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13瞿秋白与毛泽东

第一篇：作文素材13瞿秋白与毛泽东

瞿秋白与毛泽东(南方周末 2003-10-23)2006-06-06 | 坐井观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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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毛泽东

南方周末

2003-10-23 11:13:10

左图：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被俘。同年6月18日在长汀被害。这是他被害前留影。瞿秋白与毛泽东

———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革命家之间的友谊

□吴小龙（北京）

1935年中，瞿秋白在长汀的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在他即将走完自己36年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路时，他又恢复了文人和诗人的本来面目，写下了一些直抒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章和诗词。其中，他最后的自述《多余的话》在他身后惹出了无数争论，可谓聚讼纷纭，引出了不尽的是非荣辱。而他临终时所写下的那些诗词，虽然不太引起论者的关注，却确实是表达了他的深沉情感的精品佳作。例如这两阕词： 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尤其是后面这首词，既写出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态，那“一任风和雨”，又几乎像谶语，预言了他死后还将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这些风雨终究不能摧残消蚀的他那高洁的清芬。如今，历史已公正地对待他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非凡业绩，更有人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探究着瞿秋白在留下那平生最后一篇文字——《多余的话》时所流露的深沉、低回的生命悲情，以及它启示给人们的无穷思索。然而，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瞿秋白与同是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毛泽东的关系，却少有人注意。也许，因为他们的性格气质如此不同，其人格风貌给人的感受迥然异趣，所以才不曾有人把他俩联系在一起，去考察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其实，从已有的材料中可以发现，这两位从性格到业绩看来都如此不同的伟人之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和感情。

可以说，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毛泽东经常对其表现出深情的一位。虽然毛泽东也说过他早年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义，而不是个人关系、感情方面的含义。而对瞿秋白，毛泽东则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种感情。这种情感的来由，应该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两个人最初的见面相识情形，已无从确切考证。但可以肯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作为一起列名于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上的瞿秋白和毛泽东，他们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接触和共事的时间是不少的。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则是从不视事的汪精卫），而瞿秋白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两人都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进行革命活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期间两人的具体交往的材料，可考的第一件事，是在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对毛泽东指导的农民运动的支持。当时，随着北伐的进展，广东、两湖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路线的攻击指责，为驳斥反对农运的论调，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微词、受到指责的农运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评价。这也许应是毛泽东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英雄事业的现代版的农民造反结缘的肇始，也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进行马列主义语汇的再诠释并加以指导的开端。但这篇文章在党的机关刊《向导》上只发表了一半就被党内持“正统”观点的人所阻止。当时瞿秋白正在武汉忙于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他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党领导下的长江书局将毛的著作作为单行本全文出版，并亲自将它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作了高度评价。序文中的一些话，连用语都与毛泽东相似：“„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瞿秋白的序言是以这样热情洋溢的话结束的：“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像瞿秋白这样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意义而予以支持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以他当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几个月后，在八七会议上，他就取代陈独秀而主持中央工作），对此书所作的评价，无疑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都是巨大的支持。非但如此，瞿秋白对当时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毛都有相通之处，甚至为其先声；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党内首先实践它的是毛泽东，而首先对此作详细理论阐述的则是瞿秋白。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一文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92－94页）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的大方向和阶段性目标还是指向所谓“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最后成功之路也是寄希望于大城市的“总进攻”和“总暴动”，这是与毛泽东不同的。然而，他始终关注着农民战争及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和改造，预言以这种方式在“帝国主义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却表现了他的清醒和理智，并且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相呼应——只不过在毛泽东那里，“一省或数省”的范围被更为清醒的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所取代，而缩小为边界地区的一个或数个“红色政权”的存在，而且并不避讳它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特点：“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部队辗转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为中央苏区。而瞿秋白则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两年后回国，不久就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与排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这当中的许多曲曲折折，可谓一言难尽。1934年初，他奉命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这时，他才与毛泽东重见，其间，已经过了六七年了，而且两人都处在人生事业不得意的“低潮”时期。此时的毛泽东，也正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在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除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的虚名之外，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这一段时期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最多的时期。冯雪峰回忆：“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瞿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同是遭受挫折的诗人和英雄，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宽慰，形成一种心心相印的亲密的小氛围，在一起谈论古今，在诗和艺术的天地间寻求一种超越当下的心灵寄慰，这应当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那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幸而有这样一些才学卓越而献身理想的人（不仅仅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才得以构成一种绝非那环境中所能设想的精神空间。当年的苏区，历来就是贫瘠落后的山区和农村，当年这一群革命理想主义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却使它在那短暂的一段时期内突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对于瞿秋白和毛泽东两人关系的这一段历史，国统区刊物《逸经》1936年在介绍毛泽东时就有这样的描述：“毛于共产主义，初无深切之研究。彼尝谓中国社会，应从实际工作去体认考察，即使不去莫斯科学习亦可以成为„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自博古等入赤区，渐以剪除其势力，彼乃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名义，退处„元老‟地位，得暇即咏吟旧体诗，与瞿秋白相唱和，两人亦最相得。博古等常讥其老气横秋，为非„布尔扎维克的生活‟，彼仍我行我素，略不措意，且反讥博古等为„洋房子先生‟。”其实，若以路线和历史渊源而言，瞿秋白本来应属于“洋房子先生”的“国际派”一流的，而且他也曾忠实地执行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系列指示（这就是“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来由）。

但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文人气质”，他此际已被所谓“国际路线”所抛弃，只好跟“山林中的马克思主义”（注：毛后来自己的用语是“山沟中的马克思主义”）为伍了。而毛、瞿的关系，恐怕在此之上，还别有一层意味。一个国外研究者把瞿秋白和毛泽东称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真正文学家和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真正革命家”，是相当贴切地点出了这层意味。他们的关系恐怕更主要的不是一种同受排挤的党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多地倒是一种诗人之情。这种超拔于政治之争的空灵的一点，或许正是使毛泽东和瞿秋白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产生真情的原因所在。当然，瞿秋白那种执著于理想，律己、正派，不搞阴谋的文人本色，他对党内斗争的厌恶和逃避（而不是热衷于此道），可能也是使毛泽东能对他倾心相待的一个原因。然而好景不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不顾瞿秋白的再三请求，当时的中央决定把瞿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让前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委”，“隐蔽”在听过他的讲演的国民党军官们即将来占领的苏区！这里的意味用不着太敏感的人都能体味得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不好说什么，后来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但被否决。毛此时自身也几乎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对他的安排恐怕与瞿无异。张闻天后来也说到，他当时对瞿深表同情，也向博古提出让瞿参加长征，而身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博古居然表示他作不了决定。在陈铁健先生所著《瞿秋白传》中，曾用一条注解列出了有关的史料：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去留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

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当时掌握着瞿秋白的命运的是“最高三人团”，瞿秋白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毛泽东曾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直到在延安，毛在杨家岭时，又对莫文骅和苏进提到此事，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莫文骅、苏进：《忆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四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萧三的一段回忆。萧三兄弟（萧子升、萧子璋）与毛都是湖南新民学会时期的密友。一次，在杨家岭的月夜下散步时，萧三和毛泽东回忆起凋零飘逝了的“同学少年”；也说起了一起牺牲在闽西的何叔衡、瞿秋白。萧三回忆道，毛对于前者，没说什么，对于瞿，毛感慨地说：“要是瞿秋白不死，现在来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那多好啊。”何叔衡是和毛一起搞新民学会、搞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又一起参加党的“一大”的湖南同乡，毛表现出的对瞿秋白的感情还超过了何，这，不是意味颇深的吗？一直到建国后，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毛泽东亲笔写了一篇短文：“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文虽不长，却传达出毛写此文时颇动情感的精神状态。仅从出版的角度而言，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文集的问世，都不曾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第二篇：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作文素材

毛泽东的抽烟趣事

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是烟不离手的，毛泽东更是如此。一开始吕相友并未注意到这个细节，慢慢地，他发现几乎每次见到毛主席，都能看到毛主席手中夹着香烟。无独有偶，常与毛主席在一起商谈国事的刘少奇右边下衣袋里总是鼓鼓的，装满了香烟，落座时，刘少奇的手总是习惯性地伸向衣袋拿烟。

为毛主席拍照十几年，吕相友的摄相机里拍下了一张张毛主席手夹香烟的照片。毛主席的烟瘾之大、抽烟时间之长都可算得上少见的。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一次次惊涛骇浪中，毛主席总是手拿烟卷，谈笑自若地指挥着全党全军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一些毛主席早年抽烟的情景并未拍成照片，所以吕相友拍下的许多毛主席晚年抽烟的照片就成为人们一睹毛主席抽烟风采的绝好载体。

从照片中看到，毛泽东不论出席重大会议还是接见外宾，都可称得上“手不释烟”，而许多重大决策也都是在弥漫的烟雾中思考完成的。香烟，可说是他的灵感来源。

吕相友在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时候，听他们说过毛主席的一些吸烟小细节：毛主席经常半卧在床上，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或翻阅书报。香烟上的烟星常常不知不觉掉在床上，燃烧的烟星一遇到白布床单，当即就会烧出一个小洞，而这时候毛主席本人往往还沉浸在工作或阅读中，全然不知情，等到发现的时候，床单上的小洞早已星星点点，数不胜数。

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前，据说为了照顾不吸烟的蒋介石，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见面时也不吸烟了。1997年，吕相友去重庆时，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许多知情人，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确有其事。

1962年9月，在一次宴会上，毛主席又习惯性地点起一支香烟，一边吸一边微笑着环视四周，当他的目光正好落到吕相友这个方向时，早已有心等候的吕相友将这一瞬间及时抓拍下来。这张照片也成为他最满意的毛主席吸烟的照片之一。从照片上能看到毛主席的牙齿由于长年吸烟，已经被熏黑了，在当时，这张照片如果刊登在报纸上，当然对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有损害，于是围绕着毛主席的照片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

当时，摄影师们为了保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费尽心力将照片中毛主席被香烟熏黑的牙齿进行修正。但百密一疏。1966年9月，由于摄影师未将照片中毛主席的牙齿修好就刊登到报纸上。一群红卫兵竟手拿皮带冲到报社来，要对摄影记者进行批斗，吓得记者不得不躲藏起来。

主席照片的“牙齿事件”还惊动了周总理。1966年10月的一天，吕相友带着刚拍摄的毛主席照片，送到中南海陶铸住地请他审定，陶铸圈阅后，又指示吕相友将照片送呈周总理审定。西花厅里，周总理亲自指示：在刊登群众手举毛主席的照片时，要注意将照片的黑框修成白框，防止群众冲击报社，更要特别注意将毛主席的牙齿修好，因为毛主席多年吸烟，牙齿已被熏黑，如果不修照片就像掉了牙似的„„

如今，这份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已成为吕相友最珍贵的藏品。

1969年 4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拍摄毛主席向代表们挥手的镜头时，吕相友巧妙地将背景虚化，除毛主席之外的人和物都溶入黯淡朦胧的背景中，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毛主席的高大形象。

这也是吕相友自己觉得颇为满意的照片。离休后，吕相友在出版纪念画册时，无一例外都选用了这张照片。而在这张照片上，毛主席的指间仍然夹着香烟！

毛泽东79岁时，身体日渐衰弱，医护人员既不忍心让毛主席承受戒烟的痛苦，又不能眼睁睁看着毛主席身体受损，后来他们便想了个办法：与烟厂合作，专门为毛主席生产了一种掺有中草药的雪茄烟，去掉一部分香烟中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毛泽东吸了这种烟，但并未起到预想的作用。

毛泽东81岁时，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多次劝说下，终于戒掉了吸烟的习惯，彻底与香烟告别。

毛泽东逸闻趣事

1).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小青马的故事

小青马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坐骑，虽然个头不大，但它力气大、灵活、速度快，跑起来起伏小，平稳，性格温顺老实。因此，在中央警卫团众多战马中，它被选中陪伴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毛泽东对小青马十分爱惜，遇到难走的路就下马步行，一次，马掌掉了，主席宁愿徒步行军，生怕把马蹄磨坏。小青马似乎也知道体贴和保护主人。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不再前行，警卫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也不动。就在这时，敌机的轰隆声由远而近，一架“红寡妇”飞机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

1949年3月，党中央进驻北平后，小青马作为军功马送到北京动物园精心饲养。一年年过去了，随着牙口增大，小青马毛色变白，成了一匹“老白马”，终于在1962年老死。临死前，小青马面向中南海嘶叫了三声，似乎在向主人作最后的告别。

小青马老死后，北京自然博物馆把其作成了标本，延安革命纪念馆派专人将小青马标本运回延安，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展出.2).毛泽东险些被炸

1948年5月17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毛泽东收起笔砚文稿，把脚从桌子下的热水盆里抬起来准备休息。

这天早晨，聂荣臻突然接到冀晋军区的报告，说有敌机在沙河一线活动。沙河是胭脂河的下游，距此不过百里。

聂荣臻听了一惊，放下碗就往毛泽东住处跑。刚出门就听见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这时候，后山顶上的警报器也怪声怪气地响起来了。

不好，是敌人的侦察机!“快去把主席弄进防空洞!”

聂荣臻冲着毛泽东的卫兵喊了一声，并让范济生去看毛泽东起来了没有，自己留下来继续观察。因为他知道，保定有国民党101军272师刘化南部的一个机场，距此只有150多公里，平时经常来骚扰轰炸，轰炸之前，一般都是先派侦察机进行低空侦察。

果然如此。这架飞机在司令部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又朝东北方向飞走了。

8点钟左右，聂荣臻又出来观察动静。他看见小灶管理员刘从文正在住院中的一块大石头—亡晾被子。大红的被面冲天而放，甚是扎眼，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刚一回来，后山上的警报器又哇啦哇啦地响起来了。于是又赶紧往毛泽东住处跑。

毛泽东已被惊醒，睡眼惺忪地望着他们，不高兴地说：“哪个?”

阎长林大声报告说：“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来过一架侦察机，请您赶快到防空洞里去!”

“急什么?”毛泽东把烟点着，吸了一口，说“人的命，天注定。我不相信他蒋介石的炸弹能正好丢在我的头上!”

这时候，聂荣臻快步走了进来，见毛泽东还坐在床上，连衣服还没穿，冲卫士们把手一挥，“还磨蹭什么?快把主席抬走!”

卫土们七手八脚，连人带被子把毛泽东弄到了担架上，抬上就往外跑。刚出侧门，还没到洞口，就见一架飞机一掠而过，接着听到一阵尖啸。，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只见一股巨大的烟尘从司令部院里腾空而起，沙石飞溅，遮天蔽日。“唉呀，好险!”聂荣臻倒吸了一口冷气，连忙将毛泽东抬进了洞里边。

敌机终于飞走了。大家又从防空洞里出来，回到司令部大院里一看，都惊呆了：只见其它的房屋都完好无损，唯独毛泽东住的那栋被炸了!有颗炸弹正好在毛泽东门口不远处爆炸，弹坑有一人多深，再往北一点点就正好落在屋顶上了!仔细一看，整面前墙和廊柱上千疮百孔、弹痕累累，上面戳着许多弹片，有根廊柱还被击穿了。再进屋一看，窗户全部震碎，许多弹片从窗口飞进来打在北墙上，连两个暖壶也全被打碎了„„

这时候，有入又在前边不远处发现了一颗臭弹。

从敌机轰炸的情况看，敌人不但知道了毛泽东在这里，而且还知道他住的准确位置，而毛泽东住的地方都是严格控制的，除少数几个经过严格审查的工作人员外，一般人是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的。这说明司令部内可能有奸细„„

夜暮下的秘密转移

毛泽东被炸的消息震惊了中共军政首脑。周恩来当天就从西柏坡驱车赶回城南庄，与聂荣臻等秘密研究对策。由于毛泽东的住处已被炸坏，加上怀疑出了内奸，敌机随时可能再来，经过周密研究，他们决定当晚把毛泽东和江青秘密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

此地名叫花山，在城南庄以西三华里处，只有十来户人家，原是晋察冀司令部某机关所在地，屋后也有一个小型防空洞.毛泽东被秘密转移后，敌机一连几天对城南庄进行侦察轰炸，侦察轰炸的范围也明显扩大。整个村子浓烟滚滚，部队和村民都伤亡惨重。敌人显然失去了目标，但并没有放弃侦察和轰炸。

发现敌特，真相大白

1948年11月，保定解放。在收缴的敌人档案里，偶然发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给孟贤德的“上尉牒报员”委任状和刘、孟二人给保定特务机关的密码情报材料。城南庄毛泽东被炸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了。

原来，刘从文是埋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国民党特务。孟贤德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保卫部部长于光文的内弟，当时任司令部管理处设在阜平县王快镇大丰烟厂的经理。大丰烟厂名为“烟厂”，实则是晋察冀根据地从敌占区(主要是保定)购买物资、搜集情报时打的一个招牌。孟贤德被保定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名上尉情报员。刘从文发现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来到城南庄后迅速向孟贤德作了汇报，孟贤德又迅速向保定的特务机关作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专门派人前来侦察，当他们确定情报属实后又向北京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保密局作了汇报„„那天刘从文在司令部院里晒被子，就是给敌机发出的引导信号„„

案件查清后，刘从文和盂贤德被判死刑，由聂荣臻签字批准后执行了枪决

逸闻轶事:影响毛泽东的七位老师

影响毛泽东的七位老师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直品学兼优，这自然离不开各位老师的栽培。其中，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毛麓钟、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等7位老师对毛泽东的一生影响最大。

第一位私塾老师是文正莹

16岁以前，毛泽东一直在韶山冲附近的私塾里读书，先后有5位私塾先生当过他老师。尽管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这些私塾先生除邹春培外，对毛泽东的成长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启蒙老师文正莹是毛泽东的亲二舅，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生性正直、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毛泽东从2岁多至8岁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祖母家务繁忙，怕对他照顾不周出意外，就让他的表哥带他到舅父的私塾玩耍。不料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竟然不哭不闹，有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和同学们一起背书，就这样接受了数年的“学前教育”。

舅父对聪慧的毛泽东特别喜欢，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在毛泽东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等，毛泽东也读得朗朗上口。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把毛泽东接回韶山正式入私塾读书。此后，文正莹一直关心着毛泽东的教育和成长，在毛泽东以后读私塾期间，文正莹常借图书报刊给他，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

八舅父对他的有意栽培，使毛泽东终生难忘。

第二位私塾老师是邹春培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毛泽东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平时话语不多的邹春培教学认真、严厉古板，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的知识已教不了毛泽东，更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

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常想起自己这位严厉的启蒙老师。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邹春培除了严厉外，乏善可陈，他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远不及其他几位私塾先生。

第三位私塾老师是毛宇居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有“韶山一支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他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也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毛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私塾。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老师一份。先生却不领情，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答：“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毛泽东说：“你让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心生一计，来到院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作一首赞井的诗。”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可以说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难怪那位毛先生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毛宇居逐渐改变了教学方法，对毛泽东因材施教，针对毛泽东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毛泽东求知欲强、喜欢看课外书，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在毛宇居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他喜爱的书籍，学识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汉语和古文写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位私塾老师是李漱清

李漱清博学多才，思想开明，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借书请教，师生俩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思想，向他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他的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畅谈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充溢着少年毛泽东的心，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李漱清那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第五位私塾老师是毛麓钟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也感到毛泽东天分极高，对他格外看重。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本人十分喜欢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作了许多诗词习作。在毛麓钟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求学岁月

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在长达5年的师范生涯中，毛泽东为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在这里，有3位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位教师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10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毛泽东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第二位老师徐特立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第三位老师袁仲谦的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5年，但是当初毛泽东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毛泽东这个学生。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毛泽东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

毛泽东诗词书法轶事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现代的诗词大家和书法大家，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他把自己那大气磅礴的书法和精美绝伦的诗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具有雷霆万钧般的视觉冲击力和美轮美奂的艺术感染力。

在我们充分地享受着毛泽东诗词书法的同时，一些有关其诗词书法的逸闻趣事，也是应该知道和了解的。毛泽东的诗词很多是在战争年代于马背上哼吟而成的，而挥毫书写则是他和形形色色的敌人在做斗争。把自己创作的诗词演绎成书法作品，则有多种不同的情况。如应友人之请，把自己的诗词书写在宣纸上赠予他人，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最负盛名的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是应爱国人士柳亚子之请书写的，一经发表就轰动山城，享誉全国，害得蒋总统介石急招社会名流和饱学之士来撰写对答，可惜堂堂中华民国竟无一人能答对得让老蒋满意。

把自己的诗词书法作品送给外国人的事情，最早发生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把自己的七律《长征》大字书写后赠送给了这位第一次访问红色中国的美国记者。这幅作品由此而流传出去，于第二年的3月发表在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从那个时候起，这些大气磅礴的诗句便在中华大地上开始流传开来。

这首七律《长征》，创作于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9月，红军北上到甘南通渭时，毛泽东在红军副排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接着他便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朗诵起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诗词作品在流传最早、影响最大、作者本人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后来毛泽东又将这首诗作的书法作品赠送给了革命家王炳南的妻子、德国人王安娜，还有江西农垦文工团的演员邢韵声和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等。

第三篇：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的革命生涯

摘要：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

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他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激发了他的革命创造精神，成为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

关键词： 五四运动

瞿秋白

革命生涯

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开风气之先的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是瞿秋白革命战斗生涯的光辉起点。瞿秋白正是从这里出发把自己与祖国和人民解放的命运紧密地联结起来，正是从这里开始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的战士。” [1] 五四时期是瞿秋白一生的转折,是他从探索与追求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经历对这位政治家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心系祖国前途,放眼世界,努力适应世界潮流,以坚毅的志向 ,为创造新社会,积极开拓创新。作为五四青年的瞿秋白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瞿秋白110周年诞辰和五四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位五四先驱的革命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四运动点燃了瞿秋白的革命热情

五四运动前，瞿秋白投靠北京的堂兄就读于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思想比较苦闷,北京城里新官僚腐败黑暗的政治生活给他很大的痛苦,他只好埋头于故纸堆里,“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并“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后来他追忆这段往事时曾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到重大的痛苦激刺。” 他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空虚,陷入惘然、彷徨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像一声霹雳,震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瞿秋白也不例外。他后来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于是,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2] 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带领俄专的同学们积极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斗争。他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多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6月3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他被捕了。他鼓励前来看望他的同学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 6月8日瞿秋白等被捕同学被释放,受到上百名学生的欢迎和庆贺。瞿秋白成了同学中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3]五四运动之后, 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经常一起活动, 不久, 1919年8月,他们以“北京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刊物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浪花,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旬刊出了19期后,被北洋政府视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而查封。其中,瞿秋白的文章最多。他在一篇文章《社会运动的牺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担负着引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参加社会活动,引导被压迫的群众争取未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4]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瞿秋白已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参加了1920年3月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新社会》被封闭后,瞿秋白等人又筹办出版了《人道》月刊(只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组织了‘人道社’,并与周恩来为首的‘觉悟社’、李大钊为首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曙光社’等进步团体一起组织活动。可见,五四运动改变了瞿秋白的生活,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打破了他孤独沉寂的生活圈子,使他从个人的哀伤和愤世中奋起,走进了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不仅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且显露了出色的领导才干,这为他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打下了基础。”[5]同时,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 [6]

二、五四运动塑造了瞿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

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把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人生最高的目标，坚持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瞿秋白的人生观，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而奋斗。秋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形成也有一个艰难的实践过程和刻苦的学习过程。瞿秋白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但总是失败。在五四运动以前，秋白“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产生过“避世观”；到北京后，看到种种社会的“无名毒症”，不知如何解治，又生了“厌世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给秋白带来了新希望。五四运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萝”，秋白抛弃了“佛教人间化”、“文化救中国”的空想，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他欣喜地感到中国:“革新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己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要有极大的贡献，” “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尽一份引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7]成为瞿秋白一生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20年10月，他亲赴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俄国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最早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国开辟了“红色丝绸之路”。1923年回国后，又投入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艰巨工作中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战略策略思想都作了艰苦的探索。瞿秋白自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把“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多着想啊”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他不管工作和生活环境多么艰苦，不管身体多么虚弱，常常工作到深夜，忘我地为党工作，敢于负责，不谋私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瞿秋白在为实现其人生目的和意义的征途中，走的是一条充满艰险和曲折的道路。在他的一生中，遇到学习、工作、生活、理想、事业、前途、友谊、婚姻、家庭、疾病、迫害、被捕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得与失、苦与乐、祸与福、生与死等矛盾。在这些问题与矛盾面前的表现及处置办法，就显露出他的人生态度。瞿秋白具有高尚的人生目的和正确的人生意义，因而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犬耕’是瞿秋白的笔名。‘无牛则赖犬耕’是瞿秋白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瞿秋白谦虚谨慎，严于自责，明于自力，坦率忠诚，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而且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8]

三、五四运动激发了瞿秋白的革命创造精神

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涵。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9]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推动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推进到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1919年瞿秋白在《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上写道：“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潮流。要有历史的眼光，[10]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瞿秋白认为，创造性、敢于革新是现代化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化人与传统人最根本的区别点。他清醒地看到，世界一天比天新，于是大声疾呼：“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 [11]经过五四的洗礼，秋白成了反叛旧世界的先锋战士，立志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瞿秋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也是贡献者。他在五四前期广泛阅读新文化报刊,接受新思想的启蒙；在五四后期则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关于新文化运动普及发展方向的议题方面，瞿秋白认为，普及运动必须从单纯的文化运动发展为社会运动。普及就是要从文化界扩展到社会各界,它同时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革新,不是单纯文化运动所能包含的。而“社会运动可以包括各种事情,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12]瞿秋白在赴俄途中和旅俄期间,寄回数十篇报道在《晨报》和《时事新报》发表,还于1922年在国内出版《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他通过这些报道和游记,具体而真实地记叙苏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实践和理论,推动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客观上支持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1923年初回国后,“他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全新姿态投入接近尾声的新文化运动, 参加当时再度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秋白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科学的方法论,把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人类

[13]未来的理想文化是社会主义艺术文明的观点,为新文化的创建指出新的方向。”解放思想是创造的思想前提。正是在中国20世纪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锤炼中，以秋白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们为打破精神枷锁，为改革旧社会创造新世界，开始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瞿秋白精辟而富有远见地提出并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很早就提出了有关革命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性质、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最早认识了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较早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面性，较早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最早从理论上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问题,还是我们党内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前驱。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在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而瞿秋白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 彭思铸，“瞿秋白与五四运动”，《学海》，1999年03期，第8页 [2]“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第18页 [4][6]“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 康沛竹，“探索与追求——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第43页

[7]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8] 王关兴，“试析瞿秋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6页

[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页

[1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3] 洪峻峰，“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东南学术》1999年第2期，第46页

第四篇：《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今年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杨尚昆语）瞿秋白烈士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刊出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以表纪念之忱——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1899—1935年)在福建上杭被俘。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即电令其在闽西的部属协助蒋军第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并诱迫瞿秋白投降，未逞。6月上旬，中统派人多次劝降，也遭失败。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七十多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感悟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某些伦理与人性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多余的话》是一篇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

一、《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一年半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约4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瞿秋白就义后九天，6月27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密电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绥靖主任蒋：有未法电敬悉。靖密。瞿匪秋白临刑前及枪决后之照，各两张，及在杭之自供一份，呈报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自供一份，多余的话一份，苏维埃组织概要一份，及未成稿之目录一份。已遵于感日密封邮呈，乞察核为祷。

职宋希濂叩。感申印。

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而言中。

《多余的话》的思想情感和语言风格，与瞿秋白入狱前和狱中所写诗词散文书信笔供相比较，都契合相通，具有承接关系。经众多学者多方考辨证明，《多余的话》确具原真性而没有被篡改。宋希濂不止一次说，瞿秋白讲的那些事，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懂得。别人谁也写不出来，实事求是地说，是没有改过。宋希濂此语真实。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以及中统特工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没有人能达到“篡改”瞿秋白文字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中那种凄清伤感、坦荡真率的深意，以及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清正本色。

二、“求生”说是荒谬的

瞿秋白何以写《多余的话》？社会上对其写作动机有种种判断和揣测。

最早来自中统《社会新闻》编者按语，说《多余的话》“颠倒黑白”、“狡猾恶毒”，表明瞿秋白“至死不变”，宣传中共思想，与国民党为敌。国民党中也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求生。但是对于这种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

“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变节自首”、“叛徒自白”的谬说，导致了席卷全国的“讨瞿”行动。“文革”后，“自首”、“叛徒”说被否定。随即又有“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检讨”和“悔过”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都各有可取之处。而重复“文革”的“求生”说，或者变相的“求生自赎”说，则完全是荒谬的。

“求生”说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对敌人有所“求”的，其根据是《多余的话》中一个“假定”：“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一“假定”是什么意思？故作解人者以为这是“动摇”或“乞降”，“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其他研究者则往往绕过这个难解的问题。

瞿秋白“拒绝用脑”的说法，情绪固然不无消极，但并非纯粹消极的行动。《多余的话》写作就是“用脑”，就是“出自心裁”的，哪里是“拒绝用脑”呢？在确认敌人要杀害他的时间之前，他虽然自度必死，并已作出面临“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的判断，随时准备就义。但作为一个习惯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也会想到国民党不会立即杀害他，而继续监禁“若干时候”。如果这样，他将做什么呢？在《多余的话》写完6天后，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心愿”：“只有俄国文学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多余的话》里所说“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也主要是表示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

这一“假定”和“心愿”，不应予以责备。瞿秋白自五四运动前后即热爱俄国文学，并有译作问世。此后虽投身政治活动，仍不忘翻译俄国文学。1929年，莫斯科大学发生派别纠纷，身为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萌生退意，写信请求中共中央撤销他的职务，专门做翻译工作。1931年四中全会瞿秋白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米夫找瞿谈话，要他从事“非独立的”“政治性工作”。瞿秋白当即拒绝，表示他“更乐意从事翻译”。在信仰、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只要不是向敌人乞活，只要不投降，考虑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这是人之常情。反之，“趁早结束生命”的想法，却是更带消极成分。

总之，《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它的写作动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系统，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三、多层面的心忧之言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所述“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多层面的心忧之言。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面对暴虐不公，他责问的是自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的很苦。《多余的话》写于狱中，最后要被敌人拿去看，但从全文内容、语气、情感看，特别是从《代序》和《告别》看，既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战友而写。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这篇遗文的“知我者”读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情，带有他的性格特征：执着，正直真诚，具有创造性，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从《多余的话》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困惑、无奈和悲观，也会看到其中隐含的坚定、乐观、积极、反思的诗人兼哲人的气质和风度，革命家兼文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闪光、统一发展而达致的境界。那是他生命交响曲中人的至性真情的最终张扬。

四、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他的二元人生观，表现为“出世”和“救世”。少年时代的“厌世”、“避世”，躲避现实，远离政治，谓之“出世”。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社会主义，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是为“救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经历多次党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继陈独秀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第一个替罪羊之后，瞿秋白则因执行莫斯科的盲动路线而成为斯大林的第二个替罪羊。他先是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继而奉命纠正“立三路线”后竟被冠以“调和主义”、“两面派”，逐出中央政治局。当他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学运动取得辉煌成绩时，又被“左”倾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驱赶到中央苏区担任一个闲职。而当中央红军大撤退时，他竟被“左”倾分子当作包袱甩在即将沦陷的绝地，卒被国民党军俘获。在斯大林和“左”倾分子那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已被变成“左”倾分子用以排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派性，而专政和暴力则被用来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刘少奇同志在批判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时所揭露的“党内斗争的黑幕”(刘少奇语)，我们就不难明白瞿秋白对“生命没有寄托”、“中年以后的衰退”、“十足的市侩”等哀叹的深意。摆脱了党内斗争对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性格扭曲，他又回到那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多余的话》不免低沉情绪的旋流，却比作者在他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巅峰期的思想更深刻，真正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共产党人和文化精英的瞿秋白。

《多余的话》来自一个书生革命者的自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瞿秋白的最后遭遇及其遗文，是一个坦诚的共产主义者最后对于如何确切弄请共产主义并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提出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对于全体共产党人显然并不是“多余”的。瞿秋白所置身的情境，使他面对邪恶时不能明白宣布他的抗争，而只能以一种深意的曲笔，将他对自己曾有过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失落、扭曲的思索和抗议隐晦地留给了后人。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没有读懂它。但是历史进程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智慧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历史已经对瞿秋白作出了结论，但对《多余的话》的不解和争议也许还会延续。对于成全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来说，《多余的话》不免“多余”；然而对于心灵探究，它永远言而未尽，绝非多余。当人们以真诚的同情和理解面对它时，就会感到悲慨万端的沉重，而每一细读总会体味其新的意蕴。

《多余的话》或许在一般人心中不能为烈士的形象增添光环，却成就了一位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也启迪和引导后人面对那令他至死心忧的一切，继续他那过于沉重的思考。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刘福勤《心忧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吴小龙《悲剧·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随笔》2002年第4期；《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我看瞿秋白》，《东方》1996年第4期；吴江《中国知识分子特点和境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第五篇：尊严作文素材与作文

1、尊严之于个人是自尊自爱，是不畏权贵和逆境的思想境界；尊严之于民族是自强不息，是不惧邪恶和强权的民族意识；尊严之于我们是自立自信，是不服挫折和诱惑的坚定信念。

2、“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是尊严的真实写照；“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尊严的强烈表达；“宁可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是尊严的深刻表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尊严的行为体现。背负着五岳的沧桑与巍峨，他们用尊严挺直了自己的脊梁，他们用一种亘古不变的声音呐喊“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节，不可富而失节”

3、如果说生命是一座庄严的城堡，那么尊严就是支撑穹顶的梁柱；如果说生命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那么自尊就是并肩而立的群木；如果说生命是一列奔驰的火车，那么自尊就是伸向远方的铁轨。

4、尊严是元景安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于谦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文天祥的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是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5、忍辱负重不是失去尊严，不要以“有尊严的活着”为借口轻易放弃生命，韩信可以忍受“胯下之辱”、司马迁可以忍受腐刑之辱、孙子膑脚、韩非囚秦......他们所遭受的挫折、侮辱是非人忍耐得了的，但他们伟大就伟大在了知道自己只是在人生路上遇到了绊脚石，而不是“失去了尊严”，咬紧牙关重新站起来，仍是一片阳关灿烂。“尊严”仍随他们共进退、共发愤、共看生命的起伏、共看生命之泉细水长流。

6、毛姆曾说：“我愿为维护我的尊严而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鲁迅写下“一个民族的尊严关系到这个民族是强大还是弱小，关系到这个民族命脉的盛衰。”尊严对民族对国家都如此重要，更何况我们一个个的个体？

【材料】

1、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情愿饿死

2、“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3、晏子使楚

一次，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国国王知道晏子的个子很矮，就想捉弄他。楚王命人在城墙的大门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请晏子从小门进去。

晏子知道楚王要戏弄他，严词加以拒绝。他说，“到了狗国，才走狗洞，我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该走狗门。”

招待晏子的官员听他这么一说，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晏子进去以后，就拜见楚王。楚王故意问：“是因为齐国再没有别人，才派你来的吗？”

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人多极了，仅都城就有上百条街道，人们把衣袖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太阳；人们甩掉汗水就象下雨一样。

楚王接着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派你出访呢？”

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齐国派使节出访很有讲究，对那些精明能干的的人，就派遣他们出使那些道德高尚的国家；对那些愚蠢无能的使臣，就派他们出使那些不成器的国家。我是使臣中最愚蠢、最无能的人，所以就派我出使楚国来了。”晏子的话使本打算要戏弄他的楚国君臣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

4、旭日阳刚、西单女孩

5、俄罗斯文豪屠格涅夫遇见一个乞丐，他很想有所施舍，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却没找到一分钱。见乞丐的手高高地举着，他握着乞丐的手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忘了带钱出来。”乞丐流着泪说：“您能叫我兄弟，让我和您站在同一条线上就已经让我感激不尽了。”（维护他人尊严）

6、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曾是一个落难者。一天，他和一群人来到一个小镇上。镇长给每个人发了食物。哈默却说：“您这有活干吗？我干完活再吃您的饭。”镇长说：“没有。”哈默转身要走。镇长说：“年轻人，愿意到我的农场干活吗？”于是，他留了下来。二十年后成为著名的实业家。

谈尊严

有人曾经说过：尊严如同贴在人脸上的一层纸，尽管薄却有份量，它主宰着人的行为，人的心，甚至——人的灵魂。

推开窗，我便随着云一起飘，身边只有风声。突然，我站的这片云开始向下沉，沉到了地面上，“这脏脏的屋子是哪？木薪？苦胆？”——是他，一个君王，一个颜面尽失的君王，一个沦为吴奴的君王？吱，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满身豪气，眼光中似有万丈怒火的人，是他！他卧薪尝胆，口中喃喃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勾践，勾践”这声音是充满了恨，却是那样的坚定，他是个没有尊严的君王，他是个丧国的君王，他是个允许别人踏着他的梁的君王？错了，他有骨气，有尊严！他失了面子，却不失尊严！——他的尊严不仅代表了自己，更代表了一个国家。倘若他真的丢了尊严，又怎么会卧薪尝胆？倘若他真的丢了尊严，又怎么会如此痛恨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倘若他真的丢了尊严，又怎么会灭掉吴国，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表明，他没有撕掉自己的尊严，他只是一直在忍，一直在想自己的“尊严”。他赢了，这就是他的尊严——好个君主！

我又随风飘起，落到一户农家门前。忽见一老人扛着锄头走了过来，推开了这前面有五棵柳的的木门——陶潜，对！正是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他豁达、不世俗，他坚信自己的心，隐士！一个不失尊严的隐士，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羡慕富贵，不怕贫困潦倒，你可以说他连天子都不怕，但他怕一件事——他怕昧了自己的心，怕没了尊严——一个仅代表了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挂在脸上给别人看的尊严，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就应该是这样的恬淡，这样的与世无争——好个隐士！尊严？不知你有没有想过它，不知你心中的尊严是什么样？像勾践的尊严，像陶潜的尊严，还是像鲁迅的尊严？或许这些离我们都太遥远，我们只需要维护心中的尊严，我们只需记住尊严代表了我们的人、心，乃至灵魂，没有尊严的我们就像是个躯壳，用一双“无所谓”的眼晴看着整个世界，心中已没有了那份“荣辱”。

梦醒，云不在，尊严还在„„

尊严

1976年，鉴于丁肇中发现了离子J的杰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他。按照惯例，颁奖典礼上，获奖者应即席发表演讲，而且使用本国的语言；也就是说，作为关籍华人，丁肇中应当用英语演讲。

然而，尽管已在美国生活多年。丁肇中仍深深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生活在美国而已。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平时，他在研究工作上取得成绩后，总要到中国餐馆尝一尝家乡饭菜的风味，同餐馆老板聊一聊祖国山河与悠久历史„„

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奖的那一刻，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丁肇中的心头升起，他要让自己的母语—一—汉语回响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于是，他向瑞典方面提出申请，要求用汉语进行即席演讲。

瑞典方面很快同意了丁肇中的请求，但同时他们也为难地表示：瑞典方面没有汉语翻译，而且他们也没有中文打字机，无法将丁肇中的演讲稿打印咸中文。丁肇中的答复十分爽快，他说他自己就可以现场翻译，至于中文演讲稿无需打印，他可以手写一份，拿去复印即可。遗憾的是，得知丁肇中的决定后，美国多方进行阻挠。美国驻瑞典大使亲自找到丁肇中，要求他演讲时使用英语，因为丁肇中是美国公民。对此，丁肇中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确实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我是在瑞典而不是在美国领奖，用什么语言是我个人的事情。”丁肇中的回答让大使无言以对，他只能讪讪而去。

1976年12月10·日下午4时许，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内，丁肇中和其他获奖者一道，在受奖席上就座。军乐队奏起瑞典王室音乐，典礼开始了。诺贝尔基金会主席简要介绍丁肇中的贡献后，在庄重、悦耳的王室音乐中，丁肇中走到讲台中央的扩音器前，用流利的汉语发表了演讲。

这是自1901年诺贝尔奖问世以来，第一次有人用汉语在颁奖大厅进行演讲。丁肇中流利、清晰的话音在大厅里回荡着，通过电波，传到世界各地。

而从那第一次响彻诺贝尔颁奖大厅的汉语里，我们听到了一个炎黄子孙的民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