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第一篇：《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今年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杨尚昆语）瞿秋白烈士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刊出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以表纪念之忱——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1899—1935年)在福建上杭被俘。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即电令其在闽西的部属协助蒋军第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并诱迫瞿秋白投降，未逞。6月上旬，中统派人多次劝降，也遭失败。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七十多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感悟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某些伦理与人性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多余的话》是一篇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

一、《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一年半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约4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瞿秋白就义后九天，6月27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密电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绥靖主任蒋：有未法电敬悉。靖密。瞿匪秋白临刑前及枪决后之照，各两张，及在杭之自供一份，呈报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自供一份，多余的话一份，苏维埃组织概要一份，及未成稿之目录一份。已遵于感日密封邮呈，乞察核为祷。

职宋希濂叩。感申印。

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而言中。

《多余的话》的思想情感和语言风格，与瞿秋白入狱前和狱中所写诗词散文书信笔供相比较，都契合相通，具有承接关系。经众多学者多方考辨证明，《多余的话》确具原真性而没有被篡改。宋希濂不止一次说，瞿秋白讲的那些事，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懂得。别人谁也写不出来，实事求是地说，是没有改过。宋希濂此语真实。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以及中统特工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没有人能达到“篡改”瞿秋白文字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中那种凄清伤感、坦荡真率的深意，以及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清正本色。

二、“求生”说是荒谬的

瞿秋白何以写《多余的话》？社会上对其写作动机有种种判断和揣测。

最早来自中统《社会新闻》编者按语，说《多余的话》“颠倒黑白”、“狡猾恶毒”，表明瞿秋白“至死不变”，宣传中共思想，与国民党为敌。国民党中也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求生。但是对于这种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

“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变节自首”、“叛徒自白”的谬说，导致了席卷全国的“讨瞿”行动。“文革”后，“自首”、“叛徒”说被否定。随即又有“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检讨”和“悔过”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都各有可取之处。而重复“文革”的“求生”说，或者变相的“求生自赎”说，则完全是荒谬的。

“求生”说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对敌人有所“求”的，其根据是《多余的话》中一个“假定”：“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一“假定”是什么意思？故作解人者以为这是“动摇”或“乞降”，“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其他研究者则往往绕过这个难解的问题。

瞿秋白“拒绝用脑”的说法，情绪固然不无消极，但并非纯粹消极的行动。《多余的话》写作就是“用脑”，就是“出自心裁”的，哪里是“拒绝用脑”呢？在确认敌人要杀害他的时间之前，他虽然自度必死，并已作出面临“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的判断，随时准备就义。但作为一个习惯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也会想到国民党不会立即杀害他，而继续监禁“若干时候”。如果这样，他将做什么呢？在《多余的话》写完6天后，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心愿”：“只有俄国文学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多余的话》里所说“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也主要是表示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

这一“假定”和“心愿”，不应予以责备。瞿秋白自五四运动前后即热爱俄国文学，并有译作问世。此后虽投身政治活动，仍不忘翻译俄国文学。1929年，莫斯科大学发生派别纠纷，身为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萌生退意，写信请求中共中央撤销他的职务，专门做翻译工作。1931年四中全会瞿秋白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米夫找瞿谈话，要他从事“非独立的”“政治性工作”。瞿秋白当即拒绝，表示他“更乐意从事翻译”。在信仰、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只要不是向敌人乞活，只要不投降，考虑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这是人之常情。反之，“趁早结束生命”的想法，却是更带消极成分。

总之，《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它的写作动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系统，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三、多层面的心忧之言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所述“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多层面的心忧之言。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面对暴虐不公，他责问的是自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的很苦。《多余的话》写于狱中，最后要被敌人拿去看，但从全文内容、语气、情感看，特别是从《代序》和《告别》看，既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战友而写。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这篇遗文的“知我者”读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情，带有他的性格特征：执着，正直真诚，具有创造性，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从《多余的话》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困惑、无奈和悲观，也会看到其中隐含的坚定、乐观、积极、反思的诗人兼哲人的气质和风度，革命家兼文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闪光、统一发展而达致的境界。那是他生命交响曲中人的至性真情的最终张扬。

四、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他的二元人生观，表现为“出世”和“救世”。少年时代的“厌世”、“避世”，躲避现实，远离政治，谓之“出世”。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社会主义，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是为“救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经历多次党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继陈独秀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第一个替罪羊之后，瞿秋白则因执行莫斯科的盲动路线而成为斯大林的第二个替罪羊。他先是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继而奉命纠正“立三路线”后竟被冠以“调和主义”、“两面派”，逐出中央政治局。当他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学运动取得辉煌成绩时，又被“左”倾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驱赶到中央苏区担任一个闲职。而当中央红军大撤退时，他竟被“左”倾分子当作包袱甩在即将沦陷的绝地，卒被国民党军俘获。在斯大林和“左”倾分子那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已被变成“左”倾分子用以排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派性，而专政和暴力则被用来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刘少奇同志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时所揭露的“党内斗争的黑幕”(刘少奇语)，我们就不难明白瞿秋白对“生命没有寄托”、“中年以后的衰退”、“十足的市侩”等哀叹的深意。摆脱了党内斗争对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性格扭曲，他又回到那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多余的话》不免低沉情绪的旋流，却比作者在他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巅峰期的思想更深刻，真正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共产党人和文化精英的瞿秋白。

《多余的话》来自一个书生革命者的自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瞿秋白的最后遭遇及其遗文，是一个坦诚的共产主义者最后对于如何确切弄请共产主义并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提出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对于全体共产党人显然并不是“多余”的。瞿秋白所置身的情境，使他面对邪恶时不能明白宣布他的抗争，而只能以一种深意的曲笔，将他对自己曾有过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失落、扭曲的思索和抗议隐晦地留给了后人。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没有读懂它。但是历史进程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智慧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历史已经对瞿秋白作出了结论，但对《多余的话》的不解和争议也许还会延续。对于成全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来说，《多余的话》不免“多余”；然而对于心灵探究，它永远言而未尽，绝非多余。当人们以真诚的同情和理解面对它时，就会感到悲慨万端的沉重，而每一细读总会体味其新的意蕴。

《多余的话》或许在一般人心中不能为烈士的形象增添光环，却成就了一位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也启迪和引导后人面对那令他至死心忧的一切，继续他那过于沉重的思考。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刘福勤《心忧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吴小龙《悲剧·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随笔》2002年第4期；《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我看瞿秋白》，《东方》1996年第4期；吴江《中国知识分子特点和境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第二篇：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篇一】

抢在死神到来之前，瞿秋白完成了他的那篇《多余的话》。正如他自己所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是啊，借助于自己手中的笔，秋白将自己深刻而又平静地剖析了一遍，势要在光明定论的背后，找到一点暗淡或阴暗的蛛丝马迹。他自己是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自己也说过旧文人今后将不会再有了。于是，他以笔为刀，硬是将自己做为解剖的典型，将自己在新旧斗争中煎熬改造的过程，将自己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煎熬抉择的过程，如实的记录了下来。他不但剖析了自己的灵魂，还在《多余的话》嘱托，死后请解刨他的身体，因为他是一个常年患肺病的人。在他盘腿而坐，从容赴死的那一刻，已是高山仰止，当我们再看他解剖自己之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

人们常说，作为党的领袖，应该是又红又专，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坚持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是啊，秋白是一个如白纸般的坦荡君子，本是柔弱书生，却凭着一腔热血与无限忠诚，肩挑起国家与民族的千斤重担。这也许就是秋白初心的颜色吧，洁白的底色衬托着耀眼的殷红。

初心是什么颜色？她是蘑菇云升空的烟白，是监狱墙壁上留下的埋葬反动派的誓言，从罗布泊到渣滓洞，数不清的无名英雄，默默牺牲，燃烧自己，当照亮国家和民族的前行之路时，却化作一阵烟白，本是英雄却甘于平凡，深藏功与名。

初心是什么颜色？她是毛乌素沙漠里的阵阵碧涛，是三北防护林漫山的浓绿，从黄土高坡到三江源，多少黝黑铁汉，硬是凭着一锹一镐，智伏了肆虐的沙魔，一滴一滴的汗水，浇灌了这披绿的万里江山。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现在的绿水青山，更是为子孙后代筑起了一道绿色的钢铁长城。

初心是什么颜色？她是黄橙橙的“南瓜汤与红薯饭”，是炎黄子孙共有的肤黄，从井冈山到华夏大地，数不清的中华儿女，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持续奋斗，方才铸就了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就像这乘风破浪前行的中国大航船一样，青春的奋斗呐喊永不停息。

初心是什么颜色？是红黄白绿，是数不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绘就的一幅姹紫千红的民族复兴的美丽画卷。

【篇二】

前些日子，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烈士曾经工作过、生活过以及关押和就以的地方，同时翻阅了他的绝笔之作--《多余的话》，可谓思绪万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在“灭绝的前夜”，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最后退路的瞿秋白，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有很多话要向世人交付。在汀洲监狱里，他沉思，梳理着自己短暂的人生历程，诉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留恋…写下了《多余的话》。

可是从他的整篇文章里，却读不出任何的怨恨，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悔恨，更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的话语。把想说出来的都说出来，毫不在意后人如何看。包括自己曾经的信仰，也归罪于自己人格懦弱和“无政府主义”残留下的惶惑。瞿秋白对自己无情的自我剖析，把他真实的心路历程展示在世人面前，可谓世上敢于直面自我的磊落勇者。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冷静、坦荡的遗作，是何等的超俗脱尘！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灵魂深处的剖析。全篇都是在自我批评，而且能把自己袒露在世人眼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能不求原谅要求公正的判决，若是常人，只会选择不辱自己最后的名声。《多余的话》向人们展示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多重色彩的介于文人和革命领袖之间，在乡绅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间挣扎，在求索生命的意义旅途中孤独徘徊的瞿秋白，最后还要为自己的有限生命的结束负责。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对自己的灵魂作剖析，曾说过“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的话，这的确容易让人误解……在我们看来，《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是一种对自己灵魂的洗涤。如果不写那些话，他的烈士头像光芒万丈，作为中国红色革命两度最高领导人，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写了宁可被视为“叛徒”而“归罪”，不愿被人视为“英雄”而钦佩。对我们而言，他没有像顾顺章向忠发那样贪生怕死出卖战友，而是做了深刻的“罪己”解剖。他曾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气概。瞿秋白临刑前曾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说了“人之公余，为小快乐；

夜间安眠，为大快乐；

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临刑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枪决地还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年仅36岁。然而，是那场可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又颠倒了黑白，甚至连他的夫人也受到打击。后来，中央纪委还专此成立调查组，对瞿秋白被捕就义进行复查，后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节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此时他的崇敬，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的头衔，而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面对生死抉择，能如此坦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梦想。瞿秋白至死都怀着一个文学梦。因为“顾全大局”而一直拖延下来，“着实违反了”他的“兴趣和性情”。瞿秋白有自己的文学梦，但他还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他的梦“拖了下来”，直到被押赴刑场。这是一种怎样高尚的品质呀！让瞿秋白无奈的，还有体力上的感觉：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混沌的几天以外，他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当瞿秋白整理好行装，准备跟随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时，却被命令留守江西。他又一次选择了服从，去迎接死亡……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崇高理想的追求。全文描绘了瞿秋白的大半生，或许风卷云涌，实则不是他所希望的人生，即使如此，亦无悔恨。若一个人能背负自己不想做却非得做的事走那么多年，那这个人是多么的伟大！当下的我们总在追寻自己的梦想，而所谓的梦想，有多少和现实冲突，而当现实来的太重时，又该对它抱有怎样的态度。生长在如此的家庭，绅士观念深入于心，而社会却在变动，要改变骨子里的东西，谈何容易，而他一个文人，即使跟不上变化亦总在变化。即使文间字里翟秋白都在说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但是他在别人没有开始尝试的时候去尝试了，在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时候去做了，即使错了，第一个人也总是伟大。

《多余的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情操。撇开那些斗争，那些革命，瞿秋白很无私，他在《多余的话》最后一些字句中说到，“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至死都没有动摇。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的学生，两人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就在行刑前，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坚决拒绝，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多余的话》真的是多余的话吗？可以说，它最大的价值在于人性的回归。于昨于今，一点都不多余。而今天我们因为此书，对瞿秋白更平添敬意，这种敬意比起他的“革命事迹”来，更具有历史生命力。看到当下腐败分子写下的《忏悔的泪》与《多余的话》相比，是何等的天壤之别；

一些领导干部的自我剖析材料也是何等的肤浅和空洞。

如今那个儒雅的身影，那个带着肺疾、为追逐光明勉力劳作、怀着痴心的文学之梦、放心不下自己心爱的人的鲜活的生命体已离我们远去，但这个内心世界晶莹通透的高尚的灵魂，至今还绱徉在这片先贤们的鲜血滋润的古老土地上，启迪今人作沉重的思索。

【篇三】

有两种喜爱，一种是由于对一个人产生了兴趣，然后找他的作品来读，后续甚至会爱上他的作品;另一种是不做任何准备就爱上一个人的作品，逐渐对这个人产生兴趣，然后故意去了解这个人，以后可能会很喜欢作者。

这两种喜欢的结果大致相同,第一可能是作者的人格与社会影响较大,第二种可能是作品相对于作者本人更具吸引力，对于我来说，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属于前者。

瞿秋白，一个形象好气质佳的政治家，文笔出众，在中共党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透过这些标签和一些史实，我渐渐对瞿秋白感兴趣起来，于是，找来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读了起来。

这本书以“多余的话”命名,并把多余的话系列作为开篇系列,不得不说,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看到“多余的话”出现在书的最后,因为这一系列尽是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的怀疑和否定，当我们有了这种先见时再去读他之前的一些作品，很难产生纯粹的信服感。

鲁迅和瞿秋白是好朋友。如果瞿秋白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那么他的影响可能不会低于鲁迅。这是人们所知道的，这是人生道路选择的问题。

仔细追索的话,可能会想,瞿秋白在路上有点“逼上梁山”的感觉,他是被推着走,而不是发自内心的革命热血使然。

如果不是他资金短缺他就不会学俄文,如果不是俄文能手短缺,他不会被送到苏联,如果不是政治急于用他，也许是从未接触或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作为为数不多的研读者和宣传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位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适合这个职位,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政治生涯中那份隐性的疲惫，多余的话中也已说明。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也只是隐忍，勉强接受这一切，他没有说不，这就是性格中的软弱了，性格决定命运。

瞿秋白和王剑虹、杨之华的爱情很为人乐道，至于最初他是否和丁玲两情相悦、他为何在王剑虹去世没多久就和杨之华成婚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我们只能心里有一个自己的解释。

【篇四】

刚刚看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感悟如下：

1、做学问的人，还是不要参与到政治中来为好。什么层次的天分，就适合做什么层次的事情，不匹配，就可能产生遗憾或悲剧。既然做学问的天赋高，其政治天分很可能就不高，最起码可能是大大低于其做学问的天分。而一旦陷入政治，再想回头做自己喜欢的学问，可能就难了。钱伟长、黄万里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他们做学问的天分，天下聊聊无几，他们的政治天分也许很高，但他们却自认为其政治天分与自己做学问的天分同样高，从而陷入政治而不拔，误了学问。但不参与政治并不等同于不爱国，钱学森即是如此。

2、当社会处于大动荡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不论你是什么人，适合不适合搞政治，都将被卷入到政治中去。瞿秋白就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政治大潮之中，其他人也不例外。

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匹夫”，在某些时候，可以指每一个人；

但有时，在某些范畴内，却并非如此。这“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4、瞿秋白对政治早已厌倦，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也早已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也自认为并不真懂，但他相信共产主义，也绝不愿意对此背叛；

这就是他的人品。任何时候，任何时代，无论你有着什么样的理念与信仰，是参加共产党还是参加国民党，都无可非议，关键是你的人品如何。77级里的某些地痞无赖，让我很是厌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念，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品。

5、当时的共产党内，象瞿秋白那样对政治厌倦，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失去信心的，应该很多很多，林彪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应该不是当时少数人的心态；

由此更可见识到毛泽东之艰难毛泽东之伟大。是毛泽东，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给了他们奋斗的方向，带领他们走出迷茫走出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毛泽东的出现，是天佑中华之所为！

6、瞿秋白对政治早已厌倦，回头做学问亦不可能。于是，生命对于他已毫无意义；

他对死亡已毫无畏惧，甚至可能是充满向往。但对死亡充满向往并非不留恋人生；

临别人生，还孜孜不倦地向还要继续在人世的人们推荐应该看的书；

而那最后的一句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更让人回味无穷。“活着真好”！

毕业30周年时，曾经希望自己能活得很长很长，因为，当时自己感觉，能参加毕业100周年活动，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当我感觉77级里居然可能也有汉奸时，很是伤心，不是为自己，是为77级伤心；

并由此对参加毕业100周年活动是否还有意义产生了怀疑。曾经有同学说“老而不死为贼”，虽然我仍然感叹“活着真好”！但此时的心态可能与瞿秋白那最后的心态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吧。

7、蒋介石为什么要杀瞿秋白？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毛泽东，应该会留其一命。

【篇五】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读高中时学鲁迅的杂文，很为鲁迅“匕首与投枪”的杂文所折服。那时同学议论，鲁迅的一些文章其实是瞿秋白写的，因为瞿秋白那时是党的领导人，以公开的名义不能在国民党稽查的刊物上发表，就以在党外的鲁迅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是否真实不说，但因了这杂文，对瞿秋白确是崇拜和敬仰的。但“文-革”中说瞿秋白是“叛徒”，他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就是他向国民党的自首书。那以后，瞿秋白成为我心中的一块阴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吹散了笼罩在瞿秋白身上的乌云，还其洁白之身，我心中这块阴影得以消除。

其实，对瞿秋白，中央早就有过肯定的评价。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是那场可诅咒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黑白。“文-革”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开始审核“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中纪委第八组”，负责对瞿秋白被捕就义的复查工作。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原则，保持了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在1978年到1998年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资料达1200多篇；

同期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专集、选编、单篇计30种；

瞿秋白研究专著、编著、译著、合著、论文集、回忆资料和普及读物计60种。瞿秋白烈士拒绝敌人劝降、坚持革命操守的高贵品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毕生功绩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以前没有读过《多余的话》。但有时也想，这《多余的话》“文-革”中怎么就成为判处瞿秋白政治死刑的判决书呢？她真有“自首”之嫌吗？最近我有时间和机会读了几遍。读过之后，感动不已，以致心情多日不能平静。特作文以记之。

【篇六】

很久之前，就读过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近日重读此篇，不禁唏嘘不已。许多人都认为，此文格调低沉婉转，瞿在文中所表达的是一种懊悔之情，懊悔自己当年参加了中共的政治活动，懊悔革命中断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初读此文时我也持此种观点。但是，如果仔细揣摩作者在文本中体现出的深意，不难看出瞿秋白在就义前所表现的另外一面——对革命理念的坚持和对自我的严格剖析。这是本文所要分析的主要内容。

瞿秋白，他还有另一个名字——瞿霜，古语有云：“女悲春，士悲秋”，他的名字似乎预示了他那悲剧的命运，也让后人从他的名字里凭空感知了些许悲凉。从一个典型的江南书生成长为共产党的领袖，瞿秋白的一生也许称不上波澜壮阔，但却极富“戏剧性”，其中争议最大的可能要算是他的遗作——《多余的话》了。对瞿秋白的历史问题，中共中央曾经进行了十年的调查，并于1964年10月作出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因为毛泽东的干预，瞿秋白与李秀成一样都被列为“晚节不终”的“叛徒”，直到1979年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公开发表，官方对瞿秋白的评价才峰回路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多余的话》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自我剖析的标本，作者把自己理想主义的心路历程毫无保留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真诚与坦率跃然纸上。文章开始，作者称自己最初卷入革命洪流，而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这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有人说，瞿秋白在文中表现的基调是颓废消极的，是一种对参加中共革命的懊悔，但是只要仔细分析文本就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觉得懊悔，而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严格的自我剖析。首先，他想要让自己文字能够保留下来，肯定要注意策略，即不能太强调自己所坚持的革命理念，否则国民党当局很可能会销毁他的手稿，但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剖析自己的弱点，这样就显出了些许“颓废”，但却容易使国民党当局接受。但是，即使在那些“颓废”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他革命理念的坚持，他明确的写道：“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他对党和对生活是相当留恋的。他在文中深情的呼唤着：“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文章的结尾更是意味深长：“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但是，文中更多的是一个革命者对自己的严格剖析。他在文中鲜明的指出：“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他对“文人”的批判占了很长的一节，而且贯穿全篇，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人积习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的，而不是一种留恋，更不是一种“向往”，他对自己的文人气质感到非常不满，这在文中是很明显的事实。

瞿秋白因为自身的性格和身体的孱弱等原因，确实在文中流露出一种消沉的气息，但总体上看，他对这种消沉是不满意的，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教训：“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瞿秋白的消沉只是表明他最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革命者，而不是认为中国革命本身是错的，更不会为自己投身革命的选择而懊悔，他举了很多例子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解剖，比如，他在文中说道：“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消沉的根源来自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本身的不理解和无助。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依靠力量是底层民众，但出身书香世家的瞿秋白虽然能够从书本上读懂一些马列主义的原理，但在面对工农和实际斗争时却显得手足无措。

另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他的被捕之后的表现。在被叛徒出卖到就义的将近3个月的时间内，瞿秋白没有出卖过同志，使敌人一无所获。他在长篇笔供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揭露了蒋军的烧杀“围剿”。他身系囹圄，但坚持革命信念，还向看守他的一些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在最后走向刑场的路上，他以微弱的声音唱《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瞿秋白仍然是一个标准的革命者。

瞿秋白的一生是苦闷的，但他的苦闷是一个不合格的革命者的苦闷，他在长汀狱中写就的《卜算子》一词算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第三篇：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主持临时中央局，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国民党对苏区“围剿”中，红军被迫长征后，受“左”倾路线领导者打击与排斥，被留在中央苏区，突围转移香港途中被捕，牺牲于福建长汀。因被押期间写下了《多余的话》，引发一段公案。

中共早在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明：“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诽谤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把瞿秋白说成是“大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1982年中纪委在对中共十二大进行工作报告中说：“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瞿秋白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多余的话》似乎调子有些低沉。但这是一个气质“文人”与“政治家”发生冲突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的内心独白，是一个政治上遭受打击，“被拉出了队伍”，对苏区被毁、革命受挫，党存在多种病状的“心忧”书。瞿秋白在狱中，对敌人的劝降予以回击：“实际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让我活下去的”，“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行刑时他是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走向罗汉岭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沉着，镇定，挥笔写下了多首诗词，在《多余的话》中留下的是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苦闷、困惑、坚定等等。《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往思想的升华，是思想文化伟人之最后形成。虽然有低沉情绪的漩流，但在就义前夕的特殊境况和内疚心理状态下的思想，倒比作者在其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高峰期的思想更深邃，更有启迪力量了。《多余的话》取助于鲁迅彻底“反虚伪的精神”，发展了作者原有的求实崇真的思想，成就了一位没有虚伪的共产党人和文化伟人瞿秋白。对他的笔调低沉，我们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党内极左思潮泛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生前如此，死后还要遭诬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蒙受不白之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其教训是深刻的，应当记取。

第四篇：谈谈瞿秋白杂文的心路历程（写写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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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瞿秋白杂文的心路历程

摘要： 瞿秋白的杂文有一种峻切激烈、明白晓畅的风格。强烈的战斗性和论辩性是瞿秋白杂文最显著的特色。语言清峻晓畅、朴实自然而又斩钉截铁，无拘无束，在明快犀利的讽刺同时也不失幽默。且多种文体杂糅，在他的杂 文中，日记、杂剧、诗歌等文体都可以传达作家的讽刺、控诉、谴责等情感，开拓着杂文的艺术领域，尝试着将丰富的内容融于多样的艺术形式之中，为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合适的体裁、形式，常常于生活中的一点小事而发现微言之中的大义，并就势加以发挥，选用较好的形式来表达。王铁仙这样评价“鲁迅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锋利无比刺向敌人的心窝或切入事物的底蕴。而瞿秋白的杂文与其说是匕首和投枪，还不如说是照见魔怪的明镜，因为它的主要功效在于清晰显现了敌人的面目。” 关 键 词：心路历程；“多余人”；“忏悔贵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纵观20世纪文学，“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五四” 新文学作家共同主张个性解放。文学创作能否突出自己的个性，这是当时衡量文学作品成败的标准。散文作为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能很好体现这个主张。在这个主张下，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出现了第一次高峰，一时间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家及流派，作家有周作人、鲁迅、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瞿秋白等，流派有以不同报刊作为不同流派的命名，如《新青年》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等等;以不同的文学社团命名散文流派，有“文学研究会”派，“创造社”派等等;以创作价值取向的不同，可划为“载道”派散文和“言志”派散文等等。总体上分为人生派和社会派，他们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呈现在现代散文史上。瞿秋白便是其中一名具有独特个性的“五四”散文作家。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艺术上都为现代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论文标准格式范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散文又是中国现代文坛中的奇葩。他把伟大的政治理想寄予文学作品中，关注整个社会和人民大众，体现一个“大我”的境界。文体杂糅，语言深刻带有哲理，感情基调博大深沉和激昂雄浑并存，贯穿着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精神。他的这两部散文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注重新闻性，且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报道新俄的社会状况，对于当时的中国混乱的思想，起到拨云见日的作用，在迷茫的国人心中点燃了希望。除了散文，瞿秋白的杂文创作可以和鲁迅媲美，后人常把他和鲁迅合称“双璧”，或者是双峰插云。

他的杂文有一种峻切激烈、明白晓畅的风格。强烈的战斗性和论辩性是瞿秋白杂文最显著的特色。语言清峻晓畅、朴实自然而又斩钉截铁，无拘无束，在明快犀利的讽刺同时也不失幽默。且多种文体杂糅，在他的杂 文中，日记、杂剧、诗歌等文体都可以传达作家的讽刺、控诉、谴责等情感，开拓着杂文的艺术领域，尝试着将丰富的内容融于多样的艺术形式之中，为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合适的体裁、形式，常常于生活中的一点小事而发现微言之中的大义，并就势加以发挥，选用较好的形式来表达。王铁仙这样评价“鲁迅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锋利无比刺向敌人的心窝或切入事物的底蕴。而瞿秋白的杂文与其说是匕首和投枪，还不如说是照见魔怪的明镜，因为它的主要功效在于清晰显现了敌人的面目。”另一方面，瞿秋白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也十分突出。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于20世纪二十年代，在三十年代领导左翼文艺运动时成为“一家之言”。其主要文本多收集在《乱弹》、《文艺杂著》、《文艺论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著作中。他的文艺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文艺创作的语言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语言；文艺的发展方向应是革命的大众文艺；文艺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文艺创作方法是“辩证法唯物论”与现实主义。且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20世纪四十年代勃兴做了理论准备，也是中国现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就义之前还写下了《多余的话》，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瞿秋白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一生成就卓著，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一直被研究者忽略或误解，但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瞿秋白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由于瞿秋白的多重身份，国内外对他的评价往往也是多重的，总体上政治思想方面的评价偏多，文艺思想方面的偏少。早在20年代初，瞿秋白就以《饿乡纪成》（《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震惊文坛，王统照在1922年12月写的《新俄过游记》给予了瞿秋白的《饿乡纪成》（《新俄过游记》）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他的大无畏探索真理的精神。1950年毛泽东在给《瞿秋白文集》题词中评价到“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有益于人民事业，特别在文化事业方面。”1由于历史的原因，十七年间瞿秋白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是研究的禁区。但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瞿秋白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出现几次研究和宣传瞿秋白的热潮：（1980 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平反昭雪，1985年瞿秋白就义50周年，1989年瞿秋白诞辰 90周年，1999年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建国60周年）。这几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和宣传，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国内研究瞿秋白的重要专著：丁景唐著的《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1961年），《瞿秋白研究文选》（1984年9月），《瞿秋白印象》（1997年）。丁景唐先生长达半个世纪孜孜不倦地为瞿秋白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研究以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方面为重点，同时研究瞿秋白的文艺贡献。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的遗著，由洪久成整理的《回忆秋白》（1984年12月），比较系统地记述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并着重回顾了一九二七年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期间，瞿秋白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所做的斗争，和三十年在上海和鲁迅先生共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作出的贡献和他们的友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1984 年2月），系统地论述了瞿秋白的世界观的发展过程和文学活动，并透彻分析了他的思想发展和文艺风格。陈铁健撰著的《瞿秋白传》一书，应时代的要求纠正了历史对瞿秋白评价的错误。《从书生到领袖》（1995年3月）客观观地记述了瞿秋白的一生，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丁守和著的《瞿秋白思想研究》（1985年 10月），主要以历史的方法结合逻辑的方法，按照革命发展的过程，研究瞿秋白的政治思想、理论观点、对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同时也研究他在哲学、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思想和贡献。

三、对“多余人”思想的超越

瞿秋白在民族情感、社会处境、和性格特点方面都和“多余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成为他对“多余人”感同身受的因素，但是瞿秋白毕竟不是“多余人” 他和瞿秋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思想上对“多余人”有着质的超越。

一、对真理始终不渝的追求。“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深沉严肃的俄罗斯作家塑造的文学典型，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19世纪初，俄罗斯上层社会的一部分贵族青年的特点。瞿秋白以“中国之„多余人‟”自喻是他在多变的社会中，给自己的清醒定位，也是对当时中国一部分先进青年空怀报国之志而无明确方向和实践经验的生动比喻。瞿秋白和奥涅金式的“多余人”都处在时代的转型期，当时中国的社会几经变化，社会和人生都好似蜃楼，变幻莫测。瞿秋白所出生的“士的阶级”已经破产，自己处于悬空中的“多余人‟,想要“突出生活”却找不到方向，只能在迷茫中继续探索。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所表达的对“多余人”的感同身受，是他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有找到社会和人生方向时的痛苦感受，以及在看到社会曙光之后的自我批判，他熟悉俄罗斯文学，熟悉“多余人” 这个文学形象的特点，知道自己和“多余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与其对比，处处感同身受，又时时自省。他与奥涅金式的“多余人”不同，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特殊的身份和处境，成为他妥协、软弱的理由，包括对待热情表白的达吉亚娜，最终在忧郁和自我放弃中堕落了。瞿秋白却在最迷茫时候为“求一个中国问题”，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饿乡的旅程。他比奥涅金式的“多余人”的境界和悟性要高得多，他没有停止在犹豫、麻木避世的状态，他以极敏锐的思想，感觉到、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踏上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事实证明，虽然瞿秋白以“多余人”自喻，但他并不甘于做一个时代的“多余人”，他能跳出“多余人”的狭隘思想，他是时代的探险者，是社会发展催生的有用之人，是追求真理的先驱。

四、把伟大的社会理想和实践紧密结合瞿秋白和奥涅金式的一样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思想始终时候矛盾的，为了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他们不断调整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这种调整其实就是一种思想的蜕变，在这种蜕变中瞿秋白对“多余人”内心矛盾和痛苦感同身受。所不同的是，像“奥涅金”一样的?“多余人”，在东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中，只是试着去调整自己的人生观念，进行一些不彻底的庄园改革，没有坚定的寻求真理的思想和行动，在强大的旧势力压迫下，他又回到旧的阶层中，最终也没能跳出原有的人生观念，也没有建立新的人生理想，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落后的俄罗斯封建农奴文化冲突下牺牲品。然而瞿秋白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虽然自认为是牺牲品，但他不断与自己落后的观念作斗争，虽然迷茫过，一旦他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接触之后，就变得积极和坚决，他比奥涅金式的“多余人” 积极向上，他懂得让自己美好理想和现实结合，抱以决心进行实践，去饿乡之前，就参加“五四”运动，积累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在去饿乡的旅途中，他积极的进行采访、调查。到进入饿乡之后，更是认真、严肃的对待饿乡的实践工作。并且在这些实践中不断地得出结论，看到了社会的曙光。在“避世”和“厌世”之后，他的思想可以说是重获新生，看清了原有人生观、世界观的局限性，隐约地洞察到他的人生方向，提醒自己不断地探索，不断进步，以寻求光明之路。就像他在《饿乡纪程》的绪言中说“我绝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 于是他踏上了饿乡的旅程，在饿乡如饥似渴地体验着生活，追求着真理。

总之，瞿秋白对“多余人”感同身受是在情理之中，在思想观念转变过程中心里始终充满了矛盾，但是他至始至终都没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他对“多余人”感同身受，使他以“多余人”为戒时时自省，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第一步改变，是从与“多余人”思想作斗争开始的。他是当时最早觉醒，最敏锐，最有意志的青年之一，为祖国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作出了贡献。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社会实践之后，人生观?、社会观发生了质的改变，他摆脱了“多余人”的思想包袱，看到了真理的曙光，具有了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转变的思想萌芽。对“多余人”感同身受是他思想的发展的一个阶段，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寻求真理的思想更加的坚定、明确。具有向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社会观转变的思想萌芽。对托尔斯泰的偏爱及遗憾? 对伟大作家、思想家托尔斯泰的偏爱和遗憾，是瞿秋白由“五四”文学青年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二个心理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瞿秋白在苏俄的实地考察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他对托尔斯泰重新认识的过程。

第五篇：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摘要：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

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他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激发了他的革命创造精神，成为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

关键词： 五四运动

瞿秋白

革命生涯

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是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瞿秋白正是从这里出发把自己与祖国和人民解放的命运紧密地联结起来，正是从这里开始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的战士。” [1] 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心系祖国前途,放眼世界,努力适应世界潮流,以坚毅的志向 ,为创造新社会,积极开拓创新。作为五四青年的瞿秋白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瞿秋白110周年诞辰和五四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位五四先驱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

五四运动前，瞿秋白投靠北京的堂兄就读于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思想比较苦闷,北京城里新官僚腐败黑暗的政治生活给他很大的痛苦,他只好埋头于故纸堆里,“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并“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后来他追忆这段往事时曾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到重大的痛苦激刺。” 他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空虚,陷入惘然、彷徨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像一声霹雳,震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瞿秋白也不例外。他后来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于是,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2] 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带领俄专的同学们积极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斗争。他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多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6月3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他被捕了。他鼓励前来看望他的同学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6月8日瞿秋白等被捕同学被释放,受到上百名学生的欢迎和庆贺。瞿秋白成了同学中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3]五四运动之后, 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经常一起活动, 不久, 1919年8月,他们以“北京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刊物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浪花,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旬刊出了19期后,被北洋政府视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而查封。其中,瞿秋白的文章最多。他在一篇文章《社会运动的牺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担负着引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参加社会活动,引导被压迫的群众争取未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4]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瞿秋白已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参加了1920年3月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新社会》被封闭后,瞿秋白等人又筹办出版了《人道》月刊(只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组织了‘人道社’,并与周恩来为首的‘觉悟社’、李大钊为首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曙光社’等进步团体一起组织活动。可见,五四运动改变了瞿秋白的生活,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打破了他孤独沉寂的生活圈子,使他从个人的哀伤和愤世中奋起,走进了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不仅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且显露了出色的领导才干,这为他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打下了基础。”[5]同时,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 [6]

二、五四运动塑造了瞿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

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把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人生最高的目标，坚持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瞿秋白的人生观，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而奋斗。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形成也有一个艰难的实践过程和刻苦的学习过程。瞿秋白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但总是失败。在五四运动以前，秋白“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产生过“避世观”；到北京后，看到种种社会的“无名毒症”，不知如何解治，又生了“厌世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给秋白带来了新希望。五四运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萝”，秋白抛弃了“佛教人间化”、“文化救中国”的空想，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他欣喜地感到中国:“革新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己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 “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尽一份引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7]成为瞿秋白一生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20年10月，他亲赴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俄国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最早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国开辟了“红色丝绸之路”。1923年回国后，又投入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艰巨工作中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战略策略思想都作了艰苦的探索。瞿秋白自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把“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多着想啊”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他不管工作和生活环境多么艰苦，不管身体多么虚弱，常常工作到深夜，忘我地为党工作，敢于负责，不谋私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瞿秋白在为实现其人生目的和意义的征途中，走的是一条充满艰险和曲折的道路。在他的一生中，遇到学习、工作、生活、理想、事业、前途、友谊、婚姻、家庭、疾病、迫害、被捕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得与失、苦与乐、祸与福、生与死等矛盾。在这些问题与矛盾面前的表现及处置办法，就显露出他的人生态度。瞿秋白具有高尚的人生目的和正确的人生意义，因而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犬耕’是瞿秋白的笔名。‘无牛则赖犬耕’是瞿秋白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瞿秋白谦虚谨慎，严于自责，明于自力，坦率忠诚，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而且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8]

三、五四运动激发了瞿秋白的革命创造精神

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涵。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9]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推动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推进到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1919年瞿秋白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上写道：“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潮流。要有历史的眼光，[10]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瞿秋白认为，创造性、敢于革新是现代化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化人与传统人最根本的区别点。他清醒地看到，世界一天比天新，于是大声疾呼：“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 [11]经过五四的洗礼，秋白成了反叛旧世界的先锋战士，立志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瞿秋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也是贡献者。他在五四前期广泛阅读新文化报刊,接受新思想的启蒙；在五四后期则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关于新文化运动普及发展方向的议题方面，瞿秋白认为，普及运动必须从单纯的文化运动发展为社会运动。普及就是要从文化界扩展到社会各界,它同时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革新,不是单纯文化运动所能包含的。而“社会运动可以包括各种事情,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12]瞿秋白在赴俄途中和旅俄期间,寄回数十篇报道在《晨报》和《时事新报》发表,还于1922年在国内出版《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他通过这些报道和游记,具体而真实地记叙苏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实践和理论,推动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客观上支持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1923年初回国后,“他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全新姿态投入接近尾声的新文化运动, 参加当时再度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秋白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科学的方法论,把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人类

[13]未来的理想文化是社会主义艺术文明的观点,为新文化的创建指出新的方向。”解放思想是创造的思想前提。正是在中国20世纪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锤炼中，以秋白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们为打破精神枷锁，为改革旧社会创造新世界，开始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瞿秋白精辟而富有远见地提出并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很早就提出了有关革命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性质、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最早认识了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较早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面性，较早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最早从理论上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问题,还是我们党内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前驱。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在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而瞿秋白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彭思铸，“瞿秋白与五四运动”，《学海》，1999年03期，第8页 [2]“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第18页 [4][6]“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 康沛竹，“探索与追求——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第43页

[7]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8] 王关兴，“试析瞿秋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6页

[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页

[1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3] 洪峻峰，“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