄山墙，典型的明清居室风格，这便是瞿秋白纪念馆。左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列宁，侧重表现的是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的瞿秋白。左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鲁迅，侧重表现的是文学家、翻译家和文化旗手的瞿秋白。

现在请大家跟我进入展览大厅。

（第一部分）瞿秋白于1899年在常州出生，到1935年在福建长汀为革命献身，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奋斗了36个年头，从一个文弱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文化伟人，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1985年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做了科学、公正、完整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第二部分）瞿秋白诞生在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号称“晋陵望族”的封建大家庭，不过此时的瞿氏家族已经走向衰败，只有一个叔祖父瞿庚甫在湖北做布政使，官列三品。瞿秋白小时候就聪颖好学，进私塾前就由母亲口授能够背诵不少古诗。秋白7岁时，由私塾转入新旧兼学的冠英两等小学堂，因成绩优异，只读了四年半就跳级考入省立常州府中学堂。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外交部举办的公费俄文专修馆，攻读俄文和俄罗斯文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情投入学生运动，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说，并成为学生运动的“谋主”和领导者之一，被当局逮捕关在北大教室的临时监狱。1920年10月，应《晨报》和《时事新报》的招聘，瞿秋白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后，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912年5月，瞿秋白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应陈独秀要求，回到阔别两年多，但依然是灾难深重的祖国。

（第三部分）回国后，瞿秋白先在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23年6月，瞿秋白以苏俄归国的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三大，受命起草党纲，并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作了报告。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在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工作，担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讲授哲学和社会学。他讲课风度儒雅、知识广博、生动有趣，极受学生喜爱。在此期间，秋白与才貌出众的四川学生王剑虹相爱结婚，过了一段甜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这是王剑虹和她的好友丁玲的合影。不久王剑虹就死于肺病。其后秋白又与从事妇女运动的上大另一女学生杨之华结为夫妻，感情极深。结婚时瞿秋白送给杨之华一枚金别针，并亲手在上面刻着七字：“赠我生命的伴侣。”1925年1月，瞿秋白出席了党的四大，成为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共产国际决定由瞿秋白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

（第四部分）1931年春，被王明集团批倒罢官的瞿秋白，带着妻子杨之华回归文学，投入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他接受委托代管中央文化委员会工作，由此介入“左联”领导。左联时期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的黄金时代。他以天才加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卓有成效地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建设，所用笔名就有100多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一座座丰碑。瞿秋白在《北斗》上发表的以及与鲁迅合作在《申报》上发表的60多篇杂文，是可以与鲁迅杂文相媲美的文学精品。瞿秋白是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的第一人，是翻译成就最大，翻译水平最高的翻译大家。他每夜可译一万字不加修改，同时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文艺论著，代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之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的最高成就。

（第五部分）1935年2月，瞿秋白等在秘密转移中，落入虎口，被福建的国民党保安十四团俘虏。开始，瞿秋白以红军军医林琪祥的假身份、假口供，一时骗得相信，希望取保释放，因叛徒供认，真实身份暴露，蒋介石密令“就地枪决”。6月18日，瞿秋白写完绝笔诗，被带到中山公园，信步走到凉亭前，见已摆着酒菜。于是独坐亭中，自斟自饮。酒毕，拍了这张“死囚”照片，从容走向刑场。到了罗汉岭下，见群山环抱中绿茵茵的一片草坪，秋白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坐，微笑饮弹。（第六部分）瞿秋白殉难的噩耗一传开，海内外广泛的开展悼念活动。

1950年，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词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危不惧的意志和他在文化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1955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的遗骨从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持，陆定一作生平报告。

下面，请大家参观瞿秋白故居。

瞿秋白故居原为清光绪年间瞿秋白的叔祖父瞿庚甫捐资修建的私家祠堂，是瞿氏大家族供奉和祭祀祖宗的宅院，面积1501平方米。前门垂檐下悬挂的“瞿秋白同志故居”的横匾，为茅盾手书。

故居分东西两院，各分四进，地势逐进抬高，寓含步步高升之意。中列隔墙，有廊道门扇相互连通。西院为正屋，原为供祭用的厅堂，庄严而神秘，现辟为多功能厅。东院为厢房，是当年族人和守祠仆人食宿休息的辅屋。瞿秋白一家于1912年到1916年就住在东院，里面安放的100多件家具和用品，都是依照当时的格式，征购或仿制，并照原样陈列的。

现在来到的是祠堂的主厅。当年瞿氏族人春祭秋祀或治丧供灵，就是在这个厅堂里进行的。厅堂两厢门额上分别题刻着“习规”、“折矩”，训诫族人要学习家法，遵守族规。穿过这道大圆门，就是宗祠东院的厢房。天井前门的第二进厢房，门楣上题着“世食旧德”四字，意在提醒子孙后代，不可忘记皇恩祖德，要做忠君爱国、光宗耀祖的孝子贤孙。最前面的一进原来是厢房的门房。当时秋白家用作厨房，炉灶炊具都是依原样修建的，很能触发我们对当年秋白家生活情景的想象。门房前壁开一道小侧门，是平时出入的便门。1912年“双十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家家户户门口挂起红灯笼庆祝，瞿秋白却在自家门前挂了一盏写上“国丧”两字的白灯笼。那盏小小的白灯笼，在一片粉饰太平的红灯笼中，犹如一朵傲霜的白菊，一直亮到天明。

各位游客，瞿秋白纪念馆的参观游览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第五篇：作文素材13瞿秋白与毛泽东

瞿秋白与毛泽东(南方周末 2003-10-23)2006-06-06 | 坐井观天 |

转藏(88)

瞿秋白与毛泽东

南方周末

2003-10-23 11:13:10

左图：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被俘。同年6月18日在长汀被害。这是他被害前留影。瞿秋白与毛泽东

———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革命家之间的友谊

□吴小龙（北京）

1935年中，瞿秋白在长汀的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在他即将走完自己36年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路时，他又恢复了文人和诗人的本来面目，写下了一些直抒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章和诗词。其中，他最后的自述《多余的话》在他身后惹出了无数争论，可谓聚讼纷纭，引出了不尽的是非荣辱。而他临终时所写下的那些诗词，虽然不太引起论者的关注，却确实是表达了他的深沉情感的精品佳作。例如这两阕词： 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尤其是后面这首词，既写出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态，那“一任风和雨”，又几乎像谶语，预言了他死后还将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这些风雨终究不能摧残消蚀的他那高洁的清芬。如今，历史已公正地对待他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非凡业绩，更有人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探究着瞿秋白在留下那平生最后一篇文字——《多余的话》时所流露的深沉、低回的生命悲情，以及它启示给人们的无穷思索。然而，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瞿秋白与同是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毛泽东的关系，却少有人注意。也许，因为他们的性格气质如此不同，其人格风貌给人的感受迥然异趣，所以才不曾有人把他俩联系在一起，去考察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其实，从已有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两位从性格到业绩看来都如此不同的伟人之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和感情。

可以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毛泽东经常对其表现出深情的一位。虽然毛泽东也说过他早年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义，而不是个人关系、感情方面的含义。而对瞿秋白，毛泽东则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种感情。这种情感的来由，应该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两个人最初的见面相识情形，已无从确切考证。但可以肯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作为一起列名于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上的瞿秋白和毛泽东，他们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接触和共事的时间是不少的。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则是从不视事的汪精卫），而瞿秋白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两人都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进行革命活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期间两人的具体交往的材料，可考的第一件事，是在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对毛泽东指导的农民运动的支持。当时，随着北伐的进展，广东、两湖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路线的攻击指责，为驳斥反对农运的论调，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微词、受到指责的农运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评价。这也许应是毛泽东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英雄事业的现代版的农民造反结缘的肇始，也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进行马列主义语汇的再诠释并加以指导的开端。但这篇文章在党的机关刊《向导》上只发表了一半就被党内持“正统”观点的人所阻止。当时瞿秋白正在武汉忙于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他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党领导下的长江书局将毛的著作作为单行本全文出版，并亲自将它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作了高度评价。序文中的一些话，连用语都与毛泽东相似：“„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瞿秋白的序言是以这样热情洋溢的话结束的：“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像瞿秋白这样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意义而予以支持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以他当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几个月后，在八七会议上，他就取代陈独秀而主持中央工作），对此书所作的评价，无疑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都是巨大的支持。非但如此，瞿秋白对当时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毛都有相通之处，甚至为其先声；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党内首先实践它的是毛泽东，而首先对此作详细理论阐述的则是瞿秋白。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一文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92－94页）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的大方向和阶段性目标还是指向所谓“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最后成功之路也是寄希望于大城市的“总进攻”和“总暴动”，这是与毛泽东不同的。然而，他始终关注着农民战争及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和改造，预言以这种方式在“帝国主义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却表现了他的清醒和理智，并且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相呼应——只不过在毛泽东那里，“一省或数省”的范围被更为清醒的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所取代，而缩小为边界地区的一个或数个“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且并不避讳它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特点：“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部队辗转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为中央苏区。而瞿秋白则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两年后回国，不久就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与排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这当中的许多曲曲折折，可谓一言难尽。1934年初，他奉命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这时，他才与毛泽东重见，其间，已经过了六七年了，而且两人都处在人生事业不得意的“低潮”时期。此时的毛泽东，也正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除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的虚名之外，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这一段时期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最多的时期。冯雪峰回忆：“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瞿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同是遭受挫折的诗人和英雄，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宽慰，形成一种心心相印的亲密的小氛围，在一起谈论古今，在诗和艺术的天地间寻求一种超越当下的心灵寄慰，这应当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那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幸而有这样一些才学卓越而献身理想的人（不仅仅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才得以构成一种绝非那环境中所能设想的精神空间。当年的苏区，历来就是贫瘠落后的山区和农村，当年这一群革命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却使它在那短暂的一段时期内突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对于瞿秋白和毛泽东两人关系的这一段历史，国统区刊物《逸经》1936年在介绍毛泽东时就有这样的描述：“毛于共产主义，初无深切之研究。彼尝谓中国社会，应从实际工作去体认考察，即使不去莫斯科学习亦可以成为„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自博古等入赤区，渐以剪除其势力，彼乃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名义，退处„元老‟地位，得暇即咏吟旧体诗，与瞿秋白相唱和，两人亦最相得。博古等常讥其老气横秋，为非„布尔扎维克的生活‟，彼仍我行我素，略不措意，且反讥博古等为„洋房子先生‟。”其实，若以路线和历史渊源而言，瞿秋白本来应属于“洋房子先生”的“国际派”一流的，而且他也曾忠实地执行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系列指示（这就是“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来由）。

但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文人气质”，他此际已被所谓“国际路线”所抛弃，只好跟“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注：毛后来自己的用语是“山沟中的马克思主义”）为伍了。而毛、瞿的关系，恐怕在此之上，还别有一层意味。一个国外研究者把瞿秋白和毛泽东称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是相当贴切地点出了这层意味。他们的关系恐怕更主要的不是一种同受排挤的党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多地倒是一种诗人之情。这种超拔于政治之争的空灵的一点，或许正是使毛泽东和瞿秋白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产生真情的原因所在。当然，瞿秋白那种执著于理想，律己、正派，不搞阴谋的文人本色，他对党内斗争的厌恶和逃避（而不是热衷于此道），可能也是使毛泽东能对他倾心相待的一个原因。然而好景不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不顾瞿秋白的再三请求，当时的中央决定把瞿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让前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委”，“隐蔽”在听过他的讲演的国民党军官们即将来占领的苏区！这里的意味用不着太敏感的人都能体味得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不好说什么，后来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但被否决。毛此时自身也几乎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对他的安排恐怕与瞿无异。张闻天后来也说到，他当时对瞿深表同情，也向博古提出让瞿参加长征，而身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博古居然表示他作不了决定。在陈铁健先生所著《瞿秋白传》中，曾用一条注解列出了有关的史料：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去留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

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当时掌握着瞿秋白的命运的是“最高三人团”，瞿秋白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毛泽东曾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直到在延安，毛在杨家岭时，又对莫文骅和苏进提到此事，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莫文骅、苏进：《忆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四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萧三的一段回忆。萧三兄弟（萧子升、萧子璋）与毛都是湖南新民学会时期的密友。一次，在杨家岭的月夜下散步时，萧三和毛泽东回忆起凋零飘逝了的“同学少年”；也说起了一起牺牲在闽西的何叔衡、瞿秋白。萧三回忆道，毛对于前者，没说什么，对于瞿，毛感慨地说：“要是瞿秋白不死，现在来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那多好啊。”何叔衡是和毛一起搞新民学会、搞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又一起参加党的“一大”的湖南同乡，毛表现出的对瞿秋白的感情还超过了何，这，不是意味颇深的吗？一直到建国后，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毛泽东亲笔写了一篇短文：“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文虽不长，却传达出毛写此文时颇动情感的精神状态。仅从出版的角度而言，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文集的问世，都不曾得到过这样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