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腐败典型案例简析

第一篇：国企腐败典型案例简析

国 企 腐 败 典 型 案 例 简 析

（文章摘编）

一、案例

案例1：重庆市某国企公司原党委书记沈某，在担任公司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期间，无视企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严重违反工程建设公开招标投标、大宗物资采购等相关制度规定，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00多万元。2011年11月，沈某被依法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2：山东省日照市某局原局长李某，在担任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财务管理等制度，利用单位财务管理、业务流程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肆谋取私利，共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6400多万元、挪用公款8700多万元、受贿折合580多万元。2011年4月，李某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3：河北省某厅原助理巡视员顾某，在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局局长、河北省某厅助理巡视员期间，有章不循、知法犯法，违规插手工程项目，蓄意虚报建设用地面积，恶意骗取建设用地臵换指标，伙同他人侵吞公款6100多万元，收受他人贿赂210万元。2010年11月，顾某被依法判处死

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4：安徽省宿州市某股份公司原董事长赵某，在担任董事长期间，臵有关制度规定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假联营、做假账等手段贪污公款430多万元，产生孳息160多万元；采取虚假出资等手段，将企业资金9800多万元占为己有；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涉及金额1亿5千多万元。2010年5月，赵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罚金2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亿零4百万元及其非法持有的宿州市某股份公司的股份。

二、简析

纵观上述沈某、李某、顾某、赵某4案，他们原作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本应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他们却无视制度规定，严重违反组织程序，滥用职权，贪污、挪用、侵吞公款、收受巨额贿赂，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他们为何会从“人民公仆”或企业高层领导沦为阶下囚？

1.制度意识淡薄。沈某在担任重庆市某国企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期间，以“通信行业有其特殊性”为借口，长期不制订相关物资采购、工程建设公开招标投标制度。李某在担任山东省日照市某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不仅不带头遵守制

度，反而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经常临时动议研究重大事项，任意篡改、编造局党组会议记录，随意调整干部。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意识淡薄，遵纪守法思想缺失，是他们坠入腐败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道理不难明白：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制度意识，不仅难以制订出好的制度，即使有了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的遵守和执行。

2.制度存在漏洞。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李某在担任山东省日照市某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利用业务流程、财务监管等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通过私设公司、虚开发票等方式，截留、挪用、侵占、骗取国家资金上亿元。顾某在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局局长、河北省某厅助理巡视员期间，利用土地开发复垦和土地臵换的制度不健全、审批和验收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在立项、资金拨付使用等环节缺乏配套制度，钻制度空子，骗取巨额土地臵换指标款项。这充分暴露出当前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制度空白，一些具体制度存在着漏洞和缺陷，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挖空心思寻找制度漏洞、打政策擦边球，千方百计逃避制度的约束、谋取非法利益。

3.制度流于形式。古语有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当前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关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顾某在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某局局长、河北省某厅助理巡视员期间，之所以能在地类变更、申请立项、验收等环节蒙骗过关，就是相关具有审核把关职能的部门不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使制度规定成为摆设。安徽省宿州市某股份公司原董事长赵某在原某自来水公司改制过程中，采取虚假出资、虚增股份、虚构分红、虚增债务等手段，实现了对自来水公司的绝对控制，这和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没有严格按制度办事、监管缺失有很大关系。可见，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就没有生命力，就是一纸空文。

4.违反制度的行为没有及时受到查处使违纪违法人员孳长侥幸心理，并变得冥顽不化。河北省某厅原助理巡视员顾某在忏悔书中说到：我之所以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不会被查处的侥幸心理。重庆市某国企公司原党委书记沈某在1990年就违反规定在设备采购业务中收受回扣60多万元，但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查处。山东省日照市某局原局长李某违纪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2002年至2008年，但在此期间，其严重违反制度的行为不仅没有被及时发现，而且连续7年在公务员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诚然，一个单位有效防治腐败、营造廉洁内部环境，有很多因素，其中如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要加强廉政教育，运用对典型案件进行剖析、开展警示教育、开展制度法纪教育等形式，提高干部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法纪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订/修订规章制度要注重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尽可能减少、杜绝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让心存侥幸的人无空子可钻。

三是建立和完善强有力的制度执行机制，以强有力的制度执行机制来促进和保障提高制度执行力，让令行禁止成为从政、从业行为的常态。

四是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于违反制度规定的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决不姑息迁就。（标题为摘编者自拟）

第二篇：揭秘工程腐败“潜规则”典型案例

揭秘工程腐败“潜规则”典型案例

某河道水下抛石工程标底审核，水深测量的比例尺本来是1：500，但平面图的出图比例尺是1：2000，因此字体细小难辨认，只被当作示意图使用，计算工程量的依据是抛石坝的断面大样图。我对照平面图上的水深等高线审查断面大样图，发现水深及坡度均错误，属于重大设计失误，核减石方约50%。

【原因分析】

水下抛石属于隐蔽工程，由于所抛块石淹没在水下，看不见、摸不着，因此一直是腐败的高发地。以往暴露的腐败一般发生在施工期间，施工单位与监理串通，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审计署公布2003审计工作报告就存在类似情况：“审计长江堤防隐蔽工程，抽查5个标段发现，虚报水下抛石量16.54万立方米，占监理确认抛石量的20.4%，由此多结工程款1000多万元。”而在本案例里，通过设计来做假，更具隐蔽性，再通过操纵招投标，获得的腐败金额更加巨大。

【解决方案】

防止腐败从设计开始做假，应引起重视。建设部颁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是对勘察设计实施监督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部再颁布《建质［2004］203号》文件，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作出更详细的规定。但该制度仍然存在缺陷，由于审查机构的业务来源是由建设单位来控制，无疑影响到审查机构的独立性。二

某排水泵站工程预算审核，建设单位以任务紧迫为由直接发包。拟建在一栋商住楼的首层，基坑开挖支护设计为：以高压旋喷水泥桩形成止水帷幕（附加钢管插筋），开挖后喷射混凝土钢筋网护壁，安装槽钢腰梁支撑，最后施工池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全

部拆除一段箱涵，以搅拌水泥桩重新施工复合地基，桩的深度为12米，间距为1.5米。审核发现如下问题：

（1）该设计与实际地形不相符，旋喷根本无法施工，基坑支护设计不合理；

（2）被拆除的箱涵的基础已作处理，复合地基的设计太保守。提出申请将设计图纸送建设局总工室审查，审核中心的领导以任务紧迫为由拒绝。在审核报告里注明各个设计参数，要求在结算时按照实际调整造价。

一天下午，领导要求审计人员陪伴他巡查该工地，车仅路过没有停留，而是带审计人员参加施工单位的酒席，共两桌，建设、计划、财政等部门的一些领导在座，他们一致同意采用大包干合同，于是要求将审计报告里的相关说明删除，我拒绝。后来获悉，施工图是由施工单位设计的，设计单位只负责盖章，昂贵的旋喷桩和支护措施等一些项目被取消，改为简易的人工挖孔桩的施工方法，搅拌桩的施工情况不明。由于采用大包干合同，结算价不再按实调整。

【原因分析】

由施工单位设计施工图的情况常出现于政府工程，搞多套完全不同的阴阳图纸，先以一套造价高的图纸报批，后以另一套造价低的图纸施工，最后又以虚假的竣工图应付各个部门，从而牟取暴利。政府工程的腐败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两个人身上，必须通过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才能完成。在本案例中，虽然审核人员发现问题，提出预防措施，并坚持原则拒绝配合腐败的发生，但通过政府各人部门官员的配合，腐败仍能顺利地实现。

【解决方案】

每年政府建设项目投资的数额巨大，监督不好就容易出现漏洞，甚至造成巨大的投资损失，因此要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评价体系，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目前可探索组建专家机构，每年对一些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进行重点审查。改革的方向是：审计部门应独立于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例如由人大常委会领导，保证独立地履行监督职能。

三

某道路工程结算审核，一份现场签证的内容是增加早强剂若干吨，理由合适，并由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科长签字。

审核疑点是：早强剂的总用量是无法一次计量的，正确的签证应只记录使用早强剂的路段范围，至于掺入率应该由设计单位发出。

我将早强剂的总用量与混凝土的总用量联系起来，计算出早强剂掺量为水泥的20%还多，是正常用量的10倍以上，证明该签证严重失实。在复核一位同事的审核报告时发现了上述漏洞，经初步查问，监理工程师承认并不清楚数量，解释是建设单位的主管科长签字盖章后才拿给他的。

后来，该审核报告没有再经我复核就获批准，那位同事解释：领导不让追查。

【原因分析】

在本案例中，建设单位的主管科长违反《增加工程现场签证单》的批准程序，是建设单位参与腐败的常见手法。监理工程师的执业准则是“守法、诚信、公正、科学”，前提条件是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建设单位掌握着监理业务的发包权，监理单位由于担心失去日后的业务而对建设单位言听计从，自然失去独立性，监理工程师变成了橡皮图章。

至于审核部门的领导，对审核中发现的腐败现象，运用手中的权力实施掩盖，直接干预审核报告的真实性，使审核部门变成领导者个人意志的领地，失去监督的职能，助长腐败风气的蔓延。

【解决方案】

民生银行的风险控制之道值得借鉴：“总行行长和分行行长都没有贷款权，不参与任何贷款的评审，其职责是贯彻董事会的决策，并制定银行的游戏规则。实施„首席信贷执行官‟制度，全国跨分行设置8大评审中心，直属于总行，总行评审中心和8大区域评审中心均独立动作。技术层面的操作应独立化、专业化。”

四

某水利工程标底审核，使用水下不分散混凝土施工，审核发现单价高达1200元/立方米，于是要求建设单位提供单价分析、设计参数和材料说明书。

建设单位仅提供一份经销商完成的单价分析，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800千克，絮凝剂50千克（价格为22元/千克），中砂和碎石的用量也远多于正常的配合比，单位高达1600元/立方米。建设单位拒绝再提供任何资料，并通过科员、副科员、科长逐级向我施加压力，强烈要求沿用他们以前批准的单价。设计单位同样拒绝提供絮凝剂的相关资料，审核中心的领导听取汇报后，要求我必须按时完成审核报告。

上网查询，只查到一条信息，还是那家施工单位发布的，它是絮凝剂的独家经销产商，联系一位大学同学，他与絮凝剂的研制单位同属一个大企业，愿意帮打听价格。回复时，说不能让知道真实的价格，虽然相隔2000公里，但是研制单位已经知道正在审核的情况，报价是25元/千克，比经销商的申报价格还高。经过大量调查，还是无法知道絮凝剂的真实价格，无奈地完成水下混凝土的单价分析，但依然核减超过50%。

在定标会上，主管局长抱怨审核的单位过低，大声批评不够虚心接受专家的意见。奇怪的是，每家投标企业竟一致地以我的审核单价对水下混凝土报价。后来获悉，中标企业又以同样的单价将水下混凝土分包给主管部门指定的有背景企业。

【原因分析】

在当时，水下不分散混凝土絮凝剂是一种新型材料，用量应是水泥重量的2%，可使混凝土获得良好的水中抗分散性，完成在水中自落、自动密实的施工过程，适合用于水下混凝土工程。目前，UWB－II型絮凝剂的价格约5元/千克，可以判断当时的报价22元/千克是虚高。可是，由于产品销售的垄断性以及应用领域的广泛性腐败，材料的真实价格一直被蒙蔽，施工单位轻易地牟取暴利。

【解决方案】

最近，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沈泰，因在工程管理中腐败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由于水利工程的特殊性，建设、设计、监理、施工、检测、验收等单位的均属于水利系统的小圈子，容易成为水泼不进的利益共体。“自查”就成为建设单位腐败的挡箭牌，监督的人不少，投入也很多，效果却欠佳。

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的作用在于，把所谓的“自查”放到了阳光之下，让腐败圈子立即现形。政府的改革应想方设法多搭建一些阳光平台，让社会各方面都有监督渠道。毕竟，金钱只能买通少数人，“内部人”，不可能买通所有社会大众。

五

某玻璃幕墙工程结算审核，在每层窗台位置安装一条装饰条，围绕建筑物一圈，竣工图注明是不锈钢装饰条，并盖着建设、设计和监理单位的公章。装饰条的形状是四分之一圆形，半径为0.22米，不锈钢材料在工艺制作和安装方面都存在较大难度，如果使用铝合金材料，就能较好地与玻璃幕墙的铝合金框架配合，而且造价便宜很多。根据上述分析，我对装饰条的材料产生怀疑，经过现场踏勘，证实装饰条的确是铝合金材料，仅此一项核减金额达数百万港元。

【原因分析】

由于铝合金经过喷涂处理后与不锈钢的外观近似，因此造价低的铝合金被冒充为造价高的不锈钢，铝合金装饰条的审核单价是317.78元/米，不锈钢装饰条的合同单价是1000元/米。在本案例里，改变了在竣工图虚增工程量的惯用手法，只对竣工图的一种材料做假，就能骗取巨额的工程造价。

【解决方案】

竣工图是竣工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和监理单位是具有独立性的中价企业，保证竣工图的真实性是他们的职责。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竣工图做假的情况，有必要在工程造价审核中增加审查竣工图的程序。

六

2004年，深圳市纪委通报了大工业区管委会党委书记李国栋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招投标等严重违法问题。

在兴建大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工程中，李国栋明知兴瑞辰公司负责人刘某“串标”，仍指使下属在评标时为刘某挂靠的公司打高分，让刘某中标。随后，刘某将工程转包他人，从中非法获利320万元。我参与了该项目的结算审核，它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固定单价合同，工程量可调整。审核发现，根据竣工图计算的钢筋工程量比招标清单增加很多，建设单位解释是咨询公司在编制招标清单时失误所致。

在施工期间，设计出图专用章的监制单位由市建设局变更为市国土规划局，因此招标图和竣工图所盖的图章肯定是不同的。

审查发现，招标图和竣工图都盖着最新版的设计出图专用章，证明送审的招标图纸并不是真件。但由于所有政府部门都没有对招标图纸存档，因此无法判断它与招标图纸是否一致。

【原因分析】

由于对招投标的监督管理上存在漏洞，才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例如在本案例中，虽然发现钢筋的含量偏高，并查明送审的招标图纸并不是真件，但无法判断假冒的招标图纸的钢筋是否被弄虚作假地改动过。假如建设单位联合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在竣工图上弄虚作假，加大钢筋的规格和增加数量，然后利用假冒的招标图纸作掩护，不需要通过仿造设计变更或现场签证等惯用腐败手段，就可轻而易举地骗取巨额的工程造价，非常隐蔽。

【解决方案】

有关职能要加强监督检查，整顿建筑市场的规避招投标、围标、串标等问题，积极推进建筑领域的预防腐败工作，从源头上铲除工程招投标因人为因素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还应重视招标文件、答疑、招标图纸的存档，包括电子文档资料，由一个专责政府部门保管，其他部门均共享使用。建立让个人承担责任的制度，对于伪造竣工资料问题，必须查出具体的责任人，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应付处罚。

七

某大厦工程的总概算约6亿元，工程结算总造价约10亿元。该工程聘请了一家著名的香港工料测量师公司担任全过程造价控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合同单价比其它同期同类的项目高出很多，导致每个单项工程的结算造价都大大超出合同价。例如，玻璃栏板不锈钢扶手，送审单价为2838.14元/米，审核单价为1155.12元/米。

【原因分析】

排除项目管理者的因素来分析该工料测量师公司的失误，明显的失误是香港的工料测量师不熟悉深圳市的计价办法，但根本性的失误是放弃了“公正性、独立性”。香港的工料测量师制度无疑是较完善的，但离开了“公正性、独立性”之后，它就暴露出随意性大的缺点。

例如，（1）沙比利饰面衣柜，规格1.5×0.6×2.75米，前后出现两个新增单价3200元/个、3500元/个。（2）沙比利饰面文件柜，规格8.5×0.4×2.75米，前后出现两个新增单价38500元/个、34000元/个。由此可见，我们在学习借鉴境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事物的时候，一定要辩证地分析它的整体性。

【解决方案】

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中介企业，例如：勘察、设计、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监理、试验检测等单位，如果缺乏独立性，就很容易成为腐败的帮凶。应将它们与施工单位的发包管理分开由不同部门负责，例如分别设立中介企业发包管理部门、施工单位发包管理部门、项目施工管理部门，目的是保证社会中介企业的独立

第三篇：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心得体会

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心得体会

XXXX局 XX

X月X日，本人参加了单位组织的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参观了XX警示教育基地，看完XX个腐败分子的案例后感慨良多，我深刻认识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做一个廉政、勤政、为民的好干部。

一、始终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特别是要学习《党章》和中共中央关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要求，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思想和能力才能得到提高。从那些腐败干部的案例来看，正是他们在学习上静不下心来，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结果是“只闻学习口号响，不见学习水平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学习，思想就得不到改造，心就不静，心不静，欲望就容易膨胀，就拒绝不了诱惑，一遇到诱惑就容易被诱惑的绳索绊倒。因此，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经常认真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学到真本领，努力做一个新时期优秀的党员干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这些成为腐败分子的党员干部，正是因为淡忘了艰苦奋斗作风，贪图享受，热衷于追求个人和小家庭的安乐，抛弃党纪法规，贪污腐化，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恪守党的宗旨，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三、要始终清醒明白权力是什么。权力是组织和人民赋予我们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不是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权力也确实能为权力掌握者带来自身实惠，但我们要始终记住权力是把“双刃剑”。用权为公，可以造福社会，赢得人民的赞誉；用权为私，既损害人民利益，又伤害了自己，终为人民所唾弃。

四、要始终做到慎独、慎初、慎微。要认识到那些犯罪的腐败分子不是一开始就陷入犯罪的深渊的，大致都有一个腐败轨迹，那就是“循序渐进”。在开始时，没有能把握自我，总以“别人不知”、“就此一次”来自我蒙骗。作为党的干部就必须常怀律己之心，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过好节庆关、亲情关、友情关、小节关，管住身手、抗住诱惑、守住底线，真正做到“算好清廉七笔帐，走好人生每一步” 通过这次的警示教育学习活动，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通过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牢固树立正确利益观，才能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怎么管好自己的心、管好自己的手，怎么处理拒绝诱惑至关重要。一旦我们丧失应有的警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很容易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所击中，成为贪图享受，追求糜烂生活的人，这样的人终究必将与高墙相伴。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廉洁奉公，这样才能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

20XX年X月XX日

第四篇：“村官”腐败典型案例解剖

“村官”腐败典型案例解剖

“村官”腐败典型案例解剖

在我国对高官腐败采取高压态势的同时，可能被忽视的最小职务的“村官”却屡屡制造涉案金额数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贪污大案，“村官”腐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腐败案件已引起广大群众的上访和社会的不稳定，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和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6月底，中央成立新闻宣传督导团和专家咨询团，开展全国首次大规模的对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督查调研。据8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辽宁的调研组通过直接入户调查，在走访了6个市7个县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力求寻找解决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制度和机制。以下是调查的主要内容： “村官”腐败手段多样化，民怨比较大

1.“村官”腐败数量大。2003年以来，湖南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96件；2004年以来，辽宁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75件。

2.腐败“村官”中一把手居多。两省村干部违纪违法的主体，以党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居多，占总数的90%以上。3.腐败案件涉及范围广。“村官”腐败案件主要是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扶贫优抚款物以及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宅基地等款项；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等。

4.“村官”腐败手段多样化。主要有7种：借宗族势力，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滥用职权，“卡拿索要”；独断专行、办事不公；发包土地、工程，优亲厚友；参与赌博、挥霍公款；在任职期间外出打工，村务空挂；进行不正当竞选。5.“村官”腐败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和封闭的欠发达村。

6.腐败“村官”缺乏法律意识。目前一些村干部的综合素质不强，有的平时不学法，遇事不懂法。村民自治负重前行，“村官”难以监督

1.村民自治遭遇“386170部队”。湖南农村主要是“386170”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对监督村干部十分不利。

2.5%的村尚未实行村务公开。湖南省民政部门的调查数字显示，截至目前，湖南省有5%的村未实行村务公开。3.村务管理无章可循。过去基层政府主要精力放在民主选举上，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许多地方还在制订方案和试点阶段。

4.基层情况复杂，腐败“村官”关系网广泛。许多村民反映，村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查处难度大，主要是人情干扰。各部门对监督治理“村官”腐败显得乏力

1.监管的部门之间不协调。组织部门管党建，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农经)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部门，刑事案件归公安。

2.基层农经管理部门审计力量薄弱。以辽宁省抚顺市为例，该市基层农业经管站的编制只有两个人，平时应付各种报表都很紧张，遇上村委会集中换届(离任)审计，根本审计不过来。

3.乡镇一级监管不力。从对两省的调研情况来看，乡镇一级，对村干部监管则持“三不”态度，即“不能管，不敢管，不愿管”。如何管“村官”还莫衷一是

1.不宜建立“三合一”村级组织架构。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目前村级组织“三合一”(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导致村干部的权力膨胀，实行“一肩挑”更容易形成“一言堂”。2.通过选举选拔好干部。多数干部认为，民主选举好于任命制，选举的干部则必须对下负责。

3.严格实行“村务公开”。实施“村务公开阳光工程”，加快拒腐防变机制建设。

4.加大民主监督力度。目前，在湖南衡南、怀化等地，有些地方的群众开始评选“最不满意的村干部”。

5.理顺村干部管理体制。建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抓总，组织、民政、涉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密切配合的体制，将村干部管理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结论

从上述调查来看，“村官”腐败的问题确实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并且还在蔓延，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村官”腐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农村反腐败机制和机构的“真空”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少基层的农村财务的审计和纪检、监察部门“鞭长莫及”，仅靠“自下而上”的监督在目前条件下还管不住小小的“村官”，必须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管延伸国家的反腐机器。治理“村官”腐败，不仅要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更要关注基层执政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消除党、政、法“三不管”的盲区。在这方面，一些县市已开始尝试进行对村级干部的任中和离任审计，以形成对村干部监管的长效机制，据称效果不错，值得各地借鉴。

第五篇：对国企改制典型案例的剖析

对国企改制典型案例的剖析

陈文科(湖北省社科院 研究员 博士导师)

摘 要：国企产权改革变形是转轨期我国改革变形的一种主要形式。实践证明，我国国企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中心的股份制改革，有待于深化和完善，前些年大批进行的国企改制任务远未完成，与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几起典型案例警醒人们，国企改制仍是改革的难点，而治理“改制”和“产权变更”名义下的改革变形，更是我国现阶段改革的难点。

关键词：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政府职能 一、四起国企产权改革变形典型案例的共性特征分析

四起国有企业“改制”后国有资产流失案例分别是：（１）《武汉冠生园国有资产流失调查》①；（２）《“首家改制国企”股权变更造成国有资产大流失》②；（３）《河南镇平县企业改制怪现象——领导别墅成林，九成国企搞垮》③；（４）《国有资产缩水之谜——净资产３２００多万元的长葛市发电厂，仅以１５００多万元的底价成交》④。在上述国企“改制”变形即产权改革变形典型案例中，既有大城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又有县域经济中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既有一般竞争性行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又有政策垄断领域的电力企业；既有产品缺乏市场，历史包袱沉重，扭亏无望，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有原先产品有市场，因经营不善而陷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又有改制前是一个地方的主要盈利企业；既有面上的改制企业，又有各类“试点”企业（参见表１）。以上四例，无疑均是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一种扭典和变形，是背离国企股份制改革初衷和目标，并与违纪、违法等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改革变形。其共同特征有三：

一是由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暗箱操作“改制”规则、程序，对广大职工信息不公开，或出售，或股权变更，或产权转让，操作程序均违规、违法。如武汉冠生园变卖的暗箱操作在民营企业与原厂长和区政府职能部门（体改委、企业办）之间进行；河南长葛市发电厂“改制”的暗箱操作在原厂长和政府职能部门（市财政局、国资办）之间进行，原厂长等企业管理人员甚至直接参与了资产评估机构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制定等不应参与的事项；而嘉化厂两阶段“改制”的暗箱操作则是在上级职能部门认可的前提下，更多地在原厂长及其亲信、家属之间进行。至于河南镇平县对国企的全方位“改制”，主导角色更是国企头上的各个“婆婆”，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以高息贷款形式牵住了企业改革的“牛鼻子”，最终把“改制企业”引向了死胡同。

二是国有企业原经营管理者用足“改制”的一切权利，以各种形式侵占国有资产或使国有资产“缩水”，进而达到个人及亲属占大股或控股，乃至蜕变为纯粹私人企业的目的。从武汉冠生园的原厂长韩建强到嘉陵化工厂原厂长李守昌，再到长葛市发电厂原厂长梁佰岭，无一不如此。只是侵占或“缩水”的形式、程度略有不同。韩建强把优质资产的繁华地段土地和厂房卖给民营企业后，自己则占有“冠生园”品牌的无形资产和大量生产设备；李守昌则通过获取大量法人股和“债转股”以增资扩股，增加股东等，控制了“改制”后嘉化公司８０％的股权，完成了整个“蛇吞象”过程；梁佰岭先是直接委托评估机构，把握了企业国有资产评估大权，后又通过以“改制”获取的奖励和优惠两项，一次性取得了国有净资产１５００多万元，当然也就使长葛市发电厂国有净资产一次性“缩水”１５００多万元。

三是国企“改制”变形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还与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乃至失职、渎职及寻租等腐败行为密切相关。武汉冠生园“改制”后国有资产的“一分为三”，除了原国企负责人与民营企业老板的私下交易外，就在于原区体改委、企业办负责人的无所作为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官僚主义，以及对职工权益的漠视。重庆嘉化厂“改制”先是不遵循全体职工出资入股的“游戏规则”，紧接着又有瞒天过海的“股权变更”，原企业法人一次又一次地化国企资产为私有，以致所谓中国“首家改制国企”很快陷入了改革黑洞，使一个颇有市场前景的中型国企被搞垮，这不能不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放纵或支持相关。河南长葛市发电厂“改制”从方案批准（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到“改制”完成（同年１２月３１日）八个月中，其间国务院有关部门于２００３年８月联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暂停经营发电或电网业务的中央和各级电力企业改制为职工持股的企业，但长葛市有关职能部门拒不执行通知，而产权转让也没有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竞价转价，全力支持原厂长在获得国有资产３０％的奖励和２５％的优惠政策后，以１５００万元底价购买了净资产３２００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国有资产。这也是一起政府职能部门渎职，听任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行为。至于镇平县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利用国企改制之机放高息贷款，先搞垮，后拍卖国企，再侵占国企的最后一块“阵地”——土地，也是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手段，大盖领导别墅，已不仅仅是改制不力和失职、渎职问题，而是发国难财，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的地地道道的腐败行为。二、四起国企产权改革变形典型案例的个性特征分析

四起典型“改制”案例，其改革变形又各有“特色”，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改革变形。这里既有浅层次的扭曲式改革变形，又有中层次的倒错式改革变形和深层次的逆转式改革变形，而且以中、深层次的改革变形为主⑤。

１． 武汉冠生园“改制”：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倒错式改革变形

引入民营企业资本来重组国企，或引导民营企业购买国企，是现阶段很多地方普遍实行的一种产权改革形式。如果真正规范运作，也不失为老字号国企——武汉冠生园起死回生的一种出路。问题在于，民营企业武汉添地集团购买武汉冠生园在四个方面背离了改制目标，是典型的倒错式改革变形。

一是有关部门引入民企添地集团参与武汉冠生园改制，本意是盘活资产和安置职工。实际上，民企只是购买了国企的优质资产，并不承担相关的债权债务和职工安置的责任，却留下巨债，并由政府垫钱来安置职工。

二是民企参与改制并非兼并，而仅限于购买部分优质资产，双方属于一次性买卖关系，因而民企添地集团不应获得只有兼并企业才能享受的８％的资产购买优惠政策。

三是区政府职能部门低估优质国有资产，使并末真正参与改制的民企大获其利。按照武汉长城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０１年６月的评估报告，武汉冠生园１９亩土地和厂房的价值为１８００万元左右，而江汉区企业办认定为１５００万元左右，以致让民企一次性获得３００万元的优惠。

四是原企业负责人在金蝉脱壳之后，利用私藏隐匿的部分国有资产（大部分机器设备）和冠生园品牌，又“创建”一个同名的私营企业。这同中央电视台今年２月１２日《焦点访谈》报道的“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指山东一家国有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在国企的土地上同时经营自己的私人企业，基本上是一回事。

２． 重庆嘉化“改制”：全体职工出资入股购买国企的逆转式改革变形

通过职工出资入股购买国企，实现国有独资企业的多元投资、多元化产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变革，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重庆嘉化厂从“改制”伊始，置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游戏规则”于不顾，一直由原厂长暗箱操作产权变更，一步步化公为私，使本应是职工全员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原厂长的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重庆嘉化“改制”的变形，随着“改制”的进程而加快，变形程度也在加深，其改革结果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国有变私有，是典型的逆转式改革变形。首先，“改制”初期或者说第一次“改制”中，原厂长利用指导“改制”的公司章程，暗箱运作公司法人股分配，使本人及亲属获得大量公司法人股，从而得以少量出资达到占大股并控股的目的。按照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１０５３万元，其中职工实际出资入股３５６万元，另有６９７万元的公司法人股。在公司法人股分配中，原厂长与妻子分获１３９万元和４０万元的企业法人股，二者合计占全部法人股的２６％（其中原厂长占２０％，其妻占６％）。这里公司法人股分配规则变形，不仅在于分配的暗箱操作，广大职工股东不清楚分配标准和过程，更重要的在于公司法人股的分配标准完全为原厂长所歪曲利用。企业法人股作为国家优惠减免部分净资产入股，根据按照贡献大小、职务高低、工龄长短等分配，其中按工龄长短分配的比例方占一半的规则，由于原厂长在任期内嘉化厂由赢利走向濒临破产，以其“贡献”，不应分得２０％公司法人股，其妻并非公司高层，更不应获得６％的配股。正因为凭借所获的“超额”公司法人股，原厂长及妻子分别只出资２７万元、６８万元，而分别占有嘉化公司总股权的１５．８％、１９．２５％。其次，在“改制”半年后，原厂长又暗箱操作“债转股”以增资扩股、增加股东，实质上是“股权变更”，使一般职工股占总股本的比重急剧下降，使其及亲信、家属占总股本的比重大幅上升。这就是原厂长背着广大职工股东，以嘉化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１０５３万元变为２５８８万元。在总股本２５８８万元中，除公司总股本由１０５３万元增加到近１４００万元外，新增的两大股东——嘉华贸易总公司和青城贸易公司以“债转股”的形式，分别投资入股８９８万元、１２０万元。这次“股权变更”的暗箱操作在于两点：一是新增两大股东并不“新”，实际上是以原嘉化厂一个经营部为基础成立，并由原厂长任法人代表的子公司。二是“其余法人股”的加入，使原厂长及亲信、亲属进一步持大股和全面控股。除新加入的股东外，在原有１０５３万股本分布里，全厂员工占有的资本股和其他股总数只占到８１９万股，另有２３４股收入“其余股东”名下。去掉这２３４万并不透明的股份和原厂长及亲属的股份，全厂一般职工占到的总股本为４００多万股，已经不到１０５３万股的半数，只占此次增资扩股后总股本２５８８万元的百分之十几，相反，原厂长及亲信、家属所持股本占总股本的比重达８０％以上。如果说第一次“改制”后嘉化厂至少还维持了一个“职工全员持股”公司的外部框架，那么，经过暗箱操作“股权变更”的第二次“改制”，则使名义上的嘉化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了原厂长及家属绝对控股的私人合伙企业或家族企业。

３． 河南长葛市发电厂“改制”：国有独资企业改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扭曲式改革变形 撇开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电力企业改制暂停的紧急通知不论，河南长葛市发电厂作为国有政策垄断企业改制的方向必然是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１６字方针的要求，实行国有控股下的产权多元化。但从“改制”全部运作来讲，该厂由国有独资企业改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制公司，从主要环节到改制结果，一再违规操作，都发生了严重扭曲，是一种典型的扭曲式改革变形。

扭曲变形之一，是该企业的产权转让未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从资产评估到转让运作均在原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国资管理部门之间私下进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转发的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要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不受地区、行业、出资和隶属关系的限制，并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开信息，竞价转让。即使是协议转让，也应该是在拍卖、招投标不成功之后，才可以选择的方式。但长葛市有关部门在企业产权作出界定后的仅１０天，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就抛开了公开信息、竞价转让等转让程序，匆忙批准将发电厂改为“恒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扭曲变形之二，是原企业厂长作为产权转让主要当事人，始终参与了产权转让操作的主要过程。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应由直接持有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清产核资、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但是该企业改制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原厂长等企业管理人员至少参与了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

扭曲变形之三，是原厂长等企业经营管理者在通过高达３０％的奖励和２５％优惠，获得了剩余国有净资产的一半。其中：对有功人员奖励３０％，共９６０多万元；用现金一次性买断优惠２５％，共５６０多万元。在３０％奖励中，领导班子分配６４％，中层干部分配２０％，有功人员分配１６％。其奖励和优惠幅度之大，缺乏按要素分配的可信依据。而正是通过奖励和优惠后，原厂长在“恒光公司”３５位股东中名列首位，其认缴注册资本９１０多万元，占职工持股公司注册资本的１９．４６％。

４． 河南镇平县国企“改制”：企业先借贷改革，然后一卖了之的大面积逆转式改革变形

对于河南镇平县这样一个改制前的工业强县而言，采取包括国营改民营、出售、租赁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改制，并通过借贷解决改制企业资金困难，以把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引向市场经济，如果目标明确，规范运作，将会收到应有的效果。问题在于，作为“特试县”的国企改制一开始目标不明，借贷机制扭曲，以至陷入了企业借贷（政府放贷）——企业还贷——变卖企业的三部曲。至于９０％国有企业破产后，该县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拍卖企业的土地大盖洋房别墅，则是一种“发国难财”的腐败行为，与真正的国企改制无关。镇平县国企“改制”变形，属于县域范围内大面积、成建制的改革变形，也是与政府职能部门集团化腐败相交织的一种逆转式的深层次改革变形。其改革变形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部门不是承担对国企改制监管职能，而是向企业放高利贷以获取部门利益。所有向企业放高利贷的政府部门，包括县财政局、经贸委、社会保险局、民政局等，大都承担有监管国企改制的职能，却不务正业，以向企业放高利贷为主业。仅民政局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两年就向本县十几家国企放高息贷款近千万元，结果国企的主管部门与国企之间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变成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二是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负责人内外勾结，打造企业的“死亡链”。镇平县大量国企在改制中走向“死亡”，既有外因，又有因内。从外因看该县国企负责人在“改制”期间，被迫向政府职能部门和个人以高息借贷，且期限又大都是１－２个月，届时放贷者向法院起诉，法院执行的结果必然是变卖企业土地。从内因看，企业借来的高息贷款，又大都在改制过程中被企业负责人以各种名义据为已有。可以说，短期的高息贷款是该县大多数国企死亡的催生剂，企业一卖了之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广大企业职工，而是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和原企业负责人。三是镇平县作为河南省国企改革的“特试县”，缺乏“面上有方案，点上有典型”的系统改革设计，而是各自为政，且又放任自流，是“走到哪里，改到哪里”的无目标改革，结果是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成建制地参与国企改制变成了成建制地集团化腐败。

三、防止和治理国企产权改革变形的几个理论和政策问题

１． 在产权交易市场中公开透明地评估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低估”式缩水

无论采取何种改制形式，国有资产评估总是改制第一关或第一环节。在建立混合所有制，或者租赁、破产、出售等改制中，凡是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往往与资产评估环节出问题相关。从总体上看，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评估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我国相当部分地方对国有资产的评估，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国有资产的评估，并未全面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而对资产评估机构来说，没有公开的产权交易市场，就缺少可信的价格信号。二是即使在公开竞价交易中，由于大部分地方、大多数国有企业因历史负债和经营效益不好等因素，急待出售、租赁，容易导致买方压价，以至有相当一部分被评估的企业，或为追逐买主，或为寻找有实力的经营者，往往向买主让利以急于脱身。由于以上问题，导致国有企业资产评估中的“三低估”现象，即：对企业现有资产（特别是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低估，对企业目前经营效益低估，对企业国有资本收益预期低估。要解决国有资产“低估”式缩水，最重要的是从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及政府职能部门认定向公开公正的产权交易市场竞价招标评估转变。

２． 规范管理层收购，防止“股权赠与”范围无限扩大

在目前我国国企改制中，管理层收购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必要性是指企业家短缺，优秀企业家是稀缺资源，且盘活国企功不可没，以国企管理层收购企业不一定比外资、民资收购差。可能性是指资本短缺，大量国企改制和庞大的国有资本待售，在引进外资和吸纳民间资本之外，通过对其“股权赠与”方式使管理层具备了持大股以收购国企的基本条件。从实际操作来看，管理层收购后的国企变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由国有独资企业变为职工全员持股，企业经营管理者持大股或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另一种是通过一次性买断，由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原主要经营管理者完全控股的民营企业（也大都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无论哪种情形，往往都与通过“股权赠与”的形式给管理层“让利”（包括奖励和优惠）相关。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对管理层持大股或控股的争议，而在于管理层持大股或控股中“股权赠与”所占的比重，即对管理层的“股权赠与”应否把握一个“度”。此外，对管理层，即优秀企业家的激励是否只有“股权赠与”进而收购原经营的国企这样一种途径？

笔者倾向于对国企管理层收购的“股权赠与”应把握一个度。从明晰产权关系讲，这个“度”意味着掌握企业国有资产经营权的管理层所获得的“股权赠与”，大体体现了其按劳分配贡献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贡献，而又不至于以经营权者侵蚀国家（全民）的所有权益。从运作层面看，对其“股权赠与”无非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使其“有能力”收购国企，而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者能够持大股，而不是搞职工平均持股。根据国外股份公司运作和国内股份制改革的经验，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占企业总股本１０％左右即可控股，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甚至还低于这个比例。据此，国企改制中对管理层的“股权赠与”或“让利”以占企业法人股的１５％为限。否则，与普通职工股所占总股本的比例二者差距悬殊，广大职工难以接受。

尤其要强调的是，“股权赠与”超过一个“度”之后，管理层实质上就利用经营权去侵蚀所有权，而无限扩大其享受“赠与”的股份，进而将收购的国企变为管理层乃至原企业一把手控股的民营企业，也就是私营企业（包括私营独资、私营合伙、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控股原国有企业，主要不是凭借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应得的股份，而是凭借经营权侵蚀所有权所获得的“赠与”股份。当然，这种“收购”式的国企改制取向很值得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我国国企改制的主要取向应是使国有资产所有者成为大股东，减少和控制股权赠与，在国企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中，可以选择年薪制、股票期权等也都是企业改制道德风险较低的激励方法，切切不可把“股权赠与”作为奖励管理层的主要方式乃至唯一方式。

３． 公开民企参与国企改制全过程，防止借“改制”之名，以“小蛇”、“病蛇”吞大象

从前述案例及我国民企广泛参与国企改制的实际情况看，实力不强的“小蛇”、“病蛇”之所以能够“吞大象”，大都是由于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暗箱操作所致。如武汉冠生园的改制，民企一次性买冠生园的优质国有资产，就是在“参与国企改制”名义下原厂长和民企的一种私下交易。令人忧虑的是，“蛇吞象”之后，“象”被吃掉了，而暗箱操作的土壤还会哺育出新“蛇”。如武汉冠生园的原厂长凭借“吞象”所获的设备和无形资产，变成一条“蛇”（尽管是怪胎的蛇）后，将有可能去“吞”别的“象”了。由此可见，既要积极引导民企参与国企改制，又要通过政府行为公开化、改制过程公开化这样两个“公开化”，防止以“改制”的名义，搞“小蛇”、“病蛇”吞大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公开规范民企参与改制，至少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对参与国企改制的民企要进行资产评估。如同对建筑企业进行资质评估方可进入建筑市场一样，通过基本的评估，方可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以参与对国企改制的招标竞标。第二，民企必须参与产权交易市场招标竞标。在产权交易市场中，各类企业、资本一律平等，从内资到外资，从管理层收购到民营企业一律平等，均不能搞特殊化，搞私下交易。第三，一旦确定民企参与国企改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就应按照“改制方案”实行全程监控，发现某个程序、环节违规乃至违法，必须立即纠正，对拒不纠正者应采取制裁措施乃至中止方案实施。

４． 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存续性企业和政策性破产企业的改制变形

在当前深化国企改革中，对后续性企业和政策性破产企业的改革是难中之难。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两类企业是我国国企改革一度有意绕开或难啃的“骨头”。从存续企业来看，主要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有企业采用分立的改制方式，将核心业务及相关优良资产剥离、重组、改制上市后剩下的未上市部分。国企改制分立即“分兵突围”的办法，虽然满足了企业顺利上市的一时之需，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得国企的种种矛盾被浓缩于存续企业之中。而实施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批２０００家国企，大多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军工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早该退出市场。二是这两类企业都是职工生活非常困难甚至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企业。不只是政策性破产企业职工生活非常困难，就是存续性企业，由于分立改制将大量非核心业务、低营利能力资产和富余人员“隔离”于存续企业，加之大量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集中于存续企业，存续企业的生产、生活的双重困难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这两类企业改制不可避免或将更多地选择破产和出售作为主要方式。

要稳定地推进这两类企业的产权改革，防止其改制变形，要注意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思想认识上，不能因其“难”，就“一卖了之”或“一破了之”。要“难”中求“改”，在“难”中突破。否则，匆忙“卖”之、“破”之，就会有人乘机以各种形式侵吞或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第二，在改制步骤上，仍然要把国有资产，包括有形的、无形的资产进行正确评估，尽最大努力使其在“卖”中、“破”中不至于造成不必要的低估或流失。第三，在改制重点上，要以人为本，强化职工权益保障。

原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5

注释：

① 参见中央电视台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４日《焦点访谈》栏目的相关报道。② 参见《新京报》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日的相关报道。③ 参见新华社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１日电的相关报道。④ 详见《经济日报》２００４年７月５日的相关报道。

⑤ 陈文科：《论治理改革畸变现象》，《经济日报》１９８９年４月８日