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2009年五大环境典型案例评析（本站推荐）

第一篇：温州市2009年五大环境典型案例评析（本站推荐）

温州市2009年五大环境典型案例评析

1、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案

案件回放：

今年6月20日晚上，位于瓯海区三垟的某无纺布厂将燃煤锅炉的燃料由煤偷换成价格低廉的皮革废料，导致该厂原有的燃煤锅炉的废气防治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皮革废料燃烧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对大气造成污染。

处理结果：市环保局责令该厂立即停止使用皮革作燃料，并对其处以5万元的罚款。

案件分析：燃煤锅炉的废气治理设施主要作用是除尘。皮鞋燃烧后除了大量气态有毒有害物质，原有的废气治理设施不能对这些气态有毒有害物质进行处理，势必造成大气污染。

2、危险废物未按规定处理

案件回放：今年11月11日，温州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将200余公斤废机油（危险废物）提供给无证废物收集人员收集。

处理结果：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此违法行为，限其于今年12月15日之前将废机油委托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利用、处臵，并决定对其处以2万元罚款。案件评析：废机油属国家危险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危险废物贮存、转移、收集、处臵均有规定。废机油等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将危险废物移交给已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领取经营许可证的，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处臵，并在每次移交时填写危险废物联单。该案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人事收集、贮存、利用、处臵的经营活动。

3、违反污染治理设施操作规程案

案件回放：今年10月14日，温州市某五金装饰厂一废水治理设施操作员因违反规程，且加药量不足，导致该车间废水治理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处理结果：市环保局责令该厂按相关技术规定足量加药，确保废水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废水达标排放。同时，对该厂处以12万元罚款。

案件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及时申报登记，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应当保持正常使用；拆除或者闲臵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应当事先报经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4、违反“三同时”制度案

案件回放：今年4月1日，瓯海区三垟某涂料厂自建成并投入生产，配套设施一直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

处理结果：市环保局责令该厂立即停止生产，并处罚款4万元。

案件评析：“三同时”制度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我国以预防为主的环保政策的重要体现，即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经验收合格，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5、废水通过暗管偷排案

案件回放：今年11月2日，瓯海某五金饰品有限公司用提升泵将含铬废水集中池中未经处理的电镀废水，通过软管直接排入下水管道。

处理结果：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拆除私自铺设用于偷排的软管，并对其处以7.8万元罚款。案件评析：电镀加工中的含铬废水属于有毒物质，对人体和环境影响很大，该企业私自将未经处理含铬废水接入下水管道排放至周围的河流，对河流的水质造成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保请问规定设臵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私设暗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

第二篇：十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十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来源：人民法院报（电子版）2015年12月30日第三版专题

网址：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5-12/30/content_106513.htm?div=-1

一、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整改情况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任基础上更好的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值得肯定。

三、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处置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无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博世尔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用金科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污染周边环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清处置，未支付处置费用，还向储卫清收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

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用。此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公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处集体土地种植樱桃。2001年，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公司）迁至曲忠全樱桃园毗邻处从事铝产品生产加工。2009年4月，曲忠全提起诉讼，请求富海公司停止排放废气，赔偿其损失501万余元。为证明其主张，曲忠全提交了烟台市牟平区公证处勘验笔录、烟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樱桃叶片氟含量检测报告等证据。后经双方共同选定和取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对樱桃叶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检测，检测报告表明：距离富海公司厂区越近，樱桃叶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樱桃树叶氟含量检测报告、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出具的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气候情况等证据，拟证明其不存在排污行为，曲忠全樱桃园受到损害系气候原因所致。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全损失204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曲忠全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厂区越近浓度越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要求被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等作出事实认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侧安装了增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交换站的东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精神损害费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海俊关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客观上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此，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置在与其住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每年均进行年检并达标，但这只能证明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声不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中，关注噪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公司赔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污染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成立联合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固定、保全证据，为受案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良好基础。受案法院根据调查报告等，认定华润公司有污染行为，梁兆南承包的水库确有鱼类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本案对促进行政、司法联动，发挥行政文书的证明作用，解决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问题具有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

八、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大面积油层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漏，导致周航承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况，并未对该路段周围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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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及财产损害纠纷。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驶车辆的增多，高速公路及两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线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等方面的共同参与。本案中，遂渝高速公司虽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其理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遂渝高速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对于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单位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具有规范、引导作用。

九、吴国金诉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在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国金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国金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国金提起诉讼，请求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国金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五局、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国金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国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国金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国金所受损失并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35万余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肯定了一审法院以养殖手册及专家意见确定本案实际损失的做法，终审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吴国金45万余元。

【典型意义】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吴国金能够证明其开办养鸡场在先，二被告施工行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间其养殖的蛋鸡出现异常死亡，并提交专家论证报告及其自行记载的蛋鸡死亡数量，但是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受案法院并没有机械地因吴国金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蛋鸡受损系与二被告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作证，充分运用专家证言、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吴国金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作了有益尝试。

十、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石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2010年起租赁集体土地建设灰沙环保砖厂，所建厂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认为海石公司生产经营排放的石灰粉尘、烧锅炉产生的蒸汽、废烟及设备噪声等造成了山羊和种植的菠萝蜜树叶损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烧锅炉生产作业，赔偿其菠萝蜜树叶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价值所致损失以及其身体健康损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产等损失共计53000元。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导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免去其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用。承办法官及时赴现场查勘、拍摄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为的有关证据，向环境保护、国土主管部门调取海石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违法占地及排污等证据。考虑到损害鉴定费用高、周期长，而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为依法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之以法、晓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才能损失53000元，并于签收调解书时当场支付赔偿款。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监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续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

【典型意义】

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司法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利益的交汇点，在依法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促成李才能与海石公司达成和解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修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共同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指导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对接，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环境权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第三篇：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环境保护五大典型案例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环境保护五大典型案例

2015年8月19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省环境保护厅联合召开关于深入开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专项行动以来，山东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联手”合力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情况，同时公布五大典型案例。

一、日照岚山区检察院重拳出击，环保部门全面摸排整治 依法查处25家钢渣磁选厂环境污染系列案件

2015年1月，日照岚山区检察院以派驻检察室为依托开展下访巡访活动时，接到多方反映虎山镇崔景阳村及附近水资源持续遭受污染问题。该院高度重视，依法调查核实，收集固定证据，查明：崔景阳村及附近村居多家钢渣磁选厂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证非法从事钢渣生产经营活动、违法占用土地、长期污染环境未得到有效治理；遂依法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能。

同时，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全面摸排调查，迅速启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共查出25家钢渣磁选厂长期非法排污，按照修改后《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对排查出钢渣磁选厂全部予以取缔关停，拆除相关违法机械设备105台（套）。同时，根据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对其中10家钢渣磁选厂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进行立案监督，环保部门将相关案卷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目前，25家污染企业全部被关停，其中10家企业负责人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该系列案件是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以来，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联动依法查处的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岚山区检察院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切入点，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钢渣磁选厂环境污染突出问题，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查处违法犯罪等方式，依法开展监督；环保部门依法履职，全面摸排调查、集中整治。通过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的共同努力，既依法惩治了非法排污行为，又实现了源头治理、修复了生态环境，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夏津县检察院依法监督，环保部门积极履职 查处洗毛作坊违规排放污水废气案

2015年5月18日至30日，夏津县12345市民热线先后5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郑保屯镇杨西村西南角水污染问题。夏津县检察院通过审查定期报送的12345市民热线信息，并经调查发现：杨庄村洗毛作坊系个体加工户，在未办理任何手续，没有任何制污设施的情况下，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洗涤剂的洗毛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厂外南边沟渠内，造成水污染；该洗毛作坊在生产时锅炉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灰尘等废气排放也造成大气污染，严重损害了当地环境，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遂提出检察建议依法开展监督。

该县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及时回复：2015年以来，该局已先后四次责令洗毛作坊停止生产、停止排污，且依法对其主要设备实施了查封扣押处罚，但查扣期间当事人擅自撕毁封条并启用查封的主要设备，重新生产，实施非法排污行为。

对此，该县环保局加强联合执法，并向公安机关移送了有关违法行为情况。2015年6月28日，公安机关对洗毛作坊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处罚7天。针对该类“土小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治理难的现状，夏津县检察院不断强化检察监督，推动该县成立了包括县检察院、县环保局等10家执法部门以及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在内的“土小企业”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整治活动方案，自7月20日起开始了为期2个月的“土小企业”专项整治活动；目前相关执法部门正在实施关停取缔行动。

该案系修改后《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因污染企业拒不执行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企业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处罚的典型案例。针对一家“土小企业”洗毛作坊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夏津县检察院依法监督，县环保局积极履职，加强联合执法，既增强了环保执法的震慑力，又合力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在检察机关推动下开展了全县“一盘棋”的“土小企业”专项整治活动，严肃责任追究，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环保部门积极移送线索，青岛李沧区检察院依法履职 监督公安机关对盐酸撒漏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

今年以来，青岛李沧区检察院接到青岛市环保局李沧分局转来的相关材料，反映文昌路十梅庵公园西侧有四个玻璃钢罐贮存的盐酸经常撒漏造成地面腐蚀且气味刺鼻，移送公安机关但未获立案问题。

该院第一时间展开调查，查明：该盐酸贮存现场共有储存罐6个，储存盐酸约50立方米，盐酸撒漏造成地面污染面积约100平方米，罐体下部渗漏盐酸共重4.01吨。环保部门已对该案调查取证并将该案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检察机关认为，相关当事人涉嫌污染环境罪，遂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公安机关对李安常、刘向东涉嫌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并将2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同时，针对罐体内尚存50余吨盐酸可能继续泄露问题，李沧区检察院与环保部门积极加强监管，多次联系有关部门在储存罐周边设置警示标志、挖掘防渗沟，有效避免了盐酸继续泄露，切断了环境污染蔓延的通道。

该案是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环境污染犯罪立案监督的典型案例，也是检察机关与环保部门联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典型案例。环保部门积极调查取证并及时移送案件线索，检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责，并及时督促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联手形成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合力，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沂源县检察院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违法犯罪并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部门联动治理使受污染环境得以修复

2013年1月，王维锋等人为提炼硫磺，合伙从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副经理徐伟贤处购买96多吨硫磺废渣，因提炼硫磺未成功，王维锋等人将硫磺废渣存放至沂源县燕崖镇刘庄村和悦庄镇抗子沟村山上，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经鉴定，硫磺渣子及受污染土地总重量约为106.8吨，造成公私财产损失32万余元。因村用水源被污染致抗子沟村重新修建水井两口及重修配套设施，共需花费29.8万余元。

沂源县公安局对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沂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14年12月，沂源县检察院以王维峰、周峰等6人涉嫌污染环境罪，向沂源县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2月,沂源县法院以王维峰、周峰等6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到十个月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为追回损失，并对被污染的环境作后续治理，沂源县检察院同时对本案刑事被告人及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副经理徐伟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判决被告人共同赔偿抗子沟村委会29.52万元，赔偿刘庄村委会2.52万元。

沂源县检察院、环保局与公安、国土及其他相关部门积极联动，通过无害化处理、土壤回填等方式，对污染地进行先行修复，并对抗子沟村新水源修建作进一步规划，通过定期对污染存放地及被污染水源地实施检测，确保当地土壤及水源安全。

该案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并对因环境污染造成财产损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典型案例。沂源县检察院在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同时，从积极修复治理环境的角度，严格审查职责，将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及有关负责人追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使受到环境污染的村集体获得赔偿，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作用，积极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

五、淄博周村区、邹平县两地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四方”联动 开展“跨区环境污染治理”共同破解跨界污染难题

为深入推进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实现生态环境的共防共治共保，淄博周村区、滨州邹平县两地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共同开展“四方”会谈，推动两地在全省率先建立“跨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快速反应协查机制”，联动破解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难题。

截至目前，两地环保联动执法对边界污染企业出动200余人次，开展集中统一行动12次；取缔位于两地边界的4家违法炼油企业，关停边界线附近骨料企业60家；对周边区域的2家电厂、11家混凝土企业、4家陶瓷企业和150家骨料企业进行了综合治理。周村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督促环保部门加快对26家耐材污染企业的治理，环保部门已关停7家污染企业。

周村区检察院、邹平县检察院以派驻检察室为依托，针对实地调研发现跨区污染的源头发现难、损害查证难、治理合作难的三个难题，主动作为，建议周村区环保局与邹平县环保局有效对接，共同协商建立跨区域环境污染快速反应协查长效机制，即环保执法人员可互相探入对方交界地域3公里范围，先行调查取证再移交企业所在地环保部门立案查处的联合执法协查机制。

在此基础上，周村、邹平两地检察机关与环保部门还建立环境污染事件参与跟踪监督机制，多次深入企业进行督导，推动企业污染防治。周村区王村镇仅在企业粉尘达标排放治理中就投入上千万元，减少粉尘排放，经检测区西部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周边群众对于两地联动执法的治理效果非常满意。

该事例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依法监督、跟踪问效职能，积极实践，主动作为的典型事例。两地“四方”联动的跨区域环境污染快速反应协查长效机制，有效解决了跨界污染发现难、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的难题，推动了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今年国家环保部、中国法学会组织开展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制度创新事例评选中，该事例从全国各地报送的324个创新事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制度创新优秀事例，成为全省检察机关唯一入选事例。

第四篇：2015年十大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最新发布：2015年十大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12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环境资源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通报十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通气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玲主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旭光介绍了相关情况并通报十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 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 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 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 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 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 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 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 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 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案例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 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 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 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 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整改情况 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任基础上更好的 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 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 保型企业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值得肯定。

案例三：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 滤渣”的处置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 义从无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 博世尔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 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境修复 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用金科 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污染周边环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清处置，未支付处置费用，还向储卫清收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 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 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法院 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用。此 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公 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案例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处集体土地种植樱桃。2001年，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公司)迁至曲忠全樱桃园毗邻处从事铝产品生产加工。2009年4月，曲忠全提起诉讼，请求富海公司停止排放废气，赔偿其损失501万余元。为证明其主张，曲忠全提交了烟台市牟平区公证处勘验笔录、烟台市农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樱桃叶片氟含量检测报告等证据。后经双方共同选定和取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对樱桃叶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检 测，检测报告表明：距离富海公司厂区越近，樱桃叶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樱桃树叶氟含量检测报告、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 局出具的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气候情况等证据，拟证明其不存在排污行为，曲忠全樱桃园受到损害系气候原因所致。【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全损失204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曲忠全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 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 厂区越近浓度越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 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 当。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污染者排放 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 十六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要求被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专业 机构的鉴定报告等做出事实认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案例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侧安装了增 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交换站的东 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精神损害费 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海俊关 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环境侵 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其外观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此，是否 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超过国家 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案例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居住的 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 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置在与其住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判令嘉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每年均进行年检并 达标，但这只能证明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 声不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 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值已 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 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 中，关注噪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案例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厂所排 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 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 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 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 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 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公司赔 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 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污染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成立联合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固定、保全证据，为受案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良好基础。受案法院根据调查报告等，认定华润公司有污染行为，梁兆南承包的水库确有鱼类死 亡的损害事实存在，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本案对促进行政、司法联动，发挥行政文书的证明作用，解决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问题具有示范作 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 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案例八：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速公司)管理 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 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大面积油层 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 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露，导致周航承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水 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况，并未对该路段周 围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 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及财产损害纠纷。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驶车辆的增多，高速公路及两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线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等方面的共同参与。本案中，遂 渝高速公司虽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其理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 告。遂渝高速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对于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单位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具有规范、引导作用。

案例九：吴国金诉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在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国金 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国金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 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国金提起诉讼，请求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国金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五局、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国金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国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 国金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 国金所受损失并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35万余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肯定了一审法院以养殖手册及专家意见确定本案实际损失的做法，终审判 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吴国金45万余元。

【典型意义】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 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吴国金能够证明其开办养鸡场在先，二被告施工行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间其养殖的蛋鸡出现异常死亡，并提交专家论证报告 及其自行记载的蛋鸡死亡数量，但是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受案法院并没有机械地因吴国金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充分考虑噪 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蛋鸡受损系与二被告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作证，充分运用专家证言、养殖手册等确 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吴国金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尝试。

案例十：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石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2010年起租赁集体土地建设灰沙环保砖厂，所建厂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认 为海石公司生产经营排放的石灰粉尘、烧锅炉产生的蒸汽、废烟及设备噪声等造成了山羊和种植的菠萝蜜树叶损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 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烧锅炉生产作业，赔偿其菠萝蜜树叶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价值所致损失以及其身体健康损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产等损失共计53000元。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导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免去其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用。承办法官及时赴现场查勘、拍摄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为 的有关证据，向环境保护、国土主管部门调取海石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违法占地及排污等证据。考虑到损害鉴定费用高、周期长，而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 关系明晰，为依法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之以法、晓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赔偿 李才能损失53000元，并于签收调解书时当场支付赔偿款。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监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续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

【典型意义】

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 司法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利 益的交汇点，在依法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促成李才能与海石公司达成和解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修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 的有机衔接，共同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指导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对接，引导当 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环境权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来源：环保科普365

第五篇：房屋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五大典型案例

房屋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五大典型案例

1．《房屋购买意向协议》的性质和履行 案例一：（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770号 【案情】

2012年6月8日，邓某以拍卖方式竞得涉案房产。2012年8月14日，邓某（甲方）与隋某（乙方）及中介方签署《房屋购买意向协议》，约定邓某以128万元的实收价格将涉案房产出售给隋某，并约定：乙方在签订协议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交纳定金5万元；甲方取得房产证后，由于乙方自身原因违约不购买该房产，或者由于乙方原因在能够正常办理过户手续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办理过户手续，乙方须除定金之外另外赔偿甲方20万元，共计25万元；签订协议后，若甲方以任何理由继续出售、出租该房产，或将该房产交给他人居住或者自住，或由于甲方原因在能够办理房产转移手续之日起一个月内拖延不办手续，甲方应退还定金并另外赔偿乙方25万元。签订协议之日，邓某将涉案房产交付隋某装修、居住。隋某在签订协议后三日内按约定交付定金。

之后，双方对协议履行发生纠纷，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房屋购买意向协议》，将涉案房产过户至隋某名下；邓某提起反诉，请求解除《房屋购买意向协议》，判令隋某返还涉案房产。【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购买意向协议》中关于涉案房产的出售价格、产权过户时间、房屋的交付使用以及买卖双方的违约责任等均有较为具体的约定，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房屋购买意向协议》对于除定金之外的剩余购房款支付方式并无约定，也未约定邓某在双方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有合同解除权，邓某要求隋某一次性付款，即使隋某不同意一次性付款，邓某也不能当然取得合同解除权。因《房屋购买意向协议》已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且涉案房产已经交付隋某居住使用，双方虽在合同的具体履行中存在分歧，但并无根本违约行为，故涉案《房屋购买意向协议》仍然存在继续履行的法律和事实基础。因此，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

邓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房屋购买意向协议》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合法有效，理由正确。至于双方约定还应签署的“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登记机关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时所需的统一样式的材料，并非需要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合同内容，这是房屋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协助义务，该约定不改变双方以通过签订《房屋购买意向协议》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因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点评】

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可以分为预约合同（“预约”）和本合同（“本约”）。预约是指当事人约定在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预约的形态多种多样，通常使用的名称有：意向书、意向协议、认购书等。有的预约条款非常简略，仅表达了当事人之间有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至于本约具体需要约定的内容留待以后磋商决定；有的预约条款则非常详尽，未来本约应该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如果仅从内容上看，后者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上几乎与本约无异，即使欠缺某些条款，往往也可以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加以补全。因此，仅根据当事人的合意内容是否全面，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是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即便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例如，在成都讯捷通讯连锁有限公司与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90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争议的《购房协议书》中约定：“……3．甲、乙双方应就购房合同及付款方式等问题在本协议原则下进行具体磋商。……5．甲乙双方就该宗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本协议自动失效。”据此，双方当事人虽然约定了房屋的位置、面积及总价款，但仍一致认为在付款方式等问题上需要日后进一步磋商，双方的这一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而且，当事人在该协议第5条进一步明确要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该《购房协议书》的性质为预约合同。

在本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房屋购买意向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于甲方取得该物业房产证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但该《房屋买卖合同》仅为在房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需备案登记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格式文本，并非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协商确定的新合同内容。因此，本案的《房屋购买意向协议》的性质为本约，而非预约。

2．交付房屋对合同继续履行的影响

案例二：（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824号 【案情】

2005年10月28日，林某（买方）与任某（卖方）经过中介公司促成，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约定任某将涉案房屋以100.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林某；林某在签署合同时交诚意金2万元，若任某签署合同并对上述款项以定金名义签收，则林某所交诚意金自动转为定金。合同第11条约定，如任某在收取定金后，不依合同条款将该物业售予林某，则任某须返还双倍定金予林某以弥补林某之损失，唯林某不可要求任某进一步赔偿或逼使任某履行此合约。合同签订时，林某交付了2万元定金，任某签字予以确认。2005年12月28日，任某将房屋交付给林某。

之后，由于合同履行中出现问题，林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任某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任某以合同第11条抗辩无需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的目的是鼓励和促进交易，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安全，在林某没有违约，而任某违约，且合同能够履行的情况下，任某以合同第11条的条款抗辩无需继续履行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双方的合同仅约定了卖方（任某）在收取定金后不履行合同的情形，而没有对卖方（任某）交付房屋后的情形进行约定，故对任某的抗辩不予采纳。因此，法院判决任某继续履行《房屋转让合同》，在林某付清购房款或者向公证机关提存剩余购房款之日起三日内，与林某一起向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申请将涉案房地产过户至林某名下。任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合同第11条约定适用于卖方在收取定金后完全不履行合同的情形，并不能当然适用于卖方收取定金后已依合同条款将物业交付买方使用的情形，因为林某作为买方接受房屋后对合同继续履行并获得产权的合理预期应当受到保护。继续履行合同是合同法规定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林某作为守约方要求违约方任某继续履行合同有法律依据。因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点评】

《物权法》第9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登记生效原则，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按照上述规定，在二手房买卖中，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唯一要件就是登记。也就是说，即使买方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且卖方也将房屋交付买方实际占有、使用，只要未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买方对不动产仍然不能享有物权。虽然房屋的交付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但对于买卖双方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不动产的买卖是从签订买卖合同（债权发生）到支付购房款、交付房屋，直至办理物权变更登记（发生物权变更效果）的一个动态过程，因而，在债权与物权之间存在一种中间权利形态，买受人取得房屋的占有即属于这一中间权利形态，德国民法理论将该中间权利称作“期待权”。期待权弱于完全所有权，但又强于单纯的债权。这种处于中间形态的“期待权”可以视为一种准物权。我国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已有多起判决支持了这种“期待权”。例如，在顾万鸿与郑桂江等所有权确认纠纷上诉案（（2010）浙湖民终字第63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指出，“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时买方对房屋的权利尚不是物权，但其请求权的受保护程度，根据支付价款的多少和是否实际占有、是否有请求过户的行为而不同，占有的时间越长、付款越多、已经请求过户，其权利应越接近于物权。而不动产物权的卖方，在买方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并实际占有不动产物权后，已经没有什么剩余权利，唯一应当做的就是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考虑过户手续的实际困难，以及民间对事实物权的认可，此情形下认可第三人已经取得相当于物权的权利。……即使其此时尚未取得物权，但其合同履行状态使其权利已经很接近于物权，故其利益受法律保护。” 3．房产抵押负担对合同继续履行的影响 案例三：（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721号 【案情】

2013年4月12日，吕某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地产证。2013年4月24日，涉案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中国银行深圳某支行。2015年3月28日，被告吕某与原告周某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吕某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周某，转让成交价179.5万元。合同签订后，周某按合同约定于当日向卖方支付定金3.5万元，并由吕某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买卖双方共同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某支行办理二手楼交易资金监管手续，并且买方于2015年4月24日、28日分两笔将51万元资金存入中国工商银行二手楼资金监管账户。

之后，由于被告拒绝提供收款账户、单方撤销担保公司赎楼授权，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审理过程中的一个法律问题是，被告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负担是否构成继续履行的障碍。第三人中国银行深圳某支行向法院提交答辩称，根据第三人的银行操作规程，只要其抵押债权得到清偿，抵押关系就已经解除，第三人有义务配合办理抵押的注销登记手续。但如需要被告作为房产所有人来配合领取房产证原件及签署相关文件，需被告亲自办理或者授权第三方进行办理，否则很难配合办理完毕。【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涉案房地产存在抵押负担，但根据《物权法》第191条第二款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愿意代为清偿涉案房地产所负抵押债务涤除抵押权，因此涉案房产继续履行的障碍可消除。【点评】

关于抵押物的转让，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对原《担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解释》做了修改。按照原《担保法》第49条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换言之，抵押物在转让时，可以连同其上设定的抵押权一并转让，只需抵押人在转让抵押物时通知抵押权人并将抵押情况告知受让人即可；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解释》则将抵押细分为已经登记的抵押和未经登记的抵押，并对两种情况下的抵押物转让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按照《担保法解释》第67条的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

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这一规定对原《担保法》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经抵押权人同意，同时，要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权或者提存，而不是仅仅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二是，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除非受让人替抵押人向抵押权人偿还了债务消灭了抵押权。根据《物权法》第191条的制度设计，转让抵押财产，必须消除该财产上的抵押权；既然买受人取得的是没有物上负担的财产，也就不再有物上追及的问题。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编的《物权法释义》的解释，以交换所得的价款偿还债务，消灭抵押权，可以减少抵押物流转过程中的风险，避免抵押人利用制度设计的漏洞取得不当利益，更好地保护抵押权人和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4．买方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能否以按揭贷款支付剩余购房款？ 案例四：（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652号 【案情】

邬某、韩某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韩某将其名下的房屋出售给邬某，成交价103万元；邬某在签订合同时向韩某支付定金10万元，在签订合同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首期款53万元（不含已付定金），其余房款40万元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支付给韩某。合同第二条C项约定，买卖双方应在银行出具贷款承诺书之日起三日内（含当日）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递件手续。

之后，由于合同履行中出现问题，邬某提起诉讼，要求韩某继续履行合同，将涉案房屋过户给邬某，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延迟履行违约金。【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韩某在邬某办理完毕按揭贷款手续后，并未按合同第二条C项之约定，在银行出具贷款承诺书之日起三日内与邬某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递件手续，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根据合同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判决：

一、邬某与韩某应当按照双方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之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包括：（1）邬某与韩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到银行办理53万元首期款的资金监管；（2）邬某与韩某应于完成上述资金监管之日起三日内（含当日）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在递件回执载明的答复日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含当日）双方到国土局、产权登记中心等相关部门办理缴纳税费及领取房产证的手续；（3）韩某应根据合同第九条约定在收到全部购房款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将涉案房产交付给邬某。

二、韩某根据合同约定向邬某支付延期履行违约金。

韩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应如何继续履行的问题，若按合同约定继续采取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将涉及贷款银行，本案民事判决不能直接约束非本案当事人的行为而强制贷款银行必须监管资金及房贷，原审判决的继续履行方式存在不当。因邬某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本案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购房余款93万元并承担房产过户产生的所有费用，故涉案房产交易应按一次性付清全款方式继续履行。【点评】 2005年6月29日，南方都市报曾发表一篇题为《深圳法院：强制过户须买方备一次性购房款》。从上面的判决来看，一审虽然没有直接明确买方可以用银行按揭贷款支付剩余购房款，但从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来看，实际上是认可买方继续按《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支付剩余购房款的（该判决第一项所述的交易流程应为：①买卖双方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②双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③买方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支付剩余购房款→④卖方收到全部购房款后向买方交付房产）。在二审中，法院对买方支付购房款的方式进行了调整，即将原审判决允许继续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改为以一次性付款全款的方式继续履行。原因在于，由于买方在提起诉讼时还没有向银行申请贷款，未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如果买方在判决后申请银行按揭贷款遇到障碍，可能银行判决的顺利履行，不能做到案结事了；更重要的是，买方在二审中明确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购房款。在另一起案件中（见（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721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则更明确地指出，原告（买方）基于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有权选择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但根据《合同法》第4条关于合同自愿原则和《商业银行法》第41条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规定，在原告未与特定银行签订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情况下，法院无法直接判决确定贷款银行及其可发放的具体贷款金额。只有判令原告一次性支付剩余购房款才能确保依据原告继续履行诉讼请求所作出的继续履行判决具有确定性和可强制执行性，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原告履行涉案合同的负担。从以上两份判决中体现的法院判决逻辑可以看出，在买方已经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甚至已经与银行签订二手房按揭贷款合同）的情况下，如果买方在向法院起诉请求强制履行时将贷款银行列为第三人，从而方便法院明确银行发放贷款的金额和时间，法院是完全可能支持买方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的。例如，在郭某、李某与杨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一审判决（2013）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00号，二审判决（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409号】，一审法院即判决：在涉案房产过户至买方郭某、李某名下后，买方和第三人中介公司应于领取房产证当日将房地产原件交于买方按揭贷款银行办理抵押登记；买方应配合按揭贷款银行在收到房产证原件后两日内将监管首期款支付于卖方，并于涉案房产抵押登记办理完成之日起五日内将剩余购房款（银行承诺贷款金额）支付于卖方。卖方应于收到上述全部购房款之日起七日内将涉案房屋交付于买方；买方和第三人中介公司应配合办理涉案房产的交接手续。上述判决在二审中得到了深圳中院的支持。

5．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卖方是否有配合买方申请减免税费并迁出房屋上户口登记的义务？

案例五：（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409号 【案情】

2012年11月3日，买方郭某、李某与卖方杨某签订《深圳市二手房预约买卖合同》，约定卖方以122万元的总价款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买方。2013年1月8日，买方郭某、李某与卖方杨某的代理人李某乙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其中第四条约定：“（附着于该房地产的户口）该房地产所附的户口，杨某保证于收到房地产转让总价款之日起30日内迁出，逾期则以该房地产转让总价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向郭某、李某支付违约金。”另外，该合同附件一中载明“该物业符合免税条件，卖方附有配合买方办理申请减免相关税费的义务，因卖方及其家庭成员拒不配合导致应免而未免的税费由卖方承担。”之后，因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买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某继续履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过户至郭某、李某名下，并按期交房。杨某提出抗辩称，《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两个条款即迁户义务条款（第四条）、配合申请免税义务条款（附件一）非杨某真实意思表示，就此两个条款，郭某、李某与杨某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该合同系代理人李某乙滥用代理权与郭某、李某恶意串通所签，损害了杨某的利益，因此，杨某不予追认。【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中的迁户义务条款和配合申请免税义务条款并未损害杨某的利益，理由在于虽然双方在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预约买卖合同》中对杨某的迁户义务和配合申请免税义务未作明确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杨某作为合同交易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惯例，迁户义务和配合申请免税义务正是杨某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故在《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确并未损害杨某的利益。杨某在向深圳中院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经审理支持了一审法院关于配合申请税费减免和迁户属于二手房卖方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的观点。【点评】

在民法理论上，合同义务可以分为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其中，给付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必备的、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附随义务是指为履行给付义务或保护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不真正义务则是指债权人对自己利益的照顾义务，它是一种性质较弱的义务，相对人通常不能请求履行，违反该义务仅是债权人遭受权利受损或丧失的不利后果。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不仅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中约定的给付义务，而且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在二手房买卖中，常常会发生卖方将房屋转移给买方之后，没有将原登记在该住房上的户口及时迁出而发生的纠纷。由于户口迁移问题属于公安户籍部门的管辖范围，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故对于买房人起诉要求卖房人迁出户口的诉讼请求，法院通常不会受理。但是，如果买卖双方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能够就卖方未按约定及时迁出户口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发生争议后，买方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一般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对于卖方拒绝迁出户口的情形，买方一般应向当地的公安户籍部门申请协调解决。不少地方公安户籍部门可以采取措施将卖方原登记在被转让住房上的户口强制迁出。例如，南京市公安局《关于加强房屋买卖户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宁公人〔2011〕52号）规定：“房屋买卖双方已经合法完成房屋产权交易，买房人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或《南京市公有住房租赁契约》，并实际居住。卖房人未将户口迁出原住房，导致买房人户口无法迁入的（买卖双方有其他户口迁移约定的除外）。经买房人申请，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履行告知后，卖房人仍拒绝办理户口迁出的，经县级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将卖房人户口整户迁移至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村）托管户临时管理。”

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居民市内移居和户的管理工作规范（试行）》也规定：“7.6 实际居住条件消失后（即房产被拆迁、查封、扣押、收回、转让或搬离的等情形），原户口在该址的人员应当主动向辖区派出所户籍民警申报办理迁出手续，无迁入（自立）家庭户、集体户条件的，迁入本所代管户。”“7.17 移入时因居住在自有合法房产内，要求在该址落户的，而该址内已落有他人户口的（指房产转让等情形），应当给予办理，使用同样的住址、门牌，同时在两次动员（15天后）可将原户迁入本所代管户；如无法通知，可当场迁入代管户。在通知期间或迁入代管户后，要求在底册“备注”栏及系统人口信息“记事”栏中注明录入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